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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消渴病;瘀血;临床研究;实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 R25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721(2010)07(a)-016-02
中医对消渴病的认识可追溯到《内经》,“消渴”一词最早见于《素问・奇病论》:“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提出了消渴病“内热”病机。
1中医对消渴病病因病机的研究
《内经》认为消渴病的发生内因是起主导作用的,《灵枢・百病始生篇》指出“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虚相逢,众人肉坚”,《素问・评热病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遗篇・刺法论》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些论述均强调了消渴病的发生与正气不足密切相关。《内经》对消渴病发病的认识,既强调了先天禀赋不足的遗传因素是发病的基础,同时也指明了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欲过度等后天因素是发病的重要条件。《内经》不同篇章中有消瘅、消渴、肺消、风消、漏风、食亦、消中等名称,其中论述最多的是消瘅;消有三方面的含义[1]:①善消水谷而善饥多饮。②消灼津液而致津液失养,阴不胜阳,火热内生。③肌肤消瘦。
2消渴病辨证的研究
消渴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自《内经》提出“消渴病”之始,人们对消渴病的探索就没有停息过,《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曰“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提出了消渴病的辨证、方剂;《东垣十书・消渴论》指出“津液不足,结而不润,皆燥热为病”,进一步论述了阴虚燥热的基本病机;《圣济总录》“消渴病久,肾气虚惫,气化失常,开阖不利,水液聚于体内而出现水肿”指出消渴病病后期出现的严重并发症。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对消渴病的认识不断深入,尤其是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对消渴病的认识已不仅仅局限于口渴、多饮、多尿、体重减轻等症,一些无“三多一少”症状的患者也被认为是消渴病[2]。在此过程中消渴病瘀血证越来越引起医家们的重视,当代医家根据中医传统理论,总结自身的临床经验,提出了消渴病痰湿血瘀、阳虚血瘀、气虚血瘀、热盛血瘀以及久病多瘀等观点。
3 现代医学对消渴病的认识
现代解剖学、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以及大型临床试验研究,使人们对消渴病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在消渴病无症状期大血管病变已经存在,此时主要表现在周围大血管以及心、脑血管,而随着消渴病血糖的升高,微血管病变也逐渐显现[3],此时主要表现在肾小球及周围微血管。在消渴病整个过程中,因为血糖的波动,对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不断加重,加之消渴病并发的高血压、高血脂等,血液流变学也随之出现异常[4],瘀血情况贯穿始终;自祝谌予教授提出活血化瘀法治疗消渴病瘀血证[5]开始,活血化瘀法在消渴病瘀血证中的运用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临床医家会在消渴病主治方剂中加用一定的活血药以求提高疗效,新药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
4中医对消渴病的治疗研究
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对消渴病瘀血证进行研究认为:消渴病患者多有肌肤甲错,四肢麻木疼痛,口唇紫暗,舌质暗红、暗紫、舌有瘀斑瘀点以及舌下静脉怒张[6]。瘀血亦为消渴病病因之一,《灵枢・五变篇》指出了瘀血内阻,气血不畅,津液蒸腾,气化受阻,发为消渴,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和研究,现代医家认为瘀血证的本质是全身或局部的血液运行障碍以及血液流变学的改变,在机体中表现为阻碍血液中精微物质与细胞间物质交换的顺利进行[7],从而加重消渴病,可见瘀血与消渴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消渴病的并发症多,且变化多端,病情极为复杂,消渴病瘀血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新的致病因素,阻于心脉,脉络瘀阻则发为胸痹、胸痛;阻于肾络,水道失调,则出现水肿;阻于四肢经络,血运失常,则出现四肢麻木、疼痛;阻于内脏其他器官脏腑功能失调,则出现相应症状;阻于目络,津液不能濡养,则出现视物模糊、视力下降、双目干涩等症;若瘀阻日久化热,内热郁蒸,化腐成脓,则出现痈、疔,甚至溃烂腐败,如此形成恶性循环[8]。对消渴病瘀血证的认识各医家也不尽相同,吴观运指出瘀血现象存在于消渴病的整个过程中,而宁亚功则认为瘀血现象只存在于消渴病的中晚期。但结合现代医学知识,认为消渴病无症状期瘀血现象已经存在,一旦消渴病症状出现,则瘀血情况会加速恶化,并从主要对大血管的损伤转为对微血管的破坏。当代对消渴病的治疗方法的论述颇多,各医家结合自身经验及传统理论,有从痰湿论治者[9],有从脾虚论治者[10],有从阳虚论治者[11]等,但从瘀血论治者最多,也最为临床所接受。随着消渴病研究的深入,其治疗也突破了传统的益气养阴清热的局限,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出现,尤其是活血化瘀法治疗消渴病瘀血证理论的提出,更是为消渴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手段,现在临床各类活血化瘀中成药的广泛应用,以及其收到的良好的效果,更是为此理论提供了有力佐证。
5 总结
消渴病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其病因复杂,病程长,极易出现各种急慢性并发症,如心脑血管、肾脏、视网膜及神经病变。瘀血是导致消渴病并发症的重要原因,它贯穿于消渴病病程的始终,既是消渴病重要的病理产物,又是消渴病的致病因素[12]。尤其是中老年消渴病患者,因脏腑功能衰退,气血津液不能正常运行以营养全身,更易发生瘀血。消渴病瘀血证贯穿于消渴病的全过程,所以在消渴病发病初期,瘀血症状不明显时,运用活血化瘀法也能收到较好疗效,尤其是对预防消渴病血管、神经并发症尤为重要。所以活血化瘀法愈早用愈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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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丁爱国,江翠红.论阳虚血瘀是2型糖尿病的基本病机[J].江苏中医药,2003,24(6):13-16.
拯救金鱼范文2
【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 京津金融一体化
