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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析论文范文1
一、发展中的中国期刊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我们知道，中国期刊同其他媒介一样，过去和现在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许可证制度确立了政府几乎是其惟一的投资主体和营运主体的地位。随着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包括期刊在内的中国传媒业如何有效地与市场结合，并通过产业经营途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迹象表明，期刊有望成为传媒业内率先得到突破的媒介。宏观面上的把握有助于我们认清形势，理解商机，抓住商机。期刊业的商机到底在哪里？其实从期刊营运环节与要素组合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一）期刊发行：可供分享的盛宴
期刊发行是组织期刊流通、介于期刊制作和消费之间的特殊环节，它具有沟通期刊产销信息、调节市场供求的特殊作用。期刊发行上影响出版，下带动广告，它对期刊发展具有的促进与制约作用极为突出。期刊发行业投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国民不断增长的期刊消费需求为投资期刊发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正在得到极大的改善，居民消费结构随着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2001年城市和农村该指标分别降至37.9%、47.7%）而发生改变，这将使居民对期刊等传媒产品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期刊业发展与我国人口规模及其需求是极不相称的。反映在期刊消费结构、消费总量和人均占有量等指标上，都亟待优化与增长。以2001年为例，当年我国期刊总印数289469万册，人均占有量仅2册多，而2000年欧洲发达国家人均期刊占有量一般在10册以上，美国为15册，日本在20册以上。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间，期刊消费市场将快速扩容，期刊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时期，期刊发行市场的投资潜力巨大。
其次，期刊规模的不断增长和期刊社的发展迫切需要为投资期刊发行网络提供有效的业务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期刊一直呈快速发展的势头。据统计，在1981至2001年间，中国期刊品种从2801种增至8889种，20年增长2.17倍；即使在1991年到2001年10年间，中国期刊品种也增长了46.8%。近3年来在其他媒体不断被整顿、压缩的时候，中国期刊品种却分别保持2.35%、6.57%和1.88%的增长率，总印张分别增长21.17%、3.37%和0.88%。目前，中国期刊经营主要依靠发行维系，发行数量大小成为决定期刊社兴衰成败的核心指标。对于众多中小期刊社的经营者来说，他们最关心最头疼的是如何突破时间与空间束缚，将自己的期刊分销到目标读者的问题。一些期刊社也曾尝试建立自己的独立发行网络，但结果是：既超出自身能力许可又因重复建设造成行业资源浪费。为此，业界迫切希望建立一个结构完善、组织合理、内外统一、网络健全的全国性社会化期刊发行体系。事实上，期刊发行网络虽然投资规模较大，但其投资风险较小。它如同广播电视的有线网络一样，是传媒基础产业，然而谁一旦拥有强大的网络，谁就会成为期刊追捧的对象，也就拥有期刊市场的霸主地位；谁控制发行网络，谁就掌握了期刊发展主导权。（见表1）
表1中国期刊分类情况一览表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出版年鉴2002》数据整理
表2部分国家期刊营业收入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国际期刊联盟(FIPP):WorldMagazineTrends2000/2001
（二）期刊广告：正在做大的蛋糕
期刊特性所创造的广告价值使期刊成为商家必争的广告载体。由于期刊具有文化性、专业性、可保存性和读者群的集中性，它在传递信息等方面具有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为增强针对性，期刊总是要选取特定的受众群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并注重这一细分市场的研究，从形式、内容、营销通路尽可能贴近、满足这部分受众的消费需求与偏好。在期刊品种中，综合性期刊所占比重较低，而大量的是专业性、专门性的期刊。2001年中国综合性期刊仅占5.85%，而专业性、专门性期刊为94.15%。（见表1）市场竞争加剧使商家在广告媒体选择与投放上更加理性，他们更加注重不同的媒体广告组合以形成立体的广告效果。商家正是看中期刊的上述特性，选择制作精美、读者青睐、服务完善的期刊作为其展示企业形象、传递商品信息的重要广告媒体。世界发达国家的期刊已经成为广告的重要载体，期刊广告在媒介广告营业额中所占比重一般在15%-20%，美国高达20%-30%，一些大公司、跨国公司与知名的期刊大都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广告业务关系。美国福特、通用、IBM等50家大型企业将期刊广告看做宣传品牌、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他们每年对期刊广告的投入占期刊广告营业总收入的40%左右。在期刊赢利构成中，期刊发行利润逐步让位于广告利润，广告收入从而成为期刊发展的经济支柱。（见表2）
中国期刊广告业在稳步中增长。期刊经营必须依靠发行与广告两个轮子同时运转方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收益，这种观念近年来已为业界所接受，并产生了诸如“生存靠发行、致富靠广告”的说法。但是，多年形成的期刊生存主要依赖发行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观，广告收入在期刊营业总收入中的比重甚低，在全国广告市场份额中所占比重甚小。如1998年中国期刊广告营业总额仅为8.9亿元人民币，只占全国广告市场份额的2.32%，还不到美国期刊营业额的1%。2000年中国期刊广告收入也只有11.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期刊广告的特殊地位逐渐为商家认同，期刊广告收入随之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连续4年保持20%以上的增幅。以北京市场为例，2000年期刊受众关注率较上年增长4.25%，仅次于互联网4.9%，远远高于报纸、广播、电视，在此基础上广告营收也较上年增长49%，是各种媒介广告增幅最大的。期刊分流广告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其实，中国期刊广告正处于全面提速阶段，其“钱景”值得重视。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中国期刊广告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对此我们不妨作如下假设：中国2000年GDP约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0%（美国为98729亿美元），如果中国期刊广告也能达到美国期刊广告营收的10%（美国为177亿美元），每年就有约14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即使中国期刊广告收入只做到美国的5%，每年也有70多亿元人民币。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20多年来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GDP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至2001年的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达9.44%，超出世界同期年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这种势头仍在延续。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产业发展与企业繁荣，企业的兴盛也将带动期刊广告的进一步繁荣，期刊广告市场已不再是理论市场，对投资者而言，这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三）期刊增值服务：潜力无限的投资空间
强大的期刊产业离不开完善、高效的期刊增值服务业。长期以来，在政府主管主办的体制下，中国期刊实行条块分割，采、编、印、发、研各个环节内部承揽，“大而全、小而全”现象普遍存在。其结果是各期刊特色不特，内容单调、重复、陈旧，缺乏对受众的深入研究，造成刊社对市场变幻反应迟钝。近年来，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总体要求，国家相继将报刊从政府部门垄断意识的温床中揪离出去。正在被逐步推向市场的中国期刊则必须面对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选择。在以本量利的左右下，为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期刊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社会化增值服务的迫切需求，他们将自己办不好、也没有能力办好的生产服务工作交由社会服务机构完成。这种外协式的社会化增值服务涉及期刊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现实情况是专业化的期刊增值服务提供商严重不足，仅有数家机构无论其服务内容、服务手段还是市场覆盖面、服务效率都极不令人满意，社会化服务的滞后极大地制约着中国期刊产业的发展。中国期刊增值服务业还是一片空白，投资机会多多。
二、投资中国期刊产业的可行性分析
（一）不均衡发展格局的确立为期刊产业大规模并购埋下伏笔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期刊业经营方式正在由政府主管主办、大包大揽由政府宏观调控、期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方面转变。在转变过程中，由于受观念更新、专业分工、历史积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期刊所拥有的竞争实力与市场地位相差甚大，期刊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市场资源向强势期刊集中的趋势更为明显（如《读者》、《知音》、《家庭》、《青年文摘》“四大名旦”都是期印数超过百万册的大户），“马太效应”也将更加突出。从平均期印数来看，25万册及其以上的期刊1999年为150种，2000年156种，2001年137种。尽管它们分别仅占当年全国期刊总数的1.83%、1.79%和1.54%，但其平均期印数分别占了全国期刊期印数的44.73%、46.06%和42.2%。（见表3）
