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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习俗范文1
关键词：蒙古族;居住习俗;蒙古包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8-0082-02
千百年来，北方游牧民族一直生长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古老的蒙古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为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天然的支撑力量，为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蒙古族作为蒙古高原上主要的游牧者，由于长期从事游牧经济，使得其习惯逐水草而居。蓄肉、酸酪、皮革、毡裘、弯庐等在古代蒙古族人的生活习俗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受自然环境和游牧经济的影响，帐幕是古代蒙古人主要的居住形式。这种用棍条和毡子搭造而成的类圆形又类伞状，顶部开有圆形天窗的建筑，这种被古代蒙古人称作弯庐或毡帐居室建筑正是蒙古族居住习俗中颇为亮眼的一点。
一、蒙古包的形成与发展
蒙古包是草原游牧民族在经过长久的岁月变迁和磨炼后而形成的一种与草原游牧生活相适应的特有建筑形式。蒙古包的发展和演变也可以看作是蒙古族习俗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代蒙古族人多是住在“窝棚”里的，这种圆形拱顶的且隐蔽性较好的居室建筑与其当时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颇为相符。将一颗活树作为“窝棚”的主要支柱，在支架上覆盖芦草、桦树皮或者兽皮等。制作简单，便于遗弃是这种简陋式房屋建筑最大的特点。在《蒙古秘史》中也曾对蒙古族先祖当年争夺猎物而迁徙的历史做出扼要的叙述。之后随着狩猎经济逐渐被畜牧经济所替代，“帐篷”也随之取代了“窝棚”成为游牧先民的主要住室。利用树枝作为支架，再将毛皮覆盖在支架上。这种“帐篷”相比“窝棚”拆卸方便，易于搭配，且更为保暖。而在正式进入畜牧时代之后，“帐篷”居室逐渐演变成了毛毡帐，用羊毛毡覆盖，状似天幕。在《呼伦贝尔概要》中曾对这种毛毡帐有所记载，表述说这种毛毡帐颇为适合蒙人游牧时作为居室使用，方便游牧，既可以遮挡风雪，也可以起到防止虎狼袭击的作用。这种居室在后来也被称作穹庐，而后世“蒙古包”这个名称的由来实际是来自于满族语对“穹庐”的翻译――“蒙古博”，这里的“博”后来因发音问题常作“包”。蒙古包在我国北方民族使用已久，在畜牧业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蒙古地区的蒙古包种类和样式也在逐渐丰富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移动式的蒙古包。这种类型的蒙古包比较适合纯游牧民使用，圆形的拱顶，制作和拆卸都颇为简单。两三个人仅花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搭建或者拆除一个移动式的蒙古包。在蒙语中移动式蒙古包被称为“乌尔郭格乐”，在《黑鞑事略》中曾记载道：这种蒙古包一般是逐水而建，得水则止。在夏天时蒙古包多建立在草木繁盛的水边，或者视野开阔的通风性较好的地方;而到冬天时，移动式蒙古包多立于山之南。且根据季节的不同，用来围包的材料也不同，比如夏季用苇草来遮掩，冬季用毛毡来覆盖。而这种移动式蒙古包在呼伦贝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上最为多见。
其二是固定式蒙古包。这种蒙古包比较适合于处在半农半牧之间的蒙古族家庭使用。其房屋和屋墙基本上是用毛毡包裹起来的，也有的在覆上一层毛毡后再用毛绳捆紧以作固定，固定式蒙古包的墙基必须要深埋地内，且在埋好后还需将周围的土砸实，最后再用重物压住固定。在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一带能够看见较多的固定式蒙古包。
其三是人字帐房。在《归绥县志》中曾有一段与人字帐房有关的记载，表示用青兰细布罩盖着的帐房，虽小但胜在静谧，可以用来会友;再有，该书也曾记载说在外突然遇到下雨天也可搭建此帐房以作休息和避雨之用。由此可见人字帐房主要是用于会客和休息使用。
其四是斡儿朵。亦有“宫帐”之称。与普通的蒙古包相比，这种蒙古包有三点特别之处。第一，斡儿朵的内容量较大，相比高约十三四尺，宽五六尺的普通蒙古包，古时的斡儿朵则要高大得多。据资料记载，古时的斡儿朵的宽甚至可到三十米，而用来承载这座帐幕的车辆至少需要22匹牛才能够拉得动。而这种巨型斡儿朵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蒙古人的智慧和创意。第二，由于斡儿朵多数是由贵族使用，所以装饰的颇为富丽堂皇。在彭大雅撰写徐霆作疏《黑鞑事略》中记录一段徐霆到达草原后看见蒙古斡儿朵的情景，其中对斡儿朵颇为豪华奢侈的装饰做了详细的描述，表示按照建制规则斡儿朵是最大的毡帐，且上下均是用毛毡包裹，用柳编做窗，门槛和其中的柱子均用金丝缠绕包裹，“斡儿朵”名称也是由此而来。另外在《蒙古秘史》中也曾对斡儿朵有所记载，表示在当时的王汗斡儿朵中用金撒帐做装饰，因而经过金撒帐装饰的斡儿朵也叫“金殿”。第三，斡儿朵在造型上与普通的蒙古包有所不同。在哈勒嘎斯上插入乌尼并竖起哈那来构建斡儿朵的房屋架子，从外形上看仿若人的脖颈。在宫帐在搭建好之后整个宫帐呈现出葫芦形，而葫芦在古代有福禄吉祥之意，下面呈现出桃形，这种桃形蒙古族信仰中的天宫颇为相像。有老人认为这种帐子形似观音坐，模样又与天宫的蟠桃极为接近。在成吉思汗的陵寝中和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地区仍保存有不少的斡儿朵造型的蒙古包。
