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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方言范文1
一、引言
在《“行成”变异一百年》一文里，徐大明和高海洋先生追溯了北京口语中“行”和“成”的百年变异历史，并且分析了在各时期这对语言变项作为应答语①在北京方言作品和口语中的使用情况。笔者对照河南口语发现，在河南方言中至少存在两个用来对请求或建议表示赞同或应允的词汇形式，有“中”“行”“好”等形式，而以“中”和“行”为主要形式。在表示与“可以”义相关的“能干，合格”义时，“中”和“行”也有一致的用法。下面是《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八百词》中的用例，可以显示“行/中”的有关同义现象。
行：⑨可以：～，咱们就照这样办吧算了，把事情说明白就～了。⑩能干：他样样都会，真～！[……] （《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第5版，第1523页）
中：⑨方成、行、好：～不～？这办法～饭这就～了。[……]（《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第5版：1761页）
行：①能干：老张搞起实验来真～。②可以：馒头～了，可以揭锅了走着去也～（《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第585页）
中：除了表方位外，还表示“行、可以、好”等，全省通用。（《河南省志・方言志》第163页）
需要说明的是，在《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行”都有“可以”和“能干、合格”义，只是这两个义项编排顺序不同。“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个方言词，相当于“成、行、好”，这时“中”的义项是“可以”义；在《河南省志・方言志》中，“中”除了表示方位外，还表示“行、可以、好”，这时，“中”的义项也是“可以”义。在《现代汉语词典》和《河南省志・方言志》中，“中”都是方言词汇，并且义项都只有“可以”义。在河南方言里，“中”的主要义项除了“可以”义之外还有“能干、合格”义。如：“那小孩儿真中，家务活儿啥都会干。”也就是说，在河南方言口语中，“中”和“行”都有“可以”义和与“可以”义相关的“能干、合格”义，两者在河南方言口语中基本通用，当然作为应答语时，两者也通用。
从词典用例可以看出，应答语“中”具有河南方言色彩，“行”的“可以”及“能干”语义，作为超方言的标准语用法，似乎无人质疑。同时，在绝大多数的北方方言中，也表现出同样用法，所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普通话基础方言的基本词汇”（陈章太、李行健，1996：4385）。在河南方言口语应答语中，作为有河南方言色彩的“中”和有普通话色彩的“行”的作为一组语言变项，几乎可以通用。那么在现在的河南方言口语中两者的使用情况究竟如何？什么社会因素在影响着二者的使用？二者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为此，我们需要采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定量分析。下文就依照这三个问题展开。
二、调查方法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个“有序的异质体”，语言系统在全社会交际不间断的前提下逐渐演变（Labov，1994）。语言中的这些变异现象还可以进行系统性观察和定量分析。因此，社会语言学家常常通过观察语言变异的社会分布来确定“进行中的变化”。所谓“进行中的变化”（change in progress），指的是正在扩展社会分布的语言变异（徐大明，2004）。社会语言学家不仅认为“进行中的变化”是可以观察到的，而且可以使用定量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在选择一个语言变项后，就会统计出该变项的各个变式在不同说话人的言语中出现的频率，把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如性别、年龄、阶层、种族等）联系起来研究。本文将对河南方言口语应答语中的“中”和“行”的使用情况进行这样的定量研究。
在调查之前，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问卷包括5个河南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句子，让调查对象选择自己最常用的应答语。句子分别如下：
1.――咱去吃饭吧？
――中/行。
2.――我回去给你打电话。
――行/中 。
3.――你来了言语一声。
――行/中。
4.――天不早了，那我先回了。
――中/行。
5.这件衣裳便宜点行不行？/中不中？①
在调查了10个人以后，我们发现，虽然总体上来说使用“中”的人比使用“行”的人多，但是被调查对象往往受答句中第一个选项的影响，即如果“中”在前就选“中”，“行”在前就选“行”，并且被调查对象也表示，像这种随意的句式，做问卷和平时说话会有偏差。虽然应答语的使用频率较高，但是应答语的使用也具有随意性和不注意性，即人们往往不会注意自己到底在应答语中使用了“中”还是“行”，因此社会语言学中传统的问卷调查法不适应。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曾对如何确定语言事实提出了三项原则，其中一项就是“以讲话人的实际表现而不是以讲话人的判断为准”（徐大明，2003：19）。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我们采用了非介入式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即作者在人流量集中的菜市、商场、集市上听取人们在谈话或者接打电话时的预备结束语，简要听取并做记录②。
按照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把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如性别、年龄、阶层、种族等）联系起来研究才能发现其与语言变项使用情况的关联。关于种族因素，河南省以汉族为主，并且由于汉民族的影响，少数民族朋友在使用应答语时和汉民族几乎无异，因此种族因素暂不考虑。而被调查对象的社会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也是笔者难以目测的。在调查之前，我们考虑到是否说普通话对选择应答语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把语言选择也作为一个影响因素。最后共选取了四个社会变项，即：年龄组（0～18岁18～35岁35～50岁50岁以上）、性别组（男女）、生活区域（城市农村）、语言选择（普通话方言）。
我们选取了“郑州、开封、洛阳”这三个城市作为方言调查点，郑州为河南省会所在地，开封在1954年以前是河南省会，洛阳也是河南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城市。因此，这三地的方言在河南比较有代表性。
笔者共调查了100个对象，因为是非介入式调查，调查数据全部有效。其中在城市调查60例，农村40例（考虑到现在中国城市化率已接近50%，且城市里有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60例中，男性占32例，女性28例；农村的40例中，男性占20例，女性20例。在城市的四个年龄组中，男性每组调查8人，女性7人；农村的四个年龄组中，男性每组调查5人，女性5人。详见表一：
三、调查结果
我们暂不考虑“年龄、性别、生活区域和语言选择”四个因素，仅从总的方面看，河南人在应答语中使用“中”的有63例，使用“行”的有37例，这说明在河南方言中的应答语中，使用“中”的比例还明显高于使用“行”的比例，“中”这一具有河南特色的应答语在河南还很有市场。至于调查对象为什么选择“中”或“行”，很有可能受性别、年龄、生活区域、语言选择、心理定势等方面的影响。下面我们来考察具体社会制约因素对“中”和“行”的影响。
（一）年龄
通过上图我们不难发现年龄与说“中”和“行”之间的关系：越是年轻的人使用“行”的频率越大。而年纪大的人使用“中”的概率远远超过年轻的人。
如上所述，社会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变异的时候，如果发现某种语言形式与年龄存在共变关系，就会研究这种语言形式是否是“进行中的变化”。从图二能清楚地看到年龄与“有+VP”句式存在共变关系，所以，该变异有可能是一项“进行中的变化”，仅从年龄还不能断定它就是“进行中的变化”，我们还需要寻求其他方面的证据。
（二）性别
从上图可以看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说“行”，在语言变化上，女性稍微领先于男性，因此男性在语言创新上要落后于女子显得较为保守。而这种情况在河南方言中也得到体现，符合“行”是较为领先的语言变式，而“中”是较为保守的语言变式。
（三）生活区域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城市的60例被调查者中，说“中”的有31例，占比例为52%，说“行”的有29例，比例为48%而在农村的40例被调查者中，竟然有32例说“中”，比例高达80%。可见，生活区域对选择应答语影响很大。至于为什么农村人更倾向于说“中”，而城市人使用两者几率相当，或许语言选择会帮助我们解释这个疑问。
（四）语言选择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总的生活区域来看，即不分城市和农村，河南人更倾向于用方言说“中”，这一比例竟然高达97%。相比之下，河南人似乎不太认可用普通话说“中”。在用普通话说“中”的两例中笔者发现一例调查对象为10岁左右女生，一例为35岁左右中年女性，这两名被调查对象均来自城市，这就又印证了女性更容易采用新的语言变式这一规律。在说“行”的37例中，使用普通话的有23例，占62%，这表明河南人有的习惯用普通话说“行”，也有少数人用方言说“行”。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来分别看城市里和农村里的语言选择与“中”和“行”的使用情况，见表四和表五：
