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红楼梦的作者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红楼梦的作者范文1
1、曹雪芹，1715年至1763年，男，清代小说家。名沾，字梦阮，雪芹是其号，又号芹圃、芹溪；
2、祖籍辽阳，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
3、《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中国古典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红楼梦的作者范文2
【摘要】在《红楼梦》里，人物的服饰也熠熠闪光，美不胜收。曹雪芹为他笔下人物设计的服饰，不管是在体制上，还是在款式、色彩上，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我们透过那多姿多彩的服饰，看到了明清时期服饰方面的礼仪体制和审美理想。
【关键词】红楼梦；明清服饰；美学
服饰作为人的一种文化表征，必然成为社会文化的体现方式，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在《红楼梦》这座金碧辉煌的艺术殿堂里，人物的服饰也熠熠生辉，美不胜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人物服饰的设计，无论是从款式还是从色彩上，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可以说服饰是人的第二皮肤，也体现着对美的一种追求，是美的一种张扬和延续，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很注重明清时期服饰的美学，贾府里面的人物服饰，一个个都是富丽堂皇，充分体现了人物的地位和命运，作者通过对服饰的描写，把人物的心理和智慧的外在美充分体现出来。
一、红楼梦中的服饰特点
首先，在《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主要体现的是明清时期服饰的特点，在作品中描写的《红楼梦》的服饰和现实中朝代的服饰是不太相同的，可以说曹雪芹在描写《红楼梦》的服饰的时候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背景限制的，人物碰到正规的礼仪场合，就严格按照清朝的服饰制度穿戴的。但是作者又不完全按清制装扮人物，以便给自己的艺术创造一个广阔的天地，从客观上看，清朝虽然废除了明代服饰，但在有些方面还是沿用了明代的。由此可以看出，《红楼梦》的服饰虽然有着曹雪芹自己的美学追求，但总的来说遵循的还是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审美标准。
其次，红楼梦中的服饰大多以红色为基调，而且多为描写年轻美丽的女性服饰。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以红色比喻美色，女子的服饰以红为美，以红为贵。比如，红楼梦中对王熙凤的服饰的描写有三次，其中有两次就以红色为主。在当时，红色不仅仅是美丽的代表，更是高贵吉祥的象征，而高贵就是美的表现，书中所有的年轻女子个个美若天仙，所以都必须要有美的服饰与之搭配，而作者在设计时也是把美和高贵结合在一起了，同时也体现了明清时期封建社会把服饰礼仪作为当时重要审美标准。
二、《红楼梦》中体现的明清时期服饰美学《红楼梦》所展示的明清服饰是宏大和精微并存的。《红楼梦》中的服饰大量运用许多蕴涵丰富意义的图案，这些图案都是祈求祥和，或者是权利和统治阶层的象征，也或者是对长寿和生命健康的崇拜。
（一）代表了明清时期服饰文化的审美标准
我们可以从书中描述的贾府人物的服饰看出，它们代表了明清时期服饰文化最高的审美价值，显示了极高的审美品味和美学追求。在《红楼梦》中，人物的服饰描绘渲染出错彩镂金的辉煌之美的一面，也有体现芙蓉出水般的清雅之美的一面。《红楼梦》中的服饰深刻展示出明清时代的服饰文化的特点：当时的社会更趋向于崇尚繁丽华美，趋于诸多粉饰太平吉祥的祝福之词，将这些吉祥祝词施之于图案之上，增加华贵的审美氛围。通过《红楼梦》中对服饰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代服饰特征表现为生动豪放、色彩浓重、简练醒目，反映出了他们的审美形态。尤其是清代服饰，更加注重于繁缛的艺术样式和风格，使得在服饰用料、饰物等方面突出强调精致细密。在《红楼梦》中充分体现了由于满汉服饰的融合，出现了清代服饰花样丰富多彩的趋势，它基本以明代服饰和清代服饰混合法来塑造人物。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王熙凤、薛宝钗等主要人物的服饰都具有时代的代表性，是当时流行的时装，他们的服饰都是富丽堂皇般的错彩镂金之美。在林黛玉的服饰上，主要体现的是清新淡雅，犹如芙蓉出水，与其他人的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主要是形象塑造的需要，也是特定人物的审美需求。