表31999-2001年中国期刊业市场集中度(CRn)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出版年鉴》资料整理
表4期刊三大发行系统对比
附图
表5国际数据集团(IDG)报刊投资构成
附图
表62000年美国畅销期刊排行表
附图
值得一提的是，为发挥强势期刊的带动作用，塑造精品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开始实施“中国期刊方阵”工程。在2001年12月公布的首批进入方阵的1518种期刊中，双效重点期刊1154种，双百期刊192种，双奖期刊107种，双高期刊65种。方阵工程的正式启动宣告长期以来中国期刊均衡发展格局已被打破，国家将给予17.07%的入选期刊以大力支持，鼓励其通过组建期刊集团等方式进行扩张经营，做大做强；而未入选的、占总数的82.93%的7371种期刊，其未来经营将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生存考验也才刚刚开始。照此推断，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期刊业产业集中度快速提高的时期，也是期刊大规模的并购时期。少数拥有市场、拥有品牌、拥有资本的强势期刊将实施集团化发展战略，通过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收编”、“消化”弱势期刊，真正走上扩张的道路；而大量势单力薄的期刊将被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发行集团、电影集团和其他综合性传媒产业集团托管、兼并或收购，成为这些传媒集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逐步淡出期刊市场。
（二）期刊生存突围为投资者进入期刊产业准备了可供选择的合作伙伴
财政支持的减少直至取消已将中国期刊逼到生与死的十字路口。50多年的发展虽然使中国期刊逐步形成一个门类齐全、品种多样的期刊体系，但是中国期刊业是在基于数量扩张的基础上实现增长的，是粗放型的增长，绝大多数期刊个体实力羸弱。据资料显示，发展型期刊不足2成，超过8成的为生存型，这些生存型期刊基础差，积累少，苦苦支撑，维持着作坊式的生产。1999年真正赢利的期刊只有100家左右，发行量在几千册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不足1000册。2000年中国期刊市场规模仅为87.46亿元，即使经营比较成功的期刊，其营业额只在2亿元左右。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尚未完成产业转型的情况下，中国期刊就必须面对市场，特别是来自境外传媒机构的竞争与挑战，其境况着实令人忧虑。无论是经营规模、资产总额、赢利水平，还是人才队伍、技术装备，中国期刊都无法与期刊强国相比，整体实务相当弱小。为了支持期刊业的发展，政府尽管对期刊的财政补贴每年仍维持在3亿元左右，但相对于发展所需，这种补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况且距彻底的财政断奶已经时日不多。
资本缺乏是中国期刊业发展面对的现实难题，“资金饥渴症”是期刊业界共同的特征。期刊社眼看手中的出版专有权即将到期，而资金又缺乏，其内心深处的苦楚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其对“政策边界”的理解在艰难中开始模糊。近年来，为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期刊自救行为——主动争取业外资本加盟已经成为业界公开的秘密，这种可以被称做“生存突围”的特别行动涉及的期刊社已不在少数。今天，我们也许还不能对“生存突围”行为作出合理的判断，但非刊社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无疑正在成为推动期刊新一轮发展的三大资本力量。管理部门欲说还休的态度不仅延长了业外资本与一些期刊结合的蜜月期，也使更多期刊与更多、更大规模的业外资本的结合有了看齐的样板。看来，“实践探路、政策规范”的资本结构整治路数将再次上演。
三、中国期刊产业重点投资机会分析
（一）期刊发行
1.现有期刊发行系统的简要分析
当前，我国期刊发行集合了三股力量：邮政发行系统、社办发行系统和民营发行系统。（见表4）其中，邮政是期刊发行的主体（主渠道）。邮政发行是建国以来我国期刊发行一直沿袭的流通模式，应当说邮发途径是适应计划经济时期期刊业发展需要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期刊实施产业经营以来，邮发已经无法适应期刊发行特别是增值服务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一是传统体制约束严重影响了邮政开拓期刊发行市场的能力。邮政发行长期局限于以目录征订为特征的期刊订阅市场，而在期刊零售市场难有较大作为，由此造成邮发期刊数量徘徊不前，邮发渠道制约着期刊业的发展。同时，与读者便利性、随机性的期刊购买行为更是格格不入。二是作为单一发行渠道的邮政虽有自身网点优势，但其现有人才、技术结构和信息加工手段都无法提供期刊所需的增值服务。期刊社从邮政得到的是期刊发行数字，对读者情况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建立读者网络、开发读者市场。三是邮政垄断发行造成产销双方都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对于期刊社来说，邮发不仅发行费率高，而且回款慢，影响期刊资金供应，造成期刊经营资金短缺；对读者来说，因无法获得订阅折扣，致使期刊消费成本逐年增加，极大地影响期刊订阅数量，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期刊社给予读者的订阅折扣一般都在20%左右。由此不难看出，通过市场竞争手段，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拓宽期刊发行通道，从而提高中国期刊流通效率已是当务之急。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整合如此分散的力量与如此分割的市场？从实力和条件来看，新华书店、大型社办发行机构、民营投资者和境外机构都可能在此有所建树，对此人们关注着！（见表4）
2.期刊发行体系模式
中国期刊发行市场网络建设目标是打造集批发、零售、仓储、运输、、配送、结算于一体，传统门店交易与网上交易相结合的综合流通服务平台。发行网络建设必须坚持走高起点规划、高技术含量、大通道运行、广地域覆盖、连锁化经营、多元化资本结构的发展道路，通过规模化、集团化、集约化经营手段，切实提供期刊流通服务，从根本上打破制约期刊业发展的流通瓶颈。
构建全国一网化的现代期刊发行网络体系可以采取一次性建设和分阶段建设两种途径。一次性建设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形成庞大的营销网络，从而产生对行业的巨大吸引力，其对行业发展的带动力与影响力将得到充分表达，其对行业的信息导航作用也将得到充分发挥；其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投资规模大增加筹资的难度，网络分布宽可能增大管理难度，人员素质与系统要求可能产生的不匹配，等等。
分期性途径即在确定基本规划的基础上，以可能的资金、人才、技术等条件分步骤、分区域建设。如它可以是通过战略联盟联结各地松散的期刊发行网络，使之逐步形成有机统一体。在此基础上以股权置换、产权交易为手段组建股份制期刊营销集团，以资本手段打造期刊快速流通通道。其优势是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其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大网络形成的滞后无法有效扩大期刊发行量，从而降低自身对期刊社的吸引力；二是小规模发行网络不能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无法排斥其他竞争者进入，从而增大投资的风险。
（二）期刊广告
1.期刊广告经营的政策背景
期刊出版领域是政府管制非常严格的部分，没有获得期刊出版权的任何单位或个人不能进行期刊出版活动，否则被视为违法。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媒介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的政策。根据规定，报刊新闻业务部门融资活动仅限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而经营业务如报刊印刷、发行、广告等部门经批准可以吸纳业外资本组建股份制企业，这为业外资本（包括外资）进入传媒广告业开辟了“安全”通道，期刊无疑也从中受益。其实，在该政策出台之前，已有业外资本进入期刊广告经营板块，最为成功的当数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期刊业的国际数据集团(IDG)，它已介入15种期刊（报纸）广告经营并取得不俗业绩，其成功运作值得关注与借鉴。（表5）
2.期刊投资品种的选择
费斯克在其金融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分析中关于电视节目—电视观众—电视广告的互动关系的描述同样存在于期刊经营之中，期刊形成了内容—影响力（读者）—广告的有机体。尽管业外资本尚不享有期刊的内容编审权，但通过提高内容质量扩大发行量从而带动广告却是绕不过的弯，一本内容丰富、制作一流的期刊总是能够得到更多商家拥戴的。因此，投资者对所投资的期刊品种选择和内容经营尤为重要。
在就中国畅销期刊作出评介之前，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畅销期刊类别。根据美国权威的SRDS分类法，美国期刊分为消费性期刊（供非专业、非学术人士阅读）和商业性期刊（专业型、专门性期刊）。表6中排在前5位的为最为畅销型的美国期刊。
中国哪些期刊最为畅销？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不能单纯从发行量的大小判断。与美国杂志完全依靠市场发行不同，中国一些发行量大的期刊是党政机关刊物，其发行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与市场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只有通过企业广告投放量和读者购买情况来对市场畅销型期和作出综合判断。从表7中我们发现，中国读者最青睐的期刊与美国读者的期刊消费偏好具有相似性。这些期刊无疑值得投资者关注。
（三）增值服务领域
由于增值服务不涉及期刊采编宣传业务，在政府面上基本上不存在太多壁垒，为政府鼓励、支持发展的领域。期刊增值服务投资领域主要有：
1.资讯提供
期刊吸引读者的是内容，期刊资讯提供商通过调动社会化的智力资源，培育信息源（如发现作者、培养作者团队），组织选题策划，为期刊提供高质量的稿件。
表72002年1-6月中国期刊广告营收20强
附图
资料来源：慧聪媒体研究中心数据
2.管理顾问
