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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作墓志范文1
关键词：叶适；记体散文；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010—01
叶适是南宋散文名家，千百年来备受称赞。宋叶绍翁云：“水心先生之文，精诣处有韩、柳所不及，可谓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四库馆臣说：“适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其散文诸体兼备，涵括奏劄、奏议、表、书、序、记、墓志铭、祭文、铭、疏文等十几种体裁样式，许多名篇已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典范。考察历来对叶适散文的探讨，其奏劄、奏议、墓志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而记体散文则似乎未予重视。本文拟就叶适记体散文之艺术特色略作论述。
叶适的记体散文，“藻思英发”，文采烨然。模山范水，状景如画，叙事议论且富含理趣。
叶适记体散文的特点之一，在于将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熔为一炉，腾挪变化，涉笔成趣。北宋的记体散文，一般采用先叙事，再描写，最后发议的“三段式”写作模式。如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皆是如此。然而苏轼并不肯蹈袭常式，其《超然台记》、《凌虚台记》等将叙事、描写、议论穿插并用，灵活变化，使记体散文的面目为之一新，格局亦为之一变。叶适在记体散文创作中，继承了苏轼的这一笔法，灵活处理叙述、描写、发议、抒情之间的关系。如其散文名作《湖州胜赏楼记》：
凡城邑据江海陂泽之胜，皆即以为赏，盖物常聚于大矣。吴兴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伟，浸可几席尽也。然四水会于霅溪，镜波蓝浪，梁梠动摇，而靓妆袨服之倒影，互为散合。众流放于荷叶浦，沈清浮渌，凫鹄栖止，而绮荷文蓼之罗生，无有际畔。特岭联互，巧石绵络，颇抑湖之重势而蔽遮其寒风，故其人意安而气和。舸经舫纬，艇绘艓缕，细声窈眇，豪唱激越，宛转一州间，随地而胜，随胜而赏，无不得所求，具区虽大，不暇观也。夫岂娱于耳目之狭者易徇，而迪于心志之广者难亲耶？亦其神灵爽异所独钟，彼虽大而此不小也。
本文为胜赏楼所作之记。文章描绘霅溪之镜波蓝浪，楼梁弄影；荷叶浦之渌水清波，凫鹄栖息，荷蓼罗生；绵绵的山岭与巧石，由近及远地点染了胜赏楼外的湖光山色。进而由景发议，“颇抑湖之重势而蔽遮其寒风，故其人意安而气和”。至此，景物描写似已结束。然而，叶适却宕开一笔，描写湖面上舸舫纵横，啸歌游赏的景致。文章景物描写，色彩清晰，静动相衬，文采斐然，别有一番韵味。文章以下部分转入叙事，遥想名士的流风余韵，交代了作记的缘由。最后，作者谈到治政与山水的关系：“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穷阎可使富。况蒲鱼丰衍，明山媚水，素称胜绝乎！”。整篇文章，叙事、描写、议论灵活穿插，将优美的景物与深邃的哲思巧妙融合，意味隽永。钱基博先生谓其“随笔曲注，情事都尽；而波有余渟，笔无滞机”，可谓一语中的。
叶适的记体散文，结构模式腾挪不羁，变化自如，即便是一段之中，也往往将诸多表现手法错杂并用，极尽灵活变化之能事。如《白石净慧院经藏记》首段。作者先写游赏所览：“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陆地尤美”；次叙景中之人与事：黄、钱二家，累世不贫，以秀士自居；又有杨翁者，善种花；余曾讲习于此，时与诸人赏花钓鱼，畅游净慧院；黄氏之子，终老不出户；再抒心中之情：“见其能侃然自得于山谷之间，未尝不叹其风俗之淳，而记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最后议论作结：“盖天下之俗，往往皆如是。使为上者知冒之以道，而不以偏驳之政乱之，则以余所闻于古人之治，何不可治之有哉！”寓景、事、情、理于文中，由景及事，由事生情，由情入理，层层推进，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谋篇布局的笔力。
叶适记体散文的特点之二，是用山水游记的移步换形笔法来记亭楼藏院，既让人如临其境，又引起人们探胜索幽的兴致。移步换形，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惯用笔法，叶适虽无山水游记，但他却将山水游记的这一笔法运用到亭楼藏院记的创作中来，可谓新人耳目。如其《烟霏楼记》。文章从作者赴蕲州之任写起，以游踪为线索，描写沿途所闻、所遇、所览。先入蕲州境，极目“空堤绝岸，败芦衰莽”、“碎坡丛岫，靡迤连接”，渲染了一派荒疏之景；继而行至蕲州，总写蕲州风物与民情，“州无城堞，市无廛肆，屋无楼观，佳卉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简陋”，这里的涵晖楼、见山楼与超然观等遗迹，既凋敝又逼仄，“皆不足以处”。最后，作者来到了烟霏楼。烟霏楼，在通判厅之西，为一州风光佳境。面对如此美景，叶适兴致盎然，展开了大量的景物描写。他先点染烟霏楼下“不见甚陋”的情状，再描写鸥鹭鸡犬，刻绘林樊晻霭，由低到高，由近及远，动静映衬，展现出一幅生动秀美、启人遐思的画卷。要之，全文在移步换形的过程中，又常见叙事成分，将游记的写景手法与楼记的叙事艺术巧妙叠合，令人叹服。
文辞俊丽横肆、句式灵活多变是叶适记体散文的第三个特点。诚然，叶适强调“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但他并不因为重道而轻文，他曾编选过一部宋代散文集，名为《播芳集》，此书今佚，然序尚存。在序文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选文标准：“取近世名公之文，择其意趣之高远，词藻之佳丽者而集之。”又序《罗袁州文集》云“散语幽寂，有兰芷之洁；合语华润，有桃李之艳”，足见其对思想和艺术是并重的。
叶适“雄文博辩”，“笔力横肆”，擅长言事论证。又“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于是，他将政论和四六惯用的对偶、比喻、排比等辞式移植到记体散文的写景状物中来。他的记体散文也表现出“横肆”的特点。譬如《石洞书院记》：“土开谷明，俄若异境。稍复深入，臻于旷平，则石之高翔俯踞，而竹坚木瘦皆衣被于其上；水之飞湍瀑流，而蕉红蒲绿皆浸灌于其下。潭涧之洼衍，阿岭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钓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谋而先成。”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句式工巧整饬，文笔俊丽雄赡。此外，叶适还好用四字句式，如《宝婺观记》：“漫陇伏冈，林茂野蕃，若轾若轩，若万马纵牧于平原，锦出绣没，不可控抟。两溪广长，会清合凉，匪厉伊方，徐纳于江。南山绵绵，果蔬之区，柘桑之园，日月风雨，借其姿态，雾烟氛霭，相为吐吞。”成功运用了铺排和比喻手法，由近及远，由低到高，层层推移，一派千山秀色，尽揽绣囊。以大量四字句式展开铺排，又使行文气势流走。叶适《观文殿学士知枢密院事陈公文集序》称“文欲肆”，此文即见其妙。叶适甚得韩柳之意，除了喜用四字句外，还注重句式的奇偶相错，长短并用。如《沈氏萱竹堂记》：“沈君体仁始治园观，广池以接清流，累土以抗峻峰，缭其四旁，互为蔽隐，搜花拣石，绵日系月，衣食所余辄具焉。然后迟客有亭，延月有台，藓梅露药草木之奇品，莫不贯序以先后。”句式整饬又不失变化，有参差错落之妙。
