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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辛说楚襄王范文1
1、成语故事：战国时楚襄王荒无度，执迷不悟，将劝谏的大臣庄辛赶出楚国。秦国趁机征伐，很快占领楚都郢。楚襄王后悔不已，派人到赵国请回庄辛，庄辛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则补牢，未为迟也。”鼓励楚襄王励精图治、重整旗鼓。
2、亡羊补牢意思：羊逃跑了再去修补羊圈，还不算晚。比喻出了问题以后想办法补救，可以防止继续受损失。出自《战国策·楚策》。
（来源：文章屋网 ）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2
这故事出自“战国策”。战国时代，楚国有一个大臣，名叫庄辛，有一天对楚襄王说： “你在宫里面的时候，左边是州侯，右边是夏侯；出去的时候，鄢陵君和寿跟君又总是随看你。你和这四个人专门讲究奢侈乐，不管国家大事，郢（楚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北）一定要危险啦！”
襄王听了，很不高兴，生气骂道：“你老糊涂了吗？故意说这些险恶的话惑乱人心吗？”
庄辛不慌不忙的回答说：“我实在感觉事情一定要到这个地步的，不敢故意说楚国有什么不幸。
如果你一直宠信这个人，楚国一定要灭亡的。你既然不信我的话，请允许我到赵国躲一躲，看事情究竟会怎样。” 庄辛到赵国才住了五个月，秦国果然派兵侵楚，襄王被迫流亡到阳城（今河南息县西 北）。这才觉得庄辛的话不错，赶紧派人把庄辛找回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庄辛很诚恳地说：“我听说过，看见兔子牙想起猎犬，这还不晚；羊跑掉了才补羊圈，也还不迟。……”
【释读】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3
关键词：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是”；功用
作者简介：杨云霞（1993-），女，汉族，山东人，硕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2
一、古代汉语中的“是”字
古代汉语中的“是”字通常被归入到虚词中。“是”在古代汉语中主要是用作代词，可以做主语和宾语；还可以用作指示形容词，作定语；第三种情况“是”可以作为结构助词。这三种用法是最普通的用法。
首先，“是”为指示代词，可以指代人、事、物，在句中作主语或宾语，用法和“此”相同，相当于口语的“这”，偶尔也表远指，当“那”讲。翻译时有的要译出相应的名词和量词。
“是”作指示代词，在句中做主语，翻译为“这”。例如：
①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烛之武退秦师》）中“是”为指示代词，作主语，指上文“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翻译为“这是我的过错。”
②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解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鲁仲连义不帝秦》）中“是”为指示代词，做主语，译为“这就是生意人的行为了。”
③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寡人之于国也》）中“是”为指示代词，指前面的“五十步而后止”，作主语，翻译成“这也是逃跑呀。”
（2）“是”为指示代词，在句中作宾语。如：
①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段于鄢》）中“是”作“谓”的宾语，译为“这个”，整句话的意思是“大概是说这种情况吧。”
②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齐桓公伐楚》）“是”为代词，指包茅，作“徵”的宾语，“寡人是问”结构相当，“我来索取它”。
③于是使人发趋徵庄辛于赵。（《庄辛说楚襄王》）“于是”译为“在这时”，“是”为代词，作介词“于”的宾语。全句译为“在这时派遣骑士道赵国请庄辛。”
第二，“是”为指示形容词，作定语。在这种情况下，“是”后面有名词，也译为“此、这”。
①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秦桓晋文之事》）——孟子说：“凭这种好心就可以统一天下了。老百姓都以为大王吝啬，我早就知道大王是不忍。”“是”后面有名词“心”。
②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论语·学而》）——子禽向子贡问道：“他老人家一到这个国家，必然听得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求来的呢？还是别人自动告诉他的呢？”“是”后面有名词“邦”所以“是”为形容词。
③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鲁仲连义不帝秦》）——正当这个时候，邹国国君逝世，齐闵王想入境吊丧。
第三，“是”为结构助词，宾语前置的标志，为了强调宾语，无实际意义。例：
①将虢是灭，何爱于虞？（《宫之奇谏假道》）——晋国一心要灭掉虢国，对虞还爱什么呢？
②齐侯曰：“岂不榖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榖同好，如何？”（《齐桓公伐楚》）——齐侯说：“难道这次用兵是为了我个人吗？只是为了继承先君的友好关系。跟我共同友好，怎么样？”
③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黄天无亲，惟德是辅。”（《宫之奇谏假道》）——我听说，鬼神真正亲近的并不是人，而是依附亲近于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没有亲近的人，只辅助有德行的人。”
以上这些例子，还有一种说法，即“是”为代词，复指提前的宾语。
最后，“是”和其他虚词组合成双音连词，如“是以”、“是故”。
①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宫之奇谏假道》）——大伯不听从父命，因此不让他继承王位。“是以”为连词，译为“因此”。
②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闻之也。（《奇桓晋文之事》）——孔子的门徒没有齐桓公、晋文公事情的，因此后世没有传下来，我也就没有听说过。“是以”也译为“因此”。
③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论语·先进》）——孔子说：“治理国家应该讲求礼让，可是他的话却一点也不谦虚，所以笑笑他。”“是故”为连词，译为“因此”。
④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礼记·大同》）——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不会发生。这里的“是故”也译为“因此”。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古时期“是”就已经用作系动词，表判断了。系词“是”的来源和产生时间等问题上一直都是人们探讨和争论的对象，大家都各抒己見。但是我认为将“是”看做系动词的例子并不是特别令人信服，例如《论语》和《孟子》中的一些句子。如：①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②曰：“是鲁孔丘与？”③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④盍徵招角招是也。
