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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宣言范文1
关键词:油画语言;个性化;表现形式;风格
油画个性化语言
艺术语言的形式要素是构成艺术作品形象或物象的具体手段、媒介形式。它的视觉“语言”由绘画的样式构成,包含了形成特定的空间的点、线、面、肌理、色彩等结构性符号要素的构成,而“语言”则源于画家对绘画样式所具有的独特性的符号组合。没有艺术语言,也就没有艺术作品的存在。艺术家头脑中意象,必须寻找恰当的语言表现形式,才能被人们所感知,画家所选择的形式语言,往往体现出当代人的关照特点和选择定势。
20世纪初叶,英国视觉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对油画语言做了这样的界定:“线条、色彩在特殊方式下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他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不久遂成为了西方审美与艺术创作中最为流行的“术语”。事实上,我们在欣赏一件油画作品时,往往是在分析画家对造型、线条、色彩、构图和肌理等视觉元素的形式选择和运用来进行的审美判断,这是因为画家所运用的视觉语言在向观者传递一种独特的“意味”,并试图打动和感染观者。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也是油画艺术语言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油画家,之所以成就卓然,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探索和运用油画的表现语言方面有着独特的形式。印象派画家莫奈的风景写生《日出,印象》就表现了画家对日出时转瞬即逝的自然景色的鲜明印象,描绘了融化在晨曦和朝雾中的光和色,这种有意味形式语言曾推动了以后美术技法的革新与审美观念的转变。
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古典、近代、现代几个时期。不同的时期油画也不例外,会受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和囿于技法的认识。艺术家创作的油画作品也因之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如具有写实倾向的古典主义绘画,重视表现倾向的现代主义绘画,以及喜用拼贴和挪用的后现代主义绘画艺术等。可以说,油画语言的探索因艺术家的创新而不断的演变,这种演变也自然也成为了许多油画艺术流派革新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美术史上,我们很容易看到每一次重要的艺术语言的转变,几乎都不同程度的丰富了油画艺术的表现空间。因此,对油画语言的研究,也成为了我们不断认识和选择表现方式的重要内容。从另一个角度讲,画家对油画形式语言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也是带动油画艺术发展和不断延伸的过程。
油画个性化语言的选择和探索
写实风格的油画源自于欧洲的古典传统。作为绘画表现形式之一,几百年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物质文明的进步和人们审美观念与趣味的改变,它的精神内涵和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它的形式语言以至技术、材质也由此出现了许多革新。它采用的艺术语言既是多元化的又是多样化的,既可以采用古典主义的图像形式,也可以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技巧,甚至是象征主义的隐喻观照。这些是艺术家主观与客观的交融,思想与情感的流露。写实艺术的主题表达方式有很多种,有含蓄,有直接。各种风格的艺术都可以通过写实主义表达出来。比如浪漫主义艺术偏重对艺术家内在情感的宣泄,表现主体的主观想象和思想感受;现实主义艺术注重对客观现实的描绘,强调对客观世界的再现与真实;吴甲丰在《论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一书中写道:“写实绘画艺术的审美价值,在于对所表现的对象的结构美、精神之美,内含着一种新的审美特质”。写实主义强调艺术真实的表现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包含着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炙热情感的基本看法。因此,它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照搬再现,而是经过了艺术家的再创造。研究中国写实油画的起步,需要探索西方艺术在传入时依附于多种画种的艺术方法及其艺术精神,注重“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艺术幻化。不仅透露出画家的审美思想和艺术修养。还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图像文化盛行的今天,写实艺术作为一种表现方法仍然具有广阔的前景和顽强的生命力,作为艺术家采用的表现方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观念与表现方式的切入以传达出内在的精神实质。
油画个性化语言在绘画中的意义
人之所以有审美的需求,不仅来自于视觉感官的愉悦,而更多的是出自表达情感的一种内在需要。至于采用何种方式来创作艺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审美概念的表达。这样的选择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又含有偶然性,甚至带有一代人独特的造型偏好和精神关照。我们知道,弃旧图新是人类的天性,对艺术形式的转换和自由表现也不例外。画家总是期待艺术表现语言不受束缚,不希望停留在一种样式、一种面貌上。艺术史反复证明,没有形式语言上的创造与相对成熟,内容再好也无用,因此艺术家对绘画语言形式及相应内涵的探索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康定斯基在关于《艺术中的精神》一书中以一个“前进和上升的三角形”作为比喻,断言“人类文明之车”必然从物质走向精神,艺术必然从表现外在的客观物质性走向表现内在的精神性。他认为艺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表现“内在需要”的阶段,这个“内在需要”只有通过“纯粹形式好色彩语言”才能实现。对此,我认为,画家在选择表现形式上更多的倾向于“内在精神的表达”。正因为如此,表现主义对艺术语言的概括更能自由地去体悟内在的生命精神,其内涵正在于对艺术本质上的不断接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油画的表现自由和个性化的语言,以此追求艺术本体与自我心理的同一。