从上面两表可以看出，河南城市里的被调查者基本用方言说“中”，只有少数人愿意尝试用普通话说“中”。至于用普通话还是用方言说“行”，城市人比较随意，比例相当。而在河南农村，不管是说“中”还是说“行”，多数人习惯用方言。
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笔者又对另外一些调查对象进行了访谈。在城市里，当被问及平时应答语会用“中”还是“行”时，他们说“中”和“行”都会说，但用普通话说时更倾向于说“行”，当说方言时觉得说“中”更顺口。当被问及是否认为说“中”更“土气”，说“行”更“洋气”时，他们均表示这个选择与“土气”和“洋气”无关。他们普遍认为“中”就是个河南方言词汇，只有用方言说才地道顺口，而“行”作为普通话和方言都通用的应答语，似乎怎么说都无所谓，并且他们都承认在谈话或接打电话时，“中”和“行”会穿插使用，并不会去刻意区分。看来河南方言中，说“中”还是说“行”也有随意性。而农村的受访者均表示他们更习惯于说“中”。
从表面上看是年龄、性别、生活区域、语言选择等因素决定着河南人选择应答语时是说“中”还是说“行”，但从深层次来看，却是社会定势、个人心理和思维习惯在其作用。
三、结语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行”的使用情况与年龄存在共变关系，年龄越小，使用“行”的概率越大；第二，“中/行”的使用情况与性别存在一定的共变关系，女性使用“行”的比率稍微多于男性；第三，“中/行”的使用情况与生活区域也存在一定的共变关系，农村人习惯说“中”，城市人说“中”和“行”的比例相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打工，也势必会影响他们选择应答语；第四，“中/行”的使用情况与语言选择存在一定的共变关系，说普通话的人说“中”和“行”比例基本相当，说方言的人更倾向于说“中”，而说“中”不存在“土气”的污名，只是跟说话环境有关。
河南方言应答语中的“中”和“行”作为一组语言变项，近年来发生着由“中”到“行”的“进行中的变化”，但“中”仍然是具有优势的语言变式。因为从深层次看是“社会定势、个人心理和认同”等因素在决定着人们的使用什么应答语。作为极具河南方言特色的应答语“中”已在河南人心目中打下了深深烙印，人们有普遍的心理认同。
注 释：
①陆志韦（1956）称其为“问答词”；这里我们采用单叶骅（2000）
的“应答语”的说法，是从语用功能来界定这个语言变项，避免了“行/成”的词类纠葛（参见单叶骅，2000）。转引自《“行成”变异一百年》（徐大明、高海洋）。
②由于如果甲问“行不行”时，乙的回答往往是“行”或者“不
行”，“中”也不例外，因此我们把“行”和“中”的否定和疑问形式也当成是“行”或“中”的应答语。
③我们不仅记录预备结束语，还记录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目
测）、使用的是普通话还是方言、所在地区是农村还是城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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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方言范文2
关键词：地方台 方言 电视节目
当下，媒体领域竞争激烈，传统的广电媒体与纸质媒体风光不再，新兴的网络媒体、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内容为王”的理念逐渐凸显。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内容上下工夫，针对用户需求及时、快速地向受众提供信息，持续增加传播粘性，都是其首要诉求。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贴近受众需求，开办《咱嘞河南话》栏目，大力挖掘本土语言文化资源，创新节目内容，丰富节目形式，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解说方言词语的形音义用
《咱嘞河南话》是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于2013年2月重磅推出的一档栏目，栏目组以“把河南话宣传出去，做有特色好栏目”为宗旨，广泛吸收合理性、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把栏目定位为解读河南方言词语的电视文化节目。节目内容为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词语运用等角度，对该词的书写形式、读音、意义及用法进行通俗解说，力求做到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突出地域文化特色，贴近广大观众。为了实现栏目宗旨，更好地突出节目内容，栏目组精心设计节目形式，聘请河南省内方言研究专家作为主讲人，在专家的讲解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剪辑、历史影像资料或照片等，使节目形式活泼多样，尽力把栏目打造为一档文化内涵深厚、语言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
方言节目的魅力在于它以观众耳熟能详的语言作为节目内容，但节目所呈现的内容并非是每个观众都熟悉的。比如河南方言中的万能动词“怼”，表示允许、肯定、赞扬的“中”，表示惦记的“萦记”，表示见过的“徐顾”，表示紧跟着的“厮跟”，表示力量弱的“瓤”，表示欺骗的“狻保表示数量少、产量差的“寻趁”，表示步行的“地（下）奔骸钡龋观众对每一个词的书写形式、读音、意义与用法并非熟知。甚至对于人体名词，比如表示肩膀的“肩母头”，表示腋窝的“膈老肢”，表示膝盖的“不老盖儿”，表示脑袋的“低脑”等，观众也未必能够一一说清楚。正是因为如此，节目一经播出即吸引了大批观众。一些观众开始琢磨当地的方言词语，并且通过电话、微博、微信等形式与栏目组互动，补充已经播出的方言词语在不同地区的特殊变化，介绍当地典型方言词语的形音义用。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其收视率自然不断攀升，一度保持在1.5以上，在河南本地落地电视节目中稳居前列。
观众与栏目组的良性互动也为栏目的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的活力。全省各地，甚至临近省份的观众不断向栏目组提供节目素材，栏目组开通的热线电话、微博、微信等互动平台一直热度不减。有的观众收集当地的方言段子提供给栏目组，也给节目内容增色不少。比如商丘观众提供的段子：一个外地人来商丘，问当地人：“恁这要二胎有人管不？”当地人回答道：“一胎管，二胎不管。”这人懵了，心想，好奇怪的规定，为啥一胎有人管，二胎反而没人管了呢？其实，段子中“有人管不”的“管”是管理、监督的意思。“一胎管，二胎不管”中的“管”是可以的意思。“管”作可以义的用法流行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一带，一个小段子就把这个词的特殊用法突显出来，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观众把收集到的方言词语编成歌曲，用时下流行的说唱方式把方言词语唱出来，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为河南方言的整理与传播积累了新的方式。
栏目发展过程中，一些观众不再限于解说方言词语，他们尝试把方言词语的形音义用表演出来，或者制作自编的短剧，或者演绎影视剧中的经典桥段，发给栏目组。虽然只是观众自发制作的短剧，表演和制作水平良莠不齐，但他们的表演直接来源于生活，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节目制作时有选择地穿插使用，大大增强了节目的传播效果。
在栏目组与广大观众的共同努力下，《咱嘞河南话》栏目在形态生活化、内容平民化、语言地方化上大做文章，发展越来越成熟，以其鲜明的地域性、学术性、娱乐性与浓郁的乡土气息，自然朴素、生动活泼的节目风格，充分激发受众的认同感，成为一档让人耳目一新的品牌电视节目，在河南省内方言电视节目中一枝独秀，在周边省份也有一定的口碑。
展示词语蕴含的节庆风俗
方言词语之所以富有吸引力，除了其特有的乡土气息与亲切乡音之外，一定程度上还缘于词语本身蕴含的民俗事象。对于已经消失的民俗事象，记录该事象的方言词语就是活化石，提示曾经有过的地方民俗；对于尚存的民俗事象，方言词语则往往成为一种象征符号，让人不由想象词语记录的民俗风情。因此，栏目组在开办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尝试挖掘方言词语蕴含的民俗特色，把节目制作推向新的高度。但是，民俗包括的范围很大，凡是特定地域人们流传下来的风土人情、节庆礼俗、行为习惯等都可以囊括其中。考虑到节目制作的现实要求，栏目组选取了一些蕴含节庆风俗与饮食风俗的方言词语作为节目内容，取得了观众的好评。
在2015年端午节前后，栏目组特意制作了两期有关端午的节目。在第一期节目中，专家讲解了端午节的由来以及河南本土的端午风俗：端午在古人心目中是毒日、恶日，这是由于夏季天气燥热，人易生病，瘟疫也容易流行；加上蚊虫繁殖，五毒横窜，极易咬伤人。这时候，人们就用艾蒿，制成香包或者烧艾蒿水洗澡来驱虫避邪。随着历史的发展，端午节成为一个传统节日，还逐步产生了吃粽子、挂艾蒿、赛龙舟、喝雄黄酒等节庆风俗，并且成为人们追思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端午节在河南被称为“五月当五”，是对端午节日期最准确、最通俗地描述，人们在这一天要包粽子、包香包、挂五色线、挂艾蒿、喝雄黄酒，将粽子、鸡蛋和大蒜放在一起煮熟吃，有一些地方还要赛龙舟。在第二期节目中，栏目组邀请一位阿姨演示了制作粽子的全过程，将选择原料、准备食材到制作、烹煮，一一呈现在荧屏上。
