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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的诗全集范文1
私募股权投资是指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筹集资金，并将该资金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的一种投资方式，其往往通过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由于私募股权基金份额是由特定对象认购的，且该基金投资的对象也是非上市公司股权，这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其缺乏流动性的特点。传统意义上，对于私募股权投资而言，其从所投企业退出的渠道主要有IPO、并购、回购等方式，这其中最为理想、回报最高，也是当前国内最为主要的退出方式便是IPO，但在国内能够IPO的企业毕竟有限，由此通过并购、回购等方式退出也是一种选择。另外，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的购买者来说，由于其是采用非公开方式运作的，基金购买者都是特定的对象，具有较强的“人和性”，其实现变现也存在较大的困难。
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不断发展，其参与者不断增加、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而其缺乏流动性的特性也逐步暴露出来，传统的退出渠道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尤其在经济下滑、资本市场萧条时，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应运而生。所谓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是指从已存的有限合伙人（LP）手中购买相应的基金份额或是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手中购买私募股权基金中部分或所有的投资组合的市场。从该定义来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交易标的主要有两类，即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基金份额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投非上市企业的股权。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出现和发展为私募股权基金份额的持有者和私募股权基金提供了新的退出渠道，并且还出现了专门投资于该市场的投资基金，这不仅给私募股权投资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还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投资方式。由此可见，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对私募股权的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形成动因及其主要参与者
探讨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形成动因，还需我们首先来研究私募股权基金的基本运作模式。实践中，私募股权基金一般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存在，其中由有限合伙人（LP）认购出资或者基金份额，普通合伙人（GP）作为基金的发起人和管理人对基金进行管理和运作。一般来讲，私募股权投资是一项中长期的投资，其存续期一般为3～5年，有的甚至更长。在该段时间内，不仅LP很难从中退出，私募股权基金也很难从所投企业中退出。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LP或者GP基于种种动机需要出让基金份额或者投资组合是十分常见的情况。例如，LP基于流动性需要或者同GP之间出现无法协调的矛盾等原因，希望退出该基金；投资基金本身基于投资组合的需要希望出售所投企业股权或者基于业绩锁定的原因，希望能退出所投企业。这便在事实上形成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供给方。此外，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往往有着十分诱人的回报，在私募股权基金成立并运作一定时间后，新的投资者希望能进入到有潜力的投资项目中。随着PE深层次的发展，专注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出现，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都在客观上形成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需求方。在私募股权投资尚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时，流动性较差的缺陷尚未完全显现出来，通过“私下接洽”的方式基本上能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但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前的模式难以为继，那种通过私下的接洽来完成交易的方式，既缺乏效率又不规范，很难在满足现实的供需要求。于是，一个具备高效的供求信息平台且相对规范的场所——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出现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中的参与者主要包括私募股权基金的持有者（LP）和私募股权基金本身，这就是参与者中的卖方；买方参与者主要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中又可分为专注型购买者及非专注型购买者。此外，在成熟的私募股权交易中，还有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如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由他们来就买卖过程中的专门问题提供服务，确保交易的正常进行。具体到我国的实践中，私募股权交易中的卖方主要是个人参与，机构参与者十分有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当前阶段的私募股权投资中，银行、社保资金、保险资金等受到法律上严格的限制，尚无法参与到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中或者即使可以参与但也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中的卖方很难出现这些机构的身影。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客观上导致了现阶段我国私募股权交易的零碎化，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在买方主体中：个人投资者及已有的私募股权基金是主要的参与者。另外，随着私募股权的深入发展，目前也出现了专门针对二级市场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这种基金的成立目的就是专门从事收购私募股权基金份额和投资组合。同卖方主体一样，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参与者中仍然缺乏专门的机构投资者，而机构投资者往往具备更完善的投资机制、更强的价格发现能力。机构投资者确实子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进度和水平。单纯从买卖双方的参与者来看，我们国家当前阶段的私募股权投资还处在发展阶段，同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国外成熟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中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参与者主体都是各类机构，个人参与者较少。例如，在买方主体中母基金、投行、养老基金、各类其他基金会等占据主体地位。这些专门机构的存在，对于活跃市场、提升流动性方面发挥出了极大的左右，深刻影响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和走向。从其他的方面来讲，我国同国外成熟的市场相比更是差距巨大，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仍然还在酝酿中，也没有成型的法律规范，具体的交易制度更是无从谈起。
