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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证明样本范文1
关键词：薪酬管制；冗员负担；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渐完善，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状况逐渐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其中某些代表性的事件甚至引发了对上市公司体制性问题的大讨论，在职消费问题本身也成为公司治理领域新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理论起源上看，在职消费源自美国，并逐渐发展成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效率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Rajan和Wulf，2006）[1-2]。虽然角度各异，但在职消费的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并不存在主次之分，二者也始终无法否定对方的合理性。究其原因，一方面，在职消费本身确有“”和“效率”两种相互对立的天然属性；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二者之间的分歧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二者在逻辑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仍亟待证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职消费问题研究已处于瓶颈阶段。与西方研究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截然不同，在职消费问题在中国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理论”得到发扬光大，无论是在理论或经验分析中都得到充分支持（陈冬华等，2005；周仁俊等，2010；Luo等，2011；Cai等，2011；逯东等，2012；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3-8]，而“效率理论”则更多止步于理论探讨阶段。与中国“一边倒”研究现状相对应的，更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对在职消费“嗤之以鼻”的态度，在职消费多数情况下被冠以脸谱化的丑恶形象，政策层也多次发文规范政府、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三公支出”等在职消费的额度。
万华林（2007）认为，在职消费的双重属性意味着我们必须详尽考察在职消费在哪些情况下有利于公司价值的增长，在哪些条件下又可能被经理人用来满足私利[9]。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上对在职消费“两大阵营”的矛盾进行更多分析和解释，探索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将在职消费研究与中国转轨经济下的制度背景相结合。转型期背景下，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特征便是“大政府、小市场”，研究现状的“一边倒”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很可能受到了某些制度性因素的影响。针对上述研究现状，本文首先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为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的方式在理论上解释“两大阵营”矛盾的原因，并实证证明二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同时，基于中国转型期的经济政治现实，从薪酬管制、冗员负担的视角分别考察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作用机理的制度性原因。明确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观的制度根源十分重要，因为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如何消除在职消费负面效应的政策建议上是截然不同的。最后，从内外部治理机制中探索相应治理超额在职消费的方向。
本文的贡献在于：1、尽管国内外研究在职消费的文献颇丰，但却鲜见对在职消费“两观”矛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文献。而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为正常和超额两部分，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了在职消费两种观点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为后续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改变当前对在职消费普遍的负面印象，如前所述，这种印象很可能是片面的；2、本文是对已有少量超额在职消费研究的拓展和补充。已有文献虽然表明超额在职消费具有消极的经济后果（张月明和吴春雷，2014）[10]，但却忽略了对产生超额在职消费原因的探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而本文的研究既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为突破国内现有在职消费研究大多照搬西方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探究，也使本文具有较强的现实参考价值；3、国内现有在职消费文献普遍基于国有企业，很少将非国有企业纳入研究范围。事实上，在中国“大政府、小市场”的整体环境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非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行为与后果同样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因此，本文还丰富了有关产权性质与在职消费关系的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假说提出
（一）理论背景
在职消费的理论基本遵循Jensen和Meckling（1976）的思想，认为管理层在职消费是委托人和人之间成本的具体表现（也称“第一类问题”）[1]，并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Hart，2001；Yermack，2006；Grinstein等，2009；Liu和Yermack，2012）[11-14]。而在国内学术界中，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基于理论将在职消费定义为“经理个人以其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管理性资源的过度性耗费”[8]。与之相对，在职消费的效率理论既肯定了在职消费激励高管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认为在职消费能最终提升企业业绩（Rajan和Wulf，2006；Marino和Zabojnik，2008）[2，15]。重要的证据在于，在职消费既然在全世界范围都如此普遍地存在，这反过来便证明了其在高管激励契约包（Incentive Package）中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观点相左，但在职消费的两大阵营都有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和一定的经验支持，并不存在主次之分，而如何协调“两大阵营”的分歧、证明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已经成为在职消费研究的瓶颈所在。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定的协调思路。周仁俊等（2010）认为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寻求一个合理的程度，以及探索影响这种合理程度偏离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4]。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权小峰等（2010）、程浩（2013）及张月明和吴春雷（2014） [16-17，10]。但遗憾的是，上述文献要么止步于理论探讨，要么过度关注在职消费的高低程度而忽略了导致偏离产生的制度性原因，难以提供关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和结果的全貌。万华林（2007）指出，在职消费的双重理论属性意味着研究在职消费必须详尽考察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9]，暗示目前国内在职消费研究的“一边倒”现象很可能是内生于转轨背景的经济政治现实。基于此，现有文献分别从薪酬管制、冗员负担角度提供了一定的间接证据（陈冬华等，2005；刘银国等，2009；陈信元等，2009；张敏等，2013）[3，18-20]。
如上所述，在职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度”以及影响这个“度”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理。上述文献虽然关注到中国的制度背景，但却并未结合在职消费双重属性特征，仅笼统地研究相关制度对在职消费整体的影响。因此，针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政治的事实，本文将选取薪酬薪酬和冗员负担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手段，分别考察对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产生的影响，探索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背后的制度性原因。
（二）制度背景与假说提出