以方言词语为切入点，将解说方言词语的形音义用与介绍节庆风俗结合起来，方言电视节目的容量大大增加，成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载体，节目的功能也大大扩展。比如春节期间的节庆风俗，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玩灶火，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儿贴人儿（贴对联），除夕夜熬年儿，初一拜年儿，初一到初四期间的禁忌，初五破五儿（破除各种期间的禁忌），初六大开市，初十十烙儿（烙干饼）等，河南境内各个地市总有一些独特的民俗，通过特定的方言词语表达。方言电视节目制作过程中，借助方言词语的解说，记录其中蕴含的节庆风俗，将留下珍贵的文字与影像资料。
演绎词语蕴含的饮食风俗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河南尤其重要。河南地处中原，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历来是统治者必争的战略要地。因此和平时期人口众多，一派繁荣，政权更迭或外族入侵时则战争不断，民不聊生，饮食自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饮食不仅满足了中原人民的生理需要，还积淀了十分丰富的民俗特色，成为河南引以为傲的名片。《咱嘞河南话》栏目组将解说方言词语与介绍河南本土的饮食风俗结合起来制作节目，也会进一步深化节目的文化内涵，大大扩展节目的功能，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打造新的形式。
谈到河南的地方饮食，不能不说面食，经过长时间的历史发展，现在河南流行的面食种类繁多，仅就面条来说，粗略统计就有汤面、烩面、捞面、卤面、粉浆面、焖面、板面、芝麻叶面条、糊汤面、酸面叶等。这些饮食名词每一个都有一段让人感兴趣的历史，也是独具特色地方风俗的真实反映。栏目组经过选择，先后以汤面、捞面、卤面、粉浆面等面食为内容制作节目，受到了观众的追捧。
比如卤面，节目以其来源切入，介绍了一个传说：传说卤面最早起源于洛阳，其中的“卤”字是由“路”字C音而来，“卤面”就是路边叫卖的面。东汉初年，每天到洛阳城东白马寺拜佛的人很多，这里的饮食生意便红火起来。当时最流行的一种快餐食品就是路面。路面以质细味美著称，将银丝般的面条从笼中抓出来放入碗内，加入麻油、香酱、瓜丝等佐料与配菜，即可食用。因为此面在路旁设摊叫卖，便被称为“路面”。这种面食制作、食用方便，渐渐就成为当地家常主食之一。然后，节目介绍了卤面的常见做法，由厨师逐步演示了制作过程。
粉浆面也是富有河南地方特色的一种面食，其原料包括绿豆浆、面条、黄豆、干芝麻叶、芹菜、八角、花椒叶、藿香等。节目也以其来历切入：当年汉光武皇帝刘秀登基前被王莽追杀，在走投无路、饥寒交迫之时看见一座浆房，就进去想找点吃的。可浆房里没有人，也没有食物，只有几把干面条，缸子里还有一些绿豆磨的浆水，已经放酸了。刘秀顾不了那么多，舀了几瓢酸浆，把干面条和菜叶、干豆统统放到锅里煮了起来。面条煮熟了，散发着淡淡酸气与面条香味，刘秀顿时食欲大开，把锅里的面条一扫而光。刘秀当了皇帝以后对浆面条念念不忘，就把它当作御宴中的主食，浆面条的制作与食用得以流传至今。洛阳的粉浆面条很有特点，放凉后重新加热吃更有味道，所以民间有“浆面热三遍，拿肉也不换”“浆饭热三遍，给个县官也不干”的说法。节目逐步展示了洛阳粉浆面条的制作过程，让人大开眼界。
总之，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通过大力挖掘本土语言文化资源，创新节目内容，丰富节目形式，走出了一条地方台打造精品电视节目的成功路径。他们的成功，缘于走本土化、特色化发展之路，采用平民化、大众化的呈现方式，制作生活化、形式多样化的节目内容，激发受众积极参与节目互动。长期以来，地方电视台在央视和经济发达地区上星频道的挤压下艰难生存，各地方台虽然努力寻找发展的出路，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效果并不理想。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的做法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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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方言范文3
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是分别首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科学。正如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相对来说，历史语言学发展得比较充份。
如果说历史语言学是一种时间语言学，那么地理语言学就是一种空间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纠正了历史语言学过份重视历史材料的偏向，弥补了历史历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强了对活语言或者口语的重视和利用。应该说“共时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空间的，但是，一般局限在特定时间的特定空间抽象出来的单一系统，或者几个这样的现代单一系统的比较。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
日本学者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在《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发表，文章的副标题就是《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上的作用》。
给语言或者方言的历史关系分类，实际上也是在对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空间关系的分类，因为一定共同的空间分布往往有一定共同的时间历史关系。但是它们又往往出现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亚洲，却跟欧洲许多语言有密切关系。衡山其实在湘语包围中，古代全浊声母的变化却既不像湘语也不像有与湖南有历史移民关系的赣语，却像覆盖在湖南南部“土话”方言上面构成双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话。
如果没有主次关系地从时间和空间关系得出一个综合类型，那会带来许多交叉重叠的麻烦，实际上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例如，“是否保存浊音”就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标准，因为一方面，浊音分为音位性和音素性两种，一方面，浊音是一个不稳定音素。
“是否浊音”，对于许多方言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气”是汉语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虽然从衡山的后山话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来跟前山话区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围内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气”这个普遍特征的发展差异才具有比较价值。
如果根据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区域，然后对不同方言进行内部比较，就会画地为牢，忽视相同行政管理空间的不同方言的相互关系。只有首先从地理语言学角度，不管方言类型，用地图表现相同语言单位的事实，才能发现更多的实质关系。
从6.3和6.4的论述，结合长沙话演变的历史记录（鲍厚星，2002），说明无论前后鼻音的混淆还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说明湖南不少方言这些语音系统特征在100前以前还跟北京话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语言消磨过程中，它们在逐渐走向简化，偏僻或者人口稳定地区比发达或者人口不稳定地区变化慢。
所以，无论从远离长沙市区的湘潭、衡山，还是从接近市区的长沙市郊区的空间变化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汉语方言的历史变化。这是弥补汉语缺乏系统细致的历史记录的重要途径。当然，“方言地图只能推测各种形式的新旧关系，也就是说相对年代。要确定一个词产生的绝对年代，我们还需要把方言地图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岩田礼，1995）
2．地理语言学的历史和类型
“地理语言学”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1982）第4个部分的标题。但是目前多数人习惯叫做“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袁家骅等，1983，p.12）。因为它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术语，应该是运用地理科学方法和成果研究语言的科学，属于语言学，所以，我们建议仿照“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术语，叫做“地理语言学”。否则，把“语言地理学”放在现代语言学分支类型的术语中，显得不协调，好像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人文地理学》（王恩泉等，2000）中就把“语言地理”当做跟“政治地理”、“旅游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