在这几句话中，意思虽然都表判断，译为“……是……”，但是表判断的意义应该是由“也”体现的，“是”还为代词，译为“这”，整体为“这是……”“这就是……”这类句子与“是”为代词，做主语是一样的。而且，虽然③出现的前一句有“非”，理应与“是”相对，但是如果“是”为系动词，中间为什么要用逗号隔开呢？
二、现代汉语中的“是”字
在现代汉语中，“是”被作为动词广泛使用，而且有一个特定的称号为判断动词，表判断。它与一般动词有很多共同点：①能受某些副词的修饰，例如：我们都是好孩子。②能带宾语，如：我是学生。③能和助动词结合。例：这个鸡蛋可能是坏的。④可以用肯定和否定相叠的形式发问，例如：你是不是北京人？⑤可以单独回答问题。例如，“你的妈妈是医生吗？”“是。”
另外，“是”还有一些不同于一般动词的用法：①“是”后一般不能附着动态助词“着、了、过”；②“是”后不能带动量补语；③“是”不能用“没”否定，只能用“不”否定；④“是”没有重叠形式；⑤一般动词后面加结构助词“的”可以作名词的定语，“是”则不能。
“是”的第二种用法是用作副词，在句法成分上作状语，常用在谓语动词、形容词前，表示肯定。例如“她是来了。”“今天是很冷。”这些“是”相当于“的确、确实”的意思。有些句子分不清“是”作动词还是副词，区分的方法有以下两种：①看句中的“是”能否去掉，如果能去掉，意思不变，只是程度变了，则为副词。例如：她的性格体重是则加了。“是”就是为了加强语气，去掉后意思不变。如果不能去掉，则为动词。②“是”重读时为副词，作动词时不重读。
第三，“是”与其他词组成合成词，当连词或副词用。如：“若是”、“要是”、“但是”、“可是”、“或是”、“是因为”、“为的是”、“不是……就是……”；“只是”、“总是”“凡是”，等等。例如：①我想出去打羽毛球，但是外面风太大了。②她哭是因为想家了。③你总是说我脾气不好。④我只是说了他一句，他就哭了。
三、总结
古代汉语中的“是”与现代汉语中的“是”既有區别又有联系。
二者之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古代汉语中的“是”被划分在虚词里，现代汉语中的“是”为实词。其次古代汉语中的“是”字通常作为代词、指示形容词和助词使用，现代汉语一般作为判断动词使用，也用作副词。二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古代汉语中的“是”与现代汉语中的“是”也有一定的联系，都为同一个字，从古代到现代的用法变了，一定有关系，最直观的就是二者都可以与其他词组合成一个新词当作连词使用，还有就是，“是”从《马氏文通》中的“断辞”，到黎锦熙先生《新著国语文法》中的“同动词”，再到刘复《中国文法讲话》中的“内动词”。在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中都称之为“系词”。赵元任的《北京口语语法》和丁声树等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称之为“动词”。1956年公布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把“是”放在“动词附类”里，称为“判断词”。1984年公布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把它列入动词的一个小类，简称“判断词”，即“判断动词”。经过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最终定型，但这是人们在当时的条件下的观点，关于现代汉语中的判断动词“是”的来源及成因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值得我们去研究。
参考文献：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4
关键词：传统文化 民族预科 语文教学
一.大学民族预科教学中传统文化精神的缺失
作为我国民族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是党和国家为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更多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而开设的特殊办学层次，具有民族性、预备性、过渡性的特点。其培养目标是：加强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强化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进入本、专科（高职）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从民族预科教育的性质和培养目标来看，教育和培养学生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吸收民族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尊重多样文化，加强民族团结，成为本民族中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骨干，是民族预科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从现阶段各举办少数民族预科班的高校的教学实际来看，由于受到学制、学时、课程设置、教学定式、课程考核和升学方式等制约，民族预科教育对学生的文化传承功能被严重削弱，往往流为一纸空谈。
民族预科班的举办形式主要有院校式和基地式两类，学制分一年制和两年制，以一年制居多，学制短，学时紧。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汉语文、数学和外语。笔者收集比较了四川省内西南民族大学、西昌学院、四川民族学院、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省外的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大学、黄河科技大学、吉首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民族预科课程设置情况。各校开设的必修课程主要有语文、数学、英语、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计算机、体育等，也有个别学校将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纳为必修或选修课程。但各校的核心主干课程是一致的，均为语文、数学、英语三门。
长期以来，预科教育存在着“预”和“补”的争论，至今喋喋不休。不少学校还是把预科当成补习班来办，多数教师依然把预科教育当成是补习高中课程的阶段，从而重复高中课程知识，沿用中学的教学方法。尤其是举办院校式预科班的高校，比如四川的西昌学院、四川民族学院、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由于学生结业时将语文、数学、英语纳入直升考试科目，并以这三门课程的成绩决定升学去向，这无疑相当于第二次高考，给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实施素质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都显得有些遥不可及了。
