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媳挺动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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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媳挺动范文1

【关键词】二叠纪;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干酪根碳同位素;生排烃量

鄂西渝东地区是指湖北恩施-建始以西、 重庆涪陵-万州以东的区域, 自西向东包括方斗山复背斜、石柱复向斜、齐岳山复背斜和利川复向斜等构造单元。[1]该区上古生界海相烃源岩已达高过成熟阶段,但在其邻区川东及川东北地区,依然发现大量的气田(如川东石炭系气田群、晚二叠世-早三叠世普光超大型碳酸盐岩气田)。本区上古生界勘探效果也较为明显,截止2016年底共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222.5亿方,其中二三叠系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201.5亿方,展示出高过成熟海相碳酸盐岩具有巨大的勘探潜力。本文从钻井、露头剖面及地球化学资料入手,对二叠系烃源岩的纵横向展布、地化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评价该区的烃源岩情况,为进一步的油气勘探提供基础。

1 烃源岩的岩性及展布

由于海平面升降变化,研究区内二叠系主要发育两类烃源岩,即泥质烃源岩和碳酸盐岩烃源岩。泥质烃源岩主要发育在下二叠统梁山组及上二叠统龙潭组(吴家坪组),岩性为深灰色泥岩、页岩和灰黑、黑色碳质页岩,厚度一般在20-70m之间,北部及东部相对较厚。碳酸盐岩烃源岩主要分布在下二叠统,岩性主要为灰黑、黑灰、深灰、灰色灰岩、泥质灰岩等,厚度相对较厚,一般变化在200-350m之间,表现为东薄西厚的分布格局。

2 烃源岩地化特征

对于高、过成熟烃源岩许多地化指标已经不能真实反映原始有机质情况,本次研究主要采用受其影响不大的几项指标进行评价。

2.1 有机质丰度

烃源岩的有机质丰度是指单位重量烃源岩中的有机质百分含量,烃源岩有机质丰度评价常用有机碳含量(TOC )、岩石热解参数、生烃潜量(S1+S2)。[2]本次采用受热演化程度影响不大的机碳含量(TOC )进行评价。

对石柱地区马武剖面及龙8井系进行统采样分析,可看出马武剖面二叠系吴家坪组和茅口组有机碳含量较高,茅口组烃源岩主要为灰黑色泥灰岩,TOC最高可达4.32%;吴家坪组有机碳含量较下统略高,分布在0.39%~8.51%,其中黑色硅质、碳质泥岩有机碳含量较高。龙8井吴家坪组烃源岩最好,岩性主要为灰色泥岩,有机碳含量多在4.0%以上,最高可达29.61%;茅口组TOC一般分布在0.29%~1.36%,均值为0.84%,最高可达3.24%。

区域上二叠纪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变化较大。上二叠统泥质岩烃源岩TOC值普遍较高,变化多在2-10%之间,表现为东低西高的分布格局,其中石柱地区最高达10%以上。下二叠统碳酸盐岩烃源岩的有机质丰度利川地区最高,向四周逐渐降低,东部地区TOC值最低,多在0.4%以下,在万县至石柱一带升高到0.6%以上。

2.2 有机质类型

2.2.1 干酪根碳同位素

对于高、过成熟的烃源岩来说,干酪根碳同位素是确定有机质类型的最有效参数。因干酪根碳同位素在热演化过程中变化不大,一般变重 1~2‰,最大不超过 3‰,所以能反映原始有机质生源构成和类型。本次研究采用许怀先等人观点[3,4],将海相烃源岩Ⅰ型与Ⅱ型干酪根的δ13C 界限值定在-28‰。

对鄂西渝东区多个钻井及剖面进行干酪根碳同位素分析,下二叠统茅口组和栖霞组灰岩的 δ13C 值为多为-26.8~-28.8‰,平均值为-28.0‰,有机质类型多为Ⅱ及Ⅰ型,少量为Ⅲ型。上二叠统干酪根碳同位素比值多分布在-26.1~-28.7‰,平均值为-27.8‰,有机质类型以Ⅱ及Ⅰ型为主,少量为Ⅲ型。

2.2.2 干酪根显微组分及母质类型

干酪根类型的划分是根据干酪根中腐泥组、壳质组、镜质组和惰质组四个组分的相对含量来确定,一般划分为腐泥型、腐殖腐泥型、腐泥腐殖型、腐殖型四种类型。腐泥组、壳质组相对含量较高,干酪根类型较好;镜质组、丝质组相对含量较高,干酪根类型较差。

利页1井、龙8井等井干酪根镜检结果显示,干酪根显微组份均以腐泥组为主(达到60%以上),镜质组和壳质组含量少,惰性组没有。类型指数在0.9-87.2,多为Ⅱ型干酪根,烃源岩母质类型较好。

2.3 有机质成熟度

鄂西渝东地区二叠系烃源岩的有机质热演化程度较高,均达到高成熟晚期至过成熟阶段。其中石柱、利川复向斜镜质体反射率普遍大于2.0%,处于过成熟早期干气阶段。

2.4 生烃强度

研究区泥质烃源岩呈区域性展布,厚度较大,大部分地区为20-70m;富含有机质,TOC平均值达5.33%;有机质类型较好,主要为Ⅱ型;平均Ro值为2.2%,热演化程度总体上处于过成熟早期干气阶段。该套烃源岩的实际产气率在400m3/t上下,通过计算,泥质岩烃源岩生气强度变化在5-35×108m3/km2范围。碳酸盐岩烃源岩在研究区厚200-350m;局部地区TOC值较高,可达1.0%以上;有机质类型以Ⅱ型为主;平均Ro值多在2.0%以上,热演化程度总体上处于过成熟早期干气阶段。二叠纪碳酸盐岩实际产气率在300m3/t左右,计算的生气强度主要为12-18×108m3/km2。两套烃源岩累计生烃强度估计在25-48×108m3/km2左右,具备形成大中型气田的物质基础。