地理语言学是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1876-1881年德国语言学家最早运用这种方法绘制了有“同语线（同言线）”的6幅德国方言地图。以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了相关成果。例如法国在1902到1909年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
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有一幅“语言区域图”，是中国第一幅语言地图，由当时的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当时的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重要成果是1948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图。类似调查成果后来带到台湾由杨时逢研究整体出版了云南（1969年）、湖南（1974年）和四川（1984年）3个省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当时的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白涤洲1933年开始调查，他去世以后由俞世长整理在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有23幅地图，涉及陕西关中42个县级地点的材料。
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调查研究成果绘制了方言地图。例如江苏和上海的有43幅，福建的有51幅。
中国学者丁声树、李荣等1959年开始调查，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图12幅，涉及193个村级地点的方言特点。叶祥岑1978年开始调查，1981年在日本出版的《苏州方言地图集》，有地图51幅，涉及263个村级地点的材料。这些是到现在为止对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调查地点最多的地理语言学成果。
但是对材料从理论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不够。
20世纪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地图丰富的首先是有里程碑意义的1987-1989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它用地图的方式，根据重要特征进行概括以后对中国不同语言和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了大致的空间划分，就是分区。
另外詹伯慧、张日升等研究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侯精一、温端等研究山西，鲍明炜等研究江苏等方言成果使用不少地图。例如1998年鲍明炜主编的《江苏省志方言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刊登了54幅描写一个省的各个县的方言特征地图。
除了大集体协作研究以外，不少学者个人或者小集体也使用地图研究方言。例如，刘村汉在《方言》1985年第4期发表《广西蒙山语言图说》，用了6幅地图。钱曾怡带领合作者多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发表成果（钱曾怡，2002年）。1991年钱曾怡、曹志耘和罗福滕在《方言》第3期合作，为了体现一个县内部的语音差异，对山东省平度县进行了59个地点的地理研究，画成6幅方言特征地图。
2002年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著作除了使用大量表格表现方言特征的空间差异，也使用了一些方言特征地图。
外国学者对中国地理语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Grootaers)（1911-1999）利用在中国传教的机会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和民俗文化。他1943-1945年在《华裔学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及民俗学之地理的研究》。他的汉语地理语言学成果集中在岩田礼等编译的《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东京：好文出版，1994）。石汝杰先生发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石汝杰，1997）介绍，并且已经把它翻译成汉语叫做《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2003)出版。
日本学者对汉语地理研究也有贡献。例如，岩田礼《中国江苏安徽上海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开篇》单刊，东京：好文出版，1989)《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学者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在1949-1950年撰写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但是他后来主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
一般的汉语方言研究跟地理语言学有密切关系。但是方言地图有两种，也体现出地理语言学的两种方法：第一，根据一定特征对方言材料地点进行分类，例如《苏州方言地图集》；第二，根据重要特征对一定连续空间进行区域分割，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
总之，地理语言学有分区和分类的不同又有联系的研究方法。对一个地点的语言或者方言内部系统做准确的描写和分析是地理语言学的基础。但是汉语方言研究从分类的地理语言学角度对一定特征进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间研究的成果比较缺乏。像岩田礼一样不仅用地图分类，而且进行理论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要高密度研究汉语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贪图全国范围，因为范围越大工作数量，无法细致。所以要从小范围打基础，“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图或者地图集应当多多出版”（陈章太等，2001）。
3．湖南的语言地理
湖南在中国的中南部。湖南的地理特征除了北部有洞庭湖平原地带，其余主要是丘陵地带。北部边界有长江，跟湖北和四川交界；东部边界有罗宵山脉，跟江西交界；南部边界有南岭山脉，跟广东和广西交界；西部有雪峰山脉跟贵州（高原地带）、重庆和四川交界。
湖南秦朝以前的民族成份是“蛮”、“越”。秦朝以后的主要民族成员是河南等北方地区移民的汉族。
秦朝到宋朝有3次因为战乱形成的南北移民浪潮：第一次在东汉末年，北方汉族从北方跨越长江到南方，准确地说是东南方，进行大规模移民，开始形成南方汉语。第二次在唐朝末年，北方汉族向南方移民，加速南方汉语方言的分化和成熟。第三次，在宋朝末年。从此，除了少数山区，中国东南各地的主要民族成份都是汉族。（李如龙，2001，p.20）
湖南在经历以上北方到南方的汉语移民以后，后来又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的汉族移民。
元朝末期到明朝初期，因为战争导致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湖南的主要民族成份是来自东方的江西以及江苏、浙江的汉族。（李永明，2001，p.10）
湖南的现代汉语方言就是在这样先后经历两个大方向的汉族移民以后形成的。南北方向的移民，特别是距离现在最近的南北移民和北方官员和士兵的流动，不仅形成了洞庭湖平原地带的比较典型的西南官话，而且在湖南南部南岭山脉地带，由于不同湖南“土话”体系密集，不方便沟通，所以形成作为区域共同语的具有不同程度湘语特色的各种西南官话，从而使湖南南部出现双方言格局。湖南西部个别偏僻区域也保留这种“土话”，例如沅陵边界的“乡话”。
东西方向的移民不仅普遍使湖南方言跟赣语（或者客家话）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湖南东部尤其是东北部的罗宵山脉区域形成狭长的赣语（或者客家话）地带，在湖南西南偏向中间的雪峰山脉区域的隆回和洞口形成赣语方言岛，赣语特色非常明显的新化也在这个区域。
当然这两个方向的移民产生的作用，有的是综合的。但是，不管什么作用，有一个共同特点：交通方便和交往频繁的地区变化最快，也最不容易被新层次的方言特点完全覆盖。
例如，洞庭湖平原地域交通比山区方便，加上历史上为了开发洞庭湖平原的农业进行的局部移民，就被西南官话完全覆盖了。相反，湖南南部和西部即使由于作为汉语“土话”和少数民语语言使用者的共同语的交际需要，引进了西南官话，但是不仅仍然在不同偏僻农村保存了“土话”，而且它们的西南官话具有明显的“土话”痕迹。
长沙、衡阳、株洲、湘潭等湖南的大城市，明显比它们周围的农村发展速度快，而且长沙市又比湘潭市快。方言历史资料证明长沙市区方言现在的塞擦音和擦音没有舌尖前和舌尖后的区分，但是100年以前有这种区分，而且这种区分在周围的农村和周围的城市湘潭、宁乡仍然保存。同时，这些大城市作为湖南历代交往活动的中心，它们具有共同的湘语特征，没有一个被赣语或者官话或者其他方言完全或者大部份同化。
衡山作为中国五大名山，当然是历代旅游胜地，即使古代全浊声母的演变跟周围方言格格不入，类似西南官话，但是由于它的位置在湖南中心地带，所以，它在许多方面保留了周围典型湘语的特点。