1.薪酬管制与高管在职消费。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微观行为内生于宏观制度环境，因此，在职消费问题自然无法回避中国特殊的薪酬制度现象―薪酬管制。陈冬华等（2005）指出，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的政策性负担，企业目标由价值最大化转而变成目标多元化，而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由于处在信息的劣势方，很难低成本地观察到国有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制定整齐划一的薪酬管理体系几乎是政府的唯一解[3]。与国有企业多元化目标相对应的便是国有企业高管多元化的激励体系，而在这个不以货币薪酬为主的激励体系中，既包括政治晋升等行政激励方式，又包括在职消费等经济激励方式，因此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内生于其面对的薪酬管制。在道德或舆论上消极的在职消费，在经济学上可能只是高管在货币薪酬补偿不足情况下的一种自然反抗。当国有企业高管多元化的激励体系能够达到激励相容时，薪酬管制应当只会引起高管正常在职消费的产生，而一旦激励无法相容，则后果很可能是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Moral Hazard），即高管在职消费的额度和范围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反抗”，更成为满足其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进而产生超额在职消费。
以上关于薪酬管制对在职消费影响的背景和理论分析是基于国有企业的，那么非国有企业是否同样适用？事实上，中国转轨经济的最大特征便是“大政府、小市场”，在这一制度背景下，所有市场主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相关限薪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据“锚定原理” ，非国有企业薪酬委员会在制定高管薪酬时很大程度上会参考同地区、同行业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水平，即国有企业管理层扮演了类似标杆的作用，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政策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非国有企业同样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而在面对薪酬管制时，非国有企业高管甚至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高管激励包中除了在职消费以外并不存在仕途晋升等政治激励因素。
既然薪酬管制是对自由市场薪酬契约的人为干预和限制，其导致的多元激励体系在效率上自然无法与市场化的薪酬体系相媲美。一方面，在职消费作为弥补合理人力资本的一种自我激励方式，能够鼓励高管为企业（股东）尽职尽责、提升企业绩效。但另一方面，由于在职消费其难于监管的特性，使其很可能遭到高管的滥用，实际发生数额很可能远远超过合理的补偿范围，企业业绩进而受到损害。
2.冗员负担与高管在职消费。如前所述，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的政策性负担。而当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时便会要求辖区内企业承担更多的雇员，国有企业自然是首当其冲（林毅夫和李志S，2004；刘慧龙等，2010）[21-22]。同时，在中国当前的转型期背景下，政府的角色相对强势，并且掌握着关键资源的分配权，某些情况下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市场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当面对政府的冗员要求时，民营企业与其拒绝，更为现实的选择是以承担冗员为条件，从而获得一定的政策性保护。刘春和孙亮（2013）的研究便表明，在国有企业完成民营化后，其政策性负担却显著增加，且所在地区就业压力越大，增加的便越明显[23]。
尽管现有研究关于冗员负担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冗员负担必将导致企业资源的浪费以及边际效率的降低，最终损害企业绩效的观点基本成为共识（刘春和孙亮，2013；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23-25]。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基本建立了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年薪制度背景下，承担冗员负担就意味着高管需要接受由此导致的个人货币薪酬水平的降低，作为“经济人”，高管自然会在薪酬激励体系中找到其他的弥补方式。张敏等（2013）便发现，国有企业承担的冗员越多，高管的在职消费规模越大[20]。正如在薪酬管制下分析的情况类似，一方面，为了让高管配合企业承担冗员负担，企业会满足高管合理在职消费的需求，此时，正常在职消费替代了货币薪酬对高管进行激励，可以预见这部分在职消费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无法完全分辨业绩的下降是由于冗员负担引起的还是高管经营不善所导致的，处于信息优势方的高管很有可能会夸大冗员负担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并要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即超额在职消费）作为补偿，进而导致成本的上升，最终损害公司绩效。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
1a：薪酬管制不仅会提高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同时还会引起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1b：冗员负担不仅会提高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同时还会引起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2a：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b：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3.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机制。如上所述，在职消费由一种合理、必要的高管激励手段转变成公司成本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从公司内部角度来说，当委员会各司其职，尤其是监事会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时，此时高管进行超额在职消费更有可能被股东所察觉、所制止。其次，从市场化进程角度来说。一方面，政府干预与市场化进程本来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的有形之手，无论是薪酬管制或冗员负担，的作用都会越来越弱，这便从根源上压缩了超额在职消费的空间。此外，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由于信息的透明度更高、社会舆论更加发达，无形中也增加了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成本，重者甚至会对其职业生涯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可以预期随着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提高，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规模和负面影响都会有所减弱。最后，基于中国转型期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产权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不同政治联系强度下，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动机和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高管实施了更多的在职消费，不仅降低了经理人激励契约的效率，更对公司价值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陈冬华等，2005；刘银国等，2009）[3，18]。但是，现有研究多从国有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出发，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高管个人这一微观行为主体的作用，尤其随着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以及公众对国有企业高管的关注，其在职消费行为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状况。与之相对，卢锐等（2008）便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实际上高于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但企业绩效并不更好[26]。马连福等（2013）也认为由于政治晋升仍是激发国有企业经理人努力、敬业的主要机制，使得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行为更偏向表现为代表政府利益的“管家”而非掠夺者[27]。由于中国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多半是组织派遣的“半官员”，其个人追求目标具有很强的仕途发展倾向，一旦组织发现或媒体曝光其奢靡在职消费行为，后果轻则警告、降职，重则甚至难逃牢狱之灾，正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国有企业领导反而更有可能约束和规范其在职消费行为。而对于非国有上市企业高管而言，一方面不存在约束其行为的政治激励机制，另一方面，随着经理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很多高管更加注重眼前利益，在固定年薪制和股权激励尚不普遍的情况下，在职消费很可能成为其牟取超额私人收益的手段 。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进一步分析的假设：
3a：公司内部治理质量的越高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则不具有此效应。
3b：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则不具有此效应。
