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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范文1
心理学家不仅避免了一场“劫难”，而且意外地获得了一点“补贴”，究其原因，除了心理学家思维敏捷勇敢机智外，更重要的是他了解强盗“劫富济贫”的心理，从而控制了强盗的抢劫行为。
心理学家的成功，在于他的“示弱”。 所谓“示弱”，就是放低姿态，显露自己的弱势，让弱者感受到人格上的平等，并获得充分的人格尊重。应该说，人人都希望成为事业、生活上的强者，但强者往往会成为大众嫉妒、仇视，甚至攻击的重点对象，而弱者则成为人们同情、扶持、支助的对象。
在强盗心里，在夜里独行的心理学家可能就是一个有钱的成功人士，所以必然成为其抢劫的对象，现在心理学家突然示弱――向强盗乞讨，等于在告诉强盗，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心理学家在强盗心中的强者地位一下子变为弱者，这样，以盗抢钱财为目的的抢劫行动就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原拟定对心理学家实施抢劫的行动就变成了一次爱心支助大行动。强盗也会为能帮助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而感到自豪。可见，一个简单的“示弱”就改变一件事的性质，促成了一桩美谈。
在这个故事中，强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强盗遇上心理学家的“示弱”，瞬间由一个灵魂的迷失者，变成一个施救者，由此获得重生。
“示弱”的结果是快乐的。理学家遇上强盗，通过“示弱”轻而易举化险为夷，使其全身而退。对这个结果，心理学家一定很享受。很多年以后，会将这个历险记讲给别人听，说明战胜困难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要学会在战胜困难中获得快乐。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问题是，在困境中迷失毁灭，还是在困境中重生，这是一个人生哲学问题。
示弱其实是内心强大的表现。因为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敢示弱，才能示弱，才能在示弱中获得最大利益化；而内心脆弱的人是害怕示弱的，千方百计掩饰其弱点。最后的结果是：强者变得更强，弱者变得更弱。
理学家范文2
挪威物理学家安德烈・斯索尔博格・瓦尔也偏爱冒险游戏，不过对他来说，这些绑着安全带的游戏实在不够刺激。
瓦尔的游戏更像在和死神打赌。在一间旧工厂里，他用尼龙绳把金属球吊在天花板上。顺着绳子，瓦尔将铁球向后拉了3米远，放在一个和自己一般高的机关上。然后站在距离绳子3米远的另一端，后背紧紧贴着墙。
如果你熟悉牛顿定理，就不会对瓦尔的实验有疑虑：释放于3米之外的铁球，会因地心引力而向前摆动，直到到达与起点一致的高度，再次回摆；由于空气的摩擦和其他损耗，这个高度会比起点低那么一点。
瓦尔完全没给自己退路，他把后背完全贴在墙上，直到这个脑袋大小的铁球轻轻贴上他的鼻尖。
瓦尔多的是将危险变成游戏的本事。最近的一次实验，他站在泳池里，用机关扣动4米外的扳机，朝自己开了一枪。水分子的密度比空气要高上八百多倍，这就让子弹旋转前进的运动变得格外困难，在两米外开始下沉，最终落在他脚下。
这些危险的瞬间，全都在瓦尔参与的一档电视节目里播出。在大难不死的结局中，他总是露出释然的表情，或者像泳池开枪之后的那一幕，向后倒下，表演一段欢快的仰泳。所有尺度全部由这位前物理学家计算过，结果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传说伽利略曾站在比萨斜塔上，将一大一小两个铁球同时扔下去，以证明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这件事的真伪已经难考，但一些物理定理能轻松演化成小故事，倒是不假。几年前，还在大学苦心经营学术的瓦尔尚未意识到这一点，生活的重心仍然是学术的假设与求证，直到妻子将怀孕的消息告诉他。
已经对这个世界习以为常的瓦尔，开始试着用另外一种眼光打量周遭，想着要给孩子一个怎样的世界。论文里晦涩难懂的词语得留给专家，普通人甚至根本无缘见到那些复杂的推论和演算。于是瓦尔想起那些智者留下来的小故事，那是他理解物理的起点，也是他打算展示给孩子的新世界。
在节目中，他绑着一根绳子，没有其他护具，从13米的高空自由落体，最终在离地一米多高的时候，绳尾上摆动的石头将绳结打死，他暂停在半空中；他也曾浑身喷满水，从火圈中间安然无恙地滑过去。“这个节目最初是为孩子们设计的，希望他们能在惊奇之余，看到统治这个世界的基本原理。”
理学家范文3
如果你是一个物理只考5分的学生,你告诉别人说:“我将来要当一名声震寰宇的物理学家!”所有人会摸摸你的额头问:“你没发高烧吧?是不是烧狠了说胡话呢!”