3 结论

综上所述,鄂西渝东区二叠系烃源岩主要为下二叠统梁山组、上二叠统龙潭组的泥质烃源岩及下二叠统的碳酸盐岩烃源岩。泥质烃源岩厚度适中,有机质丰度较高,类型较好,热演化程度较高,生排烃量较大,为区内主要生烃层;碳酸盐岩烃源岩厚度较大,有机质含量偏低,但大部分地区均达到了生烃界线,具有一定的生烃能力。由此可见,鄂西渝东区烃源岩生烃条件较好,具有形成大中型油气藏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胡晓凤,冯畅,丁青,等.鄂西渝东及邻区寒武系盐下层烃源演变特征[J]. 海相油气地质,2016,21(2):29-38.

[2]王文通.渤海撑璧厍喽凹陷古近纪烃源岩评价[J].西安科技大学学报,2015,35(1):83-88.

儿媳挺动范文2

[关键词]家庭系统;学前儿童;亲子互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10)03-0001-04

亲子互动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交往活动。对亲子互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目前已经成为学前教育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以往研究显示,影响亲子互动的因素不仅包括父母的特征。如父母的教养方式、人格特征和受教育水平等,而且包括儿童的特征,如儿童的气质、性别等。随着家庭系统研究的兴起,研究者日益关注家庭系统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影响。笔者拟详细分析相关研究成果,以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有志之士投身这一研究领域,推动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研究的深化。

一、家庭系统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影响

家庭系统是指由具有亲属关系(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等)的成员组成的系统。各个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互动、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超越各分散部分总和的整体。在家庭系统中,各个家庭成员处于不同的位置,彼此之间虽然关系不同但是相互依赖,其中一个成员的行为变化会相应地引起其他成员的行为变化。因此,家庭系统研究者强调从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人手,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研究家庭中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个体之间的交往过程,以便解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了解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家庭中各个成员的重要性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机制等。

家庭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分系统,是儿童社会性形成的初始环境,是儿童获得早期生活经验、形成最初的道德认知和行为习惯的主要场所。无论是何种结构的家庭(如大家庭、核心家庭、单亲家庭等),都会发挥和维持家庭系统应有的功能,对儿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与教育成就有关的主要因素在家庭环境之内,家庭因素的重要性几乎两倍于社会与学校两项因素的总和。”

家庭系统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满足学前儿童个体生理、情感、社会性发展的需求。家庭成员之间会自动调整互动模式,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拥有家庭系统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帮助学前儿童处理因发展或成熟所产生的改变,如入园适应等,以促进儿童的健康、全面发展。三是帮助学前儿童与其他家庭成员建立起积极的关系,从而建立起安全型的亲子依恋关系。使儿童在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四是创设有利于学前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各类问题。五是发展家庭自身特有的互动风格或处事策略。在减缓家庭内外部压力(如家庭日常开销、父母工作负担、祖父母老龄化等)的同时,为良好的亲子互动创造条件。

二、家庭子系统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影响

在家庭系统研究中,亲子互动的特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点:一是儿童的行为特征既受父母教养行为的影响,又对父母的教养行为产生影响;二是亲子互动既受父母婚姻关系的影响。又会影响父母的婚姻关系。也就是说,亲子互动既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回应的循环交互过程。同时也是父母乃至整个家庭系统影响儿童发展的方式,而且还是维持家庭系统平衡的重要机制之一,对家庭系统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学前儿童亲子互动与夫妻系统

夫妻关系不同的家庭,亲子互动的方式也不同。研究发现,婚姻冲突频率高的家庭,其亲子依恋类型倾向于不安全依恋。亲子关系也趋向紧张。

一般来说,在夫妻系统完整的家庭,母子互动的情况较好;在夫妻系统不完整的家庭(单亲家庭),母子互动的情况则大多令人担忧。研究发现。在单亲家庭里,恢复单身的父亲或母亲可能会在婚姻状况改变后的较长时间内承受巨大的压力。导致其与子女互动的方式发生变化。如果子女还处于婴儿期,则会干扰其形成安全型的亲子依恋。在离婚第一年,单亲家庭的家庭系统承受着内外部巨大的压力,单亲父母常常情感淡薄,子女则表现出依赖、不服从、攻击性、抱怨等特征,使得亲子互动的状况变糟。这一状况在单亲母亲与儿子之间的互动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有关继亲家庭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继父母的出现,家庭中原有的夫妻系统出现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对亲子互动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一般来说,如果继亲家庭婚姻质量较高,则继母与继子间的亲子互动也较好。

2.学前儿童亲子互动与祖辈系统

以往有关祖孙关系的研究大多局限在祖孙接触频率与祖孙关系质量等方面,很少会探讨祖辈系统对亲子互动的影响。这一问题直到近年来才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当前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由于家庭成员少,父母往往忙于工作,因此在学前儿童的教养方面难免需要祖辈父母的参与,这就强化了袒辈系统在家庭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研究发现,祖辈父母与孙辈子女的关系是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重要一环,祖孙关系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亲子互动的质量。

