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大厦倾颓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大厦倾颓范文1
阅左宗棠家书，始知其律已甚严，教子更是有方，甚至有些苛刻，他希望的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如何源远流长。左宗棠每年有2万两白银俸禄，可他每年给家里的花销仅有200两银子。他的部下刘典去世，他一次性用自己的钱给其家属6000两银子，两相比较，整整是30倍之别。
何以至此？他怕儿孙们染上“阔”的恶习，在温柔乡里沉沦下去。他在家书中说“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格遵功令，务涉浮嚣，庶免耻辱”。
“富贵怕见开花。”他在给长子孝威的家书中说道：“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谚云：富贵怕见开花。我一书生，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惟常尽力，以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做我一生应做之事，为尔等留些许地步。尔等更能蕴蓄培养，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学，则诗书世泽，或犹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日渐灭殆尽也。”
人生适意者，多为富贵二字。然而善处者为富贵，不善处者则足以为累。想来多少衮衮诸公，宝贵之时，显姓扬名，“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二代横行”，不可一世，引来国人侧目。一旦清风劲吹，便也呼拉拉大厦倾颓，去官受刑，一片狼藉，徒增人笑，可不慎乎？
富贵之时，危亡之始。上场总有下场时，没有人可以永远在一个舞台上表演下去，这是历史的必然。聪明之人总是场上之时做下场之想，期待留在世上一个好的舞台形象。
“贵不期骄而骄自至，富不期奢而奢自来”，此时唯有较寒素子弟更加“勤苦力学”四字可以救之，可以保之，可以长久。这也正是的“自概”告诫，即人不自概，天必概之。既然如此，何妨“人自概之”？此是治家、亦为治国治世之道。
大厦倾颓范文2
【关键词】道德哲学 责任 定言命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旨在寻找道德的可靠根基,全书正文内容分为三章:一、“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二、“从通俗的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三、“从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实践理性批判”。在通俗的道德哲学部分,从普通的道德理性与哲学的道德理汇的层面解析责任原则,着重解决的是道德理性的纯洁性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部分,从完全理性与不完全理汇的层面,解析定言命令,最终形成道德的最高原则――意志自律;在实践理性批判部分,从自由角度证明道德律的正确性。康德以不断追寻道德的最高原则为线索,层层递进,最终形成其道德形而上学大厦。
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的过渡
康德的道德大厦的地基首先扎根于现实日常生活。他坚信:“在道德方面,人类理性就连最普通的知性也容易就达到较大的正确性和完满性”。①第一章的主要任务是把普通道德理性知识中的善和责任从经验世界提炼出来,从而把它们上升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为以后的论证打下基础。
在普通理性层面,康德首先讨论的是人们常常容易想到的关于善的标准问题。他先考察了备受人们尊崇的一些品德,诸如明智、判断力、勇敢、果断、忍耐、苦乐适度、不骄不躁、深思熟虑以及财富、权利、荣誉、健康等概念,但康德认为这些东西如果不以善良意志为出发点,要么可能是极大的恶,要么常常使人傲慢。也就是说,上述的善都是实用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不能作为道德的普遍原则。那么,无条件的善在哪里去找呢?康德认为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的善。善良意志不因它促成的事物而善,不因所达到的目标而善,它是自在的善,自身无比高贵。那么,善良意志又来自哪里?康德认为来自理性,理性的真正使命“并不是去产生完成其他意图的工具,而是去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②