其五，土木建筑的蒙古包。这种蒙古包上面是用德拉苏苇草、芦草或者茅草覆盖而成，屋墙则是用砖石、土坯或者用柳条编制成墙再用黏土覆上而成。土木建筑的蒙古包，屋内通常会用一根柱子来支撑起圆形的房顶。随着后来生活的稳定，有些地方土木建筑的蒙古包中还会在向阳的一面墙上开辟出一个窗口，内砌火炕。这种土木建筑而成的蒙古包实际也标识着蒙古族定居式生活的形成。蒙古族人住室由蒙古包向汉式房屋的过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开始当毛毡坏损之后，蒙古人并不是立即更换新的毛毡而是在网片状的哈那上覆上一道芦苇篱笆，再在上面抹上泥土来加固。所以这种土木建筑的蒙古包既代表了游牧文化，又带有农业文化，这种蒙古包也被称为“独贵”，在伊克昭盟一带比较常见。
其六，方形的房屋。常见的是由两三间平房组成，或搭冬炕或搭南北炕。在我国内蒙古阴山山脉的狼山地区至今仍保存有古代游牧民族的毡帐岩画。表示这种蒙古包的外形与今天的蒙古包比较类似，但是这种蒙古包要高得多，且没有天窗，仅在一面设出入口，外表是用木棍搭起的方格纹样，出入口的门洞高而宽，出入比较方便。在经过专家的考证后，证明正是这种与农业社会房屋建筑没有太大区别，有颇多共同点的蒙古包却是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自古流传下来的传统毡帐样式。在《隋书・突厥传》和《太平广记》引《谈薮》中均有对该种类蒙古包的记载。由此也可见我国蒙古族的居住习俗实际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居住习俗是紧密联系，一脉相承的。
二、近代蒙汉结合的居住方式
房屋建筑的外观形式上带有明显的蒙汉民族居住文化特征，且颇为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的房屋即为蒙汉风格结合房屋。通常蒙汉风格结合的房屋有以下几种结合形式。第一种就是屋盖应用的蒙古包式的圆形房的构建方法，利用茅草、苇草等将屋顶覆盖住，屋壁则采用汉式的房屋搭建手法，呈方形状。这种兼具蒙古风格的原型屋盖与汉式风格方形屋壁的别具特色的居室形式曾在20世纪初的翁牛特左旗与巴林右旗交接地区西拉木伦河沿岸的蒙古村落中出现过。但是关于这种房屋形式的记载较少，研究者推论这可能是由于这种居室模式并没有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且存在时间较短导致。
第二种蒙汉风格结合的形式则是采用蒙古包式的圆形房屋与汉式风格的房屋相附加的形式。在房屋的正面门的两侧开设两个小窗户。相比以往在侧墙壁上开窗的设计，这样的窗户设计更为先进，采光也更加充足。这种房屋形式在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都出现过。这种蒙汉风格的房屋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民族居住文化对蒙古族居住文化的影响作用不断加深，同时也标识蒙古族多室房屋居住形式的开始。
此外，也有不少条件相对富裕的蒙古族家庭同时居住蒙古包圆形房屋和汉式百姓房屋，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家庭多会用汉式百姓房屋来招待客人。之后随着朝代的变迁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汉式房屋成为这些蒙古家庭的主要居室。
三、汉式百姓的房屋
受地区自然环境、传统习惯的影响蒙古人在不同地区的汉式百姓房屋形式也不尽相同。另外贫富差距和社会阶级不同也是造成蒙古人汉式百姓房屋形式不同的因素之一。在土默特左旗地区，东面开门的“口袋房”比较多见。另外富裕的人家则会建一座瓦房，由于砖块和瓦片的深蓝色颜色在众多的房屋中比较特别，因此也作“海青房”。而贫苦的穷人所搭建的汉式百姓房屋相比穷人有砖、石头和瓦片搭建而成的房屋则显得简陋许多，面积狭小，其是山墙开门。在汪国钧的《蒙古纪闻》中曾提到这种简陋的房屋，并对其搭建做了简单叙述，表示这种房屋是用木叉做架子，用棒柴做覆，用泥土抹后成墙，用山墙开门，一户仅能容纳七八个人。这种房屋形式在科尔沁右翼地区比较多见。由于这种房屋形式实际是仿照汉民马架子房屋而搭建的，所以得名“马架子”。
既然蒙古人汉式百姓房屋是模仿汉居而建，院落作为汉式居室中颇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在蒙古人的汉式百姓房屋中自然也是有的。树枝、石头、泥巴、草垫子是蒙古人汉式百姓房屋院落最常见的院墙搭建材料。在一些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有蒙古人家的院落里的院墙是用羊粪而垒成的。而靠近兴安岭地区由于树木繁多，所以这里的蒙古人汉式房屋的院落院墙则多是用树枝围起来的。相对处在山区石材较多的土默特左旗地区的蒙古人汉式房屋院落的院墙则多使用垒砌而成的。蒙古人汉式百姓房屋在外观、结构上多是模仿汉式房屋的建筑形式，但是在有些地方还保留了其本民族的特色，比如门上贴红纸、院落中的圆形土壁屋、房屋周围的畜舍和与宽敞的院落以及屋内的物品摆放等均是沿袭了蒙古族的民俗特色。
参考文献：
[1]张晓东.蒙古包──古老的毡帐建筑艺术[J].古建园林技术，1998（2）.
