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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范文1
关键词：《活着》；儒家文化思想；余华
余华是中国现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他用一部《活着》为读者揭示了底层农民生活的困难，表达出了人类面对苦难的生存策略与生存理念。《活着》创造了小说的奇迹，其发行量在当代小说中一直都名列前茅，受到了各个阶层读者的喜爱，是当代文学的经典文本。余华用一个接一个亲人死亡的事件亲手撕开伪活着的面具，让苟延残喘的生命渺小而又强壮的延续，用死亡来让活着的人更痛苦，最后是剩下活着。
一、《活着》对儒道的传承
《活着》用粗犷的手法描写了中国农村社会普通农民家庭的生存史，主人公福贵饱经磨难，生命里难得的温情一次次被死亡撕得粉碎，他终于在苦难的生活后获得“解脱”，具有了哲人似的思索。《活着》这一本书将血淋淋的死亡刻画地匪夷所思却又栩栩如生。而福贵却要带着亲人死亡带给他的伤痛活着，而这一活着，殊不知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毅力。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一直由时代延续，儒家文化正是因为它富有深刻的内涵与意义才被后人一代又一代的相传。正如活着一样，它所带给人类的深刻意义是让人类的生命生生不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知觉，情感，行为等心理要素，它们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积累下来的沉淀物。而活着便是人类这个种族、这个大集体所传承下来的无意识，仿佛人生来就是有求生的本能，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这次才是生存的本质。
二、《活着》中的儒家文化
但是作者在这文学作品中用衰败和死亡来提点我们如果要想不仅仅为活着而活着就要有正确的生存意识，指导我们做出正确的生存行为。孔子坚信“天之未丧斯文”，而斯文就是我们所指的文化。对文化的终极关心就是对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价值、信仰等的关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文化，没有了信仰，又能如何长久生存下去？唯有苟延残喘的生命在苟延残喘的延续。我想，作者是想通过最后这一悲惨的结局来告诉我们如何更好的活着，他笔下每一个人物死亡和主人公的失败都无不体现着儒家文化的重要性。
儒家文化一直秉持着中庸之道，事实上，智者并不仅仅有孔子，亚里士多德也遵循着中庸之美。中庸的思想就是适度，凡事都有个度，当付出与回报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安乐幸福才会长久。而挥霍过渡最终只是为了生存而痛苦挣扎。在《活着》这一作品中，福贵本是大少爷，但是因为自己年轻吃喝赌败光家产，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生活，没有遵循儒家的中庸之道才招来祸患，气死了父亲，失去了母亲，虽然最后也知悔改，但是最终还是抵不过厄运的捉弄。再来看看福贵的小儿子有庆，因多次献血而被活生生吸死，又何尝不是因为不懂得如何平衡自己和他人的利害而白白死去，这也同样告诉我们中庸的思想，适度的思想。同时，有庆的行为还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仁”，第二层含义即仁者爱人，是所谓的一种品德，但是孔子当时推崇的“仁”是对执政者而言，但是当执政者没有“仁”时，长久的安乐又怎么能实现呢？如果当时的社会存在“仁”，又为何会让有庆多次的献血呢？有庆这样献血又是否遵循儒学思想上的“智”呢？我们再从大的方面来说，当福贵是个地主的少爷，没有担当起为家庭奋斗的一个责任，没有儒家所谓的“礼、仁、中庸”，阶级的统治就是不正的。最后作为一个人，更是没有孔子所谓的“自得”，即积极进取之心。我们中国人因过分享受当前，安分守己而忽略将来，不能做到未雨绸缪，而儒家的生存意识绝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上层表面，能重要的是深入贯彻到每个人心。这样才能让个人、民族、国家更好的活着。相对于老子的道家而言，孔子的儒家更为积极入世，强调人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无为而治。所以也正是因为福贵一开始的错误行为，没有带来积极的结果，所以导致了悲剧的结果。
三、Y语
《活着》告诉我们，儒家文化中的生存意识可以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加舒服，而我所理解的儒家的生存意识绝不仅仅是活着，“礼治、仁爱、中庸”是儒家文化给我们活得更好的工具。作者通过亲人离去、家破人亡来反衬这些儒家人化的作用最后通过白发人送黑发人，只剩福贵和狗这一凄惨的画面来强调突出了生命的张力，生存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活着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了。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结局也恰恰更能让活着的人们去深思：如何才能让活着的力量更加强大，让活着能加绚丽多彩？也让还在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心里得到一丝安慰，毕竟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
参考文献：
[1]黄海.解读《活着》：极度生存状态下生命个体的真实本相和生存意义[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5）.
