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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范文1
首先,整个社会的古典文学水平普遍偏低。在当今的中国,不说用口语文言文,读不懂文言文文章,不认识繁体字的大有人在。中国古文博大精深,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化之一,其中“假字”是文言文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各大古典电视剧中,由于怕电视观众看不懂文言文,而对其字幕的配制全套是白话文。其次,古典文学人才的严重匮乏。现代教育中,也许只有大学开设的汉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古典文学爱好者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了解,而大多数只是迫于义务教育或无意识而接触到它,古代的文学著作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中国古典文存在危机的原因
首先,文学教育以现代文学教育为主。、至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的文学思想。直到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高考,才让中国古典文学教育重新回到教育的层面。但由于深受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还是以“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为主。
其次,应试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以高考古典诗词鉴赏为例,中国的高中教育,老师会给出文言文中高考的重点,而学生则根据重点去刻板的面对高考。从2002年开始,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的诗歌鉴赏考查由选择题型变为简答题型,改变了以往的诗歌鉴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为选项分析能力考查的状况。
第三,现代文学多元化的趋势对古典文学造成威胁。文化也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1998年,第一本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使台湾和内陆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的狂潮,此后的题材除了爱情,也有历史、武侠、恐怖、魔幻、侦探、悬疑、纪实等,拉开了一股“新新人类”的“新”,人们更加愿意喜欢阅读新颖的题材类型。文化种类的增多,人们更愿意接受网络带给我们的快捷、娱乐化的信息,使得古典文学的地位更加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的教育。
第四,古典文学的接触渠道较少。中国教育的模式普遍是填鸭式教育,这也让在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机会只限在课堂。但书本上的文言文、古典相对于中国2500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古代文学在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在接受时有一定的难度。
三、如何面对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危机
首先,加强教师的职业知识素养。古典文学的传教,不一定要按严肃、古板的方法。而是要课内课外的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师也必须加强古典文学“深”度、“广”度,才能满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讲诗经侧重于艺术的角度,突出情感的渗透;讲唐宋文学,侧重想象力的发挥,扩散学生的思维;注重自己在各方面知识的扩展,不应只按教材式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应用现代教学方法将古典文学拓展到学生心理。
其次,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宣传古典文学教育。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把古典文学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古典。老师经常带动学生到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不断拓展古典文学的传播渠道。
第三,在先进的网络技术中发展古典文学教育。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随着电脑的走家入户,我们的学习、写作条件已相当优越。我国最早论述为学问题的著名专论——荀子《劝学》即通过“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联翩喻体强调了诵读积累的重要意义,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方法常为人们所称道。古典文学电子版的出现,能给那些爱好古典文学又无迹可寻的人,提供一个大量的传播信息库。
古典文学范文2
从《芈月传》《琅琊榜》再到《如懿传》,一批历史类网络小说近来成了热门IP,改编影视剧频掀“古风”热潮。上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网络文学研讨会上,雷达、阎晶明、施战军等文艺评论家,围绕当下热门网络小说提出,网络文学长期以来就有对传统文学精髓的吸收;这些作品产生的人气投映出的恰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块“磁石”对大众的强大“引力”。套用流行的说法,古典文学才是当下流行的网络小说背后的最大IP。
名著都读不下去
知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起一项“死活读不下去前10名图书”的调查,结果《红楼梦》高居榜首,成为“最难读”之书。其他古代三大名著悉数上榜。
3000多位读者参与,而且他们还梳理出读者“难啃这些名著”的理由,以示有根有据。
这份榜单中,《红楼梦》排第一,此后依次是《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尤利西斯》。
除了《尤利西斯》等少数由于语法句式原因难以读懂的小说外,其余上榜小说理应毫无阅读障碍,“《西游记》也在其中?这本书很好读啊。还有《水浒传》也非常通俗,几乎就是白话文。怎么会成了读不下去的书呢?”