蒙古人的习俗范文2
马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七位。新疆辽阔的疆域上，随时随处都可以看到马矫健的身影，在新疆马的品种以蒙古马和伊犁马最为多见。
蒙古马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主要产于内蒙古草原和新疆的一些地区，是典型的草原马种。蒙古马体格不大，平均体高120～135厘米，体重267—370千克。身躯粗壮，四肢坚实有力，体质粗糙结实，头大额宽，胸廓深长，腿短，关节、肌腱发达。被毛浓密，毛色复杂。它耐劳，不畏寒冷，能适应极粗放的饲养管理，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8小时可走60公里左右路程。经过调驯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蒙古马又在草原上的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优良品种。蒙古马与新疆伊犁马，为世界马种的两大宗，可见其负有盛名。《黑鞑事略》中记载：“因其马养之得法，骑数百里，自然尤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平常正行路时，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劳中吃水草，不成膘而生病”，“战时参战后，就放回牧场，叫它饱食青草”。一般自两岁起即可骑乘；4岁即可劳役；五六岁发育完全：成吉思汗在垂训中曾说：“马喂肥时能奔驰，肥瘦适中或瘦时也能奔驰，才可称为良马。不能在这三种状态下奔驰的马，不能成为良马”。所以蒙古族不论官方或民间，都十分注重对马的治理和饲养、驯化，给予精心的爱护，既把马看作足财富，更把马看成是朋友。
我在温泉县的大草原上，听到这样一首关于马的叙事长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在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叙事长诗里说，实际上是人们对马的一种感情的寄托。在蒙古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蕴含着大量的马的形象，而且都是美好的、象征吉祥的骏马的描述或主题。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蒙古马不像是好马。它个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却是世界上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随时都可以找到食物，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载的工作。它还可以为骑手提供食物，马奶的利用减少了军队对后勤的要求。
有史料载，成吉思汗所向披靡的欧亚远征军只有13万人，军队的数量虽不算多，但蒙古骑兵的坐骑却绝非一般。经过他们调驯的骏马战斗力倍增，一匹战马可以顶得上三四匹马的效用，敌方战马根本不能与之匹敌，纷纷败下阵来。
蒙古人的马鞍具有装饰美化功能，而且通常都用白银雕镂出各式各样的花纹
鞍马艺术是蒙古族马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蒙古族制作马鞍和装饰马鞍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国大学问家王国维先生曾赞美说：“其鞍轻简以便驰骋，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前竖而后开，故折旋而不膊不伤。镫圆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阔故靴易入缀。镫之革手揉而不硝，灌以羊脂，故受雨而不烂，阔才一寸长不逮四总，故立马转身至顺。”（《黑鞑史略笺证》）这说明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善于制作马鞍，善于装饰马鞍。所以《多桑蒙古史》中也说，蒙古人的马鞍具有装饰美化传统，而且通常都用白银雕镂出各式各样的花纹。
蒙古族马鞍的基本形制，可分为方脑（前桥）鞍和尖脑鞍两种，其中也有大尾（后桥）式和小尾式的区别。如今草原上的匠人能制造出十分合体的马鞍，不但主人骑着舒服，连马也会感到舒服。有些人讲究马鞍子，都要做各种装饰，刻制各种花纹图案，镶嵌骨雕或贝雕，也有用景泰蓝装饰的马鞍。马鞍其他部位也都加以美化，如软垫、鞍桥、鞍檐、鞍花等，还有头上的鼻花和腮花的银饰件，更显得华丽夺目。其制作工艺精美，是稀罕的艺术品。好马配好鞍，胜过龙驹。这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马文化结出的硕果之一。
血性的风物养育血性的人，马与蒙古族的不解情缘
马是蒙古族牧民生活中的资源财富，是草原上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工具，是军队作战的制胜法宝，也是诗歌文学中的重要主题，是蒙古族欢庆娱乐的亲密伴侣，更是他们美的心灵和理想借以寄托的载体。所以马在蒙古族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始终具有着重要意义。
在生产领域里，马是牧民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又同时是生产对象。放牧、挽车、承骑、迁徙，乃至以马为资源的商品贸易，皆是要靠马才行。所以马是牧民富有的标志，繁荣兴旺的象征。最早的时候，草原上富有的人，马匹之多“量论谷”。以“浩特格尔”（即山沟或洼地）和“套海”（即湾子）来计群数。马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没有马，草原经济便无法经营”。
马又是蒙古人生存生活的资源。马奶及马奶制成的酒，是蒙古族喜用的饮食。元朝历代大汗，每年秋8月，都要从大都返回草原，举行盛大的马奶宴。宋代孟珙在《孟鞑备录》中说道：
“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马之乳，可饱三人”。在战争中，“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就是以马奶充饥。饮用马奶还有特殊的保健作用，在今天的医疗保健领域仍视为重要的医用保健品。马奶酒更是上品佳酿。《马可·波罗行纪》中说：“鞑靼人饮马乳，其色类白葡萄酒，而其味佳，其名曰忽迷思。”蒙古人饮马奶酒始见于《蒙古秘史》，从成吉思汗先祖时代即以酿制，到元代时已成为宫中的“国宴之酒”。在蒙古人心中，马奶酒是神圣的饮料。
纵观历史，当年草原上部落战争和王者出征的风起云涌的时代，马的多寡壮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进军征伐的激战中，强大的铁骑就是胜利者的象征。在成吉思汗的军队中，许多旗帜中有一面镶边的蓝色大旗，旗中间有一匹奔驰的白色骏马图。这面白马军旗指向哪里，军队则打到哪里，这匹白骏马就成了军队无声的指挥官。这种时刻，马是威武的也是一种权威的象征。所以在蒙古族地区一些庄严的场所或建筑物上，常雕塑一匹奔腾的高大白色骏马作为代表性标志。