三、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本身就处在起步阶段，在加上我国所特有的资本市场环境，导致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存在着种种的困境，其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至今都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相较于国外成熟市场的运作，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及其私募股权二级市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缺乏立法层面的法律支撑
一直以来，我国没有专门规范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法规，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规范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例如，200 6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中明确了有限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信托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信托制私募股权的运作提供了法律上的规范和支持。此外，《证券投资基金法》中有关私募股权基金是否纳入监管的修订意见也仍然在探讨当中，但由于争论较大，其目前仍然很难对私募股权进行有效的监管和约束。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对私募股权投资尚且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制，更多的是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中的规定且还不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私募股权投资始终处于监管的盲区，缺乏有效约束的私募股权投资往往又会阻碍着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尚且如此，我们就更不用谈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法律规制了。我国当前阶段的二级市场不仅没有法律法规的规范，就是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尚且都没有完善的建立起来，行业自律性的规范也尚在萌芽之中。
（二）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尚无成熟的交易制度
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虽然在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那么，以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基金份额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投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为交易对象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各项交易制度建设就更为滞后和不完善了。在我国现有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雏形中，其性质到底为何目前仍没有形成共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定位是单纯信息交流市场还是提供交易服务的市场，实践中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在欧美国家，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平台已经完善的建立了起来，并形成了一些列成熟的交易制度，其主要业务囊括了大宗交易、交易执行等交易服务，还包括信息匹配、市场数据提供以及询价等信息交流服务。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尚处于发展阶段，即使建立起统一性质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该市场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达到国外市场的成熟程度。除了成熟、统一的二级市场建立较为缓慢之外，在具体的交易制度建设方面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例如，私募股权交易过程中的估值问题；信息披露问题；监管问题；投资者准入问题等等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予以明确，从而确保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私募股权交易缺乏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
由于我国私募股权发展程度较低，且个人参与者过多、缺乏机构的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交易的零碎化，在加上交易双方对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一直没有形成具备专业水准的中介服务机构。而中介结构在估值、撮合交易、协助交易等方面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存在能够极大的便利交易、确保交易的安全，可以说具备专业水准的中介服务机构的存在对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中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发展联盟
虽然我国当前阶段的私募股权交易还是以较为原始的松散、私下的交易方式为主，但近年来随着私募股权的深入发展，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由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等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国PE二级市场发展联盟”这样的组织，其汇集了国内外众多的PE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行业协会等机构，其目标就是打通成员之间的沟通协调渠道，最终实现PE二级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此外，其还将自身定位为一个交易平台，并了PE二级市场的交易规则。该平台不仅可以给参与者提供交易机会，其还借鉴国外经验对在该平台上的交易标的进行估值，并协助交易的完成。该平台的出现，对私募股权参与方来说，既为其提供了交易场所又可以起到规范交易行为、规避市场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进一步发展，相信该联盟一定会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自我完善，为将来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形成和发展提供十分有益借鉴和经验积累。
五、对我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建议