（二）体现明清时期服饰自身美的规律
服饰不仅要符合明清时期一定社会、阶级的审美标准，而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要合乎服饰自身美的规律。在社会中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其服饰也是不尽相同的。在《红楼梦》中，每个人物在不同的环境下穿戴的服饰，它的款式和颜色的搭配是不相同的。曹雪芹明白服饰的款式和色彩对人物角色描写的重要性，因此按照美学的规律设计人物的服饰，为人物形象服务。比如说在林黛玉第一次进贾府看到贾母的丫头的服饰，感觉她们穿红着绿与别家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贾母的地位决定的，贾母以享受为主，所以她不仅需要像鸳鸯那样善于体察迎合她的丫头，也要求丫头在外表上也要赏心悦目，所以这样穿着的丫头放在贾母房里实在是合适不过了。“穿红着绿”既对塑造贾母的形象起了烘托作用，又合乎美的规律。
（三）体现明清时期人物形象性格
《红楼梦》中的服饰是明清服饰的一个缩写，体现着明清时期人们如何运用服饰美学来美化人的外貌，塑造人物形象和性格。服饰是人主动装饰自己外貌的部分，它能够有效地烘托人物外貌，这就是人类运用服饰进行装饰的目的。好的服饰能够使得人物外貌变得更美，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分长相，七分打扮”。因此，在《红楼梦》中的服饰款式上，作者几次描写到宝玉穿箭袖衣，而箭袖衣是窄袖袍服，窄袖袍服是满族游牧尚武的民族传统流传下来的，贾宝玉虽然不是习武的，但是穿上它可以显得英俊干练、风流潇洒。如果是变成穿宽袖长袍，那么就会显得更适合读书人，显得老气横秋，这样就不符合贾宝玉的形象和性格了。另外，服饰怎么打扮和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服饰，就要受到一定的思想引导了，这就能够充分体现出一个人的内在修养、气质和性格。因此，在明清社会中，服饰除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以外，还可以体现出人的身份地位，上到帝王后妃、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的衣冠服饰，这些都是有严格的区别，这种等级差别一直贯穿整个明清社会中，通过不同的服饰，我们可以看出人物经济状况的好坏和身份地位的尊卑高下。
（四）体现明清时期服饰美学的环境背景
人物总是要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的，因此人物的服饰不仅要与人物相配，还要经常变化，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周围的环境、气氛协调一致，才更具有美的效果。在《红楼梦》中，作者能够很好地利用服饰这个媒介，利用服饰的款式和色彩的变化来引出情节的变动，并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最终实现为揭示人物性格服务，为服饰增添了新的审美价值。比如说，在婚姻问题上讲究姻缘的明清时期，在描述贾宝玉和薛宝钗的“金玉良缘”、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木石前盟”的问题上，作者通过人物的服饰来表达其思想，通过一个人穿什么服饰来表现他的性格，进而显示出他们在处理问题上的差异，揭示人物命运，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大背景环境。又如，在对晴雯服饰的描写上，作者花的笔墨不少，通过她与服饰有关联的情节鲜明地突现了她位卑而人不贱、刚义泼辣、爱憎分明的性格。服饰在红楼梦中的审美价值不仅表现在人物的穿戴上，还在作品内容上是一个有机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三、结语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的服饰主要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明清时期服饰的审美标准来进行的，遵循了明清时期美学的创造规律。《红楼梦》通过运用服饰来塑造人物形象，渲染不同的环境气氛，点缀大自然的景色，推动情节发展，同时体现封建的伦理道德。可以说，《红楼梦》中的服饰是集明清时期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研究明清服饰美学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参考文献：
[1]陈东生，甘应进，周丽艳，覃蕊.清代满族风俗与《红楼梦》服饰[J].太原大学学报,2006(3).