要之，叶适的记体散文，打破传统“三段论式”的写作格局，将叙事、写景、议论、抒情熔为一炉，结构灵活自如；在句式上，叶适既喜用四字句和对偶句来写景状物，又注重行文的骈散相间，错落有致，使记文横肆可观。此外，他将游记中惯用的移步换形笔法用到亭楼藏院记的创作中来，不仅引起读者探幽索奥的兴致，而且增强了记文的文学色彩。朱迎平称，“叶适是集乾、淳散文中兴之大成的散文大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叶适记体散文的贡献正是他“集散文之大成”所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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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作墓志范文2
宋人使用的茶具以金银为上品，并视之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蔡襄在其《茶录》(下篇，论茶器)中具体记载当时流行的斗茶用具“茶椎、茶钤、茶匙、汤瓶”等均以黄金为上，次一些则“以银铁或瓷石为之”。
宋代银制茶具继承发扬了唐代金银器模压、锤压、錾刻、焊接、鎏金等工艺传统，在其基础上创造了立体装饰、浮雕凸花和镂刻工艺，充分显示出宋代金银工艺制作的高水平。
与唐代相比，宋人，尤其是官宦、富贵人家更重视茶具的质地和工艺。金银茶具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普遍欢迎，富丽工巧的金银茶具成为文人骚客吟哦的对象――“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范仲淹诗)、“银瓶铜碾俱官样，恨欠纤纤为捧瓯”(陆游诗)，诗中“黄金碾”、“银瓶”、“铜嘬”都是指碾茶和注汤金银制茶具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一书中描述宋时“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极力推崇金银茶具，在全国各地的宋代达官贵人墓葬中不乏用金银茶具作为随葬的例子。如四川德阳、崇庆、彭州、江西乐安、福建邵武故县、江苏澡阳平桥等地出土宋代银器窖藏以及江苏江浦黄悦岭南宋墓、江苏吴县藏书公社北宋墓、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福建邵武黄涣基均有金银制作茶具出土。其中尤其是出土于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福建邵武故县、福州茶园山等地的金银器m中的茶具，构思新奇，工艺精美，令人赞叹不已。
银质莲形杯
1990年9月，邵武故县老鸦窠山一处俗名庵窠的古建筑基址内，发现了埋藏在一个青瓷陶罐内的140余件宋代银器。器形有杯、盘、盅、碟、勺、镯、跳脱、袖箍、钗、簪、练、佩及银铤、银条等，其中属于茶具的主要是杯、盘。故县乃邵武旧县城，银器出土地点附近是宋宰相李纲、御史中丞黄履等达官贵人府第，因此，这批窖藏银器绝非寻常百姓可有之物。
这批窖藏银杯的数量达11件，盘3件。小巧玲珑的杯盘胎体轻薄，造型与装饰均取材于自然界生物(花卉为主)或日常生活：如出土数量最多(8件)的莲花杯，杯身作六瓣莲花形，下附六瓣花形空足或圈足，杯身压印花样繁多的凸花花纹(有折枝菊、梅、茶花、牡丹、玉兰花等)，杯口内沿饰连续六瓣小花图案，口沿与杯心凸花皆鎏金，俯视小杯，犹如莲苞待放。
银质莲形杯则以“亭亭净植”的莲之清丽脱尘与“和清静寂”的茶性相亲，菊淡梅冷，“花中四友”之菊与梅又何尝不可作为茗杯的素材?这批银器中杯和梅花杯各一件，都有银盘配套。杯杯身是重瓣，杯身与盘心凸出，饰意为花蕊，其配套托盘亦为连瓣形(无足)，杯置盘中浑然一体，俨然为一朵盛开之菊。菊有花中最高品质，有“能傲寒霜，独矜晚节”之誉，以菊为茗杯之形，令人有啜英咀华的感觉。
梅花杯盘各一件，器身亦均作五瓣梅花形。盘平底无足宽沿，杯底附五瓣花形空足，外撇盘沿与杯足饰鎏金子芽图案。盘心、杯心分别凸印新月折枝梅。此一器在手，顿觉暗香浮动，花影扶疏，平添不少茗趣。
这批窖藏银茶具中的婆金夹层八角杯格外引人注目：此杯口径7.5～9.3厘米。高5.5厘米，杯身与足均呈小八角形。壁为夹层，通体鎏金，口内沿与杯足錾刻一周卷草图案，杯心錾刻《踏莎行》词，分10行，每行字数不等，计61字。词中描绘的是歪戴乌纱帽、身着状元袍的新科状元，骑着配备金鞍玉勒的骏马，手执仙桂，在随从的簇拥下，离开琼林苑的御宴，恣游花市的情景，十分生动写实。八面开光图中凸刻的图案，一气呵成，构图活泼，将一首《踏莎行》的词境表达得淋漓尽致。
鎏金银茶具
1990年3月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一批金银器，是近年宋代金银茶具极为重要的发现。许峻出身名门望族，曾祖至父辈均为朝廷命官，母为唐国夫人。许峻自己则是一个天资颖悟、富有家学而又经常舞文弄墨的官员。因此他的随葬品中有大量日常生活用具(装饰品)，包括文房四宝和金银茶具。许峻墓金银茶具品类丰富，制作十分精美，其中主要有：鎏金银碗，碗口径12厘米，高4.7厘米，喇叭形口，斜直腹下附小圈足，造型恰似宋人斗茶常用斗笠碗。碗口沿、圈足鎏金，内壁錾刻折枝梅花，碗心錾刻五出团花图案，饶有兴味的是出土时碗壁已有两个明显残损蚀洞，疑是主人生前常用此碗斗茶，碗壁屡经茶筅击拂，终于蚀成破洞。
鎏金银托杯是另一套制作十分精美的饮茶具，托杯通体褐色，由一钵形杯和与之配套的托盘组成，杯口、盘口及圈足底部均鎏金一圈。沿杯径7.3厘米，托径14厘米，通高5.8厘米。托盘呈六出菱花形，宛如一朵筋脉毕现的荷花。全器敦实端庄，朴素中蕴含典雅，实属金银茶具珍品。茶具中的托杯、托盏晋时已有，至唐宋以后更受饮茶家青睐。宋代托盏形式多样，而金银制作的较为罕见，因此弥足珍贵。
鎏金银执壶(即水注)，口径6.8厘米，腹径6.9厘米，高23.5厘米，是许峻随葬茶具中另一件精品，此壶侈口束颈、弧腹、矮圈足。颈腹部按扁曲柄，弧状长流与下腹部相连。园柱形盖纽有银链与器身相连，器身錾刻双鹊图，口沿饰三角园点纹。柄流与圈足錾刻卷草纹。通体鎏金，造型十分秀美。
