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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虞世南范文1
关键词 初产妇 临产 胎头浮动 难产
对2006～2008年住院分娩的初产妇胎头浮动（头浮）136例进行回顾性分析，与随机抽样的同期足月单胎初产妇胎头入盆者135例为对照，现将对比结果分析如下。
资料与方法
初产妇头浮病例按以下诊断标准进行选择：初产、单胎、头位、妊娠≥37周；临产时胎头尚未衔接，头颅骨质部最低点位于坐骨棘水平-2（S-2）以上；无孕3个月以上流产或引产史；产前B超排除各种类型前置胎盘。
胎头浮动组共136例，平均年龄26.5±1.15岁，平均孕周40.02±0.21周。随机抽样同期分娩单胎头位初产妇临产时胎头入盆者136例为对照组，平均年龄26.15±1.23岁，平均孕周39.3±0.35周。两组平均年龄、孕周无明显差异（P＞0.05）。潜伏期始记录分娩经过，分娩方式及母儿预后。
讨 论
胎头浮动相关因素分析：据文献报道，部分初产妇在预产期前1～2周胎头已衔接，所以初产妇临产前胎头未入盆，可能存在其他合并症。影响胎头入盆的因素很多，本文浮动组骨盆异常发率为8.15%，而对照组骨盆异常发生率为0，差异非常显著。骨盆解剖性狭窄是阻碍胎头通过产道的主要因素。胎方位异常、脐带缠绕或过短、巨大儿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上述因素均可影响胎头衔接。临界骨盆与正常骨盆时，胎儿高体重或异常胎方位时胎头入盆径线增大，导致相对性头盆不称。浮动组脐带缠绕或过短占34.76%，高于对照组（16.58%），脐带缠绕可造成脐带相对过短，可使胎先露不衔接，当估计胎儿不大而胎头浮动时，应考虑有脐带缠绕的可能。
胎头浮动对分娩过程的影响：胎先露高低与产程有一定的关系，临产时先露浮动，潜伏期愈长，活跃期开始时先露愈高，活跃期愈长或停滞。由于胎头浮动，子宫收缩时，前后部羊水在很大程度上交通，使子宫颈受到前羊膜囊的压力减小，因而子宫扩张缓慢。再者，由于胎头不下降，先露部分不能紧贴子宫下段，因而不能引起有效地反射性子宫收缩，导致产力异常，产程延长。结果表明，临产后胎头浮动可使产程延长。
蝉虞世南范文2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 要素与市场约束 多路径融合模式
一、海南产业结构优化面临要素与市场的严格约束
1、供给约束条件分析
(1)自然禀赋。海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自然禀赋丰腴，主要包括：其一，热带海岛旅游资源。海南是中国七大旅游区之一，是唯一的热带旅游地。其二，热带土地资源。海南热带土地面积占全国的42.5％。其三，海洋资源。海南省辖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沿海大小港湾68个，大小岛屿280个。其四，矿产资源。海南有工业储量的矿产资源66种，其中钛砂矿、石英砂、锆英砂储量居全国第一位，含量分别约占全国储量的2／3。其五，油气资源。海南岛周边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南海是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石油地质储量约328亿吨，天然气储量约11.7万亿立方米。这些独特的资源禀赋为海南发展热带海岛度假休闲旅游、热带高效农业、海洋渔业、油气工业、海洋运输、建材工业、生物制药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劳动力资源。由于海南教育投入少以及人口总量小等先天缺陷，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缺乏工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技工，这就极大程度限制了海南工业化的发展。根据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为0.9％)，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1116037人，海南7193人，占全国比重0.64％，与占全国人口比重大致相当，而全国大专及以上人口73184人，海南447人，占0.61％，略低于其占全国人口的比重。2007年海南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128.2人、中学生735人，而全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92人、777人。2007年海南教育经费投入总额55.8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1223.28亿元的4.57％，仅占全国9815.31亿元的0.57％，也低于其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3)资本存量。资本存量作为一个供给因素，从两个方面影响产业结构：一方面资本存量相当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产业结构现状，另一方面资本存量调整(增减变动)直接影响未来产业结构优化。笔者曾经估算了海南历年资本存量(1978年不变价)的数据，2007年海南1978年不变价资本存量为869.17亿元，同样根据这种方法可得2007年全国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132029.62亿元，可见海南资本存量仅占全国的0.66％，与其占全国人口比重大体相当。
(4)科学技术。长期以来，海南科技人员、科研投入和科研成果均低于全国水平。如2007年海南从事科技活动人员0.99万人，占全国454.4万人的0.22％；投入科研经费12.78亿元，占全国7098.9亿元的0.18％，其中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2.9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1223 28亿元的0.24％，占全国3710.2亿元的0.08‰申请专利191项(其中发明专利69项)，占全国351782件的0.05％(其中发明专利占全国67948件的0.01％)。可见技术进步将是长期制约海南产业结构优化的最主要的因素。
2、需求约束条件分析
需求的规模小，不利于建立完整的生产体系，特别是不利于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需求规模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勿庸置疑，需求结构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都会引起相应产业的收缩或扩张，导致夕阳产业的衰落和朝阳产业的发展，从而造成产业结构的变动。
(1)需求总量。海南总人口规模小(850万左右)，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65％，且主要集中在农村，长期以来，海南非农业人口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左右，2007年海南非农业人口比重为38.6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4.94％)6.34个百分点。由于热带农业发展速度较快，海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较大，且近年有拉大的趋势。以上各因素综合影响使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近年呈现下降的趋势，由1993年的0.50％下降到2007年的0.41％左右。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增长速度虽然近年在加快，但其占全国比重在逐年下降，由1993年的1.5％下降到2007年的不到0.4‰
(2)需求结构。生产为了需求，需求存在多层次、不同种类的区别，需求结构决定生产结构，生产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的状况及其变化，必然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的现状和变动。
其一，消费结构。消费需求存在多种类型，按层次不同可分为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按消费水平高低不同可分为饥寒型、温饱型、小康型和富裕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用于食、衣、住、用、行、文化娱乐的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会发生依次递增的变动，消费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长期以来，海南恩格尔系数，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绝大多数年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10个百分点，且在农村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如2007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45％，而海南分别为45％、58％。