3c：当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且高管具有政治关系时（即强政治联系），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两个条件均不满足），则不具有此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至2013年沪市交易所上市的A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并按以下标准对初选样本进行筛选：（1）为消除不同监管环境的影响，剔除A+H股13支，A+B股21支；（2）为消除个别极端财务数据的影响，剔除ST、ST*和PT股票共99支；（3）为控制新上市公司业绩“大变脸”造成的影响，剔除上市时间不足1年的32支股票。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308家上市公司6年的样本。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由作者手工整理所得。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说明
1.研究模型。本文使用模型（1）和模型（2）分别检验上述3个假设。考虑到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问题不仅包括短期横截面关系，还存在一定时变效应，而现有研究多采用的横截面和混合横截面数据只能反映同期和短期的变化效应。因此，本文采用了微观面板数据（Micro Panels）。通过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豪斯曼（Hausman）随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均不能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理论上可以认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量没有实质差异，但考虑到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特性（某些样本公司在样本年限内均未产生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连续为0），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同时，考虑到模型随机误差项可能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使用截面加权SUR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2.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在模型（1）和模型（2）中，Normalperks和Overperks分别表示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首先，对于上市公司实际在职消费（Perks）的度量，国内现有研究多将年报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出”中披露的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八类明细项目数据加总而得（陈冬华等，2005）[3]，但逯东等（2013）和张敏等（2013）[7，20]却发现，现有上市公司中极少有完整披露以上八个项目的，甚至呈越来越少的趋势。针对此现象，黄再胜（2013）[29]认为当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越高时，就越倾向刻意隐瞒与在职消费有关的信息披露。据笔者统计，样本公司中完整披露八个项目的不足总体四成，若仍沿用上述方法将导致样本数量的大幅下降，同时也会造成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伍德里奇，2010）[30]。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鉴了李善民等（2009）、肖星和陈婵（2013）的做法[31-32]，以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出”作为高管实际在职消费（Perks）的变量。
其次，对于超额在职消费的度量，本文采用高管实际在职消费与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预期正常在职消费之间的差额表示（权小峰等，2010）[16]。而预期正常在职消费则通过模型（3）估算得到。同时，参考马连福等（2013）[27]的做法，当得到的超额在职消费小于0时（即该公司该年未发生超额在职消费），令Overperks等于0，否则为该差额本身。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将使用未做此处理的Overperks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
3.薪酬管制。在模型（1）中，Gap表示上市公司高管面临的薪酬管制。已有研究发现，薪酬管制通常的做法就是规定高管年薪与员工年薪间不得超过若干倍，即管制的直接结果便是使得高管平均薪酬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缩小。因此，借鉴陈信元等（2009）[19]的做法，使用薪酬最高前三位高管平均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的比值表示样本公司的薪酬管制状况。其中，员工人均薪酬是“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量”与员工总数之比。
4.冗员负担。在模型（1）中El表示上市公司所负担的超额冗员。对于冗员负担的度量，本文参考张敏等（2013）[20]的做法，采用公司实际雇员规模与经济因素决定的预期正常雇员规模之间的差额表示。而预期正常雇员则通过模型（4）估算得到。
5.企业绩效。在模型（2）中，ROA和ROE均表示企业绩效。国内现有研究对于企业绩效的度量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1、以Tobin’Q和EPS为代表的市场化指标；2、以ROA和ROE为代表的会计化指标。对于市场化指标，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股市某些特殊的特征，使得采用市场化指标的条件不完全具备（周仁俊等，2010）[4]。因此，本文选用应用更广泛的ROA和ROE作为企业绩效的变量。同时，考虑到企业绩效和在职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借鉴谢德仁等（2012）[33]的做法，使用ROA和ROE的差分变量作为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
6.控制变量。借鉴权小锋等（2010）[16]，本文选择以下五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合成管理层权利变量（Power）：1、管理层持股比例；2、董事长兼任CEO；3、董事会规模；4、内部董事比例；5、高管政治关联 。除此之外，本文还考虑了以下相关企业特征变量和区域变量：企业规模（LnAsset），定义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Debt），定义为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盈余公积率（Surplus），定义为企业盈余公积总额与总资产之比；政府补贴（LnSub），定义为企业财政补贴总额的自然对数；独立董事规模（Indep），定义为企业独立董事总人数；资本密集度（Capital），企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激励强度（Incentive），薪酬最高前三位高管薪酬与净利润之比；管理层贡献（Effort），定义为剔除营业外收入、所得税费用等外在因素后营业收入与总资产之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Top1），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平方（Top12），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股份性质（State），定义为最终控制人为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则取1，否则取0；西部地区（West），定义为企业注册地为西部地区则赋值1，否则为0；东部地区（East），定义为企业注册地为东部时赋值1，否则为0 ；年份（Year），定义为年度虚拟变量。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891和0.0838，表明样本为右偏特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均值为0.0306，最大值为2.2142，标准差为0.1120，说明各样本公司高管利用在职消费攫取私人收益的力度存在一定差异。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09和-0.0007，表明中国制造业经营状况普遍处于“每况愈下”情形，这值得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薪酬管制（Gap）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7.6917和5.8987，且标准差达到7.2021，表明样本企业薪酬管制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冗员负担（El）的最大值为58.1383而最小值仅为-2.1103，标准差为1.6570，这与张敏等（2013）[20]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其余控制变量的标准差在整体上处在较低的水平，说明这些变量的分布在样本中具有一定趋同性，也反映了制造业的整体特征。
（二）多元回归分析
1. 制度背景与高管在职消费。表2报告的是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对高管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薪酬管制与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均负向相关，但前者不显著（系数-0.0006），而后者显著（-0.0014），部分支持了假设1a，说明高管更多时候是在“借薪酬管制之名，行牟取私利之事”。其次，冗员负担分别与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036和0.0037），假设1b得到经验支持。意味着在承担超额冗员后，高管作为信息优势方，不仅得到了应有的薪酬补偿，还进一步获得了超额私人收益。