[2]罗兴国.“死亡”叙写中的三种关系――《生死百年》与《活着》比较[J].绥化学院学报.2013（05）.
儒家文化范文2
关于“武”字最早的阐释是《左传》，其记载有：“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说出武不是用于战争，而是为了停止战争，为了自卫，所以也出现了“惠人”、“恕道”、“以德服人”、“不念旧恶”之类的成语，这些无不受到儒家文化“仁和礼”的影响，由此也形成了独立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是一个“说礼”大国，故有“礼仪之邦”之称。武术中华是文化王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武术礼仪体现出一位习武者武术上的造诣。儒家传统文化中对礼的教化，可以分别从孔子、孟子、荀子这些儒家文化经典的代表人说起。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所发，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著《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二、儒家文化对武术技术风格的影响
武术是先产生技击，后派生出了套路和功法。技击源于原始人类和大自然做斗争时积累的经验。原始人类之间的战争孕育了中华武术。伴随着社会进程的演进，到了奴隶杜会，武术是作为直接解除对手战斗力而采取的致残甚至杀死对手的手段而存在的，这时武术的技术风格主要讲究“一狠、二毒、三功夫”。而“狠毒”二字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表现出原始武术技术以搏杀为目的的刚健雄勇之美。当时的人们处于野蛮和蒙昧的阶段，原始的武术体现出了肉弱强食的生存之道，缺乏人文的教化的背景。
（一）武术的“内外合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一体，视整个宇宙为系统的有机统一。这些都受到儒家文化“仁、礼”的教化，习武者对自身品德、修养、心态、意志的修炼，称为内修，为内壮，骨骼肌肉的强健为外壮，习武者需要的是内外兼修，才是一个合格的武者。当然这里所说的“内”是心、神、意等内在的心志活动和气息的运行，“外”是手、眼、身、步等外在的形体活动，中华传统武术将内与外、形与神相互联系统一起来，形成了“内外合一”的武术风格，最终形成了中华特色的武术文化。
（二）武术的“形神兼备”
形神兼备，原指书法和雕塑绘画作品不但有美妙的形态且有神韵。武术也具有艺术品般的美感。习武之人讲究的是精、气、神，同时对手、眼、身、步等形体动作要求规范，强调意象思维和主观“体悟”，以及对动作演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节奏及风格的追求。这种特有的对艺术美感及特点的不断强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武术“形神兼备”的技术风格的最终确认。在中华传统武术中，我们也常常借用自然界的各种景象或动物的不同姿态比喻武术动作，比如“五禽戏”以模仿虎、鹿、猿、熊、鹤（鸟）五种动物的形态和神态，还有鹰爪、猴拳、蛇手这些形神兼备，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为目的的健身方法，都体现出了“形神兼备”的特点。
三、儒家文化对武德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武术的影响是很大的。以仁慈、忠厚、善良、爱心等为内容的传统武术武德，渊源于儒家“德”的思想。武德就是武术的道德。现代职业也常说注重职业道德，可见做事首要讲道德。武德是武术的核心内容。对于传统武术而言，高深的武术技艺和品德修养对促进习武者人格力量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儒家文化思想渗透于中国传统武术教育中，将和谐观念也纳入其中，告诫习武之人要和谐共处，门派之间少些争斗，互利共生，这样也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了一个精神寄托。
（一）仁者爱人
在传统武德内容中，仁是最重要的。“仁”又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中国传统武术一直也是以“仁”为本，重义轻利。武林中流传“八不打”：不打太阳、不打对心锁口、不打中心两闭、不打两肋太极、不打两肾对心、不打两耳弱风、不打海底撩阴、不打尾闾风府。这些都是人体要害。江湖规矩的八不打无不体现了“仁”字，仁者爱人。古代武林人士也是多将自己的宗旨靠拢于儒家伦理思想，效仿古代仁者作风与为“仁”之道，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规矩，所以武林素有少林、武当名门正派的说法，不乱以武力欺负人拔刀相助之类的成语也常听说，所以电视剧中常常见到武林盟主也都由有德行的人担任。
（二）爱国尊师
儒家文化提倡“忠孝”二字，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臣民爱君王、爱国家为“忠”，子女爱父母为“孝”。而忠孝观念反映到中国传统武术中，便体现为“忠君爱国，尊师重道”的体育道德观。体现“忠孝”二字古往今来例子不少，如古代荆轲、少林十三棍僧，近代武林高手霍元甲、大刀王五等无不以奔赴国难，救国救民为己任。他们身上都表现了习武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传统武术的传承往往是只传内不传外，逐渐形成了血缘关系的武术传承路径。徒弟对待师傅就像对待父亲一样，尊师则更有句名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三）克己自强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做人须谨慎从事，不断完善自己，并且严格要求自己，这些思想在中华武术文化中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习武者更要不断地培养自己良好的心理品质，完善自己的人格。古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句放在武术界则是，为人处事，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自强不息已经渗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因子。
四、结语
儒家文化范文3
关键词：儒家文化 中国武术 内核