如果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向中原汉族区域侵略或者移民，导致中原汉族向南方移民，同时导致南方少数民族向偏僻地区移民；那么，可以认为当汉语向湖南范围中的中心区域渗透的时候，原来分布在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语言被挤到了偏僻山区。所以，湖南的少数民族语言集中分布在西部和南部的山区。不仅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洲，还有怀化市管辖的麻阳、芷江、靖州、通道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邵阳市管辖的城步1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永州市管辖的江华1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湖南省在20世纪末期已经出版了几十个地点的系统的方言研究专著，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詹伯慧，2000），但是方言地理研究还相当薄弱。2001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方言志》也缺乏地图。
4.从衡山和南岳方言看地理语言学的语言理论价值
地理语言学使人们认识语言变化规律的眼界宽广了，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自然语言变化事实。但是要防止走任何片面的极端。下面结合我对湖南省的衡山县和衡阳市南岳区的350个村子进行高密度地毯式调查研究的结果，提出要正确处理以下在语言理论上的关系。
（1）县城做方言代表地点的优势和局限
一般对一个省进行方言地理研究的时候，把县城作为代表地点。这样可以在相对有限的对象中尽快获得结果。但是正如方言分区和省行政划分不一定一致，一个省内部的方言分区也不一定跟县行政划分一致。衡山县的方言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衡山南岳汉语方言大致可以根据南岳衡山这座大山作为自然界线，分为前山话和后山话两种系统类型非常不同的方言。
我们从地理上对它们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画成方言地图，从语音上讨论了它们的分布、分界、过渡、相互接触，以及它们跟周围方言的关系，它们在湘语中的地位等。
现代湘语是湖南的第一大汉语方言，古代是全浊的现代塞、塞擦声母，无论浊音和清音是否对立，无论出现在平声还是仄声中，一般都不送气，也就是不跟发音部位相同的次清声母混合。现代官话是湖南第二大方言，古代是全浊的现代塞、塞擦声母一般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在这两大方言中，只有湘语中的新化等方言，官话中的芷江、会同等方言例外：它们一般都送气，具有明显的赣语特征。
从古代全浊声母今天读塞、塞擦声母，而且不论平声和仄声都不送气的情况来看，后山话跟周围的衡阳、湘潭、长沙等方言一致，具有湘语的一般特点。由于同时伴随浊音，在从清入合流到阳平的结果中构成清浊对立，跟临近属于湘语清浊对立类型的双峰方言一致。
然而，在现代前山话中，古代是全浊的现代塞、塞擦声母，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跟湖南官话的演变规律一致，成为湘语区域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从声调类型和入声归属以及入声调值来看，前山话比较接近长沙、湘潭方言；后山话比较接近双峰方言。从阴平、阴去声调的调值特征来看，前山话仍然比较接近长沙、湘潭方言；后山话却比较接近衡阳方言。
从古代［知章见］组声母现在多读塞音的特征来看，前山话和后山话有共同特点，而且跟双峰、宁乡等方言一致。从后山话塞擦声母分舌尖前和舌尖后而前山话不分的特征来看，后山话跟双峰、湘潭方言一致，前山话跟长沙话、衡阳话一致。
从古代咸、山摄开三、四等韵母现在多读鼻化“i”的特征来看，前山话和后山话有共同特点，而且跟双峰方言一致。
从“跑”这个词的情况来看，前山话叫“打飞脚”，跟双峰、长沙等方言一致；后山话叫“蓬”(阳平声调，跟“蹦”不同)、“打蓬咕子”，跟周围方言都不一样，也不像新化、邵阳等方言叫“走”。但是，前山话又用“蓬”表示牛“跑”，体现与后山话的深层关系。
从上面的主要特征的比较可见，由于方言是语言使用者在时间和空间变动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方言分区和分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根据不同需要选择不同标准，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区和分类结果。语音特征的系统性最强，永远是给方言分区和分类的重要标准。
从地理上考察，前山话和后山话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内部有逐渐变化也有突然变化，有相对稳定的大区域，也有多变化的区域。在两种方言交界的时候，既形成了声调系统边界清楚的突然过渡区域，又形成了这个区域两边在其他个别因素上边界模糊的逐渐过渡的区域。
南岳山东南部和西北部为什么分别使用两种方言？南岳衡山作为天然屏障制约了它南边的前山话和北边的后山话密切联系，虽然行政上的整体性可以部份抵消一些制约程度。前山话在南岳山的南边，延续到湘江中游的两边包括衡东县的绝大部分地区。南岳衡山作为著名的山，作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加上明朝到清朝衡山南岳社会安定，很少发生战争，就不断吸引了江西等地方的人到这里定居。湘江是历史上最好的交通渠道。在这种情况下，湘江两边的前山话成为在古代全浊声母现代特征上与周围的湘语很不一样的方言岛屿，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释：可能是在交通方便和人口流动的作用下，通过移民形成的。然而，后山话区域被四周与湘潭、双峰、衡阳交界的高山隔离，是湘江的支流涓水流经的上游区域，交通比较闭塞，因而更多保留了跟周围湘语一致的特点。当然湘江也成为前山话细微区别的界线，衡山区域内的涓水下游也成为后山话和过渡区域的夹山腔之间的界线。
衡山作为中国五大名山之一，当然是历代旅游胜地，即使古代全浊声母的演变跟周围方言格格不入，类似西南官话，但是由于它的位置在湖南中心地带，所以它在许多方面保留了周围典型湘语的特点。
（2）语言分区和分类的辩证关系
我们在继续研究分区的同时，加强分类地理研究。
方言分区只是在地理空间上划分一个大致范围，往往受到一定的行政划分的局限。一个区域内部的特殊性很容易“被不适当夸大”。一个区域的方言不能笼统地说跟哪个区域的方言有特别关系，必须“跟周边的方言逐一进行比较”才能说明区域内部不同局部跟不同方言的明显关系。（张振兴，2000）这种地理空间的比较，就打破了宏观分区的局限。我们的调查表明，不仅衡山县内部前山话和后山话会相互影响，而且周边的衡阳、双峰、湘潭等县的方言会在边界交通方便的一定范围互相影响。所以方言和方言之间似乎像链条一样连接，有界限又没有界限，在重叠中分离，在稳定中变化。
从对历史语言学的贡献来看，“一般地说，方言地图展示的区域越大，地图能够挖掘的历史越深。”“微观的地图只能阐明在短暂时间内发生的语言变化”。（岩田礼，1995年）
“调查的方言越多，方言点越密，绘制的方言地图就越准确，方言地图的标示，反映的方言及其特征的情况就越可靠，越有价值。”（陈章太等，2001）
我们既需要大范围的宏观地理语言学研究，也需要小范围的地毯式的微观地理语言学研究，这样才能提高宏观考察的可靠性，避免遗漏重要细节，尤其是偏僻地区的细节。语言特征空间细节的揭示，不仅能够全面体现变化的过程，而且能够给方言分区提供更加具体的条件。根据共同特征的多少，可以多层次地进行方言分区。
在中国由于特征分类的地理语言学发展相对慢，所以一方面应该加强县级范围的高密度的特征分类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另一方面应该加强整体性的特征分类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在进行大范围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时候，不能忽视城市以外的重要细节，只停留在各个城市地点之间的比较和分类。代表性地点的系统研究是这种地毯式的空间比较研究的基础。如果没有前期关于衡山的前山话和后山话的研究成果，我们要在短期内进行地毯式地理研究，可能难以确定方向，会出现大海捞针的局面。应该说汉语方言研究经过20世纪的努力，基本上具备了进行大规模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基础。
地理语言学中的分区和分类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研究方法。对一个地点的语言或者方言内部系统做准确的描写和分析是地理语言学的基础。但是汉语方言研究从分类的地理语言学角度对一定特征进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间研究的成果比较缺乏。像岩田礼一样不仅用地图分类，而且进行理论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要高密度研究汉语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贪图全国范围，因为范围越大工作越无法细致。所以要从小范围打基础，“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图或者地图集应当多多出版”（陈章太等，2001）。
（3）语言界线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关系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1982）用两个相似的小标题强调：“方言没有自然的界线”，“语言没有自然的界线”。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方言和语言存在相对界线的认识。索绪尔（1982，p.285）自己也说：“然而从一种语言突然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是常见的”，“例如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的界线，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种没有任何过渡的突然的飞跃。”同样，我们在前山话和后山话的界线上，既可以看到有“夹山腔”过渡区域的北部界线，也可以看到没有过渡区域的南部界线。