执壶又可称茶瓶、汤瓶、茶吹、茶吊子，是宋代点茶时常用的煮水注汤器具。其质地可用金银铜等金属和陶瓷等制作，且以“黄金为上”。茶瓶既要煎水又要注汤，因此一般对瓶嘴有严格要求。所谓“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大观茶论》)，要求瓶嘴直，末端小而圆且尖挺，这样才能保证茶汤的品相与质量。蔡襄也说“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茶录》)。许峻墓出土银茶瓶恰好符合上述几个条件。
许峻墓中随葬金银器中有一件口径5.7厘米、高14.5厘米的银壶，出土时内置一双银筷、一把银匙，银筷长21.8厘米，条状剖面呈六菱形，两端粗细不均(直径0.4～0.6厘米)；银匙1件、柄扁长，匙部椭圆微凹，作叶面形，通长12.8厘米，乍见之下以为是墓主食具。认真辩认，则应为茶器中之火筷和茶匙。
银筷乃煎茶时夹炭或撩拨火炭的工具。茶匙则是唐宋时代用于取茶末、搅茶汤的不可或缺的器具。茶匙形似小勺，唐人诗句“半匙青粉搅潺滠，绿云轻绾湘娥鬟”(唐・李成用《谢僧寄茶》)指的就是取末搅汤这回事。宋人斗茶更离不开茶匙，蔡襄《茶录》中称“茶匙要重，拂击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所以银制茶匙还是人间上品。
在许峻墓中还有一件银制荷叶盖罐，此器敛口、矮领、圆腹收成大平底、荷叶形器盖、蒂形纽。宋人饮茶，先以饼茶经炙、碾、罗等工序制为粉末，饮时再取末入盏点注，因此。需要一个贮茶末的容器。银制荷叶盖罐应为此用的贮茶罐。
银丝茶笼
1998年11月，邵武市水北镇故县村发现宋墓一座。从墓志和地方志有关记载得知，墓主黄涣，字德亨，邵武光泽人，31岁中进士，历任太学博士、京西仪幕、岳州知郡等官职。黄涣为官清廉，有政声，颇受百姓拥载。黄涣墓随葬物有银器、铜器、铁器、竹器、木器、漆器、石器等45件。其中银器、漆器茶具和纨扇是最重要的发现。
银器(从器表残留痕迹看原本应是鎏金银器)有杯、盒、笼、瓶、渣斗、匙、勺等17件，有酒具(杯)、梳妆用具(粉盒)、容器(盖罐)和茶具。这一批茶具计有装茶末的盒子、置茶饼的茶笼、量茶末的匙、勺、装匙的长颈银瓶、用作茶饮洁具的渣斗。以上茶具曾见于茶园山等地宋墓之中，惟银丝编结的茶笼为首次发现。茶笼是贮茶之物，在陆羽的《茶经》中曾有蒸罢热捣之后茶饼用“纸囊贮之”的记载，但以何种用具如何贮存却不见记述，直到法门寺地宫中出土唐代皇家金银茶具中发现银茶笼，才算见到贮茶的实物。宋承唐制，末茶法得到进一步发挥，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的韦鸿胪，指的就是竹编茶笼、茶焙，唯竹器难以保存，考古发现至今末见实物，黄涣墓的银茶笼的出土，填补了宋人茶具的空白，不失为茶文化考古的重要发现。
范仲淹作墓志范文3
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系统性，而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具有典型意义。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历仕京外，曾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屡奏言复兴，要求抗金。《宋史叶适传》称“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开禧北伐时，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战功；又在江淮屯田练兵修垒筑堡，防御金兵进犯；到韩佗胄败后，他因“附会用兵”被革职。叶适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他批评“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张“黜虚从实”，修实政、行实德、实事实功(22)。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的案语中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实际功效是衡量道义正确性的指标。
就学术渊源看，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有永嘉先辈周行己、许景衡、郑伯熊等，经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实事实理”学风，到叶适而永嘉实学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他认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53《止斋学案》）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叶适引留茂潜语：“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学术流脉固然重要但不易说清，且思想家的不宜仅以此为据，故宜较宏观性把握。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而集永嘉学之大成；其学术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 东南地域经济结合的产物。当时，孝宗朝既有战争威胁又相对稳定，要励精图治就要务实空谈无用，这也是时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荟萃东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众多学派并存的生动局面，具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与“流风相接”，加上他任官务实的经历等等，对永嘉实学之大成均起作用。
叶适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与朱熹有联系，又与浙东其他学派有来往，他推崇陈亮，为之铭墓志、序文集，他们被朱熹指责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122）早年他还在朝中为朱熹进言说话；在《进卷管子》中，指责管仲始坏王政， “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水心别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 年）的《廷对》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政，与群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水心别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变化， 反对空谈倡言功利。此书“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对对传统思想的系统反思。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突出于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特征，并且较为全面系统，所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23)以下要点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