但现实就是如此。上海作协副主席王晓明说,现在即便是大学中文系学生也是不读《红楼梦》和托尔斯泰的。在正统文学研究者眼里神圣的世界名著,在现在很多青年读者眼里已经变得如此之轻。
“死活读不下去”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红楼梦》,有读者就抱怨书中人物关系太多,完全弄不明白关系。还有读者抱怨《红楼梦》中的诗词太多,妨碍了对故事的理解。至于《瓦尔登湖》,有读者表示基本不知此书所云,“第一页翻了十遍,内容依然陌生”。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上榜的10本书绝大多数都是被读了几百年,因为大家都觉得好,才成为名著的,而怎么到了今天读者手里就“死活读不下去了”呢?
结语:
读名著是个好习惯,但一不留神就可能遇到粗制滥造的译本,浪费买书的钱事小,浪费了你宝贵的时间才是最可惜的。好在互联网除了给译者偷懒提供了便利之外,也给读者鉴别版本创造了条件。通过搜索,根据口碑选出信得过的出版社、靠谱译者和经典版本,应该不是难事。总之,外国名著水很深,随便摸一本来读,吃亏的很可能是你自己,一定切记!
“碎片化阅读”让厚重之作走开
文学研究者郭庆红坦言,这个结果确实让评论界有点不知所措。“人物太多”也好,“诗词太烦”也好,“不知所云”也好,其实质都是现在的一些读者已经不知道如何“对付”厚重的名著了,“他们最好一目了然,浅显易懂。”
这就是常年“碎片化阅读”和“轻阅读”的结果。郭庆红提醒记者注意,参加此次网络调查的读者,清一色是网友,习惯的是网络阅读。而网上泛滥着大量碎片化内容。这些碎片化信息虽然短小精干,有时也能给人一种“智慧的闪光”,但相比经过时间检验的那些厚重之作,当然有不少还是流于浅薄的。还有一种阅读风气就是,认为阅读就是为了轻松,拒绝甚至鄙视读“费劲的读物”。而当这一切成为习惯,名著也就到了“死活读不下去”的地步。
读得下去的网文
在读不了名著的当下,中国古典文学却在与另一种方式进行转化式生存。
“我们的网络文学,正在跟传统文化、悠久的历史,产生非常奇妙的结合。”在文艺评论家阎晶明看来,这种“结合”不仅指历史的题材,也在于古典的叙述方式、对经典文学元素的应用。
此前就有不少网友戏称《芈月传》里的人物是在用《诗经》谈恋爱。芈月与黄歇约定私奔,用“交交黄鸟,止于棘”做暗语;芈姝春心萌动,说出“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秦王大婚时,则念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小说中许多提及历史风物的细节,比如当时的乐器有哪些、女子从几岁时开始学习演奏,以及古人如何行医、如何婚丧嫁娶等,评论家梁鸿鹰认为,这些细节增加了历史的还原度,更从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情景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活、瑰丽之处。
在贴着“叛逆”“新潮”等印象标签的网络文学中,其实“古典”“历史”一直是最为流行的题材之一,传统文化的精髓始终渗透其中。且不说《明朝那些事儿》这类直接聚焦历史的故事,“宫斗文”如《甄执》《如懿传》,“穿越文”如《步步惊心》《回到明朝当王爷》,都有史可循。就算是《花千骨》这样架空历史的“玄幻文”,里面的妖兽也大多出自《山海经》。
从一些优秀的网络历史小说中,不少专家学者还读出了古典小说的叙事感。情节的推进、氛围场景的铺陈、人物的说话方式,包括“章回体”式的结构,都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一脉相承。
转化源自于文化精神的认同
“为什么《花千骨》《琅琊榜》等改编的电视剧影响这么大? 这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都是特别重要的现象。”评论家雷达提出的这个问题,也引发了与会专家的热议。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这些作品所传递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正是它们受欢迎的原因:“像四大名著这样的传统小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它的核是什么?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文化精华的核又是什么?是仁义礼智信。没有这个,老百姓是不会喜欢的。”
古典文学范文3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两大“传奇”分别是唐代的传奇小说和明清时期的传奇戏剧。
为什么唐代小说不直称小说而要称传奇呢?这得从“小说”这个概念的发展演化说起。“小说”一词最先出现在《庄子・外物篇》里:“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想靠修饰琐屑的言论来求取高名美誉,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远了。这里的“小说”指的是“浮夸的言论”。东汉桓谭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他认为小说就是琐碎、零乱的俗言小语。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在班固看来,小说是稗官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搜集来的小知、小道。以上种种,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究竟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呢?一、《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书中有不少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被视为小说的萌芽;二、《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等史书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为以后的小说提供了叙事经验,被视为小说的发展;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干宝的《搜神记》等记载一些轶事、掌故,被视为小说的雏形。隋唐时期被视为小说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不寻常的传奇故事,“传”有传说的意思,强调了故事的虚构性;“奇”指奇异事迹,强调了情节的曲折跌宕。虽然没有“小说”之名,但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很相近了。
唐代小说被称为“传奇”,一种说法是来自中唐元稹(zhěn)所写的恋爱故事《传奇》,一种说法是来自晚唐裴(xíng)编的小说集《传奇》。但不管是哪种原因,唐代的传奇就是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标志,这是无疑的。
唐传奇是小说,而明清传奇则是戏曲剧本了。明清传奇取唐传奇“无奇不传”之意,虽然是舞台艺术,但人物与情节追求唐传奇的特点,所以,人们把与南曲戏文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的明清戏剧也称为“传奇”。
古典文学范文4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许多高校频繁发生恶性案件,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件令人触目惊心,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和观念处于成熟期的研究生,为什们会对他人的生命给予漠视,一个书生又为什么会残忍地去采用犯罪手段剥夺他人生命,应该引起更多的人注意,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研究者,应该加以研究。通过发生在高校校园的悲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由于高校人文素养教育的缺失所造成的结果。近年来,由于招生工作的市场化挑战,扩招就成为了高校获取利益的主要途径,许多学校往往对人文精神的培养给予了轻视,教育开始充斥着功利主义色彩,尤其是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就成了学校极为重视的问题,这样致使学生对人文知识的掌握不会重视。人文素养教育缺失的最终的结果是,老师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对于社会的贡献多少就不会在意,对人间的凌暖不在关注,从理论意义上来看,缺失人文素养的人往往会出现对社会认知的偏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心中没有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如果出现、极度的缺乏人文思想,就会丧失正常的人类情感,对人的生命看的毫无轻重,当然,这样的心态是每个人内心世界潜在的“燃点”,只要稍有触及就会发生心理上的裂变。