面对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近年来的迅速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也大体上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基本上明确了未来我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方向。由此，未来需要我们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法律法规的完善
当前，国家对私募股权投资本身就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很多情况下仍处于“灰色”运行的阶段。因此，私募股权的发展首先要在立法层面予以完善，只有私募股权投资本身在法律层面上有了定论，与之相关的二级市场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此外，当前阶段我国的法律对私募股权投资的限制过于严格，私募股权投资及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相对来讲是新生事物，在起步阶段应给以法律和政策上的支持，只有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其才会有发展的空间。由此，国家应逐步放开对银行、社保等机构的投资限制，并建立政府引导基金，鼓励其参与二级市场的交易。
（二）专门交易市场的建立
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是私募股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也是私募股权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私募股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专门的二级交易市场的建立，即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私募股权发展的必然。专门的二级市场其不仅是信息的交流平台还是专门的交易平台，这样会极大提高交易效率、减低交易成本，还方便了监督管理。因此，专门交易平台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具体交易规则的制定
私募股权的交易缺乏必要的交易规则，在交易模式、估值、交易流程等方面没有较统一的规则，这对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不利。实践中，由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等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国PE二级市场发展联盟”在成立后就了相关的交易规则，当然由于其还处在发展阶段，很多规则并不完善。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的做法。比如，可以极大提高交易流动性的做市商制度，经国外市场检验过的部分估值模型等等。当然，这些具体的交易规则还需在我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得以验证，最终形成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规则制度。
（四）中介机构的发展
中介机构在私募股权交易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专门的服务机构对交易双方顺利完成交易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引导和规范参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的中介机构，对于活跃市场、保证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等都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强调完善法律法律、建立专门交易市场及具体交易规则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作为交易参与方的中介机构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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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的诗全集范文2
2014年，是我省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的重要一年，也是全面启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起步之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各部门精心组织、合力推进，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了总结评价好今年工作，现就开展2014年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项目验收、绩效评价和年度工作综合考评工作通知如下。
一、验收检查内容
（一）对2014年各市（州）和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进行考核检查。主要考核各地领导重视、组织推动、专项投入、机构建设、帮扶落实、档案管理情况等。
（二）对2014年省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重点村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验收检查。主要检查省级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填报省下达的任务要求和项目工程完成情况，包括项目投资额、建设规模、放大效应倍数等。
（三）对2014年省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专项资金补助项目进行绩效检查。按照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总体要求，开展好2014年度省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县、市对省级重点村补助项目的绩效考核，检查补助项目决策过程、资金到位、资金管理、项目建设组织实施、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6个方面、14项;省对县、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项目实施情况整体绩效评价。
二、检查方法步骤
验收检查主要是采取重点村自查、县（市、区）自查、省里与市州抽检复查的形式进行，通过听取汇报和座谈、实地检查和查阅帐目、资料等进行逐一对接核实。检查验收从2014年12月10日开始到12月末结束，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重点村自查。到10月15日，省级重点村要抓紧完备今年相关工作，未完工项目要抓紧完成项目建设，做好工程决算，做好资金拨付，健全账目和票据。做好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价检查材料准备，主要材料有：绩效报告、项目验收及绩效评价表、省财政拨款指标文、重点村生态环境情况说明、农民满意度调查表、重点村项目申报书、补助项目账目和票据等。
第二阶段：县（市、区）检查。从12月6日到12日前，以县（市、区）为单位，对所辖各重点村工作进行总体检查、项目实施验收和绩效评价。各县（市、区）要规范履行好省级重点村项目验收、绩效评价、年度工作评价的相关手续，总结和起草好本级工作报告，完备相关检查资料。
第三阶段：省、市（州）联合检查。从12月13日开始，省新农村办会同各市（州）新农村办、长白山管委会环资局联合检查，深入各县（市、区）进行检查验收，听取各地工作汇报，与重点村逐村对接核实，深入现场抽查，对各县（市、区）、各个重点村工作做出验收评价。
三、有关要求
一要加强领导。各地要切实加强对这次检查验收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强力推动。各级新农村办公室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组织精干力量，集中时间，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检查验收任务。
