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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1
其一，20年来，中美合作应对朝核问题的局面已为美国利用朝核问题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的新局面所取代。“亚太再平衡”需要朝鲜半岛适度紧张，奥巴马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表明美国不想解决朝核问题，而是将朝核问题推给中国，以此制造遏制中国的借口。“萨德”系统部署和南海仲裁成为美国一南一北联动遏制中国的两大重锤，比较而言，“萨德”问题较之更具不确定性，对我危害更大，中国将面临出现类似美俄因导弹防御体系争执而走向对抗的危险。
其二，美国成功利用朝核问题撕裂中韩关系、拉近韩日关系。韩国执意追随美国部署“萨德”，使其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的政策出现了向联美制华方向逆转的趋势。韩日关系也出现接近的迹象，美国缔造东北亚“小北约”的战略意图有可能实现，东北亚政治安全格局出现新的冷战危险。
其三，朝鲜加快发展核武和导弹试射步伐，新的朝核爆可能性依然存在。第四、第五次核爆改变了朝鲜所处的战略被动地位，朝鲜再次成为世界舆论的中心国家。“萨德”问题使朝鲜更处主动地位，2016年成为朝鲜进行核爆和导射的最佳时机，朝鲜需要抢时间使核武水平进一步提升，增加其今后谈判资本。
其四，中国对半岛应对政策处于困难时期。朝鲜两次核爆，美朝都是赢家，达到了各自的目标。韩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倒向美国的态势十分明显。中国与美国合作20余年，共同筹划六方会谈，参与联合国对朝经济制裁，付出重大代价，但未能解决朝核问题，却使中朝关系下降至历史低点，而且不断遭遇美国等对中国制裁不力的指责，美韩甚至决定部署“萨德”，危害中国国家利益，打乱东北亚安全平衡。中国对朝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急需调整。
其五，中国国内对朝认知出现空前混乱。由于美韩媒体对于中国舆论界的大规模渗透，大量不实的、攻击性的、甚至造谣性的朝鲜信息，通过中国媒体转载的方式充溢中国，误导中国学界和民众的对朝印象和对朝态度，舆论界出现了“抛弃朝鲜”“朝鲜战略地位消失”“朝鲜崩溃”“中韩结盟”“对朝动用联合国军事条款”“有条件支持外科手术式清除朝核”等违背我对半岛和平和南北平衡基本战略的言论，不仅干扰和影响了中国对朝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破坏了中朝间的互信，而且也误导了韩国对于中国半岛政策的认知，提出要求中国支持以韩为主导统一朝鲜的不切实际的交涉，一旦这些无理要求不能满足，便直接导致他们怨恨中国，倒向美国。
其六，半岛“硬着陆”危险上升、“不着陆”已成定局。半岛危机出路有四，“全着陆”即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近期可能性为零。“软着陆”即中国主张的无核化与和平机制转换并举方针，但一时难以实现。“硬着陆”即以战争方式解决半岛问题，可能性尽管不大，但有明显上升趋势。“不着陆”即双方长期对抗，现已成定局，且愈演愈烈。
对于中国调整对半岛政策，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对半岛问题需要有统一的国家意志。不能众说纷纭、无所适从。
第二，朝核问题长期化已成定局，无核化需要分步走。在朝鲜安全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坚持要求朝鲜弃核，或支持美韩以朝弃核为谈判前提，既不合理，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反而导致中朝核心利益的对抗。中国应主张全面落实六方会谈9.19声明的基本方案，明确主张分阶段实现半岛无核化，现阶段的目标是说服朝鲜实现“冻结核计划”与“严防核扩散”，同时要求美韩停止挑衅性的军演威慑和过度的经济制裁，营造双方谈判的适当气氛。
第三，朝核问题说到底是美朝之间的问题，美国应承担主要责任。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半岛适度紧张，不急于解决朝核问题，反利用朝核问题实现自身的战略意图。中国须在对美交涉中坚定立场，巧妙进行战略利益交换，如果美国不接受按中方要求重返六方会谈，不停止“萨德”部署，继续渲染战争威胁，制造紧张空气，中国就没有必要再配合美国的对朝制裁行动。中国应适度加大对朝非核物资的支持力度，加快两国的经济合作步伐，牵制美国“亚太再平衡”，缓解我国在东海、南海承受的军事、外交压力。
第四，中国须在美朝、韩朝间实行更加平衡的政策，更好发挥“中间人”和“调解者”的作用。要使朝鲜认识到“弃核”比“拥核”更有利于其长远国家利益，同时也需要以明确态度坚决反对美韩对朝进行武力威胁，更要反对美韩部署“萨德”，加剧半岛动乱和战争气氛，破坏东北亚安全建设。
第五，中国须在联合国将对朝经济制裁与停止“萨德”部署挂钩。中美合作通过联合国对朝实行制裁，效果不好，并使中国利益严重受损。美韩扭曲联合国决议的基本精神，部署“萨德”，严重损害中国利益和东北亚安全平衡，成为诱导朝鲜再次进行爆炸的理由和根据。因此，在联合国安理会即将再次讨论对朝经济制裁时，中国必须坚持与美韩停止部署“萨德”同步进行。如果美国坚持部署，中国应断然否决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为了表明中国对无核化的立场，中国可以单独宣布对于朝核问题的反对立场和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坚定态度，并单独宣布实施对朝经济制裁措施。
第六，中国须继续发展与韩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避免东北亚“小北约”出现。要让韩国对其政治转向、危害中国安全利益的举动付出代价，但政治与经济应适度分离。中韩密切关系的建立是双方长期努力的结果，有利于两国的长远利益，不能因部署“萨德”问题而瞬时改变。
第七，中国须适度超越朝核问题，尽快实现中朝关系正常化发展。中朝之间既有分歧点，但也有大量的共同点。在坚持半岛无核化的同时，须认清朝鲜是中国在东北亚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必经之路。应将朝鲜纳入中国东北经济发展圈，推动朝鲜融入东北亚国际合作；推动中朝经济合作与振兴中国东北大局实行联动，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在东北亚腹地建设一个新经济增长点，形成一块新的高速发展的热土，不仅使之成为朝鲜经济起飞的开端，也可为中韩俄日诸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为中国的东北振兴提供新的动力。朝鲜融入国际社会和经济开发取得成功，也可能会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开辟一条新径。中朝共同建设和共同管理的朝鲜罗先自由贸易特区已经为中韩经济合作发展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中朝经济合作大可作为。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2
导语：相信在未来进行设计时，三星将会采取更为保守的方案，多采取成熟的技术，从而规避风险。然而，这样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不可避免地丧失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这恰恰是三星高层不愿意看到的。
自从萨德入韩之后，朝鲜半岛这个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就一直成为国际舞台瞩目的焦点。最近，这个焦点又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9月 2 日，韩进海运在美国新泽西一家法院提出了破产保护申请。其后，其又计划在全球 43个国家寻求破产保护。韩进海运是全球第七大、韩国第一大的班轮运输公司，而截至去年底，韩进海运债务超过6.6 万亿韩元（约合 59 亿美元），今年上半年韩进海运累计亏损 4730 亿韩元。如果说韩进集团破产对于韩国经济来说一场飓风，那么三星手机的召回事件则不啻是地震加海啸：上市刚超过两周 Galaxy Note 7手机即被宣布召回，9 月 2日三星公司宣布，将同步在已经发售的十个市场，停止 Galaxy Note 7的销售工作。一时间，原本不景气的韩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手机电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这次召回事件源自美国。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9月15日发表声明，宣布由于三星 Galaxy Note7手机电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决定召回美国市场约100万部该款手机。该委员会当天在声明中说，Note7手机电池存在会过热和起火的问题，给消费者带来严重安全隐患。迄今这款手机在美国境内一共接到92起电池过热报告，包括25起烧毁报告，55起涉及财产损失，如导致汽车和车库内起火，委员会建议消费者立即停用该款手机并关机。
三星美国公司同日在声明中说，三星与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合作，启动手机自愿召回和更换项目。消费者可以在三星官网输入手机序列号，查询手机是否属于召回范围。美国联邦航空局上周发表声明，“强烈建议”乘客在登机后不要启动Note7手机或为其充电，也不要把手机放在托运行李里面。纽约大都会运输署13日要求旅客不要在巴士、火车、地铁等公共交通上使用Note7手机或充电，而应关机。由于Note7手机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因电池缺陷造成的爆炸和起火事故，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已宣布自9月2日起，召回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共250万部Note7手机。
三星方面称，该事件目前对中国未产生影响。近日，中国三星电子官方声明――为保障消费者的放心使用，将在部分国家，针对Galaxy Note7可能存在的电池隐患进行主动更换。9月1日起在中国市场正式发售的国行版本，由于采用了不同的电池供应商，而不在此次更换范畴，中国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
而对于此种说法，三星相关人士称：“三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会都采用同一电池供应商，会根据当地特色和资源选择合适的供应商，这次中国的电池并不存在问题，所以产品没有受到影响。在中国的发售计划不会改变。”据了解，此次Note 7系列的电池供应商有两家，分别为三星旗下的SDI，和中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TL）。其中，有70%电池由SDI生产，30%来自于ATL。而此次出现问题的是SDI出产的电池，而国行版Galaxy Note7的供应商为ATL，因此电池不存在安全问题，不予召回。
然而，三星公司高兴得有些早。有中国网友随后称，自己在京东购买的国行三星Galaxy Note 7珊瑚蓝版本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电池爆炸燃烧事故。该用户称，事故发生时，手机并未在充电，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然后机身出现晃动，手机被丢到一边后发生了爆炸。继第一例珊瑚蓝版Galaxy Note 7在中国发生爆炸后，又有一款国行金色版Note 7发生爆炸。
国行Note 7电池供应商ATL、三星官方接连声明，称检测结果显示该产品损坏是因外部加热导致。其中，ATL在声明中称，经过初步研究，判断样品的燃烧与其生产的电池无直接关系，推测发热源来自于电池本体之外，很大可能存在其它因素引起的发热问题。而三星电子中国公司则表示，三星电子研究所、品质检测部门对产品进行了详细分析，检测结果显示该产品损坏是因外部加热导致。爆料人却不认可三星的说法，并声称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苹果得意，三星失意