表现主义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它是一种直觉、想象、情绪和意趣,而不仅是对具体事物或某种关系的记述和描写,不再拘泥于技巧的精湛,更多的是需要重视思想内涵的表现。因此,它比具象绘画语言更具有表现性、多义性和多样性。中国画笔墨审美中的无限意味远远超出了技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纯粹自立的、用心来体验的经验方式,这种经验方式将充分开启我们对视觉内涵的解读与阐释的空间,从而构建出对传统美学的话语表达和解读范式。我们在表达客观对象的同时,自己的心性是否得到显现,这是一个有深度的东西,也是视觉活动最核心的东西。绘画语言正是在这样的方式中显现其语言建构和精神建构的深层意义。在这方面不少艺术家的作品力图表现直觉语言,从而在即兴,甚至在无意识情况下进行创作。日本设计师深泽直人就将自己的设计理念概括为“无意识设计”,即“将无意识的行动转化为可见之物”。纯粹的绘画语言同样如此,它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物象的原形似的东西,割断了艺术的大众图式,使画家更多的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寻找和创造一种感情符号的形式语言。这种感情符号的词汇往往带着这一代人独特的造型偏好和精神关照。以我最近创作的油画为例,我在构图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平面的色块做背景与柔和的女生造型形成虚实的对比,使色彩弥漫着朦胧宁静的调子与单纯的空间结构感,想微妙地传达一种都市女孩淡淡的虚无与木讷的气质情绪,这些视觉语言既符合我作品要表达的空间要求又符合传达都市女孩特有的情感目的,而画境的审美取向更靠近唯美。我知道个性语言必不可少的要依赖于个人的审美意识、文化修养等多方面的不断提升。我相信一个时代、一个文明,会接受与之相符的形象来适应,因为油画语言的个性与表达方式,在每个历史时期始终是艺术家们不断追求和探索的目标,对绘画表现语言的创新精神可以说是油画艺术发展的内驱力。
结语
个性化的艺术语言是画家自我生命与艺术历程的记录,也是画家自我话语的方式与途径。画语形式的选择成为画家的自我情感与内在心理世界的宣泄。如何获取和融合各种视觉语言演变的信息,包括艺术审美标准的提高和艺术观念的图式转换,都可以成为画家绘画语言的表现空间和舞台。在艺术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画家用什么样的绘画语言来阐释与表达,有着完全自由的选择,关键是作品的形式能否把画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显露出个性化语言的本体意义和被观者解读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个性宣言范文2
摘要:汽车动力总成是汽车振动的主要激振源之一,对汽车的乘坐舒适性有很大的影响,合理设计汽车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可以明显的降低汽车的振动和噪声,改善汽车的乘坐舒适性。
关键词:汽车动力总成 悬置系统 隔振性能
设计具有良好隔振性能的动力总成悬置系统是提高汽车乘坐舒适性和操纵稳定性及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环节。国内生产厂商多采用仿制的方法,致使国产车的隔振性能普遍较差,车内振动噪声特性不良,乘坐舒适性较差,这已经成为国产汽车普遍存在的品质问题之一。
1.动力总成悬置系统的作用
设计发动机总成悬置系统的目的是控制发动机动力总成振动向车身/车架的传递,悬置系统起到隔离振动的作用。动力总成悬置系统是用来连接动力总成和车身的弹性连接系统。在车辆设计开发中,合理地设计动力总成悬置系统,可以有效的降低动力总成产生的激励向车架和车身的传递。悬置系统主要是支承、限位和隔振作用。
2.常用悬置元件的结构特点及性能
2. 1橡胶悬置
橡胶悬置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较为简单,它一般由金属骨架以及硫化到属骨架上的橡胶组成,金属骨架的作用主要是防止橡胶悬置发生过大的变形和作为悬置的连接部分,橡胶可以提供内摩擦阻尼来衰减振动。由于橡胶悬置结构简单,制造方便,价格低廉,并且具有相当的隔振减振性能,目前在NVH性能要求较低的车辆上仍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2.2液压悬置元件
由于发动机的工作频带很宽,大约在10~500Hz范围内,因此要求悬置元件工作在低频大振幅时(如:发动机怠速状态)提供较大的阻尼和较大的刚度特性。在高频低振幅振动激励下提供低的动刚度和较小的阻尼特性,以衰减高频噪声。普通的橡胶悬置已无法满足上述要求。因此液压悬置是为了上述要求而开发出来。
3. 动力总成悬置系统隔振原理
因此由上式可知,只有当隔振系数
4.动力总成对悬置系统的要求及支承点
4.1动力总成对悬置系统的要求
①能在所有工况下承受动、静载荷,并使发动机总成在所有方向上的位移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
②能充分的隔离由发动机产生的振动向车架及驾驶室的传递、降低振动噪声。
③能充分的隔离由路面不平产生的通过悬置而传向发动机的振动,降低振动噪声。
④保证发动机机体与飞轮壳的连接面弯矩不超过发动机的允许值。
4.2支承点的数目及其位置
汽车发动机动力总成的悬置系统多采用三点或四点支承。支承数目主要是根据发动机类型(是汽油机还是柴油机),前后承载重量分配以及激振力情况而定的。采用三点支承的优点是不管汽车怎样颠簸、跳动,动力总成悬置系统总能保证各支承点处在一个平面上,这就大大改善了机体的受力情况。目前有很多汽车发动机即使是采用四点支承的也力求将飞轮端的那两点尽量靠拢,以达到三点支承的效果。
5.结束语
虽然近年来,随着企业对汽车动力总成悬置系统性能分析的专门人才、仪器设备的引进等方面有不小的进步,但是和国外大型汽车企业的汽车动力总成悬置系统性能相比,我国汽车行业还存在较大差距。面对这种现状,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包括:加快实现技术发展的战略转变、突出技术发展重点、完善技术创新模式、创造有利于技术发展的制度环境等。
参考文献:
[1]喻惠然,王长有等.CA6102型发动机悬置的研究.汽车技术.1992.1
[2]黄启勇.混合动力轿车动力总成置系统隔振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2007
个性宣言范文3
关键词:女性艺术 多视角 理论思考
性别意识是中国声乐艺术的热点话题,“在艺术创作中,性别差异,或者说,性别意识形态即使算不上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富意味的重要问题之一。性别,尤其是女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人和文明的首要问题。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对待历史、对待文明以至于对待宇宙的态度的一个缩影。要对历史、文明、文化,要对艺术文化关系进行探讨,同样取决于是否能认清这个因素。”
假如我们从文化和审美的广角,对女性声乐艺术在中国声乐乃至整个音乐表演艺术发展史上的艺术成就进行研究的话,便不难看出,其中有一些颇为有趣的现象。
纵观20世纪中国女性声乐艺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与审美的蜕变,虽然她们在社会生活以及艺术舞台上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但对于审美理想和艺术的追求是她们的永恒主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心中已经扎下了根。