其二，投资结构。投资提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扩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甚至新的产业。通过对2005--200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分析，可以归纳出海南投资结构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几个特点：第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投资比重在逐年降低，尤以第二产业更为显著，而第三产业却逐年快速上升。第二，投资集中于高回报行业，这符合投资追求利润的规律。其中房地产业在总投资中比例占25％左右，且还在逐年上升。第三，投资偏向基础性行业，这是为了打破经济发展制约“瓶颈”的政策性战略投资，如作为基础性行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了近2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了10％左右。第四，传统产业投资比重过大，高技术产业重视不够。在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中，传统的住宿餐饮业比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比重还高，教育、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环境友好型产业投资比重逐年下降。第五，第一产业投资比重过低，与其产值、就业比重严重失衡。近3年第一产业每年都只有4％左右的投资比重。
其三，消费与投资的比例结构。从海南来看，由于受全国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长期以来，当地政府与全国各地一样，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侧重于激励投资行为，以招商引资、跑项目为导向，而对于内需不足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就使得海
南经济增长长期建立在投资拉动的基础上，需求没有得到合理利用，造成的结构性比例失调问题长期存在。近十年来，海南资本形成率和最终消费率一直分别徘徊于45％、55％左右，与全国基本持平。
总之，从供给因素来看，虽然海南拥有丰腴的矿产、土地、热带生物、海洋水产、旅游等自然禀赋，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也较为充足，但高级生产要素，如资本存量、熟练劳动力供给不足，特别是科学技术严重匮乏。从需求因素来看，海南人口数量少，加上对内需重视不够，资本品和消费品市场狭小。由于海南市场狭小，岛内大部分产品和服务无法自行消化，市场主要在岛外。
二、要素和市场严格约束与海南产业结构畸形化和低级化
海南高级生产要素匮乏以及市场狭小，必定导致产业结构劣化，产业结构劣化包括畸形化(或不合理化)和低级化，畸形化寓于低级化之中。与全国产业结构演进进程比较，海南三次产业的演进有些特殊，呈现“非一致性”：表象上，产业结构演进由以农业为主的低层次阶段直接升级到以服务化为主的高层次阶段，跨越了工业化阶段。看起来，目前海南“三、二、一”结构模式似乎是一种成熟的产业结构类型。其实，这是一种第二产业没有发育完善的“未老先衰”产业结构，或者说，海南尚未获得工业化的“红利”，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层次，高比重的服务业增加值不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表现，而低比重的工业增加值是其产业畸形化或不合理的表现，所以产业结构畸形化寓于低级化之中：其一，长期以来，海南对工业投入少，熟练技工的缺乏，丰富的工业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开发，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虽然近年来，海南工业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15％，工业“短腿”逐步拉长，但仍是经济发展的一根软肋。2007年，工业增加值在海南省GDP中的比重仅为22.76％，远远低于世界34％和我国49％的平均水平，工业化才刚刚起步。其二，虽然建省20年来农业比重下降明显，但仍居高位，这是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不理想密切相关的。而且从内部结构看，第一产业发展主要靠反季节瓜菜、渔业等拉动，传统农业比重大，农业技术含量不高，名优产品少，集约化、现代化、生态化、品牌化生产任重而道远。其三，第三产业比重较大，是建立在农业比重大、工业基础薄弱这样的基本省情上的，是在第二产业未能完全取代第一产业的情况下跃居主导地位的，支撑第三产业发展的根基较弱，发展后劲乏力，因为按照产业发展规律，第三产业发展主要建立在第二产业基础上。海南产业结构中，2007年第三产增加值的比重为40％左右，其就业比重为33.87％，这已相当于日本1960～1965年工业化中期第三产业的展水平。根据产业升级的规律，第三产业发展到这个程度，工业化水平应已比较高，非农劳动力开始占主体。但海南产业升级路径表现不同，较为发达的第三产业并非建立在工业坚实的基础上。其四，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主要以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及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为主，而金融保险业、信息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则较小，技术和知识密集程度较低。综上所述，并不能说海南省是跨越了工业化阶段从低层次开发阶段直接升级到高层次服务化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且其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将面临严重的畸形化障碍。海南省的经济发展还属初级工业化阶段，落后于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从“一三二”，到“三一二”，再到“三二一”只是一种非常态的演进过程。“非常态”的原因是产业结构畸形化寓于高级化之中。
三、产业结构劣化与海南三次产业贡献率和拉动率不确定性
1、海南与全国三次产业贡献率不确定性比较
通过计算，从全国来看，1978―1992年三次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波动较为剧烈，不确定性较大，其离散系数分别为0.88、0.32、0.25；1993―2007年较为平稳，分别为0.32、0.05、0.13。而从海南来看，1978―2007年三次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波动均非常剧烈，其中1978―1992年的离散系数分别为0.63、2.65、0.50；1993―2007分别为0.61、0.85、0.19。这再一次说明了海南产业结构畸形化和低级化的缺陷。总体来说，1978―2007年海南第一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的离散系数小于全国平均水平，海南和全国分别为0.62、1.16，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第二产业海南和全国分别为0.23、1.41，第三产业分别为0.22、0.41。
2、海南与全国三次产业“拉动率”不确定性比较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利用产业拉动率指标进一步分析海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1978―2007年间，全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分别平均拉动0.80、6.14、2.88个百分点，海南分别拉动3.71、3.21、4.44个百分点，可见海南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大大高于全国水平，而第二产业则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平均拉动率的离散系数分为1.06、0 38、0.32，海南分别为0.73、0.97、1.07，可见海南第二产业、第三产业_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的离散系数大大高于全国水平，而第一产业则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再次说明海南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单一畸形，特别是第三产业以旅游业为主，生产业也是一条短腿，导致产业抗风险能力弱，风险大。