这时候,别听他们的,你埋头做你的事。你知道自己不是在说胡话,因为已经有人将这个“胡话”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就是钱伟长。
钱伟长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等等,是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和应用科学科研成果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钱伟长一般方程”等等。
这样一位在数理方面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科学家,所有人一定以为他是理科出身。其实完全相反。他家境比较贫寒,上大学前的人生岁月中,钱伟长一直以文史拔萃而小有名气。
钱伟长十八岁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时,中文、历史成绩均得满分,中文答卷让文学大师朱自清击节叫好,历史答卷令历史学家陈寅恪拍案赞叹。然而,他的物理仅考了5分,数学、化学相加才20分。
很快日本悍然发动,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日本人有精良的飞机大炮,中国却没有,就算抵抗也没用。国弱则民受欺,钱伟长与千万同胞一样愤怒了!他立即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改学物理――用先进的科技为祖国造出精良的武器,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物理考5分还想学物理,不是开玩笑吗?当时物理系主任是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吴有训,对于钱伟长的请求他当然一口回绝。然而钱伟长一次又一次恳求并陈述改系原因及决心,精诚终于击开金石,吴有训被感动,勉强同意试读一年,一年之后若成绩不合格即退回原系。
这一年里,钱伟长极度刻苦,和衣而眠,闻鸡起舞,很快由后进变为先进,毕业时已成物理系佼佼者,跟随导师吴有训进行物理学研究,为提高国防装备提供科技支持。
当别人称赞他为天才时,他说,我不是天才,关键在于刻苦和努力,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天才也是不存在的,所有人都是“后才”。学习求知是艰苦的,但必须有不辞辛苦、孜孜不倦的顽强精神,才能学到东西。
他认为不能彻底否认人与人的个体智力差异,但那是次要的,有多少“仲永”式的神童最后泯然众人,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超于常人的神童不用再继续刻苦。丧失了刻苦精神,最后必然归于寂灭。反之,天资平庸而靠后天顽强奋发,最后举世闻名,大有人在。
“文章已满行人耳”的白居易也不是生而能作锦绣华章,“二十以来,昼课赋,间又课诗,不遑被息矣。以至口成疮,手肘成胝。”读书读得嘴里生满疮泡,练诗练得手肘长满老茧。难怪日后他的诗如此深入人心:“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琶琶》篇。”直至今日,“白乐天”的诗名也是不废江河万古流。
“有兰有竹有石,有节有香有骨”的郑板桥,诗书画三绝,尤以画竹秀劲绝伦,“似有神助之”。其实只有郑板桥知道,他并没有“神助之”,而是他的“勤勉劬劳”助之:
四十年来画竹枝,
昼间挥写夜间思。
冗繁削尽留清瘦,
画到生时是熟时。
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称号的季羡林,出生贫寒农家,但他精通12国语言,是中国唯一一位可以释读吐火罗语的学者,八九十岁还著书立说,拥有“东方学家”、“印度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作家”等等称号……
你一定会感叹说,真是个天才啊!是啊,这么多称号里,一个人终其一生能够拥有一个,就已经算功德圆满了,可是他却拥有那么多。
可是当人们都称其为天才时,他却不以为然,他在晚年时淡淡地说:“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我有一点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年轻时的勤奋与不倦自不必说,否则也不可能有后来的博学与成就。即使到了皓首之年,仍然“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时期,季羡林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受辱,自杀未遂。后来,他被“发配”在女生宿舍楼看大门,谁会想到,就在那样的特殊时期,他完成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翻译工作都是他在“地下”进行的,因为怕被发现,偷偷把史诗原文抄在小纸条上,趁没人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逐句翻译,就这样,结束,一本《罗摩衍那》基本译完。
八十多岁了,他仍是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并风趣地说,别人都是闻鸡起舞,我是鸡闻我起舞。学术上,他没有一点停步,完成了重要的著作:《糖史》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九十多岁了,该一杯清茶相伴悠游度日了吧!不,他仍旧焚膏继晷,整理并出版了《病榻杂记》。
除了孜孜不悔地埋头治学,他把许多东西看得很淡。他喜欢并鼓励好学的年轻人,曾寄钱给一位好学的年轻人,并说,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我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他用朱熹的诗勉励年轻人: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Anythingispossible!一切皆有可能!