[2]崔荣荣．《红楼梦》人物服饰——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缩影[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4(6).
红楼梦的作者范文3
关键词:庄子;红楼梦;好了歌;贾宝玉;浮生若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027-01
一、《红楼梦》主题歌《好了歌》蕴含的主旨
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是追求精神的自由与绝对自由。庄子认为,人如果能顺其自然之性,也就是纵情任性,便得自由,但这只是相对的自由。至于什么是绝对自由,如何获得绝对自由,《逍遥游》作了详尽的阐述:有所依赖的自由,只能算作相对自由,无所依赖的自由才是绝对自由。《红楼梦》主题歌《好了歌》旨在指出若要人生好,须要“了”了“功名”、“金银”、“娇妻”、“儿孙”。而庄子主张“无名”“无功”“无情”,最终才能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由此可见,两者旨趣的完全相同。
《好了歌》主张了情,而《红楼梦》开篇却说此书“大旨谈情”,二者看似相悖,其实则不然。从“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可见,本书确实写情。但是书到最后,几乎所有情痴情种都以死退出了人生的舞台,而宝玉最终无情,随和尚道士离开了滚滚红尘,复得“天下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的逍遥。可见《红楼梦》用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让人了解:人生最苦,情难了,无情最逍遥。在功名、金银、情感中,不慕功名最易,不贪金银次之,难舍者乃在“情”。若无情则无所不能“了”,如此便能逍遥。由此看来,《红楼梦》“大旨谈情”的真正目的在于劝勉世人“无情”,因此可以说庄子思想已深入《红楼梦》骨髓了。
二、宝玉的命运与道家思想的联系
对老庄人生哲学的认同,作者在塑造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上尤见其功力。第三回宝玉首次登场亮相,作者用两首《西江月》词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这两首词将其纵情任性、蔑视功名富贵的超凡脱俗概括得淋漓尽致,生活中的宝玉也的确如此。宝玉蔑视功名富贵,纵情任性,因而也逍遥自在,这正是老庄所谓自由的境界,但它还未能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因为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警幻即道破宝玉本性:乃“天下第一人”。
宝玉无时无刻无事不记挂着黛玉,可他的真心往往不被黛玉理解。“金玉良缘”之说成了黛玉心中的一个魔咒,况且宝钗深得贾府上下人心,宝玉又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之嫌,因此黛玉总是不放心,常以“金玉良缘”之说嘲弄宝玉,以假意试真情,反惹出了不少口角之争,致使两人都为情而苦。宝玉为情而痴为情而苦的过程,也就是他渐渐转向无情的过程。第二十一回宝玉看到《外篇·胠箧》“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一段时,不禁提笔续曰:“……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由此续可见,宝玉似乎已隐隐地感觉到了闺阁之美给他带来的烦恼。第二十二回“宝玉悟禅机”,听到《寄生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时,称赏不已。可是这时的宝玉还无法做到“无牵挂”。直到黛玉离去,宝玉开始叹人生,悲也喜也爱也恨也,一切都成空。痴情一生,苦一生,情不了,苦难尽,此时应了情,无情最逍遥。宝玉最终无情而返青埂峰,复得“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变无悲”的绝对逍遥。
三、道家“浮生若梦”思想在《红楼梦》中的体现
追溯中国文学史,人生如梦的思想正是由庄子在《庄子内篇·齐物论》中首先提出来的。《红楼梦》在第一回作了交代:“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这一番话暗示了作者人生若梦的感悟。“梦”可视为《红楼梦》的精华、特色、灵魂,若将这些梦幻从《红楼梦》中抽移出去,那么《红楼梦》就没了精髓。由此可见,《红楼梦》通篇笼罩着“人生若梦”的感慨。联系到庄周梦蝶的故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回中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对顽石的劝语:“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所以顽石化身的宝玉及仙界诸艳化身的红楼众女儿的人间情事纠葛以及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在全书的总结构中,则属于一大幻梦,本身便是虚无的。