针对期刊社管理薄弱的实际情况，投资者通过组建高素质的专业化期刊管理团队，针对不同期刊的要求开展专项管理会诊断，提供管理辅导和解决方案。特别是在配合期刊社开拓营运思路、创建制度规范、提供实战指导、推荐职业管理者、策划师、出品人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3.投资融资
针对中国传媒产业投资主体单一、资本缺乏、效率低下的实际情况，投资者在扩大期刊资本来源、促进资本多元化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积极为期刊发展提供投资、融资信息与服务，扩大资金来源，解决期刊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公司将成立机构，选取部分期刊进行战略性投资，甚至对部分期刊进行托管，促进中国期刊业购并与重组。
此外，在经营策划、市场调查、教育培训、外贸、会议展览等领域投资者亦大有作为。
四、投资中国期刊业的基本策略
（一）突破策略
在当前政策背景下，投资期刊业在政策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政策风险较大。因此，应当采取突破策略，即从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最小的领域着手。在介入期刊类别上，不妨选取时尚类、经济类、生活类、行业类和影视类等作为突破口，根据政策变化逐步涉足新闻时政类期刊；在经营环节上，宜从分销服务、增值服务作为切入点，逐步向版权提供、项目合作发展。当前，业外资本（含境外传媒集团）进入期刊业大多通过授权进行版权提供、栏目合作和租用版面等方式，以期逐步过渡到实质性的资本合作，应当说此种手法是稳慎的也是现实可行的。
（二）大投入策略
同其他媒介一样，小舢板式的期刊的生存空间已越来越小，期刊经营正在进入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无产出时代。这些大投资主要用于市场导入，如招募专才、培育品牌、建设营销通路、培养读者与作者等。一本具有高知名度的期刊就如同一台印钞机，它带给投资者的回报是丰厚和稳定的。遗憾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名刊、大社，但它正说明通过大投资在“百刊混战”中造就名刊的时代已经到来。
投资分析论文范文2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对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短缺资本的投入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基础是农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显然，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农业投资中，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的状况以及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通过对中国转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来，尤其指1990年代以来)农业GDP数据和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结构状况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对农业增长有极强的正相关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资结构所产生的边际产量不同，所以改善农业投资结构也能对农业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也对地方农业增长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导致我国政府农业投资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须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进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调整。
1.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1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如果将政府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情况联系起来，并使用逐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发现，自1978年以来，无论是农业GDP还是农业增加值，其总的趋势也是增长的，虽然个别年度间存在着波动。尤其在近期，这两个指标的增速开始加快，增幅明显。(均以当年价格计算，未转换为可比价格)。将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及政府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画在一张图上，如图1所示[4]。
图1（）略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增长曲线比较陡峭，证明增速很快。农业GDP、农业增加值也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即先缓慢、平稳增长，后急速增长。如果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计算出来，发现后者较低，见表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达到了10％。(当然，我们这里所说政府农业投资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在我国，虽然财政的总体实力有限，财政支农支出仅占农业GDP的5％～6％，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近10年来，大体在8％～10％之间。建国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1950年为27.4亿元(当年价格，后同)，1960年增长到90.52亿元，1970年曾降到49.4亿元，1980年为149.95亿元，1990年增长到307.84亿元，1998年已达1147亿元(这一年的数字包括当年增发国债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1978～1998年间财政支农投入年平均增幅达到11.4％[5]。所以，从投资规模上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资逐年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国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的我国农业GDP和农业财政投资的变动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假定两者间存在一元线性关系，以农业GDP为因变量(用Y表示)，政府农业财政投资为自变量(用X表示)，在有限观测数据下进行拟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决系数R[2]=0.87，调整可决系数为R[2]=0.86，F值为124.95，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检验通过，拟合程度较好。该模型说明，每增加1亿元的财政农业投资，我国的农业总产值就会增加17.71亿元。可见，增加政府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土地、技术、制度等)在农业增长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相同，本文暂不讨论。
1.3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与地方农业增长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情况，由于我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实行分税制，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投资的数额、方向、结构、目标与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财政农业投资中，很多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配套，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地方财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农业投资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投资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经成为各地区间农业增长差距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呢？这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这里我们仅仅选用两个省份进行对比，即选用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与一般省份河南省为研究对象来观察政府投资与当地农业增长的关系，以及地方农业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显然，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差距的原因不仅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暂不述及)。
1.3.1地区农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各省农业增长与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选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数据，江苏省数据来源于《2002年江苏统计年鉴》(电子版)[6]，河南省数据来自《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7])，发现无论是发达省份还是一般省份，其农业增长和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的变动趋势一致，即先缓慢增长，后快速增长。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苏省农业GDP，X[，j]表示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Y[，h]表示河南省农业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资，设定模型y=a+bx+ε，ε为随机扰动项，在有限观测值条件下可分别得到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拟合模型：