Nothingisimpossible !没有不可能!
理学家范文4
距今大约350年前，英国博物学家胡克利用显微镜惊奇地观察到了植物的细胞壁，这是科学家首次提出“细胞”的概念。此后，这一领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并由此揭开了许多细胞奥秘的面纱，对细胞“物流系统”的解析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例。
作为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单个细胞的个头很小，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但其结构复杂，包罗万象，是一个微型的大千世界。细胞内部不但有细胞核、细胞质、内质网、高尔基体等功能不同的细胞器，更重要的是，细胞是动态的，它在不断的运动之中。细胞中制造的大量蛋白质、激素、神经递质等“货物”需要在各种细胞器之间运转，有的甚至要运送到细胞外去。例如，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产生后，就需要运送到细胞外，释放到血液中发挥降低血糖的作用。细胞内部就是如此的复杂而精确，只有当合适的蛋白质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人体细胞的正常功能才能得以实现，人的身体也才能健康。
细胞如何组织它的“物流运输系统”，是个复杂的生物学基本问题。所谓囊泡运输就是指由于大分子物质及颗粒性物质不能直接穿过细胞膜，于是囊泡以出芽的方式，从一种细胞器中产生、断离后又与另一种细胞器膜融合的过程。这样一来，囊泡好比装载货物的“集装箱”。所以囊泡运输也被称为细胞的“物流系统”。多年来科学家也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其中的奥秘，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即授予“发现细胞内的主要运输系统——囊泡运输的调节机制”的三位科学家：来自耶鲁大学的詹姆斯·罗斯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兰迪·谢克曼，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托马斯·苏德霍夫。
这三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即是对囊泡运输如何在正确的时间抵达正确位置的机制的解答。简单来说，他们的主要贡献分别是：谢克曼发现了囊泡运输所需要的一系列基因；罗斯曼阐明了在囊泡与靶膜融合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蛋白质复合物；苏德霍夫则揭示了大脑中的信号如何从一个神经细胞传递到另一个细胞，并且钙信号是如何引导囊泡精确释放被运输物的。本文就分别介绍一下三位获奖者的科研经历及其主要成就。
谢克曼——“物流系统”的提出者
谢克曼1948年出生于美国，现年66岁，是三位获奖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是毕业于名校的高才生。1974年谢克曼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导师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科恩伯格（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1976年，谢克曼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为该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主任。他同时也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谢克曼于199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2006—2011年，谢克曼担任著名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主编。
谢克曼从小就表现出对科学的极大热情。高中时，他就不断地准备科学项目，参加学校以及加州的各种科学竞赛。谢克曼着迷于在水里生活的各种微生物，因此当他得到了一个玩具显微镜时，便在自己的房间里，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追逐水里的各种能游泳的原始动物。他的父亲指出这只不过是一个“玩具”显微镜，谢克曼对他第一台科学仪器的热情受到了打击，父亲的“诋毁”令他沮丧，因此当时他下定决心要买一个专业的显微镜。他通过割草和做家务来挣钱、存钱，但由于他父母总是不断地从他这里“借钱”，导致他一直存不够买显微镜的钱。有一天，他实在是受够了，便骑着直行车来到警察局，告诉警察说，因为他的父母老是阻止他得到一台好的显微镜，他从家里跑出来了。从警察局将离家出走的儿子接回来之后，谢克曼的父亲一脸严肃。但是就在那个下午，谢克曼得到了一台博士伦显微镜，这使得他能以更专业的方式研究那些会游泳的微生物。