责任是普通理性容易想到的又一个道德概念。康德认为在流俗的责任概念中夹杂着一些“主观限制和障碍”,需要进行清理。康德区分出“合乎责任”和“出于责任”两种情况,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把责任仅仅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后者把责任本身当作目的。康德认为,只有“出于责任”才具有道德价值。康德举例说,商人的“童叟无欺”没有道德价值,因为这其中夹杂着赢利的利己目的,对“童叟无欺”本身没有直接爱好。通过进一步分析,康德以责任为中心总结出三个命题:一、只有出自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二、一个出自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它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被规定的准则;三、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
无条件的善良意志剥离一切有条件的善,道德哲学上的责任也必须脱离一切实现的意图,那么纯粹道德的行为的原则就是:“除非我愿意自己的准则也变为普遍规律,我不行动”。③康德认为人们一直在利用这一原则判断是非善恶,哲学理性必须建立在这一由普通知性所得出的可爱的单纯的基础上。但是,普通知性常常受到来自经验的爱好的冲击,为了维护道德的严肃性和纯洁性,哲学理性必须对这条责任戒条的来源和正确性作进一步探索,对我们的理性作彻底批判,否则就不会心安理得。
通俗的道德哲学到道德形而上学的过渡
一个纯粹出于“责任”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因为,“人性的高尚足以把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理念当作自己的规范,然而它太柔弱了,所以无力恪守它。本来应该为人们立法的理性,却被用来为爱好的个别兴趣而操劳。至多也不过与他人保持最大限度的一致罢了。”④由于任何一个行为都隐藏着其他不纯的动机,有人“甚至怀疑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能找到真正的德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道德的大厦将会倾颓,为了挽救危机,康德把所有的道德概念都建立在理性这个扎实的地基上。那么,前面的责任原则是怎样先天地坐落在理性之中的呢?
康德说,在自然界中每一物件都是按照规律起作用,唯独有理性的东西有能力按照对规律的观念而行动,这种能力康德称之为意志。理性的东西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具有主观性。理性分为完全理性(如上帝)和不完全理性(如人类),在完全理性面前,理性完全规定意志,那么意志主客性是同一的,意志只选择实践上是必然的东西,也就是善(这里的善是不矛盾的意思)的东西。在不完全理性面前,理性不能完全规定意志,意志就只能表现为主观性。人类正是属于不完全理性的东西,所以,第一章里提到善良的意志在人这里显得有些虚无,人也永远达不到最高的善。但人毕竟是有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理性必然对人起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对理性原则的依赖,另一方面是理性原则对人发出命令。本章着重阐释理性对人的命令,从更高的层次再次检查责任概念。
定言命令只有一条:“要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前面的责任总原则中的“除非……”形式,还带有选择的意味,因为人们不作道德行为选择,还可以作滑向非道德行为的选择,这里的定言令以“要……”的形式,从纯粹道德理性的层面发出绝对命令,完全剔除非道德行为,只存留纯道德行为。那么,纯道德行为还有哪些内涵?前面的责任总原则中的“普遍规律”从纯粹道德理性的层面看,还有哪些新内涵?于是,从这条总的绝对命令中推出了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一、“你的行动,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二、“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着是手段”。三、“每个有理性东西的意志的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这三条派生命令中的前两条是从客观、主观两个角度对总命令的阐释,第三条在前两条基础上的自然生成,又是对总命令的推进,从而形成自律概念。在康德眼中,凡是普遍的就是客观的,凡是偶然的就是主观的,人是偶然的,所以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主观的。现在,普遍而完善的理性要求人既要消除人自身眼中的主客观念,在客观上达到与普遍的自然规律统一,在主观上达到人与人的同一,这样每个有理性东西的意志的观念就会成为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不彻底的善良意志的人才能达到圣神意志的道德境界,人成为目的性的人,拥有真正的尊严,从而进入自由王国。