亲子系统与祖辈系统、父辈亲子系统等其他家庭子系统适当交互作用,有利于解决亲子互动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必须强调的是,处于中间代的父母有能力支持或阻止祖辈介入亲子互动系统,因此祖辈与父辈之间的关系会极大地影响到祖孙关系以及祖辈参与亲子互动的程度。当父母与祖辈父母关系不良时。父母会阻碍祖辈父母与孙辈子女的接触,从而减少祖辈系统对亲子互动的影响。

三、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研究的启示

家庭系统研究关注家庭内各个子系统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包含家庭本身在内的大环境系统对家庭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的亲子互动研究视角,家庭系统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点值得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研究者借鉴。

1.拓展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研究方向

学前儿童亲子互动多被视为父母教养子女并且影响、塑造学前儿童行为的单一过程。随着家庭系统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尝试了解亲子互动的机制及其对学前儿童发展的影响。

对亲子系统内部而言,父母和子女的行为都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双方共同决定着亲子互动的规则。在亲子系统之外,家庭系统中的每个成员都会对亲子互动产生影响。已有研究显示,夫妻系统、祖辈系统对亲子互动的影响显著。家庭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如旁系亲属或兄弟姐妹组成的子系统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影响将会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家庭之外的环境,如父母的工作环境、家庭所在的社区等因素对亲子互动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2.开展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的早期干预

运用家庭系统理论对学前儿童亲子互动进行

干预多见于系统家庭治疗。系统家庭治疗始于上世纪50年代。儿童精神病学家阿克曼在干预过程中开始尝试在与儿童面谈的同时也与其他家庭成员会面。并且把治疗的重点从研究儿童以往的经历转移到研究当前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上。从家庭系统的角度干预亲子互动,重点不再局限于亲子互动的双方。而是关注亲子互动所处的整个家庭系统。例如,如果儿童出现行为问题,那干预的焦点不应局限在儿童的偏差行为上,而是应当从家庭整体系统的运作、家庭系统动态平衡的过程、家庭规则的变化以及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等方面来寻求解决之道。干预目标是理解和改变整个家庭的结构。干预方法包括干预性的谈话、正向暗示等。其中干预性的谈话是干预的最佳方式。干预性的谈话是指治疗师基于某种假设或出于某种意图向亲子双方提出问题。亲子双方可以通过这些问题感受到压力,发现亲子互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产生改变现状的愿望。并自发地采取相应行动。这一干预方式值得借鉴。

3.开展有效的亲子教育

亲子教育是指对“亲”(父母)和“子”(子女)同时进行教育。家庭系统研究日益重视亲子教育的作用。学前儿童亲子互动受到父母及学前儿童双方的直接影响。如果只单独针对父母或儿童进行干预。那么在提高学前儿童亲子互动质量上只能是事倍功半,很难在家庭系统的大范围内有效促进学前儿童的发展。然而。传统的家长学校往往只针对父母开展教育,即和父母探讨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回应孩子的要求。事实上,亲子互动中的另一方――“子”的地位不容忽视。在亲子互动中,儿童不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同时也是独立自主的行动者,对亲子互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对“子”的教育应成为亲子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学前儿童可以在亲子教育中学习如何向父母表达自己的需要,如何与父母沟通等。亲子教育可以采用亲子平行小组的方法,教育者把家长和儿童各编入一个小组,同时介入家长和儿童各自的系统,不仅教育家长。而且影响儿童,以实现亲子关系的和谐,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儿媳挺动范文3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764.5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07-0655-02

【关键词】 听力;普查;儿童,学龄前

学龄前期儿童耳聋易为家长发现,但中等度听力损失却易被忽略,特别是当有一侧耳听 力正常时可长期不能察觉。故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听力筛查是医务工作者的责任[1] 。为了解丹东市区学龄前儿童的听力状况,以便早期发现有听力障碍儿童及与听力有关的疾 病,笔者于2004年3月-2005年12月对丹东市区4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进行了听力筛查,现将 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丹东市区内4所市级大型幼儿园2.5~6岁儿童3 648名,智能 发育落后者不在统计范围。其中男童1 872名,女童1 776名。

1.2 测试方法及筛查标准 采用上海产便携式PA婴幼儿测听仪对儿童进行主 观测听,仪器频率范围为500~4 000 Hz,响度20~80 dB纯音,每20 dB为1挡。6名经专门 培训合格的专业人员分2组分别在幼儿园的一间相对安静的房间同时进行测试。测试前,受 检儿童每5~10人1组进入房间,一字形坐下,保持安静。固定专人测试,在测试前教会儿童 听到声音后即举起同侧的手,用给声、不给声来判断回答是否正确。两耳分别测试,使用频 率1 000 Hz和2 000 Hz在距离耳道20 cm处给声。20 dB听到为通过,40 dB听到为可疑弱听 ,60 dB以上听到或对声音无反应并有语言发音障碍者为可疑听力障碍。对听力筛查未通过 的儿童进行复查,用丹麦产AT 22声导抗测试鼓室导抗图排除中耳疾病,鉴别耳聋性质。在 进行复筛测试之前,先视诊耳部情况和进行耳镜检查,了解是否存在外耳道分泌物、耳部解 剖畸形、鼓膜病变、外耳道异物等。如果外耳道有分泌物溢出,则不能进行筛查。疑为听力 障碍儿童再进行脑干听性反应(ABR)测试,并明确诊断。

2 结果

听力筛查共测试儿童3 648人,通过3 502人,通过率为96%。筛查结果见表1。

经复查,34名儿童中确诊为双耳听力障碍的1人、单耳听力障碍的2人、分泌性中耳炎的 17人、耵聍栓塞的12人、耳畸形的5人。听力障碍儿童经声导抗及ABR测试,双耳听力障碍2 人确诊为感音神经性耳聋,单耳听力障碍1人也为感音神经性耳聋;分泌性中耳炎14人,声 导抗测试有15耳显示B性鼓室图;畸形耳10耳中,外耳道闭锁6耳,小耳畸形4耳;发生于右 耳7耳,左耳3耳。病因分类见表2。