四、“多路径融合模式”的构建及其实施的具体路径
1、“多路径融合模式”的构建
纵观人类工业化史，直从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工业革命、走向工业社会以来，曾先后经历过英美模式、日德模式、新兴工业化模式以及现代工业化模式。这四种模式均是从哄给和需求的角度改善或放松各个国家产业结构优化约束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其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路径均是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政府干预发展主导产业、重视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投入、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这四种模式不是独立的，首先表现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完善或放松产业结构优化的约束条件；其次表现在后一种模式均是在前一模式基础上发展的，是对前一种模式的扬弃，或者说，后一种模式继承了前一种模式的合理内核；最后当今世界产业结构优化模式的基本路径具有融合性。英美模式(即市场导向资源配置模式)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模式；日德模式是在美英模式即“市场导向配置资源”的基础上融入了“政府主导”这一因素；新兴工业化模式是在日德模式的基础上融入了“对外开放”这一因素；高新技术带动的现代工业化模式也不是独立的一种模式，只是在新兴工业化模式的基础上融入了“高新技术带动”这一因素。可见，目前大多数国家实施的“高新技术带动模式”，其实是包括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政府干预发展主导产业、重视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投入、积极发展外向
型经济等四条基本路径。但是目前在理论上人们大多关注单条路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没有将这四条基本路径拟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实务没有考虑它们之间存在的不协调，甚至是矛盾一面，所以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将以上四条基本路径融合在一起、改善或放松要素和市场约束、导致产业结构优化的模式，我们称这一模式为“多路径融合模式”(我们曾经将其称为“多元综合模式”，看来“多路径融合模式”提法更准确些)。其多路径性体现在依靠市场导向配置资源、政府对重点产业的主导与扶持、大量吸收FDI和积极拓展国际或区际市场、重视对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投入等四个方面，融合性体现在各路径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不是彼此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有机耦合的。“多路径融合模式”对海南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实施“多路径融合模式”的具体路径
海南目前产业结构优化存在主要问题表现在“政府对重点产业的主导与扶持”和“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力度不够，在“市场导向配置资源”和“高科技带动”两个方面更是海南的软肋，问题更加突出。所以海南产业结构优化单靠单路径模式是很难奏效的，必须多管齐下，借鉴世界历史上各种成功模式中合理的元素，实施“多路径融合模式”，其具体路径是：第一，海南应在农垦、矿产资源配置、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服务业准入等方面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实施市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第二，政府应该通过制定产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并以投融资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主要工具，对产业结构优化进行有效干预，在选择和扶持战略性产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第三，海南应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经济特区政策，大力吸引PDI，特别欧美发达国家的FDI，同时积极拓展岛外市场。通过经营管理好洋浦保税港区，实施“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从“点”(洋浦)和“线”(旅游产业)两方面积累经验，在不远的将来将海南建设成为自由贸易区。第四，海南应按照动态比较优势原理，依靠大陆教育市场，实施教育产业化战略，将海南办成“大学岛”，以此为基础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达到“高科技带动”目的。关于“多路径融合模式”的具体实施，我们将会有后续研究成果，在此不详述。
辩证地看，以上海南产业结构优化的四条具体路径，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或者说。四条路径中的每一条路径都可以影响其他三条路径，而且它也受其他另外三条路径的影响，即它们是相互融合的。目前正在实施的“国际旅游岛”这一国家级产业发展战略是海南产业结构优化一次机遇。实施“多路径融合模式”，能在很大程度上完善或放松海南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高级生产要素匮乏和市场狭小严格约束。
五、主要结论
本文按照海南产业结构优化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导致海南产业结构劣化、产业结构劣化导致海南三次产业贡献率和拉动率不确定性的背景，对海南产业结构优化“多路径融合模式”作出初步探讨，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虽然海南拥有丰富自然资源，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也较为充足，但是目前海南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高级生产要素匮乏约束。从需求因素来说，海南人口数量少，加上对内需重视不够，市场狭小。由于海南市场狭小，岛内大部分产品和服务无法自行消化，市场主要在岛外。可见高级生产要素匮乏以及市场狭小的严格制约着海南产业结构优化。
第二，高级生产要素匮乏以及市场狭小，导致海南产业结构劣化，产业结构劣化包括畸形化(或不合理化)和低级化，畸形化寓于低级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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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正当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前夕，在深交所上市的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000917.SZ)突告停牌。据电广传媒同一天的《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称，公司正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宜，因该重大事宜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自9月22日起停牌，将于30日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作为中国最具活力媒体力量之一的湖南广电集团控股经营的上市公司，电广传媒在上市10周年之际拟通过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引发了市场人士的密切关注和诸多遐想。
借壳上市?
