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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理论范文1
一、打破传统媒介研究思维僵化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
传统的媒介研究方法是以“主体”对“客体”的两元对抗思维模式，简而言之，主体是作为创造者的传播者，客体是接受信息的受众者，信息从主体到客体之间过程是中间的传播过程，这种传统的媒介研究思维方式僵化了受众的地位，被直接物化或对象化。传播者以直线传播的方式将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给受众，传统的媒介研究将媒介作为传播者，把其看成是国家权力机构的传播工具，受众缺少自和话语权。霍尔打破传统媒介研究的思维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这四个环节概括了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彼此既联系又保持独立性，同时提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传播主体的目的和传播内容，技术、物质工具也在制约着信息的传播，传播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直线性，具有间接性。传播过程还要考虑传播者和受众者双方的社会关系、差异性和多元性。
霍尔引入了符号学的观点，信息以符号为载体，组合成语义链进行传播，这个符号载体是以“语言”的规则构成，在符合和意义或者图像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保证了信息的正常流通。传播过程看成是意义能指和所指双重、复杂的符号建构过程，从而展现出传播活动复杂维度。霍尔的理论打开了受众研究的开端，恢复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本位，他们是有主体意识的个人，不单单是被动接受、被信息制造者操纵的客体。
二、将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形式和受众的解码战略联系起来的编码/解码模式
一般认为， 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有着两种范式： 其一是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实证主义流派， 代表人物有拉斯韦尔、施拉姆、拉扎斯菲尔德等。拉斯韦尔在 《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 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和取得什么效果。[1] 另一条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的批判范式， 强调对传媒进行意识形态效果批评。在霍尔之前，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尽管不认同这一学派对于媒体社会功能的一味贬低，但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意识形态批评路径。
研究霍尔就不得不提到霍尔在媒介文化研究创立的编码 /解码模式。霍尔以广播为例来说明”信息来源”和 “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 “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 ）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 他们期待‘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2]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符码的不对称， 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传播者按照某种意识形态进行编码之后进入流通环节的信息，在面对复杂的、有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社会时，信息便摆脱了传播者编码时的真正意图，受众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不断变化、对信息积极接受、解构和再生产的过程。霍尔的解码、编码模式的意义在于超越了实证主义流派的媒介传播模式，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开启了文化研究模式的新纪元。
三、霍尔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传播学研究新范式带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霍尔开创的这一研究范式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虽然存在诸多理论疑点，但对媒介和文化研究产生了迄今犹在的巨大影响，值得中国学界继续深入研究”。[3]斯图亚特・霍尔的传播学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过程分析”方法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反对僵化、概念化、封闭化的研究，这对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在我国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今天，传播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是绝对不能够忽视的。如果忽略了社会日益被划分为多个话语领地的事实，忽略受众的话语权，传播就可能遭遇失败。因此新闻事业只有充分认识到话语实践对于信息建构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意识到只有受众认同主导社会的文化秩序才能实现传播的真正目的。霍尔的这种暗含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意识形态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之下的，更加符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求。