二要认真准备。这次验收检查需要准备大量的材料、资料和表格，各地要科学安排、精心组织，做到不漏内容，不疏忽环节，不流于形式;要建立健全绩效数据采集、跟踪检查、考核验收、分析评价、结果运用等方面规定和政策，实现验收考核评价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杜牧的诗全集范文3
关键词: 王若虚 “健” “意” 文笔
作为金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重辨析、重评论,是王若虚文论的外在形式,其贯穿于经学、史学和文学之间,同时又相互统筹,左右兼顾。就其作品而言,现存《滹南遗老集》四十六卷(包括续编一卷),其中除《诗话》三卷、杂文及诗五卷外,全都冠以“辨”字即为明证。就其文论的内部着眼,“意”则是关键所在。王若虚甚为推崇其舅周昂对文“意”的看法:“文章以意为之主,以言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1](P437)这里的“意”,其实就是文章整体呈现出来的充实的内容和饱满的思想情感。“意”的重要性就在于从宏观统摄全局,以保持文章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意”的最终实现,则必须依赖于微观方面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完美配合。文章的整体形式风貌――“健而和”,便是其中至关重要且内涵丰富的因素之一。
作为文学批评范畴的“健”,源自《周易》中卦辞提出的“天行健”命题。《周易》对乾坤二卦的解说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P277)《周易》卦辞提出“天行健”的命题,是中国古人上观天文、下观地理发现的自然运行法则,强调的是自然运动的刚劲强健、锐不可挡的变化发展趋势。“健”则反映了这种变化发展的刚健强劲程度。
王若虚认为,为文之时即便立意新颖、言语恰切,但若文辞欠佳,亦会严重影响文“意”――整体美感的表达。如:“退之《三器论》,以为阶太平之治,归天人之心者,不在是。其言惬当,出人意表,在韩集中当为第一。然辞采不足观,亦如《范蠡招大夫种议》,故不入内篇,惜哉!”[1](P343)王若虚对文章文辞之美的追求,集中体现于“健”字。但是,当“健”与“意”发生抵触,自然还是毫不犹豫地以“意”为重。如他说:“王仲至《召试馆中》诗有‘日斜奏罢《长杨赋》’之句,荆公改为‘奏赋《长杨》罢’,云如此语乃健。是矣,然意无乃复窒乎?”[1](P482)
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诗话这一批评形式在文学领域逐渐变得蔚为大观,“意”则是宋代诗话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在对“意”的表达和描述中,“健”的范畴亦屡见不鲜。如梅尧臣《续金针诗格》云:“诗有三本”,“一曰声调则意婉,二曰物象则骨健,三曰意圆则髓满。”又如范温《潜溪诗眼》云:“李义山‘海外徒闻更九州’,其意则用杨妃在蓬莱山,其语则用邹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后深稳健丽。”[3](P288)
“意”主要是就整体内涵而言,那么“健”则偏重于形式风貌。王若虚说:“《桑榆杂录》云:或言醉翁亭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观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必此处欠之。荆公大喜。予谓不然。若如所说,不惟意断,文亦不健矣。恐荆公无此言,诚使有之,亦戏云尔。”[1](P408)又说:“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1]P412王若虚所推重的“健”,是与“气”相联系的。他对司马迁百般指责,但对其“辞气近古,有战国遗风”[1](P385)的优点却能客观看待,直言不讳。从《孟子》“浩然正气”说,到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说,“气”与文章的关系愈来愈紧密,以“气”论文,自然是文论家们惯常的做法。晚唐杜牧提出“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4](P124)的主张,体现了文学由粗到细、由低到高的自然发展过程。王若虚高举“文以意为主”大旗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传统文论中“气”的概念,正是体现出其于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继承中的发展。
以王若虚为代表的金代文论家推重“健”,可以说与北方地域文化亦是分不开的。“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由于统治者明确的功利目的和北方儒学重实用的传统,因此三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趋向明显地不同于南宋。辽金元文化对北方文化传统的承袭,也包括了对北方文学传统的接受。文化价值体系对于传统的取向直接影响到文学对于传统的体认和选择,就辽金元文学而言,它实质上是对《诗经》以来包括建安文学、北朝文学及北宋文学中北方文学传统的承继和发展”。[5]王若虚尊杜重苏,杜甫的“健笔凌云”说,正是概括庾信入北朝后吸取了北方文化的丰富营养,熔南北文化于一炉的诗赋审美特征。明代杨慎曾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绝,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绝,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总纂升庵合集・庾信诗》)清人沈德潜也说:“北朝诗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切之篇,常见风骨。是时徐(陵)、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于其后矣。”这一点,无疑也是深得王氏之心。
金朝开国之初,尚武野蛮,先后灭辽与北宋,进据淮水以北人文荟萃的中原地区,其诗文在第一期接受北宋的巨大影响。北宋诗文的高峰是在苏轼主持文坛的元v时期,苏轼为人的气度与风范所彰显出的亲和力,让北人颇为崇仰;而他为文的雄浑自然、充沛浩荡,则与北人粗犷、朴直、遒劲的气质更为契合。这一点,在词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金人直接秉承苏轼所创立的立言之体及其所特有的刚健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北宗风范。对于苏轼的豪放词,我们若是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看,便会发现其中包涵着典型的北方文化质素。“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6](P1559)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7]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堪为代表,“东州壮士”和“关西大汉”作为一种象征,所代表的正是一种雄壮、刚健、爽朗的北方地域文化精神。
“健”是王若虚认为文章不可缺少的外在风貌,但仅有“健”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说:“邵公济云:‘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其论欧公似矣,若东坡,岂少和气者哉?文至东坡无复遗恨矣。”[1](P413)“英气”,指刚健、硬朗的文风;“和气”,指为文的平和雅正。王若虚在肯定苏轼文风豪迈、雄健的同时,并不认为苏文缺少“和气”,这与他一贯尊崇典雅尚实的文学主张是相一致的。正是如此,他才批评柳宗元《捕蛇者说》“恶语多而和气少”,[1](P404)批驳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有“雅正之累”。[1](P393)