对电广传媒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长期关注传媒业的证券分析师的解读是：此举很可能是湖南广电集团正在实施具有传媒行业特色的“整体上市”，即湖南广电将按照目前国家政策的要求，在时政新闻采编业务继续以国有事业体制运营、及频道频率作为播出机构继续维持国家全资控股的前提下，将政策允许的广播电视产业资源(主要是电视节目制作与广告、演艺、卡通等业务和资产)以“制播分离”的方式，注入电广传媒。
电广传媒成立于1998年，次年3月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索有“中国传媒第一股”之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电广传媒的经营业绩整体上并不理想，甚至一度危机重重，湖南广电被迫“以股抵债”，一次性丧失了近10％的股权。
公司年报显示，截至2007年底，电广传媒总资产67亿元，净资产仅17亿元。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6.5亿元，实现净利润1.13亿，净资产回报率6.5％，低于A股上市公司7.1％的平均水平。此外，由于湖南全省网络整合之需，公司的长期借款从2007年底的11亿元攀升至目前的17亿元，债务压力沉重，去年公司为长期借款付出的财务费用近2亿元，远远超过了净利润额。
股票公开上市10年以来，电广传媒经营业绩与其传媒第一股的江湖地位似乎一直很不相称，公司虽为业界标杆，股票却非蓝筹。究其原因，既与中国资本市场历史较短、发育不成熟的外部因素有关，也与湖南广电人早年以“文人情怀”办产业、企业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经验等不足有关，但最为根本的，则要归因于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相对缓慢。
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
25年前，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和当时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互适应。当时，中国各级政府直接配置、开发和管理辖区内包括文化资源在内的多数社会资源，直接举办剧团、文化馆、电影院、广播电视台、有线传输网等，都是各级政府分内的职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播电视业虽然在规模上有可观的增长，但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广电内容生产单位的行政事业型组织形态却没有根本改变，国有广电内容生产机构长期管办不分、事企不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结果是群弱并存、强者不强。现全国各级政府管理甚至直接运营的电视台大大小小约有3000个(比发达国家电视台数量总和还多出600家)，实际员工总数多达70万人。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平均每个电视台年创收不到3000万元，人均创收不足13万元(其中近2/3为广告创收，1/3为有线业务收入)。
在行政壁垒和地区封锁面前，湖南广电等少数改革的先行者虽然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成就却没有预期的大。上市的电广传媒也因内容生产等核心业务(“主动型业务”)长期在集团(电视台)以事业体制运营，其主业实际上是广告等价值相对不高的“被动型业务”或有线传输等湖南比较优势较小的业务，“传媒第一股”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效益长期欠佳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且，由于早期的投资失误及2005年的股改，湖南广电对电广传媒的控股权已被稀释至21.16％，甚至达不到具有重大事项否决权所需的33.34％。可以说：要不是湖南广电人对电视事业的一份执著，湖南广电和电广传媒恐怕早已成为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先烈”了。
湖南电视业的改革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的“试验田”是湖南经济电视台，改革的动机是“迫于生存”，改革的方式与80年代初国家兴办经济特区的做法很相似，其灵魂与核心是放权、搞活，在全国率先实行制片人负责制、自收自支的财务管理体制，率先把电视节目的生杀大权交给市场。机制创新很快就给处于全国落后位置的湖南电视业注入了巨大的能量，湖南电视节目逐渐火遍全国，并获得了“电视湘军”的称号，是为湖南广电的第一轮改革。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的主体改革是渐进式的，其优点是平稳，缺点则是先前改革的受益者有时会很快蜕变为发展的阻力。到本世纪初，湖南广电第一轮改革的副作用日趋明显：资源分散、内耗严重，高投入虽带来了高质量的节目和高收视率，却没有转化为收入上的高增长、高回报。
于是，在湖南省广电局局长魏文彬主导下，2002年启动了以资源整合为核心的第二轮改革，将湖南卫视和湖南经视分别定位为面向省外和省内的主力综合频道，其他频道则定位为专业频道，实行“集约式、松散型”的捆绑经营，各频道同质同构、资源流失、内耗严重等问题逐渐化解。自2003年至今，湖南广电不仅转危为安，而且通过机制改革，迎来了新的一段幸福时光，连年实现40％以上的业务增长，速度堪比互联网媒体。改革启动的当年(2002年)，湖南广电总收入只有2.98亿元，2003年就达到6.3亿元，2004年9.47亿元，2005年超过11亿元。
培育市场主体与长期竞争优势
湖南广电此新一轮改革已酝酿长达两三年之久，它要突破的是传统的内容生产体制，并构建新型的行业管理模式。