3 讨论

传导性听力损失和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会对儿童的语言、言语、心理健康、学习、社交等方 面造成影响。3~4岁是儿童学习言语的重要时期,有听力障碍的患儿应尽早确诊,以便施行 听力补偿,进行听力及言语训练。大规模的听力筛查可以达到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的目 的。

本组受检的3 648名2.5~6岁儿童中,发现听力障碍34人,占受检人数的0.9%,且大部分为 轻 度听力异常,与国外报道的0~6岁儿童中轻度耳聋的发生率为1%~5%基本相符。其主要病因 有耵聍栓塞、分泌性中耳炎及耳畸形。除1例鼓膜穿孔患儿继往有急性化脓性中耳炎病史, 以及少数患儿有说话声音大、看电视时喜欢调大音量外,大部分患儿都无自觉症状和不适, 家长也未发觉其异常。如果不是经筛查发现并及时治疗,他们中难免有部分病情会加重,且 导致不可逆性听力障碍。因此,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常规听力筛查是必要的。本组资料还显示 ,42名儿童有耵聍,但听力尚正常,因耵聍尚未完全堵塞外耳道,经五官科医师检查,这些 患儿大部分存在外耳道炎。提示学龄前儿童定期进行耳保健检查是很重要的。然而,笔者发 现很多家长对子女的听力问题不够重视,在随访复查中虽经多次(3次以上)书面和电话通知 ,仍有43名(15.5%)家长不带子女复查,部分家长甚至不承认自己的子女存在听力问题而不 就医,这一现象令人深虑。

本组复筛听力障碍的病因中,以分泌性中耳炎所占比例较高。大量有关中耳炎发病的流行病 学调查表明,20%~30%的学龄前儿童患有中耳炎,高发年龄在1岁左右[2]。由此可 见,学龄前儿童中耳疾病及由此导致听力损失的发病率较高[3]。另外,有些学龄 前儿童的分泌性中耳炎为一过性,症状不明显,可自愈;若伴随上呼吸道感染,随着治疗上 呼吸道感染,分泌性中耳炎也会很快缓解,不会影响儿童的言语发展。即使影响言语的发展 ,在其中耳炎的缓解期也会补偿言语的发展,所以不需要在中耳炎的筛查中花费精力,只考 虑对具有中耳炎危险因素的儿童进行声导抗检查[4]。

本次筛查中发现的5例耳畸形可能与妊娠期病毒感染、服用某些药物(水杨酸钠)、内分泌紊 乱及接触有毒物质等有关。儿童的听力保健应从妊娠期抓起,怀孕前3个月内预防感冒及病 毒感染性疾病,禁用耳毒性药物,以防止先天性畸形和先天性耳聋的发生。婴幼儿期慎用耳 毒性药物,定期进行预防接种,防止药物性聋及传染性聋。对有耳聋家族史、异常妊娠分娩 史、外耳畸形听力高危因素的儿童,应定期进行听力监测。

此次听力筛查提示,听力筛查应该成为一项常规工作,可不需要经过家长同意的环节,以免 因为家长的误解而阻挠筛查工作的进行。对没有通过筛查的儿童,应建议到专业听力检测中 心,进行听力学的确诊,并采取及时正确的干预措施。

儿童时期是语言及听力发育成长最关键的时期,定期进行听力筛查可及早发现听力障碍,发 现后应及早明确诊断。传导性耳聋可及时进行药物或手术治疗;感音神经性耳聋可利用残余 听力验配助听器,并将患儿早期送往聋儿康复中心进行语言康复训练,使其成为聋而不哑, 能说会听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参考文献

[1] 程华青,胡同曾.临床听力测验.北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153-155.

[2] BESS FH,DODD MJ,PARKER RA.Children with minimal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 s;prevalence,educational performance,and functional status.Ear and Hear,1998,19: 339.

[3] HOWIE VM.Natural history of otitis medi.Ann Otol Rhinol Laryngol,1995,84: 67.

儿媳挺动范文4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福利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24-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由我国传统二元结构导致的、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壁垒慢慢松动并逐步瓦解,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出现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新的阶层,而“流动人口”就是这一新阶层的主力军。考察近些年中国城市取得的巨大发展,总会在成就与辉煌背后发现流动人口的身影。流动人口进城后,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行业的一些脏重累的工作,为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市场对劳动力资源要求的不断提高,流动人口以家庭形式进入大中城市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城市化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中国加快实现城镇化已经是不可扭转的趋势。而据有关调查,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要有1000多万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化水平若提高到60%,则需要将约3亿人口转移到城市。可以断言,未来50年,我国的人口流动形势将更为严峻,流动人口的规模将持续扩大。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力图淡化户籍功能,促进市民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合理流动。在此背景下,“流动儿童”数量的增多及其所引发的教育、医疗等各种社会问题日渐凸显,使之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如果说非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是体制改革,那么,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则将是教育。[1]虽然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备受关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根据教育规律,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三者必须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才能推动受教育者健康发展。就目前来看,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的认真贯彻下,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及学校教育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与之相关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却发展迟缓,成为三位一体教育整体中的两块短板。儿童的一些基本生活技能、习惯和情感、价值观等都是在家庭中习得并加以强化的,所以,家庭是儿童社会化开始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场所,家庭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流动儿童因为其家庭实际情况及父母身份的特殊性,在接受教育方面具有与其他儿童不太一样的背景,存在一些困难,如父母收入低、家庭经济条件差、父母工作时间长,以致无暇顾及对子女的教育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导致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很大程度上处于缺失或者至少是不完善的状况。