由此,使得我们穿越时空联想到封建社会的女性,由于受到封建礼教以及传统思想、传统观念的束缚,她们封闭在极其有限的活动范围生存,“大家可能也知道昆曲《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这样的太守之女,她的生死缘起都因为一个梦。其实她做梦的地方并不远,就在她家的后花园。杜丽娘长到十六岁,竟然从没有去过自己家后花园,因为父母对她管教很严,除了让她勤习女工,还请来了一个腐儒陈最良教她读书。
但是,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杜丽娘读着‘关关睢鸠’,‘没乱里春情难谴,摹地里怀人幽怨’,她的青春突然间觉醒了。” 当然,事实上,这种觉醒仅仅是以梦幻的形式出现,也之能随着梦幻之美收场,最终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但哪个时候显然还不属于女性;只有男性才有资格享用。女艺术家又怎么样呢?比如女声乐家、女艺人她们仍然处在男性职业之外,20世纪初, “五四”运动的风暴,打破了对于女性长期不公平的腐朽陈规。作曲家、剧作家创作了大量需要女性参与的艺术作品,为女性提供了展示才能、享受外面精彩世界的“舞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宣传科学、崇尚西洋的时代,西洋声乐艺术伴随着其它艺术形式引入中国;诸多知识女性大踏步奔赴西方国家开始正规地学习西洋声乐艺术。西方声乐艺术的引入以及女性声乐家的大量出现,中国表演艺术舞台,开始出现了更多的艺术形式,比如有了戏曲艺术以外的声乐艺术,声乐艺术的出现,中国艺术舞台越来变的丰富多彩,一个争奇斗艳、绚烂夺目、星光无限的局面正在形成。
女性声乐家的出现,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重重清规戒律,她们的出现,向世人证明:女性的活动范围并不全是家庭而是像男人一样是社会公众;而社会、公众效仿和仰慕的不仅仅是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形象,还有杰出的艺术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吸引着社会公众眼球的女性声乐家、女歌手,以她们动人的歌唱、以她们亮丽的服饰、以她们美丽的形象引领着社会的文化潮流和艺术时尚;并不断的改变颠覆着艺术的审美。
与其它艺术门类如美术、文学艺术相比,舞台艺术似乎具备直接进入人们视线的优势,而女声乐家、女歌手更具备了与公众互动交流的“先天”优势和条件。这也正是当今舞台上,为什么女声乐家、女歌手比男声乐家、男歌手更容易出名更容易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吧。女性声乐艺术家、女歌手的大量涌现,不仅丰富和推动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历史,而且她们创造了20世纪中国声乐艺术的百年审美和属于自己鲜明的女性声乐文化史。从第一位跨出国门留学学艺的周淑安、20世纪初被称作声乐艺术界“四大名旦”的喻宜喧、黄友葵、郎毓秀、周小燕;到从延安走出来的王昆、李波、孟于、郭兰英、;再到建国初期走出国门的郭淑珍、邹德华、民族声乐百花园中的邓玉华、朱逢博、黄婉秋、才旦卓玛;流行歌坛的邓丽君、李玟、毛阿敏、那英、韩红以及当下人们所熟知的:殷秀梅、、宋祖英、吴碧霞等。她们在属于自己显著的位置上发挥着男性歌唱家所不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关于这一点正是需要我们从社会学、心理学、审美学研究问题之一。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声乐艺术的进步、声乐艺术的审美理想受到了来自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音乐复制以及网络音乐的无限制的传播、鱼龙混杂、名目繁多的选秀等音素的严峻挑战,但我们欣喜地看到:那些被称作是真正的歌唱家的新女性,崇高审美理想和艺术上的不懈追求,尤其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重要元素和基本的审美思想,似乎在女性歌唱家心中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
个性宣言范文4
关键词:专业硕士公共英语;课程设置;英语应用能力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2)02-0031-0005
1 研究背景
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专业学位教育发展总体方案》,为我国硕士、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未来十年的发展做出了战略性的规划。《方案》指出:到2015年要实现硕士研究生教育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战略转移,硕士层次的专业学位类别增加一倍左右;到2020年,实现研究生教育以学术型人才和专业型人才培养并重的格局(各占50%)。专业学位教育的生源从以在职人员为主转向以应届毕业生为主体的全日制生源结构。因此,随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然会带来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估等一系列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公共英语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主要课程之一,应当顺应转型期这一重大改革,进行配套教改,以适应国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以及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课程设置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桥梁,也是其他配套教学改革的必要依据,因此,本文将以此为视角,在分析学术型和专业型人才培养目标差异以及目前专业硕士公共英语课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语言课程设置理念,对专业硕士公共英语课程改革进行重点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为本领域的配套教改建言献策。
2 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人才培养目标差异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教育与学术型学位(academic degree)教育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两个重要方面,属于同一层次,具有同等地位和作用。学术型学位教育一直以来是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和渠道,培养目标具有明显的学术指向性,偏重理论和研究,主要为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培养教学和科研人员-,但在重视理论的同时也兼顾实践。专业学位是相对学术型学位而言的一种学位教育形式,重点培养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有特定的职业指向性,其特点是职业性与学术性的高度统一。