2006年4月下旬，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要构建新型的文化管理体制，要坚持宣传与经营“两分开”的原则，明确界定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单位；媒体经营性部分要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经营性公司必须由新闻单位作为出资人和控股方组建，社会资本不得以广告、发行等公司的名义直接或变相介入宣传编辑业务。经营胜公司不得干预宣传编辑部门人事任免，不得干预宣传编辑业务。
同年9月，为了抓住这一政策机遇，湖南广电集团召开了第三轮改革研讨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电广传媒收购资产暨湖南广电整体上市，就是为了配合湖南广电的第三轮改革。湖南广电的改革计划将依据“三分开，三整合，三主体”原则，改事业体制的广电集团为总台，构建湖南省广电局管总台、总台控股市场主体的新体系；改组设立“湖南卫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卫视控股)作为新的市场主体；卫视控股完成股份制改造后，将直接控股电广传媒；电广传媒现大股
东“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持有的公司股权，将转为卫视控股持有；完成资产、业务和人员的重组――通过向电广传媒注资方式，将湖南广电旗下的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
据分析，具体实施步骤可能是：按照“先电视台电台再电影，先新后旧、先大后小、先优后难”的原则，把媒体广告创收与可经营性资产、可制播分离的内容生产，以及新媒体、新业态(金鹰卡通、快乐购、快乐阳光、天娱、艺术玩家等)等一并划归新的市场主体。潇影集团、金蜂音像等自收自支公司暂不进入新的市场主体，待改制完成后再进行资产和业务重组。当然，对于现阶段具体哪些资产注入电广传媒，特别是高成长的快乐购是否独立上市等，湖南广电高层及各专业机构还可能进一步分析利弊，以做决策。
湖南广电若能顺利实施此次战略重组和整体上市，有望一揽子完成构建新型文化管理模式、推进制播分离、重塑市场主体，并将电视内容制作纳入现代企业制度运营并与资本市场接轨等一系列体制创新任务。
这种密集创新，往往很难一次性完成。其重大意义在于：首先，可使国有广电内容生产单位的产权改革得以实施，建立混合所有制，引入战略伙伴。实践已反复证明，仅靠传统事业体制内的人员是搞不好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须先“壮大革命队伍”，引入社会资本。广电行业应放弃以权力为纽带的传统行政事业体制，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吸引专业人才。
其次，可加速帮助上市公司做大效益，既能从根本上缓解电广传媒的债务压力，也可使湖南广电重新取得控股权。市场预期，湖南广电若成功借壳，将内容制作等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业务上市，电广传媒将有望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传媒第一股”和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蓝筹股。2008年，湖南广电的广告经营收入预计可突破20亿，净利润可达5亿元左右。
电视产业的未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前两轮改革不同，湖南广电本轮改革是在节目收视与广告创收一路高歌猛进的形势下的一次面向未来的主动“变身”，其愿景目标自然也与前两轮改革有着很大的不同。
14年来，湖南广电每一次产业化、市场化改革，都给业内同仁带来巨大震撼。同样地，湖南广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一轮改革，在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广电机构差距的同时，也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电视业的格局。
由于行业垄断的特性，中国各级广电机构发展产业的内在驱动力普遍缺乏。机制改革(即内部管理机构、人事、薪酬分配及成本核算四项制度改革)较彻底的电视台仍是少数，估计不到总数的10％。
随着品牌竞争的加剧，若严格按企业的全成本核算，比例高达90％的电视台其内容生产已处于亏损状态，且正随着技术升级和市场份额的下降而趋于严重。为了维持业务运转，一些电视机构只好“以网养台”，不仅吃光了有线网络贡献的利润，甚至开始吃起了设备折旧费，造成文化资源大面积浪费。
预计，湖南广电整体上市若能顺利实施，电视业将呈现“两大阵营、三个等级”的新竞争格局。两大阵营是指“上市”与“非上市”两大阵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指文化产业市场主体是否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及是否具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的差别(竞争力强的跨国传媒机构绝大多数是上市公司)；而“三个等级”则是――拥有上市市场主体的电视台为第一等级(“体制改革台”)，实施机制改革并积极培育市场主体的电视台为第二等级(“机制改革台”)和前述的大多数“传统体制台”。
一批创意能力强、成长速度快的“机制改革台”有望紧随湖南广电之后，力推制播分离，争取早日加入上市阵营。随着市场竞争进一步激活、融资渠道的拓宽及品牌效应的扩大，出自上市阵营的混合所有制影视机构的原创优质节目，也将大量涌现，中国电视业的命途有望深度变化。
面对新的形势，一些无法自力更生脱胎换骨的各级国有广电机构及其主管部门，将需要重新思考当地文化资源的开发问题。是继续扮演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府”的角色、习惯于小格局、高成本、低效率配置文化资源，还是采行市场经济中常见的“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开放心态和发展的理念?