当然,这里是在道德形而上学的范围内讨论问题。所谓形而上学就是限制在知性一定对象的纯粹哲学,不代表人的现实状况,“在实践哲学中,我们并不寻求某事某物发生的根据,而是寻求某事某物发应该生的根据,这件事情也许一次也不会发生”。由于一切目的的主体是人,从而,“意志并不去简单地服从规律或法律,他之所以服从,由于他自身就是个立法者”。于是,从定言命令中可以推出意志自律原则:“在同一意愿中,除非所选择的准则同时也被理解为普遍规律,就不要作选择”。意志自律性是道德的最高原则,“我们通过道德概念的剖析完全揭示出,自律性是道德的唯一原则”,前面的那些原则均是为得出这个最高原则作铺垫。但“这样的实践综合命题如何先天地可能,这个课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范围内是完成不了的”。
从道德形而上学到实践理性批判的过渡
前两章所用的是分析方法,从道德这个大概念分析了责任、定言命令等关键词,并推出了意志自律这个道德的最高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却是一个综合命题,不能采用剖析其中概念的分析方法来证明,准则与普遍规律之间必须加入一个与双方都有关系并且自明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自由。如果说前两章的主要任务是寻找道德的最高原则,第三章的自由就是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提供依据。但这种依据不是单向的,而是互为依据,康德在《实践理想批判》中说:“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但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不是道德律在我们的理性中早就被清楚地想到了,则我们是决不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假定有像自由这样一种东西的……但假如没有自由,则道德律也就根本不会在我们心中被找到了。”⑤
自由在康德哲学中具有自主性、自律性,其客观必然性绝不能按照自然规律来证实。由于人是不完全理性的东西,分别属于知性世界和感官世界。知性世界确定了人性的主导方面,虽然受感官世界的种种诱惑,知性世界的人总是以“我应当……”的方式发出定言命令,这种命令就是具有自主性和自律性的自由。
综上所述,康德通过分析法和综合法的综合运用,终于找出并确立了“自律性”这一最高的道德法则,从他的自律性原则的内涵以及思辨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对理性的高度赞扬和道德自觉的热情讴歌。他极力维护道德的严肃性和纯洁性,直到今天仍具有启发意义。但其形式主义色彩,又不免使他的道德哲学显得空泛而玄妙。(作者单位: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注释
①邓晓芒:“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述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大厦倾颓范文3
3月14日，南京熊猫公告，其在熊猫移动51%的权益和另一家子公司南京熊猫通信发展有限公司95%的股权已被评估价值1.2亿元强制执行给南京唯特以偿还所欠债务，强制执行后南京熊猫与熊猫移动之间将不存在任何关系。熊猫梦断手机王国。
大厦倾颓，聚光灯打在了与熊猫手机大厦的建造与倒掉相始终的核心人物马志平身上。现在断言这位熊猫移动的前总裁究竟如某些人所言，是想用资本手段捞一票，搞挎了南京熊猫手机的坏人，还是试图在资本运作的更高层面上谋求产业跨越式发展，最终被不可抗拒的外力压倒的希腊悲剧式英雄尚为时过早，层层迷雾散去之前，不妨重新审视马志平其人其事。
说起马志平和熊猫移动，很多人都会将他和连续两年的央视广告“标王”联系在一起。马志平曾经有过太多的光环：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介入江苏省“五十强”第二位的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熊猫”），当年就使熊猫手机销售量突飞猛进至国产手机销量排行榜的第五位；间接控股的南京合纵在2004年顺利收购科健集团99%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了上市公司中科健A 29.01%的股份；自创上海易美公司，借助熊猫移动的能力进行生产，并贴上了自有的“熊猫易美”的品牌，可以说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这一切都随着上海易美资金链的断裂而在瞬间灰飞烟灭。2004年12月，由于上海易美的股权转让事件，爆出了其存在经营不善，欠下南京熊猫1.6亿元的应收账款可能无法收回的消息。之后，事态发展急转直下，上海易美的关联方，即马志平自己一手打造的江苏天创和南京熊猫之间也披露出存在5.9亿元的应收账款和6.88亿元的其他应收款，还有熊猫移动在信息并未披露的情况下，擅自为自己的股东江苏天创提供4.2亿元的贷款担保。这些加在一起，南京熊猫方面将面临18.8亿的巨额应收账款。