在我国，文化生产的主导权在于国家权力机构，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文化主导最为核心的部分。文化受众主体主要是大众群体。价值观是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体现着我国现阶段的意识形态，需要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同。根据霍尔传播学的理论，新闻工作者不能仅仅解读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在编码时考虑到受众的利益、以及以受众信服的民主的形式展现出来，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属性上来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 因此，由国家权力机构生产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民大众之间并没有利益的冲突。我国的新闻工作的重点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其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新闻事业将原先处于精英位置的文化传播视点转向大众生活，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新闻传播形式通俗、易于接受，正逐渐成为新闻事业的工作指向，新闻工作者应该考虑如何承担起新闻时代的社会责任，真正发挥建构主导意识话语权的功能，霍尔的“文化主义”范式强调文化贯穿于人类的所有社会行为，认为文化建立在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霍尔的这一理论启示我国新闻工作者应该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基础上，以新鲜活泼、 受众喜闻乐见的表现风格来传达严肃、深刻的新闻主题，以走入大众平常生活的报道方式完成对于新闻的传播。
在新闻媒介现代化的今天，信息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在再生产中进行建构，所以需要新闻工作者有意识、有计划的报道事实和发表言论。对于深入民心的舆论现象加以直接的影响，从而促使舆论向着新闻传播者所期望的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应该注意，斯图亚特・霍尔的传媒理论作为西方文化研究的代表，带有浓厚的阶级观点和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在吸收和运用时应有所选择和保留，抛弃其中的阶级对立的因素，发展其中传播学的合理要素，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注释：
[1]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传播学理论范文2
一、打破传统媒介研究思维僵化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
传统的媒介研究方法是以主体对客体的两元对抗思维模式，简而言之，主体是作为创造者的传播者，客体是接受信息的受众者，信息从主体到客体之间过程是中间的传播过程，这种传统的媒介研究思维方式僵化了受众者的地位，被直接物化或对象化。传播者以直线传播的方式将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给受众者，传统的媒介研究将媒介作为传播者，把其看成是国家权力机构的传播工具，受众者缺少自主权和话语权。霍尔打破传统媒介研究的思维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这四个环节概括了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彼此既联系又保持独立性，同时提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传播主体的目的和传播内容，技术、物质工具也在制约着信息的传播，传播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直线性，具有间接性。传播过程还要考虑传播者和受众者双方的社会关系、差异性和多元性。
霍尔引入了符号学的观点，信息以符号为载体，组合成语义链进行传播，这个符号载体是以语言的规则构成，在符合和意义或者图像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保证了信息的正常流通。传播过程看成是意义能指和所指双重、复杂的符号建构过程，从而展现出传播活动复杂维度。霍尔的理论打开了受众者研究的开端，恢复受众者在传播过程中的本位，他们是有主体意识的个人，不单单是被动接受、被信息制造者操纵的客体。
二、将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形式和受众的解码战略联系起来的编码/解码模式
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有着两种范式：其一是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实证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拉斯韦尔、施拉姆、拉扎斯菲尔德等。拉斯韦尔在 《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和取得什么效果。另一条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的批判范式，强调对传媒进行意识形态效果批评。在霍尔之前，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尽管不认同这一学派对于媒体社会功能的一味贬低，但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意识形态批评路径。
研究霍尔就不得不提到霍尔在媒介文化研究创立的编码 /解码模式。霍尔以广播为例来说明信息来源和 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期待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 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传播者按照某种意识形态进行编码之后进入流通环节的信息，在面对负杂的、有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社会时，信息便摆脱了传播者编码时的真正意图，受众者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不断变化、对信息积极接受、解构和再生产的过程。霍尔的解码、编码模式的意义在于超越了实证主义流派的媒介传播模式，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开启了文化研究模式的新纪元。
三、霍尔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传播学研究新范式带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霍尔开创的这一研究范式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虽然存在诸多理论疑点，但对媒介和文化研究产生了迄今犹在的巨大影响，值得中国学界继续深入研究。斯图亚特霍尔的传播学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过程分析方法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反对僵化、概念化、封闭化的研究，这对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在我国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今天，传播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是绝对不能够忽视的。如果忽略了社会日益被划分为多个话语领地的事实，忽略观众的话语权，传播就可能遭遇失败。因此新闻事业只有充分认识到话语实践对于信息建构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意识到只有观众认同主导社会的文化秩序才能实现传播的真正目的。霍尔的这种暗含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意识形态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之下的，更加符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求。