贾宝玉多次梦游太虚幻境,特别在第五回作者写到宝玉梦中如神仙般惬意到了极致,可是美梦过后,万事皆空,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人生一场,转头万事皆空。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家的浮生若梦的观点。
其他人物的梦境,如秦可卿临终前托梦凤姐之言:“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贾元春给贾母托梦“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早。”等等,均反映出道家“人生若梦”的虚幻思想。
综上所述,庄子道家的思想深深影响并贯穿于《红楼梦》的始终,只有全面了解道家思想与《红楼梦》的联系,才能真正读懂这部伟大的作品。
红楼梦的作者范文4
那几年我刚巧有机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看到脂本《红楼梦》。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至于自己做，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但是没写过理论文字，当然笑话一五一十。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根的散文最记得这一句：“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有巴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因为怕唠叨，说理已经不够清楚，又把全抄本――即所谓“红楼梦稿”――简称抄本。其实这些本子都是抄本。难怪“初详红楼梦”刊出后，有个朋友告诉我看不懂――当然说得较婉转。
如今在这大众传播的时代，很难想象从前那闭塞的社会。第二十三回有宝玉四首即事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荣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录出来各处称颂。”看了使人不由得想到反面，著书人贫居西郊，满人明义说作者出示《红楼梦》，“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可见传抄只限戚友圈内。而且从前小说在文艺上没有地位，不过是好玩，不像现代苏俄传抄地下小说与诗，作者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曹雪芹在这样苦闷的环境里就靠家里的两三知己给他打气，他似乎是个温暖的情感丰富的人，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红了的那支歌中所谓“人――需要人的人”，在心理上倚靠脂畸笏，也情有可原。近人竟有认为此书是集体创作的。
他完全孤立。即使当时与海外有接触，也没有书可供参考。旧俄的小说还没写出来。中国长篇小说这样“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刚巧发展到顶巅的时候一受挫，就给拦了回去。潮流趋势往往如此。清末民初的骂世小说还是继承红楼梦之前的“儒林外史”。《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请原谅我这混杂的比喻。
程本《红楼梦》一出，就有许多人说是拙劣的续书，但是到本世纪等才开始找证据，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我看见我捧着厚厚一大册的小字石印本坐在那熟悉的房间里。“喂，是假的。”我伸手去碰碰那十来岁人的肩膀。这两本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红楼梦》遗稿有“五六稿”被借阅者遗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家人家去找出来抢回来。现在心平了些，因为多少满足了一部分的好奇心。
我这人乏善足述，着重在“乏”字上，但是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也幸而我的兴趣范围不广。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掼了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正是：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
（选自《红楼梦魇》，有删改）
红楼梦的作者范文5
虽是黄口小儿的浮光掠影，却也水过地皮湿，对《红楼梦》中的某些人物产生了数十年守恒不变的印象和评价：王熙凤，够毒的；贾琏，够坏的；尤二姐，够贱的；平儿，够难的；宝钗，够阴的；晴雯，够俊的；尤三姐，够硬的……
从9岁到眼下年近花甲，我自称十读红楼，其实并无精确统计，但敢保读过十遍以上。只是我读《红楼梦》不是索隐探密做“红学”，而是为了从中偷艺写小说。偷艺，也就是学以致用。
在中国写小说的人不读《红楼梦》，我觉得就像基督徒不读《圣经》一样，可算不通情理，说不过去。有一位“新潮”文艺理论家，拿《红楼梦》跟西方现代派小说比较，说《红楼梦》只够初中水平。这就更加令人忍无可忍，惹得我多次写文和发言反驳他。如今，此人到西方寄人篱下，“比较”来“比较”去，还是靠卖《红楼梦》挣口饭吃。面对西方“蓝眼睛”，大谈《红楼梦》比西方现代小说高出百倍、千倍、万倍、万万倍，唬得那些“初中水平”以上的蓝精灵如醉如痴，走火入魔。
