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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范文1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2、选自《华盖集·北京通信》: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 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 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3、选自《坟》:
鲁迅杂文范文2
另外的地方,也有人这样说,“还是当一个好群众,什么意见都举手吧。”
甚至像这样应该成为过时的幽怨我也听到过很多了:“我是什么东西,说句话还不等于放个屁么!”
这些意见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我们还不懂得如何使用民主,如何展开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我们缺乏气度,缺乏耐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同时,也表现了我们没有勇气和毅力,我们怕麻烦,我们怕碰钉子,怕牺牲,只是偷懒――在背地下咭咭咕咕。
有人肯说,而且敢说了,纵使意见还不完全的正确,而一定有人神经过敏地说这是有作用,有私人的党派,长短之争。这是破坏团结,是瞎闹……决不会有人跟着他再论争下去,使他的理论更至完善。这是我们生活的耻辱。
凡是一桩事一个意见在未被许多人明了以前,假如有人去做了,首先得着的一定是非难。只有不怕非难,坚持下去的才会胜利。鲁迅先生是最好的例子。
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所以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因为看准了这一时代的病症,须要最锋锐的刀刺,所以从写小说而到杂文。他的杂文所触及的物事是包括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鲁迅先生写杂文时曾经被很多“以己之短轻人所长”的文人们轻视过,曾经被别人骂过是因为写不出小说才写杂文的。然而现在呢,鲁迅先生的杂文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书籍,最辉煌的文艺作品,而使人却步了。
一定要写得出像鲁迅先生那样好的杂文才肯下笔,那就可以先下决心不写。文章是要在熟练中进步的,而文章不是为着荣誉,只是为着真理。
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候,贪污腐化,黑暗,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抗战的自由都没有,而我们却只会说“中国是统一战线的时代呀!”我们不懂得在批评中建立更巩固的统一,于是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须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
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
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
鲁迅杂文范文3
一个批评者众的年代,到底是好年代还是坏年代?为何在鲁迅强调“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的六十多年后,公众仍无法对他几篇檄文的去留保持平静?我想,一个毋庸置疑的原因是,与近一个世纪前相比,我们社会中无数的矛盾、弊病和不安,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减少,而批评所依托的最便于攻战和启蒙宣传的文体――杂文,或曰反思和自省的火种,反倒日渐微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思。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远离批评,如同一个人想要获得人格的全面发展,就不应该被吹捧和赞美迷住心窍。杂文常被人们比做匕首、投枪――说到底,杂文的天职就是批评、批判。而独立批评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以一切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为靶标,不依附任何派别和阶层,冷眼观察,见微知著,竭个人之薄力,直言敢谏,启迪良知,这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毋庸置疑,只有批评的声音多了,“善”的力量才会获得可喜的成长空间,民主和法治才能不偏离正轨,人们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
多年来,评论或曰批评就一直是《同舟共进》所倚重的,正因为此,刊物汇聚了众多践行社会价值、坦荡发声的知识分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作者队伍。其中,大家和新锐“济济一堂”,来的都是“座上宾”,既有老辣劲道的杂文界领军人物,也有意气风发的快笔好手。同时,刊物周围也积聚起一大批关怀国是民瘼的读者,吸引他们的正是这份先声敢言和针砭时弊的锐气。这种言路风格和方向,是《同舟共进》自创刊起便一以贯之的,皆因我们深知,一份刊物想要有固定的读者群体,就必须树立鲜明的立场和独特的品位,如若一份刊物没有可以“亮出来”的“王牌”,面目模糊,棱角两可,读者必无所适从,结果只能是弃之而去。
《同舟共进》不以对世事反映快速的时效性见长。每期选择稿件时,我们总要面临痛苦的抉择,因为好文章不少,而版面有限,这就逼着我们必须用高标准选稿,力求多出精品。一分耕耘一分回报,2009年10月,在由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出版报》、新浪网等机构主办的“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中,《同舟共进》获得“年度媒体奖”,大奖组委会在颁奖词中写道:“《同舟共进》坚持理想,特立独行,对中国转型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论说,特点最为鲜明,立场最为清晰。2009年,《同舟共进》以大量锐利的评论文章,开掘历史、聚焦现实,继续‘在别人停止思维的地方延续思维’。”这是对刊物所做的最好概括,也是对编辑部多年努力的肯定。另外,我们的老朋友、知名杂文作家陈四益先生刊于2009年第10期的《忽然想到――关于“扯淡”》,也荣膺“年度作品奖银奖”,实在可喜可贺。