当“健”与“雅”实现和谐,文章的辞采气韵便达到顶峰,会更有助于整体文意从字里行间展现出来,创作者各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气象”,亦会油然而生。这种情形,正如王若虚自己所说:“夫经义虽科举之文,然不尽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辞欲其精,意欲其明,势欲其若倾。故必探《语》、《孟》之渊源,撷欧、苏之菁英,削以斤斧,约诸准绳。敛而节之,无乏作者之气象;肆而驰之,无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并若是者,所向如志,敌功无劲,可以高视而横行矣。”[1]P538对“不得预文章之数”的科举之文尚且要求如此,那么,王若虚心目中真正的文章更应该是“和”“英”并举、“雅”“健”相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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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的诗全集范文4
关键词：唐诗 植物 意象 类型
什么是意象，文艺理论研究者有很多种解释、定义，古人更有诸多妙论，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立象以尽意”[1]。《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窥意象而运斤”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2]。胡应麟《诗薮》则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3]。笔者认为所谓意象者，即文意之象也，盖诗人心中之意借物象而生发也。文意就是作品的意思、意蕴，作家的意向、意图。人说话是为了表达和交流，诗人写诗也是为了表达某种意思、宣泄某种情感，但诗人与生活中的常人不同之处在于，常人想说什么可以用直白的语言说明，比如“我饿了，要吃饭”，但诗人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是白话，是生活的语言，不是诗的语言。诗人要表达同样的意思需要借助某件事物，以其作为情感表达的支点，于是上文的白话便成了“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4]的诗句了。诗人所借重的这件事物，就是意象。它可以是拥有真实形态的“具体”之象，也可以是某个典故、某种情感、某一事件等非物之象。植物意象无疑在文学意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云：“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5]佛偈有言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花草树木到了诗人笔下就拥有了文学性，披上了艺术的面纱，面纱之下除却现实世界的花木，自然还有一颗诗人的文心。唐诗中的植物意象，除秉承前代的文学典故与传统外，还注入了一股诗人的个性气息。
一、植物意象的符号意义与文学典故
中国文学的创作者们很早就开始使用植物意象，从《诗经》第一章的“参差荇菜”开始，到唐代初年也已经一千余年了。唐代以前的很多文学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积聚的文学内涵逐步沉淀、固定下来，成为了表达特定含义的文学典故。具体到植物意象来说，某些植物由于唐前的典故，使得它在唐诗中的出现就如同数学或交通指示符号一般，含有相对固定的意义，表达了一些类同的情感。唐诗植物意象中反映这一现象颇具代表性的便是“莼”了。
莼菜是江南水乡习见的一种菜蔬，《齐民要术》谓：“莼……皆可生食，又可约滑羹，江南人谓之莼菜，或谓之水葵……杂鲤鱼作羹，亦逐水而性滑，谓之淳菜。”[6]莼菜做的菜羹深得当地人的喜爱，生于江东而羁旅他乡的游子，常常写诗怀念家乡的美味莼羹来寄托思乡之情。西晋时张翰更因思念莼羹而毅然辞官，《晋书·张翰传》记其事曰：“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7]这件史实引来不少诗人歌咏，遂成“莼鲈之思”的文学典故，“莼”因着张翰的举动而成了思乡归隐的一个文学符号。唐诗中的莼意象常与江南、送别、怀乡等联系在一起。
严维诗《状江南·季春》曰：“江南季春天，莼叶细如弦。池边草作径，湖上叶如船。”（《全唐诗》卷二六三）以莼之一叶而见江南春，与杨万里之“小荷才露”[8]一般清丽而韵味悠长。莼与送别怀乡的联系更为普遍，如：
归路随枫林，还乡念莼菜。（刘长卿《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全唐诗》卷一五〇）
六月槐花飞，忽思莼菜羹。（岑参《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全唐诗》卷一九八）
我恋岷下芋，君思千里莼。（杜甫《赠别贺兰铦》，《全唐诗》卷二二〇）
橘花低客舍，莼菜绕归舟。（钱起《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长史兼觐省》，《全唐诗》卷二三七）
从来此地夸羊酪，自有莼羹定却人。（韩翃《送客之江宁》，《全唐诗》卷二四三）
莼羹若可忆，惭出掩柴扉。（郎士元《赠万生下第还吴》，《全唐诗》卷二四八）
莼菜动归兴，忽然闻会吟。（李群玉《送处士自番禺东游便归苏台别业》，《全唐诗》卷五六八）
托兴非耽酒，思家岂为莼。可怜今夜月，独照异乡人。（唐彦谦《客中感怀》，《全唐诗》卷六七一）
值春游子怜莼滑，通蜀行人说鲙甜。（李洞《曲江渔父》，《全唐诗》卷七二三）
莼意象作为思乡符号在唐诗中虽然很常见，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还是宋人。唐诗中莼意象总共出现了53次，而到了宋诗中，这一数字变成了606。如果说在唐人的印象中，莼还只是江南的一种特产，一个代表而已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坡的一句“若话三吴胜事，不惟千里莼羹”[9]，便把莼推到了一个提及江南舍莼其谁的高度，直接将莼与江南划等号了。身为越州山阴人的陆游更是爱在诗中写莼，他一人的诗中莼就出现了71次，这甚至超过了整个唐代！陆游在《叹老》（《全宋诗》第四〇册，第25238页）中感叹：
晨起梳头满镜霜，岂堪着脚少年场。酒徒分散情疏索，棋敌凭陵意颉颃。寓世极知均醉梦，余生只合老耕桑。石帆山下莼丝长，待我还东泊野航。
果然人一年老便开始怀旧，老年的陆游思念起故乡的风物，最难以忘却的便是石帆山脚下那清水河塘中的莼菜了。莼这一植物，因其所生地域上的人与事，作为意象进入到诗歌中，经过众多诗人的描摹传承，固化成了诗歌里代表江南的符合，于是忆江南便是“忆莼”[10]，忆莼便是忆江南。
二、文学范式中的植物意象
意象是唐诗的情感符号，诗人对意象的运用实是其心迹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流露，但这种表达心意的意象并不包括程式化的意象，或曰文学范式中的意象。这里的范式指的是诗歌体裁的范式，即律诗中对仗的范式。律诗中的颔颈二联要求对仗自不待言，有时绝句也对仗，比如杜甫的《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全唐诗》卷二二八），就是两个对句组成的绝句。诗歌创作要求对仗的规定使得一些律诗中植物意象成对出现，有时并不表达什么意思，而只是为了诗句的工整。
清人车万育的《声律启蒙》[11]总结了前代诗歌中一些经典的对仗用语，书分上下卷，共30韵，其中涉及植物意象的仅前5韵就有14对：
杨柳绿—杏花红 杨柳雨—芰荷风 绿竹—苍松 芍药—芙蓉 蓉裳—蕙帐 黄花—绿竹 红菡萏—白荼蘼 枣—葵 梅酸—李苦 海棠春睡—杨柳昼眠 霜菊瘦—雨梅肥 桃灼灼—柳依依 杨花—桂叶 棣棠—杨柳
类似这样的植物对子在唐诗中很多见，为求诗句工整而堆叠意象的情况较为常见。梅和柳在律句中相对就是个典型例子。“隋与初唐时期，随着自然风景诗写作的繁兴和律诗创作技巧的逐步成熟，诗歌中‘梅’与‘柳’对偶为言成了春景诗中最普遍的现象”，梅与柳的配搭，“几成描写春色尤其是早春景色的固定套式”[12]。既然成为了范式，就很难说这种成对出现的意象除了应景外还蕴含什么深意，至少唐诗中看不出来，到了宋代，“当诗人们不只是客观地感春写景，不只流连于物色风景之美，而是生发出其他表现动机，尤其是透过物色进求深刻的思想认识，或寄托性格意趣时，则对事物就有了不同的体认和理会”[13]。这是唐宋诗的不同风格，钱钟书先生谓唐诗与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14]，可谓一语中的。唐人写的这些植物意象，可能入眼便落笔，也可能不假思索便配对，但无论什么情况，其表意之单薄，诗味之寡淡，则是毋庸辩驳的。
又如兰和桂也是常见的“搭子”。如以下诗例：
不挹兰樽圣，空仰桂舟仙。（任希古《和东观群贤七夕临泛昆明池》，《全唐诗》卷四四）
桂筵含柏馥，兰席拂沉香。（李峤《床》，《全唐诗》卷六〇）
泛兰清兴洽，折桂野文遒。（武三思《宴龙泓》，《全唐诗》卷八〇）
桂宫男掌仆，兰殿女升嫔。（赵良器《郑国夫人挽歌》，《全唐诗》卷二〇三）