二.加强大学民族预科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精神挖掘和渗透的重要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和灵魂，传统文化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它的延续和传承己经成为民族发展的重要使命和必然职责。
高校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任，民族预科语文教材中不仅积聚着丰厚的传统文化，更是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精神的汇集，加强预科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成为时代的必然。
1.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政治的开放，经济的全球化，民族的融合，文化也处在多民族交汇和世界化的进程中，导致了不良文化因素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保护，继承与弘扬，发展与创新，自觉地抵制消极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保证文化的健康发展。
2.达成学科教学目标的需要
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这样表述的：“认同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体会其基本精神和丰富内涵，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用历史的观点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眼光审视作品的思想倾向，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局限。”
这些表述充分说明了语文课程教学在传统文化精神传承中的重要地位。民族预科的语文课程教学应当自觉承担起向学生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传统，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使命。
语文就是语言文化，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语文课程蕴涵着高度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学生阅读文本的过程，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情感、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与文本背后潜藏着的生命对话的过程，就是实现学生自我生命成长和提升的过程。所以，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尊重人的独特体验和感受、尊重人的文化及其多样性，是语文课程人文性的应有要义。
3.民族学生人格健康成长的需要
加强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是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必须。预科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语文教育应该帮助学生确立人类自觉规范共同生活秩序的基本价值法则，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确立社会大众所信仰所奉行的道德信念以及以此为核心的人生准则，将自然的人塑造成文明的社会的人。
不仅如此，处在成长关键期的民族预科学生，还要面对本民族文化和它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多重冲击，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帮助他们甄别善恶，区分是非，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品质。
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人文性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传统民族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热爱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风尚，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实践，学习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规划人生。
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现实需要
中华民族的复兴，本质上讲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华民族的崛起，必须大力建设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精华，摒弃糟粕，在新的更高的层面上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文明。立足我国现实，正确处理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科学吸收其他民族和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使中华文明重新登上世界文明宝塔的顶端。
三.四川省属高校新编民族预科《阅读与写作》教材中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历史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她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打上了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烙印。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的是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样，语文教学，也指汉语文教学。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学者们做过种种精辟的概括提炼，在此不一一赘述。本文仅以四川省属高校新编民族预科《阅读与写作》教材为例，初步挖掘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