传播学理论范文3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page_break]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传播学理论范文4
从主流和正统的传播学分类看，主要有六类，包括个人传播，人际传播，小团体传播，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参考林富美：《传播理论》，世新大学，2009）。因此，营销传播学作为笔者在上海市场及长江三角洲市场一线实践的经验总结提出的一个概念，作为开创营销传播学理论体系的一个基础，具有其特定的内涵。
（一） 什么是营销传播
要回答什么是营销传播，首先要回答什么是传播。关于传播，《牛津英文辞典》的定义是：借助说话、写作或形象，对观念、知识等的分享、传递和交换。而《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定义是：思想及讯息的传送，不同于货物和旅客的运输。除此之外，台湾著名传播学学者林富美教授引用了徐佳士的定义是“起源于拉丁文communi(共同)，当人们传播时，设法共同享有一则消息，一个观念，或一种态度。”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游梓翔教授关于组织传播方面也给出了相应的概念，并给出了古典组织形态、人文组织形态的核心理念、组织制度及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定义。上述方面，为传播的内涵奠定了基本的基础。
什么是营销传播？笔者给出的定义是：以盈利为目的，以文字、图片、声音等为符号系统，以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等为沟通传达手段，以寻找潜在客户、告知潜在客户并意图成交的各种咨讯交流方式的总和。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营销传播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强烈的盈利目的性。营销的目的就是为了盈利。
二是借助文字、图片、声音等符号系统为手段。
三是以寻找潜在客户、告知潜在客户并意图成交为目标。
四是交流的双向和互动性。
（二） 营销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营销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盈利性组织在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各种内外部沟通传达活动中的一般性规律和方法。
（三） 营销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营销传播学的研究以实战应用为主要目的，研究方法以实验数据和量化分析法为主，辅以定性研究法。
（四） 什么是营销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所谓理论体系，也可以叫理论建构，一般地说有两种形式，即演绎式和归纳式。开创理论体系一般地说要具备四个要求，即概念，假设条件，因果关系陈述，量化格式表达。（参考翁秀琪：《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三民书局，1991）除了这四个要素之外，理论体系应当是一个针对性的命题，这个命题的研究原理和方法论是科学的，并可以被实践验证其正确性。
值得一提的是，理论不等于定律。定律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不一定，理论的适用需要符合理论体系的第二个要素及假设条件，或只适用于某种情况和背景（参考沈宗南、张京宏：《五行唯心主义营销广告学》，上海世新，2006）。
再换个角度来说。一个理论体系，如果大专院校学生和本科生学习的话，只要掌握了理论的基本内容，并能结合实践应用，就可以了，这种应用并不要求渠道或方式上的严肃性；如果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则不但要掌握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还能站在理论的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并能就问题给出符合理论意图的解决方法；而到了博士生阶段，则不但要能提供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还要能回答清楚为什么提供这种方法，为什么不提供另外的方法，为什么这种类方法比其他种类方法更科学等问题，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
（五） 营销传播学的核心能力是非对称性的影响力
有个著名的理论，叫ABC理论。ABC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创建的。就是认为激发事件A(activating event 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只是引绪和行为后果C(consequence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的间接原因，而引起C的直接原因则是个体对激发事件A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信念B(belief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即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障碍结果(C)，不是由于某一激发事件（A)直接引发的，而是由于经受这一事件的个体对它不正确的认知和评价所产生的某种信念（B)所直接引起。这种信念也称为非理性信念。情绪ABC理论的创始者埃利斯认为：正是由于我们常有的一些不合理的信念才使我们产生情绪困扰。如果这些不合理的信念久而久之，还会引起情绪障碍呢。
情绪ABC理论中：A表示诱发性事件，B表示个体针对此诱发性事件产生的一些信念，即对这件事的一些看法、解释。C表示自己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的结果。
通常人们会认为诱发事件A直接导致了人的情绪和行为结果C，发生了什么事就引起了什么情绪体验。然而，你有没有发现同样一件事，对不同的人，会引起不同的情绪体验。同样是报考英语六级，结果两个人都没过。一个人无所谓，而另一个人却伤心欲绝。