① 义利观
事功实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 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 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②本末观
“重本抑末”是传统经济观的主要倾向。叶适则讲三代“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到汉代始行抑商政策，他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19）此前反对“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论”说，已经标志着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水心别集》卷1《治势下》），指出“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自利”，当时“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水心别集》卷2 《国本下》）他要求政府改变政策。
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2）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等，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与时代变迁相关联。当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认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14之15、16）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 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提高，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团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化。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与西方的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农本工商末”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叶适死后继承其学，并有光大。叶适生前对他褒奖有加，在《题陈寿老文集后》中夸陈之作“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别集》卷29）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论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早约五百余年，(24)浙东实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贡献。
③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中财政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25)叶适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 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 但他并不赞成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习学记言序目》评述《史记货殖列传》时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要通过理财来进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赞成官营禁榷行管桑之术，认为：“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为“欲收 天下之功……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还说：“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水心别集》卷6《进卷管子》）
他对当时财利匮乏的认识也别具一格：“盖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故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水心别集》卷10《实谋》）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论点。不过，叶适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一》）即关键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而不应“奉头竭足以较锱铢”。他提出入宋以来财入数倍发展“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贫乏越重。指出“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罢去苛捐杂税，则“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以之求治。”（《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尤其针对越来越多的财入，说是“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 ……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减财入，减轻民众负担，这与他的富民思想分不开。(26)
④富民观