江苏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调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该模型表明，江苏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可得到39.84亿元的农业GDP增长。
河南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调整后的R[2]=0.95，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此模型的经济含义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则可以产生72.75亿元的农业GDP增长。两个省份的政府农业投资对农业的增长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不过两省的投资力度不同，农业GDP的增长幅度也不同。见图2：
图2（略）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一部分数据经过计算整理。
1.3.2地区差距与政府农业投资的关系
除个别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均大于河南省农业政府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两省的农业GDP变化是否呈现出同样的差距呢？为了消除两省间由于巨大的农业人口差额而形成的误差，在这里选用农业人口人均农业GDP进行比较。从图中结果很容易地看出，两省在农业增长方面的差距竟然与两省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差距变动很一致。可见政府农业投资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充分条件，也成为地区农业增长差距产生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状况，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差距继续发散而形不成收敛的态势。
2.中国农业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变动与农业增长
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但表现在数量规模上，也表现在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上。所谓的投资方向和结构指投资的资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资项目构成。我国农业投资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其他费用这几部分构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以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进投入与产出的质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资形成的农业科研成果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农业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并通过农业事业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扩大农户生产及交易的规模，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农业产出[8](39)。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降低，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长，90年代后期有所趋缓，进入2000年后又开始增长，并占据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比重[9]。见表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81页，计算整理
表3中，由于资料所限，项目的分类比较粗，比如未能将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与事业费分开，基建支出也很粗略，这与我国农业投资方面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按本文开头所定义的农业支出中口径来计算和划分的。上表也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显，即农业投资中的主体部分投向了农业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这几项所占比重超过了按这一口径计算的90％，投向农业科技(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只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项目很少。农业基本建设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设。有观点认为，不同的投资项目对农业增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国6个农区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与3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10]，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具有明显的正效应；钱克明[11]研究了农业产值增长与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农牧户自身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投入的边际回报率最高，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次之，农牧户自身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低。李焕彰、钱忠好的一项研究结果[8](40)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而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为：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比重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项费比重最低。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与投资结构效应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效应小的投资过多，效应大的反而投资过少。
3.简短结论
在我国农业投资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和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农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农业在某些方面的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对农业进行投资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与国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虽然纵向比较中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投资结构与方向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差异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响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共财政方面应该做到：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需要确定农业事业费支出，保持原有规模不变甚至有所压缩；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构建促进地方政府投资农业的动力机制，以避免地区差距拉大。总的原则是不但要加强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规模，还要优化投资结构。
【参考文献】
[1]罗剑朝.中国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增长方式与监督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8-20.
[2]李芝兰.我国农业增长中的政府投资影响[J].财经科学，2006，3：75-79.
[3]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16.
[4]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81-98.
[5]张元红.财政政策与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J].中国农村观察，2000，4：2-9.
[6]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M]内部出版物，2003：55，171.
[7]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EB/OL]./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
[8]李焕彰，钱忠好.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8：38-43.
[9]齐林.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及其优化分析[J].贵州农业科学，2003，6：71-72.