2. 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本文的目的之一便在于证明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作为“两大阵营”的现实代表，应该对企业绩效分别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即为在职消费是一个“度”的假说提供直接的经验支持。从表3中可以看出，当被解释变量为ROA时，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为0.0311（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超额在职消费系数为-0.0202（同样在5%的水平下显著）。以上结果意味着，正常在职消费发挥了类似货币薪酬中“最优契约”的激励作用，是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产生的，而超额在职消费则属于成本的一种，其代价是牺牲企业（股东）的利益。在职消费“效率理论”和“理论”均得到经验支持。而当被解释变量为ROE时，以上分析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假设2a和2b均得到验证。
3.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机制 。表4报告的依次是不同公司治理质量、不同市场化进程及不同政治联系强度下薪酬管制、冗员负担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规模的影响。首先，当样本为公司治理质量较高组时，尽管薪酬管制（Gap）和冗员负担（El）仍然分别与超额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和正相关，但均不再显著。与之相对的，当样本为公司治理质量较低组时，Gap和El分别于Overperks呈显著负相关和正相关，证明了随着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监督体系的完善，使得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掠夺之手得到有效控制。其次，当样本为不同市场化进程组时，可以发现：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之间依次分别呈显著负相关、正相关，但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意味着当前转型期背景下，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高管牟取私人超额收益的约束力不明显，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考察不同政治联系强度是否对原有假设产生差异化影响。由表4可知，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分别与超额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和正相关，但强政治联系组的系数不显著，而弱政治联系组显著，这一结果为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行为更偏向于表现为代表政府利益的“管家理论”提供了初步的经验支持。
与表4对应，表5报告了以上不同分组下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首先，当样本为高、低公司治理质量组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ROA）均呈负向相关，但前者不显著而后者显著（系数为-0.0668），说明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不仅约束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更削弱了这一行为负面的经济后果。其次，当样本为不同市场化进程组时，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向相关，但都不显著，这与表4的结果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对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和后果的约束效应均不明显。最后，当样本分别为强政治联系、弱政治联系时，前者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为负相关，但不再显著；后者则为负相关且显著，进一步支持了本文关于政治力约束高管行为和后果的假说。假设3得到了应验。
通过表4和表5可以发现，就目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和后果而言：一方面，公司内部治理质量提高带来的效应比市场化水平提高的效应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在当前政府依然较为强势的背景下，政治力约束比市场力约束可能更为直接有效。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一方面，超额在职消费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企业绩效越好也可能引起更高的超额在职消费。前文采用了差分变量的方式来控制此问题，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本文进一步作了以下测试。采用Hausman内生性检验并将解释变量整体滞后一期的方法重新进行测试，结果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2.变量替换。对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本文在前面曾规定当小于0时，令其等于0，为了避免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特定变量设定的结果，本文重新使用未作处理的Overperks对所设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与前文结果是一致的。
五、结论
在职消费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的现象，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弈成汗牛充栋之势。然而，纵观现有在职消费研究，一方面多陷入过度关注其是观还是效率观的理论桎梏之中；另一方面却鲜有关注、分析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在职消费问题的影响。实际上，明确上市公司高管过度在职消费产生的根源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不同的产生原因对于如何治理乃至消除过度在职消费的政策建议是截然不同的。鉴于此，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尝试找出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作用机理的制度性原因，并证明“理论”和“效率理论”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背景下，薪酬管制、冗员负担都引起了更大规模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高管正常在职消费有益于企业绩效，而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损害了企业绩效，这为“两大阵营”之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即在职消费很大程度确是一个“度”的问题。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还发现：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能够削弱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引起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同时弱化了超额在职消费消极的经济后果，而当样本为强政治联系组时（国有控股+政治关联），同样存在类似的约束效应。但弱政治联系（非国有控股+无政治关联）以及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则未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以上结果说明，中国现阶段对高管滥用在职消费的约束一方面来自公司内部的监督；另一方面则是迫于政府的威慑力。
在职证明样本范文2
1、母亲或孩子的护照前面四页及最后三页复印件；
2、孩子出生公证，有照片；
3、父母的结婚公证或离婚公证；
4、学生学历公证和成绩公证；
5、存款证明15万人民币以上；
6、父亲和母亲的在职证明按表格填写，要单位盖章；
7、母亲或孩子的照片各4张；
8、留学申请表按表格填写；
9、陪读申请表按表格填写；
10、母亲放假信按样本开具，要单位盖章；
11、父母身份证复印件。
在职证明样本范文3
论对待科学证据的科学精神
论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
“王朝抢劫案”的证据分析
域外形成证据的证明手续研究
刑事诉讼中的瑕疵证据及其转化研究
拯救社会公德的证据法药方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研究
存疑不案件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证据推论中使用贝叶斯网络研究
诉讼证据概念与特征传统学说之否定
中国排除非法证据的困境在哪里
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运用制度初探
试论行政执法决定的事实认定规则
证人伪证动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收集与运用
事实推定:一个极富争议的法律现象
美国的实践导向型证据分类法及启示
医疗侵权因果关系及其证明负担分配探析
事实认定的原子模式与整体模式之比较考察
网络赌博犯罪中电子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关于刑事案件证据审查判断的若干问题
传承法治文明——从台湾刑事制度变革谈起
试论行政诉讼上证明模式的分野与应用路径
论当前我国法院对司法鉴定机构的“二次管理”
行政认定的证据类型及审查判断规则初探
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改革探索与未来发展
浅析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取证制度的历史变迁
从我国的证人证言制度谈人证制度的构建
证据视野下的“产婴证奸”现象考量
从行政证据到刑事证据:转换的三重思考
真伪不明与诉讼规律——以法官心证锁定律为视角
审查“假诉讼”中的“真证据”要“去伪存真”
“两个证据规定”中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之评析
试论刑事二审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
