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红楼绮梦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红楼绮梦范文1
1、第一次是海棠社，发起人是探春，社长是李纨。见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题。成员：李纨、迎春、探春、惜春、黛玉、宝钗、宝玉、湘云。
别称：李纨（稻香老农）、迎春（菱洲）、探春（蕉下客）、惜春（藕榭）、黛玉（潇湘妃子）、宝钗（蘅芜君）、宝玉（绛洞花主、怡红公子、富贵闲人）、湘云（枕霞旧友）。
2、第二次桃花社，由林黛玉重起。见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成员不变。
（来源：文章屋网 ）
红楼绮梦范文2
歌剧《红楼梦》
2016年9月10日，歌剧《红楼梦》在旧金山歌剧大戏院上演。
旧金山歌剧大戏院是世界歌剧界的重要演出场所，其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和做法，对渴望文化发展繁荣的中国城市来说，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旧金山歌剧团致力于邀请世界顶级歌手参加演出。有不少全球巡演的歌剧在旧金山首演，其中包括《尼克松在中国》《秘密花园》和根据华裔美籍作家谭恩美小说改编的《接骨师之女》等。2016年，根据中国古典小说改编的歌剧《红楼梦》在旧金山歌剧大戏院全球首演。
2008年《接骨师之女》演出大获成功，这使得旧金山湾区的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对西式歌剧兴趣越来越浓厚。之后不久，坐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中国传统基金会与旧金山歌剧大戏院总经理戈克利联系，商讨改编《红楼梦》事宜。戈克利进行市场研究后得知，所有中国人或者华裔美国人从小就以各种方式接触这个故事的各种演绎，于是决定上这个项目。
歌剧《红楼梦》由旧金山歌剧团制作，很能体现该团的运作方式。该团不求自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是利用全球人才来制作。歌剧的主创人员和演出阵容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的杰出人才，大陆的盛宗亮和蜚声百老汇的美籍华人剧作家黄哲伦担任共同编剧，盛宗亮担任作曲，台湾的赖声川担任导演，香港的叶锦添担任舞台美术设计，上海的石倚洁出演宝玉，韩国的女歌手出演黛玉，阵容中还有相当一些外籍华人和其他亚裔人士。
旧金山当地媒体盛赞歌剧的音乐、服装、布景、演唱。评论家们认为，演出极为华丽，音乐使用中国民族乐器和曲式，极富想象力，是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也许不是题外话，中国文化走出去，最早、最成功、最成气候的是音乐、戏剧、电影等方面的人才。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歌剧演唱家在世界各大歌剧舞台颇为活跃，涌现出不少世界级的小提琴、钢琴演奏家以及电影导演。从小的方面说，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旧金山歌剧大戏院才得以推出歌剧《红楼梦》这样的中国特色剧目；从大的方面说，中国文化才得以用外国人看得懂的方式，走出中国。
那么，具体而言，旧金山歌剧大戏院和歌剧团是如何运作与发展的呢？
旧金山歌剧大戏院和歌剧团
旧金山的文化市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进入真正的发展期。1923年，旧金山歌剧团成立，但旧金山还缺少一个专门的歌剧院。1927年，旧金山市政府发行400万美元城市债券，为歌剧大戏院的设计和建设筹集资金。1932年，旧金山歌剧大戏院建成。
歌剧团借助大戏院而立足发展，大戏院则凭借歌剧团而名扬世界，两者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得其所。在旧金山的文艺界，大演出团体往往是公司性质，往往是发达后建起属于自己的演出场所，但无论是先有巢后引凤，还是先有凤后筑巢，都是人才决定命运。
旧金山歌剧团的发展，要归功于其历史上的数位掌舵者。该团一共有过7位总经理，任期较长且影响较大的是莫罗拉任期30年（1923―1953），继任者阿德勒任期28年（1953―1981）。
莫罗拉首次访问旧金山是1906年，后来作为指挥常带演出团体来此演出歌剧。1921年秋天，他来旧金山定居，并在1922年建立了旧金山歌剧团。他让旧金山相信，这个城市文艺市场足够繁荣，可以养活一个歌剧团。由于资金短缺，第一个演出季前后持续5天，此后他发起捐款活动，结果全市有2441人响应了每人捐50美元的号召。就这样，旧金山歌剧团开始了它的辉煌生涯。莫罗拉使歌剧团获得斐然名声，演出在美国各地广播电台转播，很多年轻的歌手得到了演出机会。
阿德勒1938年从奥地利来到美国，为芝加哥歌剧公司建了一个合唱队，五年之中成绩斐然。莫罗拉听说后打电话邀请阿德勒来旧金山歌剧团担任合唱队总监。1953年，阿德勒接任总经理，鼎力开拓――旧金山歌剧演出季从9月初开始延续到11月底，演出场次也有所增加。1961年秋季演出季，共上演11部歌剧，每部大约上演5至6场。
阿德勒致力于挖掘和培养新人。在1954年、1955年间，他推出了一个培养工程，不少新人通过这个工程培训成长为国际名人。这个计划在1957年命名为莫罗拉歌剧工程，至今仍在延续。
在阿德勒主持下，每年秋天演出季开始的前一天，旧金山歌剧团与旧金山歌剧交响乐团合作，在金门公园举办免费歌剧音乐会，由非营利组织赞助。自1971年创办以来，年年举行，每场音乐会吸引三万听众出席。