中华武术植根于“礼仪之邦”，经过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代表，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武术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仁义”为内核的伦理思想，特别讲求“武德”，即：讲求道德品质的修养，讲求德艺统一，体现了中华民族善良、诚信、热爱和平等美德。它是东方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整体理论中讲求一种“调和”，追求一种动态的“和谐”，讲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内外合一”，注重和谐、自然、统一内外兼修。中国武术旨“在明明德，在亲明，在止于至善。”它是一种通过“练身”以达“修身”的参悟过程；它绝不仅仅是一门纯粹的技艺，而更是一门融入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等于其中的东方武技艺术。
1.儒家文武之学的传播，促进了武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对国人的影响之大乃众所周知。儒家文化不仅是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主流，即使在今天，也潜移默化地保存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引人注意的是儒学始祖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孔子是将原来属于“王官之学”的武学传播到民间的有功之臣，更为有趣的是孔子出身于一个以武勇为家学的没落贵族之家。孔子本为一位能文能武，擅长武技的人物。他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重要的在于他是一个积极推行文武兼备之学的教育家。他主张“用文事者必有武备”，因此，“在仁爱的伦理道德法则中，追求文武双全，提倡仁勇兼备，是武术中儒家思想的主要文化内涵。”关于“文武双全”，儒家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同时掌握“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数”为文，“射”、“御”为武。这种追求文武双全的思想，对武术超越纯武的范畴，积极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起到了驱动的作用。儒家所提倡的“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积极地促进了武术的发展，一直以来对武术界都有着显著的导向作用。
2.武术中的动态技击是儒家文化“武备”的缩影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把“武备”与“教民习战”定为维持封建秩序的必要手段。他告诫他的弟子们，必须有“藏武仲之知，公倬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其中关系“武”字的正好占一半。他把培养勇敢精神和掌握武勇技艺作为学生的学科之一，这样孔门弟子中如冉求、子路、公良孺等或兼资文武，或以武勇著称者，不少，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当日“武”情之一斑。当时的春秋、战国，战争连绵、征伐不已，诸候各国无兵无“武备”就不能生存，民间普遍习武，并已出现“剑士”等一类“武术专门家”；当日诸子百家的论述，“武”均踞高顶。如：管仲以法律条文规定：“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甚至一贯要超脱世俗、返归自然的庄周，面对现实中爱好剑术近于发疯、日常“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人，日夜相击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尤好之不厌”。赵惠文王也发表过一通剑术精论：“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孔子正是总诸子之大成，集而作为维持“仁、义、礼”这一统治秩序之所需。显然，他所说的“武”，主要是兵事中的技击技巧，属形体动态型的“外功”，因为这种“武备”对统治者有利，以后的各朝各代就把孔圣人的“武备”列入“讲武之礼”、“军礼”的范畴，对中国技击技巧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作用。
3.儒家君子与武术的文化共通
吸取了中国文化中关于人学底蕴与思想的武术，其人文价值是将培养充盈、硕健、完美的君子人格放在首位，武术更多关注的是人性的修为，人格的和谐美善，侠义精神、正义理想的养得。儒家伦理道德的主线条为“仁爱”，强调“仁”为 “爱人之本”，“忠恕之道”，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以“仁爱”为基本伦理思想和道德标准，一直以来，被作为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使武术这一战斗的力量，伤人的手段被纳入了道德伦理的法规之中，使武术不光成为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了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途径。儒家伦理的这种人格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武术。武德崇礼就是习武人伦理道德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习武人生活的基本准则。
在传统武术的结构图景中，集中体现了传统人格理想的君子，及其君子一身所涵养的内容构成了习武人对之不懈的追求，不懈地通过体肤砥砺去逼近、去实现这种人生价值。特别是君子之武的“仁、义、勇、信”等精神，则形成了武术中流光溢彩的无限风光。武以君子自强、厚德的品质为价值理想；以君子独立的人格品性为自己做人的目标；君子也始终是武人超越自我、实现自我的梦想。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这样的君子之争。使得武术在其发展中渐渐地淡化了血腥的竞争意识。武术更多地体现了“君子无所争”，“君子争而不争”(《论语•卫灵公》)的人文精神色彩。中国武术在文化的层面上乃是一种君子的文化。中国武术与儒家君子的终极人生关怀都在于一种教化，一种化育。