不可否认马志平是一个资本运作的高手，可资本市场最简单的游戏规则也明白无误 ：在这个游戏中继续生存下去不是靠雄心壮志，而是在平静的表面背后真正的实力。实力可以来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销售水平，同样也可以来自雄厚的资本。据此，，在资本游戏开始之初，马志平就已经注定了他悲剧的结局。
马志平其人
马志平的起家是在1993年与人联合创办长恒实业，之前他只是南京市六合县邮电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依靠销售手机掘到第一桶金，在公司创建时即出资8000万元，获得了对于公司51%的控股权。
到1994年，马志平开始经营手机销售业务，在南京与人合作成立了一家手机销售公司――南京捷迅移动通讯有限公司，专门销售摩托罗拉手机。在这期间，他不断壮大自己的资金实力，同时也为后面进一步拓展手机销售业务积累了广泛的渠道。对手机销售已经颇有心得的马志平，能力和抱负早已经超越了仅仅作为一个分销商的角色了。
1999年是马志平事业的转折年，在那一年他与妻子共同出资1.1亿元成立江苏天创，负责科健手机在江苏的总。江苏天创在江苏及周边各省有数百家专营店和专销柜台，一度曾占中科健全国销售额的50%，在手机市场上具有庞大的销售网络体系。
可以说，这一时期马志平的市场开拓，步伐走得还是相当稳健的，虽然他已经开始流露出对于只销售手机却无法控制手机生产的不满了。
和南京熊猫的“恩怨情仇”
2002年，南京熊猫的原合作伙伴爱立信（爱立信与南京熊猫合资成立南京爱立信熊猫移动终端有限公司，即EPC）另择配偶与索尼合资并计划制造手机，而熊猫手机的销售一直是借助爱立信的销售网络，自己很少做市场投入。爱立信此举使本就没有自己营销渠道的南京熊猫顿时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境地。
马志平和他的江苏天创不失时机地出现在了南京熊猫的面前。客观地说，此时遇到马志平的南京熊猫还应当说是幸运的，毕竟在最危急的关头，马志平挺身而出拉了熊猫手机一把，而挽救的方式，正是马志平早已谙熟于胸的―资本运作带动经营层面上的合作。南京熊猫与江苏天创合股成立南京熊猫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移动”），其中南京熊猫控股51%，天创集团投资3000万持股49%，南京熊猫将原有的手机生产和销售业务剥离到熊猫移动，马志平出任熊猫移动的总经理。
在熊猫移动最初的岁月里，马志平将他的销售能力和已有的手机经销渠道发挥得淋漓尽致。2003年，熊猫手机的销售从一个相当小的市场份额一跃窜升至国产手机销售量的第五位，成为母公司南京熊猫的重要利润来源。
或许南京熊猫方面还是低估了马志平的野心，几乎是在2002年马志平与南京熊猫合资成立熊猫移动的同时，他还在上海另外注册成立了一家上海易美通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易美”），其中上海科技控股的南京宽频科技有限公司以50.12%的股份控股上海易美，而马志平和上海易美的总经理吴志建各持有上海易美24.94%的股权。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上海易美慢慢成了南京熊猫挥之不去的梦魇。在马志平的幕后操纵下，上海易美借助熊猫移动的能力生产手机，易美生产的手机贴牌“熊猫易美”，而对外宣称“熊猫易美”是熊猫手机的一个子品牌，交由上海易美包销。可在实质上，却是上海易美借助熊猫手机已形成的品牌影响力为自己获取利润，而熊猫移动一方面默默地承受着这种“准关联交易”给自己的销售带来的损失，一方面还在为“熊猫易美”手机提供各种售后服务，继续维护着自己的品牌。
可是马志平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此。2004年年初，马志平通过其控股的长恒实业的子公司南京合纵集团收购了科健集团99%的股权，并得到了国资委的批准。在此基础上，马志平间接控制了上市公司中科健A 29.01%的股份。中科健在深圳拥有多个研发机构，马志平因此便获得了科健集团在手机研发和产品链上、中游的资源。在这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背后，马志平的目的终于凸现出来了，也正如他的助理花永清曾经说过的那样：“马总有自己的打算，从手机的研发、生产到销售都要拥有。”
游戏背后的故事
和中航油豪赌石油期货不同，南京熊猫巨额应收账款的形成绝不是在一夜之间。根据已有的公开资料，2002年，南方建材幕后庄家袁承安说服马志平拿出2亿元资金进行股票投资合作，从此马志平开始陷入一个资本市场的无底黑洞，2004年8月南方建材崩盘，袁承安潜逃国外。
大厦倾颓范文4