投资分析论文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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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析论文范文4
关键词：并购、投资、筹资
一、企业并购的投资分析
并购实质上是企业的投资活动，但是并购和一般的投资活动又有很大的差异，并购主要是通过并购后企业产生的协同效应来增加股东的价值。投资战略的核心简单地说就是“低买高卖”，对于并购战略而言一样，就是期望所买的企业能“物超所值”。但是，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为什么会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其卖出，主要原因是：交易双方对该企业的价值估计不一致。
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下，这种估价上的不一致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所有的投资者对未来有同样的预期，对风险有同样的偏好。然而现实中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及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对企业未来增长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对基本风险水应不一及企业面临的机会成本不同。从而影响对企业价值的判断。所以竞争的不充分性是产生并购的基础。
并购投资主要出现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与成熟阶段，因为在此阶段，鉴于企业未来良好的成长预期，企业通过权益性融资和自身产品销售产生巨大的现金流为其投资活动提供了可能和资金保障。同时，由于此阶段企业急需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形成规模效应及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来维持其在同行业的竞争优势，以上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来实现，因而企业的投资需求旺盛。但是，市场瞬息万变，如何节省投资过程的时间成为关键，而并购为实现上述要求提供了一条捷径。
（一）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伴随着产品销售的高速增长，虽然企业的经营风险有所降低，但企业的总体风险依然较高。此时如果企业的财务战略安排不当，即用负债融资进行规模扩张，结果会导致企业的总体风险加大，相应地投资人要求提高其未来的收益预期。如果风险加大所带来的收益不能抵消投资人提高的收益预期，企业的市场价值随之降低。此时，该企业可能成为被收购的目标，收购后，通过对该企业的财务战略进行适当的调整，降低其总体风险，就能获得由此产生的增加值。
此阶段，如果采用收购目标企业股权的方式，那么对于目标企业本身来说，收购资金并没有进入企业内部，目标企业的总体风险依然没有变化。为了降低其总体风险，收购企业不得不重新注入新的权益资本或向其他投资者募集权益资本，使其财务风险下降，进而降低其总体风险。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加大了并购企业的并购成本，而且可能破坏了并购企业本身的风险结构，从而降低并购企业的价值。因此，此阶段对目标企业的并购主要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增加被并购企业的权益资本，降低被并购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以此达到降低其总体风险。尽管对目标企业增资扩股会稀释其每股的权益，但鉴于在企业的发展阶段对未来良好的成长预期，企业业绩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被稀释的权益，因此，企业的每股权益不会随之下降。
（二）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企业的净现金流量比较充裕，企业的经营风险进一步降低，如果不及时调整企业的财务战略，用负债杠杆来平衡降低的经营风险，结果会使企业的整体价值降低，导致企业股价被低估，从而成为被收购的目标。收购该企业后，通过剥离多余的现金，利用负债杠杆强化核心业务的创现能力。由于利用负债使企业的总体风险得到平衡，企业的价值随之上升。
与处于发展期的企业并购相反，如果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并购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不但不能提高被并购企业的价值，反而进一步降低其价值。因为在成熟期，经营风险明显较企业发展阶段低，企业内部积累了大量的现金，加之此阶段利用负债融资获取的资金已经基本满足了其投资的需求。随着企业未来成长的进一步降低，增资扩股流入目标企业的权益资金很难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在企业未来的收益预期降低的情况下，必然稀释其每股权益，进而降低企业的价值。因此，对处于成熟期企业的并购主要采取收购目标企业股权的方式进入，然后调整其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结构，将多余的现金通过现金分红或股份回购的方式分配给投资者，利用适度的负债来解决短缺的投资资金需求。此种并购方式，一方面减少了并购企业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目标企业的总体风险，提升目标企业的市场价值。
二、企业并购的筹资规划
筹资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筹资结构是企业财务战略的核心，在企业并购中，并购资金的安排是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资金筹措的结构安排直接影响企业并购的效果。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由于其面临的经营风险和并购的目的不同，并购资金筹措的结构有很大差异。
（一）在企业的发展期，经营风险较大，并购的目的主要是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进而形成行业竞争优势，以降低经营风险。如果企业的并购资金使用负债融资，必然会使并购企业的总体风险加大，负债杠杆带来的收益难以抵消风险加大带来的投资人未来收益预期的上升，结果导致企业整体价值的下降。因此，在这一阶段并购资金的来源主要采取权益资金和利润留存。权益资金的筹集通过以下方式获得：（1）向资本市场增发股份筹集收购资金；（2）发行可转换债券；（3）和被收购企业的投资者用股权交换的方式进行并购。
（二）在企业的成熟阶段，由于市场对该企业的产品需求已经趋于饱和，企业的增长速度变缓甚至停止，经营风险进一步降低。此阶段，并购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市场份额及提高效率。
鉴于企业的未来市场前景不被看好，如果在并购中继续使用权益融资势必会稀释现有投资人的收益，从而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因为此阶段企业的所有投资活动主要是保持目前的收益不下降。同时，此阶段企业的经营风险已处于较低的水平，为企业采用负债杠杆融资提供了可能。因此，这一阶段并购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通过适度的留存收益和长期负债。企业长期负债的取得主要通过以下方式：（1）发行企业债券；（2）向金融机构借取。
三、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
企业并购可采用现金支付、债券支付和股票支付的方式。选择何种支付方式，需要结合并购双方的成本和并购方的企业风险综合考虑。
（一）税负因素
并购公司并购目标公司既可以用现金支付，也可以用证券（普通股、债券）支付，但不同的支付方式税负不同。如果并购方用现金或债券支付，那么目标公司的股东收到现金时要立即纳税，但如果用普通股支付，则目标公司的股东在收到股票时可以免税，直到股票出售后才计算资本收益或损失，按相应的资本收益税率纳税，因此可以获得延迟纳税和减轻税负的好处。
对于并购方而言，税负考虑的是并购时所取得的资产的摊销基础，如果用现金或债券支付，则并购取得的资产将按其支付价格作为资产的摊销基础。反之，如果并购企业用普通股支付，则并购获得的资产将按资产的原价值进行摊销。资产摊销额的大小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应纳税所得和企业未来的现金净流量。
由此可见，如果税负是考虑并购支付方式的唯一因素，那么目标企业将喜欢并购企业用股票支付，以达到延迟纳税和减轻税负的目的；而并购企业则更愿意用现金和债券的方式支付，以扩大其并购资产的摊销额，降低未来的税负。然而，出税负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并购的支付方式。
（二）并购企业的所处的生命周期
并购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对并购资金的支付方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其发展期，如果用现金或债券的支付方式，则势必导致其风险的增大，从而降低其本身的市场价值，因此，并购企业更愿意用股票支付的方式。尽管股票支付方式可能稀释并购企业的每股权益，但在此阶段，并购企业由于其良好的成长前景，会很快弥补被稀释的权益。而在其成熟期，如果用股票方式支付并购资金，则由于其未来成长的放缓，结果导致并购企业每股权益被稀释，从而降低企业的价值，因此并购企业喜欢用现金或债券的方式支付。同时在此阶段，企业本身业务产生大量的现金流入量和负债杠杆的运用为其用现金或债券支付并购资金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1、Sudarsanam,P.S.MergersandAcquisitions,PrenticeHallEurope,1998