湖南的改革历程，也警示着国内其他电视传媒机构：发展内容产业需循序渐进，并且不能回避体制性矛盾。相关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大概可依“三步曲”而行：第一步先深化内部机制改革，激发活力，逐步做强内容生产力，并因此产生对资本的强烈需求；第二步，通过私募股权融资引入战略伙伴；最后再通过公开资本市场发行股票上市融资。如此操作，或许能事半功倍。
国内各传媒机构管理层应清醒地认识到，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是壮大内容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们要避免犯这样的错误――把各项可经营性业务或资产简单地捆绑在一起，试图绕开四项制度改革而直接实施重组上市计划。
湖南广电在构建“局管总台、总台控股市场主体”的新体系时，也应注意制度安排的科学性，特别是吸取高校上市公司的经验教训。
中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也是事业体制，早年由于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遇到许多障碍，于是决定亲自操刀打造市场主体，试图通过资本运作等在科研成果商品化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但由于对事业体制与企业文化的本质差异认识不深刻，走了不少弯路。曾经有个笑话：某高校企业经理向校长提要求，校办企业也应放寒暑假。
实际上，至今不少高校上市公司除拥有若干技术优势外，在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高校概念”在风行数年之后，就无人问津了。虽坐拥数千亿资产、二三十家上市公司，称得上企业家的不过柳传志、刘积仁两人。
同样地，在广电产业实行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的过程中，改革的先行者们仍面临处理好政、事、企三者关系的挑战，尤其在事业性质的总台控股市场主体(包括上市公司)的架构中，仍需要充分考虑到事、企两种组织形态在理念观念、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等方面的极大差异。
蝉虞世南范文4
【关键词】抒情意象 比兴手法 艺术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4-0108-01
清代施补华《岘佣说诗》云：“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下面我们分别从写作手法和寄寓的感情两方面对这三首诗加以比较分析，以便大家对这三首诗有更好的理解。
三首诗虽都为托物寓意的小诗，它们共同的写法是都运用了比兴的手法，然而在表达的具体方法上又各有特点。
虞世南的《咏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从表面上看，是写蝉的形状、食性、鸣声和生存环境，实际上运用比兴手法暗示自己显要的身份和清廉的品质。诗中表面无“比”但处处含“比”，整首诗都将“蝉”人格化了，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这样一个道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借，自能声名远扬。
骆宾王的《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亲。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难为表予心？”在写法上则用起兴的手法，一、二句采用对偶，以蝉声逗起客思；三、四句则用“不堪”和“来对”构成流水对，把物我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巧用典故，进一步比喻执政者辜负了诗人对国家的一片忠心。接下来的五、六句纯用“比”，两句中无一字不说蝉，无一字不说自己，蝉如此，我亦如此，物我融合为一体。结尾两句仍用比拟，但又以问句的形式，将蝉和诗人融合在一起。这首诗于咏物中寄寓情怀，由物到人、由人及物、物我一体，将比兴的手法运用到了极致。
李商隐的《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又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也是采用比兴的手法，抓住蝉的特点与作者情思的共同之处来做比。诗中的蝉，也就是作者自己。蝉“高难饱”“恨费声”，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帮助，最终却是徒劳。蝉的难饱正与“我”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是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蝉与诗人的共同之处成为诗情的触发点，将咏蝉与抒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这三首诗在写法上的共同之处在于诗人们将蝉的一切与自己的生活、遭际联系在一起，各自的身份、地位不同，他们所抒发的情感也大相径庭。
虞世南是唐太宗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深得唐太宗的称赞，官至秘书监。虞世南的一生可谓志得意满，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位居权臣，有显赫的地位和很高的名望，所以他的诗歌所表达的是对人内在品格热情的赞美和高度的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气度，是人内心的那一种自信和得意通过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议论很好地表达出来，诗人笔下的蝉是清高尊贵者的代表。
骆宾王的诗作于狱中。诗人因上疏论事触怒武则天，遭到诬陷，以贪赃罪名入狱。诗人在狱中咏蝉表达的是经历政治磨难后的凄恻哀伤之情，诗人把对家乡的思念与怀才不遇的激愤融入了对蝉的描述之中，比喻贴切、感情充沛。
李商隐早年因文采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因此受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生活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而郁郁不得志，后来潦倒终身。李商隐在《蝉》中所表达的也是郁郁不得志者的哀怨。
三首咏蝉名作，三位咏蝉高手，源于各自的人生经历与不同的社会地位，观察蝉的眼光、心情不同，因而抒发的情感不同。一样的景物，不一样的感情。我们在感慨三位咏蝉高手的作品之时，每个人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心得体会呢？
蝉虞世南范文5
【关键词】 头位难产； 早期识别； 干预
中图分类号 R714.4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6）8-0027-02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head position dystocia.Method：165 puerpera with head position dystocia were selected from April 2013 to April 2015 in our hospital，which were treated with intervention against head position dystocia.Observ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intervention.Result：In the 165 cases of puerpera，116 cases（70.3%） were treated with cesarean section，49 cases（29.7%） were treated with vaginal delivery.5 cases（3.0%） occured postpartum hemorrhage，1 case（0.6%） occured vaginal laceration，6 cases（3.6%） occured mild neonatal asphyxia，2 cases（1.2%） occured severe neonatal asphyxia.No puerpera and neonatal dead.Conclusion：Identify the head position dystocia early and accurately，and intervening the puerpera timely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safety of childbirth.