如前所述,教育在改变人的命运、提高受教育者择业竞争力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想使第二代流动人口不再重复其父辈之路,完全融入所在城市,平等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就必须高度重视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家庭教育。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构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实现多元参与,提高流动儿童教育福利就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二、构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现实必要性分析

家庭教育作为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存的一种教育形式,对于受教育者的全面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家庭作为个人社会化最初场所,也是最重要的场所,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以及价值取向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彼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教育在三大教育形式中处于基础而又关键的地位。流动儿童因其父母工作不稳定、居住环境不固定以及家庭条件不优越,而使其家庭教育受到很大影响,仅靠父母及亲戚支持已难以为继,必须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支持,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1.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多元性。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是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它关涉第二代农民工的未来发展问题,所以显得尤为重要。公平教育权的完全享有,对于每一位中国公民而言,都是无可厚非的。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充分保障他们公平的受教育权。目前,正在日益松动的户籍制度使得外来人员子女在迁入地公立学校入学的门槛有所降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儿童学校教育的公平享有问题,而且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一问题也将最终解决。但是,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仅体现在因户籍问题带来的入学难等学校教育方面,更突出反映在家庭教育上。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多元化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

一是社会分层化导致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获得机会的不平等。所谓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换句话说,社会分层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过程。社会分层影响和决定了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制约着社会公平。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中国社会人口分为十个阶层,其中农民中的流动人口属于第九阶层,几近于社会的最底层,这就决定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无法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和资源。[2]这种社会分层结构导致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收入微薄,家庭支持能力弱化,从而影响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尤其是家庭教育,往往会因家庭经济条件差,而使流动儿童无法公平地得到家庭教育机会,享有优质的家庭教育资源。二是家居住所流动性大以及学校教育连续性差,导致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获得质量的不均衡。如前所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是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三种教育形式,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与偏差都必将对另外两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父母工作不稳定,导致流动儿童家居住所的流动性很大,这也使得流动儿童不得不经常更换就读学校,以致学校教育的不连续性与不稳定性随之增强。这种流动性与不连续性将对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容易导致流动儿童入学延迟。北京、深圳等9个城市流动儿童发展与需要调查的结果表明,流动儿童超龄入学的比例为4.8%。[3]另一方面容易导致学生学习成绩滑坡,由于目前我国教育地域差异性的存在,各地教育水平、所用教材均不一致,所以频繁流动使学生的成绩下降。无论是入学延迟,还是成绩下降,都必将加大家庭教育的难度,对家庭教育带来不利影响。三是家长期望水平高与支持能力低的矛盾客观存在,导致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实际效果的不理想。流动儿童父母因为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技术水平低导致现有工作地位低、收入不理想,切身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期待子女能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故而普遍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水平存有较高期待。但不容否认,流动人口自身条件的诸多限制使得这一期待的实现存在较大困难。一方面,流动人口工作收入较低且不稳定,这就使其难以保证对子女家庭教育持续而稳定的经济支持,无法保障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均衡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工作时间较长,使其即使想辅导子女学习,也会因自身知识水平限制和时间限制而作罢。所以,流动儿童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较高期待与较低支持能力之间的矛盾,无疑将加大其家庭教育的难度,影响教育效果的实现。

2.社会支持体系的优越性分析。所谓社会支持体系,是指若干关涉社会支持的、相互联系的,为促进受助者发展的一系列社会系统的有机组合,是一个复杂的多维体系,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系统的组合化以及支持维度的多样化。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领域存在的传统做法,偏重强调家庭在其中的突出作用,而忽视其他社会主体的重要作用,排除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家庭教育支持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但是,流动家庭因自身支持能力偏弱,无力独自承担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支持的重任,最终导致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水平低下。而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支持体系强调多元参与,突出主体的多样化,在支持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首先,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够保证资金的持续投入,可以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传统的家庭教育投入主体单一,流动儿童教育的所有开支均依赖父母的收入,偶有亲戚朋友的非常态化资助。社会支持体系强调吸纳政府、社区、社会企业共同参与:政府可通过税收减免、津贴补贴等形式进行资金支持;社区可通过发挥邻里互助的强大作用实现支持;社会企业则可通过低费或免费提供相关教育服务,如家长培训等实现支持。其次,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够保证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时间投入。流动儿童父母所从事的工作大多存在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等特性,使其在工作之余很少有时间关注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难以保证用于家庭教育的时间投入。而在社会支持体系下,社区则可通过设立社区咨询中心或社区托管中心对家庭教育实现支持,以弥补传统家庭在时间投入方面之不足。最后,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够丰富家庭教育形式,扩充家庭教育内容。当前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多偏重于学习方面,父母将有限的时间、精力以及财力更多地花费在子女学业成绩的提高上,而忽视儿童的全面均衡发展,以致家庭教育形式单一化、内容简单化。在多元社会支持下,这一局面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观。政府将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支持等形式,支持流动儿童参与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及科普活动;社区将通过加强社区文体、服务设施建设,促进流动儿童全面发展;社会企业更是可以发挥其服务提供方面的特长,以多样的特色服务丰富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3.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之必要性分析。如前所述,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流动儿童成长中的关键作用,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受教育者,即流动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就必须构建优于传统单一参与主体的支持模式,鼓励多元参与。首先,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将成为改善目前家庭教育相对滞后现状的重要推手。当前,我国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由于受流动儿童、儿童父母自身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其发展已明显滞后,无法适应流动儿童发展的需要,影响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及全面发展,进而也不利于打破阶层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贫困及低下社会身份在流动人口中的代际传承。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强家庭教育,以多元参与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社会支持体系强调包括政府、学校、社区、社会企业的多元参与,通过多元主体在资金、政策、时间、人员、服务提供等方面的加大投入,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家庭作为单一支持主体的现有模式,强化支持能力,提升支持水平,丰富支持形式,进而提高社会支持的整体水平。其次,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将成为推进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努力实现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追求。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最早提出教育公平思想,两千年前我国的先贤孔子也以“有教无类”来昭示教育公平的伟大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及质量均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也如影随形,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与不平等获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些弱势群体,如流动儿童家庭,因为制度政策、历史文化、社会传统、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原因,在教育资源获取方面受到制度排斥、经济排斥和文化排斥,造成教育领域的不公平。通过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社区、社会企业的制度调节作用、经济扶助作用及社会扶持作用,增强流动儿童获取教育资源的能力,实现教育资源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公平分配。最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将成为提高流动儿童福利的现实保障。社会福利是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要内容和必然结果,是个体、群体及社会孜孜追求的理想并为之实践的目标,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4]流动儿童作为社会一员,对社会福利拥有无可辩驳的完全享有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相关福利的实现程度更能代表社会的文明程度与社会发展水平,而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流动儿童显然具有这种指标性意义。教育能够提升受教育者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和技术能力,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受教育者获取更高社会地位、实现常规社会流动的能力。通过多元支持,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增强流动儿童未来的就业能力及择业竞争力,将极大地促进其社会福利的实现。