在蒙古族的祭祀仪礼中，也把马作为崇拜的灵性的神驹看待。按传统的民间习俗要选一匹“神马”来主宰一个马群。平时，马保佑吉祥，战时则为强军之利器。成吉思汗西征欧亚、统一南北，靠的是战马的背力和足力强大的铁骑大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上祭祀成吉思汗的活动中，也总要有一匹白色骏马的形象才算是大奠。在传统的祭祀礼仪中，有两种作为马文化现象的习俗是值得一写的。一种是悬挂“风马”旗的习俗，一种是系彩绸带“神马”习俗。“风马”称“天马图”，图案正中是扬尾奋蹄、引颈长嘶的骏马，托着如意瑰宝飞奔；骏马上方是展翅翱翔的大鹏和腾云驾雾的青龙；骏马下面是张牙舞爪的老虎和气势汹涌的雄狮。这五种动物以不同的姿态和表情，表现了它们勇猛威严的共性。人们把这个图案拓印在十多厘米见方的白布或白纸上，张贴于墙壁，不管取何种形式，它的真正含义都比其表面图案深远，是人们对于命运吉祥如意的寄托，希望自己的前途像乘风飞腾的骏马一样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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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十大宝藏之——元朝宝藏
1271年，蒙古人在中原大地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此后的百余年里，元朝统治者对中国大地大肆搜刮，聚集了数量无法估计的财富。要知道，之前的两宋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的鼎盛时代，南宋不是亡在积贫，而是积弱。1368年，元大都沦陷，元朝灭亡。但是这批来自全国的宝藏却不知下落。随着蒙古人的迅速衰亡，人们发现这个庞大帝国似乎也并没留下多少文物。
专家认为，元朝宝藏是确实存在的，它们被隐藏在元帝王的皇陵中。然而元代史书对帝王陵墓记载十分模糊，以至于皇陵的位置无处寻找。包括中国、美国、蒙古、日本等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都对元朝帝王陵墓都开展过探察行动，但至今仍未有任何蛛丝马迹。这批堪称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庞大的文物，已经成为一大难以解开的历史谜团。
为何从未发现元朝历代皇帝陵墓
上文提及，元朝宝藏被认为隐藏在元朝帝王的皇陵中，但封建王朝的皇帝死后一般都有陵墓，唯独元朝皇帝的陵墓始终未曾有所发现，这是为什么呢？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其特点是薄葬简丧。蒙古人原为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实用。特别是在大举扩张的战争年代，丧葬仪式尤其简单。下葬时，他们让死者坐在一顶生前用的帐幕中央，边上围着祭祀的人进行祷告，随葬的有马匹、弓箭和摆放着肉乳的桌子，最后放入土中，目的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上生活时，有帐幕住，有马骑，有肉乳吃。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蒙古人入殓仍然俭朴如初，寿衣大多就是平时穿的衣服，随葬的器物也会比较少，大部分是死者生前喜好的武器，如弓箭、刀剑一类的东西。虽然元朝皇帝死后有一个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也要多一些，但是下葬时不得有汉族官员参加，也不会在地面上建设大规模的建筑物，不设功德牌坊和墓碑，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另外为了不留下可以让盗墓贼发现的线索和痕迹，对下葬地点的记载也少得可怜，以至于让人感到元朝不存在皇帝陵墓。
明朝叶子奇《草木子》中记载：元朝皇帝驾崩，“用啰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箍两头、中间）”。然后，掘深沟一道埋葬，“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当年成吉思汗去世，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下葬。据记载，成吉思汗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其遗体存放在一个将大树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棺里。独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曾经动土的痕迹，还要用帐篷将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与周围的青草无异，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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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阿拉善左旗 蒙古族 穆斯林 伊斯兰教
一、前言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敖龙布鲁格和巴音木仁两个苏木居住着一部分操蒙古语、穿蒙古袍、住蒙古包且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他们与大部分蒙古人一样以游牧生活为主，并且也过蒙古族传统的宗教节日（如萨满教的祭敖包仪式等），日常生活习惯与其他蒙古人并无太大区别。但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相比一般蒙古族而言，他们在宗教文化与生活习俗等各方面有其不同的特点。那么他们形成的历史渊源及如今的文化概貌如何？蒙古族穆斯林的形成固然有历史的影响以及变迁过程中的混居与通婚等因素，本文致力于分析以上所述的问题并做出相关的描述与挖掘。
二、蒙古族穆斯林的分布现状
蒙古族穆斯林主要分布在阿拉善左旗、青海省海晏县、祁连县及新疆博湖一带。阿拉善一带的被称做“缠头回回”或“蒙古回回”，新疆的蒙古族穆斯林自称“托们能克”，青海的蒙古族穆斯林被称之为“驼毛”、“托茂蒙古”，自称“托茂”或“托茂家”。[1]阿拉善左旗位于西部、贺兰山西麓，东北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接壤，东边与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相连。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是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上具有共同文化中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解放后他们被识别为蒙古族的一支，“主要集中在敖龙布鲁格、巴音木仁、乌素太、韩乌拉等苏木。”1（表1所示）
蒙古族穆斯林以游牧生活方式为主，居住分散，导致了集中举办宗教活动的困难。他们的宗教活动范围很小，但是仍然坚持伊斯兰教教规，牵着牛羊，拉着蒙古包聚集到清真寺周围安营扎寨，举行宗教节日等活动。