二、用古典文学作品进行人文素养教育
中华民族人类创造了优秀灿烂的文化,古典文学作品是人类文化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现代人宝贵的精神遗产。亘古至今,古典文学中塑造的优秀人才很多,他们的故事动地感天,优秀人物的精神和品格对培养大学生健全人格,拥有高尚的情操和社会责任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古典文学教育能够增强民族自信,激发大学生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意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民族精神,爱国思想成为作品的主题,古代文学家们用诗词、小说、戏曲等多样的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操。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辛弃疾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文学作品,其主题让人感到了忧国忧民、舍身取义的民族责任心。只要大学生去阅读这些优秀的作品,就能感受到作品中浓烈的爱国气息,作品中蕴含的爱国思想和精神会撼动大学生的心灵,让作品中的人物引发他们内心的民族自豪感,从优秀人物身上感受到自身的不足,继而对自己作出改变。
2、用古典文学的正能量促进大学生心灵的改善。在我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文人他们身处乱世,他们的才华得不到认可和承认,他们生活在逆境中,像司马迁、屈原、柳宗元、陶渊明等等,这写流芳千古的人物,他们在苦难中不失做人的志气,他们为了民族的繁荣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但是他们都表现出高风亮节的精神和品质,他们没有气馁,没有丧失对理想的憧憬和追求,用一颗光明磊落的心去迎接那些苦难。他们乐观向上的心态,让后人敬仰和爱戴对。教师要利用这些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开展大学生挫折教育,素质教育。要充分挖掘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故事和优秀人物,进行有效地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让他们在面对逆境和困难的时候,要向那些优秀的古代文人学习。
3、实现人文素养的提升仅仅依靠专业知识显然是行不通的育人方式。专业教育只能是一种技能的提升,对于一个人心灵的塑造发挥不出多少作用。现代的高校学生人文素养缺失已经十分严重,究其原因就是高校对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十分注重,当然,作为高校为了让学生未来有一个好的就业出路,强化专业技能的培养是正确的。但是,仅仅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人的道德养成和人文精神教育显然是不可取的教育模式。我国自先秦以来传承下来的古典文学作品浩瀚如海、博大精深,汇聚着文人贤士的思想精髓,他们深邃的思想和高远的认识代代延续,成为人类可以吸取的宝贵血液,促进着人类智慧的增长,雄浑飘逸的楚辞汉赋,婉约清丽的唐诗,柔情丽雅的宋词。雅致精炼的语言,含蓄多意的意境,无不一句不是发自文学大家心中的情感,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对命运不屈的精神,往往会给读者以激励和鼓舞。通过对古典文学的研读和学习,大学生们从中获得很多的认知和感悟,心里也会得到熏陶,在古典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们的道德修养会逐步得到提升。
4、用观点文学作品的内涵精神去关照青年人的精神世界。我国已经进入到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经济的不断繁荣使得民众的生活越来越好,物质的富裕让很多人看重的是享受带来的虚荣膨胀,很多人充满了焦虑和空虚,整个心灵就像被流放在无垠的沙漠一样,看不到前方尽头,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心灵找不到可以让自己栖息的港湾。我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传承了数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其中蕴含着的生生不息的民族大义精神,充满魅力的人性品格,狼嚎的道德风尚,还有很多让人奋进,使人进取前行的优秀人物,无不让当代大学生获得感动和激励他们的心灵在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中得到滋养,精神世界得到很好的丰富。
三、让古典文学成为人文素养教育的正能量
古典文学作品蕴含着很多的正能量,这些包含着艺术化的励志文学作品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激发大学生的情感,在他们接受文学作品的熏陶中,思想也逐渐成熟,懂得理解和思考,学会对事物的判断。例如《北齐书》中的“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无疑是在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就是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唐朝诗人《杜甫》的“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道出了诗人的金钱观和价值观。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向我们揭示出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性和崇高的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信念和精神,这个古代诗人心中怀着一颗博大的心,给人以启迪和引导。用形式多样的古典文学教学方式,促进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使他们真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实践已经说明,高校单单开设古典文学课程开展德育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让大学校园充满弄些的人文教育气息,就要进行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古典文学教育。可以邀请国内知名大学教授讲授经典古诗词的建构和内涵;组织师生开展古典文学作品诵读活动,同时,授课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形式,综合影视资料,音乐素材等制作课件作品,让学生在课堂上充分接受古典文学所传递出来的内涵精神,教师要不断向学生推荐优秀古典文学作品,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能够收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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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社会学;古典文学;译介模式