2、张云亭著：顶级财务总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投资分析论文范文5
关键词：并购、投资、筹资
一、企业并购的投资分析
并购实质上是企业的投资活动，但是并购和一般的投资活动又有很大的差异，并购主要是通过并购后企业产生的协同效应来增加股东的价值。投资战略的核心简单地说就是“低买高卖”，对于并购战略而言一样，就是期望所买的企业能“物超所值”。但是，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为什么会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其卖出，主要原因是：交易双方对该企业的价值估计不一致。
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下，这种估价上的不一致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所有的投资者对未来有同样的预期，对风险有同样的偏好。然而现实中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及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对企业未来增长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对基本风险水应不一及企业面临的机会成本不同。从而影响对企业价值的判断。所以竞争的不充分性是产生并购的基础。
并购投资主要出现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与成熟阶段，因为在此阶段，鉴于企业未来良好的成长预期，企业通过权益性融资和自身产品销售产生巨大的现金流为其投资活动提供了可能和资金保障。同时，由于此阶段企业急需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形成规模效应及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来维持其在同行业的竞争优势，以上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来实现，因而企业的投资需求旺盛。但是，市场瞬息万变，如何节省投资过程的时间成为关键，而并购为实现上述要求提供了一条捷径。
（一）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伴随着产品销售的高速增长，虽然企业的经营风险有所降低，但企业的总体风险依然较高。此时如果企业的财务战略安排不当，即用负债融资进行规模扩张，结果会导致企业的总体风险加大，相应地投资人要求提高其未来的收益预期。如果风险加大所带来的收益不能抵消投资人提高的收益预期，企业的市场价值随之降低。此时，该企业可能成为被收购的目标，收购后，通过对该企业的财务战略进行适当的调整，降低其总体风险，就能获得由此产生的增加值。
此阶段，如果采用收购目标企业股权的方式，那么对于目标企业本身来说，收购资金并没有进入企业内部，目标企业的总体风险依然没有变化。为了降低其总体风险，收购企业不得不重新注入新的权益资本或向其他投资者募集权益资本，使其财务风险下降，进而降低其总体风险。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加大了并购企业的并购成本，而且可能破坏了并购企业本身的风险结构，从而降低并购企业的价值。因此，此阶段对目标企业的并购主要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增加被并购企业的权益资本，降低被并购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以此达到降低其总体风险。尽管对目标企业增资扩股会稀释其每股的权益，但鉴于在企业的发展阶段对未来良好的成长预期，企业业绩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被稀释的权益，因此，企业的每股权益不会随之下降。
（二）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企业的净现金流量比较充裕，企业的经营风险进一步降低，如果不及时调整企业的财务战略，用负债杠杆来平衡降低的经营风险，结果会使企业的整体价值降低，导致企业股价被低估，从而成为被收购的目标。收购该企业后，通过剥离多余的现金，利用负债杠杆强化核心业务的创现能力。由于利用负债使企业的总体风险得到平衡，企业的价值随之上升。
与处于发展期的企业并购相反，如果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并购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不但不能提高被并购企业的价值，反而进一步降低其价值。因为在成熟期，经营风险明显较企业发展阶段低，企业内部积累了大量的现金，加之此阶段利用负债融资获取的资金已经基本满足了其投资的需求。随着企业未来成长的进一步降低，增资扩股流入目标企业的权益资金很难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在企业未来的收益预期降低的情况下，必然稀释其每股权益，进而降低企业的价值。因此，对处于成熟期企业的并购主要采取收购目标企业股权的方式进入，然后调整其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结构，将多余的现金通过现金分红或股份回购的方式分配给投资者，利用适度的负债来解决短缺的投资资金需求。此种并购方式，一方面减少了并购企业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目标企业的总体风险，提升目标企业的市场价值。
二、企业并购的筹资规划
筹资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筹资结构是企业财务战略的核心，在企业并购中，并购资金的安排是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资金筹措的结构安排直接影响企业并购的效果。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由于其面临的经营风险和并购的目的不同，并购资金筹措的结构有很大差异。
（一）在企业的发展期，经营风险较大，并购的目的主要是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进而形成行业竞争优势，以降低经营风险。如果企业的并购资金使用负债融资，必然会使并购企业的总体风险加大，负债杠杆带来的收益难以抵消风险加大带来的投资人未来收益预期的上升，结果导致企业整体价值的下降。因此，在这一阶段并购资金的来源主要采取权益资金和利润留存。权益资金的筹集通过以下方式获得：（1）向资本市场增发股份筹集收购资金；（2）发行可转换债券；（3）和被收购企业的投资者用股权交换的方式进行并购。
（二）在企业的成熟阶段，由于市场对该企业的产品需求已经趋于饱和，企业的增长速度变缓甚至停止，经营风险进一步降低。此阶段，并购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市场份额及提高效率。
鉴于企业的未来市场前景不被看好，如果在并购中继续使用权益融资势必会稀释现有投资人的收益，从而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因为此阶段企业的所有投资活动主要是保持目前的收益不下降。同时，此阶段企业的经营风险已处于较低的水平，为企业采用负债杠杆融资提供了可能。因此，这一阶段并购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通过适度的留存收益和长期负债。企业长期负债的取得主要通过以下方式：（1）发行企业债券；（2）向金融机构借取。
三、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
企业并购可采用现金支付、债券支付和股票支付的方式。选择何种支付方式，需要结合并购双方的成本和并购方的企业风险综合考虑。
（一）税负因素
并购公司并购目标公司既可以用现金支付，也可以用证券（普通股、债券）支付，但不同的支付方式税负不同。如果并购方用现金或债券支付，那么目标公司的股东收到现金时要立即纳税，但如果用普通股支付，则目标公司的股东在收到股票时可以免税，直到股票出售后才计算资本收益或损失，按相应的资本收益税率纳税，因此可以获得延迟纳税和减轻税负的好处。
对于并购方而言，税负考虑的是并购时所取得的资产的摊销基础，如果用现金或债券支付，则并购取得的资产将按其支付价格作为资产的摊销基础。反之，如果并购企业用普通股支付，则并购获得的资产将按资产的原价值进行摊销。资产摊销额的大小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应纳税所得和企业未来的现金净流量。
由此可见，如果税负是考虑并购支付方式的唯一因素，那么目标企业将喜欢并购企业用股票支付，以达到延迟纳税和减轻税负的目的；而并购企业则更愿意用现金和债券的方式支付，以扩大其并购资产的摊销额，降低未来的税负。然而，出税负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并购的支付方式。
（二）并购企业的所处的生命周期
并购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对并购资金的支付方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其发展期，如果用现金或债券的支付方式，则势必导致其风险的增大，从而降低其本身的市场价值，因此，并购企业更愿意用股票支付的方式。尽管股票支付方式可能稀释并购企业的每股权益，但在此阶段，并购企业由于其良好的成长前景，会很快弥补被稀释的权益。而在其成熟期，如果用股票方式支付并购资金，则由于其未来成长的放缓，结果导致并购企业每股权益被稀释，从而降低企业的价值，因此并购企业喜欢用现金或债券的方式支付。同时在此阶段，企业本身业务产生大量的现金流入量和负债杠杆的运用为其用现金或债券支付并购资金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1、Sudarsanam,P.S.MergersandAcquisitions,PrenticeHallEurope,1998
2、张云亭著：顶级财务总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投资分析论文范文6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低投资收益率的原因分析