为什么？就是诱发事件A与情绪、行为结果C之间还有个对诱发事件A的看法、解释的B在作怪。一个人可能认为：这次考试只是试一试，考不过也没关系，下次可以再来。另一个人可能说：我精心准备了那么长时间，竟然没过，是不是我太笨了，我还有什么用啊，人家会怎么评价我。于是不同的B带来的C大相径庭。
简单地说，营销传播学的非对称性的影响力，就是通过策划和设计的系列事件，改变人们对产品或服务的认知，以达到影响人们行为、促进销售和企业效益之目的。
当然，也有反面教材。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占领了野王城，切断了韩国上党郡和国都的联系。韩国想献出上党郡向秦求和，但是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请赵国发兵取上党郡。
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派左庶长王龁攻韩，夺取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驻兵于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长平村），以便镇抚上党之民。四月，王龁攻赵。赵孝成王派廉颇为将抵抗。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败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秦军又攻赵军垒壁，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
双方僵持多日，赵军损失巨大。廉颇根据敌强己弱、初战失利的形势，决定采取坚守营垒以待秦兵进攻的战略。秦军多次挑战，赵国却不出兵。赵王为此屡次责备廉颇。秦相应侯范雎派人携千金向赵国权臣行贿，用离间计，散布流言说：“秦国所痛恨、畏惧的，是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廉颇容易对付，他快要投降了。”赵王既怨怒廉颇连吃败仗，士卒伤亡惨重，又嫌廉颇坚壁固守不肯出战，因而听信流言，便派赵括替代廉颇为将，命他率兵击秦。
赵括上任之后，一反廉颇的部署，不仅临战更改部队的制度，而且大批撤换将领，使赵军战力下降。秦见赵中了计，暗中命白起为将军，王龁为副将。赵括虽自大骄狂，但他畏惧白起为将。所以秦王下令“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
白起面对鲁莽轻敌，高傲自恃的对手，决定采取后退诱敌，分割围歼的战法。他命前沿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在赵军进攻时，佯败后撤，将主力配置在纵深构筑袋形阵地，另以精兵5000人，楔入敌先头部队与主力之间，伺机割裂赵军。8月，赵括在不明虚实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进攻行动。秦军假意败走，暗中张开两翼设奇兵胁制赵军。赵军乘胜追至秦军壁垒，秦早有准备，壁垒坚固不得入。白起令两翼奇兵迅速出击，将赵军截为三段。赵军首尾分离，粮道被断。秦军又派轻骑兵不断骚扰赵军。赵军的战势危急，只得筑垒壁坚守，以待救兵。秦王听说赵国的粮道被切断，亲临河内督战，征发十五岁以上男丁从军，赏赐民爵一级，以阻绝赵国的援军和粮草，倾全国之力与赵作战。
到了九月，赵兵已断粮四十六天，饥饿不堪，甚至自相杀食。赵括走投无路，重新集结部队，分兵四队轮番突围，终不能出，赵括亲率精兵出战，被秦军射杀。赵括军队大败。四十几万士兵投降白起。白起使诈，把赵降卒全部坑杀，只留下二百四十个小兵回赵国报信。赵国上下为之震惊。后因赵国的平原君写信给其妻子的弟弟魏国的信陵君，委托他向魏王发兵救赵，于是信陵君就去求魏王发兵救赵，魏王派晋鄙率十万大军救赵。但由于秦昭王的威胁，魏王只好让军队在邺城待命。信陵君为了救赵，只好用侯嬴计，窃得虎符，杀晋鄙，率兵救赵，在邯郸大败秦军，才避免赵国的过早灭亡。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昭王）四十四年（前263），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四十五年(前262)，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日：“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日：“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日：“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
四十七年（前260），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龁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问，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
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 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于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日：“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传播学理论范文5
关键词 案例教学法 传播教育 时间序列分析 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Case Teaching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urse
REN Di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Jilin 130022）
Abstract Take advertising specialty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urse teaching as research object， obtained from the student learning experience teaching cases a time series analysis under three main issues： first， beginner's loss， stress and anxiety； Second， students for flexible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of reflective analysis； Third，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academic pressure and curriculum concerns into the process of capacity building， thereby generating a positive feedback at the end learning experience， teaching cases in the future for tha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cross the curriculum， put forward relevant teaching proposals.