论民事优势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确立和应用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自由心证之“不自由”
品行证据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程序中的适用
新刑诉法下职务犯罪侦查讯问面临的挑战及应策
案证据的审查与运用——以40起案为样本
通过技术实现正义——聚焦美国定罪后DNA检验立法
刑讯逼供行为的养成和矫正——从两起刑讯逼供案谈起
看守所投诉处理机制的设置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落实
论证明对象、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对法官证明评价活动的制约
电子取证是技术、艺术还是科学——那些年我们一起做过的案件
析《排除规定》第13条——兼论共同被告人分案作为证人使用
检察技术工作当前的机遇与挑战——从检察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谈起
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建构与检视——从两个证据规定到《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在职证明样本范文4
【关键词】 现金股利； 在职消费； 治理环境因素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4-0040-07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企分红一直是国企改革问题中的焦点之一。2005年10月，由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国有企业的分红：分多少？分给谁？》的报告，引起了社会对国企分红的广泛关注。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国资委联合印发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这标志着国企分红已“尘埃落定”了，但“分多少”的问题仍为国企分红中的热点话题，大多数的国企仍保留了相当高比例的税后利润于企业。当这些利润未被用于福利民生，而是被国企高管用于获得个人的控制权收益，不可避免地将引起公众的不满。
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是全体公民，然而全体公民不可能直接地行使其应有的职能，只能依靠政府代为行使其职能，这一特有的产权性质使得国有企业难以建立起以产权所有者为核心、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仅靠公司内部治理机制难以解决好国企中存在的问题。近年，La Porta等人的研究亦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企业的治理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其认为，法制环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企业的治理环境是比企业的治理机制更为基础的层面，会影响到企业的治理效率。迄今为止，在我国，直接提供国企分红与在职消费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的研究还比较少，同时，纳入治理环境因素解释其在国企分红与在职消费之间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也很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尝试将在职消费同国有企业的收益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将在职消费作为成本的一项替代变量来分析国企的收益分配政策，探讨如何通过收益分配政策来抑制管理层动机，并分析治理环境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我国国有企业经过了漫长、艰辛的改革，国家注入了大量的资金、资源以促进其发展，但是其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的骄子，为国家、为人民带来更多的财富。究其原因，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是全体公民，但是全体公民不可能直接地监管国有企业，也不可能直接向国有企业索取剩余收益，而只能依靠政府代为行使其职权，这就使得国企与其他企业相比，剩余收益索取权与最终控制权的分离程度最大，管理层问题最大，成本亦最高（刘小玄，2006）。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分野，不可避免地带来成本，一方面股东无法知道经理人是否在为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另一方面经理人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明显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存在差别。成本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即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而股东无法时刻监视经理人对资产的使用情况，必须付出监督和约束。因此Jensen在1986年发表了《自由现金流的成本、公司财务与收购》一文，揭示了自由现金流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大量现金流的存在使得经理人产生将其用于满足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动机，孕育了成本的产生。其中在职消费就是企业成本产生的形式之一，而自由现金流也就是经理人最容易获得和使用的企业资产。可以认为，现金流的大量存在是产生在职消费的导火索。Rozeff（1982）从成本的角度出发，提出股利支付是公司最优的监督约束系统的一部分，可以用来降低成本，成本会随着股利的上升而下降。Easterbrook（1984）也提出股利的发放可以降低内部盈余的资金，企业对外筹措资金的需求就会增加，而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需经过政府、银行等外部审核监督，无形中就会增加公司外部的监督力量，从而迫使经理人接受来自外部资本市场更为严格的监督，降低成本。自此，股利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认为在降低管理层问题的方面，现金股利是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
国内，杨熠、沈艺峰（2004）认为现金股利约束自由现金流成本的监督治理作用不可忽视。李小军、王平心和陶旖旎（2007）通过实证发现，在公司监督无效时，现金股利的分配是降低成本的一个必要性替代选择。Lang & Litzenberger（1989）、Lamont（1997）和Ghose（2005）以及魏明海、柳建华（2007）等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经理人可直接使用现金的多寡决定了企业过度投资水平的高低。现金股利的发放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流，可能会抑制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是现金股利发放在我国国有企业的表现形式，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我国全体人民，具有垄断背景的国有企业所形成的巨额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的资源租，这种利润很大部分来源于国家赋予的行政垄断权，而不是自身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营努力的结果，其形成的利润很大部分来自公众消费者，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国企分红无疑会降低国有企业的现金流，减少经理人可控制的资源，从而减少在职消费。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1：现金股利的支付减少了经理人员可支付的现金，从而可抑制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即现金股利支付率与在职消费程度呈负相关。
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已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我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建设却并不成熟和完善，地区发展差异大，因此，不同企业所处地区的执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近年，La Porta、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等人的研究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企业的治理环境对企业的影响，提出，法制环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企业的治理环境是比企业的治理机制更为基础的层面，会影响到企业的治理效率。魏明海和柳建华（2007）通过实证证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处于执法水平较低地区的国企经营者存在更高的预算软约束，而处于执法水平较高地区的国企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更可能受到约束。刘金伟（2012）通过研究发现，在政府干预的国资委管理模式下，各方利益不断博弈，政府干预越强，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可能越严重，而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强化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和约束，可以起到抑制在职消费的作用。综观现有的研究文献，不同地区治理环境的差异对在职消费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期，因此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治理环境因素亦作为一种制约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机制而单独存在着。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善，诸如政府干预程度的降低、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善等可能综合发挥作用，从而强化现金分红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抑制。综上，提出假设2：