【Key words】 Head position dystocia； Early identification； Interven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Chengdu Aerospace Hospital，Chengdu 610000，China
doi：10.14033/ki.cfmr.2016.8.015
头位难产是头先露异常而引起的难产。头位难产具有严重危害，早期将其识别出来，并给予积极有效处理，常具有良好结局[1-2]。若难产处理不当，则对产妇及胎儿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3-4]。由此可见，探讨头位难产早期识别和干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笔者所在医院产科2013年4月-2015年4月进行分娩的165例头位难产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采用头位难产干预处理，观察干预处理后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笔者所在医院产科2013年4月-2015年4月进行分娩的165例头位难产产妇作为研究对象，产妇年龄20～35岁，平均（24.4±2.9）岁，孕周36～41周，平均（39.5±0.9）周。其中，初产妇140例，经产妇25例。所有产妇对本次研究之情且自愿参加。
1.2 方法
对165例头位难产产妇采用头位难产干预处理，（1）在产妇出现潜伏期延长时，给其使用适量的镇静剂处理，嘱咐产妇休息调整。对于宫缩乏力的产妇，给予适量缩宫素处理；对于潜伏期产妇，给其充分试产机会。（2）对于活跃期停滞或延长的产妇，行内诊检查，仔细观察有无胎头位置异常或头盆不称。若产妇无明显头盆不称，则进行人工破膜，观察其宫缩情况，若产妇宫缩乏力，给予适量缩宫素处理，加强观察，2 h后若产程无好转，对胎头位置仍为枕后位或横位的产妇进行剖宫产；若缩宫素处理后，产妇产力较好，对胎头位置仍为枕后位或横位的产妇采用徒手旋转胎头为枕前位，使胎头保持最小直径从骨盆娩出。（3）给予产妇地西泮10 mg静脉推注，密切观察1 h，若产妇的宫颈水肿症状显著改善，在合适时机对胎头位置异常者采用徒手旋转法。若产妇的产力弱，则给予缩宫素处理，若处理后产程仍无改善，则立即进行剖宫产术。
1.3 观察指标
观察165例头位难产产妇的分娩结局、并发症及胎儿情况。
2 结果
2.1 165例头位难产产妇的分娩结局分析
经干预处理后，165例头位难产产妇中，剖宫产116例（70.3%），阴道分娩49例（29.7%）。其中32例胎头位置异常，经干预及徒手助转胎头到枕前位后自然分娩。
2.2 165例头位难产产妇的并发症及胎儿情况分析
经干预处理后，165例头位难产产妇中，发生产后出血5例（3.0%），阴道撕裂伤1例（0.6%），新生儿轻度窒息6例（3.6%），重度窒息2例（1.2%）。无产妇及新生儿死亡。
3 讨论
3.1 头位难产早期识别
头位难产的早期识别判定如下，（1）在产妇产程开始后胎儿为头先露；（2）产妇分娩时，其胎膜发生过早破裂；（3）产程图异常，出现产程延长；（4）产妇在分娩时过早出现屏气；（5）产妇的宫颈水肿，排尿出现困难；（6）胎头出现延迟衔接现象，甚至胎头未衔接；（7）产妇出现宫缩乏力；（8）内诊检查时发现胎头位置异常。
在产科分娩中，头位分娩为主要分娩方式，头位分娩产妇人数约占分娩产妇总数的95%，然而，产妇在头位分娩中可因产道、产力、胎儿、精神及心理因素不良或异常而导致头位难产[5-6]。头位难产若被早期识别，尽早处理，多数可经阴道助产娩出。若未及时判断头位难产，则胎儿勉强从阴道娩出或改为剖宫产，容易导致产妇发生产道损伤、产后出血、泌尿生殖道瘘、胎儿颅内出血、窒息、脑瘫，甚至胎儿死亡，给家庭及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头位分娩的未及时发现及处理不当不仅对产妇及新生儿的生命安全具有严重危害，而且产妇在生产后会产生重大的心理阴影，这降低了其生活质量，对其愈后极为不利[7-9]。正是由于头位难产的严重危害性，所以，早期识别头位难产并进行及时有效干预处理尤为重要。
3.2 头位难产的干预
3.2.1 潜伏期延长 产妇潜伏期延长多是由于精神紧张、过度疲劳、宫缩乏力所致。对于潜伏期延长的产妇，（1）先对产妇肌肉注射100 mg哌替啶达到镇静处理效果，然后给予产妇充分休息4 h，使不协调性子宫收缩得到纠正。（2）密切观察生产进展，若休息后仍无进展，则立即对其进行阴道检查，如果没有头盆不称，且宫口已开大超过2 cm，可以对产妇进行人工破膜，如果羊水少且为Ⅲ度污染，则可诊断为胎儿宫内窘迫，放宽剖宫产指征。如果羊水较少且清澈，则继续观察产妇的宫缩情况。（3）如果破水后1.5 h，产妇的宫缩仍不强，则静滴催产素以加强宫缩，并密切监测其产程及胎儿情况。（4）如果在静滴催产素4～6 h后产程仍然无进展，则对其进行剖宫产。
3.2.2 活跃期宫颈扩张延缓或停滞 （1）先给予产妇安定10 mg静推肌肉注射，使其镇静休息2 h。（2）若2 h后仍产程进展缓慢，则进行阴道检查了解宫颈扩张情况，有无头盆不称，宫口开大6 cm前多因骨盆入口异常所致，宫口开大6 cm以后常因中骨盆狭窄所致。如若明显头盆不称如高直后位、前不均倾位、额位及颏后位可对其行剖宫产手术。（3）对于宫颈水肿者，使用阿托品0.5 mg+0.5%普鲁卡因起到宫颈封闭的作用。（4）破膜后密切观察0.5 h，宫缩仍不强，则静滴催产素加强宫缩，若2～4 h后宫口无进展，或存在头盆不称，则行剖宫产手术。
3.2.3 胎头位置异常 （1）手转胎头：在宫口开大超过7～8 cm，并且胎膜已破后，徒手旋转胎头。（2）协助旋转胎位：在孕晚期或分娩早期，如果发现胎头位置异常，如出现枕横位或枕后位，采用改变母体姿势来纠正胎儿的。
3.2.4 胎头下降延缓或停滞 （1）若胎膜已破，但是先露与宫口不能贴紧，产妇还伴有宫颈水肿，说明产程停滞多由于枕位异常所致；若出现前不均倾位、颏后位等严重胎头位置异常，则立即行剖宫产手术。（2）若无头盆不称，则先人工破膜，然后静滴催产素加强宫缩；若先露的最大径线达到坐骨棘水平，则可以尝试阴道分娩；若先露仍然居于骨棘以上，且有轻度枕位异常，则将儿头手转为枕前位，待胎头下降到S≥+3水平，则采用产钳助产或尝试阴道分娩；若胎头位置处于S=+2水平以上，则立即行剖宫产。