一、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无论是京津两地政府还是学界都把京津金融产业合作作为两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并给予大力关注和研究，有关政府部门也曾明确提出京津金融一体化的概念。京津冀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京津在这一区域内的特殊经济地位，使京津成为环渤海地区事实上的经济核心。京津地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城市之间经济往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如何全面统筹共同发展是两个相邻城市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京津金融一体化的理论分析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
京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既受到客观因素如自然因素、历史因素等的影响，也受到制度变迁、政策方针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因素只有与金融相结合，才能实现聚合功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在考察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这两者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衡的关系。区域金融一体化成长内含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式为区域金融一体化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区域金融一体化过程中推动了区域金融的发展，区域金融水平的提高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力量。
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的贡献既应该考察金融自身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也要考察金融促进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效率提高的间接贡献。我们之所以认为京津金融一体化是京津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可以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间接贡献。
（二）京津地区发展的需要
北京地区的自身发展转型需要周边地区的支持。只有通过与周边的天津、河北强化合作，协调发展，才能在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同时，继续保持北京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要统筹区域发展，还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金融一体化的支持。
经济发展、金融中心的建立需要周边地区的资源，而北京地区丰富的金融资源可以为天津的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同时天津也可以为北京地区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换言之，天津宏伟经济金融发展蓝图的实现，有赖于京津地区经济金融的一体化和协同发展。
毫无疑问，京津双方从各自的实际情况与利益出发，选择各自的发展目标与路径，都属于理性决策。但由于京津行政区划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双方如不能做到合理配置资源、统筹协调发展，则有可能产生“合成谬误”的结果。因此，京津地区的协作与发展必须破除行政区划障碍，从京津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出发，在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寻求重点突破，并逐步扩展，真正实现京津资源统筹利用、要素优化配置、利益合理分配，使双方的协作逐步向深层次、全方位的方向发展。
三、京津金融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本节采用北京天津两地区1978年-2012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运用数量经济学方法，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京津金融一体化的预期效应。
（一）数据的选择
为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中采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代表金融发展程度和经济增长程度的两组数据。金融发展指标采用由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即一定时期内社会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本文具体采用年度地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经济增长指标采用了最能充分反应一国或地区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GDP，为了消除各区域人口规模和通货膨胀对计算结果的影响，选用地区真实人均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
（二）Granger因果检验
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是计量经济学中常见的问题。Granger提出一个判断因果关系的检验。我们样本中的所有变鼻是一阶差分单位根过程，并且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运行基于一阶差分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然。
由表1可得：0.00795
四、结论
对京津1978～2012年的年度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相关率变动是引起人均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人均GDP变动也是金融相关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存在不同强度的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基于一定假设条件，我们得出京津金融一体化后能够使两个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达到相互促进的局面。北京地区具有世界金融中心一些特征，其金融发展十分迅速，经济金融水平都处于世界城市前列，可以说北京地区应该处于城市发展中第四个阶段。而天津地区发展才刚刚起步，其不成熟金融体制和较低金融发展层次不能更好引导资源流动和促进经济发展，更多是经济增长推动金融的发展需要，其处于第二阶段。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实体经济依托，实体经济发展也是虚拟经济发展支撑，两者是相互依托和促进的。北京地区发展需要实体经济支撑，需要天津地区实体经济；天津地区发展需要虚拟经济支撑，需要北京地区金融发展给予的帮助。因此，为了更好发展北京地区和天津地区，两地金融一体化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支大林.区域金融理论与实证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8.