（4）语言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
我们不能过份强调不同语言或者方言的个性。
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画出来的地图，可能都不一样，似乎让人不能看到方言的界限。有人甚至认为只有一个特征的分区，没有整个体系的分区。其实，有的同语线或者同语线的有的部份只是代表个别现象，不能作为划分方言的依据。（袁家骅等，1983，p.12）例如，在衡山县东北边界的岭坡和福田铺两个乡交界的区域“酒”和“九”同音（参看地图10），似乎属于后山话，但是这种个别语音现象不影响它在整体上属于前山话，因此这一段同语线在宏观上应该忽视。
（5）语言发展的突然性和逐渐性的辩证关系
我们不能过份强调语言或者方言变化的逐渐性。
对比不同同语线可能发现这些线条不是非常集中的。虽然这样可以纠正历史语言学中迷信语言突然分裂的倾向，但是可能导致有人认为变化只有逐渐性，没有界线的片面观点。其实正如社会变化是逐渐的，但是遇到战争和大改革，社会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突然变化，语言也是这样。在地理空间上，可能会由于自然地理和社会行政管辖范围的不同，出现突然的变化。例如，作为山名称的衡山成为前山话和后山话的突然空间变化的分界线。但是在衡山县东北部衡山山脉走势平缓的区域，就出现了一个逐渐过渡的区域。然而这个过渡区域的两边也有比较明确的界线。
（6）语言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的辨证关系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语言的理据性。
一般认为无论语言变化中存在多少程度的理据性，但是语言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任意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人为了强调理据性，就说任意性是错误的，这样就会牵强附会找规律。也有人为了强调任意性，就可能导致对语言规律的忽视。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在后山话向前山话过渡的区域，不少语素的声调常常违背自己系统的规律，采用对方声调类型对应的调值。但是我们又发现在比较稳定的“夹山腔”过渡区域，有一个声调比较整齐地接受了另外一方的阴平调值。可以这样来解释：变化可能是从没有秩序地进行个别现象的吸收开始的。这种当初的“错误”可能会经过系统类推和优化，使一种错误像滚雪球一样壮大，有规律性地成为新的正确标准。衡山的“夹山腔”的声调系统（参看地图1），可能就是在后山话的基础上，由于前山话的影响开始出现少数读阴平的语素的调值从［55］降低到［33］，然后逐渐变成集体现象。
（7）语言变化的规律性和例外性的辩证关系
我们不能过份强调语言变化像数学公式一样整齐有规律。
语言变化确实受到人的生理条件以及自然和社会条件的种种制约，并且形成一定的规律。但是，不能排除一些偶然或者无法发现的原因导致面目全非的变化。
例如，一般“娘”无论从古代音韵地位还是现代方言事实来看，几乎都是鼻音声母，［i］开头的韵母。只有广州话和前山话等例外，是拼合开口呼韵母。音质跟前山话几乎完全一样的耒阳话、常宁话和后山话也是拼合齐齿呼韵母，但是前山话确实拼合的是开口韵母，虽然研究衡山话多年的毛秉生曾经肯定（毛秉生，1983，1985），后来又否定，认为还是拼合齐齿呼（毛秉生，1988，1995）。前山话和后山话的“娘”的声母虽然都是舌面前鼻音，但是前山话不能拼合齐齿呼韵母，后山话只能拼写［i］开头的齐齿呼韵母(参看地图85)。当然它们无论是否实际拼合齐齿呼韵母，都不会发生齐齿呼和开口呼的对立，因为凡是在北京话中［n］拼合开口呼和合口呼韵母的单位，声母几乎一律变成［l］。那么后山话读［ni］音质的“泥你日义”等语素前山话的［i］怎么办？前山话的［i］这时鼻化，同时声母从舌面前变化成舌尖，读［n］。经过系统的特殊调整，就保证了衡山前山话舌面前塞音和鼻音不拼合齐齿呼和撮口呼，只能拼合开口呼和合口呼的格局。
（8）语言变化的条件性和磨损性的关系
我们不能过份强调语言演变的条件性。
一般我们认为语言变化有外部的社会条件，也有内部的系统矛盾的调节。这是对的。但是，如果过份强调它，就难以解释衡山南岳方言中“知道”（参看地图66）的后面一个音节的变化为什么这么丰富。当然仔细观察，多数是在［ti］的音质基础上变化，［t］可以变成边音［l］，［i］可以鼻化，声调也有不同变化。这个语素跟“知”的古代音韵地位比较一致，可能是“知”的各种语素变体。从语法上看，这个“知”的功能同普通话做补语标记的结构助词“得”，例如“要［ti］”、“做［ti］好”等。这样解释可以照顾一批现象。应该说这个常见的口语的词会保持稳定，但是由于是多音节的词，而且它在音节的后面，人们很容易淡化它的发音，从而产生模糊的音响效果，导致在流传过程中容易产生磨损出现偏差。由于方言缺乏书面规范的可能，更加容易导致这种内部历代流传的误差。因此，语言变化中，在缺乏规范约束力量的情况下，错误或者模糊流传是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9）语音形式和作为语言实体的词汇和语法的关系
不仅单纯的语音考察要建立在词汇的基础上，而且有特征的词汇和语法现象的空间分布，是方言分类和分区的重要条件。例如，文读和白读跟词汇的选择密切相关。如果从汉字出发很容易被文读误导，不能发现方言底层的本质特征。即使是词，还要看是固有的还是借用的。例如“跑”是一个词，如果只是拿这个词去记录衡山方言的发音，就有点像用普通话说“的士”。这样既会混淆前山话和后山话的区别，又不能体现方言词汇的实质。其实，表示普通话“跑”这个意思的词语，前山话是一个固定词组“打飞脚”，后山话是“蓬”或者“打蓬牯子”（参看地图73）。表示“门槛”的词前山话叫做“门探”，后山话叫做“地方”。“地方”成为后山话的一个重要特征词，而且它的分布非常集中和稳定，跟语音上的参差变异完全不一样。（参看地图90）
词汇还可以挖掘不少文化现象。例如前山话说“芹菜”，后山话为什么说“富菜”？（参看地图43）用“富菜”代替“芹菜”在湘潭话等方言中也有。这是语言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产生的文化效应。后山话和湘潭话等一样，“芹”和“穷”同音。使用芹菜一般用来炒肉，以前只有过节日和做喜事才有肉吃。所以，在生活不富裕，迷信思想比较重的旧时代，为了回避“穷菜”产生不吉利的听觉误解，只好回避这个声音。
（10）语言个体变化和系统制约的关系
无论语言形式还是语言内容的变化，都要接受系统的整体需要的制约。
“不能把方言和语言看成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民族共同语也不是各种方言的总和”。（钱曾怡，2002，p.1）这就是说，无论普通话还是各种方言，系统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汉语的一种系统的体现。
从语音形式来看，无论我们前面讨论的辅音发音部位和方法的变化，还是元音舌位的高低前后的变化，都是在系统制约下，像雪山崩塌一样发生的连锁反应。而且这种连锁反应，在一定情况下会出现难以跨越的距离。例如，双唇和唇齿部位可以相互转化，形成“嘴唇”大陆，舌尖和各个舌面部位可以相互转化，形成“舌头”大陆，但是这两个大陆之间除了擦音，相对难以相互转换。
在衡山前山话里，用“爹爹”指“父亲”，用“公公”指“爷爷”，在长沙话里“爹爹”指“爷爷”，“爷爷（/爷）”指“爸爸”，虽然它们的词指称的客观对象单独看来不仅相互之间有矛盾，而且跟北京话的“爷爷”和“爹（爸爸）”部分或者全部相反，但是并不妨碍长沙话对客观对象的区分。
长沙话也可以用“公公”和“爹爹”分别表示“爷爷”和“奶奶”。那么长沙话两个“爹爹”是否有矛盾冲突呢？从汉字看来当然冲突，但是从口语看来没有冲突，因为声音不同。表示“爷爷”的是“［tia33tia33］(爹爹)”，表示“爸爸”的是“［tie33tie33］(爹爹)”。这就是语言的系统性。
同样，前山话表示“跑”的“蓬”由于专门用于牛等一般动物，所以表示人“跑”就用“打飞脚”表示。从语法结构来看，“打飞脚”跟北京话的“跑”还是不一样。例如，北京话说“抓到的贼跑了”，衡山话不能用“打飞脚”直接替换“跑”，只能说“逮到的贼走估哒”。这说明“走”在古代表示“跑”的意思的残留痕迹。但是由于其实“走”跟现代北京话的用法基本一致，所以不能感觉“逮到的贼走估哒”中的“走”有明显的“跑”的意思。为什么？在这里只需要表示“逃脱”的意思，用“跑”还是“走”的方式逃脱没有对立性，可以任意选择一个语义变体。
语法规则也一样。一个动词涉及两个受事对象的时候，表示人（R）和表示物体（W）的受事位置关系在汉语各个方言中，会出现3种格局的选择：AB，BA，AB/BA.(邢福义，2000)。如果集中格局并存，往往有一种强使格式。例如，普通话“打（D）不(B)赢(Y)他(T)”在衡山的方言中有3中格式：DTBY，DBYT，DBTY.其中第一种最常见，第三种前山话比后山话更加少见。（毛秉生，1996）
（11）同音词的系统性质和语言自我化解障碍的能力
我们经常容易不分时间和空间系统差异，错误地夸大汉语同音词的数量和语言使用的消极性。其实，任何语言及其方言都有一定的同音词，但是绝对不会多到影响信息的系统表达。由于语言变化的条件不同以及系统协调的角度不同，可能出现不同概念范畴的同音词。例如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后山话区域有的地方出现“中饭（午饭）”和“蒸饭”同音，有的地方出现“生”和“三”同音。其实，“蒸饭”作为名词一般会说“钵子饭”，与“中饭”对立的可能性小。“生”和“三”词性不同，可以通过句子结构地位的明显不同自然分化。可以说，特定系统中的同音词只有在词性不同的条件下才有机会停留下来。有人会说北京话的“是”和“事”同音，其实北京话会用“事儿”或者“事情”避免跟“是”同音。由于汉字可以区分同音语素，给人们偷懒的机会，就经常把“事儿”或者“事情”省略成“事”。这样带来的消极作用是不仅加大了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词汇系统的距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模糊了北京话系统的真实面貌。因此，我们在方言或者语言词汇地理空间研究中必须重视语音系统的具体事实，不能被汉字掩盖的语音假象迷惑。