同时，本文还考察了自由现金流、财务杠杆、企业规模及内部治理结构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均与我们的预测相吻合。
（二）相关性分析
表5为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表。从表中可以看出：（1）每股现金股利（DIVID）与在职消费（CPC）呈显著负相关，Pearson系数在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Spearman系数在0.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通过现金股利的支付可以抑制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与假设1相符。（2）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兼任（Dual）与在职消费（CPC）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无论是Pearson系数还是Spearman系数都在0.0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会加剧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3）自由现金流（CASH）与在职消费（CPC）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无论是Pearson系数还是Spearman系数都在0.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自由现金流越是充足的企业，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越高。（4）政府对市场干预指数（Gov_ind）与在职消费（CPC）呈显著负相关，Spearman系数在0.0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法制环境指数（Leg_ind）与在职消费（CPC）呈显著负相关，无论是Pearson系数还是Spearman系数都在0.0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治理环境的改善能约束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假设2。（5）其余各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这表明在进行回归时不会发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表6为全体样本企业在职消费水平的多元回归结果。为了避免回归方程的内生性问题，模型中的变量都取滞后一年的值。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否纳入治理环境因素，在职消费（CPC）均与每股现金股利（DIVID）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与股利支付率（GLZFL）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企业支付现金股利减少了企业内部的自由现金流，从而减少了内部人可支配的现金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在职消费水平，即证实了假设1。模型（1）、模型（2）、模型（5）和模型（6）的结果均显示在职消费（CPC）与自由现金流（CASH）显著正相关，且均在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充足的自由现金流为管理层提供了充足的可支配资金，会加重在职消费程度。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兼任（Dual）和财务杠杆（Lever）虽与在职消费（CPC）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并未对在职消费程度带来显著的影响。
表6中模型（3）―模型（6）的结果显示了治理环境因素对企业管理层在职消费水平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在职消费（CPC）与政府干预指数（Gov_ind）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在模型（3）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低，市场化水平越高，竞争越公平，在职消费水平越低；在职消费（CPC）与法制环境指数之间（Leg_ind）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在模型（3）―模型（6）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执法水平越高的地区，在职消费水平越低。同时，我们还发现DIVID*Gov_ind与GLZFL*Gov_ind和DIVID*Leg_ind与GLZFL*Leg_ind的系数符号均与我们预期的相同，且DIVID*Leg_ind与GLZFL*Leg_ind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些结果说明企业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执法水平越高，企业因低现金股利政策而导致的在职消费水平越低。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在职消费指标的稳健性，同时，为了使该指标在各企业之间具有可比性，我们借鉴了James 等（2000）的方法，分别用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和销售管理费用率（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占主营业务的比例）两个相对数指标来衡量在职消费程度，分别为CPC1和CPC2。我们将这样两套数据代入模型检验，仍然得到了与前文几乎一致的结果。这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启示
国有企业的问题一直备受国家和社会的关注，许多研究都表明国有企业的成本相当大，大约相当于企业60%～70%的盈利能力（平新乔，2003），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本文以2008―2012年“中证央企指数”中的306家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管理层在职消费水平的关系及治理环境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在职消费作为成本的一部分确实存在于我国国有企业，并且，当前国有企业的低现金股利政策更加加重了管理层的在职消费程度，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可以强化现金分红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抑制。
国有企业向政府股东分红是各国通行的做法，欧美等国的分红比例基本达到了42%～65%的水平，英国一些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的红利甚至达到了税后利润的70%～80%。而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处于红利不上缴以及上缴过低的格局中，不仅助长了企业庞大的随意性支出，滋生腐败，而且强化了国企的垄断地位，导致巨大的社会福利净损失（陈少晖，2010）。因此我们认为，国家作为政府股东应当行使收益权这项基本权利。提高国有企业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有助于减少内部控制人可随意支配的现金流，同时强化对国有企业留存收益重新配置的监督，从而抑制企业管理层的在职消费程度。此外，应加速各地的市场化进程，减轻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并改善法制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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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asterbrook， F. Two agency-cost explanations of divide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74： 65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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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小玄.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剩余支配权[J].经济研究，1996（5）.
[8] 杨熠，沈艺峰.现金股利：传递盈利信号还是起监督治理作用[J].中国会计评论，2004（1）.
[9] 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5）.
[10] 刘银国.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基于融资约束和所有制的考察[J].会计之友，2012（10）.
[11] 魏明海，柳建华.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J].管理世界，2007（4）.
[12] 李小军，王平心，陶旖旎.公司监督与现金股利理论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7（6）.
[13] 罗宏，黄文华.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08（9）.
在职证明样本范文5
关键词：现金流 职务消费 制度环境
一、职务消费的相关文献综述
（一）职务消费的界定