此次三星召回事件绝对是一件大事。就短期而言，该事件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最明显的影响是，苹果公司将从中受益。美国网络调查公司SurveyMonkey对507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拥有三星Galaxy Note 7手机的消费者希望获得退款，而不是新机。这项调查表明，“炸机门”显然对消费者的选择造成了影响。共有35%的受访Note 7用户希望退款，还有26%表示将会购买iPhone。（但SurveyMonkey并没有询问消费者是否会选择其他非三星品牌的手机。）另有2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选择不同的三星手机。最引人注意的是，只有不到五分之一（18%）的受访者表示将继续使用Note 7。
如果消费者果真言行一致，三星可能会支付不菲的退款金额，还有可能损失数百万的智能手机销量。韩国投资公司IBK Investment & Securities分析师李胜宇表示，得益于三星召回Galaxy Note 7，iPhone 7今年的销量有望达到1亿部。李胜宇称：“毋庸置疑，三星在召回Galaxy Note 7的同时，为竞争对手苹果加了分。美国消费者安全协会建议用户停止使用Note 7，以及爆炸事件的持续上演，这些将导致用户转而购买iPhone。”IBK Investment & Securities称，韩国供应商之前已经获得了8000万部至8500万部iPhone的零部件订单。但如今，这些订单又增加了17%至25%，意味着到今年年底，iPhone销量有望突破1亿部。
同时，三星公司将因此蒙受巨大损失。Galaxy Note 7手机的全球召回预计将导致三星损失超过10亿美元。一些分析师认为，三星公司可能因此损失近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4亿元）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三星开始出售所投资科技公司的股份，以筹集现金。三星周日表示，已出售硬盘厂商希捷、芯片公司Rambus、半导体制造设备厂商ASML，以及日本电子公司夏普的股份。
由于发生了电池起火爆炸事故，三星本月宣布，将召回250万部Galaxy Note 7手机。三星没有披露，这些股份出售将带来多少现金，但筹集这些现金将有助于应对召回事件所需的成本。在李在F的带领下，三星正在剥离非核心资产，筹集现金。三星目前正寻求开拓生物制药等其他领域。三星表示，已出售所持全部的希捷4.2%股份，以及所持全部的4.5% Rambus股份。
此外，三星出售所持一半的2.9% ASML股份，以及全部的0.7%夏普股份。由于手机召回事件，投资者开始抛售三星股份。9月9日，三星市值缩水了超过100亿美元，而随后的周一再次下跌159亿美元。9日（周五）和12日（周一）两日三星电子股价已经累计下跌11%，市值蒸发2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70亿元），创下了两个月以来的新低，13日股价有小幅回升。三星Note7电池供应商SDI股价也大跌6%，创下5个月来单日最大跌幅。
将采取更为保守的方案
一直以来，三星就是韩国人眼中的“天下第一”，它撑起了韩国GDP的五分之一，寄托了5000万韩国人的科技大梦。路透社曾报道，三星董事长李健熙一“咳嗽”，整个韩国都会“感冒”。此次三星召回门事件可不仅仅是感冒那么简单。就未来而言，
就未来而言，三星将会采取相对保守的技术发展路线。三星Galaxy Note 7与上一代相比电量扩大了500毫安，但电池的体积却相对缩小了，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三星SDI电池应该采用了改进技术”，但该技术没有经过足够全面的检验。而这也是时间的问题，快工难出细活。据专家陈立桅介绍，手机电池使用的锂离子电池，是通过锂离子在正极与负极之间的来回运动而实现电池的充放电功能。在充电时，充电器的电流将正极中的锂离子赶了出来，这些锂离子经过正极与负极之间的电解液“游”到负极中；而放电时，这些锂离子又从负极中经过电解液“游”回正极中，为手机工作提供了电能。在这个过程中，正极与负极一定不能直接接触，否则就会发生短路，造成电池的异常发热，甚至会导致起火爆炸等危险。
推测，这可能是手机厂商为了提升电池的体积能量密度、延长手机电池续航能力，而采用了更薄的隔膜材料，但是由于对隔膜材料质量控制不严或者工艺缺陷，导致隔膜局部变薄，不能有效隔离正极与负极，从而造成了电池的安全问题。萝卜快了不洗泥，三星这次可算是尝到了苦头。相信在未来进行设计时，三星将会采取更为保守的方案，多采取成熟的技术，从而规避风险。然而，这样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不可避免地丧失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这恰恰是三星高层不愿意看到的。
三星恐怕会盛极而衰
可以想见的是，三星手机在华市场占有率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三星公司在此次的召回门事件中对华公关工作实在算不上成功：先是言之凿凿说在华销售的手机无质量问题，紧接着就发生中国客户指控手机爆炸。而三星公司则态度强硬，指责客户用微波炉加热导致手机爆炸，客户则反呛三星公司，愿意诉诸法律解决问题，三星公司则不回应。在形象上大大失分。
深圳市消委会对召回门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并于9月20日向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发送了公开质询函。深圳市消委会在给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函中提出三点质询：第一，为什么在同样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在欧美等市场全面召回该款手机，而在中国大陆市场却没有实施全面召回？第二，为什么在国家质检总局的约谈下才开始有限召回，且仅召回了1858台问题手机？第三，为什么在中国市场实施了有限召回的情况下，还发生了多起爆炸事故，发生爆炸事故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深圳市消委会的质询可谓掷地有声，义正词严。截止笔者发稿时，三星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在萨德事件导致的中韩关系对立的情况下，三星公司还采取这种强硬，甚至有些蛮横的态度，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可想而知。这必然导致三星手机在华市场份额的下降，并有殃及三星其它产品的可能性。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3
尽管有一些不利因素，但是由于相关行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异氰酸酯市场依然是非常有诱惑力的。目前，国内一些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化工企业都已将异氰酸酯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遗余力地研制开发，国外异氰酸酯及其下游产品生产企业进军中国市场也已呈不可阻挡之势。
国外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其目的可能不仅是占领市场和降低生产成本，还可能有避免被指责倾销的意图。但不管怎样，国外异氰酸酯及其下游产品生产企业进军中国市场已成定局。
异氰酸酯，一种听起来很专业，但实际上就在人们身边广泛应用的原料，正在中国获得迅猛发展。汽车饰件、建材、电器、家具、浆料、鞋底、氨纶等都在大量使用异氰酸酯，特别是TDI（甲苯二异氰酸酯）和MDI（二苯甲烷二异氰酸酯），二者主要用于生产软（硬）泡沫聚氨酯、聚氨酯系列胶粘剂和密封剂、聚氨酯系列涂料和弹性体。异氰酸酯行业无疑是中国化工业目前最具活力、前景不可估量的亮点。
据《中国经济》了解，目前，国内一些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化工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将它作为新的效益增长点，而沿海一些化学工业园区则将异氰酸酯生产作为当地重点项目积极引进。同时，国外企业也对中国市场异常关注，一些大型化工企业如巴斯夫、拜尔、亨斯迈等已经在中国落户生产异氰酸酯。
投资热潮：透出市场尚未饱和
今年1月10日，商务部公告，公布了甲苯二异氰酸酯倾销期中复审裁定，对原产于日本、韩国的进口甲苯二异氰酸酯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反倾销税税率为：日本三井武田化学株式会社12.45%，其他日本公司60.02%。韩国东洋制铁化学株式会社4.05％，韩国FINE CHEMICAL株式会社5.08%，巴斯夫有限公司15.78%，其他韩国公司61.14％。这起反倾销调查起于2002年5月，当时，原外经贸部公告，决定对来自于美国、日本、韩国的进口TDI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国内外对此的竞争可见一斑。
沧州大化对于反倾销税税率的提高非常高兴，其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公司TDI产品价格与国外产品价格差不多，此次提高税率将对公司相关业务的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世华财讯分析师仇华表示，由于目前TDI市场国外厂商占主导地位，短期看税率提高显然将变相提高进口TDI价格，从而提升整个市场产品价格，显然对国内厂商有利。国金证券分析师蔡目荣认为，沧州大化已经完成TDI产品生产能力由2万吨提高到3万吨，初现规模效益，预计公司2005年净利润为1.08亿元，比上年增长27.3%，每股收益预计为0.418元，2006年同比有望增长2.51%。
对于这一消息，企业欢迎是理所当然，而证券公司反应积极则透露出对该行业的乐观展望。2005年异氰酸酯及相关原料市场与技术会议上，一个新的亮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参加本次会议的证券类公司与以往此类会议相比，数量明显增多。在众多的如巴斯夫、亨斯迈、烟台万华等异氰酸酯及相关产品的厂商中，国泰君安、东方证券、中银国际证券等分外显眼。据这些证券公司的参会人员表示，目前国内异氰酸酯发展得如火如荼，而生产异氰酸酯的厂家上市的也不在少数，例如烟台万华、沧州大化、蓝星化工等，其规模和影响对于股市来讲是不可轻视的。证券公司本次参会的目的就是想与这些上市公司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了解这些公司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以便分析。
烟台万华是国内异氰酸酯生产企业中最大的上市公司，该公司是国内惟一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MDI生产线的企业，自称产品供不应求，而且在宁波大榭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投产16万吨MDI生产项目。公司有关负责人说，MDI生产线技术含量非常高，一般企业根本没能力涉足。
专家预计全球未来MDI需求量将以年均6.5%至8％的速率递增。由于中国MDI的生产能力低、产量少，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生产需求。据预测，未来几年，中国MDI需求年均增长率为12％。
看好国内异氰酸酯市场的化工企业不止烟台万华一家。河北沧州大化集团公司在沧州临港化工园区内的年产5万吨TDI项目去年11月17日开工建设；老牌军工企业银光聚银公司除了扩建自己的TDI生产线，还在辽宁葫芦岛市上了TDI项目。
从上述开工建设的异氰酸酯生产项目可以看出，沿海地区的化工园区也把此类生产项目看作发展区域经济的优质项目。据生产企业透露，这些化工园区所属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对项目非常欢迎。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地方政府看到了异氰酸酯产品庞大的市场需求，从2006年开始，将有6套异氰酸酯原料生产装置投入运营。