语言有一种自我化解语言障碍的能力。频率是重要砝码。如果两个概念在相同语境中经常使用，然而表达它们的语言形式，无论是词还是词组，必然造成交际困难，语言系统必然会在人的安排下做出自我调节，实现自我化解障碍的目标。即使是汉字造成的人为障碍，也会这样。例如由于过多依赖汉字，忽视口语，导致“期中”和“期终”不能区分。口语自然会调节成“期中”和“期末”来区分。经常使用的概念必须用词而且是音节尽量少的词，经常使用的词组必然会压缩成词。汉语的“哥哥”和“弟弟”用词表达，英语对应的是用词组表达，英语的词“brother”，可以概括汉语“哥哥”和“弟弟”两个概念，因为汉语必须表达大小等级的观念文化，英语不很重要。
在表示普通话“扫墓”的意义的时候，前山话用“挂坟”对应概括后山话“拜坟”和“轮坟”两个词。（参看地图70）说明两个地方的人对概念的细节认识不一样，区分它们的词就会进行调整，化解表达障碍。
（12）特征词在语言分类分区中的作用
给一种语言或者方言找特征词是最危险的，往往费力不讨好。因为说特征，就是说这里有，其他地方没有。说这里有容易，说其他地方没有太难。但是，只要我们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基础上讨论，仍然应该大胆比较和讨论，哪怕最后被别人否定，也是有开拓意义的。
如果在衡山这个范围内来讨论。毫无疑问，下面这些词就是区分后山话和前山话的特征词：表示“门槛”的“地方——门槛”（参看地图90），表示“脸”的“脸——面”（参看地图36），表示“翅膀”的“翼架——侧架”（参看地图40），表示“芹菜”的“富菜——芹菜”（参看地图42），参看地图36），表示“倾倒”的“倾（水）——垮（水）”（参看地图64），表示“辣”的“辣——麻”（参看地图78）。
(13)语言过渡区域和语言混合的关系
什么空间会出现过渡区域？在交通方便，使用不同语言或者方言的人发生频繁交往就会出现。过渡区域又是根据离开核心方言的距离远近呈现阶梯形式的级别。即使在典型的边界位置，也会有两种成分在混合中保留程度的不同。在衡山的“夹山腔”中，很明显是后山话成分占主要地位，也就是强势方言前山话引起后山话变化。在阶梯边缘靠近前山话区域也会出现前山话受到后山话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比较弱。
在“夹山腔”中，经常出现一个概念用前山话和后山话两种表达形式的现象。这当然与他们经常接触两种方言有关系。因此，语言的混合可能有两种。
(1)稳定类型：A＋B＝Ab，aB
(2)不稳定类型：A＋B＝A(/a)b(/B)，a(/A)B(/b)
夹山腔属于不稳定类型。如果这个区域的人群由于行政或者自然条件，使他们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就可能促使他们在不同的词语中做出选择，有的可能选择了来自前山话的，有的可能选择了来自后山话的。这样就形成了稳定的混合方言。
5．结束
如果说历史语言学是一种时间语言学，那么地理语言学就是一种空间语言学。
有时候“方言区划与古代行政区划的联系不很密切，倒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谢伯端2000）地理语言学不仅给解释语言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而且纠正了历史语言学过份重视历史材料的偏向，弥补了历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强了对活语言或者口语的重视和利用。地理语言学使人们认识语言变化规律的眼界宽广了，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自然语言变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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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方言范文4
[关键词] 卷烟厂联合工房 消防 建筑设计 安全通道
一、项目概述
山东中烟工业公司济南卷烟厂是全国烟草行业36家重点工业企业之一，在全国烟草行业的生产力布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多年来，企业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技术进步，各项技术指标和经济效益已步入全国烟草行业的前列。为了保持企业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按照“大企业、大品牌、大市场”的发展战略，实现成为“江北卷烟工业核心企业”的战略目标，经国家烟草总局批准，济南卷烟厂实施“十五”后期实施易地技术改造。联合工房是一个集生产、临时储藏、车间辅助办公为一体的大型丙类多层综合性工业建筑，建成建筑面积约13万平米，建筑高度24米（局部单层库房25.3米），东西长516米，南北宽178米，占地面积约86000平米。该项目为国内当时设计、目前已建成的最大规模卷烟生产联合工房，设计年生产能力100万箱，并留有适当的发展余地。
二、技术难点
由于该建筑规模大、占地面积广，给消防设计带来一系列技术难题，多个方面难以满足现行技术规范、标准。联合工房建筑长达516米、宽达178米，其距离远远超过《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2001年修订版）（以下建成《建规》）中规定的丙类多层工业建筑60米疏散距离的要求，因此设计难点主要集中在疏散距离和安全出口布置方面。
三、技术分析
从消防角度出发，联合工房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以制丝、卷接包车间为核心的生产车间；以原料库、辅料库及成品周转库等为主临时库房；由空调机房、变配电所、除尘机房等组成的公用设备用房；办公生产辅助用房。在满足《建规》前提下对上述组成部分进行防火分区划分，共分为29个防火分区（其中的生产车间执行《关于转发〈卷烟生产联合厂房建筑防火设计专题论证会纪要〉的通知》公安部公消［2002］007号），基本上满足防止火灾扩散、保障企业财产安全的需要。
《建规》两大主要设计原则的另外一个就是人员的生命安全，规范中保障人员生命安全的充要条件有两个：疏散距离与安全出口。综合分析联合工房各组成部分，依其火灾危险性排序为临时库房＞办公生产辅助用房≥生产车间＞公用设备用房。临时库房均为高架库，存放大量生产必须的原辅料，均为固体可燃物，因此其火灾危险性最严重，火灾荷载最大；公用设备用房人员稀少、全自动运行，设备均为不可燃物，火灾危险性最小，火灾荷载最小；通常情况下丙类生产车间的火灾危险性约同于民用建筑，从《建规》中对二者防火分区划分、疏散距离要求及特殊技术措施可以得到印证。但是卷烟生产联合工房的生产车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工艺设备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可燃物都在连续密闭的流水线内、人员密度小，可以说其火灾危险性要低于普通的丙类生产车间、低于普通民用建筑。准确定位卷烟生产联合工房的火灾危险性需要更为科学的专题研究，参考现行《建规》的划分标准，其火灾危险性介于丙丁类之间。一、二级耐火等级多层丙类生产厂房的疏散距离是60米，一、二级耐火等级多层丁类厂房的疏散距离不限，在火灾危险性定性的基础上，可以考虑适当放宽对卷烟生产联合工房的生产车间疏散要求。
划分防火分区后的临时库房和办公生产辅助用房部分经过安全出口的设置，其安全疏散可以满足《建规》要求，需要解决的是生产车间和公用设备用房部分的安全疏散。根据该项目工艺设计，生产车间和公用设备用房这两个部分人员分布相对较少，安全疏散要求较低。其中人员密度较大的主要房间为卷接包车间200人，卷接包车间建筑面积约为225×90＝20250m2，平均20250÷200=101.25m2/人，人员密度非常小，其他车间人员密度比卷接包车间更小，由此可见疏散要求相对较低。卷接包及制丝生产车间内布置的各种生产设备均平行布置，设备之间留有足够的通道，车间内视野开阔，视线阻挡较少，疏散流线简捷明了，非常利于安全疏散。公用设备用房大部分火灾危险性较小，面积大，使用人员少，只有少量的值班和巡检人员，因此该部分的疏散是极其有利的，加上疏散流线简捷流畅，人员疏散的速度非常快。
四、消防设计
综合联合工房建筑工艺设计及安全疏散特点，本项目设计采取两个措施解决消防难题：设置安全疏散通道、设内部安全出口。
结合工艺物流通道，本建筑框架部分一层、二层各设东西向安全疏散通道一条、南北向安全疏散通道各三条，均匀划分联合工房疏散困难区域，有效缩短疏散距离。安全疏散通道采取以下技术措施：两侧隔墙采用200厚砌体墙，按防火墙处理；两侧墙上的门采用甲级防火门、特级复合防火卷帘门；正压送风防烟系统；消火栓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广播、声光报警装置组成的消防广播及警报系统；消防报警专线电话等。通过一系列技术措施保障安全疏散通道在发生火灾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保证人员疏散到安全通道后的一段时间内（至少1.2h）的安全，从而顺利疏散到室外。
框架结构二层疏散距离较大部位设室内疏散楼梯，疏散楼梯临近安全疏散通道设置，均采用防烟楼梯间。二层人员既可以通过室内疏散楼梯疏散到一层安全通道，又可以通过二层安全通道疏散到临近外墙的疏散楼梯再疏散到室外。
安全疏散通道的暂时安全性给人员疏散提供了足够的疏散时间，同时有效缩短疏散距离，经过室内安全疏散口的设置，联合工房内安全疏散情况大大改善。
河南方言范文5
关键词：房地产税费；土地出让金；物业税；年租