（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进取、不甘落后、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拼搏奋斗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阅读与写作》教材中多篇课文蕴涵了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如《橘颂》（屈原）、《羽林O》（辛延年）、《巨鹿之战》（司马迁）、《滕王阁序》（王勃）、《江汉》（杜甫）、《野庙碑》（陆龟蒙）、《青玉案・元夕》（辛弃疾）、《论毅力》（梁启超）、《相信未来》（食指）等，通过文本故事或作者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勤奋拼搏、负重前行，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二）道德追求
中国文化崇尚道德，中华民族素以文明之邦著称。儒家学说的代表孔子和孟子提出了“仁、义、礼、智、信、恭、宽、敏、惠、忠、恕、孝、悌”等一整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
新编《阅读与写作》教材多篇文章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修身
修身，即加强个人修养，要修身养性，平心静气，以达到自我完善、内外和谐。如《橘颂》中屈原以橘树自比，表达诗人忠贞不渝、秉德自守、刚正不阿的高尚人格追求;再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陶渊明）、《红烛》（闻一多）、《柳子厚墓志铭》（韩愈）、《徐文长传》（袁宏道）、《回答》（北岛）、《芙蕖》（李渔）、《人性自私论是和谐社会的腐蚀剂》（李光远）、《钱》（梁实秋）、《略论人生价值观的世俗化倾向》（丁东澜）等，均表达出加强自身修养、提升人格品质的精神追求。
2.忠孝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忠孝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体系。忠，指忠君爱国;孝，指孝敬父母长辈。
忠孝思想在文本及作者身上有多处体现。如屈原、李斯、王安石、辛弃疾的忠君爱国;《江汉》（杜甫）、《庄辛说楚襄王》（《战国策》）、《囚绿记》（陆蠡）、《法门寺》（季羡林）、《听听那冷雨》（余光中）、《红烛》（闻一多）中蕴涵的爱国思想;《柳子厚墓志铭》（韩愈）中通过“以柳易播”事件对孝道的肯定，《宝玉挨打》中贾政对贾母的恭敬顺从。
3.宽容
宽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几千年来， 中国人养成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德报怨的宽容品格。如《谏逐客书》（李斯）、《容忍与自由》（）、《我的母亲》（老舍）、《让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不同的芳香》（李慎明）等文均蕴涵了这一思想。
4.正道直行
中华民族崇尚气节，重视情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宝贵财富。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到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等等，他们的身上和他们的作品，无一不闪耀着这一精神光芒。
5.以道制欲
传统文化重理性，讲节操，抵制主义，积极追求道德人伦规范，强调礼仪廉耻，人的情感欲望必须以道为准则，所谓“情不悖道、欲不逾道”。在新编《阅读与写作》教材中，这一传统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帝王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上。如《长恨歌》（白居易）、《假道伐虢》（《左传》）、《谏逐客书》（李斯）、《读司马法》（皮日休）、《野庙碑》（陆龟蒙）等，借用历史史事，对帝王进行规劝、警醒、讽刺、开导。
6.劝学
劝学的内容在教材中也有反映。苏轼《日喻说》阐述“学”与“道”的关系，强调了认真学习、循序渐进的重要性;《墨池记》（曾巩）则勉励学者专心致志、勤学苦练、努力上进。《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有关于柳宗元刻苦学习的记叙，而通过作者韩愈追溯到他的《师说》，强调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以人为本、民为邦本
从孔子的“性善论”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人本、民本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之一。如《察今》（《吕氏春秋》）中提出“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谏逐客书》（李斯）、《读司马法》（皮日休）、《庄辛说楚襄王》（《战国策》、《都江堰》（余秋雨）、《切勿放松农业》（张红宇）等，均闪耀出民本思想的光辉。
在今天，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也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贵和持中
注重和谐，坚持中庸。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注重和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一体。天人合一，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而存小异，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持中和谐”的思想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材选文中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陶渊明）、《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谢灵运）、《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我的母亲》（老舍）、《冬天》（朱自清）、《《人性自私论是和谐社会的腐蚀剂》（李光远）等，要么从作者自身经历和人格追求上，要么从文本本身反映的思想内容上，体现出和谐中庸的精神。
（五）豁达乐观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华民族具有积极进取、豁达乐观的精神，从而当他们身处逆境、遭遇坎坷、面对危难之时，能淡泊名利、处变不惊、物我两忘，进行自我调适、心灵静化和自我完善。这种精神和境界是儒释道佛各家思想兼收并蓄、互相合流、互相补充的结果，铸就了中华民族性格中坚忍不拔、直面人生的韧性。