不过，上海化学工业区引进的这6套生产装置并非来自国内企业，而是由国外大型化工企业投资兴建的，其中有4套来自拜尔，另外两套来自巴斯夫和亨斯迈。日本普利司通公司也看中了中国不断发展的汽车工业对聚氨酯泡沫的需求，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公司汽车配件分厂合资成立了广州普利司通化学品有限公司，新工厂计划在2005年底完工，其聚氨酯泡沫年生产能力将增加五倍。国际级化工企业德固萨也迈出了其在中国扩展计划中的重要一步――投资建设一个负责新产品动态的部门，预计第一个项目是在2006年的聚氨酯项目。
国外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其目的可能不仅是占领市场和降低生产成本，还可能有避免被指责倾销的意图。但不管怎样，国外异氰酸酯及其下游产品生产企业进军中国市场已成定局。
安全：企业综合实力的较量
去年底，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府网站的市长信箱栏目里刊登了一封市民来信，标题是“坚决反对锦西化工厂上TDI项目”。市民反对该项目的原因是：TDI生产需要有剧毒的光气，在团山子村建设TDI装置对葫芦岛市区及其周边村民威胁极大。信中说：“生产过程中一旦（光气）泄漏，葫芦岛将成为第二个博帕尔。”
这个TDI生产项目就是由银光聚银与锦化化工集团合资建设的，一期工程投资9.6亿多元，TDI年生产能力5万吨。葫芦岛市环保局对上述来信作出答复，表示该项目应对事故“采用自动控制系统，自动控制系统采用DCS控制系统和独立的紧急事故连锁系统，投资500万元，可以保证生产控制的先进性和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还列举了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的措施，并承诺安全距离内的居民动迁安置工作由政府出资办理。
像这样的市民来信和政府答复可能会越来越多，上海化学工业区从今年开始，将有6套光气生产装置投入运营，其网站上有不少人询问光气的安全生产问题。因为正如市民信中所说，异氰酸酯的生产需要大量使用光气。光气是一种剧毒、易爆、有腐蚀性的气体，一旦泄漏，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光气的生产原料是一氧化碳和氯气，同样是两种非常危险的化学品。
正如巴斯夫的有关负责人所说，全世界每年因为使用电热水器淋浴而死亡的人有成千上万，可是没多少人在乎，但是，只要有一个生产光气的工人死亡，全世界都会注意到。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博帕尔化学品泄漏事故的影响太大了。
中国目前有关于光气生产的国家标准，比很多发达国家还要严格，而且禁止运输光气，因此，光气使用企业只能自己生产光气。鉴于中国对安全生产的高度重视和近年来几起影响大面积地区的化学品事故的发生，一旦哪个异氰酸酯生产企业发生严重的光气泄漏事故，这个企业，乃至这个地区此类企业的前景将会非常暗淡。
据《中国经济》了解，国外企业都对安全生产非常自信。巴斯夫总部的办公楼与其光气反应装置仅相距200米，亨斯迈的某厂区光气装置与居民区仅一墙之隔。去年，中国化工安全卫生技术协会和国际异氰酸酯协会在杭州举行了光气安全研讨会。国际异氰酸酯协会有22个会员单位，这些会员单位的TDI和MDI产量占全球的98％。会前，国际异氰酸酯协会还向中国光气生产企业发放了安全状况调查表；会上，一家国外企业向每位与会者赠送了一盒光气安全试纸，估计每盒价值超过1000元人民币。很明显，国外企业不仅是在向中国政府和企业显示自己的实力，而且有意向中国企业提供光气安全防护用品和相关服务，以获得额外的收益。
国内企业也不甘示弱。烟台万华利用从国外学来的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方法，改造了MDI生产工艺流程。银光聚银在其TDI生产线的核心部分――光气室发生爆炸并导致整条生产线陷入瘫痪后，在复产工程中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技术改造，使TDI生产线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据业内人士透露，银光聚银也在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气安全防护用品，并已经取得成功，但现在仍保持低调。另外，国内已经有科研单位正在研究非光气法生产异氰酸酯，旨在提高异氰酸酯生产的安全性。
中国化工安全卫生技术协会理事长万世波认为，中国异氰酸酯生产企业与国外同类企业相比，工艺、装备和管理方面都有差距，生产同样多的产品，中国企业用人比国外企业多，所以安全成本也比较高。
市场：需要更加规范和稳定
2005年被认为是中国异氰酸酯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一年，2004年聚氨酯行业爆炸性发展，2005年异氰酸酯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随着国内多套MDI和TDI等设备的相继扩建、新建，如何更好的协调发展中国的异氰酸酯行业成为国内外市场人士所关注的热门话题。另外，从2002年异氰酸酯开始反倾销以来，行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但下游行业的倾销行为仍影响国内异氰酸酯行业的发展。
2005年2月23日，商务部正式收到山东烟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和绍兴龙山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国内产业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氨纶进行反倾销调查。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之中。可见，中国异氰酸酯及其下游产品市场稳定和完全建立规范秩序还需要一定的时日。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4
一、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流的影响
1.货币的贬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币的该国资产的价格、市场上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名义工资，从而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经营成本。来自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的投资者能够以较少的资本在这个国家建厂、办公司或并购，以较少的投资做较大的生意。许多跨国公司把一部分生产放在弱货币或币值被低估的家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汇率的变动。某些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这一时期不断贬值，这使在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变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泰铢大幅贬值，在巨额短期外国资本逃离泰国的同时，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反而猛增。泰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使外国投资者并购泰国的企业变得十分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泰国的资产比危机前要便宜得多。
从表1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1997和1998两年中泰铢大幅贬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兑换25泰铢，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这一年，一美元能兑换31泰铢，1998年一美元已能兑换41泰铢。我们也发现在泰铢大幅贬值的同时，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直线上升，1996年为23亿美元， 1997年为39亿美元，1998年达到73亿美元。由此可见，泰铢贬值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货币的大幅贬值或低估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别国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会变得很贵。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本来就弱，货币的国际购买力较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十分困难，若货币再大幅贬值就会给对外直接投资雪上加霜。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的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货币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但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这一论点可从日本的情况中得到证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 1970年一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汇市场上一美元却只能兑换94日元。日元的升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使日本投资者在国外能较容易地进行企业并购、开公司和建厂。在上的一段时期，由于日元价值低估，日本的曾长期从产品出口中获利。自从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国内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就开始大举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部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货币处于弱势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能继续保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计量数学模型的测试结果显示，在1977年到1997年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呈正相关（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这段时期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见日元升值是一个可用来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阻碍了外国在日的直接投资。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日的直接投资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日本境内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变得越来越昂贵，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国家。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3478亿美元，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21亿美元，两者之比为28.74：1.然而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7096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达到7633亿美元，两者之比为0.93：1.英国此比为1.52：1，法国为1.43：1.计算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在此期间流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