[2]王璟怡.天津建设北方金融中心对策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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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识经济 行政管理 共时性 效率.
一、知识经济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分析
当前知识经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仍局限于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的发展，其他高技术产业尚未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需要认识的是：知识经济的社会细胞已迅速的发展壮大，普遍分布于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知识经济的客观规律如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了世界人民的积极肯定，因此，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促进知识经济产业的加速发展，对我国现代行政管理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二、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意义
知识经济社会是倡导创新精神的的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政府行政管理行为也必须依托于先进的知识、技术与智力资源加以实现。可以说，无论是国际发展趋势的外在要求，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内驱力的影响，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与知识经济都必须保持一致，否则就难以有效地组织应对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总体上讲，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突出地反映为三方面：对行政管理理念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政府行政机制的改革长期局限于“制度”层面，着力于组织规模方面的精简与行政管理范式上的调整，管理理念始终未出现重大的改革或突破，甚至于在长期的行政管理过程中沿袭、形成了部分陈旧、僵化行政管理思维，对行政改革的深化造成了严重的障碍。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然会为传统的行政理念体系带来摧枯拉朽式的改变直至解体，最终重建起新的行政理念体系；对政府管理职能的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化专业分工带来了新的变革，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也随之逐步增加。这也同样需要我们端正关于政府职能部门机构改革的认识，即机构改革不单单是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职能机构的明确及调整，更有力地组织起精干、高效的政府机构，以承担知识经济与社会发展赋予政府的更多的新管理职能；对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从工业经济发展为知识经济，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瞬息万变，能否具备高效的行政管理效率，对于政府机构公共管理职能的落实至关重要。对于此，为更好地服务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服务，必须健全行政管理秩序；提高政府官员素质；更新办公设备；灵活性地运用行政管理方式。
三、知识经济发展对我国行政管理的挑战
（1）知识经济导致的公共行政管理机制生存环境的变迁。知识经济在逐步主导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主导的过程中，建立于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项制度也因此受到剧烈的冲击，行政管理体系显然也不能例外，具体来讲，知识经济对于公共行政管理机制生存环境变迁的影响包括以下几方面：从历时性到共时性：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效率的影响。所谓共时性与历时性，是指从静动态、横纵向维度考察特定社会经济运动或结构的特殊视角，前者重视社会结构的把握；后者侧重于社会形态的把握。其中，工业经济时代的政府机制在历时性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能够有较长的时间动员、组织社会资源，处理社会政治、经济需求，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和福利的极大发展。而建立于数字化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时代更突出地表现为共时性特征，世界各国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在全球化经济中被纳入不断交流与碰撞的共时空框架中，加之世界日益网络化、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当前我国行政管理所需处理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由工业国走向现代福利国家近200 年社会问题的综合，这些的相互性和敏感性更加剧了政府职能部门的负担；政府效能竞争面临的危机。政府高效的治理能力与管理效能是应对知识经济加速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有力工具。相比较自由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知识经济时代以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为主题的国际贸易竞争，对政府效能的考查力度进一步加强。最大限度地保护与促进本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利益，增进国民福利，也成为当前各国政府行政过来的核心议题。政府作为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疏理者、管制者，不仅需要由上至下地推进政府职能机构改革，同样要求行政管理队伍拓展原有知识存量，建构新的认知格局，对知识化、网络化社会中反映出的新社会问题形成新的思考，以更好地完善社会公共服务。
拯救金鱼范文4
关键词： 大学生就业 竞争力 创新教育 政策引导