在《阅读与写作》教材中，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到李白、杜甫、柳宗元、苏轼等的人生经历，从《逍遥游》（庄子）、《橘颂》（司马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陶渊明）、《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谢灵运）、《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滕王阁序》（王勃）到《论毅力》（梁启超）、《相信未来》（食指）、《呼唤生命教育》等文本，也都或隐或现地映射出这种人生态度。
（六）自由精神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酷爱自由，追求解放”的积极精神。
这首先表现为下层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同时反映在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斗争中。如《羽林O》（辛延年）中胡姬的抗暴抗辱、《逍遥游》（庄子）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囚绿记》中作者对自由与和平的渴望、《游园》（汤显祖《牡丹亭》节选）中杜丽娘对自由美好生活的追求、《宝玉挨打》（《红楼梦》节选）中贾宝玉的抗争和叛逆、《爱尔克的灯光》（巴金）中对于自由和光明的追求等等，都是自由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教材中还有多处通过引用历史故事、寓言传说、格言警句，传递出传统文化精神的点点滴滴，为我们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当然，任何文化都有两重性，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比如“贵和持中”精神往往同时衍生出压抑个性，排斥竞争，为人做事模棱两可，缺乏原则;而豁达乐观精神，又可能陷入到保守满足、不思进取的消极状态。
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必须以现代眼光批判地继承，在教学中将传统文化精神和当代文化精神相融合，教师要善于挖掘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审慎地作出选择，同时启发学生进行探索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优秀文化的传承，最终实现文化复兴的重任。
参考文献
[1]吉克跃林等.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模式研究[J]，民族学刊，2011，（6）.
[2]刘端.卜爱华.少数民族预科语文课程教学目标定位的思考[J]，民族论坛，2010.（12）.
[3]晋春.文言文教学必须重视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J]，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杨涛.中学语文教育的文化精神[J]，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哈丽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课程设置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5
李白《蜀道难》有“不与秦塞通人烟”［1］名句，指出扼守蜀道秦岭关隘的“塞”的存在。作者和读者并不明究此“秦塞”是何处关塞，是因为蜀道秦岭线路本有多条，而“秦塞”亦实有多处。在蜀道历史中，几条秦岭线路在当时交通格局中的位置，先后各有主次轻重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蜀道秦岭区段有不同的主线路。这种变化的发生有多种因素，而关中地方文化重心的变化也显现重要的作用。分析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与蜀道主线路移换的关系，可以深化对区域史和交通史以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
一、“故道”主线路时代从蜀道秦岭线路开通的年代先后来推断，位于陕西宝鸡以南的散关很可能是最早的蜀道“秦塞”。从文化遗存分布的密度而言，关中平原西部地区较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获得较早的开发，被神化的农学经验总结者曾经在这里活动［2］。蜀道的出发点因此曾经由自关中西部。
秦即有“故道”县，县治在今陕西宝鸡南。《水经注·渭水上》：捍水“出周道谷北，迳武都故道县之故城西”。地名可见“周道”和“故道”。而西周中晚期铜器散氏盘铭文中亦有“周道”字样。据王国维考论，周散国在散关一带，此周道即《水经注》“周道谷”之“周道”①。可见，这条道路的开通年代相当早。《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所谓“白水险阻，栈
①王国维《散氏盘跋》：“……顷闻之陕人言克鼎出处在宝鸡县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为克之故虚，则散氏故虚必距此不远。因知‘散氏’者即《水经·渭水注》‘大散关’、‘大散岭’之‘散’。……‘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观堂集林》卷一八，《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3册。
道败绝”，是说故道在今陕西略阳白水江一带的地段。故道又有由此通向天水地区的栈道。
所谓“故道”，应是蜀道其他秦岭线路得以开通并逐渐成为主线路之后的称谓。这条道路北端的“秦塞”即散关。散关被看作“关中”区域的界限标志之一。《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也写道：“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裴?《集解》引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又《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都关中。”司马贞《索隐》：“咸阳也。东函谷，南?i、武，西散关，北萧关。在四关之中，故曰‘关中’”。关于“关中”区域限定的理解有所不同，也有说函谷关以内者，也有只说两关者，言函谷关、武关，或者函谷关、散关。《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关于老子出关的传说，有解释“关”是散关的意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其中“至关”的“关”，有函谷关和散关两说。司马贞《索隐》：“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张守节《正义》：“《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或以为函谷关。《括地志》云：‘散关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散关因散国得名。可知，这条道路的开通当在西周甚至更早。