基于上述差异,就英语能力培养而言,学术型学位硕士的英语能力培养重点应落在学术英语及在学术领域的英语应用能力上,如国际会议英语、英语报告陈述演示、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而专业硕士的英语教学重点则应强调与未来职业发展相关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如联络陪同听说、会展英语口语、英语应用文写作等等,也就是培养学生在未来职场中用英语解决与英语相关的专业问题的能力。因此,专业学位教育的公共英语课程的设置在考虑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前提下,还应当充分体现专业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
3 课程改革相关研究和目前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3.1 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改革研究
专业学位课程建设在西方主要国家已相当成熟,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像我们的公共英语课程设置的相关研究,但是从整体上看,有两个特点值得借鉴,即: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和实践性。灵活性表现在①课程设置可以根据需要及学科最新发展进行动态调整(何妍,2009:41;张振刚等,2010:127);②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在一定的范围内灵活、自主地选择自己需要的课程,既包括本学科、也包括跨学科和跨校的课程,甚至是核心课程和专业课程,以充分满足多样化的个性需求(董俊红等,2009:63)。实践性指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设立与职业发展关联的大量实践课程,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技能(何妍等,2009:42;张振刚等,2010:128)。
在我国,由于专业学位教育过去一直不是主要的研究生培养形式,故相应的课程研究比较缺乏。大多高校并未将专业硕士公共英语课程与学术型硕士的课程分开设置,因此对前者研究的梳理必须从对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统称)改革的学术讨论人手。纵观始于本世纪初十多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既有共识,也有分歧。首先,多数学者认为现行《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教学大纲》(1993)已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呼吁对其进行修订;其次,在《大纲》指导下形成的传统课程设置也无力担负起新型人才培养的重任,应当进行调整和改革(罗立胜等,2000;谢忠明等,2009)。关于如何进行课程改革,有的认为应当根据各校人才培养目标、办学特色、学生需求和师资等具体情况而定,也有的认为应减少基础英语必修课时,加大选修课比例,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谢忠明,2009:36)。在课程设置特点方面,有“应用性说”、“综合能力说”和“文化素质说”。“应用性说”强调课程内容要突出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综合能力说”更注重英语综合素质培养,而“文化素质说”则认为掌握英语国家文化知识对研究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至关重要(陈海霞,2006:96;郭继荣等,2009:48;王效梅,2010:82)。在课程体系上,可以归纳为必修课一选修课体系以及模块体系。
3.2 专业硕士公共英语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除了部分一流重点大学外,目前我国多数高校研究生公共英语实行的仍是传统的基础英语必修课程体系,有的学校外加少量的选修课程。基于相关文献梳理和本人长期从事研究生英语教学及管理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设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课程设置与现行国家研究生培养目标以及社会需求存在错位或脱节现象;②课程结构不合理,主要为必修课,选修课不设或开设比重很小,有限的课时数难以同时满足基础英语必修课和诸多选修课的需要,使选修课的开设流于形式;③课程内容仍以英语基础知识教学为主,与本科阶段英语教学无层级性区别,与专业学习联系不紧密,缺乏应用性,无法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罗尧成等,2009:35;沈玉顺等,2000:71;张洁等,2005:45);④学生入学英语水平、学习兴趣、尤其是学习需求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已呈多元化趋势,但现有标准型、“一刀切”的静态课程体系无法满足学习主体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大大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浪费学习资源和时间(李静,2011:68)。
由于大多数学校并未将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公共英语课程分开设置,因此,上述四个问题也是专业硕士公共英语课程面临的共性问题。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尚未建立体现专业硕士公共英语自身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和配套的管理办法。
综上,笔者认为国内外已有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
提供了基础和有益的参考。然而,在国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新一轮改革背景下,针对专业硕士公共英语课程设置存在问题的深入研究较为鲜见。为此,针对该领域进行专门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4 专业硕士公共英语课程设置改革基本构想及可行性
4.1 “模块+选修”课程设置的理论依据