Key words case teaching metho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ime order analysis； teaching research
当前，面对传播产业的快速变动，我国学术界对于传播教育逐渐重视回应媒体产业的变化与本身学科的重新定位思考。目前我国传播教育研究方法较偏向宏观分析方法方面（Macro Analytical Approach），而较少采用微观分析方法（Micro Analytical Approach）。①因此，本文根据微观分析方法进行行动研究结构分析，进行符合教育行动研究精神的教学研究，深度检视学生学习传播学概论课程的学习经验。
1 案例教学研究相关理论
教学研究持续地关注于教学与学习的过程，当教学研究深入评估现在施行的惯例，验证好的惯例，仔细省思教学，并寻找学生如何成功学习时，将最能体现其研究价值。②另外，教学研究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而言，是不可忽视的，而应受到重视，因为教学研究是教学管理的一种现实需要，是学校教学管理的一项战略需要。
而针对教育情境，发现课程问题，提出新课程发展的研究路径，应该以案例教学法推展课程发展，并提出系统化的主要程序步骤，这包括：③（1）通过案例陈述所关注的课程发展问题，规划可解决问题的课程发展方案；（2）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寻求可能的课程发展行动研究合作伙伴，实施课程发展方案；（3）案例教学课程评鉴与回馈，发表与呈现课程研究证据。
2 教学策略研究
新时代学理念在于以学习者为中心，重视学生积极建构知识反省行为，主动投入学习活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典范，意味着教师、教材、媒体、教学、情境、活动均围绕着学生。可以看出，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策略核心价值便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其具体特征包括：④（1）由点及面——个体示范学习；（2）小组协作学习；（3）媒体技术的融入；（4）衡量反思。增强学生使用远距教学资料库的机会，提升学生个体学习的学习环境；而小组协作学习，则有学生小组学习的教学设计。
传统教学评价中将学生智力和分数视为单纯的一种能力表现，因此评价方式主要采取纸笔测验方法，只重视学习结果，而忽略学习历程，当前许多教育学者纷纷提出正视智力结构多元的重要性。⑤因此，教师在教学评价时，应采取多元资料搜集方法，从不同时间、不同方式、不同地点，而有系统地搜集学生信息，以了解学生学习全貌。以不同方式评价学生为例，本课程着重于传播教育的改革方面，因此，较为偏重实际操作的方式，然而，由于课程评价也包含口头报告，因此，也涵盖口头发问方式，此外，以课程评量期末报告而论，评量方式也包含论文式测验，因此，可称为多元评量。
为研究传播学概论的课程案例教学法，在每学期平均有七次学生实际操作的环节，针对不同产业新闻进行理论运用，进而解读关键产业新闻作品课程平时报告，其学生小组平时书面报告占30%，小组期末书面报告则占20%，个人及团体出缺席情况分占10%以及5%；个人网络学习及贡献则占10%；为避免大班教学中出现学生有Free Rider的现象，每次学生分组口头报告时采取随机抽签方式，进行学生个人口头报告成绩检验，其占25%，在每次学生的个人口头报告中，老师可进行学生个别学习成果的深度检验。这样长时间、多样式地搜集学生学习表现的精神源自教育学者对于多 （下转第210页）（上接第183页）样化智慧的重视，重视学生智慧的充实，不仅是对学生不同学习潜能的重视，也能带给学生多样的学习经验，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将活化教学。
3 对课程的思考与建议
传播学概论课程本身即存在具体操作难于理解、量化和实验的问题。加上大一同学初入大学校园，尚不习惯自主性学习，一方面不能预先读书，结果听讲时要么听不懂、要么因思索而掉链子、要么课堂上热闹课后不知道学了什么……这些问题应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法来解决。具体如下：首先，增强此课程理论与产业现况分析、此课程与广告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关系训练过程，以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误判此课程属于“过度理论”性课程，而降低文学院学生学习此课程的动机与兴趣。其次，传播是一个边缘学科，它与目前大多数学科都形成了交叉领域，因此此课程所设计的多样化、互动师生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在复合式学习、修正式案例教学、小组写作等教学策略下，具体学习传播基础理论、整合产业分析理论与现况、传播在广告学专业中的实际应用操作，应该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学生原本的学习焦虑。该策略对学生学习习惯会产生良性冲击，可协助刚脱离应试高中生活的大一新生更快适应大学教育学习方式。再次，学生于课程结束前，实践课程应用理论与生活传播现况相结合的研究，可以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对于未来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针对此教学案例从一开始的学生对课程的忧虑，到过程中的能力建构，进而在期末产生正面回馈的学习经验，此教学案例对其他“概论”式课程的调整和跨学科实验充满了期待。