闲言少叙，且说我向《红楼梦》学习语言艺术，是重点进攻，条块分割，全面推进。我的重点进攻对象是王熙凤、林黛玉和晴雯。这三位女性的语言最有鲜明特色，个性最为突出。闻其声如见其人，听其言而发人深思。
条块分割是对各系统（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和各单位（如怡红院、潇湘馆、梨香院……）的不同人物进行个别和综合对比研究。贾政、王夫人和赵姨娘的搭配，薛姨妈、薛蟠、薛宝钗一家的组合，真是亏他（曹雪芹）想得出，骂人不吐核儿。
凡在《红楼梦》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哪怕微不足道，一闪而过，我也在“全面推进”中解剖“麻雀”。
深受贾宝玉的精神感染，全盘接收这位“无事忙”先生的高论，我对《红楼梦》中的男性兴趣不大，在女性中对已婚者也不太感兴趣，而未婚少女，在丫头身上下力多，小姐身上用心少。
通过我对《红楼梦》的阅读和思考，通过我在创作上借鉴和学习《红楼梦》的深刻体会，我写小说是追求以个性语言，来刻画人物个性和暗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以人物在动态中的准确的细节描写，描绘人物形象。由于个人气质和生活经验不同，我写不出《家》《三家巷》那样跟《红楼梦》靠色的作品。但是，我在我的乡土文学小说中，写过不少“乡土晴雯”“乡土芳官”“乡土金钏”“乡土袭人”……只是没有依样画葫芦，不那么显眼。
《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和人际关系，我已十分熟悉，这几年便不再通读。出于个人情趣和创作需要，我对《红楼梦》的阅读改为“听折子戏”的方法，也就是将《红楼梦》的精彩片段，分割成若干中篇或短篇，类似《水浒》的宋10回、武10回、林6回、鲁3回……凡以王熙凤、林黛玉、薛宝钗、秦可卿、贾宝玉、刘姥姥、晴雯等为主角的章节，或表现重大事件和复杂纷争的段落，我都节选出来，反复精读和寻思。如“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我节选了两千多字。晴雯那多层次多侧面的心理活动，完全从她那有声有色、泼辣含蓄、丰富优美的语言中流露表现出来。“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段，我前后节选了五千多字。在这五千多字里，或隐或现将贾府男女老幼、尊卑上下、亲疏远近、真假虚实的众生相，暴露无遗。在这些“折子戏”里，每个人物的一言一笑，一动一静，都话里有话，弦外有音，意犹未尽，令人回味无穷。
后40回的“折子戏”，我只看中黛玉之死和袭人之嫁两节。
不仅对于《红楼梦》我是如此重读，而且对于过去阅读的所有名著，我也是如此复习。
如此如此，我称之为断章取“艺”。
（选自《刘绍棠文集》）
红楼梦的作者范文6
长久以来，关于《红楼梦》之评论研究，有以为代表的索隐派，有以为代表的作者考证派……在纷繁多样的重围中，王国维与鲁迅的见解独具价值。
王国维与鲁迅都经历过清末民初的国家转型期，也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相似的时代、教育环境却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下面，笔者就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说”一文及各篇杂论为例，从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国维与鲁迅对《红楼梦》评论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三、艺术价值：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在《红楼梦》艺术价值问题上，王、鲁二人的立足点迥异。王国维把《红楼梦》的价值根基深植于西方美学与伦理学的土壤中，他认为《红楼梦》的最大美学价值就在于它的悲剧意义——“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进而把《红楼梦》与叔本华所认为的第三种悲剧相连洽，“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红楼梦》算得上是悲剧中的悲剧。同时，他又创造性地认为《红楼梦》在美学与伦理学上的价值是相同的，“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也揭示出了人生与艺术的巧妙关系。而鲁迅则认为《红楼梦》真正的价值是突破了以往中国古典小说写作的局限，“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种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以传统小说思维来探讨《红楼梦》价值的方式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二人对《红楼梦》价值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侧重于在世界文学体系中横向探求，一个着眼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纵向比较，虽不可否认二者的观点都尚有不足之处，但其各自创新之观念也着实为红学开辟了崭新的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