4.儒家文化在习武中的渗透
首先，习武的前提条件是有武德，要有“仁”心。中国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行话“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武术中把“德行”做为学艺的前提放在练功的首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其次，习武的过程就是“正己修身”的过程。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中国武术理论认为人的身、心和道德是不可分的。要想取得良好的练习效果，练习者必须不断地培养自己健康的心理品质，完善自己的人格，如襟怀豁达、与人为善、以礼待人、心平气和、从容沉着等等。心理修炼和武德培养也是中国武术极其重要的内容。再次，习武的方法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意即要想成大器，做大事，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炼。习武者在练功时讲究“练内”与“练外”，即：“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内外结合，相辅相成，才可修炼出深厚的功夫。为达此目的，习武者不仅在饮食起居上要有所节制，而且在练功的刻苦、恒久上尤为讲究。武术界流行的行话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年四季应练功不辍，也只有不畏严寒酷暑，长期锻炼，武功武技才能有所进步。武术界有“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的行话，此语强调的是练武者不可一暴十寒，要使功有所成必须要持之以恒地锻炼，这样经过日复一日的锻炼，武技才得以深化和升华。
总之，中华武术所倡导的武德恰恰吻合于儒家文化中以“仁”为本、重义轻利的思想。中国武术与儒家君子在文化层面上的共通之处，使我们看到，中国武术在文化的层面上乃是一种君子的文化。中国武术与儒家君子的终极人生关怀都在于一种教化，一种化育。儒家思想在武术中的渗透，使得习武、练武的各个方面无不体现武术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浑然一体。换言之，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系统，完整、无缺、无漏地遗传给武林中人，从而使中华武术与儒家文化、水融，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旷文楠：《中国武术文化概论》，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2].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
[3].倪南权：《浅议武术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四川体育科学》，1999.1。
儒家文化范文4
关键词：儒家文化；贸易立国；韩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189-02
一、韩国的儒家文化
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突然崛起时，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现代化模式开始引起西方的广泛关注。
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创立了儒家学说，而韩国则是一个典型的以儒教文化为根基的国家，儒家文化传统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文化资源，发展了生机勃勃的文化产业。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日本、韩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性的儒家文化，使当今的日本和韩国保持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与秩序。
归结起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支撑韩国现代化的儒教文化，有以下几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2)儒教的节欲思想，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韩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4)儒教讲究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5)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等等，这些支撑韩国现代化的东方文化因素，无疑与西方文化有着极大区别。
二、韩国的“贸易立国”政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贸易立国是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韩国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实现国民经济的自立。贸易立国的实质是实施“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侧重点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