旧金山歌剧团在普及歌剧艺术、培养歌剧观众和加强与社区、学校的联系等方面，也不遗余力。它举办各种活动，邀请当地知识精英介绍歌剧的各种知识，还在学校和社区培养对歌剧所涉及的音响、舞台设计、服装、乐器和演出等有兴趣的少儿人才。这些活动蓬勃开展，使得歌剧成为当地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亮点，成为媒体持续关注的新闻事件。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On September 10， 2016， ， an opera adapted from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of the Qing Dynasty， made its world debut at San Francisco War Memorial Opera House.
For some cultural trends observers in China， the event at the opera house is a case study for Chinese cities with cultural ambitions.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cities across China have prospered due to the successful modernization driv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Grand theaters have mushroomed， but shows are yet to catch up.
In the 21st century， San Francisco Opera has intensified its efforts to get more world class opera singers to participate in its opera projects. San Francisco Opera has presented several world premieres such as ， and ， an adaptation from a namesake novel by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Amy Tan.
The success of in 2008 made the Asians and Asian Americans in the bay area of San Francisco beco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western opera. China Heritage Foundation in Minneapolis approached David Gockley，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troupe， for adapting the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fter studying the market in San Francisco， Gockley became aware that the novel exerts a wide influence on Chinese. He learned from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an Francisco that there is not a Chinese or a Chinese-American who has not grown up and had some contact with this piece in some form.
The way SFO produced the opera play is typical of the way the opera troupe operates and flourishes. Many important players of the cast and crew wer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some celebrated Chinese were in the production， including composer and co-librettist Bright Sheng， co-librettist and playwright David Henry Hwang， director Stan Lai， Production Designer Tim Yip， Yijie Shi who acted as Bao Yu the hero.
The local media responded warmly to the performance， heaping beautiful words on the music， singing， stage design， etc.
It is not meaningless to point to the fact that Chinese talents of music， theater and cinema are among the first driving force that has brought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Over the past 30 plus years since the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ese musicians， opera singers and film directors have made high-profile appearance in the world. It is due to some of these talents that SFO was able to stage .
San Francisco Opera House and San Francisco Opera can be a revelation to troupes and theaters in China.