经济全球化已经产生强烈的文化效应,文化和经济共融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是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而古典文学的译介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模式,是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随着文化全球化,译介模式在对外传播中越发重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要想实现本土化优势,译介模式需要及时改变。翻译社会学视角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古典文学小说进行研究。翻译社会学视角能反映出古典文学小说中社会历史状况和译者生活轨迹结合的情况,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而且可以更好的解释翻译实践的特殊性,使更多的人对翻译活动的开展、影响和作用有更生动的理解。
一、研究现状
国内外翻译学者就翻译社会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拉图的行为者网络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论等理论的出现,重新审视了翻译行为和译者身份。霍姆斯(Holmes)首先提出“社会翻译学”的概念;胡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学角度表明了建设性研究的必要性;李红满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当今翻译社会学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和问题;武光军首次翻译了翻译社会学的起源,指出翻译社会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翻译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郭建辉强调了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机制研究以及工业化研究;王悦晨建议翻译社会学的任务是展示和解释社会上翻译活动的合作和影响。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总体数量不多,刘霁认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在编撰体例内容上依附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忽略或遗忘了许多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译介群体,“学衡派”是其中之一;江帆对《红楼梦》的英语译介行文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行为方式提出了一些启发性建议;耿强指出译介过程不仅要考虑译本选材、翻译方法、营销策略等内容,更需要时刻注意目标语文化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郑烨主要以《中国文学》这本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为例,借助译介学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
二、译介模式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五大基本要素,本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三大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从而探索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最佳译介模式。
(一)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研究的是探讨“谁”翻译的问题,即译者应该是“谁”的问题。杜博妮(BonnieMcdougall)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翻译存在以下4种模式:学术翻译、商业翻译、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以及个人翻译,4种模式翻译发起人不同[1]。就中国古典文学译者模式而言,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中国本土译介主体模式。译介主体基本上对异国文化有一定体验和了解,作品基本是由中国国内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第二种是海外华人译介主体模式。海外华人译者大多具有较强双语能力和双语文化,如美籍华人王际真、林语堂、张爱玲、许芥昱、穆爱丽等。第三种是国外汉学家译介主体模式。汉学家深谙英语汉语两种文化,具有超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英美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较多,翻译《聊斋志异》的翟理斯(H.A.Giles)、翻译《西游记》的阿瑟韦利(ArtherWalley)、翻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闵福德(JohnMinford)等。除了这3类模式之外,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还有一种与林纾、庞德的翻译活动相似的合作翻译形式。中国国内本土译介主体模式和汉学家译介主体都存在着不足,比较科学的模式就是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即国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中国学者为翻译辅助,取长补短。“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如果中译外译者是中国人,深谙中国文化,就需要请外国学者在语言上帮助理顺润色;如果中译外译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是汉学家或者是学中文的人,就要搭配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外文基础又好的中国人。只靠中国人或外国人翻译我认为都不保险。”[2]
(二)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选择是翻译文本能否得到有效传播关键因素之一。翻译文本选择的成功,就会受到读者的亲睐,取得较好的译介效果,反之会达不到预期的译介效果。对作者的选择是译介主体翻译前需要做的重要选择之一,一个译者选择翻译一个作者的作品一般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该作者有着吸引译者的思想以及其作品深得译者的喜爱;其次是因为了解读者的喜好,认为该作家能够满足大众读者的需要;第三,是因为该作者所具有的市场价值,这一原因尤其体现在翻译发起人是出版社的时候。文本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成品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国家形象及读者评价,如果将“挑选”的客体延至翻译项目的发起人、委托人、合译者、出版商、发表媒体等,那么对于“挑选重于翻译”原则的强调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翻译成品的可接受效度及最终传播力和实际影响力[3]。