宁夏、甘肃等地离阿拉善左旗仅几个小时路程，蒙古族穆斯林受回族穆斯林的影响是很普遍的事情。解放前，蒙古族穆斯林几乎不与其他民族通婚，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他们后来与回族及附近信仰伊斯兰教的东乡族等民族通婚，并出现了极少数人们与当地蒙古族通婚的情况。
这些蒙古族穆斯林使用蒙古语、穿蒙古袍、住蒙古包以及生活方式基本与其他蒙古族一致，而且从很早他们的政治管辖权属于阿拉善左旗，只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而区别于其他蒙古人。
三、蒙古族穆斯林的历史
（一）早期蒙古族穆斯林的由来
“元时回回遍天下”一句形容了元朝时期伊斯兰教普遍传播的景象，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族统治者采取了在宗教方面兼容并包的政策，使蒙古人信仰的传统宗教外其他宗教得以在中原地区及边疆地区广泛传播，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一小部分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
成吉思汗带兵征战中亚地区进行军事扩张，蒙古军队几乎是常胜军，将中亚多地归入大蒙古帝国的版图。统治者扩充军队为增加战斗力将众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编入军队中，并使占领地区的穆斯林大规模服务于统治者的军队。待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回到蒙古高原，大批伊斯兰教徒东迁。
元代蒙古军队随后又对中亚地区进行了第二次、三次征战，不少蒙古贵族随军到中亚地区迁移定居，久而久之这些蒙古贵族到普通人民逐渐摒弃萨满教与佛教等传统信仰，皈依了在当地盛行的伊斯兰教。
疆域广阔之便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创造了中亚宗教传教士在内地的布道传教条件。如此大量人流的涌动使伊斯兰教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北部地区出现了众多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们。
（二）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的来源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阿拉善地区属于当时的西夏国，待西夏灭亡后阿拉善地区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成为了蒙古人的土地。阿拉善左旗地处今西北部，东南部分与贺兰山相邻。这样的地理位置，是中亚伊斯兰教徒进入内地的必经之路。当前，学者对于居住在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的由来持不同的看法，本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由来进行了以下分析：
东察合台汗国的秃黑鲁帖木儿汗在传教士的劝说下首先自己摒弃了原来的宗教改信了伊斯兰教，并带领臣民一同皈依伊斯兰教。这一时期秃黑鲁帖木儿汗在新疆地区大力推行伊斯兰教。
据《史集》记载，安西王阿难答率部众皈依伊斯兰教是蒙古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典型事例。阿难答是忽必烈汗之子忙哥剌的儿子，自幼被伊斯兰教徒抚养，其在童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化与思维模式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他能流利背诵《古兰经》，大食文书法也写得很好。阿难答继承安西王位后，其部下15万蒙古军队中大半跟随他信仰伊斯兰
教，这对壮大元代穆斯林队伍及西北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2
随着元朝的灭亡，朝代更替，统治内地的蒙古统治者纷纷撤回蒙古高原。这时的蒙古统治阶级内部产生战乱，经过几十年的混战最终瓦剌部得到统一，继续控制了鞑靼部。瓦剌部的脱欢之子进一步征战控制了西域要道。当时西北地区的文化经济在各方面与伊斯兰教紧密相连，有很多蒙古人信仰伊斯兰教。明朝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被称为“瓦剌回回”，则信仰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蒙古人被称为“瓦剌达子”。
明朝灭亡后，清政府对蒙古人强制推行格鲁派藏传佛教（俗称“黄教”或“黄帽派”）。这一政策使蒙古人的宗教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清朝时期，蒙古和硕特部从天山北麓迁徙至今阿拉善地区，其部众有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阿拉善扎萨克君王阿宝携青海部众回归阿拉善地区，其中有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这样的两个部落迁徙到阿拉善地区对当地蒙古族穆斯林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后期从新疆等地迁徙至阿拉善地区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也对蒙古族穆斯林的演变过程添加了外来因素。
清末民国时期，从甘肃、宁夏等地有很大一部分回族迁徙至阿拉善地区，在日久的民族融合中促进了蒙古族穆斯林的演变，其中姓氏为杨、马、王的穆斯林的祖先通常被认为是回族人。
四、蒙古族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一）蒙古族穆斯林的日常宗教生活
生活在阿拉善的蒙古族穆斯林被政府部门识别为蒙古族，但在上区别于其他蒙古族。“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作为游牧民族，与回族相比，其宗教意识较为淡漠，宗教组织松散，无门宦教派的概念。”3
阿拉善全盟共有清真寺庙10所，其中额济纳旗1所、左旗9所，以蒙古族信徒为主的寺庙主要有两所，称之为“莫其德”，其最初的建造始于清朝。解放前阿拉善盟的清真寺发展到7所，“”时期部分清真寺遭到毁坏，恢复宗教政策之后修缮了清真寺。
蒙古族穆斯林虽然人数甚少，但是他们遵循伊斯兰教规，严格按伊斯兰教历法过节。同全世界的穆斯林一样，他们也极其重视白拉台月（沙尔巴乃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蒙古族穆斯林将这些节日称为“都巴”。伊斯兰教的三大宗教节日在蒙古族穆斯林的生活里有不同的叫法，充分体现出蒙古族穆斯林的特殊性。蒙古族穆斯林同其他虔诚的教徒一样坚持每日五次的礼拜，每周五一次的主麻。洗礼是穆斯林礼拜时必定进行的工作，蒙古族穆斯林坚持洗礼，与其他穆斯林基本一致。葬礼方面坚持着主流信仰的方式，仪式复杂，他们仍旧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安葬无常者4，严禁火葬、装棺和随地安葬。
（二）萨满教与藏传佛教对蒙古族穆斯林的影响