关键词：创作思想；抒情内涵；整体风格；语言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洪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几乎是同时出现在清代康熙剧坛上的两朵粲然夺目的奇葩。它们的出现成就了剧作者“南洪北孔”的美誉，同时，也代表了传奇戏文发展的最后的辉煌成绩。本文试从两部剧作的创作思想和在创作思想影响下剧作所呈现出来的抒情内涵、整体风格和语言特色等几个方面论述其异同。
一、创作思想的异同
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均是选用爱情题材并融入历史因素进行的传奇戏曲创作。前者据唐王朝安史之乱的史实敷衍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后者借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歌妓李香君的爱情传奇演绎明王朝覆亡的历史风云变幻。然而，两部剧作的创作思想却有很大的不同。
洪的《长生殿》完成于康熙二十七（1688）年。关于《长生殿》的创作，洪在《长生殿自序》中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做数日恶。南曲《惊鸿》一记，未免涉秽。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而进乃子虚乌有，动写情辞赠答，数见不鲜，兼乖典则。因断章取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非曰匿瑕，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第曲终难以奏雅，稍借月宫足成之。”[1]（p393）在这段文字中，洪交代了《长生殿》的创作动机、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洪观白居易《长恨歌》和白朴《梧桐雨》，“辄做数日恶”，心绪惆怅，感伤于两部作品中李杨爱情的悲剧结局，又不满于《惊鸿》一出中有“涉秽”的笔墨，遂结合自己“言情”的传奇创作观，“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采用时人“而进乃子虚乌有，动写情辞赠答，数见不鲜，兼乖典则”的传奇创作方法，“断章取义，借天宝遗事”，写成此剧。要之，洪的创作思想可归纳为三：（1）曲终奏雅，给李杨爱情一个圆满的结局；（2）汰除“史家秽言”，达“诗人忠厚之旨”；（3）寄寓“乐极哀来，垂戒来世”之意。
较之稍晚出的《桃花扇》于康熙三十八（1699）年定稿。关于《桃花扇》的创作，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谈到：“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2]（p439）由此观之，孔尚任的创作思想也可归纳为三：（1）再现明王朝灭亡的历史；（2）反思历史，使观者唏嘘动情，“感慨涕零”；（3）总结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
比较之，孔、洪二人的创作思想，均看重传奇中“情”的表达。洪认为传奇须“言情”，“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孔尚任亦求传奇能“令观者感慨涕零”，能打动观众。孔、洪的传奇创作都有警戒人心的作用，洪创作《长生殿》寄寓了“乐极哀来，垂戒来世”之意；孔尚任的《桃花扇》也希求能够借传奇戏曲“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然二者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洪的传奇创作观“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重在强调传奇的传情特点，甚至在进行《长生殿》创作时，为了服务于传情的需要，可以“兼乖典则”“断章取义”；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传奇创作观：“其（传奇）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则左、国太史公也。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辅王化，最近且切。”孔尚任认为，传奇可承载并传达史书的内容，并且在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上更为便宜切近。因而孔尚任传奇《桃花扇》的创作更看重记史的特点。
二、抒情内涵的异同
《长生殿》和《桃花扇》的创作虽然同看重传奇中“情”的因素，但是由于孔、洪二人的创作思想不同，所以两部剧作中“情”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抒情内涵。