一个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会减少在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情况之中，而且也适合其他国家。根据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 ho）和比德·易萨德（Pe- ter Isard）1997年的结果，在APEC地区实际汇率升值 10％将造成相当于o，25％的GDP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某个APEC地区的国家的GDP为 10000亿美元，该国的货币升值10％会减少2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来直接投资输入的影响
1.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促使外来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2、1993和1994这三年外来直接投资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况的出现首先应归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离不开我国改善投资环境的有效努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笔者用计量经济数学模型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增加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呈正相关，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很高。以下为计算结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为相关度
从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一个可对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进行解释的因素。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981年1美元兑1.7050元，1993年官方汇价为1美元兑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官方牌价与调剂价并轨，汇率变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对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达到338亿美元。从199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小幅上调，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逐渐减弱，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幅也开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动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其中以日本的情况最为明显。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变动之间的相关性的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1999年时期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化呈正相关（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时期该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们注意到从1989年到1995年期间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兑换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兑换8.9225元。在此期间伴随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我们发现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样在快速地增长。1989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有3亿5千6百万美元，但到了1995年却达到31亿1千万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见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对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明显的。
2.人民币的升值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从近几年欧元区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动可以说明人民币的升值会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人的减少。1991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以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不断下跌，从1欧元兑1.18美元跌至1欧元兑0.84美元，欧元的大幅贬值使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输出大国德国和法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下降。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也带动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欧元区的德国和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 1999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可是在这三年中，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多的增加，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货物出口能力不断提高，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近年来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提升，我国的国力在不断的增强。然而根据我们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大幅上升必然会造成流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减少，而且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已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企业也会变得举步艰难，它们会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5
摘 要：中国民歌演唱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文章针对中国民歌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探寻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民歌的必要性，探讨我国民歌演唱的基本形态，美声唱法与原生态唱法的区别，以及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民歌对推动音乐艺术繁荣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民歌；原生态；美声唱法；演唱；基本形态；意义
中图分类号：J6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2.04.022
作者简介：刘 媛（1979～），女，新西兰堪特伯雷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硕士（master of music），武汉大学艺术学系讲师（武汉 430070）。
收稿日期：2012-05-23
一、我国民歌的当今形态
中国民歌多种多样，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方式。如果按照地域划分，则可以北方黄河与南方长江为中心，分为北方民歌和南方民歌两大类。另有学者认为，民歌应该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和民谣[1]等四大类。有的分类方法则更为细致，仅汉族民歌以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就分为十大类：即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田歌、渔歌、茶歌、秧歌（包括灯歌）、风俗歌、儿歌、摇儿歌。但是，最平常的分类大致可分为号子、山歌和小调。
从目前情况看，由于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民歌正在失去其存在的根基，如传统“号子”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当使用大机器代替了劳动力时，这类劳动中传唱的歌曲逐渐消逝。山歌因其语言韵调有明显特点，有其浓郁的地方色彩，如陕西的信天游，甘肃、青海、宁夏的花儿，苗族的飞歌，蒙古族的长调牧歌等，但是这些由于中国目前人口流动的大量增加，也逐渐失去它原有的色彩。小调也如是，由于其产生于城镇，反映城镇的生活曲调，如卖货郎、锯大缸等，然而随着城镇生活的改变，这些内容丰富的小调，也逐渐消逝。因此，对中国民歌的收集整理，已刻不容缓。
中国民歌是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社会、民风民俗的重要窗口，具有很强的人文研究价值。现在主要流传和演唱的民歌很多，它们不仅旋律优美，更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结晶。无论是在广播电视还是晚会庆典等活动中，作为民族文化艺术的象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手段，民歌都在以各种形式出现：（见表1）
二、民歌的搜集与整理
实际上，对我国民歌的收集，最早出现在周代《诗经》中的《国风》。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多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春秋战国时期，诗人屈原等人，对楚国民歌进行搜集整理，加工创作新词，称为《楚辞》。西汉时期的“乐府”就大量收集了民歌。唐代民歌的搜集与创作也相当繁盛。到了宋代，民间产生的讽刺性歌谣增多。而元代，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了。明清民歌是继承历代传统而获得空前的发展，尤其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城乡中小曲、山歌、号子等各种民歌兴盛，流传甚广。明代文人冯梦龙（1574-1646年）搜集编纂整理刊布有《挂枝儿》和《山歌》两部民间时调歌曲专集。《挂枝儿》大都是江南人依北方俗曲所作，其中的情歌常写得热烈而曲折深细，生活的真实感极强；《山歌》以描写男女私情为主。明代中叶，颜自德选辑、王廷绍编订的《霓裳续谱》，选录了当时流行于北京、天津的俗曲唱词；明代其他重要的民歌集还有《四季五更驻云飞》、《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赛驻云飞 》、《玉谷调簧》等。清代重要的民歌集有华秋苹编《借云馆曲谱》，其刊于嘉庆二十三年，用工尺谱记写了十首俗曲曲谱，谱中所收《三阳开泰》、《五瓣梅》、《马头调》等都是较大型的俗曲，有的是由数支小曲联成的套曲结构，有的用帮腔形式演唱。清代贮香主人辑《小慧集》收有俗曲《纱窗调》、《绣荷包》、《杨柳青》、《红绣鞋》等曲调。[2]