更有甚者一首诗中连用多个这样的对子，完全是铺陈辞藻了，如权德舆的《酬十楚源春夜宿虎丘山，对月寄梁四敬之兼见贻之作》：
东风变蓟薄，时景日妍和……蕙香袭闲趾，松露泫乔柯……悬圃尽琼树，家林轻桂枝……落落杉松直，芬芬兰杜飘……（《全唐诗》卷三二二）
这种过分堆砌意象的写诗方法深为后人所诟病，徐夤就说：“凡为诗，须搜觅。未得句，先须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后，斯为上手矣。不得一向只构物象、属对，全无意味。”[15]明确指出了写诗如果意象对子太多便失去了诗味。宋人更以整个唐代诗歌作比，告诫作诗者诗歌须平淡些，不要过分繁丽铺陈，“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16]。如此看来，权诗显然是“晚唐之作”了。尽管有人批评，但只要律诗对仗的规矩不动摇，这种范式中的意象“属对”就是不可避免的。
三、集体的文思与个体的玩味
历史上一些有关植物寓意的典故得到诗家的普遍使用，这就成了集体的文思，比如香草美人、莼鲈之思与折柳送别等。在这些普遍的文思中还有一些诗人个体的玩赏，俗语云“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明皇以海棠比玉环，元稹“花中偏爱菊”，周敦颐“独爱莲”，皆是他们个人趣味的体现。
唐人的个性和趣味反映在诗歌中，有两种形式，一曰古物新义，二曰新物新咏。
所谓古物新义，就是历来有很多吟咏它的诗章的植物，诗人往往寄寓新的含义，使之有别于他人。比如咏柳诗，人常以柳寄惜别之意，如“赠行多折取，那得到深秋”[17]和“无力摇风晓色新，细腰争妒看来频……东门门外多离别，愁杀朝朝暮暮人”[18]便是如此。但有些诗人颇能发他人所未发，比如贺知章的《咏柳》（《全唐诗》卷一一二）诗：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该诗完全写景，既无灞桥柳之思，又无章台柳之怨，在众多的咏柳诗中显得尤为清新可人。又如柳宗元的《种柳戏题》（《全唐诗》卷三五二）：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全诗重在一个“戏”字，名为戏题，却有深意。柳刺史为地方百姓种了很多柳树，还自谦没有任何政绩可以流传。其实大树种成，荫蔽百姓，便是最大的政绩了，但这份功绩不到“耸干参天”的时候是显露不出来的，而“十年树木”，其彰显出来的时限已远超出官员的任职升迁时限了，因而柳宗元用召公奭的典故[19]，自我解嘲般地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政绩，但后人看到覆地参天的柳树会想到我。民国年间，冯玉祥将军进驻徐州时曾作诗曰“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与此诗颇有情趣相通之处。再如咏竹，往往重在歌咏竹的挺拔、虚心等品格，但李贺的一首《竹》（《全唐诗》卷三九〇）却别出新义，不与他人为伍。诗曰：
入水文光动，抽空绿影春。露华生笋径，苔色拂霜根。织可承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
前几句写景状物，都很平常，惟末句写竹的用途，说竹可以让猢狲立地，拄杖戴冠，实常人所不能想见，真乃诗鬼思诡也。
所谓新物新咏，就是古人没怎么表现过的植物，唐人由于个人的趣味或特殊的经历，对这种植物进行了玩味，在诗歌中加以表现。譬如沈佺期的《题椰子诗》（《全唐诗》卷九六）。椰子这种植物前人几乎没有在文学中描写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只收录了一首提到椰子的诗，即沈约的《咏甘蕉诗》[20]，椰在其中还是作为配角出现的，只是为了反衬蕉的甘甜。沈佺期是高宗、武后朝的文学侍臣，诗与宋之问齐名，多应制待诏之作，颇得武则天嘉赏，后因谄附二张，神龙复辟后被流放驩州，于是“有幸”见到了关中文人们很难看到的热带植物椰树，写下了这首诗。诗曰：
日南椰子树，香袅出风尘。丛生调木首，圆实槟榔身。玉房九霄露，碧叶四时春。不及涂林果，移根随汉臣。
本诗前三联写椰树的风姿，长春袅娜，末联以乐景写哀情，感叹因椰树无法栽种到关陇地区，所以这么好的树木诗人无法带走，实际暗含了诗人猜测自己将复官无望，流离他乡，因而失落苦闷的情绪。
唐人于花木颇多玩味，这种玩赏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社会风气影响的，以至于一些不随风潮的诗人还被人疑怪。当时蜀中盛产海棠，“蜀之海棠，诚为天下之奇艳”[21]，而在成都草堂住了多年的杜甫却没有写海棠的诗，引来后人怪之。《声律启蒙》上说“杜陵不作海棠诗”，并解释道：“《王禹偁诗话》杜陵无海棠诗，以母名海棠也。陆放翁云，老杜不应无海棠诗，意必失传耳。”[22]这一番海棠诗案，诚为诗坛一件趣事[23]。
总之，唐诗中的植物作为意象，其类型有写实也有象征，有典故赋予的含义，也揉入了诗人的情感与思想，集体的文思与个人的玩味相映成趣，共同组成了唐诗的植物意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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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的诗全集范文5
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篇章，它包罗万象、意蕴万千。尤其是盛唐诗歌，更以大开大合、雄浑壮阔、浪漫与现实兼具的特征流芳百世。然这些优秀之作的光辉成就离不开文学理论的建构，二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依相存的过程。盛唐文学理论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探索且理性阐释的过程，“风骨”则是该文论建构中的一条脉络，它或隐或现，起着关键之功用。
一、“风骨”的释名与溯源
“风骨”一辞，本是人物品鉴中的术语，《宋书?武帝记》有言：“（桓）玄见高祖，谓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风骨于这里是指人的精神面貌或气度。“风骨”原本为一辞，分而论之，“风”指风神；“骨”指骨相。风，是气流之动，对物有吹动之用，是一种活力的外现。《庄子?齐物论》有言：“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1]（P45）意在表明风是大块之气的集聚，富有吹动之感。骨，指骨骼的凝聚、支撑之用，是一种静力的内敛。由此推论，风，偏重人的精神，它包括人之志、人之道德修养。《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2]（P33）即心志是成气之主帅，气是真体之充盈，心志尤为重要而气次之，只有掌持好心志，气才会自然充盈，不为妄动。孟子于此处所极尽论述的志、气之关系，实质是人之精神的内在结构与表现，同时也是风的内在要素。另，孟子善“养浩然之气”，故《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2]（P33）意在表明，浩然之气极为浩大、刚强，用正直培养它，便能够充盈于天地间，否则就会软弱无力。浩然之气，其实质是一种道德人格修养的正义之气，无疑也是“风”的内在组成要素。
“风骨”真正被引入文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除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本义之外，还获得了更为理性的阐释和补充。刘勰论“风骨”，是以《诗经》现实主义特征和建安文学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协同建安诸子“文气”论提出的。他言之“风骨”，指作品情思所具有的“气”和“力”，对读者而言，它表现为一种外发的精神气质，能够对其产生感召作用；对文本本身而言，它表现为一种内蓄的静力，产生聚合、支撑、统摄作用。《文心雕龙?风骨》有言：“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3]（P266）刘勰认为风骨的形成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抒写情感之时，风为先行。推敲辞句之时，骨为首要；二是辞必不能离开骨，情必包含风；三是文骨形成需语言挺拔，文风形成需意气昂扬。因此，风离不开情，骨离不开辞，故《文心雕龙?风骨》有言：“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3]（P266）此外，刘勰还提出了“风骨”之要求，即“务盈守气”和“情显辞精”，这要求文学作品需继承《诗经》“六义”中的讽喻精神，以建安文人为榜样，创作出激昂慷慨、梗概多气的作品以守充沛生气，且作品应情思深厚、体裁简劲、风格质朴、辞采精茂。