三、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总体设计:以福利多元主义为指导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是由一系列社会支持系统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复杂的多维体系,一般由支持主体、支持客体以及支持媒介或支持介体几个要素组成。本文认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总体设计可以从支持主体、支持内容以及支持方式这三个维度进行考察。

1.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支持主体维度的考察。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依照参与支持的程度及与支持客体的直接关系,可将其主体分为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两大部分。社会支持的内部系统主要是流动儿童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以及流动人群之间的相互支持,是以流动儿童家庭,从更广意义上来说,是以流动人群这一同质性很高的群体为指标进行的界定。针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若要分析其支持主体,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流动儿童所在家庭,家庭成员尤其是流动儿童父母成为家庭教育支持当之无愧的首要主体。除此之外,还包括来自于流动儿童亲戚的支持。除了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成员以外,本文将流动人口之间的互相支持也归入内部支持系统,这主要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流动人口家庭之间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流动家庭之间经常发生交互支持行为,就面临的某一共同问题,相互交流经验教训,相互提供物质帮助与精神支持。有鉴于此,本文所指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内部支持系统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流动儿童所在家庭的成员以及一定地域内的流动人口家庭。

社会支持外部系统是相对于家庭内部,或者更广意义上是相对于流动人口群体而言的。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政府、社区、学校、社会企业。参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支持的政府,既包括提供具有普遍性政策的中央政府,也包括提供更具针对性、实效性政策方案的地方政府。流动儿童家庭所在的社区距离支持客体即流动儿童最近,在支持效果的发挥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将可通过文体中心、娱乐中心等活动设施以及社区图书室等文化设施的供给,实现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支持。作为与家庭教育关系密切的学校教育,在支持方面具有的作用更是无需赘言,将起到促进或阻碍的直接作用。而社会企业则能够通过与家庭教育相关服务的提供,实现支持。

2.政策支持、物质支持与精神支持:支持内容维度的考察。除以支持主体作为设计社会支持体系的考察维度外,各大参与主体的支持内容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就社会支持体系理想化设计而言,针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其所涉及的支持内容将不再限于单一的物质支持,而是要力争实现支持内容的类型化、多样化、丰富化。首先,政策支持是保障。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将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提供指导,直接决定了各大社会阶层或各社会人群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地位及所能获得的份额,所以,政府的政策支持将对参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各大主体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公共政策具有显著的政治性、权威性,这些特征也决定其供给主体只能是政府,政府通过对相关问题做出政策性建议实现支持。政策支持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资源分配、各主体的参与程度及方式以及一些具体的支持措施。所以,政府的政策支持因其强烈的导向性,成为社会支持体系的制度保障。其次,物质支持是基础。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父母收入过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导致支持水平低下。流动儿童父母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技术能力欠缺,多从事一些收入微薄的工作,这也直接决定了流动儿童家庭无法拿出足够的资金对其进行家庭教育,更遑论参加有益于个人素质全面发展的素质班、培训班。这种情况下,对流动儿童家庭进行物质支持就成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唯有提高流动儿童家庭的收入水平,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才能真正使其具有对流动儿童实施高质量家庭教育的能力。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津补贴发放、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社区通过邻里互助、免费咨询,社会企业通过低费、免费服务供给,都能实现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物质支持。最后,精神支持是必要补充。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是一项内容多样、目标多元的复合性工程,不仅包括儿童的身体发育、学业进步,更包括儿童的心理健康,而且在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中,心理健康教育又更具重要性。流动儿童随父母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往往会因父母职业、经济社会地位以及户籍制度等原因,而受到社会排斥,对其心理发育产生不良影响。基于这一现状,各参与主体必须高度重视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增加在家庭教育中的心理教育内容比重,对其进行精神支持。尤其是流动儿童父母,在关注子女学业的同时,更要多花时间关注子女精神状态,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与子女的交流上,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疏解其遇到的心理问题,促成其心理健康发育。