周原甲骨所见“［克］蜀”文字（h11:97）［3］和“蜀人”参与武王伐纣军事行动的历史记录《尚书·牧誓》：“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孔氏传：“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史记》卷四《周本纪》：“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彭、濮人。”裴?《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马融曰：‘武王所率，将来伐纣也。’”张守节《正义》：“?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州、微、濮州、泸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都反映蜀道早期开通的事实。而当时蜀道的主线路，很可能即秦汉人所称“故道”。所谓“故道”早期开通并成为蜀道秦岭主线路，很可能与周人在关中西部农耕经营的成功有关。《国语·晋语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传说和“姜水”的关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动的地域。早有学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陕西西部黄土原上”，探索炎帝传说的发生，应当注意宝鸡“姜城堡、清姜河、神农庙、?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4］。应当注意到，这一地方正是在散关左近。
秦汉所谓“故道”者，有可能在早期开通的时代曾经称作“周道”。
二、褒斜道的开通和使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较早记载了蜀道“石牛”传说：“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不仅“石牛道”故事值得注意，我们还看到，秦人观念中另一有关“牛”的神秘传说，也与交通开发有关。《史记》卷五《秦本纪》：“（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裴?《集解》：“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丰水之中。’”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因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张守节又写道：“按：今俗画青牛障是。”［5］所谓“武都故道”、“岐州陈仓县南”、“雍南山”等信息，应当理解为道路北端的方位。如果联想到“姜姓”而“长于姜水”的炎帝“人身牛首”传说《艺文类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可以推知其发生时代很可能在秦人“地至岐”，因“周余民”多归服，与“姜”有关的地名移用至渭北之后拙文《论秦汉雍地诸?中的炎帝之祠》写道，《太平御览》卷七引《三辅旧事》：“姜泉在岐山县。《水经注》云：炎帝长于姜水，故以名也。”今本《水经注》卷一八《渭水中》写道：“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东注雍水。”姜水应是雍水的支流。《太平寰宇记》卷三“岐山县”说到“姜泉”，又写道：“炎帝长于姜水，即此水也。”《元丰九域志》卷三《秦凤路·次府凤翔府扶风郡凤翔节度》说到“姜水”。《陕西通志》卷三《建置第二》：“姜。炎帝后姜姓，国扶风美阳，有姜氏城。（《路史》）岐水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水经注》）。”同书卷一《山川三》：“横水。……一名姜水，在县南三里，自凤翔界流入，合雍水。《县图》：杜水……又历周原下，自下亦名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与雍水合。”看来，与炎帝传说密切相关的姜泉、姜水、姜氏城，应当都在雍城近旁。而渭水以南的姜水、姜城，其地名形成的时代以及与炎帝传说的关系，可以另外考察，载《文博》2005年，第6期。现在看来，渭北的“姜泉、姜水、姜氏城”等，不能排除来自渭南以“姜”命名地方的移民将地名带到新的居地的可能。《史记》卷五《秦本纪》：“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所谓“周余民”，可能就是导致涉及“姜”的地名移用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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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有涉及“褒姒”故事的文字：“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论文，香港，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史记》卷四《周本纪》：“幽王嬖爱褒姒。”司马贞《索隐》载：“褒，国名。”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褒国故城在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古褒国也。’”《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幽王暴虐，妄诛伐，不听谏，迷于褒姒，废其正后。”颜师古注：“褒姒，褒人所献之女也。”可知西周末年关中往“褒人”所居“褒国”的道路已经可以通行。《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的秦王和蜀王“褒汉”、“谷中”之遇以及“石牛”、“五丁”传说，反映“周显王之世”褒谷已经成为南北交通走廊。
自“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后来文公“至?F渭之会”，“卜居之”，“营邑之”，以至宁公“徙居平阳”，“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很可能秦人通过“褒”，与“汉”维持着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
三、??娴涝缙诮煌ㄌ跫?读ナ汀肪矶??端玖パ罹??罚?ldquo;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涂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艰。”辛德勇先生据此考论，以为所谓“堂光”中的“堂”应当就是“党（???rdquo;的同音假借字。他又指出，“在??娴赖谋笨谖Ч瓤谕馍晕鞯奈己幽习叮?形骱何涔ο爻?rdquo;。《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又说到武功县“莽曰新光”。“‘党光’中的‘光’，应该就是指这个‘汉光’或‘新光’。”因此，堂光道应该就是??娴赖那吧怼3??朴兴?钜於?猓?霉獾烙??娴赖娜〈?猜杂胁煌??刺霉獾涝谇亓氡逼伦呶Ч龋ㄎす龋?唇衲嗪樱???娴雷呗妫?澹┕龋?唇裎髀嬗???］。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人来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郑。”同一史实《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则写作“蜀取我南郑”。又《秦本纪》：“惠文君元年”（前337），“蜀人来朝”。这一历史阶段的蜀道交通，很可能经由褒斜道或??娴馈?br />