据统计，明代留传保存下来的山歌、小曲歌词有千余首左右，清代有1712个单曲和套曲。这些收集的民歌，主要是歌词，只有个别的附有曲谱，但很多民歌一直在民间传唱，或被采用到各种曲艺、戏曲之中。[3]
到了近代，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周作人、刘复等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歌谣，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中国民间文艺学开始于1918年，这也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的发端。这些学者征集到全国22个省份的3000首歌谣，并在《北大日刊》上选发了近150首。1920年，歌谣研究会成立，由沈兼士教授和周作人教授任主任，管理其事；至1922年，又创办了《歌谣周刊》，搜集和研究的成果有了集中发表的阵地。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把歌谣辑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专门的研究。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歌谣周刊》出版了两年半（1922.12——1925.6），出刊97期，刊载歌谣2226 首，并有不少民俗学研究的论文。此间征集到的歌谣多达13339首。1923年，北大又在歌谣研究会外成立了风俗调查会，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范围由最初的歌谣开始向民间风俗文化的全面拓展。[4]
民歌研究由来已久，从20世纪30—40年代以“创新音乐为目的的民歌研究运动”；到50—60年代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70年代，我国学者对民歌进行了普查和搜集工作；再到80年代至今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大讨论。1994—2009年间我国民歌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九个方面，它们分别为民歌的定义及版权问题、民歌变化的原因、民歌的美学研究和比较研究、民歌教育、民歌书评、民歌史、音乐家研究、民歌本体和形态研究、整体观视野下的民歌研究。其中第九方面又包含民歌与文化、民俗的关系研究；民歌的传承和发展研究；民歌实地调查报告；原生态民歌研究。[5]
近年来，类似在音乐创作领域对传统民族音乐的保护工作从未中断，例如接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中国作曲家周文中就曾受到他的导师的鼓励，学习和研究中国音乐的特点，并试图将中国音乐中有价值的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中。长期的海外学习和生活并没有磨灭他对中国音乐的热情，经过多年正统的西方音乐教育熏陶，他决定将自己的音乐重塑为一种具有中西合璧特点的风格。这种新的尝试也帮助他重新思考中国传统音乐和文学的价值，进而重建自己的音乐价值观。[6]
三、当今民歌的演唱形态
民歌的唱法原无定法，它主要存在于人民群众的口头演唱活动中，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又有些稳定的歌唱技巧习惯，这是由于某地区、某民族在民族的音乐、语言产生的地理环境，人文心理素质，表达情感的习惯等方面相近，使得民歌在演唱的发声、吐字、行腔习惯上相近。暂且勿论历史上民歌的演唱形态，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由于没有实际的历史音响遗存，我们无法得知古代中国民歌演唱的实际形态。就当今而言，中国民歌的演唱风格和表演形式千姿百态。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民族唱法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流派，它们分别为：原生态的唱法、学院派唱法（有人称“民美”）和通俗民歌唱法（有人称“民通”）等。[7]
1.原生态的民歌唱法
原生态演唱主要指我国民族民间的唱法。原生态演唱是一种原始的未加工过的唱法，由于我国各地有不同的民歌，因此，它有着各种各样的演唱方法，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就是与我国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结合，保持着民间“原汁原味”的音乐形式与歌唱各自的演唱方法，其演唱以真声为主，发声方法个性化，声音自然、朴实。原生态民歌演唱是我国“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2006年，在“第12届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原生态唱法被真正列入了艺术的行列，原生态民歌走上中国乃至世界舞台，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强烈的音乐震撼力，展示出中国民歌演唱千资百态的风格特点。
2.学院派民歌唱法
学院派民歌演唱方法实际上是借用了美声唱法的发音原理，结合中国民歌的演唱与发音特征，总结而成的演唱方式。这种唱法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
这种民歌演唱，可以分几个时期：（见表2）
在20世纪60年代，借鉴西洋唱法，各地建立专业音乐学院，开展专门民族声乐专业，民间歌手走入了专业院校。[8] 民族新唱法是继承我国传统唱法的同时，借鉴西方美声唱法，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它与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不经相同：（见表3）
3.通俗性的民歌唱法
所谓“通俗性的民歌唱法”是指用通俗唱法演唱民歌，这种演唱方法明显地受到通俗演唱的影响。极赋个性的歌唱家有藤格尔、韩红、谭晶、萨顶顶等；其代表作品有《天堂》《天路》《在那东山顶上》《万物生》等等。
总而言之，民歌演唱无论从唱法上还是从旋律风格和歌曲内容上，均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拥有多样的形式演绎民歌的精彩。
四、美声唱法与原生态民歌唱法的异同
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产生于17世纪意大利，是以传统欧洲声乐技术、尤其是以意大利声乐技术为主体的演唱风格。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声唱法被引入中国时，古典声乐教学法—美声唱法便被中国音乐院校普遍接受。其中喻宜萱、周小燕、黄友葵和郎毓秀等声乐教育家为美声唱法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声唱法在17、18世纪秉着“唯声论”的声乐美学原则，而到了19、20世纪，要求演唱者必须字正腔圆、声情并茂。运用美声唱法训练出来的声音，音色听起来婉转优美，富于变化。美声唱法对声部区分严格，重视音区的和谐与统一。美声唱法发声方法科学，音量的可塑性大。注重气息的运用，强调真假声的结合。演唱出来的音色统一、淳厚。
原生态演唱自古以来就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它是最古老且最原汁原味的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口耳相传的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歌曲是人们在耕种、放牧、打鱼、娱乐、聊天、甚至是歇脚时候的生活写照。[9]它之所以被称之为“原生态”，是因为它的演唱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之下产生，脱离了这种环境，离开了它的特殊语境，它便不再是“原生态演唱”了。原生态民歌手们演唱的民歌，声音甜美、淳朴、高亢、音域宽广。他们的声音虽然没有经过音乐院校的专业训练，也没有我们所要的那种圆润、低喉器的混声，但事实证明他们这种唱法所发出的声音也是优美的，并被大家所接受。原生态唱法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背景，而且还有本文化背景下的声乐审美原则、自己的声乐发声方法和技巧。（见表4）
“无论要求歌手如何演唱古典风格的音乐作品，不管他们在未来需要何等精良的声乐作品或多高的麦克风技术，唯有掌握美声唱法的技术才能够满足这些要求。”[10]在美声唱法中，整个身体都参与演唱过程，共鸣部分包括头部和胸部。演唱不光是喉咙发出的声音，而是整个身体的协调过程。
然而，原生态演唱中涉及的共鸣腔体几乎只涉及到喉咙。民间歌手的音色较美声唱法的歌手更明亮、清晰，音色也相对尖锐一些。咽喉的使用很多，而头腔和胸腔的共鸣相对较少。在原生态演唱中，胸腔共鸣是主要技巧，高音部分的演唱主要使用假声，而头腔和胸腔的混声唱法几乎没有运用。
美声唱法所要求的呼吸较原生态演唱更深、更强。在大多数情况下，古典音乐演唱者在演唱乐句的开始部分时需要使用将近百分之七十的肺活量，在歌唱中对气息的需求远远超过静止状态下呼气所需的气息水平。“与古典音乐的演唱者不同的是，乡村歌手常常运用说话的位置唱歌，所以他们的声乐听起来跟说话、演讲的感觉很相似。”[11]林俊卿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歌唱时的呼吸是吸气肌肉群和呼气肌肉群共同作用的结果。歌唱中气息需要膈膜与腹肌的呼气法和运用胸廓的呼气法混合运用。[12]
气息是歌唱的基础。早在唐朝《乐府杂录》中，就有记载：“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还有谈到“传统中国唱法”时，郭兰英老师曾说：“唱时小肚子常是硬的，唱得越高就越硬”，“唱高音时须把嗓子放开，胸口放松，小肚子使劲顶着。”[13]郭兰英老师是20世纪30年代民族声乐领军人物，当时的民族声乐演唱声音质朴、发生方法自然，还未借鉴西方美声唱法，演唱形态上更接近原生态演唱。
总之，在呼吸的运用方面，美声和原生态演唱不尽相同。美声使用胸腹式联合呼吸法 ，而原生态演唱中更多使用的是胸腔。此外，比较老式的声乐观点认为中声区类似说话的音色更受听众青睐，这也意味着原生态演唱中对呼吸和气息支撑的要求相对美声唱法低一些。[14]
语言是传递内心情感最好的方法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歌唱中的语言不但从来没有被忽视过，反而总是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美声演唱技巧中，演唱时适当改变元音和辅音的发音，是获得纯粹发音和美妙歌声的一个途径。比如在演唱上行音阶中，随着音高的变化，元音（i）到（a）或者从（i）到（e）.的发音会变得越来越相近，字与字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演讲中的发音和演唱中的吐字是有巨大区别的。演唱中喉咙只是参与了歌唱的工作，而并不在喉头念字。因此，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实现演唱和吐字间的妥协——即在不打破优美的旋律线条的同时保证清晰的咬字，是极为必要的。元音是歌手的朋友；辅音是歌手不共戴天的敌人。辅音可以进行修改，让它的声音听起来像元音一样美，从而达到音色纯美、统一的效果。[15]
声乐是一门表演艺术，它需要音乐与语言的完美结合。声乐演唱中发音既是情感表达的关键，又是体现中国音乐风格的载体。[16]汉语在咬字上讲究五音；吐字上重视四呼；收音归韵上分为十三辙；字音上还有四声变化。这些都是我国民族声乐传统唱法上最大的特点。掌握了这些技术，咬字才会真切，吐字才能清晰，声调上才会优美，演唱就会富有生命力和民族风格。[17]特别是汉语的声调特点：演员演唱时，音调是难以分辨的，这易使观众在聆听汉语歌词时产生一定障碍。歌手在演唱中需要吐字特别清楚，这样观众才能根据上下文判断每个字的声调和准确读音。原生态演唱也遵循它自身的唱词规则，有时候甚至用方言演唱。另外，汉语也有别于英语、德语等语言，词尾没有发音的辅音音节。例如英文中的student，德语中的ach，词尾的辅音都需发音。