主张“藏富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主张，但这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张，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他反对“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说：“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他认为“不可以为井”、“亦不必为井”，因为“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再就是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应实行，因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对于豪强恶霸则应当“教戒”使之“自改”。在叶适的认识中，富人的社会功能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作为国家的根基，富人当然应当 受到保护，不容抑制损伤。“富人代天子养小民”之说有特殊意义，说明宋代国家与自耕农及佃农的关系变化。“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反对夺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 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上》）“数世之富人，食指众矣，用财侈矣，而田畴不愈于旧，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贬损而还其初乎，是独何忧！虽然，盖未有能之者也。于是卖田畴鬻宝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下》）“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杂税，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水心文集》 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护求富，与儒家传统的“不富不贫”主张已经大相径庭了。 叶适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包括了地主、农民和工商业者的整个民众在内，他把富民作为富国的基础，但并非从“国”与“民”的分配关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强调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国家是以民众为基础的，这也是古代中国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富民思想，如叶适这样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识者也不曾逾越。
余英时先生十分重视“富民论”，认为主张国家应保护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观点，“这在儒家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当时除了其（指苏辙）兄苏轼以外，司马光也持论相近，南宋叶适则发挥得更多。但这一新观点的广泛流行却在明代中叶以下。”(27)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主要讲明清时代，在学术界有很大。实际上，宋代为富人辩护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与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对政治的反抗过程相一致，成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说：“富家巨室，小民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卷13《蕃民之生》）并发展为“安富”思想；他也反对抑制富人“乃欲夺富以与贫以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籴之令》）王夫之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名也”（《黄书大正第六》），“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卷2），抑兼并是“犹割肥人之肉以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 而肥者毙矣。”（《宋论》卷12）明清以后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普遍，成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反映。
⑤人地观
人口问题也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问题，而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到宋代尤其南宋才凸显出来，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28)叶适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也很独到。他在《民事中》中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他的所谓“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优化配置。当时宋金战争疮痍遍地，人口大规模南移，两浙人口“百倍于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叶适说：“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于天下。 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勉为其难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强，反有贫弱之实见于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还徒耗财富，应当“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税增，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水心别集》卷2 《民事中》）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功用。