洪的《长生殿》是有感于前人作品中李杨爱情的悲剧结局，遂“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为了实现李杨爱情的圆满结局，洪不惜“兼乖典则”“断章取义”，采用有违于历史史实的幻笔写情。结合《长生殿》剧作，洪于剧本浓墨重彩处描写爱情，简笔概述处叙写历史，形成了剧本以李杨爱情为主线，安史之乱为副线的双重叙事结构，这种内容比例的安排显示了洪所说的“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之情，侧重于指爱情。
不同于洪的传奇创作观，孔尚任的桃花扇》看重传奇的记史特点。在《桃花扇本末》中，孔尚任讲述了《桃花扇》传奇的创作初衷：“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也，盖实录也。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化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3]（p440）孔尚任有感于族兄方训公所讲桃花扇之故事，遂秉“实录”之精神，借机将南明兴亡的历史敷衍开来。在传奇记史的创作观的影响下，孔尚任利用自己在淮扬治河的机会，在南明兴亡故地，遍访明朝遗老，进一步了解了明末真实的历史，为《桃花扇》的创作做足了准备。结合《桃花扇》剧作，不同于《长生殿》之处在于，孔尚任于叙写明末历史兴亡故事处用笔如泼墨，将演绎历史作为主线；而候、李爱情则用笔极简，作为一条副线点缀其间。因而，《桃花扇》更侧重于史的表达。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再现了明王朝覆亡的历史，并且在历史的追述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南明弘光小朝廷建立后，皇帝任用权奸，征歌选艳，声色犬马；当朝宰辅为魏阉余孽，借权势谋一己之私利；边防重镇虽各有猛将把守，但各拥其主，左良玉忠于崇祯，高杰效力于南明，史可法虽然忠于大明王朝，但孤掌难鸣，回天乏力；自诩为清客的复社文人，耽溺于游芳赏艳，依傍门户，妄逞口舌之快，却无实际有效救国之举；王朝大厦倾颓，君不能救之，臣不能救之，文不能救之，武不能救之！有三百年基业的大明王朝最终江山易代，舆图换稿，令人唏嘘不已！伴随南明王朝兴亡的是侯、李二人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两人历经磨难，辗转流离，爱情始终如一。然道士张瑶星在二人再次重逢打算破镜重圆之时给与当头棒喝：“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它不断么？”[4]侯、李二人如梦初醒，双双入道。《桃花扇》将国家的情感置于个人情感之上，一语点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家国兴亡道理！正如海陵沈默在《桃花扇跋语》中所说：“《桃花扇》一书全由国家兴亡感慨结想而成，非正为儿女细事作也。”[5]（p445）而此剧呈现出来的“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警戒世人的意义也在于这种历史的深沉反思。然除了明王朝的覆亡，家国的破碎之感慨，《桃花扇》最后一出《余韵》，更写出了阅尽世间沧桑，顿感历史瞬息巨变的历史幻灭感。整部《桃花扇》传达的是一种深邃低沉难言的历史之幽情。
以抒写爱情为主的《长生殿》同样也存在对历史的反思。洪借美人误国带出了唐王朝权奸占据要津，良将处于卑位，朝廷贿赂成风，侈靡盛行的腐败朝政。《长生殿》借此传达的是“乐极哀来”的道理。然而不同于《桃花扇》之处，洪在谴责美人误国的同时，又让其“败而能悔”，从而肯定了李杨坚贞不渝的爱情。作品的“垂示来世”的意义也就彰显了出来：“乐极哀来”，又“嘉其败而能悔”。较之于桃花扇》，《长生殿》缺少一种更为深沉的历史意识。
《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剧作重“情”的创作理念，受到了明代盛行的“尚情”思潮的影响。孔、洪二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均继承了汤显祖的“至情”理论主张。洪在《长生殿》第一出《传概》中传达了自己对汤显祖“至情”理论的接受：“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哪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感金石，回天地，昭日月，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6]洪将《牡丹亭》中杜丽娘“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施诸李杨二人，使“双星作合，生忉利天”让二人精魂飞升月宫重续生前不能圆满的爱情。除此而外，洪利用另外一条线索安史之乱，将“臣忠子孝”或正或反的传达了出来。如：郭子仪的耿耿忠心，安禄山的包藏祸心。《长生殿》张扬了汤显祖的有情世界之论。同样，以抒写历史幽情为主的《桃花扇》，也表现了柳敬亭、苏昆生的侠肝义胆、李香君的政治气节和对爱情的忠贞、史可法对大明王朝的赤胆忠心……涉及了“情”的方方面面，更是对汤显祖“至情”理论的全面继承与发扬。