职务消费即在职消费，是一种扣除正常所得工资或薪酬以后的报酬或者利得，大多数情况下它并不以货币的形式出现，是管理层履行其工作职责而发生的消费性支出所享有的一种福利。对于国有控股的企业来说，其最终控制人并非是股东，陈冬华（2005）指出政府对国企的行政干预以及现行我国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导致职务消费的内生性，它是对国企高管在显性激励即货币性薪酬不能满足高管人员的需要时的一种替代性选择。2006年6月，国资委颁布了《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以对职务消费进行具体的规范，建立完善的职务消费规章制度，严格控制职务消费水平。2012年2月，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资委四部门联合制定《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更加详细地对控制职务消费作了规定，严格加强监管工作，明确职务消费的界限并要采取适当公开制度。
（二）职务消费的文献回顾
目前，对于职务消费的形成原因，普遍地认为有观、效率观、管制观三种观点。
1.股权结构和职务消费。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提高企业绩效，而公司治理机制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又对降低成本有着较为明显的作用，因此对于股权结构和职务消费的研究有很多，具代表性的有：Berle和Means（1932）认为，当公司的股东过于分散时，高管人员从中获取的利益可能大于公司股东，这样，高管人员会消极工作，增加了在职消费。继Jensen（1993）提出大规模的董事会不如小规模的董事会的监督效率高后，Yermack（1996）、Ching等（2006）都对董事会规模做了相似的研究，都说明了越大规模的董事会越会失去有效的监管能力，从而使得成本偏高。夏冬林等（2004）指出随着第一大股东比例的增加高管人员职务消费会相应减少；对于国资控股企业，职务消费与货币性薪酬有着负向替代作用，而对于非国资控股，则是正向互补作用。最关键的是，他们发现非国企职务消费率较国企高。陈冬华、梁上坤（2010）从正反两方面对职务消费的优缺点做了简要说明，并指出职务消费具体发挥何作用还要取决于一定的约束条件，而股权结构正是其中之一，并验证出股权制衡度与高管职务消费呈正相关关系，同时说明了财务杠杆、企业租金和地域性之对职务消费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2.公司规模和职务消费。公司的规模往往能够代表着这个公司的经营绩效，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提出可以将销售收入作为公司规模的一个替代变量，因而高管人员在规模较大的公司是否也会追求较高的职务消费有相关学者进行了研究。Calvo和Wellisz（1979）、Rosen（1982）经过分析指出公司的规模与在职消费有着正相关的关系。Pattarin、Ilan和Zhang（2009）针对公司CEO薪酬披露角度，探讨了CEO的职务消费的影响因素，发现当前和未来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职务消费正相关，并指出公司规模也与职务消费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3.财务杠杆和职务消费。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财务杠杆因其能提高财务危机的意识，因而可以降低成本，而在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这种杠杆效应是无效的。田利辉（2005）对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的财务杠杆比率进行了比较，并分析其对公司治理所产生的后果，指出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财务杠杆与管理费用正相关，杠杆治理在国资控股公司无效，此外，还指出了公司规模、公司资产、股权结构等也对管理费用产生影响。然而谢军（2006）通过研究财务杠杆的激励能力，论证得出财务杠杆对公司价值具有积极作用，可以降低企业的自由现金流。
4.管理层权力和职务消费。对于我国现有国情来说，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现象特别严重，高管人员为了自身利益并不会对股东负太多责任，因而国企经历了不断放权的激励手段，而管理层权力的扩大被众多学者普遍认为会导致职务消费的加大。童卫华（2005）从控制权收益的角度出发，指出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政府往往会默许国企高管获取个人利益，提高其职务消费。黄群慧（2006）对国有企业管理腐败的解决方法做了系统阐述，指明过度职务消费是国有企业官吏腐败的表现之一，而造成这种腐败的影响因素主要与我国转轨经济相关，国有资产的流失为腐败提供了充分条件，也就导致了职务消费。卢锐等（2008）研究了2001-2004年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年报信息对管理层权力与职务消费作了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的扩大可以增加高管的在职消费。
5.高管薪酬和职务消费。高管人员的薪酬和高管的职务消费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货币性薪酬不能满足高管的欲望时，职务消费就成了高管薪酬的替代，因此陈冬华（2005）以1999-2002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比较职务消费和高管薪酬，结果是高管薪酬平均只占职务消费的1/10左右，表明职务消费可间接提高管理层人员薪酬，然后对国企中的薪酬管制与职务消费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职务消费内生于国企的薪酬管制，并总结了职务消费的影响因素，指出国企缺乏激励效率。
二、自由现金流与职务消费
Jensen提出的自由现金流理论，侧重于研究其负债和并购两个方面的应用。一方面，在增加企业负债的同时，管理者会减少对自由现金流的个人利益用途，转而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而管理层自身用途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职务消费问题。另一方面其对股权融资具有硬约束力，在研究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的问题上，多从成本的问题上来分析二者的关系。国企高管薪酬由货币性薪酬和非货币性薪酬组成，而非货币性薪酬一般习惯性称之为控制权薪酬，在职消费即为这种控制权薪酬。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机制，广受管理层的欢迎，但这种激励机制往往是高管人员和股东利益不一致的结果所导致的过度性职务消费。过度的职务消费并不利于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高管人员通过对公司的控制权来决定自己的薪酬，且权力越大，越有可能依靠其权力来决定自己的薪酬。
目前，对于自由现金流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其经济后果上，普遍的经济后果有过度投资、债务融资以及抵消并购。从多数学者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得出，当企业存在自由现金流时，管理层一般会用于“自利”行为，这种自利行为的表现之一即为超额在职消费。自由现金流越多，管理者就越可能进行“自利”行为，在职消费也就越多。因此，从自由现金流角度来衡量在职消费，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好自由现金流，使管理层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Dimand（1989）、Hrishleifer和Thakor（1989）研究认为企业外在声誉可有效缓解成本问题。但这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很弱，从Jensen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中，问题是其一大创新点，自由现金流对成本有着一定的影响，而在职消费则是成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自由现金流对在职消费也应当存在着相关的关系，且企业的现金持有量、负债对自由现金流的影响较为显著。郭永康和杨熠（2003）指出股利和回购是解决自由现金流成本问题的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且需要有效的监管工作的并行，他选取深圳2001年上市公司为例，支持了自由现金流假说，过多留存于企业的现金流会导致过度的无效率的投资及资源浪费，管理费用较高，但依然对债务的控制效应持相反态度。廖理和方芳（2004）选取了1998-2002五年间连续派现的公司为样本，对管理层持股和股利政策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支持管理层持股只有在高成本的公司对增加现金股利才有作用，对于低成本公司的作用很弱。张必武和石金涛（2005）研究了200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高管薪酬及其敏感性的关系，独立董事比例的扩大以及两职分离的实施有助于提高高管薪酬敏感性，但二者要协调处理，独立董事的比例过大时，两职分离的效果并不显著。翁洪波和吴世农（2007）基于机构投资者的研究角度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水平正相关，并对降低自由现金流的成本有着积极作用。胡建平、马会起和干胜道（2009）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由于其自身利益变得和股东息息相关而能够有效降低自由现金流的成本。
三、市场化进程与职务消费