随着经济转型逐步深入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全面推行，高新技术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大学生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严重脱节是造成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加剧、大学生自我定位模糊使毕业生心生迷茫。面对复杂的就业环境，如何在新形势下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增强大学生的就业灵活性显得日益重要。本文针对大学生就业所面临的现实与问题，从毕业生、高校及政府等角度就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提出对策。
一、树立正确理念，加强实践能力、创造力的培养。
实践证明，“就业难”并不是简单的供给大于需求，大学生不能适应就业岗位、无法满足企业招聘需求是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率已逐步替代劳动生产率。“知识就是力量”中的“知识”是“被转化了的知识”。但是，60%的企业反映，应届大学生到岗工作所学专业的实际应用率不足40%[1]。可见，多数学生将知识转化的能力严重欠缺。在新形势下，要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首先要从实践做起。
（一）审时度势，准确自我定位。
当前就业形势复杂多变，学生如果只是生活在校园里，毕业后很难快速适应企业、社会紧张的生活节奏。调查显示，很多在校大学生愿意降低对薪酬待遇及工作地点的要求来缓解就业压力，单纯降低标准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要成为竞争中的佼佼者，就要“走出去”，再“走回来”。“走出去”，即走出大学，获取社会的各种信息，挑战社会给予的磨炼；“走回来”，即在社会大环境里，将接收到的讯息与学校的理论相互渗透，将知识社会化、实践化，再从实践经验中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其实，从走进大学的那一刻起学生就要做好就业的准备，一年级了解自我、关心就业环境，二年级锁定感兴趣的职业，参与社会活动，三年级有目的地提升职业修养，寻找企事业单位实习机会，四年级提高就业实践能力，初步完成从学生到职业者的角色转换。尽早确定职业目标并不会限制学生的就业范围，而是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职业方向，尽早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杯“羹”。
（二）改变观念，提升行动力、创造力。
创新能力滞后是大学生就业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企业反映大学生眼高手低，实际操作经验薄弱。大学生依赖性强、创造力弱跟其成长环境有很大关联。现在很多学生家长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规划孩子的职业生涯，这种代劳使学生错过了创新意识培养的大好时机。近年来，培养学生的独立创新能力成为高校就业工作的新点和热点，但如果没有家庭、高校、社会共同搭建大学生创新自立的平台，高校改革只是隔靴搔痒。如果不改变观念，中西方大学生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差异只会越来越大。环境是外因，个人是本因，环境的影响再大，学生仍旧是培养能力的载体。观念与思维确立以后，重要的就是行动。职业生涯规划是否实现取决于计划的执行力。当规划好职业生涯时，就应根据已定的目标采取有效的行动。当今社会，只有树立正确观念，采取有效行动，才能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更新教育观念，完善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体系。
就业率成为衡量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提高毕业生就业率，需从教育质量抓起，教育学生树立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就业观。除此之外，高校还应建立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有效机制，帮助学生规划职业生涯，为学生提供系统的就业支持。
（一）创新教育，更新教育观念。
随着21世纪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阶段，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变成为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趋势。高等教育不仅要普及教育、培养素质型人才，更要创新教育，培养精英式人才。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呼唤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教育者常常把中美教育模式对比：美国教育是应用教育，即将来要用什么学什么，而中国教育是应试教育，为了考试而学习。尽管中国现在也提倡素质教育、开放教育，但其成效和改革力度都比较小。为了考试而学习，学生真正学到东西又有多少？将来凭什么与他人竞争？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得从高校的教育模式着手，我国高等人才选拔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小学教育模式，落后的教育观念已经严重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高校的教育就是要开放、创新，突出其专业性、研究性、实践性、创新性等特点。因此，高校要加强实践教学，强化学生能力培养[2]。
（二）创业教育，端正择业观。