根据传统的课程设置理论,在课程设置决策的过程中首要考虑的是人才培养目标,其次是国家教育发展政策、社会需求、学生需求以及具体校情等要素(Skilbeck,1984)。一旦课程体系形成,通常处于比较静态的结构状态。如果其中影响课程决策的某个要素发生变化,一般难以及时调整课程结构,导致系统失去平衡。然而,现代课程设置理论更注重诸多要素在课程设置中协同发挥作用,强调其相互关系的平衡,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课程体系(coherent curriculum)(Graves,2008:3)。“和谐”课程概念是由R.K.Johnson在1989年提出的,该理念认为课程应具备非线性的特征,其各个影响要素彼此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适应和兼容,始终处于平衡的、动态的和谐状态(Graves,2008:147-181)。一旦彼此关系出现不协调,就会产生“失调”(mismatch)现象,这种“失调”会打破课程的“和谐”状态,直接影响课程结构的良性运转(陈坚林,2010:216),使课程目标的实现受到影响。而“和谐”课程体系的内部机制可以及时调整“失调”现象,使其恢复正常运转。
目前专业学位教育公共英语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就是诸多“失调”现象造成的,如社会对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及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培养目标的“失调”,“标准化”课程设置与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失调”,必修课与选修课需求的“失调”,语言知识能力进一步提高与应用能力培养需求的“失调”等等。在传统的相对静态的课程体系框架下,要解决这些矛盾是很困难的,因而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兼容多要素需求的动态、和谐的新课程体系,将这些“失调”现象降至最低。本文提出的“模块+选修”课程结构就是基于现代课程理念而构想和设置的,其最大特点就是能够灵活、动态地兼容和平衡各种影响要素,使课程体系达到“和谐”状态。
4.2 “模块+选修”课程设置指导思想和目标
以国家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各高校具体校情为依据,以社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为起点和终点,以“学以致用”为课程教学目的,尽可能地使课程内容与专业学习紧密相联,着力培养学生用英语知识解决与当下学习和未来职业发展相关专业问题的能力和素养,最大限度满足学习主体的多元个性化的需求,调动其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使其在研究生阶段均有机会按自己的愿望提升英语应用能力,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4.3 “模块+选修”课程结构体系和配套课程管理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调整目前课程设置存在的“失调”现象,我们建设性地打破了原有的基础英语必修课程体系,以课程模块取而代之,完全采用选修形式,配套模块学分和课程门数限制的宏观管理,突出课程的针对性、应用性、实用性和多元性(详见表1)。
打破传统的必修课程体系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①原课程体系能留给选修课的有限课时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和开设目的;②专业硕士生源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目前正在实现以应届毕业生为主体的全日制生源结构转化。众所周知,经过十多年的英语学习和考研时的过关斩将,硕士研究生入学时已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能力。当然,不可否认,仍有部分学生需要继续提高语言知识和技能,但是他们最欠缺的是对已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当语言能力达到基本水平后,语言水平的提高与应用能力的培养并不对立,它们可以相互并存、融合和促进。因此,传统语言知识型课程并不是语言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唯一渠道,而完全可以考虑将纯语言型知识技能课程与学科和专业相关的应用型课程嫁接。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提高在本专业领域运用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其英语语言能力也同时得以提升,这种基于专业内容的英语课程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的有效性早已在Kasper(1997)和Krashen(1985)的研究中被证实。这样的课程设置既避免了学习资源和时间的浪费,将有限的课时让位于专业应用型英语课程的学习,又能体现出研究生英语学习与本科阶段学习的层级性变化。
表1所示课程体系分为实用技能模块、专业英语模块和跨文化素质模块。这三个模块培养的能力涵盖了专业学位应用型高级人才所应具备的英语素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专业领域的听说读写译应用能力。所有模块课程均突出了应用能力的培养,并与专业学习紧密联系。如考虑到学生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未来发展需求和兴趣,模块(1)的课程群提供不同的听、说、写实用技能训练,如联络陪同听说、日常会话听说、会展英语听说、英语应用文写作、英语电子邮件写作等,以提高他们的英语应用技能水平。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需要专业人员直接与国外客商、合作伙伴、技术专家、学者等进行业务、工作、生活上的口头与书面交流,具有针对性的训练非常实用,这比传统的语言技能课程有明显的优势。各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增减课程。模块(2)注重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知识提升专业阅读和翻译的能力,他们未来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本行业国际前沿成果和发展动态的了解和把握,快速查阅译的能力为此奠定了基础。学生可根据自己所学专业选择相关课程和科普通识课程。模块(3)课程的学习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其中西文化贯通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事实证明许多专业人士在进行涉外交流时,由于跨文化素质的欠缺,造成双方误解或“文化休克”,导致交际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交际失败,由文化引起的错误是往往令外国人难以接受。
模块课程的宏观管理采用规定学分及选修门数的办法,这样既可以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亦能保证每位学生必须完成每个模块课程学习的学分和门数要求,以实现应用能力结构的平衡性、多面性和体系性。每个模块学分比例在总学分框架内各校自定,但建议前两个模块学分和门数要求高于跨文化素质模块。至于每个模块的选修顺序建议不要过多限制,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充分满足他们的意愿,但是教师可以适当给予指导。
4.4 “模块+选修”课程设置实施的可行性