The entertainment market in San Francisco saw a booming growth after World War One as testified by the mushrooming of theaters and other entertainment venues. In 1923， San Francisco saw the founding of its first opera troupe， but the city did not have a standard opera theater to go with the troupe. In 1927， the city government issued 4 million bonds to raise funds for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an opera house. In 1932， the opera house came into being and has housed the opera troupe since then. The house has helped the troupe grow and the troupe in turn has made the house well known across the world. The two have fused in one in a sense.
The success of the troup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even general directors in its history of nearly 100 years. The most influential are probably the first two of them.
The first general director was Gaetano Merola who directed the troupe from 1923 to 1953. He was the first one who firmly believed that the city could support an opera troupe. The first season was a popular and critical triumph， but it was not a financial success. He started a fund-raising initiative and 2441 responded by donating 50 dollars. With the funds raised， the second season was much better.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Merola did his best to get international singers to appear in his opera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 seasons marked SFO growth. He gave young American singers opportunities and his troupe performed in Los Angeles. Some short versions of the works he staged were broadcast on about 30 radio stations.
红楼绮梦范文3
【关键词】《红楼梦》期待译本译本多样化
1.引言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中的一部经典之作，其中的诗词典故、历史事件、人名地名等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可谓处处皆学问，也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那么，将这样一部中国经典文化巨著翻译到国外，一方面能促进我国特色文化的对外交流，丰富世界文化内容，另一方面面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和撞击，我国文化自身如何充实、发展和传承，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红楼梦》的英译工作始于1830年，发展到现在，赵长江等将其分为"四个翻译期：即发轫期、断残期、编译期和全译期"（赵长江，付天军，2009：299），先已形成二十余种外文译本和节译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本全译本，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一是《红楼梦》本身所包含的浩大文化历史内涵给译者带来很大挑战，二为《红楼梦》译本的发展现状和读者心中期待译本之间的距离和关系，这两点对译者定位《红楼梦》期待译本都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以此为行文基点，主要针对《红楼梦》的英译本，探讨期待译本的定位和背后的翻译文化思索。
2.译本的多样化