翻译的选择不仅体现在对作者以及文本的选择上,它同时包含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翻译文本和策略选择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文化语境空间中,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译者的文化立场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面对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至少可采取3种文化立场:其一,译者站在原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其二,译者站在目的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其三,译者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就会避免采取极端的异化和归化策略,将交流作为翻译根本宗旨,努力寻找合适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劳伦斯•韦努蒂认为译者总是倾向于本族语文化立场,他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4]一般来讲,当原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译者为求将原著呈献给译文读者,弱势文化读者往往更喜欢原汁原味的译作,译者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反之,当原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强势文化认为自己文化比弱势文化更自然进步,更具普遍性,多倾向于用归化翻译方法。
(三)译介途径
传播途径包括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和信息载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图书、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译介途径同样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杂志社等。中国古典文学译介途径主要包括本土出版社、报刊杂志等媒介、海外书展。本土出版社方面包括:其一,本土出版社。多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途径比较单一,中外合作出版虽然近年来有所加强但为数不多。例如,由国内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等。其二,海外出版社;其三,中外合作出版。中外合作出版主要有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3种基本模式。贸易式是一种最直观、最简单、风险最小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契约式是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或转让合同方式把版权给海外出版机构。投资式模式指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在海外形成出版分支机构的海外图书市场进入模式。媒介方面:在译介中国文学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报刊杂志作为大众媒体的重要形式一直是传播中国文化译介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书展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交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中国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他域。中国政府也积极创造机会,开拓中国作家和国外作家、出版家、读者面对面交流的途径。办书展是新书、进行交易版权、探讨全球出版业发展动向展开深度的交流与研讨的平台,是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参与交流并获得关注的重要途径。总体来说,在这3种出版途径中,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主要依赖的还是国内本土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翻译目前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占有非常小的比例。比起国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西方读者更倾向于阅读“自己人”参与出版销售的作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途径较单一,中外合作不多,主要是本土出版社。因此应该加强合作,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版权贸易、图书贸易、合作出版、数字出版物、国外办出版社等等;加强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拍摄。
三、古典文学小说译介模式的弊端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虽然一直致力于走出去,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翻译策略不合理:翻译的译者大多数为本土译者,但他们将中文翻译成第二外语时,就会遇到很多问题。译者对英语的精通程度与母语相差很远,翻译时很难确保译文的准确性,甚至与原文的作品风格有很大的出入。译者要尽量避免对原太大的改动,尊重原著的文化语境。
2.选材不当:中外文学的语境不同,部分译本无法被国外读者所接受,自然也不会关注中国文学。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到意识形态、文化素养以及阅读兴趣的差异,不能纯粹地追求译出的数量。
3.销售渠道单一:通过文学译介的译本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读者对译本的误读会影响在国外的广泛传播。多数译本的出版发行方式是比较单一的,以熊猫丛书为例,他们选择在国内出版并通过国内的销售商在国际书店进行推广,没有选择国外的商业出版社,这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其销售市场,大大降低了译本的竞争力。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译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还要考虑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文学译介不仅仅是语种的转换,它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交际行为。其次,要充分认识译介现状,翻译时不能只是埋头翻译,更应对传播状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再次,要多渠道销售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完全走出去不能只依靠自己,可以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进行合作。政府和研究者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开辟新的图书译介模式与销售渠道,先在中国出版社出版再通过国外书店推介的方式固然不如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由于国外出版社更能准确了解和把握读者市场,译本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销售渠道进行推广。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的译介模式,才能把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宣扬出去。译介模式的成败,体现在读者能够顺畅的拿到译本。国家应不遗余力地对译介活动给予支持,但是通过外文局图书推广渠道的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学就不能完全走向世界,《牡丹亭》的推介以及“熊猫丛书”的失败都印证了这个模式的不合理性。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要大胆实行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国外文化系统的诸多因素。要积极与本土的文化机构出版机构合作,选择正确的译介模式,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和销售资源,让中国古典文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参考文献:
〔1〕Mcdougall,Bonnie.TranslationZonesinModernChina[M].NewYork:CambriaPress,2011.
〔2〕鲍晓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3,(5):43-45.
〔3〕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论加里斯奈德对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6):63-68.
古典文学范文6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献辨伪
一、“知人论世”的提出与发展
孟子的“知人论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关于“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来源,有文章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而卿大夫们在引《诗》的时候经常断章取义,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语,而忽视了诗句在整首诗中的意义。孟子认为这种截取诗句表达思想并不是对诗文本义的正确诠释,歪曲了原意,正是对这种行为风气的不满,他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以这种说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是为了矫正曲解文义的错误行为,达到正确理解诗文的目的,但是仔细探源“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出处,我们发现这种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论世”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找出一个文学批评的准则。我们且以此说法的出处《孟子•万章下》为证:“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译成现今通行的说法,这段话的意思是乡里的优秀人物就和乡里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国家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就和同样是天下闻名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觉得不够,便可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与之交朋友。但吟咏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样可以吗?因此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了解其人,这是与古人做朋友。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在这里认为,不同层次的人交友范围不同,层次高的人更需要沟通古人与古人做朋友,但与古人做朋友,只读其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与其进行心灵的沟通,继而成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本来意图是阐释尚友的方法,“颂其诗,读其书”只是一种手段,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话同时也客观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方法,并且后一种的意义为后世之人不断阐释发展,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本意。
“知人”与“论世”是两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的概念。“论世”是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须“论世”。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论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处时代,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对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了解激发作者产生创作欲望的临时动因等等。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会有自己一定的动机。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会因为作者情感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艺术风格方面,不同的艺术道路,不同的审美风格和不同的个性心理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3]如果要论文,最好是能够在通篇考虑的基础上顾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处世为人,更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状态,兼顾了作者的“全人”和“社会状态”两个方面再谈论文,才更为全面和确凿。鲁迅先生的观点实则就是肯定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二、“知人论世”这一认知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共通性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4]但学者开始对某项文学现象分析研究时时,不管是分属文学史还是文学学术史研究都要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和媒介,如果没有实体的创作,研究就无从附着,空谈而已。自司马迁的《史记》创造了为作家写传记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古代作家的生平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同样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两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媒介,那么我们将“知人论世”的方法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知人论世”在古典文学鉴赏方面