四、商鞅时代交通形势《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孝公享国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阳。”《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也写道：“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阳，是秦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国兴起的历史过程中的显著转折。定都咸阳，是秦政治史上的辉煌亮点［7］在秦定都雍与定都咸阳之间，有学者提出曾经都栎阳的意见。笔者认为，司马迁的秦史记录多根据《秦记》，因此是较为可信的事实，是值得重视的。而可靠文献记载中并没有明确说明秦迁都栎阳的内容。就考古文物资料而言，栎阳的考古工作也没有提供秦曾迁都栎阳的确凿证据，其城址遗迹年代均判定为秦代或汉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据现有材料仍可肯定：栎阳始终未曾作为秦都。参见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这一商鞅时代的重要决策，也影响到交通史的进程。
秦迁都咸阳的决策，有将都城从农耕区之边缘转移到农耕区之中心的用意。迁都咸阳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折。一些学者将这一举措看作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十分准确的历史认识主编《中国史纲要》在“秦商鞅变法”题下写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页。杨宽《战国史》（增订本）在“秦国卫鞅的变法”一节“卫鞅第二次变法”题下，将“迁都咸阳，修建宫殿”作为变法主要内容之一，又写道：“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林剑鸣《秦史稿》在“商鞅变法的实施”一节，也有“迁都咸阳”的内容。其中写道，“咸阳（在咸阳市窑店东）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适在秦岭怀抱，既便利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就是通往函谷关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载，商鞅颁布的新法，有这样的内容：“?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扩大农耕的规划，奖励农耕的法令，保护农耕的措施，使得秦国掀起了一个新的农业跃进的。而推进这一历史变化的策划中心和指挥中心，就设在咸阳。
秦经营咸阳的时代，交通战略也有了新的思路。因东向进取的需要，函谷关和武关道路，首先受到重视。而蜀地的占领，必须有蜀道的交通条件以为可靠的军事保障。对于秦兼并蜀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我们在《史记》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如下的记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1）司马错伐蜀，灭之（卷五《秦本纪》）；（2）击蜀，灭之（卷一五《六国年表》）；（3）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卷七《张仪列传》），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4）蜀相壮杀蜀侯来降（卷五《秦本纪》）；（5）蜀相杀蜀侯（卷一五《六国年表》）；秦武王元年（前310）；（6）诛蜀相壮（卷五《秦本纪》）；（7）诛蜀相壮（卷一五《六国年表》）；（8）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昭襄王六年（前301）；（9）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卷五《秦本纪》）；（10）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定蜀（卷一五《六国年表》）。从起初转贴于
（1）、（2）、（3）的“伐蜀，灭之”，“击蜀，灭之”，“伐蜀”，“取之，遂定蜀”，到（9）、（10）之最终“定蜀”［8］其中（8）与（9）、（10）有关“蜀侯辉”、“蜀守辉”的记载相互抵牾，当有一误，疑（8）中“侯辉”二字为衍文。，秦人征服蜀地，经历了三代秦王前后十数年的时间。这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必然是在蜀道畅通的条件下完成的。
五、秦始皇的“南阙”和
汉高祖的“蚀中”《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秦始皇规划咸阳的建设时，曾经有“周驰为阁道”，又“自（阿房宫）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设想。“表南山之颠以为阙”这一特别值得重视的构想，说明当时的建筑蓝图包含有贯通南北即“子午”的意识。“南山”之“阙”的设计，可以说明秦都咸阳有南行的重要通路。这样的规划，与沿子午岭北上直通九原的“直道”形成对应关系。而“子午”快读，与“直”音近。在咸阳、长安以南，确实有“子午道”通往汉中巴蜀。而子午道也有与“直道”?“子午岭”类似的情形。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县一·万年》写道：“福水即交水也。《水经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诸水，出县南山石壁谷今案：亦作石鳖谷，今称石砭峪。南三十里，与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今本《水经注》无此文。《太平寰宇记》文与此同，而不云出《水经注》。所谓“直谷水”，也就是“子午谷水”。又《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豹林谷今案：今称抱龙峪。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来会，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东来会今案：“自东来会”疑当作“自西来会”。，自北以下亦谓之子午谷水。”“直谷”应当也是“子午谷”的快读合音《咸宁县志》卷一《南山诸谷图》中，“石鳖峪”旁侧标注“竹”，由此可以推想“竹谷”或许也应从音读的线索考虑与“子午谷”的关系。。另外，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魏子午道秦岭南段又曾经沿池河南下汉江川道。