总之，共鸣位置、气息支撑和演唱中咬字的不同使得原生态演唱听起来有别于美声方法演唱的歌曲。
五、美声唱法丰富民歌演唱的可行性
有人会提出，西方的演唱方法毕竟不同与中国的唱法，运用美声唱法的尝试或许会破坏中国民歌原有的音色，使得观众不能接受。在笔者看来，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传统民歌是展现中国民族音乐的一种新方式。我们无意诋毁或取代中国传统音乐，这只是一种繁荣音乐艺术的形式。
其实，中西声乐演唱也具有相似之处，比如，中西演唱均强调内心情感的表达，演唱中的声音与内心情感的表达被视为同样重要的部分：在西方演唱风格中，用表演来诠释音乐作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民族演唱风格中，为了更好的传递情感，声乐表演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表演方式。正是因为艺术是相通的，正是因为中西方演唱都同样注重情感，运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民歌才成为一种可能。
五声调式和它特定的五声音阶作为中国民歌的特征，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因此，即使用西方演唱风格来演绎，中国民间歌曲听起来仍然不会失去中国音乐的原有特色。在不同地区，音阶和调式会有所不同。北部地区（黄河流域）使用七声或六声调式，徵调是最流行的调式；而在南部地区（长江流域）五声或四声音阶以及徵调是最常见的调式。在云南，商调式几乎可以称之为该地区的标志。民族音乐正是由于采用了特定调式而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从而有别于其他的音乐形式——尤其是西方音乐。此外，中国民歌也有自己独特的结构，这是借鉴“中国文学”中的起（开放）、承（继承）、转（转折）、合（关闭），即第三句不押韵，但其他的都需要押韵。[18]
如今韩国作曲家正试图将其他音乐元素与韩国传统音乐结合。近年来，一些青年韩国作曲家已经开始在传统韩国乐团使用吉他和键盘两种西洋乐器。他们的这些举措模糊了韩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之间的界限。当然，也有人认为，将新的元素融入传统音乐不一定是保护传统音乐最好的方式。但此类改革至少表明韩国音乐家对传统音乐的重视，虽然现阶段很难评判这种方式是否最具优势，却不能磨灭他们为了保存和完善传统音乐做出的巨大贡献。[19]
中国歌唱家在运用西方声乐技巧方面的努力也为本文观点提供了佐证。 黄莺九十年代初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而后活跃在世界舞台。她曾经在歌剧《蝴蝶夫人》中扮演女主角巧巧桑，她演唱的曲目从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经典咏叹调《亲爱的名字》到普契尼的《波希米亚人》选段《漫步街上》无一不是古典声乐作品的典范。在她1996年发行的专辑中，一首中国绥远民歌《小路》，让人为这位美声歌唱家的精湛技艺和音乐处理赞不绝口。陈露西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声乐专业学位。她在2000年做了名为“一个古老民族所隐藏的宝藏”的系列讲座，试图将中国民间歌曲介绍给广大美国听众。讲座中还包含了一场民歌曲目为主题的音乐会，内容包括对中国民歌的简短介绍及美国本土歌手的演唱。整场音乐会不仅是中国民族音乐和文化的展示，更构建了一座世界人民认知中国传统音乐的平台。[20]
随着文艺创新的推进，近年来，更多更新的文化艺术形式展现在舞台上。如2011年“湖北民歌大家唱”颁奖晚会中，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用“民美结合的风格”演唱了经典民歌《再见了大别山》；在颁奖晚会上，比利亚歌手郝歌以及来自俄罗斯的时尚组合“莫斯科女孩”合作演绎《纤夫的爱》，“莫斯科女孩”的演唱新颖独特，外形性感甜美，还有一定舞蹈功底，郝歌的演唱更是充满了特有的R&B风格；又如2012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韩庚的《除夕的传说》，韩庚的动作中融合了舞蹈和武术，舞起来威风凛凛，他的动作和动画的节奏配合得天衣无缝；还有李云迪和王力宏携手2012元宵晚会的《茉莉花》和《龙的传人》，蔡明和廖昌永演绎的美通风格的《因为爱情》等。
中西演唱方法的区别值得我们探讨，而在用美声唱法演绎中国民歌时如何保持民族音乐原有的风格特征，是演唱者应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保持民歌风格特色的有效办法包括：保留方言、强调乐句中关键词以及掌握民歌中的装饰音。以下笔者将引用湖北民歌《龙船调》为例，详尽阐释用西方唱法演唱中国传统民歌的可行性。
《龙船调》属于江汉平原民歌支区，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此曲采用了五声调式中的徵调式，曲调特色鲜明，歌词通俗洗炼，艺术感染力强，以浅显质朴的语言成功塑造了生动的艺术形象。
1.保留方言
《龙船调》具有土家族音乐风格，多采用三度音程进行，偶而加上六度大跳音程与之结合，充分展示出鄂西土家族音乐旋律独特的风格特点。为了保留方言读音以体现民歌的风格特点，《龙船调》的第一句“正月里是新年”中“是”可以用方言代替，湖北方言中“shi”发出的音效如“si”，即“是”发成“四”音；另外，“妹娃儿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嘛？”这一句中“河”可发为方言“huo”（活）的音。还有“妹妹”在方言中可以唱成“妹娃儿”，更具有地方特点。
2.强调歌词别的字词
强调乐句定的词不但能保留民歌的原有风格，更是增强歌曲感染力的有效方法。例如，“是”强调的是快乐喜悦的情绪——过新年了，年轻女子能够去对河对面探望娘家亲人，因此，这一句曲调高亢、自由；而后的短句“金哪银儿梭银哪银儿梭”，既有划船的节奏感，也体现了年轻女子的青春活泼；而后半说半唱的对白：“妹娃儿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嘛？”增强了诙谐的情调，又充满了生活气息。此外，“妹娃儿”也需要强调，这句体现了年轻女子稍稍羞涩，半撒娇地让艄公捎她过河的生动情态。整曲通过对关键词的强调，展现给听众一副如画江南的美丽图景，具有浓郁的利川地方特色。
3.运用装饰音保留民歌风格
如果说情感是音乐的灵魂，那么装饰音就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说离开装饰音，歌手是无法充分表达歌曲的情感内涵的。我国民族歌曲因为有其独特的风格和韵味，在演唱过程中就需要大量使用装饰音，并通过对装饰音加以变化来传达多种情感的变化。装饰音，又称花音，是用来装饰旋律的小音符；是记有特殊记号以表示该音符应作某种装饰性演奏的音。常用的装饰音有倚音、颤音、廻音、波音、滑音等。装饰音主要位于乐句起始和结束的地方，有时为了强调特定的语词，也可能出现在乐句中间。滑音适用于乐句中的大跳，波音通常用在长音部分，而颤音则用于长音部分和句末。北方民歌轻快、热情奔放，音域宽广，音乐起伏大；相比较而言，南方民歌温婉、流畅，音乐起伏小。例如在第四句的最后一个音符会唱下滑音；《龙船调》中多数句末可以加颤音。六、借鉴美声唱法演唱民歌的意义
中国正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主义开始的时期。这个时期强调保护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民歌演唱作为非物质文化发展的产物，其多元化发展是自身发展的诉求，同时也是时展的需要。顺应民歌的多元化发展，借鉴美声唱法演唱民歌的形式也是顺应时展潮流的，它必将作为一种民歌演唱的形式繁荣中国民歌市场。
文艺提倡创新，文化需要形成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要创新，就必须首先学会继承，同时还需要向其他艺术门类借鉴。这样文化艺术才可以通过继承、借鉴、最终达到创新的目的。民歌的继承、发展、创新也应秉着这样的思路：既要继承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特色；又要借鉴西方科学的发声方法，从而最终实现民族声乐的创新甚至大繁荣。
民歌的演唱将不再受唱法的限制，但是对唱功的要求将是越来越高超和越来越科学，不同的歌唱家演唱同一首歌曲其风格和个性应该不同，民歌演唱将越来越要求歌唱者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声音特点和演唱气质。[21]
审美是一种内在感受，是心灵活动过程中对事物的感觉。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艺术形式相互渗透，产生了不少新的舞台艺术形式。例如：“门类杂交”“张冠李戴”等。所谓“门类杂交”，指的是两个舞台艺术门类之间的杂交。杂技芭蕾《天鹅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杂技与芭蕾杂交的产物。另外，“张冠李戴”的艺术创新是将一个古典交响乐与新编芭蕾舞相结合——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和莫斯科大剧院新编芭蕾舞《黑桃皇后》的结合。交响乐与芭蕾舞的结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第六交响曲》的内容，无论是从柴可夫斯基本人的言谈、书信，还是从评论家的评论、同时代人的回忆，都看不出它与《黑桃皇后》有什么联系。然而，恰恰是因为把毫不相干的两部作品结合起来，造成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使人感到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仿佛是专门为《黑桃皇后》这部舞剧创作的，音乐和剧情珠联璧合，令人惊叹。[22]
随着新艺术形式的出现，人们的艺术审美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对民歌演唱的多元化要求，对不同的方法和形式演绎中国民歌的需求提高。单一的民歌不能满足音乐消费者的需求，需要多元文化，需要不同形式的音乐来承载中国民族民间音乐。
美声唱法传入中国只有数十年，已在中国的歌唱园地中占领了大片的面积，在全国的音乐教育学府中扎根颇深。虽说音乐是无国界的，但除了向别人学习先进科学方法的同时，更应该懂得和喜爱自己本民族的艺术。随着社会的改革，人民群众对艺术样式、门类、品种的选择，有着新的标准。唱好中国民歌，要从学习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戏曲等方面着手。这是美声唱法工作者应该大力开展的工作。中国美声艺术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有大量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创作出现。民族的音乐才是世界的音乐。中国美声艺术要在本国扎根，学习和演唱好中国民歌是不容忽视的。[23]
结 语
东西方文化并无高低之分，但在按照世界通用的样式、程序、风格进行歌曲、歌剧创作、演出、评估上，在运用这些文化的载体的各个环节上有经验丰富与否的区别，有熟练与否的区别，有一般作品和经典名著的区别。中国美声学派既要面向世界，也要扎根于本土。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民歌本身的音乐气质都发生了变化。20世纪60年代的“千人一面”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民歌的创作，还是演绎上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民歌市场逐渐繁荣，民歌演唱形态走向“百花齐放”。
面对日益开放和创新的时代，文艺的创新和发展提上了日程，我们要创新，首先要做好对历史和文化艺术的传承。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民间音乐正处在一个特别时期，这也使得美声唱法丰富民歌演唱成为一种可能。作为一个学习西洋唱法的音乐工作者，笔者的初衷是从本专业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的实际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近年来，业内也有不少音乐工作者提出类似的问题，但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和值得探讨的话题，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是可行的，未来还可以就更好的掌握中国民歌的风格和借鉴西方美声的科学发声方法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不断探索。