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时代在变化发展,文学创作也在跟着变化发展。我们今天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文化现象彰显的不仅仅是各个朝代文学创作的代表成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的关系。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的记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嬗变都会影响文学的兴衰,作家的情感体验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继而这种变化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造成的文学现象就是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变迁。所以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能够反映出文流的更迭。因此,“知其人”“论其世”的研究方法才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研读文学作品时有助于更准确的把握其主旨。比如曹操的《龟虽寿》,对诗中“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这一句的解释涉及到“天”这个字的含义。究竟“天”是解释为自然还是天命呢?这对把握诗词的主旨非常关键,二者虽然均可解释得通,但阐释出来的意思却截然相反。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知人论世”。通过查阅记载曹操生平事迹的史料文献,我们发现曹操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者,可见他是不会相信天意、天命这些东西的。如此可见,“天”在这里应该解释为“自然的”,这样我们在解读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不会曲解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更明确作者的感情倾向。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些作家受到时代环境或自身性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隐晦地将情感暗含诗中,令读者好像坠入了云雾中,不知该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但是经过知人论世这一环节之后,了解了诗人的生平遭遇及写作的时代背景,就能拨开云雾,更清楚地辨明作者的感情倾向。比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整首诗中并没有出现明显表现情感的字眼,也并没有提出想通过张丞相的提拔步入仕途,但是题目又为何是赠张丞相呢?我们若能“知人论世”,对孟浩然的生平有个简单的了解,就会明白孟浩然渴望功名却一直无官可做的焦急,这样作者通过诗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表达的急切之情就不难理解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阅读诗词时有助于明晓其写作方法,把握主题。有的作品意旨深远,作者往往会采用多种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难以理解其真实意义,此时就需要我们“知人论世”来考究作者的初意。比如大家熟悉的曹植《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通篇用比兴的手法以豆自喻,实则是表现诗人自身处境的艰难,沉郁愤激的感情。我们若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容易推断出作者运用比兴的缘由并且揭开它的本体,把握作者表示的深层含义。
(二)“知人论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涉及到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各项内容。在古典文献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和实践方法是考据,考据通过对文献的稽考、推演或辨正,判断考证对象的真伪是非、誊清其相互关系及发展脉络以发现或解决问题。可以说考据在文献工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清代的朴学、乾嘉学派都是非常典范的代表,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夸大考据的作用,它只是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事实上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也实非考据一种方法就能完成。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就应该打破研究方法的单一格局,拓展多种方法,融合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时如果能把考据的实证科学方法和文学方面的人文方法相结合,研究或许能得出更佳的成果。
我们且以《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为例。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教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首次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两位先生认为《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代司空图所作的第一个证据可以说就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提出的,“《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杂著及文风取向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悖向。”司空图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诗品》却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书中可以很轻易看出作者对道家学说的由衷赞许和自觉认同;从文风取向上来讲,司空图认为作诗要达到圆融之境,作者应该深思极虑,但《二十四诗品》却是追求自然妙造,不倾向于人为雕镂;从审美取向来说,司空图在它的论世杂著中更称许“澄澹精致”的诗风,尤其对那些沉郁遒举的诗作最是推崇,但是《二十四诗品》却是推崇清淡逸雅的诗风。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二者的确是大相径庭,让人不由怀疑《诗品》的作者是否确为唐代的司空图。陈尚君、汪涌豪两位教授就此提出的《诗品》作者之伪说正是对司空图“知其人”的结果,可见“知人论世”对于古典文献辨伪中观点的“破”与“立”十分重要。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我们应该突破单一的研究方式,尝试多种方法和风格的实践,但这都不能取代或者是贬低“知人论世”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古典文学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据之功,也应重视人文方法的价值,既要提倡严谨的学风,又要鼓励自由的思想,做到理性与诗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才能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1]王菲.知人论世在初中古典诗词教学中的运用[D].河北师范大学,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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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M].长沙:岳麓书社,2004:420.
[6]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28.
[7]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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