该课程设置具备的以下特点增加了其实施的可行性,为解决专业硕士公共英语课程设置存在的一系列“失调”问题提供了思路:
(1)动静结合的机制:“模块+选修”在该课程体系中是相对静态的整体结构,它为兼容各种要素的需求提供了稳定的架构。而“模块”和“选修”分别又是两个动态的内部机制,可根据需要方便灵活地进行两者的内部调整,以满足诸如学校、专业、尤其是学生等的需求,可避免“失调”现象的产生,促进课程体系平
衡、动态、和谐地良性运行。
(2)传统必修课程结构的打破:传统课程结构中语言型必修课程通常占据了公共英语总学分或近2/3或3/4,因此可用于开设选修课的学时/学分数非常有限,无法真正实现选修课开设的目的。基于专业内容的应用型课程解决了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失调”以及语言水平提高与应用能力培养的“失调”。
(3)课程的应用性和实用性:各模块课程内容紧密结合学生专业学习和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提供“学以致用”的平台,注重培养他们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体现了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特色,避免了本科阶段课型的简单重复,使学生看到了研究生阶段英语学习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也实现了与社会需求和国家专业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对接。
(4)个性化需求的满足:该课程设置告别了传统的标准型、“一刀切”课程结构,采用“模块+选修”的构架,为学生个性化学习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每个模块中“菜单式”的课程可以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可以照顾到不同专业、不同兴趣、不同水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的应用型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可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5)模块结构的开放性:各个层次学校存在着办学特色、专业结构、教学资源等差异,模块结构方便动态和按需组合课程群,模块可以更换,内容可以修订,还可融入最新发展的内容。总之,模块结构兼容性很强,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学校的具体需求。
(6)课程管理的灵活性:各个模块内课程数可以根据各校条件和需要灵活增加或减少,模块所占学分比例可灵活调整,模块必选门数和学分也可视具体情况作出规定,可确定重点模块和每个模块的重点课程等。管理的灵活性还体现在一些共性课程可与学术型英语课程打通,如相同专业英语阅读与翻译及文化素质类课程,以缓解教学资源和师资不足问题。
个性宣言范文5
关键词:混龄教育;心理健康;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2-0120-02
一、问题的提出
针对选择性缄默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通过前一阶段的教育干预,我们的研究对象马某在各方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对于缄默幼儿来说,心理健康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幼儿的成长过程会出现许多不可预测的情况,往往教育研究在得不到有效的巩固之后会出现反复或倒退的现象。通过混龄教育,使其建立良好的品德习惯,能促进幼儿心理健康的全面发展。幼儿混龄教育作为一种把不同年龄段的幼儿混同在一起进行教育的组织形式,其对幼儿教育效果的影响是全面的,既包括幼儿认知能力又包括健康情感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现代幼儿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幼儿健全的人格和社会性方面的培养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因此通过混龄教育,使其建立良好的品德习惯,以促进幼儿心理健康的全面发展。
二、研究方法
观察法:为缄默幼儿建立个案并进行长期追踪观察,并对幼儿的神态、活动、语言等进行观察分析。行动研究法:创设情境,设计一些促进幼儿心理健康的系列活动方案与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等紧密结合起来。经验总结法:定期总结课题研究中的心得、体会与经验,并以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为支撑,不断提高课题研究的应用价值。文献法:借鉴国内外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和心理问题行为矫治措施。
三、研究时间
2011年9月―2012年6月。
四、研究对象评估
经过前段时间的研究,研究对象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在促进研究对象社会交往方面,缄默儿童的表现经历了反复和回归两个阶段,这表明该幼儿在心理上仍有一些波动,尚未形成本能的反应。其次,熟悉的集体环境缓解了缄默儿童的心理障碍,在自我意识和交往能力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只是与心理健康这个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五、具体干预过程
混合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一个班里,这个班就像是一个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孩子可以面对不同年纪、类型、能力、特质的孩子。在交叉互动之下,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尊重彼此的不同、互相包容及互相协助。孩子不光从教师这一方面获得知识,同时,他们在其他的孩子身上看到了不同阶段的成长结果,这也会成为督促自己追求进步的动力,较多的相互支持成为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源泉。
1.以大带小,培养幼儿自信心和主动交往的能力,体验快乐积极的情感。“大带小”活动打破了幼儿园封闭式教学模式,让孩子广泛地去接触不同年龄阶段的同伴。这对培养孩子社交能力也有一定的好处。陈鹤琴等教育家认为,儿童教育儿童有三个好处:一是儿童了解儿童的程度比成人更深刻;二是儿童鼓励儿童的效果比成人鼓励儿童所能获得的效果更为强大;三是儿童教儿童能教学相长。在缄默幼儿教育研究课题活动中,我们开展“大带小”的活动,以多彩的混龄教育,培养幼儿的自信心和主动交往的能力。
2.建立良好的品德意识,促进心理健康的发展。在幼儿交往的环境中,良好的品德及习惯的养成对于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品德包括:不怕困难、关心他人、责任感、合作交流等当面,这也将成为判定缄默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依据。