作者说明：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十一五”（2009年）学科共建项目《陈铭志〈序曲与赋格曲集〉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09WX275。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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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gnificance of Singing Chinese Folk Songs with the Method of Bel Canto
LIU Yuan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6
一 背 景
2010年7月16日，计算机学会理事长李国杰院士给本人发来电子邮件，提议对有关大数词的问题进行讨论。邮件中提出：
计算机的速度已经超出了中文常用的计数范围，目前在关于超级计算机的新闻报道中常出现一些不规范的计数，如百亿亿次，百万万亿次等，如果计算机速度达到10的24次方，真不知中文该如何表达。造成此困境的原因是万以后中国采用万进制，万，亿（万万），兆（万亿），京（万兆），下面是垓、秭、穰等，也有采用兆兆为京的“上法”。但在信息领域人们已习惯将百万称为兆，如兆赫兹、兆字节等，如果将百万亿次计算机称为百兆次计算机，很容易当成100M主频一样看待，即认为是亿次机。“万亿” 变成没有单位名称，10只好读成“百万万亿”之类的奇怪数字。 国际上都采用千进制，从K开始，M、G、T、P、E、Z、Y（10的24次方）， 每个单位都有标准的译名，如兆、吉、太、拍、艾、泽、尧等。按国际标准，所谓“百万万亿次计算机”应称为“艾次计算机”（10的18次方）。但由于数字单位的标准读法没有统一，文献中很少人采用“艾”作数字单位。 统一规范大数字的读法将越来越成为大众的需求。中国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连十几位的大数都没有一个标准统一的读法，实在说不过去。
李院士也在多个不同场合提到汉语的大数词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2011年12月10日，全国科技名词委组织召开了一次“数词定名研讨会”，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就汉语数词定名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大致有四个方面基本达成一致：
（1）“兆”的用法不用改，数词用“百万”，词头用“兆”；
（2）整数部分的数词不采用“三位进制”，遵从中文数词习惯；
（3）“1012”的数词究竟用什么，建议就用“万亿”，避免与“兆”冲突；
（4）对于大于108的进制问题，采用八位进制，“亿亿”定为“京”，“亿京”定为“秭”。
此次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对于目前大数词使用上的一些问题给出了基本合理的解决方案，既不会对现有的数词使用情况造成太大的变动，也对今后一段时间内在数词使用中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合理的规范。不过，从长远看，这仍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案，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本文希望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并试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二 中文大数词问题的 历史渊源与现状
大数词应用在计算机速度方面的困扰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 计算机速度的表示，是应该采用中国传统的万进制表示（万、亿、兆、京、垓、秭、穰[读作rǎng]等），还是应该采用国际单位制表示（兆、吉、太、拍、艾、泽、尧等）？
（2） 如果采用中国传统的万进制表示，“亿”以上的单位是否应该采用“兆、京、垓、秭、穰”等数词表示方法，而不是现在常用的“百亿”“万亿”“百万万亿”之类的表示方法？
（3） 如果采用中国传统的万进制表示，其中“兆”的含义为“万亿”，与目前采用国际单位制表示的“兆”（含义为“百万”）不同，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有必要追溯一下现代汉语中所使用的大数词的历史渊源，理清目前这些复杂问题表象后面的来龙去脉。
1.《国语》《数术记遗》和《五经算术》所记载的中国古代数词体系（下数、中数、上数）
《国语》是记载中国西周时期王室和一些诸侯国历史的史书。《国语·郑语》第十六记载“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垓极”，这里顺序用到了“亿、兆、经（通‘京’）、垓”这几个数词，但应该都是概数，表示很多的意思，并不是具体的数字。不管如何，这至少说明中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亿、兆、经（后写作‘京’）、垓”这样的计数单位了。三国时期吴国学者韦昭在注解《国语·郑语》时，对这一句加注称“计，算也；材，裁也。贾唐说皆以万万为亿，郑后司农云：十万曰亿，十亿曰兆，从古数也。” 可见这时对“亿”已经有“万万”和“十万”两种解释了[1]。
《数术记遗》[1-3]和《五经算术》[1-3]对大数记法的表述是一致的：
按黄帝为法，数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谓“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也。三等者，谓“上、中、下”也。其下数者，十十变之。若言十万曰亿，十亿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数者，万万变之。若言万万曰亿，万万亿曰兆，万万兆曰京也。上数者，数穷则变。若言万万曰亿，亿亿曰兆、兆兆曰京也。
具体解释就是：万以上的大数，自古有十个等级，分别是“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而这十个等级的具体含义，有三种进位体系，分别叫作下数、中数、上数：
（1）下数体系：采用一位进制（十进制），即每一个等级相差十倍，即十万为亿（105）、十亿为兆（106）、十兆为京（107）、以此类推；
（2）中数体系：采用八位进制（万万进制），即每一个等级相差一万万倍，即万万为亿（108），万万亿为兆（1016），万万兆为京（1024），以此类推；
（3）上数体系：采用平方进制，每一个等级是上一个等级的平方，即万万为亿（108），亿亿为兆（1016），兆兆为京（1032），以此类推。
现代汉语中的大数词基本都来自这十个等级中的数词，但这三种计数体系目前都已经不再被采用。
2.华严经的数词体系
佛教重要经典《华严经》[2]中，给出了一个严格定义的大数体系，其中每一个数词对应于序列107×2n中的一个值，n的取值从0一直到123，各个等级之间采用平方进制。每个数都有明确的名称，最小的是“倶胝”（107），最大的数是107×2123，这个数被认为是佛所能知道的数的极限，其数值之大，即使是现代科学中似乎也还没有哪个实际的物理量达到了这个数量级别。当年佛教的思想家们对纯数字的理解和想象力确实令人惊叹。
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包括对计数的认识。前面提到《数术记遗》中“上数体系”的平方进制就被认为是借鉴了《华严经》的数词体系。《数术记遗》中的很多术语也来自于佛教经书。《数理精蕴》的数词体系也有很多数词来源于佛教。
3.清代《数理精蕴》的数词体系
《数理精蕴》[1-2]是中国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由清政府组织编纂的《律历渊源》的第二部分。《数理精蕴》中有一套专用数字名称：个、十、百、千、万、亿、兆、京、垓、秭、穰、沟、涧、正、载、极、恒沙河、阿僧祗、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数，其中个至万为十进制，从万以上采用万进制。比个位小的数，按十分之一递减，依次为分、厘、毫、丝、忽、微、纤、渺、漠、模糊、逡巡、须臾、瞬息、弹指、刹那、六德、虚空、清静。
《数理精蕴》的数词体系保持了古代数词体系中的十个大数词“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并且保持了原来的等级顺序。但该体系没有采用古代的下数、中数和上数体系，而是采用了新的万进制。这个数词体系还增加了“极、恒沙河、阿僧祗、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数”这些个来自于佛教的大数词，另外还增加了比个位数小的数词体系，按十分之一递减。一些极小数词的名称同样来源于佛教。
《数理精蕴》的数词体系与现代汉语的数词体系是基本一致的，其中“个、十、百、千、万、亿”和“分、厘、毫、微”等数词现在仍然在使用，而且与现在使用的含义完全一致。“兆”这个数词的使用后来出现了分歧。可以说，《数理精蕴》为现代汉语数词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4.英文的数词体系
英文的数词体系与中文不同，通常采用三位进制或六位进制，如表1所示。
简单说来，就是英文中采用的数词等级依次是：million、billion、trillion延伸下去，一直到centillion。英文数词分为英美两种体系，这两种体系中，所采用的数词等级顺序相同，但进制不同。两种体系中million的含义都是一百万，但其他数词的含义不同。美国体系采用的是三位进制（千进制），也就是相邻等级的两个数词之间是相差一千倍，而英国体系采用六位进制（百万进制），相邻等级的两个数词之间相差一百万倍。
在现在的科学技术论文中，数词的使用通常都采用美国的计数体系。
5.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次院士会议确定的数词体系
1948年9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提出了度量衡中的大数计量问题的提案[4]。
现在看来，当时的院士们在大数词定义的问题上是比较激进的，试图改变长期以来汉语中的万进制体系，而采用西方的千进制体系。其基本想法是：
（1）弃用“亿”；
（2）定“兆”为百万；
（3）从“兆”开始，“京”“垓”采用千进制体系（三位进制体系）。
总体上，弃用“亿”，保持“兆”“京”“垓”的顺序，与中国古代的数词体系的顺序基本上还是相容的。如果这套方案能够在全国强制推行下去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做法，未必不会形成新的中文数词标准。不过，这套方案仅仅作为院士大会的一套提案提出，并没有以政府法律或者规范的形式加以并实施。因此这套方案总体上对中国的数词使用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6.国际单位制（SI）规定的英文词头
在英文中，除了有一套大数词体系以外，还有一套在科学技术中经常使用的数词词头体系[1-2]，这两套体系的用词是不同的。比如说，表示一千的数词是thousand，而词头是kilo，表示一百万的数词是million，而词头是mega，表示十分之一的数词是tenth，而词头是deci。
所谓词头，就是词语的前缀。前缀是不能单独作为词语出现的，数词词头要附加在表示科学技术单位的名词前面，合起来构成一个新的单位名词。数词词头大部分来自希腊语或者拉丁语。在国际单位制中，对表示科学技术单位的前缀（词头）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整数单位词头依次是deca（十）、hecto（百）、kilo（千）、myria（万）、mega（百万）、giga（十亿）、tera、peta、exa、zetta和yotta，从mega开始，均采用三位进制（千进制），下一个词头是上一个的一千倍。分数词头分别是：deci（十分之一）、centi（百分之一）、milli（千分之一）、myrio（万分之一）、micro（百万分之一）、nano、pico、femto、atto、zepto、yocto，从micro开始，逆向采用三位进制（千进制），下一个词头是上一个词头的千分之一。