由于南宋偏安一隅，生产密集生态破坏，叶适十分忧心：“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那么，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办法，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务之急也。”（同上，《民事中》）即以“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人地优化配置方案，来解决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问题。
吴越之地数十年无战火，所以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冲突；而荆、楚之地到汉末还很兴盛，唐、五代后才“不复振起”。若前者以其盛坐待其衰实在是傻事；后者有广阔的开发复振前景，不利用也是很可惜的。他从生态平衡角度闽、浙集约式经营有伤地力，不解决会“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张，发展了苏轼的“度地以居民”的思想，也是对“适度人口”的较早理解。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习惯，减轻发达地区压力，开发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叶适注意发挥人口的生产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还提出了招徕农民开垦各州荒地等主张，想既可解决土地问题也可缓和贫富对立，还可增加国家税收。统筹全局合理分布，缓解人地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效益；并使发达地区免于盛极而衰，使落后地区重振优势，这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⑥货币观
宋代的货币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都有其独特地位。“钱荒”是宋代货币问题的焦点，(29)北宋人论钱荒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尽管交子在四川发行，但与“钱荒”关系不大。到南宋则不同，纸币已较为广泛地流通，“钱荒”的内容复杂得多，不单纯指流通中必要货币量不足，还包括几种货币的相互关系。因此，南宋人的货币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中有独到价值。
叶适的货币思想主要集中在《财计中》、《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以及《通考钱币二》所载文献中。他的反传统倾向在货币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现，他提出“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耶？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中》）对几乎众口一辞的“钱荒”提出质疑。他认为并非真的“钱荒”，从物价变化来考察铜币购买力来看，不是“钱重物轻”，反倒是“钱轻物重”，说是“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他考察历代米价变化来证明“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认为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价上涨的普遍要求，使不断扩大的铸币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铜币购买力下降钱多物少，必然形成钱贱物贵，钱多反而物贵，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比单纯从货币绝对量看问题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证地观察货币量与物价变动关系，且较为符合当时无价变动的实际。叶适这里讲的是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不能满足物价上涨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认为是“钱荒”。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尽管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而实际流通中的量却不足，主要原因是纸币的发行排斥了铜币，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说：由于钱币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形成“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结果是“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今日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并乏矣；设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他认为纸币的流通，加速本来就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铜币退出流通领域，而纸币贬值使持有者受损失，还使人们不愿将商品多上市── 一系列恶果。 他不仅认识到铜币为纸币所驱，而且指出这是一种必然：“虽然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赉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这就是“劣币驱除良币规律”！货币理论史上称为“格雷欣法则”， 认为是十六世纪英国人格雷欣（ Thomas Gresham，1519─1579）首先发现的。不过，李约瑟（J.Needham）考证哥白尼（N.Copernicus 1473─1543）不仅创立了“日心说”，写出过震撼世界的《天体运行论》，还写过《论铸币》的重要论文，陈述了“劣币驱除良币规律”。(30)而叶适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这一规律。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认识到此规律，他说“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73 《便民疏》）只要并行几种质量不同的货币，就会出现上述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对上述规律的认识，如汉代贾谊（前200—前168）“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新书》卷4 《铸币》）南北朝时颜竣“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五钱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宋书颜竣传》），但都不及叶适“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楮行而钱益少”（均出《财计中》）明确，叶适的货币观是较为先进的。