我国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但同时又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从1978年党的召开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进行市场化改革。我国进行的改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但是这种渐进式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东部地区的发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反思。西部大开放、振兴东北战略、逐步取消特区优惠政策等的实施，可以缓解并弱化这种市场化进程的不平衡，国内外学者对这种不平衡也有较多关注。Sachs和Warner（1996）认为市场化改革可以减弱政府政策所导致的不平等现象。Yang（1999）、Yao和Zhang（2001）研究发现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发展地域性明显，其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也指出我国应加快市场化的步伐，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降低由于收入差距导致的贫穷效应的增加。Cheng、Wang（2001）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富裕地区或人们越来越富，而穷的则更加穷，由此得出经济增长可以使贫穷的地区或人们富裕，但富裕的则更加富裕，这种不断把差距拉大的方式并不会对解决不平等有促进作用。Jones、Li和Owen（2003）对政府所采取的区位优势和优惠政策对不同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做了验证，结论证明了沿海东部地区以及经济特区有着较内地优越的地域和地位优势，吸引不同投资者的注意，并因此产生了很大差距。杨建龙（2003）认为我国目前的市场化有着发展意义上的，但更多的是改革或转轨意义上的市场化。当前，我国市场化进程并不完善，市场化仅仅是基本形成，政府主导依然占有很高地位。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对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由于不能平衡各地区的生产要素而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地区发展差异很大的主要原因。王小鲁和樊纲（2004）认为，因我国的地势决定了沿海东部地区的资本流入以及外商投资较中西部地区多，这也就造成了地区经济发展有很大差距的原因；即使劳动力流动可以削弱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中西部地区教育、科技等都相对落后，这种流动对缩小差距并不显著，而政府所进行的转移支付政策效果也不显著。在此背景下，多数学者开始将市场化改革与经理人薪酬及企业业绩联系在一起分析。Kole和 Lehn（1999）、Hubbard 和 Palia（1995）、Bryan等（2005）分别对美国的航空行业、银行和电力行业进行分析，在放松对他们管制的情况下，薪酬增强了对企业业绩的敏感性。辛清泉和谭伟强（2009）基于经理薪酬契约的角度对2000-2005年间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和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验证得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又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市场化进程下的薪酬对业绩的敏感度，二者也是正相关的，并且指出，政府对行业的保护会一直伴随市场化进程的发展。陈冬华、梁上坤和蒋德权（2010）针对市场化进程和在职消费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以1998-2008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市场化进程越发达的地区或市场化指数越高的年份，货币性薪酬和职务消费越多，但是货币性薪酬在这种条件下更多的替代了职务消费。
四、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对于职务消费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得到诸多关注，但多数集中在研究公司治理的同时对其进行简要概括，同时也把它和货币性薪酬作比较，主要从高管薪酬激励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并且大多数学者都支持了职务消费的过度使用这个观点，并指出货币性薪酬并不能满足于高管人员的意愿。从陈冬华（2005）对在职消费进行了一个系统全面的论述开始，职务消费渐渐地从高管薪酬角度拓展到其他几个方面，开始了关于市场化进程以及自由现金流这两个角度分析它们和职务消费的关系。
从现有文献来看，职务消费作为委托理论的一个分支点，其成本问题则是普遍统一的，但在职消费对高管人员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在上述文献回顾中，可以发现从自由现金流的角度研究过度投资、负债控制效应、并购的较多，对于职务消费的研究多集中于股权结构、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等影响因素，特别地将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很少，而自由现金流量与职务消费普遍认为其中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要在现有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对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的关系有清晰明了的认识，以便于市场监管者有效监督公司营运，公司管理层更好的为公司业绩服务，并且能够合理找出尽可能降低自由现金流的持有量以及对在职消费的合理使用。而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显著不平衡的制度环境下，职务消费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我国当前经济格局的认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应充分重视起来，将宏观经济与财务理论联系起来，以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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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证明样本范文6
一、现金持有理论概述
1.静态权衡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Kraus和Lizenberger（1973）等提出的权衡理论逐步发展成形。现金持有量研究者在引入其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现金持有的静态权衡模型。该模型认为，持有现金既有成本也有收益，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是通过比较持有现金的收益和成本来决定其现金持有的余额和比例的。不同学者对现金持有成本和收益的内涵与形式做出了各自的阐释。Opler等（1999）认为，持有现金的成本是这些资产较低的回报率和相应的税收待遇，而持有现金的收益则包括：（1）筹资交易成本的节约；（2）不必处理资产和进行支付所得的收益；（3）能运用流动资产为投资和其他业务提供资金的收益（在其他资金来源不可得或过度昂贵时更是如此）。静态权衡模型对现金持有收益较详细的分析加快了现金持有量决定因素的扩容速度。而该模型的主要缺陷是，只考虑了有形成本，而没有关注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关系而引起的各种无形成本。
2.信息不对称理论。现金持有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在融资优序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Myers和Majluf（1984）提出了融资资优序理论。该理论认为，为使不对称信息成本和其他融资成本最小化，公司融资的最优顺序是留存盈利、安全性债务、风险性债务和权益融资。根据其内在逻辑，现金是留存盈利与投资需求之间的一种缓冲。当经营性现金流量足以为新投资提供资金时，公司会偿还债务或者积累资金；当留存盈利不足以支撑当前的投资时，公司将使用现有现金或者根据需要发行债券。
3.自由现金流量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人未必总会按照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来行事，成本因此而产生。为此，Jensen（1986）从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成本出发，提出了解释人现金持有动机的自由现金流量理论。Jensen指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经理人会利用其剩余控制权持有多于公司实际需要的现金，目的是增加自己的津贴、在职消费及其他控制权私利，或寻求过度并购以打造自己的企业帝国。由于有充足的现金可以用于投资，经理人不必从公司外部筹措资金，因而无须向资本市场提供有关公司投资项目的详细信息，进而可能启动那些损害股东价值的投资项目。由此看出，自由现金流量理论是一种专门解释公司现金持有量为什么大于其投资项目资金总需求的理论。它的最大贡献在于，由信息不对称引出成本的概念，进而把这种无形但异常重要的成本形式引入公司的现金持有决定因素模型中。由于成本是公司治理的函数，而用以衡量公司治理的指标众多，由此影响现金持有的众多公司治理因素跃入了实证检验的视野，并推动现金持有实证研究的蓬勃发展。
4.战略价值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战略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跟自身的战略决策有着怎样的关系呢？Baskin（1987）发现，为确立自己的战略性市场地位，企业通常会持有较多的现金。Soenen（2003）进一步归纳指出，现金储备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企业的一项长期管理期权，它能为企业创造相应的财务弹性和战略机会。在资本市场不完备时，现金是一项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在经济不景气时，充足的现金有助于企业抓住有利的投资机会。而且，持有现金越多，越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这些有利的条件包括：（1）能较长时间地承受损失；（2）增强避免重大财务困境的能力；（3）提高并购弹性；（4）抓住成长机会；（5）从容规划利用资本市场的时间安排。
二、国内外经验研究总结
1.现金持有对公司价值正面效应的研究。国外关于现金持有与经营业绩、价值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如Myers 和Majluf（1984）认为，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外部融资成本，持有较多的现金有利于快速的内部筹资，进而抓住可以增加企业价值的投资机会。与前述直接研究边际现金持有的股东价值不同，Mikkelson 和Partch（1999）从高现金持有公司的业绩特征来间接证明现金持有的价值，他们以现金及其等价物超过资产总额25％的美国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在接下来的5年里，这些持续持有大量现金的公司营运业绩中位数大于规模、行业与之匹配的公司的营运业绩中位数。因此，他们支持“大额现金储备通过替代高昂的外部融资成本来创造股东利益”的利益融合观，而不是支持“持有大额现金有利于经理人谋取私利”的成本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