创业教育从广义上讲是“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通过相关的课程体系，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创业能力，使其具有首创精神、冒险精神、创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和管理技能”；从狭义上讲则指“为创办企业所接受的职业教育”[3]。随着我国创业教育推进，创业教育研究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其于创业前期缺乏资金、创业意识单薄等原因，只有少数大学生选择毕业后创业，甚至很多学生因为惧怕失败而拒绝创业，这样易造成创业意识偏颇。高校在创业教育中不仅要加强大学生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培养，还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不是每个接受创业教育的大学生都会走上创业之路，关键是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创新精神，在学习中求变求新，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学校必须大力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从思想和技能上引导学生开辟创业之路。首先，教育模式与普通教学不同。创业教育就是使学生适应市场的需要，接受市场的考验，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学生在培养创业意识的同时，应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就业观和创业观[4]。主动就业，不仅需要学生的努力，更需要学校提供良好平台。如学校通过开设创新性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其次，多元化的教育途径。大学生长期生活在校园里，缺乏市场了解，易陷入眼高手低的困境。积累相关的创业知识，接受创业指导会大大提高创业成功率。一是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开展创业设计、竞赛活动，将创业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如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加强有关创业教育的宣传工作，使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地接受教育，并积极地投入到创业实践中。南京师范大学还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培养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在挫败中积累经验、增强抗挫折能力。二是重视创业案例教育，开展创业成功人士来校讲座、播放国内外企业家创业心路等让学生零距离与这些成功人士接触。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学习成功的创业经验，培养对市场敏锐的觉察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为其今后的创业实践奠定基础。最后，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创业观。高校在就业指导中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面对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学生避难就易。几千个人抢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已经不稀奇。但社会需要多元化的人才，每一个人都应该规划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为之努力，对于大学生而言，毕业——就业——创业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灵活就业，提高创业能力，使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加精彩。
三、加强政策引导，完善就业环境。
201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依然严峻，全国高校毕业生达699万人，各地方政府都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首位。大学生就业工作需要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的相关配合，需要各地区、各高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从而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为使大学毕业生更好地入职，各相关部门应切实贯彻实施大学生就业政策，将人力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合理化，解决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一是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了解基层，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拓展企业就业岗位，简化毕业生落户管理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采取更灵活的就业方式，让人才无障碍地流动，缓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二是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很多大学生由于筹集的创业资金不足、创业手续繁琐而放弃创业梦想。南京市政府非常重视大学生创业，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南京工业大学共同建设的“南京市大学生创业示范园”，为江苏省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近1000个，孵化大学生创业企业近70家。三是加强对高校办学的指导，从宏观上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指导高校教育改革，避免高校的资源浪费，为校企合作、劳务流动在资金和行动上提供积极而切实的支持[5]。
我国所面临的大学生就业问题，需要市场机制的自我调整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政策支持能有效改善市场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其实施能够在宏观上调控就业环境，完善劳动力市场人才资源的安排配置，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与沟通，引导毕业生择业，积极疏通就业渠道，提高社会对毕业生关注度和信任度，让用人单位人尽其才，让大学毕业生才尽其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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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金鱼范文5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公司理财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决定了公司年度利润有多少将分配给股东，将保留多少资金以便进行再投资。