贸易立国被提出后，韩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空前的速度大幅度增长。1963―1972年，韩国的出口额增长了18倍以上，工业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占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9%。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韩国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相对于进口的增长速度，出口贸易得到了更为快速的发展。1964年11月30日，韩国的出口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韩国政府把这一天定为“出口日”，后来改为“贸易日”。1971年突破10亿美元大关，1977年超过100亿美元，1980年达到175亿美元，1995年突破1 000亿美元大关。31年出口额增长了1 000倍，这在世界上是花费时间最短的。从1964年以后，年均出口增长25．1%也创下了世界纪录。出口对象国也从1964年的41个国家增加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出口商品品种也从142个增加到7 723个。难怪韩国经济界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出口立国”，20世纪70―90年代是“出口兴国”，从现在至2000年实现出口2 000亿美元目标是“出口富国”阶段。
韩国的贸易立国方针之所以得到顺利推行，一方面，归功于其把握机遇，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适时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作保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底蕴给其贸易立国政策的实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精神支持。
从上文的分析看，儒家文化对韩国贸易发展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这使得韩国很自然地就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战后发展的“黄金时代”，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美、日等发达国家调整产品结构，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韩国及时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韩国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1962―1971年)首先发展轻纺工业，依靠外国资金、技术和设备，雇佣本国廉价的劳动力。1967年以后，纺织品一直成为韩国出口的重要商品，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
2．儒教讲究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这一因素又促使韩国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的机会，推行重化工业，实现产业升级，从而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和竞争能力。1973年，韩国重化工业产品出口额只有8．3亿美元，而到1981年增加到99．6亿美元，九年间增长12倍多。尊卑有序传统的另一重要影响体现在韩国官民结合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建立。韩国建立了由政府机关领导、民间经贸机构协调、私人企业直接参加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这也是韩国贸易立国方针得到顺利推行的重要保证。
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韩国国家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从而使韩国得以储备现代化管理的大量人才，进而有能力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转让技术和改造传统工业的机会，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韩国利用发达国家转移的高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在继续发展钢铁、造船等以熟练劳动力和大规模设备为基础的劳动、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同时，加强了生产半导体、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截至1995年底，韩国的电子产品出口额已高达400多亿美元。
4．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这一因素直接体现为综合贸易商社的组建和出口工业区及自由出口贸易区的建立。韩国政府吸收日本的经验推广综合商社制，扶植自己的大型贸易企业。1975年，三星物产被指定为第一家综合贸易商社，接着又指定大宇实业、双龙、国际商事、韩一合纤、高丽贸易、晓星物产、乐喜金星商事、鲜京、三和、锦湖实业、现代综合商事、栗山实业等为综合贸易商社。综合贸易商社以其庞大的组织系统和雄厚的财力，实现了开发、进口、加工出口、情报收集以及金融、保险、运输、仓储等垂直一体化的外贸运营体系。1962年，韩国建立了蔚山工业区，此后又建立了汉城出口工业区、仁川出口工业区、龟尾电子工业区等，积极吸引外国私人直接投资。1964年，韩国公布了《出口工业区建设法》。1969年10月成立了出口自由区，设立促进委员会。1970年1月1日，政府颁布了《出口自由区设置法》。自从这一法律颁布以来，韩国又设立了马山出口自由区和里里出口自由区。出口自由区在韩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和出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韩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审视韩国的贸易，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文化传统对韩国“贸易立国”、“外向型经济”等政策影响深远，但韩国的儒家文化虽然源于中国，却又不同于中国，它更能体现现代韩国的“国民性”及“独特文化”。在更深刻的思想文化层面上，韩国对儒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推崇、与经济社会发展并行不悖的状况更让我们惊异，他们是怎样找到一条和谐共存的道路?