3.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支持方式维度的考察。无论是内部支持系统,抑或外部支持系统,各大参与主体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政策支持、物质支持与精神支持,都将通过不同的支持方式方能实现,所以,支持方式当然地成为另一考察维度。总体而言,支持方式可以分为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两种。所谓直接支持,就是指通过对流动儿童家庭进行直接的帮助、扶持,显著提高其家庭教育质量的一种支持途径,内部支持系统大多属于这种方式。流动儿童的家庭成员与流动儿童朝夕相处,对流动儿童拥有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非常清楚,故能对其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将不经过任何中介,直接地作用于支持客体,即流动儿童,所以,无论是从支持效果与支持途径来看,都具有相当明显的直接性特征。就支持内容而言,物质支持无疑更具直接性。通过增加流动儿童家庭收入,提高经济支持水平,能够显著增强家庭对流动儿童的支持能力,从而提高家庭教育质量。与直接支持不同,间接支持则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才能对支持客体产生作用,外部支持系统大多属于此类。无论是政府、社区,还是社会企业,其支持作用大多还要通过流动儿童家庭,尤其是其父母,才能最终对流动儿童产生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上述主体也存在一定的直接针对流动儿童实施的支持,但无论是从支持数量、各自所占比重以及实际效果来看,间接支持都是外部支持系统的主要作用方式。若就支持内容而论,政策支持必须通过政策的良好运作、相关机制的配套运行、地方政府的切实执行、优惠措施的完全落实,才能充分发挥其支持作用。如果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运行不畅,设计再科学、合理、完美的政策也将违背政策制定初衷、偏离政策目标,难以发挥实际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较于直接的物质支持,政策支持更像一种实施依赖媒介、实际效果有待观察的间接的支持方式。

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多维度、多视角、多层次地加以考察与推进,若将其构建比作修房子,则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犹如基石,支撑整个体系的构建,没有内外部系统的协调配合作为基础,根本无从谈及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政策支持、物质支持、精神支持如同建房的石材,它们的现实存在与不同组合使得社会支持体系这座大厦显得更为丰满而结实;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则好比粘合剂,将作为“基石”而存在的内外部系统以及作为“石材”而存在的政策支持、物质支持、精神支持紧紧粘合在一起,使各要素紧密结合而成为系统。总之,在福利多元主义的视域下,流动儿童家庭、政府、社区、社会企业等内外部系统要素应协调配合,以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方式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供政策、物质、精神等方面的支持,共同构建社会支持体系,以促进流动儿童的全面发展,提升其福利水平,最终实现社会流动的规范化与常态化。

参考文献:

[1]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0.

[3]宋春.社会支持体系:农民工子女教育外部环境的建构[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0,(4).

儿媳挺动范文5

老人的小儿媳毕女士介绍,老人耳聪目明,愿意看电视,行动有些不便,经常大小便失禁,都是小儿子伺候。

老人饭量很好,早上喝一袋牛奶吃一个面包,中午吃一大碗面条,还得打两个荷包蛋,晚饭跟家里人吃的一样。老人初一、十五吃素食,平时最爱吃肉。牙齿已经掉光了,先后换过2次假牙。

毕女士说,老人在家里说了算,而且“说一不二”。公公是1960年去世的,她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年她和丈夫结婚。记得结婚第二天早上,老太太早就梳洗整齐等着儿子和儿媳妇来“请安”。照规矩得给老人下跪、敬茶,敬完茶老人得“训话”,讲一些家里的规矩,最后老人给了儿媳妇一对银镯子。

直到现在,过年的时候,儿孙们都要给婆婆磕头,婆婆也会把准备好的“红包”分给大家,沾沾喜气儿。

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婆婆也是“掌柜的”,谁用钱得请示。老人虽然不识字,但经常在一个本子上面记账,别人看不明白,她算起账来可是明明白白的。

“婆婆虽然是‘刀子嘴’却是‘豆腐心’,说归说,但是很讲理,谁家夫妻吵架、闹矛盾她就坐不住,非得上人家里说道说道、掰扯掰扯,她一到场,人家也不好意思再吵,只能装着和好了。”毕女士告诉记者,有一回邻居一对两口子吵架闹离婚,经婆婆一劝,俩人感觉挺后悔的就和好了,还买了东西特意来感谢婆婆。

儿媳挺动范文6

儿媳妇是在北京闹“非典”闹得最凶的时候去荷兰探亲的,当时国际上有10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人旅游做了限制,甚至有些国家还规定:凡是来自中国的人一律在到达目的地后隔离――两周。虽然当时我们家和左邻右舍以及儿媳单位都没人感染“非典”,儿媳走时也做了健康检查,取得了健康证明、打了防疫针,但还是担心她去荷兰会遇到麻烦。可是到了荷兰,在机场查了护照和健康检查证后就放行了。儿媳到了住处向荷兰当地警察局登了记,就被视为健康人,根本就没有隔离等繁杂的检查手续。宽厚友好的荷兰人让儿媳安心地在荷兰住了整整3个月。直到回国再没人来检查或让她隔离、“过关”。

这里还有个插曲,当儿子的同学知道儿媳从中国来的消息后,有人就说:“你媳妇刚从中国来,中国闹SARS,你得隔离几天,别来上课了。”儿子为了避嫌,就两天没去上课。不知怎的,这事让校方知道了。学校还特意派人叫儿子去上课,说政府和校方没这规定,要坚持去上课。

良好的学习环境,不平坦的求学路

儿子就读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这个学校到底怎么样,一直是我们做家长的最挂牵和放心不下的事。