1956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林特纳（John Lintner）第一次提出股利分配的理论模型，莫顿・米勒（Melton Miller）和弗兰克・莫迪格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分别于1958年、1961年提出资本结构无关论、股利政策无关论，构成了股利政策的理论基石。此后，围绕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通过放松假设条件，做出了种种解释，如税收效应、问题、信号传递等，以至于费雪・布莱克（1976）将之称为“股利之迷”（dividend puzzle）。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对我国股市进行了分析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刘淑莲，胡燕鸿，2003年）。第一类：利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不同股利政策的市场效应；第二类：运用各种股利政策理论，进行股利分配的动因分析，寻找影响股利政策的各种因素以及影响程度。在国内以往的分析研究中，大多是以利润流（净收益或每股收益）为基础来研究股利政策，很少采用现金流进行分析。事实上，发放现金股利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利润，更取决于剩余现金流，与利润流相比现金流不仅表明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更表明公司实现了多少价值。
为此，本文从现金流的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与现金流量和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利润流的缺陷（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等），真正揭示出现金股利与派现能力的相互关系。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对公司现金股利分派状况与每股股权现金流量的比较，分析在现金流充裕与不足的两种情况下公司分红政策的不同情况，正如成本理论所认为的：自由现金流越高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也越高，现金股利与自由现金流正相关。按照会计准则，现金股利是现金流量的一个项目，是将剩余现金流量返还给股东的一种方式。这里的剩余现金流量是指股权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 flow to equity，FCFE），FCFE是公司在履行了各种财务上的义务（如弥补资本性支出、增加营运资本等）后归属于股东的现金流。一般来说，股权自由现金流量是公司现金分红之源，是公司能够分派现金股利的最大值。
然后通过定义两个股利支付率变量：即股利与每股收益比率（EPSR）、股利与股权自由现金流量比率（FCFER）来比较分析说明公司是否真正存在现金分红的能力，研究上市公司有多少现金流可以用于发放现金股利，实际支付的现金股利又是多少。为此，本文假设：第一，股权自由现金流流量是分派现金股利之源；第二，假设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符合沃尔特（J.E.walter，1956年）模型，即公司的股利支付率取决于投资收益率。基于假设和分析，本文建立一个模型以期更好地研究股利政策与其他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模型如下：
Dividend=μ+β1EPS+β2ROE+β3SIZE+β4LEV+β5FCFE+β6NCF+β7ONCF
从1998年――2002年连续5年派现的我国上市公司仅有68家，表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并不具有连续性，大部分公司没有固定的股利支付率（每股现金股利／每股收益）。因此本文选用每股现金股利来衡量现金股利，用Dividend来表示。根据Allen和Michaely（2003年）对有关股利政策的总结，盈利能力（ROE）、公司规模（SIZE）、负债比率（LEV）和公司的成长性（GROW）对股利分配率都具有重要影响。为简便计算，本文选取了其中的三个变量：ROE，SIZE，LEV，此外选取每股收益（EPS）来表示公司获利能力，选取每股净现金流量（NCF），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ONCF）和每股股权自由现金流量（FCFE）作为公司派现金股利能力的现金流量变量。
本文用到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各种所需变量根据各上市公司的年报以及各类公告搜集得到，主要利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回归分析。
三、研究分析
（一）分派现金股利能力分析
由于数据库资料有限，本文选取了55家上市公司2002年的数据，其中派发现金股利的有27家，占样本公司的49.1%。其中分派现金股利的公司中EPS为正的占96.3%，FCFE为正的占96.30%，ONCF为正的占96.3%，NCF为正的占70.37%，在不派现的公司中也有一部分公司的现金流量指标为正。这表明一些派现的公司在决策时当期并不具备充足的现金能力，需要依靠当期的股权融资和未来的融资能力；从现金流各变量看，决策者似乎更依赖每股收益和股权自由现金净流量。
为进一步分析，将样本公司按照现金股利大小排序分成15个子样本组，发现现金股利分派表现不连续，多数公司在每股0.15元以下，分派股利在0.5、0.15、0.1至0.15之间的公司明显居多。以EPSR、FCFER表示的股利支付比率进行分析，发现支付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中，按EPS计算的股利支付比率在30%――50%之间的比较多，没有超过100%的公司。这说明样本公司的现金分红一般不超过会计收益或账面利润，体现了上市公司无利不分的原则。而按FCFER计算的股利支付超过股权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有7家（其中支付率超过100%的有6家，FCFE为负数的有1家），这说明有26%左右的公司，其现金分红超过按FCFE计算的派现能力，即有不少公司在没有股权自由现金流的情况下进行股利支付或超额支付。
上市公司超能力派现（每股派现大于每股股权自由现金流量）表明其可能使用了决策当期新增的股权融资现金流，即上市公司是通过配股融资和发行新股解决分红现金不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股东的现金从新股东流向老股东，这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有股权融资偏好有关。相反，现金股利低于股权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这部分未支付的现金流可能是公司用于未来扩大投资或其他所需，或是防止未来收益或现金流的波动性，或是被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给“圈走”了。