谢克曼对会游泳的微生物的“偏爱”也体现在他的科研工作中。在确立了研究细胞膜转运系统的研究方向后，考虑到哺乳动物的细胞过于复杂，谢克曼于是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选择酵母作为实验材料。当时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酵母太低等，与动物细胞差别太大，不适合用来研究分泌机制，他的研究资助申请最初也因此被驳回。然而，由于他不懈的坚持，终于在这一领域获得了重大发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谢克曼是一位善于独辟蹊径，并最终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学者典范。
通过对这些突变体的遗传学和形态学上的研究，谢克曼发现是囊泡介导了内质网和高尔基体之间的交通运输。囊泡运输系统也就是细胞的“物流系统”。谢克曼研究组以酵母为实验材料，首先筛选了影响蛋白质分泌的酵母突变体。如果分泌蛋白的基因发生突变，酵母细胞内的分子运输就会发生障碍，而且不同类型的基因缺陷会导致蛋白运输被阻碍在分泌途径的不同阶段上。谢克曼对酵母突变体进行大规模筛选，最终获得一系列参与蛋白质分泌的基因，根据它们交通阻断出现的位置是在内质网、高尔基体还是细胞表面，可将其分为三大类。
利用无细胞体系，谢克曼纯化出来的第一个蛋白质是sec23基因的产物，该基因是内质网和高尔基体间物质运输所必需的。这个蛋白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囊泡从内质网中出芽还需其他六种蛋白质（Sec23， Sec24， Sec12， Sec13， Sec31和Sar1）。谢克曼将这几个蛋白质的复合物命名为COPII复合体。囊泡的外表面由蛋白包被，根据包被蛋白的不同，囊泡可以分为网格蛋白包被囊泡、COPI包被小泡以及COPII包被小泡等类型。其中，COPII包被小泡介导了物质由内质网向高尔基体的顺向运输，COPI包被小泡介导物质由高尔基体向内质网的反向运输。
发现COPII复合物之后，谢克曼又用了十几年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研究表明，COPII不仅能帮助囊泡从内质网上出芽，而且能够招集正确的蛋白质货物。谢克曼系统地揭示了在囊泡运输所参与的分泌途径和囊泡与靶膜融合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此基础上，谢克曼提出了运输系统的概念，从而开创了囊泡运输分子机制研究的新领域。在谢克曼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家陆续发现了运输“集装箱”的各种“交通工具”。
罗斯曼——囊泡识别目的地机制的揭秘者
罗斯曼1950年出生于美国，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76年从哈佛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78年他进入斯坦福大学，开始了对细胞“物流系统”的研究探索。2008年，罗斯曼加入耶鲁大学，目前为该校细胞生物学系系主任。
罗斯曼探索了囊泡运输和靶膜融合的机制，并且通过生化研究提出了重要的SNARE模型，解释了囊泡融合是如何实现专一性识别，即“物流”运输过程中，“交通工具”是如果准确抵达并识别“目的地”的。
罗斯曼用生物化学的方法鉴定出了N-乙酰马来酰胺敏感因子（NSF）和可溶性NSF附着蛋白（SNAP），这两种蛋白相当于哺乳动物囊泡运输所用的“交通工具”。
有了“集装箱”，也有了“交通工具”，剩下的问题，就是将货物准确地送到目的地了。细胞物流的精髓便在于精确地转运和投放货物。要实现这一点，膜融合的过程就不能出现半点差错。囊泡与靶位点膜结构的融合过程包括两个事件：首先，囊泡必须特异性地识别目标膜；其次，囊泡必须与目标膜发生融合，从而释放内容物。
罗斯曼从牛脑组织中分离了SNAP的受体蛋白，即SNARE。SNARE是一种主要由α-螺旋形成的单跨膜蛋白，这种蛋白在囊泡和靶膜上均存在，囊泡和靶膜上的SNARE分别被称为v-SNARE和t-SNARE。罗斯曼发现，非常有趣的是，两种不同种类的SNARE存在着非常明确的数量关系。在此基础上，罗斯曼提出了囊泡融合的SNARE假说：囊泡和靶膜上的SNARE通过顺次发生的突触对接、激活和融合步骤，实现囊泡和靶膜的融合。该假说最本质的内容在于v-SNARE和t-SNARE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当v-SNARE和t-SNARE两者特异性识别，才可形成拉链状的SNARE复合物，从而促进靠近的囊泡和靶膜实现融合。