提出以下建议：（1）设计新生入学焦虑问卷和新生新课的开课问卷调研，更进一步掌握学生学习焦虑的原因，并据此设计本学期的实践环节具体操作步骤。（2）设置反馈机制检测学生非常态学习态度的变化，及时掌握学生状态，为后续实际操作环节提供支持。（3）尽量采取互动性高的教学策略，让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的过程中培养学习兴趣、营造和谐学习氛围。（4）安排传播产业相关会议参观行程，让学生更贴近产业现况，从而在“产学研”发展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5）针对传播学的宽泛研究对象，学生学习跨学科的课程整合及评估，应特别重视学生是否将传播理论延伸到应用理论、从应用理论到实际操作。应学会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6）教师应尽力在课程中，让学生感受到教师重视学生意见以及不断强调学生问卷回馈绝对不影响学生成绩，成绩也尽量在学期中逐渐公布，以降低学生不敢真实反映意见的状况，致使问卷回馈内容无法呈现多元意见。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案设计及效果分析（GH11096）系列成果之一，本作者为课题组成员
注释
① 左雪梅.高校新闻学专业理论课程教学模式新探[J].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研究），2010（11）.
② 冯钢，朱光宝.案例教学法——新闻学教育的当展趋向[J].新闻界，2004（3）.
③ 辛蔚峰.案例教学法的课堂应用策略研究——以传播学课程教学为例[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0（36）.
传播学理论范文6
【关键词】大学生；理论传播；新媒体；对策
大学生理论传播是在大学里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其目的在于让大学生认同对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是在当今时代，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传播模式发生了改变，形成了基于新媒体、全媒体的全新传播体系，这对大学生理论传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些学者总结认为网络对社会民众或大学生理论传播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环境更加复杂，世界性的意识形态战场已在网络上形成，我们不再拥有绝对的理论传播话语权力和话语影响力；主流网站宣传引领力遭受挑战，其单一的信息传播难以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理论宣传的网络覆盖率存在巨大空白，理论内容同质单一，无法适应网络对信息的巨量需求；一些网络理论传播队伍素质低下，没有公信力。这些冲击造成了大学生理论传播的低效果、无效果甚至反效果。正如学者吴晓明指出的新媒体对话语权的分散及对社会权威的颠覆而对执政带来的冲击：“新媒体话语权的分散化趋势对现有强调集中化管理的行政模式形成挑战，使政府相应的管理体制面临困境，执政方式面临挑战。”可见，围绕网络、新媒体、全媒体所形成的新的传播体系已经对大学生理论传播造成巨大挑战。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理论传播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必须认真对待大学生理论传播体系中的问题，以保证理论传播的效果。
一、大学生理论传播的内容要注重理论价值的彻底性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是真正突破了时空边界的人类传播史上的革命。互联网以全球性、交互性、开放性、个性化、反中心性、多元化、虚拟性和隐蔽性的信息、聚合、传播和接受的方式改变着人们对理论传播内容彻底性的期待。马克思认为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他说：“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如果一种理论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那么这种理论一定是具有全面信息的理论而不是局部、偏颇甚至刻意隐瞒的信息。在非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还是线性的，可以通过控制传播链上的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信息、传播方式、传播对象等任一或全部传播元素来控制传播效果，从而达到说服人相信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可见传统的理论传播没有全面信息碰撞的现实压力，不必考虑理论彻底性要求，而今这种不彻底的理论很难有说服人的可能了。