样本公司19家分派现金股利低于0.15的公司中，有16家上市公司的ROE高于6%，表明大部分公司符合当有较好的投资机会时股利支付率较低的原则，且其余3家的ROE也在5%左右。
（二）现金分红与相关变量分析
根据本文的模型以全部样本观测值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第87页表1），最后模型保留每股收益（EPS）、资产负债率（LEV）两个解释变量，其余变量因为无法通过检验被剔除。可以得出现金分红和每股收益正相关，和资产负债率负相关，和NCF、ONCF几乎不相关，其相关系数都显示为负。
这里要说明的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由于数据库资料有限，选取的55家样本公司属于小样本，其结果的代表性不是（下转第87页）（上接第85页）很强。但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对公司的股利分配率有显著的影响。其中，EPS（因变量Dividend的回归系数为.257），与股利分配率正相关；而LEV（因变量Dividend的回归系数为-2.182E-02），则与股利分配率负相关。即公司的获利能力越强、现金充足率越高，公司越倾向于派发更多的现金股利；公司的负债比率越高，公司越倾向于派发更少的现金股利。
四、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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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现金流；现金股利；过度投资
投资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获得现金流收益，是不断收益的累加。目前，我国经济呈快速发展状态，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增长速度也不断提高。根据统计数据知道，与往年相比，2011年到2014年社会平均投资增长为27.1%，31.2%，23.6%，23.4%。在过去十年里，投资占GDP比例越来越大，2014年GDP为521583亿元，投资占57%。但是过快的投资会引发“经济过热”，比如通货膨胀、资源浪费等等。宏观的“经济过热”会导致微观的“过度投资”。根据詹森的自由现金流假说中讲到的，过度投资就是经理人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国企这种特殊的单位类型，它们具有多元化、低成本和低资本等特征，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空间和大量现金流。
从历年国资委数据来看，2014年，国企总利润22586.9亿元，增长14.6%，占GDP5.2%，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22%，可是仅有55%的企业派发现金股利，股利支付率也很低，西方发达国家则比较高。说明我国企业“高利润，低股利”的现象普遍，这样企业就会大量积累自由现金流，从而容易引发过度投资现象。对国有上市公司，就要积极采取措施限制自由现金流，制约过度投资行为。
一、研究意义
现代企业财务系统中，投资决策是财务决策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投资决策决定着企业经营风险、发展方向等，是企业发展的基础。现实中投资决策还会受许多其他因素影响，根据詹森提出的自由流现金假说，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用自由现金流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投资，从而产生过度投资问题。财务决策中股利决策也是重要的决策之一，它决定了企业的利益分配，现代股利政策和传统的很不相同，现代股利政策认为投资决策和股利决策有一定的联系，不是各自独立的。传统理论认为，高现金股利支付能够降低经理人对自由现金流的滥用，限制了投资负净值项目的投资。融资适当的情况下，也要适当的进行，这样外界人员可以进行监督，减少过度投资行为。
二、相关基础理论
过度投资定义：投资决策是公司财务管理中重要决策之一，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自由现金流，方法就是把现金流运用到某一项目上。如果投资得当可以提高企业的价值，而在现实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企业投资行为质量下降，经理人不顾公司利益去追逐自身利益，盲目扩大投资，投资项目越来越多。过度投资就是企业的管理层为了牟取自己利益不顾公司利益，损害公司利益的投资行为，严重造成资源浪费。经理人将自由现金流投资到收益低的项目，甚至项目亏损，经理人为了自己的声誉，不断盲目投资，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这样不仅违背了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严重阻碍了公司的发展。
自由现金流假说：自由现金流假说目前广泛应用于财务领域。1983年，詹森发表了《自由现金流的成本》，文章中提出了自由现金流这一名词和定义，随后他写的很多文章中，慢慢演化出了自由现金流假说。自由现金流定义就是企业的现金流减去全部净现值项目资金后剩余的那部分。这通常只用于理论，并不能用来计算自由现金流。
当企业存在过量的现金流时，要想实现利益最大化，分红是必要的选择，大量自由现金流留在企业，经理人可以额外拿到很多利润。现实情况，经理人都不会进行分红，将自由现金流用于项目投资，这样投资效率会下降，造成过度投资。
针对企业自由现金流充足情况，自由现金流假说指出两种对策：第一，负债；第二，并购。负债可以起到限制经理人的作用，这样的话公司就不会出现低效率的项目。同时指出了负债并不能总产生好的限制作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是随着企业业绩的提高而增加的，优良的业绩才能获取足够充足的企业自由现金流。并购一般发生在两种情况下：第一种，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更有机会进行并购；另一种，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的企业会让其成为并购目标。并购能够解决自由现金流的问题，成功限制了经理人对自由现金流的使用。
自由现金流假说不仅可以解释并购现象，也可以解释被并购。并购或者被并购都能限制企业自由现金流的使用。克里斯・安是较早研究主动并购行为的，研究结果收益和现金流呈负相关。被收购的企业或者公司不会受收购的企业或者公司的影响，财富没有重新分配，也间接证明了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正确性。从被收购方来看，有大量现金流公司的经理人会利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自保，而且并购方的业绩与自由现金流呈正相关。