1．投资渠道狭窄，投资结构不合理。我国长期以来把保持基金的安全性作为首选目标，并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和投资工具进行了严格限制。根据2001年公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规定，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其中，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企业债、金融债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10％，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且不允许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截止到2004年年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共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风险小的银行存款，占总资产的39％；第二类为风险较小的债券投资，占总资产的43％；第三类为有一定风险的股权投资，占总资产的7％；第四类为风险较大的股票投资，占总资产的11％。从资产分布情况看，风险较小的投资占总资产的82％，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基金投资结构完全不同（见表1）。这种投资安排一方面保障了基金运行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基金投资渠道过于狭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资产过于集中，长此以往，不仅基金增值目标无从谈起，养老基金的偿付能力无法保障，安全性目标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2．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主体存在“缺位”与“越位”现象。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保基金，而社保基金投资主体应为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即取得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业务资格、根据合同受托运作和管理社保基金的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我国目前有10家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银行），他们应该是社保基金的投资主体。但事实情况是，根据《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年度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全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1711．44亿元，其中，社保基金会直接投资的资产1098．77亿元，占比高达64．20％；而委托投资资产仅为612．67亿元，占35．80％，投资收益率仅为3．32％。根据国际上养老基金的运作经验，有效的基金运作应引入竞争，由多家非政府部门依法经营，而国家管制型的基金运作，因为权责不明晰，难以有效防范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欺骗、侵吞、挪用及滥用现象。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基金运作的低收益率。我国养老基金投资主体的“缺位”与“越位”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管理部门直接投资比重过高的现状是导致基金投资效益低下的重要制度因素，不利于我国基金投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运行。
3．高质量的投资机构和投资人才匮乏。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继2002年评选出6家投资管理人之后，2004年又增加了包括易方达在内的3家基金管理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共4家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投资机构过多使有限的养老基金投资过于分散，由于当前我国投资工具还比较单一，投资机构缺乏大规模、高质量基金运作的丰富经验，容易形成重复投资或相反投资，从而降低基金投资效益。而且当前开放式基金尚在试点，基金行业发展还处于初步成长阶段，制度结构尚未完善，运作行为尚未成熟，基金管理公司的评价体系目前也未建立，因此，理事会在遴选投资机构时缺乏统一标准，管理人的选择上易流于形式。另外，我国当前无论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还是这10家基金投资机构，在高级投资人才方面都比较匮乏，尤其是能够运作大规模基金，懂金融、管理、社会保障、证券投资、会计、法律等相关知识和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这也是当前基金投资效益不高的重要因素。
4．地区分割和行政干预削弱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管理。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的是区域性分级管理，养老保险基金基本上处于三级地方（省、市、县）政府的分散管理之中；由于三方责、权、利职责不清，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和制约机制，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比较混乱，老百姓的养命钱时常用不到刀刃上。首先，尽管养老保险的收支由中央统一规定，但允许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缴费比例和支出水平。有些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随意提高缴费比例，降低支出水平，既增加了企业和工人的负担，又损害了养老保险受益者的利益。其次，有些地方政府违反专款专用的原则，随意挪用、挤占养老保险基金，又无法按时偿还，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呆坏账，极大地损害了广大群众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增加了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提高了支付风险。最后，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的地方亏空大多由中央政府“买单”，这种责权脱节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加大了中央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有恃无恐”，容易滋生等不正之风。
二、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效益的途径分析
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提高基金投资效益，使有限的养老保险基金得到保值、增值，以应对我国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充分发挥其“稳压器”、“调节器”、“减震器”的作用，是我们当前社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提高基金投资效益：
（一）拓宽投资渠道，优化投资结构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对象的范围不断拓宽，投资工具不断多元化，资产配置和组合不断优化。基于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考虑，许多国家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对象的风险程度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投资工具的控制比例。如比利时规定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控制比例为15％；法国规定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最低比例为34％；英国规定应将5成以上投资于本国的股票市场，约2成投资于海外股票市场；瑞士政府对投资于各种不同风险工具的比例设置了最高界限，即国内股票为30％、外国股票为10％、外国货币资产为20％。根据《暂行办法》，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目前可以选择包括从实业资产到金融资产在内的各种投资工具。2004年我国各类投资品种占社保基金总资产的目标投资比例情况为：固定收益部分，包括协议存款、国债和债券委托目标投资比例是70％，可上下浮动10％；现金等价物投资，包括普通银行存款和国债回购的目标投资比例是5％，最高不超过10％；股票的目标投资比例由2003年的5．1％增加到25％，可上下浮动5％。和2003年相比，投资力度在不断加大。因此我们的投资重点应当注重以下方面：