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长时间受蒙古统治者的统治，与蒙古族来往密切，随着社会的变迁及民族融合，他们难免会受到萨满教及藏传佛教的影响。蒙古族穆斯林这个群体虽是伊斯兰教徒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当地蒙古族宗教的影响。
传统的祭祀活动是萨满教的残留物，祭敖包是萨满教的祭祀仪式，而在当今社会中蒙古人的祭敖包仪式成为了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相结合的一种举行祭祀、祈祷以及伴有进行的摔跤、赛马、射箭等娱乐方式的群体性集中的活动。在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有一部分参加祭敖包的活动，而有一部分则坚持不参与此类活动。
蒙古族穆斯林的敖包是独立的，他们不会祭拜其他敖包，一般蒙古人也不会来祭拜他们的敖包。祭敖包的过程是由寺里的喇嘛来主持、人们聚集到敖包周围，人们将自己的期望和希望寄托于敖包，献上珍贵的奶食品，并且堆加石堆。蒙古族穆斯林祭敖包时不会磕头，这一点区别于其他蒙古人。上述提到有一部分蒙古族穆斯林则坚持不祭拜、不参与祭敖包祭祀活动，认为祭敖包不是伊斯兰教的仪式。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学者分析是由姓氏不同、祖先的来源不同而决定参与否。
蒙古族穆斯林也相信原始巫术治病、辟邪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生活中渗透了其他蒙古人传统信仰的思维，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主流信仰，他们仍是穆斯林。
（三）蒙古族穆斯林的衣食住行
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几百年来与其他蒙古族一样以畜牧业生产为主，虽在日常生活起居、文字语言的使用方面与其他蒙古族有着大同小异的差别，但由于信仰不同，在阿拉善沙漠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于一般蒙古族和回族，形成了自己历史文化的独特性。
1.饮食
饮食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各民族的饮食深受其生存环境及生产方式的制约，创造出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蒙古族穆斯林既有蒙古族传统的饮食习惯又严格遵守古兰经中的要求。他们大量吸收了蒙古饮食文化，牛羊肉以及奶食品是他们的主流食品。作为穆斯林也有饮食禁忌，比如：禁食猪肉、血液、脑子、死畜肉、未经过伊斯兰教要求的方式宰杀的牲畜。茶主要以砖茶和奶茶为主，在平常一日三餐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有客人来访时首先倒茶，忌讳倒白开水。
2.服饰
蒙古族的服饰深受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的影响，通常较长、上下宽度相差不大，高领、长袖、宽大、束腰带，颜色对比较为鲜明。蒙古族穆斯林的服饰通常与蒙古袍无太大区别，通称满蒙结合式，但他们的在颜色上与喜好素装的回族相近。
全世界穆斯林妇女都在外出时用长围巾缠头只留双眼，蒙古族穆斯林妇女也遵循宗教的要求用长围巾缠头，其长度及颜色根据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蒙古族男穆斯林服饰则与其他蒙古族男子服饰是相同的。
随着时代的变更，服饰的变化较为明显，现如今老少习惯于穿短衣，但在参与宗教活动时缠头的风尚仍然延续至今。绝大多数蒙古族穆斯林都有一套或多套蒙古袍作为仪式用装。每逢节日，穿上蒙古袍相互问候，以示喜庆。
3.起居
蒙古族穆斯林与其他蒙古人一样居住在蒙古包内，他们的蒙古包与传统蒙古包的格局无大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蒙古人住进了现代瓦房甚至楼房，蒙古族穆斯林与之有着同样的变化。交通工具与当地的地貌相符，日常使用的坐骑用具等与其他蒙古族相同，进入现代社会后机动车等现代交通工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4.风俗礼仪
“传统的古尔邦节、开斋节仍然保持。但汉族与蒙古族的春节也同时存在于蒙古族穆斯林人的节日礼仪生活中。”5 “蒙古穆斯林还有一个明显的与穆斯林似乎无关的祈雨仪式，与蒙古族祭敖包极其相似。”6
五、结语
居住在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穆斯林是历史上各民族不断融合迁徙而形成的特殊的族群。蒙古文化对这一群体的影响深刻，使他们拥有了一定的特殊性。他们的生活习惯大致上与其他蒙古族相差不多，他们在政府部门的民族识别过程中登记为蒙古族。在民族认同上承认是蒙古族，“尽管一些蒙古族穆斯林一再强调其先民为哈萨克族或回族，但对上世纪50年代国家将他们确定为蒙古族，也没有产生异议。在民族交往中，与蒙古族交往多，其次为汉、回、东乡族。他们说，他们是蒙古族，但信仰伊斯兰教，在感情上与蒙古族存在天然联系。表现在族群关系上，因为蒙古族穆斯林与回族、东乡族、一致，双方产生亲和感，但在生产、生活及文娱活动方面，蒙古族穆斯林则与蒙古族联系更为紧密。”7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因素都深受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影响，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这些蒙古族穆斯林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依然坚持进行宗教仪式等活动。
伊斯兰文化对蒙古族穆斯林而言是起着精神层面的作用，而蒙古文化对他们而言是物质上的。这一特性，使蒙古族穆斯林与蒙古族、回族、东乡族共同生活生产，推进民族相互融合。在阿拉善地区，多个民族与宗教共存，蒙古族穆斯林作为其中一分子，正通过坚守其和坚持宗教活动的方式，在宗教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方面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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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丁明俊，阿拉善草原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穆斯林[J]，西北民族研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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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宜久，伊斯兰教卷[M]，民族出版社，2008年一月第一版。
[10]马平，阿拉善的“蒙古浩腾”人族群――对阿拉善地区蒙古族穆斯林群体的初步田野调查报告[M]，回族研究，2006年11月。
注释：
1丁明俊，2005（4）.85.
2乌兰托亚，2010（3）.112.
3丁明俊，2005（4）.80.
4 无常，中国回族穆斯林日常用语，为逝世之意
5马平，2006.49.