这些词条进入国际单位制的时间是不同的，大部分词头在1960年已经被确定进入国际单位制，1964年确定femto和atto两个词头进入国际单位制，另外peta和eta两个词头是1975年正式确定进入国际单位制的，还有zetta、yotta、zepto和yocto四个词头是1991年才被正式确定进入国际单位制的。
在英文中，数词体系和数词词头体系的使用并行不悖，互不干扰。这是因为不仅它们的用词不同，在构词上所起的作用也完全不同。二者又都采用三位进制，存在单纯的一一对应关系，互相转换非常方便，没有任何问题。
但在汉语中，由于没有“词缀”的概念，数词和数词词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给汉语的数词体系带来了新的困扰。
7.《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用于构成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的词头
198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确定了以国际单位制单位为基础的我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了“用于构成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的词头”。其中整数单位依次是：十（deca）、百（hecto）、千（kilo）、兆（mega）、吉[咖]（giga）、太[拉]（tera）、拍[它]（peta）和艾[可萨]（exa）；分数词头依次是：分（deci）、厘（centi）、毫（milli）、微（micro）、纳[诺]（nano）、皮[可]（pico）、飞[母托]（femto）和阿[托]（atto）。还明确规定：“104称为万，108称为亿，1012称为万亿，这类数词的使用不受词头名称的影响，但不应与词头混淆。”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3100—1986《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5]正式，其中包括了有关上述词头的规定，明确了上述词头的法律地位。1993年， GB 3100—1993《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6]增加了泽[它]（zetta）、尧[它]（yotta）、仄[普托]（zepto）、幺[科托]（yocto）四个新词头。
“十、百、千、分、厘、毫、微”这几个词头与《数理精蕴》中定义的数词含义是完全相同的，而除了这些词头和“兆”以外的其他所有词头，都是从英文国际单位制（SI）词头翻译过来，以前在汉语中也并没有作为数词使用，因此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困扰。唯一的麻烦就是“兆”的定义。把“兆”定义为“百万”，不仅仅与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数理精蕴》数词体系不符的问题。最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当时我国的主流媒体与日常生活中已经广泛使用的数词“亿”来表示“万万”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又定义“兆”为“百万”，严重违反我国自古以来非常稳定的大数词等级顺序，也与目前海外华人地区或者使用汉字的地区（台湾、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不符。这是我国目前数词体系使用上的最大困扰①。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定义的很多词头已经被广泛使用。比如作为“纳米”科技的“纳”也已经被百姓所熟悉。同样，“兆”作为词头，在物理领域有“兆赫兹”表示频率、“兆瓦”表示功率，计算机领域有“兆字节”表示存储容量，等等。由于各种电子设备和计算机设备的广泛使用，作为词头的“兆”的使用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计算机科学，而是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可知，虽然“兆”定义为表示“百万”的词头是非常不合理的，但如果要对“兆”的含义重新定义，不仅将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混乱与不便，而且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也都是难以接受的。
8.台湾、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使用的数词体系
中国台湾地区也采用国际单位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大部分相同，主要的区别在于：
（1） mega在大陆定名为“兆”，在台湾定名为“百万”；
（2） tera在大陆定名为“太[拉]”，在台湾定名为“兆”；
（3） 除了上述两个词头以外，台湾地区定义的其他词头基本与GB 3100—1986保持了一致，并且为四个新进入国际单位制的词头确定了台湾地区所使用的中文词头名：皆（zetta）、佑（yotta）、介（zepto）、攸（yocto）；
（4） 在台湾地区，一些中文常用数词，如“亿”“万”“百分”“百万分”“十亿分”也被纳入了可以使用的范围。
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定义的数词词头体系除了“兆”以外，与大陆地区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兆”是唯一的麻烦。
在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兆”的含义都是“万亿”，而不是“百万”。在这些国家，“兆”最常见于货币单位“兆元”，指的是“一万亿元”。国内新闻界在引用海外新闻的时候，也经常直接采用它们的数词，把“兆”理解成万亿。2011年，日本富士通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共同开发的超级电脑被命名为“京”，也是取其速度达到了每秒1亿亿次，与《数理精蕴》中对数词“京”的规定相符。另外，新加坡受英文影响较大，也经常把“万”称为“十千”，“十万”称为“百千”。
三 关于中国数词使用规范化的建议
1.关于数词与数词词头两套体系并存的建议
严格说来，在汉语中是没有“数词词头”的说法的。所谓“词头”，就是词的“前缀”。在汉语中，前缀是很有限的，如“老王”“老李”的“老”，“非理性”“非现实主义”中的“非”才是词头，而汉语中并没有使用数词作为词头的传统。
但由于在科学技术领域，国际单位制（SI）词头已经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标准，数词词头作为该标准的一部分，在中文里面如果拒绝使用，会给人们带来非常大的不便。比如“21km”要翻译成“2万1千米”，“233Kbyte”要翻译成“23万3千字节”，不仅转换麻烦，与国际交流也很不方便。
而在日常生活中的数词采用万进制的做法，目前也很难改变，主要是“亿”的用法和含义已经被广泛接受，要废弃“亿”而采用其他数词是非常困难的。
为此，笔者建议如下：
（1） 在中文中保留两套数词体系，采用国际单位制（SI）的数词词头标准并翻译成对应的中文数词词头，日常生活中的大数词（京、垓以上）最好也以国家标准的形式确定下来。
（2） 两套数词体系可以并行，前提是没有冲突，即不允许同一个数词在两套体系中表示不同的含义；但有时同一个数值可以用两套体系分别表示，两种做法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计算机速度是每秒1京次，也可表示为每秒10拍次，具体使用哪个用法取决于具体应用场合和老百姓的接受程度。
（3） 两套数词体系的使用场合尽量加以区分，数词词头体系只在科学技术领域以及与国际交流的必要场合使用，其他场合都使用传统的数词体系。
（4） 数词词头严格限制只能与单位名词结合使用，不单独使用。比如可以说硬盘容量是“50太字节”，但不要说是“50太”。计算机运算速度可以说是每秒“1艾次”，或者说是“艾次级计算机”，但不要说每秒“1艾”，或者“艾级计算机”。单独说数词的时候，只能说“20亿”和“3000万亿”，不能说成是“2吉”和“3拍”。
2.关于数词“兆”的建议
由于“兆”作为“百万”的含义目前已经被广泛接受，马上要改变这个数词的含义是不现实的，不仅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和困扰，也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但长远看，“兆”解释为“百万”是不合理的，必须改变。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目前情况下，尽量限制“兆”的使用，尤其不要扩大“兆”的使用范围。目前，“兆”的使用虽然很多，但实际上仅限于与一些科技单位名词联合使用，比如“兆字节”“兆赫兹”“兆瓦”等。在这些场合还可以使用“兆”，但尽量不要扩大使用范围，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再把“兆”与其他单位名词联合使用，更不要把“兆”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数词使用，比如表示房价的时候绝对不要用“二兆元人民币”表示“二百万元人民币”；
（2）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取消“兆”作为表示“百万”词头的含义，但并不要给“兆”赋予任何新的含义。这时表示“百万”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像台湾目前的做法那样，不另定义词头，就用“百万”表示，第二种做法是另外定义一个表示“百万”含义的词头，建议可以跟其他词头一样，采用音译法，比如说，把“mega”翻译成“迈”。笔者建议采用第二种做法，因为这样可以加快“兆（百万）”作为词头的退出速度，否则很多人为简短起见会一直使用使用“兆（百万）”作为词头，使得该词头很难真正退出日常使用。。
（3） 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得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过渡后，“兆（百万）”作为词头的用法最终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给“兆”赋予新的含义（万亿）而造成混乱。
（4） 等到“兆（百万）”作为词头的用法完全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后，最终是否要通过法律或者规范形式重新确定“兆”作为“万亿”的含义，笔者并不坚持，可以留待后人去讨论。
要改变一个已经被广为接受的词的含义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特殊理由，也不应该去尝试做这种努力。但目前数词“兆”的用法确实非常不合理，并且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困扰，笔者认为是需要去改变的。但这种改变只能是渐进的。通过有意识的、循序渐进的微调，经过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过渡，我认为是有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3.关于采用四位进制还是八位进制的建议
对于大于108的进制问题，这次“数词定名研讨会”上建议采用八位进制，“亿亿”定为“京”，“亿京”定为“秭”。
这个建议基本上还是与《数理精蕴》定义的数词体系相容的，只是把原来的四位进制（万进制）改成了八位进制，取消了原来“兆”和“垓”两个数词。
采用四位进制还是八位进制理论上都是可以接受的，使用上也不至于造成歧义，二者转换也很方便。但从遵从历史惯例的角度说，我觉得还是采用《数理精蕴》的四位进制更好一些，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变动。
注 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4年4月1日第四号（总号：425）第135至138页，注9明确说：“104称为万，108称为亿，1012称为万亿，这类数词的使用不受词头名称的影响，但不应与词头混淆。”可见当时亿和万亿的用法是得到承认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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