就《红楼梦》译本的发展现状来看，全译本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霍克斯的译本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但随着"红学"的不断发展和对《红楼梦》研究的日益加深与扩大，译者们应该不断创新，不迷信权威，以期更好的译本的出现。《红楼梦》的翻译工作需要有一个宏观的、长远的目标，以促进我国特色文化的对外交流为宗旨，加强对我国传统背景文化的介绍，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红楼梦》的文化内涵。
从翻译的任务以及目的来看，笔者认为《红楼梦》的期待译本并不是特定的某一本，而应该形成以全译本为主，节译本为辅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以中国本土译者为主，鼓励国外译者多角度尝试的局面。全译本与节译本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相互补充发展；全译本结构完整性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流畅性也较高，但这样的方法在处理"异质"文化过程中欠额也较多，除非译入语读者对原文的背景文化知识有足够了解，否则读者对原文内容的吸收量是有限的。以异化为翻译策略的译本，读者以自己的思维角度看文本，接受的也主要为故事情节，原文背后独特的"异质"文化没有在读者心中留下印象，何谈吸收；以归化为翻译策略的译本，繁复的注释影响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寥寥无几的注释却又给"异质"处处设障，增加读者对原文的理解难度。《红楼梦》内含我国丰富的古典文化，包括大量的诗词典故、双关语、民族风俗和文化负载词等，在霍克斯译本的前言中，译者表示要尽力传达原文的"一切含义"，虽然有前言和附录，但译本中也只有8个简短的脚注而已；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中的注释也很少。由此可见，仅仅以目前的两个全译本来传递《红楼梦》文化是远远不够的。
而节译本则以丰富详尽的背景文化知识为特色，以注释为主，减少读者在阅读全译本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障碍，更好的了解我国传统文化。节译本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译者可以把《红楼梦》中诗词聚合在一起，将其研究成果翻译成集成册，简单介绍我国诗词呈现美的常用形式，诗词中的常见意象等，帮助读者形成欣赏中国诗歌的基本接受思维，加深译入语读者对《红楼梦》诗歌的整体理解；译者也可以把金陵十二钗作为一个整体翻译，包括我国"红学"对此部分的社会背景、人物角色分析等，帮助译入语读者更好的把握每个人物在整部《红楼梦》中的地位和命运发展。《红楼梦》是看不完、看不尽的，节译本的定位是横向的充实译本内容，为译本创造一个多维立体的环境，这与"红学"的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也是节译本不断发展、丰富和深入的源泉。我们明白，这会是一个不轻松的过程，但却是个很好的开始，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开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译入语读者作为翻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文本的译本定位、翻译策略和目的等有很大影响，所以考虑译本的预设读者、读者受教育程度、读者期待等相关因素是一本好的翻译作品本身包含在内的。《红楼梦》全译本和节译本的翻译目的以及预设读者群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为学习或者研究汉语的外国读者提供资料；为了解《红楼梦》故事情节的外国读者提供最大程度的全译本；为学习或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相关资料。由此看来：第一，《红楼梦》译本应该由全译本和节译本结合组成；第二，《红楼梦》的各个译本应该选择自身的独特视角，是注重完整故事情节的介绍，还是关注其背后浩浩的中国文化艺术；第三，将《红楼梦》和"红学"研究成果结合成介绍其自身文化的一个整体，然后进行翻译，确立长远目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在阅读文学译文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阅读是外国的作品，作品中所描述的是外国的人和事，这样的作品与本国作家创作的作品往往有些不同"（韩子满，2005：136）。正如王东风先生所指出的，"任何一个预读翻译文学的读者，都有着不同于读本土文学的审美期待"。所以，译者完全可以信任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多方面考虑读者不同层次的需要，做好诠释《红楼梦》文化的整体计划工作。
参考文献
［1］ David Hawks. The Story of Stone. Penguin Books Led, Great Britain, 1986.