罗斯曼的成就在于发现了细胞囊泡是如何在正确的地点进行释放的，正如现实生活中的物流，货物到了一个正确的目的地需要卸货一样。罗斯曼在获奖后表示，这个成就并非一夜的时间就可以获得，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花费了数十年的心血。
现年60多岁的罗斯曼身材高大，是一位具有亲和力的“大块头”。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就曾介绍了这么一件趣事，他说：“2009年，我们曾邀请他来中国参加研讨会，因为他的‘大块头’，专门在预算之外为他买了一张头等舱的机票。”
谢克曼与罗斯曼：花开两朵，殊途同归
早在2002年，谢克曼和罗斯曼就因为在囊泡运输机制方面的研究而共同获拉斯克医学奖，该奖项为美国最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项，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如今两人又共同获得诺贝尔奖，实在是颇有渊源。
细看两人的研究经历，可以发现有些差异是如此的鲜明。两人所用实验材料和研究方法不尽相同。谢克曼研究单细胞的酵母，罗斯曼用的实验材料是动物细胞；谢克曼通过筛选突变基因，即用遗传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问题；罗斯曼则是通过体外分离蛋白质组分，即用经典生物化学的实验方法研究问题。
谢克曼与罗斯曼的相同之处在于：首先，两人都与斯坦福大学结缘，谢克曼1974年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几年后，罗斯曼加入了这所学校并确立了细胞囊泡的研究方向。其次，两人都受大名鼎鼎的生化学家科恩伯格影响深远。科恩伯格是谢克曼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的恩师，几年之后他又成了罗斯曼工作时的系主任，并且给了罗斯曼重要的指导。再者，两人均揭示了囊泡运输机制的秘密，并同时获得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不得不让人感慨两人在事业上的异曲同工，在人生上的殊途同归。
苏德霍夫——囊泡融合时机奥秘的发现者
苏德霍夫是一位德裔美籍科学家，1955年出生于德国，曾就学于世界著名学府哥廷根大学。1982年他从该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获得该校神经化学博士学位。1983年，苏德霍夫加入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在布朗和戈尔茨坦的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研究，针对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在胆固醇代谢里的作用进行了研究。1985年，他的两位导师由于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机理，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86年，苏德霍夫在结束了博士后研究后，曾一度犹豫是继续做研究还是从事临床工作做医生。两位导师建议他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他听从了导师的建议并在西南医学中心有了自己的实验室。苏德霍夫于1991年成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人员，2008年成为斯坦福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理学教授。2013年，苏德霍夫因在神经递质快速释放调控机制方面的发现而获拉斯克奖，因此也成为诺奖的热门候选人。果然，作为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再次言中，苏德霍夫获2013年诺贝尔奖。
苏德霍夫一直致力于对神经突触的研究。囊泡运输是所有细胞都具有的物质运输方式，但是神经细胞在囊泡运输研究中最具代表性，这主要是因为神经细胞内存在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囊泡——突触囊泡，它参与了神经递质的释放。钙离子能调控突触囊泡与细胞膜的快速的瞬时融合，其机制令苏德霍夫着迷。经过近30年的研究，苏德霍夫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使人们理解了信息如何在突触之间快速启动和精确控制。
苏德霍夫发现了在钙介导的囊泡融合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两个蛋白——complexin和钙结合蛋白，并解释了神经元中钙是如何调控神经递质释放的。钙结合蛋白，是一类进化上比较保守的单跨膜囊泡蛋白，拥有两个钙离子结合域，是钙离子感受器，细胞内游离钙离子可以与钙结合蛋白结合。在Complexin和钙结合蛋白的共同作用下，SNARE复合物得以形成，而且囊泡融合可以按照要求或快或慢地发生，神经递质得以释放。