如《文心雕龙?时序》有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3]（P416）建安之时战乱频仍、积贫积弱，文人感慨深沉、下笔沉重，作品便表现出慷慨梗概的特质。这表明建安文人充分继承《诗经》讽喻精神，反映社会现实，语言挺拔、意气昂扬、风骨尽显。刘勰虽标举“情显辞精”，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分追求辞采，故其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言：“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3]（P266）这表明，刘勰之“风骨”，讲究辞采张弛有度，若辞采繁复超过立意之重，文章则繁缛杂乱而无骨；若勉强堆砌，缺乏思考，即为无风之作。此外，钟嵘也将气、风力、骨作为论诗的标准，《诗品序》有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曳性情，形诸舞咏。”[4]（P1）即气变动着物，物又感动着人心，这便使人的性情摇曳，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故气对于万物变化、人之情志、歌舞吟咏有着关键之用，其拥有“风”的内涵。另，序中也明确表达出钟嵘的诗学主张，即“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意在强调作诗须以风力为骨干，以辞采为雕润，这与刘勰“务盈守气、情显辞精”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通之处。故，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并将其诗视为风骨与辞采的完美统一；评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值得注意的是，钟嵘之“风骨”与“怨”是相连的，这种怨并非个人之怨，而是对社会现实的怨刺，此与刘勰“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如出一辙，二者都是继承了《诗经》的讽喻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故钟嵘评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班婕妤诗“怨深文绮”，评王粲诗“发愀怆之词”，评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
二、初盛唐的“风骨”理论
初唐虽有诗文之风的新变，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延续齐梁浮靡、夸饰之风。初唐四杰“思革其弊”，创作上开始洗涤宫体诗的藻艳， 理论上表现出明显的革新意识。王勃视六朝以来的“ 缘情体物” 之作为“ 雕虫小技”，认为“龙朔初载，文场体变，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6]（P23）然可惜四杰之作早已浸染于齐梁文风之中，革新之念并非全全而赴，故其作品仍有六朝锦色，未能洗尽铅华。因此，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言：“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7]（P99）
诗歌由初唐发展到盛唐，陈子昂深感风骨之羸弱、情思之枯乏、诗境之狭隘，欲改此风，于是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其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8]（P113），于批判齐梁间诗“采丽竞繁”的同时，指出“兴寄都绝，风雅不作”的弊病。兴，指诗歌美的意象对人所产生的感发之用；寄，指诗歌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兴寄，就是要求诗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风雅是《诗经》的重要组成内容，风即十五国风，反映民间现实生活，具有讽喻之功用；雅，尤其是小雅，是怨刺之作的代表，与世积怨弊有着密切关系。故可推断，陈子昂欲恢复建安风骨之作，并要求其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充沛隽永的真情实感。因此，他的诗歌便有了一种深沉的历史沧桑感和社会责任感，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9]（P208）诗的前两句俯仰古今，突出时间之绵长。第三句诗人登楼眺望，突出空间的辽阔无限。第四句抒发孤独失落之感。时间、空间、个人三维合一，更加突出了诗人命途多舛、抱经挫折的沉痛感，于此，诗歌便含有了深刻的历史现实内容和真意实绪。此外，陈子昂还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诗歌创作要求，他认为诗歌要有一种端直飞动的风骨美，要声情并茂，抑扬起伏，表达鲜明精炼，音韵铿锵悦耳。正如他在《感遇三十八首》其三所实践的那样：“黄沙漠南起，白日隐西隅。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9]（P6）黄沙滚滚如障，遮天蔽日，这里曾是汉军击败匈奴之地，然一个个铮铮铁骨战死沙场，谁又记得怜悯这些大漠中的残存之人。诗人之笔极尽驰骋，现实与历史巧妙转换，增添了深沉的沧桑感，后文将积聚的情感聚焦于塞上残孤，仿佛这一刻才是真正沉痛的深渊和情感歇斯底里的诠释。诗歌骨气飞昂，声情并茂，语言质朴精炼，音韵铿锵。后人对陈子昂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金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10]（P10），意将陈子昂之功劳比拟范蠡平吴之功绩。张颐对其有着更高的评价：“诗自《三百篇》而下，惟汉魏音韵风骨犹近于古；逮夫两晋，骎骎而变，陈公子昂，以高明之见，首唱平淡清雅之音，袭骚雅之风，力排雕镂凡近之气。其学博，其才高，其音节冲和，其辞旨幽远，超轶前古，尽扫六朝弊习。”[9]（P329）
如果说陈子昂开初唐风骨，那李白、王昌龄、杜甫则为盛唐风骨的中流砥柱，殷璠则为风骨理论的集大成者。《古风》其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11]（P87）可见，李白亦和陈子昂一样贬齐梁之风，崇汉魏之作。他将诗坛风气革新视为一种责任“将复古道，非我谁与？”古道，即建安风骨，这在“蓬莱文章建安骨”[11]（P861）之语中得以印证。与李白此观念有相通之处的是王昌龄，他于《诗格》中论及建安文学时有言：“汉魏有曹植、刘桢，皆气高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意在推崇骨气奇高、非引经据典的建安之作，此与刘勰“重气之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杜甫亦崇尚汉魏风骨，《戏为六绝句》中言：“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12]（P82），表明四杰虽然极力扭转齐梁余韵，但终究不近于汉魏风骨。然杜甫之“风骨”较前人又有所补充，即“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前者为清丽之美，是对齐梁浮靡文风的革新；后者为俊逸之美，是对汉魏风骨的继承。此观念无疑让人联想到李白，即“清丽”与“雄浑”的合二为一。盛唐诗人多追慕建安，视风骨为创作之美学范式，然于理论上进行集中阐释的当推殷璠。殷璠曾在《河岳英灵集》言：“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13]（P4）他认为建安文学最具“风骨”，是体现风骨之美的范本，然其内涵又有了新的拓展：既继承了建安风骨，又气、气骨、风骨相通。刘勰所言“风骨”，指作品情思所具有的气、力，气是形成风骨的必要条件和表现形式，它既指作家的文气，又指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慷慨梗概之气。殷璠将“气”从刘勰“风骨论”中抽出，上升到与“风骨”等同的位置，即“气”不仅具有外发活力，更有文本形式支撑的内敛静力，涵盖了“风骨”的整体涵义，故由“气”所具化而来的“气骨”，与“风骨”亦相通，故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开篇云：“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14]（P117）反观陈子昂之风骨，我们于二者的对比中看出差别，陈子昂欲借汉魏风骨以矫正时弊，但过于模仿建安文学，故其作品理胜于词，而殷璠强调气骨，重在内部精神气质和一种整体向上的合力，且他还看重创新、出奇。故，他评王维诗“意新理惬”，评岑参诗“语奇体峻，意亦奇造”，评孟浩然诗“全削凡体”。