［2］杨宪益、戴乃迭.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3］丛滋杭. 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4］冯庆华. 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韩子满. 文学翻译杂合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6］马. 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
［7］杨自俭. 翻译新论［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8］谢天振. 翻译研究新视野［M］.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红楼绮梦范文4
贾府里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在吃腻了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之余，于是想到油盐炒枸杞芽换换口味。柳家的对莲花儿说道：“前儿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来，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我到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这三二十钱的事，还预备得起（《红楼梦》第六十一回：投鼠忌器宝玉瞒赃，判冤决狱平儿行权）。”这枸杞芽便是枸杞的嫩茎叶。
【历史溯源】
枸杞春天发嫩芽，味苦中带甘，也可当食品。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卷上“种枸杞”言“春间嫩芽叶可作菜食”。《药性论》言枸杞芽“和羊肉作羹，益人，甚除风、明目”。广西《中草药新医疗法处方集》言“枸杞叶二两，鸡蛋一只，稍加调味，煮汤吃，每日一次，治急性结膜炎”。《滇南本草》言“枸杞尖作菜，同鸡蛋炒食，治年人白带”。《养小录》言其“焯拌，宜姜汁、酱油、微醋，亦可煮粥，冬食子”。贾府里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在吃腻了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之余，于是想到油盐炒枸杞芽换换口味。据1966年出版的《大众菜谱》中有，苏州菜肴“生煸枸杞”，实际上就是油盐炒枸杞，其烧法简单方便，是江南地区极普通的家常菜也。
【制作方法】
枸杞芽、调味品各适量。将枸杞芽洗净。锅中放植物油适量烧热后，下葱姜爆香，而后下枸杞芽，炒至熟时，下食盐、味精等，翻炒片刻即可服食，每日1剂。
【中医观点】
枸杞芽，又名枸杞尖、枸杞菜、枸杞叶、枸杞头、枸杞苗，为茄科植物枸杞的嫩茎叶，主产于甘肃、宁夏、河北、青海等地，以宁夏产者最为著名。春季采摘其嫩叶，老者不堪食用。枸杞苗性味苦、甘，凉。入肝、肾经，有清退虚热，补肝明目，生津止渴之功，适用于肝肾阴虚或肝热所致的目昏，夜盲，目赤涩痛，视力减退，热病津伤口渴等。《食疗本草》言其“坚筋耐老，除风，补益筋骨，能益人，去虚劳”。《日华子本草》言其“除烦益志，补五劳七伤，壮心气”。《本经逢原》言其“能降火及清头目”。
红楼绮梦范文5
一、主要故事在荣府
细心的学生读完这部书就可以发现，其实书中发生在大观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荣府。因为主要的人物宝、黛、钗、凤等“十二钗”，大部分都是荣府的人或荣府的亲戚，宝、黛、钗的爱情纠葛也发生在荣府。
《林黛玉进贾府》主要记叙了荣府迎接黛玉到来这件事，上到王、邢夫人、凤姐等重量级的人物，下到丫头、仆人，都为贾母这个外孙女忙乎着。迎接黛玉的那天，除了两个舅舅，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和黛玉厮见，众人随贾母神情的变化而转变，连凤姐这个管家也好一阵吹捧黛玉，这样的表现是为了让黛玉有到家的温馨之感吗？非也！是做给贾母看的，谁会在意年幼且可怜的黛玉呢？在荣府，贾母是众星捧月式的人物，贾母疼惜黛玉，当然大家投其所好。如果再细心一点，看到《红楼梦》后边很多的故事，就会相信文本中的这个现象，宝黛二人的两小无猜，长大后心生情愫，都是这个老祖宗在荣府安排的；后来宝、黛、钗的纠葛，宝黛的爱情破灭，金玉良缘的促成，都是老祖宗在荣府制造的，所以说，这个荣府的老祖宗决定了荣府的众生苦乐，大家的所作所为也尽量迎合这个老祖宗，所以我们要注意指导学生细细品味荣府中的大人物，注意这些大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细细揣摩，从而来解读整部《红楼梦》故事中人物的命运。
二、人物地位看描述
《红楼梦》中哪些人是重要的人物，作者在《林黛玉进贾府》这篇文章重点写了宝玉、黛玉和凤姐的肖像和行为举止，对贾母、二位夫人和“三春”的描写次之，《红楼梦》中人物形象的安排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指导学生重点看文本中描述的人物形象，来完成对整部书的重要人物的了解。