总的来说，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的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统研究。
本文通过以四个部分，阐释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反传统倾向与务实重用特征；考辨其赖以产生的地域经济文化与学术思想变迁，涉及与其并存的理学及诸相关问题。试图从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学科的视角，对宋代实学尤其是浙东实学经济思想进行初探的尝试。注释：（凡引用史料于正文中用夹注）
(1)葛荣晋：《实学导论》，载其主编《中日实学史》，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同上，第205页。
(3)参见田浩（H.C.Tillman）著、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 社1997年版。
(4)同(1)，第13页。
(5)参见拙作：《“中国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98—4。
(6)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一书中，记述历代南北文化观主要论点和史料，参见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丛书》14。
(7)参见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丁文江：《汉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载《科学杂志》第8卷第1期1923年等。
(8)参见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10)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页。
(1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12)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236、234、135、142—143页。
(13)参见陈国灿：《80年代以来南宋事功学派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6─3。
(14)艾伦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译：《伦、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5)参见拙著：《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
(16)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页。
(17)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之55，1980年6月，第205—208页。
(18)参见拙撰：《商品经济观念的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9)吕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何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204页。
(20)参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1—543页。
(21)参见拙作：《论“利”》，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8—2。
(22)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记叶适治边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坞、守江北等修实政、行实德的行谊。
(23)有关叶适经济思想，可参见拙作《叶适经济思想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4)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第183—185页。
(25)参见拙著：《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页。
(26)胡寄窗先生认为这“标志着传统经济观点的一种重要转变和的新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27)余英时：《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文版载《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 他注释说明“关于这一，可看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节《为富人辩护的新观点》页85—92。”还说1994年4 月他在东京大学讲演，我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特此致谢。”相关问题可拙作：《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载《浙江学刊》92—1。
(28)参见拙作：《论宋代的生产力思想》，载《生产力研究》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