笔者认为，首先，得益于其国民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继承，这与我国的“文化革命”、“全盘西化”等思潮截然相反。其次，这同韩国对文化传统的创新与改造是分不开的，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灵魂，只有不断地创新，文化的活力才能不断彰显。最后，韩国贸易的发展同其对科技的及时把握和市场的运作是息息相关的。
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广大的文化市场，抓住时代脉搏，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扩大文化贸易，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首先，定位文化立国，增强文化内驱力，促进贸易的良性发展。今天中国文化市场弱势地位的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是，当今中国文化内核的缺失造成文化驱动的乏力。没有文化核心的驱动，我们必然在市场的中茫然迷失。文化立国的理念将无疑成为中华民族振兴之路的强大动力，这也是贸易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
其次，坚持自主创新，正视市场竞争，磨炼成就品牌。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离不开创新和发展，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是要坚持自主的创新能力，成就自己的文化品牌，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在贸易往来中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发扬儒家修己重教的精神，重视教育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贸易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积累，对科技的把握和运用需要人才，对市场的娴熟运作更需要人才，人才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当代国家竞争的一个重点。
最后，发扬儒家“和谐”、“有序”的精神，创建和谐社会，促进我们贸易的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教导人们追求高尚的道德与伦理品格，对他人的忠诚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儒教伦理认为，虽然不诚实的行为会给行骗者带来短期的利益，但从长期来看，不诚实的人还是得不偿失。因此，在儒教社会中，毁约、违背合同及合同纠纷较少，此方面的经营成本较低，这也是韩国贸易得以持续进行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星焕．儒家文化对韩国经济的影响[J]．当代韩国，2001年春季号．
[2] 冯双鹏．试论国际贸易中的文化影响力[J]．理论界，2005(10)．
儒家文化范文5
日新变化思维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它把整个宇宙、人类社会看成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永不停息的一种存在状态。例如，《易传》把变化视为事物发展之新的状态，或变易为新的事物。事物的生成与发展，均是变化的结果。《易传》记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由于天地的变化才得以生成万物，变化即生成，生成是变化的结果。此外，“变化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4］。表明了变化的根本要义是反复与创新。《易传》创下了“先化后变”的思维，《中庸》则提出了“先变后化”的思维。《中庸》记载：“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说明了事物从小到大，从微至著，从内及外，逐渐由不明显到显著的变化过程。纵观儒学从先秦萌芽到两汉形成再到宋明鼎盛的历程，它是一个后儒在前儒的基础上不断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日新变化思维的烙印。例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加以丰富和完善，将“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又如，荀子的思想体系源于儒家，又吸取了各家的思想。再如，儒学到了宋明时期，把佛教的心性说和道家的天地万物生长说批判地吸收进来，形成了新儒学，即理学。这些都是儒家日新变化思维方式在学说或者文化发展上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批判地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展需要高度凝炼而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维特点。同时，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由于时代是不断推进的、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需要变革，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定型，还需要不断演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基于时代、源于实践、生于变革，从中便可窥探出儒家文化的日新变化的思维方式。
二、儒家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必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滋养。
（一）国家价值目标
就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是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发展目标所作的价值要求。儒家虽未就这四个层面作出过如此明确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张与现代价值主张并不乏相通之处。例如，孟子强调国家制度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决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富强”、“民主”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在其所极力倡导的由“礼”至“德”的社会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了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贵“和”的基本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国家交往中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因此，这是对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精神的高度延伸与升华。
（二）社会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中借鉴很多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里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儒家所强调的“义”是相通的。儒家强调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正义”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即是说，在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适应社会，在社会规范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状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礼制，强调以“礼”至“德”。同时，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对“礼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这些思想资源，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虽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却不乏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实现了外来价值概念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融合。