然而，两部剧作的“情”走走向了幻灭。《桃花扇》中，山河破碎，侯、李双双入道，留给人的是历史与个人难言的怅惘；《长生殿》虽然给了李杨二人貌似圆满的结局，但这种圆满是建立在玉环香消、明皇病逝的基础上的，现实中二人的爱情终难圆满。虽然“双星作合，生忉利天”，但“情缘总归虚幻”，“清夜闻钟，夫亦可以遽然梦觉矣”。《长生殿》留给世人的依旧是爱情难圆的失落感。这种“情”的幻灭感，很可能传达了清初文人的普遍心态。
三、整体风格的异同
孔、洪二人不同的创作思想，也使《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剧作的整体风格有了差异。由于两部剧作都取材于历史故事，因而现实主义的风格特征自不待言。然《长生殿》以描写李杨爱情为主，为了充分表达至情，洪“乖典则”“断章取义”，采取了幻笔写情，又使作品呈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长生殿》以《埋玉》为界，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基本尊史，体现了现实主义的风格；下卷幻笔抒情，忽而冥府，忽而梦境，忽而人间，忽而仙境，时空转换交错，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笔法。因而，《长生殿》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传奇剧作。《桃花扇》重记史，重抒发历史感慨，传奇创作秉持了“实录”原则。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7]（p1）因而，《桃花扇》呈现出尊史求真的现实主义风格。虽然在剧作中亦有冥府和封神场面的描写，但所占篇幅有限；孔尚任对剧中个别历史人物命运的改写，如侯方域和史可法，亦有其为主题服务和鉴于政治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因而这两点并不影响整部《桃花扇》的现实主义风格
四、语言特色的异同
创作思想的不同，亦影响到了剧作的语言特色。戏曲的语言包括唱曲和宾白两部分。唱曲承载了戏曲的抒情功能，宾白则承载了戏曲的叙事功能。因而，重在抒情的《长生殿》的唱曲写得更加地婉转有韵味。《长生殿》的唱曲接受了元曲的艺术风格，叠字叠句频现，形成了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抒情风格。
如二十九出《闻铃》：[前腔]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萧雨纵横，此际孤魂寒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似我回肠恨怎平！
此外，《长生殿》的唱曲还化用了唐诗宋词。
如二十二出《密誓》：[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信，银汉秋光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遥指鹊桥前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此曲化用了宋代词人的小令《鹊桥仙》“纤云弄巧”。
再如二十二出《密誓》：[前腔换头]……愿钗盒情缘长久订，莫使做秋风扇冷。……
此曲化用了唐人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牛郎织女星。”
相较于《桃花扇》精致齐整的唱曲，《长生殿》的唱曲长短相间，显得错落有致，且融合了唐诗宋词的意境和元曲的风神，不仅含蓄蕴藉，而且富于强烈的抒情性，更适合于舞台表演。
以叙史为主的《桃花扇》似乎更侧重于发挥戏曲的叙事功能，宾白的写作更见功力，虽然不够当行本色，但叙事波澜起伏，读之如亲临其境、亲睹其事，亲见其人。如三十五出《誓师》一折中描写大将史可法在北兵南侵，长江防守空虚之时，内心的无比忧虑；描写其三次下令三次无人应答的凄怆心惊；描写其三哭泣血的悲慨等都叙述的有声有色，即使去掉唱曲，只借助宾白，亦足以传情。
《长生殿》和《桃花扇》在语言上虽各有所长，但较之前代作品，曲白都相当典雅，然当行不足，不适于舞台演出。这就开启了传奇戏曲走向案头化的兆端。
参考文献
[1] 吴毓华编著.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p393
[2] 吴毓华编著.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p439
[3] 吴毓华编著.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p440
[4] 孔尚任著 迟崇起较.孔尚任评点.桃花扇[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
[5] 吴毓华编著.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p445
[6] 洪著 徐朔方校.长生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