在苏德霍夫获诺贝尔奖之后，其华裔科学家的妻子陈路同样受到了关注。陈路于1989年从无锡市辅仁中学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2003年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现已是神经外科和行为科学的副教授。陈路同样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2005年，她荣获“麦克阿瑟天才奖”，这也是极为难得的奖项。她和苏德霍夫育有两个孩子。
也许正是因为妻子是华裔，苏德霍夫曾多次来中国，对中国很有感情。苏德霍夫是2010年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习教授获得者，曾于2011年参加中国科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第七届国际精英论坛等。他也为中国的囊泡转运机制研究培养了很多人才，北京大学的张晨、同济大学的徐俊、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曹鹏等都曾是他的博士后。
“为了跳出框框思考，你必须首先有一个框框。”苏德霍夫如是说。他谈到科学训练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必须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利用知识。苏德霍夫是一位勤勉的人，像一个工作狂，工作到三更半夜是家常便饭。他也秉承德国人一贯的严谨认真，是一位勤恳执着探索的真正的科学家。
“物流系统”与人类健康
细胞生命活动依赖于细胞内的“物流运输系统”。没有囊泡运输的精确组织，细胞将陷入混乱状态。囊泡运输障碍可导致发育缺陷、免疫缺陷、阿尔兹海默病、自闭症、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多种疾病的发生。例如，在对阿尔兹海默病发病机理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与细胞囊泡运输系统相关。这些患者的神经细胞内的囊泡运输系统崩解，造成神经细胞间的通信障碍，并最终导致神经细胞的死亡，显现为患者的神经系统退行。
谢克曼、罗斯曼和苏德霍夫三位科学家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细胞内部复杂而又被精确调控的“物流运输系统”。这为我们了解细胞生物学的奥秘打开了又一扇窗户。他们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物流运输系统”的奥秘，为准确清楚地认识相关疾病的发病机理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助于寻找相对应的药物，从而使人类能更好地战胜相关疾病。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其他许多科学家进一步探索，使得我们对这一“物流系统”的了解更为深入。例如，最新研究表明，载有“货物”的囊泡也是有轨道的，囊泡在微管或微丝细胞骨架轨道上移动，可以高效精确地将各种货物定向运输。当然，三位诺奖获得者的研究工作也依然在继续，在细胞“物流系统”方面，尚有很多奥秘等待着他们去探索和揭示。
钙对囊泡融合时机的调控
理学家范文5
为什么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总是觉得不满足呢?美国埃默里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专家格里高利·伯恩斯这样回答:永不满足的人其实就是追求得还不够努力。
在他的新作《人生的真谛即是满足》一书中,他考察了人的大脑结构和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他研究了字谜爱好者、马拉松长跑运动员和有被虐倾向的人,发现人们的满足感是人脑深层结构起的作用。人类对于某种行为的痴迷,以前认为是人们主动追求快乐造成的可现在看来并不全面,其深层原因应该是为了追求满足感。因为快乐和享受是被动的情感,很容易得到,而满足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情感,是主动适应世界后产生的感觉,如果追求得不够努力,要得到快乐容易,要得到满足感,则未必行得通。
研究发现,要想有满足感需要具备两个心理要素:创意和挑战。有创意和外界的挑战,人的大脑会分泌两种物质:多巴胺和皮质醇。这两种物质使大脑的纹状体产生变化,产生满足感。心理学家布瑞克曼发现,那些彩票赢家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比缺钱的人快乐。因此,要是把满足感建立在已有的成就上,满足也就慢慢消失了。