如《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这个管家的描述可谓精彩，文本给了重量级的描述，让学生认识了凤姐。可能有些学生会疑惑，为何要让她去做管家，而不是李纨这个大嫂子，除了李纨的遗孀的身份不便外，关键是凤姐的身份：从荣府中看，她是贾赦的儿媳妇，还是王夫人的亲侄女；从家世看，她是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中王家的大小姐，身份尊贵。所以凤姐不论是家世，还是人脉，都是绝对的管家人选，就因为这个特殊身份，才有了人未到，声先闻于贾母前的“放肆”，才有了在黛玉面前的卖弄，才有了在贾母跟前的讨好，这都是因为凤姐在荣府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个重要的人物当然在《林黛玉进贾府》中要浓墨重彩，正是这番刻画，我们才认识了美丽、尊贵、精明能干且贪婪、狠毒的凤姐，对她在以后协理秦可卿丧事、加害贾瑞、收取贿赂等行为就好理解了，所以我们要指导学生细细品味《林黛玉进贾府》这个文本，从中更好地解读《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和作者对人物的安排。
三、宝黛爱情隐眉目
《红楼梦》的结局因为宝黛爱情的失败，黛玉心死焚稿而亡，其实这个结果，我们在《林黛玉进贾府》中细细揣摩，其实也能看出点眉目。可能很多人会持反对意见，贾母对黛玉是多么地疼惜，怎么会反对宝黛亲上加亲的婚姻；但是我们不能忘了，贾母对未来的孙媳妇，她不光要求亲上加亲，还要看女子的容、工、德等，当然还要身体健康，因为传宗接代是大事，关系到荣府的未来。
从《林黛玉进贾府》种种迹象看来，贾母对她是不满意的。首先她的身体太单薄，还是个“药罐子”，贾母对黛玉的照顾只是为了疼惜已逝女儿的遗孤，这样的身体做未来孙媳妇，贾母没什么想法？黛玉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让她也不可能成为宝二奶奶，在贾母的迎亲宴上，贾母问黛玉念过什么书，黛玉回的是“四书”，其实满腹经纶的她已经在谦虚了，但黛玉再问“三春”念的何书时，贾母说的是“读的什么书，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意思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年幼的黛玉哪里想这么多，没有把住自己的嘴，而让贾母嫌弃，这个坏印象到后来也没有改变，以至于黛玉要死了，贾母也不去见见，看来和对黛玉刚进贾府的坏印象脱不了干系。就《林黛玉进贾府》中的这些事，细细品味，宝黛的爱情实在不可能成真，只能是个悲剧。
红楼绮梦范文6
关键词：文化“传真”霍译本《红楼梦》
1.引言
红楼人物在中国家喻户晓，他们的性格特征对中国读者来说是耳熟能详。但在国外，情形就不那么乐观了。在早期英文版本中。黛玉被翻译成Black Jade，也就是“黑色的玉”。从中文字面纯粹的意义上来讲，黛玉，确有黑色的玉之意。可是，在英语中，Jade有两个引申义，一个是loosewoman，有“放荡的女人”之意，另一个是horse，马的意思。Black Jade的引申义就是a loose woman of dark skin，或black horse，这两个含义与《红楼梦》里的黛玉真是差得太远，这样的翻译是严重的“文化失真”。
2.《红楼梦》的几种译本
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它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内容涉及、习惯风俗、成语典故等方方面面，包罗万象。
据确切材料表明，《红楼梦》的英译历史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外翻译名家都为《红楼梦》的翻译付出过努力。如赫・本克拉夫特・乔利(H.Bencraft Joly?―1893?)的节译本，中国古典文学教师王良志的译本，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王际真的《红楼梦》英文节译本，等等。在众多译本中，较有影响的数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红楼梦》全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和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及其女婿约翰・明福德(John Minford，1946―?)合译的一百二十回全译本《石头的故事》(以下简称“霍泽本”)。而霍译本更为突出。霍译本不仅基本忠实于原著，很好地保持了原作的风貌，而且语言精确。文字优美，译文本身亦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曾发表评论说，该译本在规模上和质量上均足以同韦利翻译的《源氏物语》相媲美。《泰晤士报教育增刊》也认为霍译本是当代最佳英文译作之一。