六、干预效果与分析
通过近一年的混龄教育活动,经过对比发现混龄教育活动对幼儿自信心、责任感、沟通、积极情绪体验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尤其是自信心方面,缄默幼儿要高于其他幼儿。
七、结论
我们明显感觉到研究对象的变化与进步。混龄教育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快乐,学习交往,养成谦让的良好品德,为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研究过程中,教师灵活地把握幼儿共性的教育目标,分析各年龄段幼儿的心理特点、综合考虑其知识结构,不仅提高了幼儿的交往能力、合作能力,更提高了自信心和自控能力。缄默幼儿在混龄教育中获得成功的体验,使积极行为得到强化。混龄教育为选择性缄默幼儿心理健康的教育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个性宣言范文6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在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对经营制度、领导体制、劳动就业制度、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产权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对企业中统称为工人阶级的各类工人的生活境遇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普通工人。1990年以来的大多数研究发现,在以市场化导向为目标的组织治理结构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获得(socioeconomicattainment )机制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再分配者,而不利于直接生产者。普通工人不但在收入分配,而且在企业资产权力的分配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成为最容易被剥夺和地位最不稳定的弱势群体,而管理人员或经理的权力在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得到极大的增强。
本文关注的是: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普通工人地位受损以及经理权威主义的崛起会导致工人什么样的行动回应。工人行动选择的逻辑是什么?这些策略性行为是否会发展成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工人作为社会行动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对中国的社会走势与改革前景会产生非常关键的影响,因此,对于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地位变化及其行动回应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改革进程与相关政策设计的把握,使改革能够真正朝着有利于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的目标发展。
二、研究思路与分析的理论框架
地位受损与集体行动倾向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宏观—宏观问题。本文在强调宏观层面的制度、结构因素影响的同时,在解释上主要是通过低于系统水平层次的个体行动选择分析来进行,并对个体行动选择的社会性结果进行分析,这一思路受到了科尔曼处理宏观与微观关系立场的启发(见图1)。
本文的分析侧重于制度环境与物质环境对于工人行动选择逻辑及其行动选择的形塑,试图通过经验研究将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之间进行有机的结合。
对于工人社会行动,特别是集体行动的研究和探讨,比较有影响的理论解释有五种:泰德·古尔的相对剥夺理论、斯梅尔塞的集体行动的决定要素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麦卡锡与查尔德等的资源动员理论以及马克思、列宁与葛兰西的集体行动理论。这些理论的概念与陈述可能各不相同,但其对集体行动原因的解释,基本可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比较强调个人心理及其特质因素,如相对剥夺理论与奥尔森对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另一种是比较强调结构(制度)因素,如斯梅尔塞、麦卡锡与查尔德以及马克思等的集体行动理论。这两种理论视角长期以来指导着对行动的分析,并存在着何者为先的争论。在对工人的行动取向进行分析时,本文提出了一个情境理性行动分析框架,试图在个体与结构之间进行联结。既强调对行动的分析要考虑个体的感受与选择,又认为这种感受与选择受制于制度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影响。
情境理性(contextboundedrationality )被维克托·尼等界定为“行动者的行动选择是受到嵌入于制度环境的成本与收益计算的影响”,但仅仅强调制度是不够的,市场供求状况、结构等物质环境要素对于行动选择同样施加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情境理性界定为:行动者的行动是在制度环境与物质环境及其形塑的资源框架下,进行成本与收益计算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在本文中,情境理性中的理性,强调行动者的偏好和目的受制于情境的约束,理性具有多样性与变动性,即随着约束条件与机会结构的变化,理性的内涵也会发生改变;情境理性中的情境,是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立场上的情境,结构对行动者有约束,但行动者在结构中不是被动的。在实践上,行动者的行动有一种权宜性取向,即根据情境选择适合自己的行动,选择的准则不是收益最大化,而是满意、合适。行动者在情境约束下权宜性地选择合意行动的现象说明了结构约束是有一定弹性的。
形塑工人行动选择的情境要素有三大类:制度环境、物质环境、由制度环境与物质环境交互作用形塑的资源。情境与行动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从动态的、过程的视角看,可以用图2中的图式来表示(见图2)。
三、研究对象和经验材料
普通工人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他们是具有认知能力(即有能力表现出作为社会成员理应具备的技能)和反思能力的行动主体,这种反思能力贯穿在日常行为流中,体现在行动者的推理意识和实践意识上,是情境理性的行动者。具体到笔者进行经验调查与个案访谈的企业中,普通工人主要是指具有工人身份并在企业中直接参与生产或辅助生产的人员。
转贴于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企业个案访谈与调查资料。
文章利用了沈阳、上海、太原、广西4个省市5个经历了各种制度变革(尤其是产权变革)的国有企业的访谈资料。
第二部分:各类人员的访谈资料。
第三部分:问卷调查资料。