德国社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为此说“现代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政党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如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等，已在媒体的冲击下丧失殆尽。”其实现代媒体之所以能够冲击正当的意识形态宣传不是因为信息的多元，而是由于理论的不彻底性，只不过这种不彻底性在过去是被掩盖而在现在被暴露出来而已。因此在全媒体的现时代大学生理论传播如要保证传播效果则必须注重传播内容理论价值的彻底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战略传播体系能够把“文化软实力”变成可以控制他国的“软权力”，形成媒介霸权和文化霸权的世界局面，除了它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强大效果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传播理论的彻底性。美国国家传播战略的核心就是它所建立的普世价值——“美国建立起一整套以普世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和运作机制。”普世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权利、博爱、环保、和平、和谐、慈善、慈悲、仁爱、人性、平等、宽容、科学、理性”等等。何光沪教授认为普世价值所强调的就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理想；这些理念或理想是超越于民族界线之外，超越于民族分野之上的”。因此，他说在“2008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普世价值高端学术论坛’上，绝大多数与会学者都认可并高度评价‘普世价值’对于日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和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可见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的成功、媒介霸主、文化霸权的形成是与把具有理论彻底性的普世价值作为传播内容分不开的。
大学生理论传播要保证效果也要注重传播内容的理论彻底性，也要强调其所传递理论价值具有普遍适用全世界和全人类的价值，而不是唯我独尊或者坚持特殊特别。正如姚迎春所说的理论传播首先得让人愿意接受：“在今天，大众化要克服的首要障碍不再是群众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问题，而是如何消弭群众与政治、与理论之间的疏离感和逆反心理，如何让群众心悦诚服地‘认同’的问题。”因此只有注重所传播理论的彻底性，也就是依靠意识形态本身的吸引力和文化价值的感召力以及国家形象的亲和力才能在当前的传播体系中起到理论传播的效果。不注重理论本身的彻底性而采取传统的政治压服、权威驯服和理论说服已经“丧失魅力，甚至遭到合理性危机”，不会再有传播效果。
二、大学生理论传播方式要注重理论价值的实践性
在网络时代，由于各种信息超时间、空间地聚集累加，因此理论和理论的实践在同一“意见市场”中出现，这就造成理论传播必须重视理论的实践性问题。传统的理论传播一般只是强调理论的真理性而很少直接地用理论的实践结果来印证，因此所传播的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很难被检验因此也很难被反驳，所以传播效果相对比较好。而网络信息的超时间、超空间聚合使得理论和理论实践的结果直接相印证，那么不是真理的理论就很容易被证伪，也就是只有理论的“真理性”而无实践的“真理性”的理论将不再被接受。关于理论的实践的真理性很多哲学家都有过明确的看法，诸如边沁就是认为好的理论只有在实践层面好才是真的好，他说：“‘理论上是好的，实践上是坏的’这种陈词滥调讲不通。”马克思也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的意思是指只有实践中正确的才能称为真理，不去实践而设想的任何所谓的真理都是无意义的。罗尔斯则明确表示“作为一个抽象目标的制度的正义与否，则是指它的实现将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而言”。可见如果大学生理论传播不注重实践的真理性和正当性，存在理论与实践矛盾的情况，就不会再有传播效果了，并且会让传播者失去公信力。
美国学者希勒认为“互联网决不是一个脱离真实世界之外而建立的新王国。相反，互联网空间与现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美国的国家战略传播特别注重其所传播内容的现实性以保证其传播的说服力和传播效果，这从奥巴马阐述的传播重点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倾向。在美国总统的《国家战略传播构架》中有如下表述：使国外受众认可其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相互利益；使国外受众相信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使国外受众将美国视为应对全球挑战令人尊敬的伙伴。