为了保持这种满足感,我们必须不断地体验新的创意和更为刺激的挑战。其实,最有创意和挑战的事物,就是你的爱人。心理研究已经证明,健康快乐的夫妻关系可以使人保持兴奋,产生满足感。专家建议,夫妻双方首先要真正去付出、去感受,而后才是彼此分享和满足。
理学家范文6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教师：人的自控能力大小跟人生成功与否有密切的关系。心理学家经过长期研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智商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有的人之所以成功，有的人之所以未能成功，与各自的情商有密切关系；一个人的成功不仅要靠智商，更要靠情商。情商的要素之一就是人的自控能力。从某种意义E讲，情商表现的是人们通过控制自己情绪来提高生活品质的能力，即如何激活自己的潜能，如何克制自己的情绪冲动，如何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如何使自己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等等。愿我们每个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能加强自己，而且能加强学生的情商培养，从而使每个人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提高自控能力，不断攀登^生高峰。
“跳蚤实验”。心理学家将一只跳蚤放进没有盖子的杯子内，结果跳蚤轻而易举地跳出了杯子。紧接着，心理学家用一块玻璃盖住杯子，于是，跳蚤每次往上跳时，都因撞到这块玻璃而跳不出去。过了一些时候，心理学家把这块玻璃拿掉，结果跳蚤再也不愿意跳了，自然也就没有跳出杯子。
这个“跳蚤实验”对我们教师有很大的启示。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学生也和跳蚤一样有类似之处：当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而没有达到预定学习目标时，便灰心丧气，认为自己不是学习的材料，永远达不到预定学习目标，于是忽视自身潜能的激发和外界条件的改变，并放弃实现预定学习目标的努力。久而久之，将自己套在失败的经验中爬不出来，以致最终一事无成，白白耗费一生。记得有句哲语说得很精彩：“有些人一遇到挫折就轻易地放弃，结果往往是在距离金子三英寸的地方停了下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教师要通过各种方式使学生懂得这个道理：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是能不屈不挠地去实现预定目标，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永不放弃。
“青蛙实验”。心理学家把一只青蛙投入热水锅里，青蛙受到强烈的热刺激后，猛地跳出来。然后又将这只青蛙放在慢慢加温的冷水锅里，开始青蛙显得若无其事，甚至自得其乐。紧接着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尽管心理学家并没有在慢慢加温的冷水锅上面加上盖子一类的东西阻止青蛙跳出，可是这只青蛙却不肯跳出，最后被活活煮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青蛙体内感应生存危机的器官只能感应环境中强烈的变化，而无法感应环境中缓慢渐进的变化。因此，青蛙对缓慢渐进的危机降临无动于衷，最终成了心理学家实验的牺牲品。
舒坦使人松懈，安逸令人忘忧。“青蛙实验”告诉我们：对一个人而言，最可怕的是缓慢渐进的危机降临，而不是突然的危机降临。因为突然的危机降临可以使人动员自身的全部潜能，并迅速地做出各种应变反应以摆脱危机；缓慢渐进的危机降临往往使人无法感觉到，甚至到了死的门槛也毫无反应，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青蛙实验”对学校教育的启示是：在充满改革和竞争的年代里，每所学校和每个教师都要有危机意识，要自觉克服自足和懒惰的天性，通过不断地奋发进取使学校和教师个人都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毛毛虫实验”。法国心理学专家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毛毛虫实验”：把许多毛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围成一圈，并在花盆周围不远处撒了一些毛毛虫比较爱吃的食物。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的边缘一圈一圈地走。一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这些毛毛虫还是夜以继日地绕着花盆的边缘在转圈，一连走了七天七夜，它们最终因为饥饿和精疲力竭而相继死去。