儿媳回来向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马斯特里赫特位于荷兰最南端,城市人口近15万,坐落于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舒缓的丘陵之中,是荷兰最古老的城市,以其热情好客及优美的欧洲风光而闻名。1992年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在该城签署,从而奠定了欧盟的基础。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是一个理想、安全的学习场所。

儿媳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去了,看到美丽的校园,对于那里良好的学习环境非常满意。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是一所年轻但发展迅速的万人大学,具有独特的教学方法,高质量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教学和研究评估中取得了突出成绩,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教育模式――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过程,日益受到国际上的关注。据说,大学是近期荷兰综合排名第一的大学。近几年学生数量持续增长。

大学图书馆没有划分学院图书馆,只有一个主馆,分设市中心两处,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支持。图书馆建立时间虽然不长,却藏有许多15世纪的古书。图书馆里电脑很多,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儿媳和儿子两个人经常在图书馆看书、上网,那里有良好的条件和浓厚的学习气氛。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儿子对大学的体会是:教学方法与国内不同,重视启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导师经常出题目让学生准备发言提纲,或写论文,然后组织小组讨论和报告会。要是没读过足够的文献,提出自己的观点、体会,就没法去上课。考试也很严,即使50%以上不及格,老师也不怕别人说闲话,坚持让学生重学、补考。所以大学有些二三年制的硕士学生,学四五年才能毕业拿到硕士学位。可见,求学之路并不平坦啊。

儿媳说她看到爱人废寝忘食勤奋学习既觉得心疼,也为之高兴。她也表示:他出去读书以后,思想活跃了,求上进了。虽然在荷兰快两年了,许多风景名胜都没去过。让他当导游,连名胜古迹的大门都找不着。他学的是国际经济研究专业,闲下来还讲讲他学的东西,津津有味。虽听不大懂,但体会到他十分喜欢这专业,愿意好好学3年。关于未来,他想毕业后回国考公务员,或从事沟通中欧经贸合作的事业。

看来,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严谨的学习风气催人奋进,是培养人才的好地方。

儿媳说,因为住在学生公寓里,对留学生的生活了解了很多。在荷兰的自费留学生生活节奏快,大都勤工俭学,学习和工作压力都很大。留学生中由于自费生占多数,都是自己找住处,生活上一切自理。不像北京的寄宿学校,生活上有人管。留学生最多的是二十来岁的,三十出头的就少了。虽说都是成人了,但生活上自理自律能力不强。比如一些学生(中国人、外国人都有)讲卫生不够,个人衣履被褥不干净,公寓里公用的东西如厨房里的餐具、锅灶用后不洗,脏得惨不忍睹。后来,只好是谁用谁才洗。也许是功课紧、打工忙、经济不宽吧,有人就饥一顿、饱一顿,学业忙起来或是凑乎一顿,或是找个地方蹭一顿。这些都会严重影响留学生的身体健康,也影响生活。

留学生活如同万花筒

在荷兰,留学生打工是合法的,不过在时间上有限制。有的留学生在餐馆打工,有的在超市打工,还有人在学校里找活干。儿子在超市码货已有一段时间了,儿子对儿媳说,工作不算累,收入也可以,刚来的时候没打工,花钱特谨慎,买什么都算算值人民币多少。想想爸妈挣这点钱不易,不敢吃好的,也不敢买东西。现在自己打工能挣几百欧元,虽不能完全自理,但是伙食标准提高了,吃的质量改善多了。

其他留学生中抱着各种目的和要求来读书的人都有,多数人能学到东西,少数人就为混个文凭,要个“身份”找工作去了。社会什么倾向都有,没有人给学生们端正视听,完全靠自己教育自己。留学生同学之间、老乡之间有时还能交流、谈心。因为儿子岁数算是大一点的留学生了,也能和同学们谈得来,常有同学找他聊天,有时半夜了还不走。儿媳说他特有耐心,从不下逐客令打断同学谈心的兴致。依我看,荷兰在这方面不如国内学校里学生有组织、有学校管理,社会上有家长、有媒体的正面教育。看来,青年学生在外还是需要有教有导,有人关爱。

在国外,分子活动挺猖獗的,到处散传单,讲鬼话。互联网上黄色的东西也不少,有的人竟跟踪我国的留学生,要给他们介绍当地的。如何面对这些,就都取决于个人的修养和辨别能力了。好在我国去的留学生大都有免疫力,没听到有人误入歧途的。

欧洲景色美,民风也淳朴

因为学业繁重,儿子担心学不好会延长学习时间,虽然有夫人在旁陪伴,他也从没有耽误上课和打工。儿媳反而给他当了两个多月的炊事员、保育员。他俩平时只在大学附近走动,直到儿子考试完毕,开始放假了,儿子才领着儿媳外出旅游。

欧洲有一种方便青年学生的旅游系统,机票和住宿都便宜。儿子和儿媳买了这个系统的机票,从布鲁塞尔到米兰每人才花了20欧元。这段路程相当于从北京到南京,票价折合人民币190多元,而现在北京到南京的一张火车特快硬卧票近300元。他们从米兰到巴黎的车票价格也如此。住宿也有青年公寓,每人每天10-15欧元,男女分住,上下铺,十分方便。

儿子和儿媳两人省吃俭用游览了意大利的米兰、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又去法国巴黎玩了几天。二人欣赏了城市风光,参观了当地的名胜古迹、博物馆。儿媳印象深刻的是意大利和法国古城文化传统,文物古迹保护得好。新城建设得好,有气派、有水平。只是公共场所宠物随便进出,路上人少狗屎多,大煞风景,也令人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