承蒙《杂文选刊》编辑厚爱,此次“杂文专版撷英”中所选择的三篇杂文,便有着鲜明的“同舟风格”。陈四益先生的“忽然想到”系列,敏锐地捕捉时弊,反思深刻,其剖析问题的视角独特,入木三分,梁晓声先生的《论文化在政治之上》,警句连连,通篇充满了哲理性的思辨。
毕星星先生的文章,单枪直入,直抒胸臆,读后让人不得不为他充满智慧的说理、丰富翔实的论证、掷地有声的语言而折服。
鲁迅杂文范文4
杂文的第一义,如鲁迅所言,是“对于时弊的攻击”,即批判。那些吹鼓手的表扬文章,不属杂文之列。中国一直盛产各种表扬家。譬如今日文坛,所打旗帜为文学批评,实际上则是文学表扬家的甜蜜舞台。丧失了批判意识,杂文如行尸走肉,无以自立。当然,尝有人质问我:“你为什么老是批评,为什么无视这个社会美好、进步的一面呢?你是不是心理阴暗,是不是用心险恶,唯恐天下不乱?”我的答复,就包含在对杂文的诠释之中。如果你想被表扬,想听颂词,可以去读某些报刊或者收听某些电台、电视台节目;你只需要记住一言:若社会上没有批评,则赞美无意义。
在我看来,首先,杂文是一种公共话语,立论与论证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和价值。这决不是说,杂文写作不允许渗入私人色彩,没有哪个作者能遵守完全的“价值中立”,因为它本就不存于人世。然而,作者不能让个体的倾向性压倒对公义的追求;更不必把自己悬挂于孤绝的位置,高喊“虽千万人吾往矣”。作者可以为自己的独立意见抗拒千万人的唾沫,但其独立意见亦是以千万人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公共性是杂文的根基,一旦私人性高于公共性,杂文就不是杂文,而是广场政治的抒情散文。
杂文的使命,不在于解决问题,能提出问题,把被遮蔽的问题全面呈现出来,杂文作者就可以收工回家睡觉了。他所扮演的角色,如时弊背上的牛虻,他的笔只管叮人,让你从疲惫和倦怠的白日梦中猛然惊醒,让腐烂的社会创口突破围困而袒露于外,令世人触目惊心。他只需要把社会病灶揭出来,接下来的疗效怎样,人们必须自我选择。杂文需要指引性,甚至说需要理性和建设性,但建设性不等于建设,扎地基、开药方不是他的工作。杂文的核心就是批评,换个词,亦称针砭。如果你读罢某篇杂文,忽然感到前程漫漫,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陷入无可名状的虚无,你可以找心理医生,可以找政府,却不必找没有给你提供出路的杂文作者,他们没有一丝责任。
对杂文而言,问题不仅高于答案,还高于某些主张。这种独立性,要敢于压倒一切,包括你的出身、阶层的归属感、某些伦理和。也许是传统污染所致,杂文作者亦可能掩蔽问题的真面目。
鲁迅杂文范文5
根据新闻事实而写作应当说是在向历史的深层掘进,开采思想的“石油”。
我的杂文很多涉及经济方面,这或许与我的一些经历有关:我读过一些经济学原著;还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读过一段时间MBA;我曾多年担任《北京晚报》经济部记者;最为重要的,大概还是《北京晚报》是办给老百姓看的。关注经济就是关注民生。
我在写作时,尽管常用一些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但我的立足点是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一般经济学家。则更多地从商(企)业利益最大化出发,从人的自私自利出发,这恰恰是我所不能苟同的地方。
改革开放三十年,川菜在全国大行其道,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辣。辣能振奋精神,刺激食欲;文章带点儿刺儿,相当于川菜放辣子。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杂文,力求尖锐、泼辣、鲜明,但我的文章不敢像川菜那样,满盆满锅满盘皆红,只适当放一点,或日“少许”;没有不行,太多了也不行。
除了辛辣以外,我在创作中还尽量讲究点儿幽默。很多生活中的悖论、反讽,用调侃或自嘲的方式表达。可能更能引起读者会心一笑。我平时喜欢开玩笑,很怕见官和满口官话的人。人只要不假、不装,不以为自己的文章是治国良方、经国大计,写文章就像和好朋友谈天说地一样,幽默感就慢慢培养起来了。
有人指责我的某些杂文是“骂人”,实乃冤哉枉也。鲁迅先生说,指良家妇女为,那是骂人;指为那就不是骂人,只是说出了事实(大意)。林语堂说:“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语丝》第五十七期)对一些人指名道姓,小有得罪,是因为那些人真的不是“良家妇女”,尽管他们有钦题的“贞洁牌坊”,但从他们抽的香烟、戴的名表、住的豪宅、讲的官话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些人放在的队伍中都不太受欢迎。对这些人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痛不瘁地唠叨几句是没有用的,拆掉他们的“贞洁牌坊”确是今天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建设性工作。
我的一些杂文时常被《杂文选刊》选用,但距离一个杂文家还差得很远。明证是北京有个杂文学会,那里的杂文大家和专家们似乎从无人拉我去“学会”沾光,评奖之类的美事更是与我无缘。倒是远在长春的《杂文选刊》以为我的作品可以入杂文之流,给我鼓励和稿酬。
古人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我理解,这个“时”就是此时、此事,当时、当事。读鲁迅杂文,你会发现,完全都是“合为时而著”。不论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还是《“友邦惊诧”论》,其实都是紧扣当时的时事有感而发,决没有无病,或发思古之幽情。在我看来,杂文也有一定的时效性,同时更讲究“文”。但当今一些杂文掉历史“书袋”过多,挖掘事实不深,而《杂文选刊》在这方面却做得比较好。
时效性有三种,一种是紧紧贴着时事,一种是滞后于时事,一种是预见或预感到将要发生的时事。应当说,带有前瞻性的杂文最难写,这要求作者对将要发生的事判断准确,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功,同时有日常调查研究的积累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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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应该给读者一点新的启示。杂文之论辩除了正论之外,恐怕大多采用反驳。带有一定程度的质疑性和争鸣性往往更能引人注目。对于既定结论、流行说法和传统观念,杂文作者并不盲从和附和,而是作深层次和多角度的探索,他们往往力排众议,独树己见,写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来。杂文写作中求异思维的具体运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惯常思维的超越;对陈旧观念的异议;对流行说法的别论;对原定题旨的发挥。