1．国债和银行存款。这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常规性投资渠道，由于有国家信用的担保，它们在安全性方面较其他投资工具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国债，它一般可以认为是零风险的，安全性好，利息所得免税，在收益性上优于银行存款，这也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国债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国现在的国债品种比较单一、期限结构不尽合理、并对利率风险很敏感，收益率也较低。2006年记账式（一期）7年期国债的票面年利率仅为2．51％，远远低于同期银行存款的利率。因此，我国应加大国债改革力度，充分发挥国债在满足养老保险基金安全性上的特殊作用，并且将其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银行存款也应只作为短期投资工具满足流动性需要，投资比例更不宜过高。
2．养老金入市。2001年7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参与了中石化A股的申购和配售，业界专家称此举表明我国社保基金已“悄然入市”。2001年底出台的《暂行办法》规定，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于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及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所占投资比例可达50％，这一规定为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和商业化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社保基金在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额度不断扩大。截至2005年9月底，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达1917亿元，投资范围几乎覆盖了中国资本市场所有符合养老金机构投资特点的投资品种，包括企业债、金融债、股票组合、回购组合、稳健组合、指数基金和参股非上市企业等。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已有1150亿元投资资本市场，占基金总规模的60％。全国社保基金已成为资本市场举足轻重的机构投资者。根据国外经验，谨慎地放宽养老金的股票投资限制，是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保证其增值的重要途径。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市场运行不规范，监督管理不到位，市场风险大大高于西方成熟股市的风险，且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可供养老保险基金选择的投资渠道和投资组合种类少。因此，我们可参照国际惯例，采取由少到多、逐步推进的战略，允许养老金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有条件、有步骤、有限度地进入证券市场，主要购买风险小、收益稳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或新股。待条件更加成熟以后，再允许养老保险基金参与股票投资、信托投资、实业投资、不动产投资以及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
3．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随着“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这为养老保险基金开辟了新的广阔的投资渠道，可以为养老保险基金提供固定的资金存变量和长期稳定的收益。但是，我们这里说的将社会保障基金转入国家长期基础建设并不等于购买国债，因为购买国债的结果是基金投资的项目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而经验表明，大部分由政府主管的基础设施建设效率极低，容易造成浪费，这对于安全性要求非常高的社会保障基金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合理的做法是10家基金管理公司将基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个过程。笔者认为，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要重点关注电力、通讯、交通、能源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这些项目的特点是建设周期长，规模巨大，投资回收周期长，且有国家政策资金的优惠，所以投资收益不仅一般要高于其他行业，而且具有稳定性，投资风险较低，能够同时满足基金对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应该成为今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重要发展方向。
4．国际投资。由于受信用风险、外汇管制、产业分布及养老金投资法规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养老金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涉足国际投资的。在1970年，只有英国和荷兰的养老金把少量的资产投资于境外。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出于分散风险和获得更高利润的需要，各国纷纷加大了养老金投资于海外市场的比例，主要是投资于海外股票和债券。在一份美国退休金的投资动向的调查中表明，1992－1995年间，投资增长最快的是国外股票，增长了2．3％，而同期对本国股票的投资只增长了0．5％。1998年，英国养老基金资产中18％为国外资产，法国为5％，德国为7％。在发展中国家中，2003年智利养老基金国际投资的资产比重已上升至18％。政府计划在两年内将国际投资比例的上限从20％提高到30％。而秘鲁已经将养老基金海外投资比例的上限从10％提高到20％。这些数据表明，海外投资已经成为国际上养老金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途径。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虽然证券市场的回报率较高，但是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晚，投机性较强，风险大而收益率不稳定，因此，在保障基金投资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应积极稳妥地将一部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海外，提高资产的整体收益率。
（二）明确投资主体，提高投资效益
社会保障基金属于社会性公共基金，应由社会自治性机构组织管理，避免各级政府及任何机构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影响和干预。而我国当前的投资机构主要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因此应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委托经营方式（基金管理中心不直接进行投资），通过竞争，明确经过基金理事会资格认定的高资信、高效益的基金管理公司或银行的投资主体地位，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逐步退出投资领域。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大，是老百姓的“养命钱”，对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考虑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专门成立养老保险投资银行。为避免重复投资，国家应对养老保险投资银行的投资工具、投资收益和投资渠道有一个不同于现有基金管理公司和一般性商业银行的规定，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予以优惠，以促使其努力开发新型投资工具，积极吸引国内外优秀的投资管理人才。还可以考虑引进外资，与发达国家有经验的投资机构联合，扩大海外投资的比重，从而在根本上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整体投资效益。
（三）加强制度设计，提高统筹层次，降低运行成本
针对当前养老保险基金区域分割和行政干预严重的现状，我们应加强制度设计的力度，协调关系，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垂直管理体系，统一管理，统一分配，提高统筹层次。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正是我国当前努力建设的一项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于2006年1月13日透露，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份实现和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提高统筹层次，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各地区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和享受待遇标准的统一，加大基金调剂功能，消除参保职工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同时，通过减少管理环节和管理层次，建立风险分担和权利制约机制，可以实现集中管理，避免“隐性债务”的进一步增加，减少中央财政的压力，降低基金分散管理的风险。同时，有利于打击挤占挪用基金和骗保冒领的行为，维护基金安全。在推行省级统筹的过程中，要注意调动市县两级政府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省市县三级责任分担机制，做到责任明确，各尽其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