四、基本发现:无集体行动
李静君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一些国有企业的调查,从阶级经历角度分析了工人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劳动政治。她认为“集体无行动(collectivein-action )”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政治形式,这种集体无行动表现为:冷漠、不合作、公共责任的侵蚀、积极性缺乏、缺工、工作场所的无效率。
对我们调查的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发现改制企业中确实也存在李所指称的集体无行动现象。
赫希曼(hirschman )对消费者行动的研究中将面对组织绩效衰减时消费者或成员的行动回应分为退出与呼吁两类,这使我受到启发。我把观察到的工人的应对行动大致分作三类:第一类:服从。服从是案例企业中工人最为普遍的行动选择方式。
一种服从是认同企业制度变革及其目标要求,行为上表现为合作与投入的主动服从。被访谈的企业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人都提到这是目前大多数工人所采取的回应制度变革及其结构性约制的行为方式。
另一种是消极服从。调查中发现,相当多普通工人的服从是消极的、无奈的。即工人虽然不抱怨,不退出,并服从制度安排对他的要求,但对企业制度变革的目标并不认同。
第二类:退出。退出作为一种行动选择在五个企业的工人中都存在,既有主动离开企业到市场经济中寻求新的获益机会的,也有在企业推行新的制度时权衡利弊以后的主动内退和待岗。
第三类:个人倾诉。个人倾诉是吁请(voice )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吁请主体看,可以区分为集体行动与个人吁请。集体行动是那些旨在改变规范与价值的集体努力,是一种利益组织起来的行动,请愿、联名上诉、集体上访等集体抗议是常见的集体行动。个人吁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采取社会抵制、程序抵制、机器抵制等行动来表达不满,在行动上表现为消极不合作、缺工、效率低下等,这种行动的集合大体相当于被李静君所称为的集体无行动。另一种是个人倾诉,指采取个人抱怨,向管理者、管理者的上级表达不满与利益诉求的行动。
总体来看,案例企业大量存在的行动选择是退出与服从(一种可以称之为积极的无集体行动的行动形式)。这里的无集体行动是指没有利益组织起来的公开的集体行动,其具体表现形式为服从、退出与个人倾诉。而之所以称其为“积极的”,主要是因为:第一,正是这些大量个体行动的集合构成了中国社会总体上的稳定,使得改革得以继续推行;第二,相对于集体无行动而言,服从、退出与个人倾诉作为情境理性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对于行动者个人以及企业制度改革目标而言是比较积极的。
五、情境理性的行动者——对工人行动选择的解释
(一)惩罚性正式制度与“守法逻辑”
根据正式制度对工人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影响,可以将其区分为惩罚性正式制度与预防性正式制度。
惩罚性正式制度往往具有压制、惩罚的作用,一旦发生了这种制度所不允许的行为,会受到法律、法规及其背后的支持系统(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的惩罚。在社会学中,惩罚性正式制度被看做是正式的社会控制,其主要功能是对越轨实行消除和遏制,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或国家法律。就其与集体行动的关系而言,基本上是一种消极的防范集体行动的社会控制机制。
惩罚性正式制度通过合法性机制对行动者的行动产生约束,合法性机制使行动者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形式、做法,行动者的这一行动逻辑可称为“守法逻辑”。
从制度指向的对象对于某种价值、信念、规范、定义体系的认可、支持而言,惩罚性正式制度下的“守法逻辑”是两种不同的合法性机制作用的结果。一种是承认制度变革及其相应的惩罚性制度安排的合法性,行动者因这种合法性而觉得没有必要进行集体行动,或把集体行动看做是违法的,好的公民应该守法。即行动者不是因为害怕不遵守制度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这样的制度是应该的,我把这种“守法逻辑”称作“认可惩罚性正式制度下的守法逻辑”(以下简称为认可性守法逻辑)。另一种合法性机制表现为行动者因为制度的强制性、威慑力而不敢进行集体行动,因为意识到一旦进行集体行动将会遭致惩罚,我把它称为“畏惧惩罚性正式制度下的守法逻辑”(以下简称为畏惧性守法逻辑)。
1.认可性守法逻辑
从企业层面看,工人对于惩罚性正式制度的认可主要基于其对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革的认可。不仅在岗的工人对于惩罚性正式制度的实施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以换取经济上的获益,即使是下岗的职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意识到工人利益的争取首先必须是这种利益的存在,如果企业效益很差,那么这种利益几乎无从谈起。
企业对效益的追求不仅使其强化了惩罚性正式制度建设,增加了对员工服从的要求,也在这种追求效益的过程中产生了大批下岗、待岗、内退人员,从1993年开始,在以增强国有企业效益为基础的制度变革、结构调整过程中,下岗这个人们曾经陌生的词汇,已经演变为如今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下岗成为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的常规性事件,也成为工人随时遭遇的事件,相当多的工人也在下岗、待岗事件的常规化过程中学会了适应。
从国家层面看,对惩罚性正式制度的认可主要是因为相当多工人认为集体行动不符合共享性规定,是违法的,好的公民应该守法。工人并不是害怕不遵守制度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这样的制度是应该的。
罢工、请愿、游行、静坐等行为被工人界定为是不合法的,是“闹事”、“坏事”,合法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工作或生活,在碰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或不顺心的时候,要选择其他的行动来化解,认可性守法逻辑下工人的行动选择将是无集体行动。
2.畏惧性守法逻辑
从国家层面看,惩罚性正式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某种其不赞成的、被界定为危及到社会稳定与安全的行动进行压制。任何国家都存在着一些压制或惩罚某种危及社会稳定、安全的惩罚性制度安排,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制度安排通过长期的理论教化与实践学习,使一些行动者充分意识到选择某种危及社会稳定的行动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行动者因对惩罚性正式制度安排的畏惧而选择制度允许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