蒙古人的习俗范文5
【关键词】锡林郭勒盟 寺庙 传说 信仰
锡林郭勒盟隶属于我国的，该地区寺庙众多，蕴含着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从我国喇嘛教以及萨满教的传播发展来看，锡林郭勒盟寺庙的建立都与这些宗教文化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研究分析锡林郭勒盟寺庙的传说和信仰对于了解锡林郭勒盟地区文化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锡林郭勒盟寺庙的传说
锡林郭勒盟寺庙是锡林郭勒地区寺庙的统称，锡林郭勒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寺庙，不同的寺庙都有着各自的传说，体现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贝子庙。贝子庙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于清朝乾隆时期建立，由乾隆皇帝赐名为崇善寺，在蒙语中被称之为班迪达葛根庙，是内蒙古地区的名庙。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贝子庙经历了七代活佛，并且被多次进行扩充修建，目前，我们所见的贝子庙为清代的建筑造型。贝子庙一名来源于治旗的贝子巴拉吉道尔，因为该寺庙是由贝子和活佛共同主持兴建的，所以，该寺庙被称之为贝子庙。
传说，清朝乾隆时期，活佛巴拉吉尔隆德布从、青海地区来到锡林郭勒草原进行传教，到了此地后，活佛被此处迷人的风景所打动，于是决定留在这儿。草原上的牧民在听闻有位活佛来到此地后，便从四面八方赶来膜拜，一时之间，锡林郭勒草原香火繁盛，宗教文化浓厚。为了表达对活佛的尊敬，贝子决定在此处建立一座庙宇，用来供牧民参拜，于是贝子便向活佛请示庙宇建造的地址。面对锡林郭勒如此美丽的地方，活佛一时之间无法选择，在与贝子的共同商议下，最终决定按照宗教习俗，在选址建庙之前，在四周的宝拉根乌拉、额尔敦乌拉、格义阿木乌以及热宝拉格乌拉四座山上分别插上四支箭，等到来年开春时期，哪座山上长出黄花，那座山就为最终的庙宇建造地。经过很长时间的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春暖花开之际，伴随着暖暖的春风，活佛以及贝子带领着众人去四座山上寻找黄花。首先，他们奔赴了宝拉根乌拉山，只见插箭之出赫然一片雪白，一朵朵白花在风中摇摆，活佛指出，白花象征着财富，此处是财源广进之地。随后，众人又来到了热宝拉格乌拉山上，一朵朵蓝色的花儿在朝着众人招手，活佛说，蓝色象征着兴旺，此地是人畜兴旺之地。接连两座山都没有见到众人所希望看见的黄花，大家的心情难免沉重起来。穿过清澈的锡林河，众人来到了格义阿木乌山，只见满山火红，一片妖娆，面对此情此景，连活佛和贝子都觉得深深地乏力，只能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了额尔敦敖包下，在一片浓密的草丛中，一朵金花的小花显得尤为显眼，一瞬间，人们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随即就是一阵欢呼声，响彻山谷。活佛激动地说道：“黄色是吉祥的象征，此地就是建造庙宇最好的地方，这是长生天在给予我们指示啊！”于是，贝子庙就这样被建造在了额尔敦敖包山下，贝子庙由此在整个锡林郭勒草原出名起来，成了香火鼎盛之处。
二、锡林郭勒盟寺庙信仰
贝子庙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在贝子庙发展的巅峰时期，有千名以上的喇嘛常驻在庙内，因此，从信仰上来看，贝子庙是喇嘛教的宗教建筑。
喇嘛教，即为藏传佛教的俗称，也是中国佛教的分支。在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蒙古人民普遍信仰萨满教，13世纪初，喇嘛教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大力推崇下开始传播到蒙古地区。当时的喇嘛教为元朝贵族所信仰的宗教，因此统治者给喇嘛教颁布了许多特权，并将上层的喇嘛封为国师、帝师，使喇嘛成为元朝的封建贵族，元朝上都城内城外都建设了许多的喇嘛教寺庙。后来，由于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并没有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因此，喇嘛教在元朝灭亡后也逐渐瓦解消失。16世纪末，在阿拉坦汗的大力倡导下，喇嘛教再次在蒙古地区传播开来，阿拉坦汗效仿忽必烈的做法，进一步促进了喇嘛教在蒙古的广泛传播。清朝中期，喇嘛教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时期，当时，蒙古地区的喇嘛寺庙就有千余座，喇嘛的人数更是达到了数十万人。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区的喇嘛寺庙有192座，其中，贝子庙香火鼎盛时期有1200位喇嘛。清朝统治者为了更好的控制和统治蒙古人民，对喇嘛教大力支持，各种奖励政策都促使喇嘛教的人数不断增长，寺庙不断增多，形成了庙宇林立的局面。锡林郭勒盟寺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发展的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蒙古人民的生产生活。
喇嘛教的传播和发展极大地影响了蒙古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成了全蒙古人民的。蒙古人民生老病死、嫁娶、迁徙都受到喇嘛教的影响，需要由喇嘛来占卜问凶吉；当有灾害时，也要由喇嘛诵经念佛，祈求保佑。因此，喇嘛寺庙成了蒙古人民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发展到民国时期，锡林郭勒盟地区的喇嘛寺庙已经遍地普及，几乎家家出喇嘛，由此可见喇嘛教在蒙古人民心中崇高的宗教地位。喇嘛教的传入不仅加深了蒙、藏两地区的文化交流，同时也促进了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各种文学典籍也开始传入蒙古地区。另外，喇嘛教在蒙古的传播发展方便了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的政治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稳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所以，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喇嘛教的活动成了蒙古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标准。
三、结语
锡林郭勒盟寺庙神秘的传说以及色彩浓厚的为锡林郭勒盟的地区文化增加了独特的魅力。正确的认知贝子庙的来源以及建设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了解喇嘛教与锡林郭勒盟寺庙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分析锡林郭勒盟地区的宗教文化。
参考文献：
[1]娜日苏.蒙古族宗教文化[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2）.