法国心理学家在做这个实验前曾经设想：毛毛虫会很快厌倦这种毫无意义的绕圈而转向它们比较爱吃的食物，遗憾的是毛毛虫并没有这样做。导致这种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毛毛虫的盲从，在于毛毛虫总习惯于固守原有的本能、习惯、先例和经验。毛毛虫付出了生命，但没有任何成果。其实，如果有一个毛毛虫能够破除尾随的习惯而转向去觅食，就完全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毛毛虫实验”对学校教育的启示是：时代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学生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我们的教育教学等各方面工作不能禁锢于以往的僵化模式，而要不断地创新和与时俱进，从而能够适应时代变化和发展的要求以及学生的需求。惟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教学等各方面工作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毛毛虫那种毫无意义地绕圈所导致的悲剧还说明：在实际工作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神话并不存在，我们不能只关注做了多少工作，而且还要关注做出了多少的成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效益问题”。当我们的教育教学等各方面工作遭遇挫折或陷入停顿时，切莫像毛毛虫那样做毫无意义地的努力，而应该转变思路和善于另辟蹊径，以便更有技巧、更有效率地工作，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猕猴实验”。有关心理学专家做过这样的实验：他们教5只猕猴做动作，其中3只猕猴很快学会了，另两只猕猴却没有学会。是不是这两只猕猴比较笨呢?为了检验这个判断，这些心理学专家换了一种方法来教这两只猕猴做动作，换方法的结果了上述判断，也就是说这两只猕猴也很快学会了做动作。此后，这些心理学专家反复多次对许多猕猴做这个实验，得出的结论是：猕猴的聪明程度没有太大的差别，要教会猕猴做动作，关键是要找到适合猕猴特点的方法。只要有合适的方法，多数猕猴都能够很快学会做动作。
“猕猴实验”对学校教育的启示是：每个学生的聪明程度也是相差不大的，之所以有的学生学习成绩好一些，有的学生学习成绩差一些，一方面是“智能多元化”的缘故，即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强势智能和弱势智能。例如有的学生学习成绩好些，但交际能力可能就差些；有的学生学习成绩差些，但交际能力可能就强些；另一方面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适合一些学生而不适合另一些学生，结果导致对某些知识或技能一些学生能很快学会，而另一些学生则没能很快学会。因此，我们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有这种意识：学生之间基本E是没有聪明和愚笨之分的，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强势智能和弱势智
能，只要教师找到适合学生的教育教学方法，努力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就完全能够使每个学生获得理想的成绩，并促使他们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
“猩猩实验”。有关心理学和动物学专家曾经做过―个有趣的对比实验：在两间墙壁镶嵌着许多镜子的房间里，分别放进两只猩猩。一只猩猩性情温顺，它刚进到房间里，就高兴地看到镜子里面有许多“同伴”对自己的到来都报以友善的态度，于是它就很快就和这个新的“群体”打成一片，时而奔跑嬉戏，时而耳鬟厮磨，彼此和睦相处，关系十分融洽。直到三天后，当它被实验人员牵出房间时还恋恋不舍；另一只猩猩则性格暴烈，它从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就被镜子里面的“同类”那凶恶的态度激怒了，于是它就与这个新的“群体”进行无休止地追逐和厮斗。三天后，它是被实验人员拖出房间的，因为这只性格暴烈的猩猩早已因气急败坏、心力交瘁而死亡。
“猩猩实验”对学校教育的启示是：面对正在成长中的学生，教师不要因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而面带责备之表情。恰恰相反的是，教师要真诚地热爱和关心学生，尤其是要对学生时时报以友善姿态，因为教师对学生的友善姿态，学生会以成倍的友善姿态回应教师。正是师生双方友善姿态的良性互动，传递着彼此理解、鼓励和欣赏的信息，进而融洽了师生关系和促使了教育教学目标更快更好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