（三）个人价值准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它关于个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资源自然十分丰富。“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爱国英雄豪杰。同时，儒家“尚公”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的内涵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已发生变化，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融合。“敬业”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学记篇》中的“敬业乐群”，这是儒家提出的一种道德观念，意指安于职守，联合益友，共同奋斗，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职意识有相通之处。儒家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导在为人处世、交友、办事、从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6］强调了“信”的极端重要性。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9］指出了实现“诚信”的关键在于“明善”。时展了，社会背景变化了，对公民个人的价值要求自然也要实事求是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我们党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抽离出其合理成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高度凝炼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播方法支撑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除了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以外，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教育、传播方法的支撑。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进步，其传播方式已相当完善。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的教育手段、教育技术及传播方法的同时，要充分借鉴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传播方法，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传播方法支撑，做到把传统与现代传播方法有机地结合、灵活地运用。
（一）注重价值观的生活化、具体化
例如，孔子讲“仁”，只告诉人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复礼”等等，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为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但却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践行。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方式，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一定的启迪。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宣传和弘扬，抽象的理念尚未渗透到人们具体的生活中。因此，传播主体应该把重点倾向于将十二条价值理念恰当地融入民众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及工作当中，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如何为之才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践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层次影响
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完善，是一个包括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应试教育到社会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封建社会在小孩的启蒙阶段就把儒家文化通过儿歌、故事等方式灌输给孩子，在家庭中通过家训的形式规范家庭成员。另外，封建社会将儒家经典定为社会选拔人才的指定考试科目，学子想要应试成功就要学习、掌握儒家经典。这样，一方面巩固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学子们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播给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众化。营造社会文化氛围也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文化影响方式，它将其所倡导的内容通过小说、戏曲、说书等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儒家文化无处不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这种全方位的教育、多层次的影响模式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借鉴之处。正如所说：“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启蒙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手段及活动载体的优势，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三）树立榜样，发挥示范作用
儒家文化范文6
《论语》、《尔雅》等儒家经典著作中,护生以往学习经历中接触得很少。绝大多数护生仅在中学时期学习过几篇古文，且护生中理科生居多，文理分科后她们再次接触儒家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进入大学后，由于医学护理课程种类多，课时量大，而专科生在校学习时间有限，因此护生中利用课余时间主动接触儒家文化的更少。
2儒家文化的传承方式较为单一
调查发现护生对阅读儒家文化的原著缺乏兴趣和积极性，仅对大众传媒所传达的儒家思想比较关注。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应从娃娃抓起，潜移默化，从孩童儿时耳濡目染接触的环境、事物中，点点滴滴，不断积累，从而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3讨论
儒家经典思想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精华[3]，对高职护理专业学生思想教育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就调查研究现状而言，目前高职护理学生对儒家文化认知程度较低，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及学习背景是相关的。首先，21世纪以后，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外交流日渐频繁。西方文化的侵入使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以往地位，而退居历史的舞台。在青少年义务教育中，中文的比例在慢慢缩小，外文的比例在逐渐扩大。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淡化。其次，调查的高职护理学生中82.7%均为理科生，其对儒家文化的兴趣与了解程度是有限的，因此导致对人文课•程的不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高职护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儒家文化在护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引导作用。
3.1加强“仁爱”教育
“医乃仁术”是千百年来我国医学界所崇尚的行医信念[4]，也是医者通过行医施药实现仁者爱人、济世救人的高尚理想。“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本，其中最突出一个内容就是“爱人”的思想。高职护理学生人文素质的核心即是‘仁爱’，护士如果缺乏爱心，就不会全心全意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更加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当今社会中因为重疾病、轻情感；重科技、轻沟通；重效益、轻人文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这些都足以说明，爱心教育在医学教育中何等重要[5]。目前，在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工作中，要大力加强“仁爱”教育，把“仁者爱人”的思想植根于学生的心灵深处。
3.2深化“礼仪”教育
礼仪是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美德，是一种敬人、律己的行为规范。孔子提出“不学礼，无以立”的观点，礼仪教育的重点是意识和品格的培养，具体体现在儒家的“内仁外礼”和“仁者爱人”的观点上。“礼”在医德规范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尊重病人、尊重同行上。医学教育中，应努力构造医院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实际感受医疗环境的严谨氛围，自觉运用适宜的言语行为来为患者服务。护患沟通时我们应认真倾听，充分了解患者需求，让患者有被接纳、被理解、被关怀的感觉，从而自觉接受医护帮助，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护士礼仪的学习不仅要使高职护生具有独立完善的人格、全面发展的优良个性，又须具有气质优雅、仪表得体的外在表现。
3.3强化“诚信”教育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每个公民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品德要求，是一切美德的来源。作为医护工作者，担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特殊使命,诚信就显得格外重要。高职护生应借鉴优秀的儒家德育思想，积极摄取营养，切实提高诚信意识，争取为每位患者提供纯净的医疗空间。
3.4活跃“文明”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