3.文学翻译中的人名翻译与文化传真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我国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说：“翻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谭载喜教授也认为：“翻译的难与易，好与劣，与其说与语言有关，毋宁说主要与文化有关。”文学翻译亦是文化翻译。翻译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共同行为，译著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翻译改造了文化异质，同时又保持了文化异质。翻译所展示的文化既不是彻底的源语文化，又不是彻底的译语文化，而是一种具有本土化的异质文化，一种让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所谓文化“传真”就是要求译语从文化意义的角度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所要传达的意义、形式与风格，它是文化翻译的基本准则。
人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由于具有悠久深刻的形成历史，又为某一民族所特有，因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名字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往往根据创作意图，为更深刻地刻画人物性格、预示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精心而慎重地为人物选择名字，而绝非随心所欲，信手杜撰而来。人名的翻译应当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检验文化是否失真的一个有效途径。
4.霍译本中的人名翻译与文化“传真”
《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巨著，书中描写的人物有600个左右，其中有姓名的就有300多个。要给众多的人物安个名字，实在不容易，可见曹雪芹在定人物姓名时确实煞费苦心。因为在这几百个人物中，他们各自的名字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或揭示人物性格、命运，或反映人物的结局。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就曾经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杨译本对大多数人物都采用了音译，这样做虽然合乎常规，但是却无法体现出人名中蕴藏的文化内涵，所以西方读者无法和汉语读者一样获得同样的艺术享受和语义信息。而霍译本对部分人物采用意译，使读者首先对人物激起丰富的联想，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创造有力因素。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4.1 准确地传递了中国女性之美
在曹雪芹的笔下，不论是小姐还是丫鬟，个个都展示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她们或性情刚烈，或柔弱和顺；或阔达豪放，或含蓄婉约；或胆大泼辣，或谦和忍让；或才貌两全，或德艺双馨。曹雪芹在给每个鲜活的人物命名的时候就赋予了她们各种各样的美。要把这种美准确地传递给西方读者，译者就不能简单地通过音译或者字面意义的翻译，否则这种美就会荡然无存，甚至会玷污它。如有的版本中将袭人译为Assailsmen(袭击男人)，完全曲解了宝玉当初为她取名取自于“花气袭人知昼暖”这句诗。而霍译本中将袭人译为Aroma，是“芳香”的意思，“花气袭人”，花气，就是花香，抓住了“花气袭人”这个特点。
霍译本中译名的成功在于霍克斯在读透了《红楼梦》，深刻了解每位女性性格特点的基础上。将她们的美通过名字来传递给西方读者。
例如，妙玉在书中的判词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她是一位冰清玉洁、远离红尘的出家人。曹雪芹用“金玉质”来定位妙玉的性格特征。什么是“金玉质”?自古以来，凡是华丽或可贵之物，常以“金玉”来作比喻，金玉质，就是非常贵重的本质。用“金玉”来描写妙玉，就是说妙玉特别宝贵，特别贞洁。霍克斯将妙玉译为Adamantina，即钻石的意思，非常贴合“金玉质”这一点，和妙玉的出家脱俗、心灵冷峻颇为吻合。
又如，晴雯的判词是：“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什么是“霁月”呢?就是明净、豁达、开朗的美好境界。“霁月”有一个典故。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评价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周敦颐的人品：“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豫章集・濂溪诗序》)雨后刚刚晴朗的天气，叫“霁”。就是“晴”的含义。霍克斯将晴雯译为Skybright，即天晴，牢牢地抓住了“霁”这个文眼。一个心无城府、光明磊落、美丽率真的晴雯呈现在西方读者的面前。