这个表述明显不同于我们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我们的表述方式一般是：“推动当代大众化，一项基础性的工程就是对社会成员进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让更多的人将当成一种内在的价值支撑和精神支柱，让更多的人能自觉地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可见我们的表述根本不考虑理论的现实性问题，或者不从现实到理论信仰而是从理论信仰到现实。而理论信仰和现实是否脱节或者错位并造成对理论的抵触甚至无效果则没有在理论传播研究的视野之内。美国的国家战略传播则从现实出发，并不单纯考虑理论的传播，他们的原则是：如果能够认可美国“和其他国民的利益的一致、发挥着建设性作用、是值得尊敬的伙伴”则自然会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可见美国国家战略宣传是注重理论的实践价值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只强调理论而不考虑理论价值实践性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关丽兰学者在《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策略》一文中指出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复杂和严峻的形势，并提出了改变已成为“一纸空谈”的传统理论传播模式而必须注重理论的实践价值在传播中的地位。她说：“有生命力的理论和价值观必须依附于现实的器物当中”。她为此提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应该诉诸情感、切合人心、关注民生，并要高度重视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制度层面上给人民群众民主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的权利等注重实践的理论传播策略。这些注重实践的理论传播策略应该成为大学生理论传播的原则以保证在当前形势下的传播的有效性。
三、传播渠道注重理论接收的全媒体性
在网络时代，由于信息全数字带来的非线性特征，大学生理论传播由竖型的学校教育变为基于大众传播场的系统论模式。信息不是点——线——点的线性传播，而是面——点——面的场传播模式，信息接收是面对“信息市场”的全媒体接收。在场模式下，信息接收者自己使用信息自己寻找信息，传者受者具有同一性特征。因此作为理论传播者主体的政府权力弱化，而作为信息提供场所的互联网成为掌控信息传播的“第四权力”，传统理论传播中可控的传播级段被不断跨越，受众由消极被动变为积极主动，自觉去在意见多样化的“信息市场”中探求真理。褚亚玲以“使用满足说”在新媒体时代的强化论证了传播的这一变化特征：“从博客到电子杂志，从播客到视频分享网站，从手机报到手机电视，新媒体传播景观迅速发展，新媒体的“使用与满足”已经形成。”
如果说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的生活方式，大学生已经习惯于新的信息接收模式，则传统的理论传播必须予以改变以避免被冷落的命运。许多学者指出了目前理论传播不能适应网络特点的情况，主要是主流网站稀少、理论的网络覆盖低、网站内容严重同质、网络传播队伍素质差等等。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理论传播必须按照场的模式传递信息，按照大学生主动探寻信息的接受模式制定传播策略才能保证传播效果。吴晓明学者指出新媒体热点事件传播的一般过程是：“个体发帖引发热议、众多网上跟帖、网络社区版主或‘职业推手’加以‘置顶’引发更大规模的点击和评论、被门户网站放到首页或通过手机和QQ等即时通讯性媒体群发，直至引发甚或推动现实的社会行为。”因此，为了能够在网络上赢得理论传播的效果，则必须重视网络传播热点事件的过程，在这些过程环节施以控制，引导大学生的认知判断以达到理论传播的目的。针对网络舆论场的特点，大学生理论传播应该遵循以下传播策略以影响大学生的理论认知：呼应社会的而不是压制以顺应民声；推动的顺利解决而不是相反以消解社会矛盾；通过议题设置聚合群体力量，左右群体心理以疏解民意；重视网络舆论的现实力量，关注民生以取得对理论价值的认同；允许对公共事件的社会权威判断进行质疑，取信于民以保证理论传播的效果。
网络时代大学生理论传播面临着巨大挑战，只有适应网络传播的特点，以彻底性的理论内容、实践性的理论价值以及针对网络特点的传播策略才能保证传播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吴晓明.新媒体传播中的社会舆论场综合考察[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61，65.
[2] 褚亚玲.新媒体传播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扬弃”[J].采写编，2012（3）：13.
[3] 高乃云.论大众化的网络传播境遇及策略优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6）：203-204.
[4] 托马斯·迈尔.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4）：11.
[5] 吕翔.作为美国核心战略构成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J].红旗文稿，2011（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