首先,求异思维意味着对惯常思维的超越。思维之奇妙,不在于它局限于某些常态而沦为定式,而在于它的灵动活跃和多姿多彩,在于它往往以新异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新异的思维有别于惯常的思维,就是它往往能在杂文构思中催生出新意。写作的关键并不在于"写",而在于"想"。只有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明白。人类的思维难免有惰性,难免"习惯成自然",难免形成某种思维定式而常常认为"理当如此"。超越惯常思维就意味着克服思维的惰性,摆脱某些习以为常的东西,捕捉某些新异的东西,进而生发联想,这样才能写出一点新意。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沙》一文中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这一通常的看法进行生发。作者认为,当牵涉到本身的利害时,小民何尝不会团结,"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因为"小民倘能团结",统治者"发财就烦难"。作家进而指出,中国的所谓"沙",其实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他说:"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作家的这一观点颇为新颖。因为前述"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这句话中的"中国人",通常指的是中国民众,所以矛头所指,便是所谓"国民的劣根性"。作家笔锋一转,直刺大大小小的统治者。这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更为新奇的是作家随之所作的发挥:"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因为中国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不仅是"沙",而且人人想称"皇",于是成为"沙皇","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这充分显示了作家的想像力和求异思维的能力。
其次,求异思维意味着对传统观念的异议。时代不断前进,社会不断更新,一些传统观念就会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当然,并非所有的传统观念都被认为不合时宜,有些观念是对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正确反映,具有泛时代性,愈经砥砺,就愈见其光辉。而有些传统观念则会随着其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消亡而变得陈旧以至于陈腐了。
因此,对任何众口一词的传统观念都不应轻信和盲从,而应对它作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研究,这样才能探知某些貌似真理的观念的悖理之处以至于荒谬之处,从而有所发现,写出一点新意。
其三,求异思维意味着对流行说法的别论。就像歌坛有流行歌曲,服装界有流行色一样,社会上就某一问题也往往有流行的说法。流行说法之所以流行,当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否则不会流行;流行的说法也往往不尽合理,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不能因其流行而一味赞同。对于某些流行的说法,要善于发现其不合理之处,说出一些别样的见解,这样文章才能出新。
在《小议礼节》一文中,作者夫之对流行颇久而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进行具体分析,表达了新鲜的见解。作者写道:
古代中国人虽然对礼节的施行极为重视,但对礼节的由来却不甚了了。何以见得?"仓廪实而知礼节"一语便是佐证。所谓"仓廪实",就是粮仓充实,意为饱暖的生活。那么,"仓廪实"之后就一定会"知礼节"吗?其实未必。有人举出唐明皇开元年间为例,说那时的人们"知礼节",其原因就在于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然而,明代中叶人们大多也不乏温饱,却何以大量出现西门庆之流寡廉鲜耻的人物来呢?看来,有了生活的饱暖,也并不一定知礼节。于是,中国又有一句老话,叫做"饱暖思欲"。可是,这句话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是否"思欲",与生活的饱暖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仓廪实而知礼节"与"饱暖思欲"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流行说法。当人们分别提到其中之一时,很少看出有什么不妥之处,于是长久以来得到认同。一旦将二者置于一处,就会发现其悖理之处。而这时或许有人会否定二者中的一个,而肯定另一个仍具有合理性。作者通过进层思维和反向思维,从中开拓出新意。
其四,求异思维意味着对原定题旨的发挥。所谓发挥,是杂文写作中颇具特色的艺术手法。杂文谈论问题,大多是紧扣题旨,正面讲述道理。但有时也旁枝逸出,说一些言外之意,题外之话。不过,这不是跑题,而是作者对原定题旨的拓展、提高和升华。所谓言外之意,这里的"意"就是对"言"的发挥;所谓题外之话,这里的"话"就是对"题"的发挥。紧扣题旨,是正面讲述道理;而借题发挥,则是侧面谈论观点;而有时则要推演出游离于原定观点之外的新观点,成为文章的一种副产品。无论哪一种发挥,对于丰富文章思想内容来说,都是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法。同时有时对于确立和深化主题也起着重要作用。鲁迅在《花边文学知了世界》一文中谈论法国诗人拉封丹的著名寓言《知了和蚂蚁》:
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做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
这则寓言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勤劳者才得温饱,不劳动者不得食。然而作家并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议论,而是借以为题采用反向思维引申道:
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还另有几句更为深刻的发挥: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去声),治人者食于人"说得多么简洁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