自由现金流假说中，自由现金流很充足的情况下，经理人为了自身利益，会将自由现金流拿出来投资项目，这样直接损害了股东们的利益。经理人一般都会拿报酬，报酬多少与企业的规模相关，经理人倾向到大规模的项目中，这样自己可以从项目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可能会损害股东的利益，出现过度投资。企业自由现金流越充裕，过度投资发生的概率会提高。科里尼使用石油行业，收集样本，发现丰裕的自由现金流导致过度投资。李建立也用自己的研究论文证明了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假说。
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股利理论认为，发放要想降低成本，就要发放现金股利。公司需要适当考虑对外融资，使得公司的运营收到外界监督，这样经理人就不能进行盲目投资，公司的利益能得到保障，从而减少过度投资行为。詹森的研究指出，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矛盾会在经理人把自由现金流投入到项目中的时候出现，然而通过现金股利可以限制经理人对自由现金流的控制，从而会减少经理人对不盈利项目的投资。Rozef认为，股利支付能提高企业发行新证券的机会，这样企业就会受到投资人监督审查，经理人不得不从整体利益出发考虑。研究还发现，发放现金股利可以限制最大股东利益。最近几年资本市场发展速度过快，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得到广泛关注，“不分配”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话题。《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的颁布是为了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对于注重投资回报的企业，政府应给予鼓励；对于经常性长时间不派发现金股利的，需要经理人报告原因，董事会对此发表独立意见。从2009年起，公司派现比重明显增加，按照西方理论预估，现金股利对保护企业小股东有利。现金股利作为一种利益分配方式，在中国制度和市场环境下，要及时约束经营者，缓解过度投资倾向，提高资金利用率。
从国内的一些研究来看，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利分配影响因素和政策特点上，对过度投资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孙悦中从成本的研究中对上市公司和和小投资者进行分析，研究出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股权结构以及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大股东依靠目前的政策谋取个人利益，使得现金股利成增加，这一点已通过研究证实。现金股利是目前国内上市公司大股东获得利益的方式，大股东持有股票越多，现金股利发放也越多，这样公司就会被迫拿出自由现金流，减少成本；大股东现金分配随时可能被弱化，企业也要随时调整策略，可以根据公司发展速度的快慢增加利润留存和现金股利。
通过上面研究看出，中国上市公司还没有形成较完备的股利政策，企业投资向来具有诸多因素影响，并且对于过度投资问题的方案解决也少有研究。在中国资本市场，现金股利没有完全发挥其限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在西方国家适用的过度投资假说在中国并不适用，不能完全参照别人的理论。
四、原因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一）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还不算发达，特别是资本市场，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窄，筹资方式单一，成本高；中国的上市公司大多由国企改制形成，投资行为仍然无法脱离计划经济的影响，投资资金来源于资本市场，但是还是使用原有的国企经营模式，扩张行为比较明显，因此表现出强烈的利润留存，在进行分配的时候，更大可能是照顾企业资金问题，减少派发现金股利汇报投资者。
（二）监管措施不力，使得股利政策扭曲
现金股利的重要性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不断提高的，证监会明确提倡公司拿出资金进行分红，减少不必要的投资。但是由于证监会监管落后，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制定稳定的利润分配办法，规定公司配股资格太苛刻；对于不派现的公司，要求要定期报告原因。政府部分高度重视股利分红，这样有助于中国股市的发展；但是由于股利政策的自主性，外人只能监督，很容易出现股利政策扭曲，使得现金股利和政策驱动密切相关，出现象征性的分红，实质性改变不大，很难缓解过度投资。
（三）股权结构文艺严重
国外研究中，现金股利按照按股东所持股票的比例分配利益，甚至是作为保护小股东的一种措施。但是，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国有股独大，但是大小股东收入差异太明显，所以现金股利只是有利于大股东的，无法保护小股东们利益，这样使得现金股利成为大股东牟取利益的方式。大股东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将公司财产和利润转出去。中国股权结构特殊，大股东一般放弃配股机会，这样小股东就要被迫接受配股，大股东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近些年，证监会出台各种政策，对规范上市公司提出进一步要求，并制定了防止大股东侵占行为的监管措施。
（四）投资者不成熟
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不是很成熟，投资主体还不完是投资者，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得短期利润的投机者，一旦出现对公司治理看法不同的时候，大多都是一走了之。现金股利和股价相比很低，投资者都希望从股价波动中获取利润。
从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调研可以看出，大部分公司的股利政策都存在漏洞，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将直接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不满足公司的长远发展计划，必须严格规范起来。首先应该明确股利分配决策权在企业，监管部门无权插手股利分配决策，这属于公司内部决策。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早期，不成熟就需要作出规定，引导规范，促进健康稳定发展。为了限制过度投资，需要实施以下几点：（1）保持稳定发展资本市场，平衡融资成本；（2）强化股利发放有关的；（3）改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制衡股权结构；（4）提高上市公司分红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