近些年过高的房价已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而开征以物业税为代表的房地产保有税成为税费体制改革和房地产市场调控诸项举措中备受关注的内容。然而自中央于2003年提出“物业税改革”以来，截止目前仍没促成一套全国性的物业税改革方案和实践办法。即便在试点房产税的上海和重庆，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也并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程度。与此同时，自梁季阳表达了“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观点以来，长期存在的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困局也再次受到全面关注。
在学术界，许多学者曾提出“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按年征收”思路，白彦锋阐述了“部分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征收”思路。然而，类似的房地产税费改革思路皆因可行性不强、争议不断而难以付之实施。上述两种房地产税费改革思路为什么不可行?房地产税费改革的核心难题是什么?围绕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展开深入研究。
一、我国房地产税费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1.房地产税收费用体系和土地出让金制度问题严重
我国房地产税费体系主要包含房地产税收体系、土地出让金和其它费用项三大类。
现行房地产税收体系为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市场管控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也呈现出“重流转、轻保有、增长慢、租税费混乱且不均衡、免税范围过大、内外税制不统一”等等与经济科学发展不相符的诸多问题，亟待改革优化。
现行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为我国早期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该制度已经呈现出两大不足：(1)在我国土地资源有限前提下，现有土地出让金制度下产生的“土地财政”现象既剥夺了后届政府和后代子孙公平使用土地及其权益的权利，又严重削弱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2)房价、地价相应影响，高地价高房价的恶性循环在挤占生产资料、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同时，也在不断蚕食中国居民非住房产品消费能力最终会导致全国性产业结构扭曲。
2.同步开征物业税和优化土地出让方式的必要性
邓宏乾等多位学者从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和泡沫现象，完善所得税、财产税、商品税三大税制，统一地方政府财权事权，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论证了开征物业税的必要性。杜雪君也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探析房地产价格、地方公共支出与房地产税之间的关系。
由于地价与房价的紧密关系，房地产税费(物业税等)与房价、民众税负、政府财政收入之间直接关联；与此同时，物业税与土地出让金的征收还必须进行产权明晰行为。因此，改革现有房地产税费体系，寻求一条既能实现物业税开征又能优化土地出让方式的物业税与土地出让金同步改革、兼容共存之路成为共识。
二、两种房地产税费改革思路的不可行性分析
1.“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按年征收”思路
该思路主体为将土地出让金和现制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以及房地产开发领域的各种费用等税费进行合并，转化为房地产保有阶段按年统一征收物业税。该思路着力于同步改革物业税、土地出让金制度和现有房地产税费体系整体，兼顾政府财税和社会大众以及房地产企业的利益。
然而该思路存在两大争议：
第一，理论层面。土地出让金是资本化地租，依托于(土地)所有权，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而物业税是税收，依托于公共管理权，是国家政治权力的体现，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租税的性质、功能不同，反映不同的经济关系和分配关系，不可混同。
第二，实践层面。一方面，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来源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取消土地出让金将难以合理调控土地资源配置，严重削弱土地资源价值属性，政府对宏观经济和产业布局的管理能力势必将弱化。另一方面，现阶段的土地出让金对于地方财政至关重要。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按年征收会直接危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继而恶性传导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产业发展引导能力地巨大削弱。
2.“部分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征收”思路
白彦锋认为，我国应在保持现有土地出让制度的前提下赋予物业税一定土地出让金的功能，将由于政府公共支出或投资建设而使房地产增值才收取的“土地出让金”纳入到物业税中统一征收。该思路继承了“开征物业税和优化现有土地出让金制度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观点，重点关注土地出让金中具有物业税政府财税特征的部分，突出物业税与土地出让金之间的联系。
然而，该思路也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理论层面。尽管土地出让金中存在具有物业税相应特征的部分，但是这部分始终是资本化地租，依托于(土地)所有权，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不管该部分土地出让金以何种方式何种时间征收，均不能和物业税混同，更不能使用“以支定收”的国际惯例和整合现有房地产税收。
第二，实践层面。住宅市场的高需求，土地供给市场的刚性，再加上土地获取成本的高度可转移性和以“价高者得”为指导方针的“招拍挂”土地供给方式，使得土地供给价格居高不下，高房价远远超出居民支付能力。该思路因为既不能有效降低土地出让金，又不能减少新购房者房地产保有税费额，反而会增加房屋保有期“税费贷”支出总额，最终受限于居民实际收入约束而无法实行。
三、国际(地区)经验启示
国际上物业税通常是发达国家(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西方国家的财产税收入能占国民收入的5％左右，占全部税收的10％以上；财产税作为主体税种在国家调节收入过程中往往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数据，我国31省市2007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为9609453元，占地方税收比重4.99％，占全国GDP比重为0.37％，占全国税收比重为1.94％，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此低的比重使仅合并我国现有房地产保有税种的物业税改革方案不足以支撑使物业税成为地方财政主要来源。征收具有现代意义的物业税为是我国房地产税费改革的重点。
国际(地区)上物业税征收体系比较成熟的国家(地区)绝大多数是实行土地私有制，物业税实质上是财产税，是对私有财产征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因此，我国的物业税征收对象不能包含地产。
注意到香港地区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实行土地公有制，与内地一样。香港的土地出让金主要包含“地价”和“年租”两部分。地价是一笔总付的费用，须在30日之内付清除；除此外，承租人须由批出之日起，每年缴付相当于当时物业价值3％的年租。大陆的“土地出让金”类似于香港的“地价”，但是大陆并没有土地“年租”。因而大陆土地市场有三大弊端：一是土地市场准入门槛过高而不利于市场发育，二是政府无法获得未来土地增值的收益，三是政府容易形成短期利益依赖，存在“寅吃卯粮”现象。香港房产保有税是指“差饷税”，其计税依据为(土地和建筑物)应课差饷的租值，是假设物业在一个指定估价依据日期空置出租时，估计可得的年租。香港房地产税收体系的重要经验在于指出了同样土地资源稀缺的大陆应该将现行土地出让金分离出按年征收的部分，在房地产保有阶段征收年租。
四、房地产税费改革的核心难题
1.房地产税费改革的核心难题
解决我国目前房地产税费体系和房地产市场诸多问题，并且适用于我国土地公有制度的关键措施在于开征以物业税为代表的房产保有税和以年租为代表的地产租用年金，而核心难题仍在于“解决物业税和土地出让金的兼容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变换和民众税负变化问题”。
河南方言范文6
鸭腿4只约850g、盐80g、花椒20-30粒、五香粉1小勺、白酒少许、姜3-4片、葱1根、八角1个。
2、做法：
（1）炒锅放火上烧热，放入食盐、花椒和五香粉，中小火不停的翻炒，炒到散发香味并食盐略显深色即可。
（2）鸭腿清洗干净后用厨房纸擦干水份，用牙签在鸭肉和皮上扎些洞放在一个盘子里，用手将炒好的热椒盐均匀的涂抹在鸭腿表面，要多抹一下。
（3）涂好盐卤的鸭腿放在保鲜袋里，喷上少许白酒，扎紧口袋，放入冰箱冷藏腌制2-3天。
（4）将鸭腿取出，挂于阴凉通风处半天吹干。
（5）鸭腿冷水下锅，加水没过鸭腿，加葱、姜和八角，大火煮沸10分钟后，转到最小火焖25分钟。
（6）关火后捞出鸭子冷却、凉透。一定要等凉透后再斩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