三、唐代诗坛的“风骨”表现
唐诗是对刘勰、钟嵘、陈子昂、殷璠等文论家所标举“风骨”诗歌境界的完美体现。唐朝是继汉代大一统王朝之后的另一个辉煌时代，虽然生活在全盛时期的诗人与饱经丧乱、沧桑忧嗟的建安诗人笔锋有所不同，然其对政治的热情、对社会现实人生的关怀、以及根深蒂固的社会责任感，注定了唐诗有着杰出不凡的风骨。
（一）雄浑之美
唐代诗歌对建安风骨有所发展的是，它在阳刚之美范畴中偏重“雄浑”。李白《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11]（P511）大鹏是庄子哲学中自由的象征和理想的图腾，诗人以大鹏自况，心中充满宏阔的抱负和无尽的才华，以及昂扬的自信，诗人理想的壮远之美与大鹏飞跃的雄姿之美合而为“雄浑”之美，令人仰而生佩。王昌龄《从军行》：“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以报生擒土谷浑。”[15]（P12）大漠尘土漫天，白日如同昏暮，将士带兵走出军营之门，这两句极尽景色渲染，营造一种浩荡雄浑的征战之气；后两句虽以捷报生闻，但突出了我军叱诧战场，精武善战的英雄气概。无论是大漠风光还是大唐雄将都展现出雄浑壮阔之美。而岑参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语，更将胡天之地雪的从容率直、雪的结风而起、雪的慷慨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却又是另一番雄浑之美。
（二）浪漫主义气息
浪漫主义气息，是时代赋予“风骨”的一种特色，尤其是盛世之时，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百姓富庶，士人昂扬向上、乐观豁达，浪漫主义气息浓厚。李白《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1]（P1022）诗人用一种轻快爽朗的语调诉说行程，“彩云”“轻舟”便衬托出诗人内心的轻松自由，这种心情由内向外散发，仿佛将读者带入舟上，带上行程，顺风顺水、自由轻快地行于云水间，穿梭于万重山，心绪是浪漫的，景色是浪漫的，行程亦是浪漫的。王勃《咏风》：“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16]（P8）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宋玉曾有“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之语，此篇之风恰有平等普济的真情。它来去无踪，但又如精灵般动息有情。当红日西下，山川一片宁静，它又徜徉于山林之中，为尔卷起一阵松涛之声，脉脉有情。物本实生，不具人情，但王勃却赋物以情，令物摇曳性情，这亦是自我心绪于物之上的反射，风中含情对我，我亦施情于风，又有几人能说不浪漫。李贺《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下，仙妾采香垂珮缨。”[17]（P16）银河潺潺，星斗穿梭，流云仿水，叮当作响，月宫中的桂树飘香，仙女采香，珮缨缭绕，诗人驰骋想象，意象纵横，美轮美奂，浪漫主义气息扑面而来，令读者心神荡漾，心驰神往。而孟浩然那“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鸟鸣。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之语，并没有李贺那种丰富多彩的想象和联想，但却用恬淡之语娓娓道来，那煦暖初来、万物勃生的春光春景像是一个清雅安静姑娘的脚步般轻蹑、灵动，朴实自然、洗去铅华，在不知不觉中享受春的浪漫气息。
（三）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精神是“风骨”的另外一种表现，尤其是乱世之时，政治颓败、征战连绵，百姓流离失所，士人情思由张扬而渐趋内敛，作品内容更能深入揭示人生的喜怒哀乐，蕴含着丰富宏阔的社会现实。杜甫之诗，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其《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18]（P192）此诗沉郁凄怆，哀怨丛生，诗人由边疆之连年征战，想到百姓流离失所，饥寒冻馁，白骨遍野；再到冤魂迭出，嚎叫连绵，阴声寂寂，一条线脉的延伸令读者愈发想要从结果推理至原因，即统治无道、藩镇作乱、天下失衡，委婉却愤懑地述谴责之声的同时又被这死寂凄悲之景压抑地呜咽凝噎。白居易《卖炭翁》：“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19]（P213）诗人以卖炭翁衣衫单薄却又企盼天寒更甚的矛盾心理为出发点，意在表明普通劳苦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的艰难，诗人自始至终以一条灰暗凄寒的笔调进行叙述，那炭之色、之硬、之冷恰似统治阶级冷硬寡情的内心，那炭之火、之焰、之光，又似劳苦大众燃烧自己却换不来一丝温存与余热的悲惨现状，诗人愈发愤于控诉，内心愈是肝肠寸断。而杜牧那“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之所以流传千古，也正是因为其字里行间充斥着对上层统治阶级无道、愚昧、享乐的控诉，对家国之担忧，对人生之惆怅，对盛世祥泰的无限怀念与挽惜。
四、结语
唐代士人总能在举手投足间透露出对“风骨”的实践，它随风云流动，与山河并举，于星空里、丛林间、清溪畔、塞漠中肆意长存，无止无息。它有多重品质，或昂扬充塞天地，或颠沛流离哀叹民生，或淡泊隐逸自由行生……它任意充盈而又千姿百态。正是由于风骨恰切地贴合了唐代文人风气，才令其成为该时期文人诗歌之中不可或缺的钟爱。于此，由风骨关照一个时代文论建构，洞察一个时代文人本心，有着重要意义。
（ 基金项目： 本文系高校研究生创新项目（ 北方民族大学）“论唐人‘咏镜’之风（O n t h e“O d e t othe Mirror”for Tang Dynasty Poet”），项目编号：[YCX1723]，该篇论文为此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2]王立民译：《孟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3]郭晋稀注释，[梁]刘勰著：《文心雕龙》，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
[4]徐达译注，[梁]钟嵘著：《诗品全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王孝鱼点校，[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6]谌东飚点校，[唐]杨炯著：《杨炯集》，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
[7]薛正兴点校，[清]刘熙载著：《刘熙载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1年版。
[8]四川省射洪县陈子昂研究联络组等编：《陈子昂研究论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版。
[9]彭庆生注释，[唐]陈子昂著：《陈子昂诗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郝树侯选注，[元]元好问著：《元好问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1][清]王琦著：《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7年版。
[12]黄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精选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3]王克让著：《河岳英灵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14]傅漩縂，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15]曾亚兰编校：《王昌龄集?高适集?岑参集》，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
[16][唐]王勃著：《王勃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