蒙古人的习俗范文6
“旅游那达慕”每年7月25日至31日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举行，今年已是第24届。每日都有博克、射箭、赛马、访问牧户以及民族歌舞、篝火晚会和套马、驯马、马术表演、搭建蒙古包、奶食品加工、那达慕摄影展、各旗县民族特色展等展现蒙古族生产生活方式的活动项目。届时，羊背子、手把肉、烤羊腿、烤全羊、烤牛排、血肠等民族风味筵席以及各种奶食品还将使游客一饱口福。
一年一度的旅游那达慕大会已成为自治区旅游节庆活动的知名品牌，每年都将有数万名海内外客人参加旅游那达慕大会，了解和体验内蒙古独特的民族风情。
那达慕历史
那达慕是中国蒙古族人民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活动，也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形式。
"那达慕"有久远的历史。据铭刻在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载，那达慕起源于蒙古汗国建立初期，早在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大汗时，他为检阅自己的部队，维护和分配草场，每年7～8月间举行“大忽力革台”（大聚会），将各个部落的首领召集在一起，为表示团结友谊和祈庆丰收，都要举行那达慕。起初只举行射箭、赛马或摔跤的某一项比赛。到元、明时，射箭、赛马、摔跤比赛结合一起，成为固定形式。后来蒙古族人亦简称此三项运动为那达慕。
在元朝时，那达慕已经在蒙古草原地区广泛开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军事体育项目。元朝统治者规定，蒙古族男子必须具备摔跤、骑马、射箭这三项基本技能。到了清代，那达慕逐步变成了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游艺活动，以苏木（相当于乡）、旗、盟为单位，半年、一年或三年举行一次。此俗沿习至今，每年蒙古族人民都举行那达慕。
那达慕竞技项目
古代和近代的那达慕盛会都要进行男子的“三项”的比赛――摔跤、赛马和射箭。
摔跤
摔跤是蒙古族特别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也是那达慕上必不可少的比赛项目。蒙古语称摔跤为"博克・巴依勒德呼"，称摔跤手为"博克庆"。蒙古族的摔跤有其独特的服装、规则和方法，因此也叫蒙古式摔跤。
摔跤手要身着摔跤服"昭德格"。其坎肩多用香牛皮或鹿皮、驼皮制作，皮坎肩上有镶包，亦称泡钉，以铜或银制作，便于对方抓紧。最引人注目的是，摔跤手的皮坎肩的中央部分饰有精美的图案，图案呈龙形、鸟形、花蔓形、怪兽形，给人以古朴庄重之感，摔跤手身着的套裤用十五、六尺长的白绸子或各色绸料做成，宽大多褶，裤套前面双膝部位绣有别致的图案，呈孔雀羽形、火形、吉祥图形，底色鲜艳，图呈五彩。其足蹬马靴，腰缠一宽皮带或绸腰带，著名的摔跤手的脖子上缀有各色彩条--"江嘎"，这是摔跤手在比赛时获奖的标志。
蒙古族的摔跤有其特点：按蒙古族传统习俗，摔跤运动员不受地区、体重的限制，采用淘汰制，一跤定胜负。参加比赛的摔跤手必须是2的某次乘方数，如8、16、32、64、128、256、512、1024等。比赛前先推一位族中的长者对参赛运动员进行编排和配对，蒙古长调"摔跤手歌"唱过三遍之后，摔跤手挥舞双臂，跳着鹰舞入场，向主席台行礼，顺时针旋转一圈，然后由裁判员发令，比赛双方握手致意后比赛开始。
摔跤技巧很多，可以用捉、拉、扯、推、压等十三个基本技巧演变出一百多个动作。可互捉对方肩膀，也可互相搂腰，还可以钻入对方的腋下进攻，可抓摔跤衣、腰带、裤带等。蒙古族摔跤的最大特点是不许抱腿。其规则还有不准打脸；不准突然从后背把人拉倒，触及眼睛和耳朵；不许拉头发、踢肚子或膝部以上的任何部位。
《宦海沉浮录》云："布裤者，专诸角力，胜败以仆地为定"。摔跤选手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者为负。
赛马
蒙古高原盛产著名的蒙古马，能跑善战，耐力极强。自古以来，蒙古人对马就有特殊的感情，蒙古人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都以自己有一匹善跑的快马感到自豪！驯练烈马，精骑善射是蒙古族牧民的绝技，通常把是否善于驯马、赛马、射箭、摔跤作为鉴别一个优秀牧民的标准。
赛马为蒙古族男儿三技之一。参加者有时全是少年，有时不分年龄，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赛马项目包括：快马赛，主要比马的速度，一般为直线赛跑，赛程一般为20、30、40公里，先达终点为胜；走马赛，主要是比赛马步伐的稳健与轻快；颠马赛，是蒙古族特有的马上竞技表演项目。
射箭
射箭是蒙古族传统的"男儿三项"的又一项目，也是那达慕最早的活动内容之一。在公元800多年以前，蒙古人分为许多不同的部落，他们的经济生活大体可分为游牧经济和狩猎经济两种。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后，虽然狩猎经济的部落逐渐转向了游牧经济，但狩猎时期长年积累下的拉弓射箭的本领却保留了下来，以防外敌侵略和野兽袭击畜群。没有牲畜的贫苦牧民则仍依赖弓箭捕杀动物维持生活。
蒙古族射箭比赛分近射、骑射、远射三种，有25步、50步、100步之分。静射时，射手立地，待裁判发令后，放箭射向箭靶，优者为胜；骑射时，射手骑马上，在马跑动中发箭，优者为胜。比赛不分男女老少，凡参加者都自备马匹和弓箭，弓箭的样式，弓的拉力以及箭的长度和重量均不限。比赛的规则是三轮九箭，即每人每轮只许射三支箭，以中靶箭数的多少定前三名。
那达慕民族礼仪
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那达慕大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传统的礼仪流传至今，仍具有神奇的魅力，为现代的那达慕大会增添了历史的色彩。本届那达慕大会与往届一样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再次体现了独特的民族风情。
那达慕大会主席台前方竖立的三枚旗杆上，其中有一面三角白底蓝边旗，上面写着“四子王部落楚古拉甘”旗帜。“楚古拉甘”蒙语意为集合或队列之意。三角旗白底、蓝边、蓝字。白色象征纯洁，蓝色象征宽广永恒，每当草原上举行集会、过节、假日等，都要插上这面旗帜，一直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