为探讨头位难产早期识别和干预方法，本研究选取笔者所在医院产科2013年4月-2015年4月进行分娩的165例头位难产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采用头位难产干预处理，结果发现，165例头位难产产妇中，剖宫产116例（70.3%），阴道分娩49例（29.7%），其中32例胎头位置异常，经干预及徒手助转胎头到枕前位后自然分娩。产妇中发生产后出血5例（3.0%），阴道撕裂伤1例（0.6%），新生儿轻度窒息6例（3.6%），重度窒息2例（1.2%），无产妇及新生儿死亡。本研究对头位难产早期识别方法进行了阐述，并对头位难产产妇的干预处理予以介绍，为头位难产产妇的早期识别与干预提供了参考。
综上所述，早期准确识别头位难产，并进行及时干预处理对提高安全分娩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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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虞世南范文6
催生“预防也出生产力”理念的模式可以概括为“一个格局、两个维度、三个创新”，是南京预防工作多年探索的结晶。具体是指，在党委领导下形成的社会化大预防格局，专业化预防和社会化预防相结合、履行职能和服务中心相结合的两个维度，从理念、机制和方法三个方面创新预防工作。
理念创新
预防职务犯罪出生产力的理念。职务犯罪预防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可能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扫除生产关系中因为腐败而导致的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社会协同管理的理念。预防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各系统齐抓共管，全社会广泛动员，多方参与，构建预防职务犯罪人民防线。
社会需求导向性的理念。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要回应社会需求、回应社会热点，对工程建设、征地拆迁、食品药品安全、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关注的热点积极开展工作，从治标入手，向治本方向努力。
机制创新
创新社会化预防工作平台机制。南京检察机关创造性地提出了“争创无职务犯罪单位活动”（以下简称“争创活动”）。组织辖区单位开展以争创“无职务犯罪单位”为目标，以构建和完善系统、行业、单位内控机制为基础，以督促和考核为手段，促进社会化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开展的平台机制，该活动三年为一个周期。2003至2014年的12年间，全市共有30多个系统、1600多家单位参与“争创活动”，促进了各单位内控机制建设，推动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创新预防宣传工作机制。以文化为载体，以宣讲为平台开展预防宣传教育。成立南京市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团和检察长宣讲团。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团由30多名年轻检察官组成，深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驻宁高校、街道社区和施工现场，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几年来，宣讲团以“一年一行业、一年一百场”为目标，已在全市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讲500多场次，有20多万党员干部、关键岗位人员接受教育，预防宣讲被誉为南京“预防三宝”之一。
创新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开展预防的职能依托和最大优势是丰富的职务犯罪案件查办资源。南京市院创建了“一项制度、四个机制、四个同步”的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一项制度”就是坚持每季度一次的联席会议制度，协调侦查和预防等职能部门部署开展侦防一体化工作。“四个机制”就是预防介入侦查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信息采集管理机制、考核评估激励机制。“四个同步”就是案件立案与预防立项同步、案件侦查与预防调查同步、案件通报与预防宣传同步、案件侦结与预防建议同步。
方法创新
多部门联合开展重大工程项目预防工作。成立了由市检察院、市发改委、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委、市审计局等相关责任部门组成的“南京市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在这一领导机制的推动下，制定出台了《南京市建筑市场廉政准入规定》、《关于在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施意见》。对于凡有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单位实行招投标一票否决，市检察院对在查询中发现有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实行处置结果跟踪制度。先后在地铁、长江四桥、沿江开发等500多个市重大工程项目中，开展“工程优质、干部优秀”专项预防活动。
以推进制度规范开展重点领域预防工作。部署开展了拆迁领域专项活动，形成了《2009年南京市拆迁领域职务犯罪预防调查分析》，被《人民日报内参》采用，推动南京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南京市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拆违和拆迁管理规定行为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规范了南京拆迁工作，保障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不受侵害。在国企领域以服务企业廉洁发展为着力点开展预防工作。拥有400多名干部职工的江苏开元集团，是首批参加“争创活动”的单位，十年中没有一个举报，没有一起犯罪。公司上市时、向银行贷款时，都因为廉洁度被认可而加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