再如平儿。书中有一段宝玉评价平儿的文字：“……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儿还遭荼毒……”平儿的人物形象有很多侧面，曹雪芹描写她是“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这说明平儿聪明非凡，又天生丽质；她协助王熙凤管理好这么一个大家庭，能力不凡；但是她没有借着她的权利欺压 别人，而是公道执法，待人和善，这又是她善良性格的体现。但以上这些并不是平儿的根本性格特征。平儿本是孤儿，身为奴隶，男主人乐无度，不知怜香惜玉，女主人蛇蝎心肠，所以，平儿是“薄命”，而她却能“周全妥帖”，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忍”，忍耐是平儿最根本的性格本质，霍克斯将平儿翻译成Patience，真是读透了《红楼梦》。而且英译名与原名偶然押头韵，真可谓两全其美。
4.2 精确地传递了原著作者的用笔之神
《红楼梦》中有一小人物“多姑娘”。书中第二十一回这样描述：贾琏因巧姐生病，搬到外书房去睡，同厨子之妻多姑娘苟合。“因这媳妇妖娆异常，轻狂无比，众人都叫他多姑娘儿。”笔者以为，原著作者用“多姑娘”这个名字来指代一个和很多男人有染的实在是妙。有的版本将“多姑娘”翻译成Miss To，而霍克斯却用Mattress(床垫)戏称一个与荣宁二府诸人都有一手的，真是恰如其分，惟妙惟肖。
《红楼梦》中还有很多反语式的命名方式。如王熙风的丫头善姐和赵姨娘的小丫头小鹊。当凤姐把尤二姐诓进大观园后，派一名丫鬟去“侍侯”她。虽名曰善姐，但是她的言行大有王熙凤之风。实在不善之致。而鹊总是与报喜相联系，成语有喜鹊登枝之类。可这个小鹊曾跑到怡红院通报一个消息：贾政在赵姨娘的房里谈到宝玉。结果，这个消息引起了怡红院的一片恐慌。本来是报忧的“乌鸦”，却偏起了个报喜的喜鹊的名字。这样的命名足见曹雪芹下笔的不拘。倘若音译的话，人名的讽刺荡然无存。因此，霍克斯用Mercy来翻译善姐，用Magpie来翻译小鹊，精确地表达了原著作者取名的本意。一个对温良懦弱的尤二姐毫无怜悯之情的丫头取名Mercy，实在是莫大的讽刺，而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丫头Magpie在英语文化中有饶舌之意，读者见到这个名字就有了先见之明。
在霍译本中，我们随处可见译者精确传递原著作者用笔之神的大家功力，在细微处我们也见到了译者的神来之笔。如《红楼梦》中有个贪心偷窃的“坠儿”。霍克斯译为Trinket。《英汉辞海》Trinket除了有“小装饰品”之意外，还可用作不及物动词，表示“密谋”。小说中坠儿戏不多，不过在滴翠亭与小红有一段闺中秘语，后被宝钗定性为“奸狗盗”的“心机”，可见Trinket译坠儿之名实在巧妙。
4.3 有效地传递异质文化
文学翻译是一座桥梁，两边连接的不同的文化，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为了使文化不“失真”，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霍克斯既是一位治学严谨的翻译家，又是一位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具有很高造诣的汉学家。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他努力地消除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效地传递和交流了异质文化。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从霍克斯对红楼人物的译名中看出来。
紫鹃是黛玉身旁善良聪慧、温柔贴心的丫鬟。紫鹃原名叫鹦哥，黛玉将她改名为紫鹃是大有深意的。在中国，杜鹃是极富悲戚与诗意的形象，有人会说。紫鹃的直译不应该是cuckoo(杜鹃)吗?为何要将紫鹃译为Nightinggale。在英文中，杜鹃的引申义是“出轨的女人”。在西方文化里，人们认为每当奸夫到来的时候，杜鹃都会鸣叫。这是非常不雅的称呼，而夜莺在西方却是诗人最爱赞美的鸟儿之一。所以，霍克斯把紫鹃曲译成Nightinggale实在是独具匠心。夜莺之于西方人恰如杜鹃之于我们，这种翻译处理不仅让西方读者对紫鹃这个人物有了明确的了解，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亦有了通过译本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佳径。
贾宝玉宝玉在诗社中使用的别号为“怡红公子”，却被霍克斯翻译成“Happy Green Boy”(快乐的绿色男孩儿)。霍克思舍“红”取“绿”的原因。正是缘于“红”字在中西方文化里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很多表示颜色的词汇在汉语和英语里的字面意思一样，但是文化内涵却有着较大的差异。霍克思在序言里解释道：“小说的书名之一是以‘红’开头的。‘红’作为一种象征――有时指春天，有时指青春，有时指好运或荣华一而不断地出现。不幸的是，除了玫瑰色的面颊和朱红色的嘴唇以外，‘红’在英语里却没有这些涵义。我发现汉语里的‘红’倒是可以译成英语里的‘金’或‘绿’(‘春天，绿色的春天’，‘金色的男孩儿女孩儿’，等等)。”这种译法引起了一点争议，还值得商榷，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霍克斯为中西方文化传递所作的大胆尝试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