“池”或为“直”之音转。也就是说，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经被称作“直河”［9］。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程大昌《雍录》卷五“汉高帝入关”条说：“关中南面皆碍南山，不可直达，其有微径可达汉中者，惟子午关。子午关在长安正南。”“此之蚀中，若非骆谷，即是子午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读史方舆纪要》、《史记会注考证》等都据《司隶校尉杨君孟文石门颂序》所谓“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以为“蚀中”可能就是子午谷。《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记述魏延向诸葛亮建议，“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其具体路线是“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直抵长安。由三国时人所谓“韩信故事”，可知“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或许确是刘邦北定三秦的路线。看来，子午道在秦汉之际已经通行大致是没有疑义的。
李之勤先生曾经对子午道的历史变迁进行过深入的考证［10］。我们在对子午道秦岭北段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时，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古栈道的遗存［11］。《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颜师古将“子午岭”和“子午道”并说，这位唐代学者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意见，还有将直道所循子午岭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计南北直相当”者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即所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
六、王莽通子午道《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裴?《集解》引应劭曰：“今长安也。”《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张守节《正义》：“秦咸阳在渭北，长安在渭南，萧何起未央宫处也。”所谓“咸阳”、“今长安也”与“长安，故咸阳也”的认识，表现出咸阳?长安共同作为关中文化重心的一体性。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记载了交通史上一起重要事件。事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资治通鉴》卷三六“汉平帝元始五年”胡三省注引张晏说之后，又写道：“按：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同样指出了王莽这一交通道路建设行为与皇嗣期待的对应关系。《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关西道一·雍州》“子午谷”条引《风土记》作：“王莽以皇后未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山。”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引《风土记》则说：“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太平御览》卷三八引《风土记》也说：“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乾隆《陕西通志》卷一六《关梁一·西安府长安县》引《风土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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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终南。”同出《风土记》，而汉平帝王皇后“未有子”或“有子”，并成两说。子午道的开通或与皇后有??的事实有关，或与皇后有??的期望有关，都反映了王莽借用当时人交通意识中的神秘内涵，为帝权的争夺进行准备。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六《地理·谷》“子午”条引《长安志》于是说：“王莽有意?汉，通子午道。”同书卷二二九《补遗·地理》“子午道”条写道：“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注云：女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道以协之。又妇女有孕曰瑞。”也以为皇后已经“有孕”。事后太后下诏，言“开子午道”事是所谓“功德茂著”的成就之一。
子午道的地位如此重要，是因“直绝南山”的方向优势。
七、“罢子午道，通褒斜路”事及
“数道平行”形势《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李贤注：“子午道，平帝时王?通之。《三秦记》曰：‘子午，长安正南山名秦岭，谷一名樊川。褒斜，汉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这是在国家行政中心转移到河洛平原之后的事。
子午道和褒斜道的通行情形，又见《隶释》卷二三《司隶校尉杨君碑》：“右隶书，不著书撰人名氏，文为韵语，然其事迹粗可考见。其所颂者，杨君复余谷之路也。永平中，始诏开余谷，中间西羌乱，道绝不通，复由子午谷，险阻为患。司隶校尉犍为武阳杨厥孟文请废子午道，复由余谷。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稚纪为之刻石颂德。其所谓余谷者，盖斜谷也。汉人用字多从省文如此耳。碑在兴元。”
然而《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会霖雨积日，群又以为宜诏真还，帝从之。”《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基传》：“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乏。”《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都说明子午道作用依然重要。
事实上，东汉晚期至三国时代，子午道和褒斜道等有时交替使用，有时同时使用。又《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到魏延由子午道突袭长安的建议：“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可知当时子午道的通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