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中国城镇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中国城镇化范文1
关键词：城镇化 县域经济 国外经验 对策
所谓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在中国，县域是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单元，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未来20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最大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占国土面积90%、人口70%的县域。因此，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对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妥善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大城市恶性膨胀的问题，于是他们普遍采取了“人口向郊区转移”的城市化战略。例如原联邦德国、日本、法国等，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第一，加强城镇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人在小城镇居住生活。为改造村镇的居住环境，提高村镇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政府十分注重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公益事业的健全完善，且这些建设资金的大部分是来源于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乡镇的税收。
第二，重视规划，多数城市仍保持原有的建筑风格，体现了新区和旧区的有机结合，反映出欧洲人严谨的规划意识。例如，20世纪70年代，原联邦德国进行了广泛的县级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改革，按现代化的标准重新划定县的区域范围。所以在很多西方国家，我们会看到从城市到乡村，特别是小城镇，街道整洁、设施齐全、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由此可见，西方人在城镇化进程中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
第三，致力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视和保护农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德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巨额补贴消除农业与工商业的利率差，为银行构建稳固的农村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石。对技术创新、区域平衡、环境保护类的银行贷款等重点项目，政府甚至可以全部贴息。
第四，因地制宜，分区治理。政府结合当地城镇的特色，发展与之相对应的产业，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五六十年代，为帮助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法国采取了“领土整治”和“工业分散”的政策。在西部、西南部、中部地区，在有自然资源的地区，传统工业衰落区以及“新工业区”，政府重点以“国家发展资金”的方式吸引大财团、大企业到这些地区新建或扩建工厂，使得原来衰落的小城镇又恢复了生机。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基本概况
据《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10）》统计，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我国县城经济单位共有2001个，其中县级市366个，县1463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江苏吴江市、浙江慈溪市、江苏太仓市、浙江绍兴市、江苏宜兴市、福建晋江市、浙江义乌市、广东增城市、浙江余姚市。其中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地理位置相连的四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统筹发展组团”并列第一名。
我国由于地大物博，县域经济的差异性非常大。在面积上，大的有几万平方公里，小的只有几百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区，有丘陵，有平原，有海岛；在人口上，多则超过200万人，少则不到1万人；在资源禀赋上，有富集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的资源优势县，有地下无矿藏、地上无良田又缺少资金和人才的劣势县；在产业上，有的是工业主导，有的是农业主导，有的是旅游和商贸主导；在发展水平上，有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县，有相对落后的西部山区县。县域经济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差异导致了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县域百强县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第十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比中，全国县域经济的前十名全处于沿海发达地区，而中西部无一榜上有名。这充分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县域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尽管在县市之间存在着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的差异，但各县市的市场化程度却不同程度地有所变化，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
第三，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有特点。例如在全国十强县中占有7席的江苏省，它的县域经济规模大，区域统筹条件比较突出，特点是“集体经济+规模经营+资本市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人口规模小，富裕程度相对高、差别小，特点是“民营经济+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城乡统筹条件比较突出。山东省县域经济单位众多，差异性大，百强县突出性不足，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协作+多种模式”，区域经济协作比较突出。
三、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选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口会大量向城市集中，为了减轻大城市的压力，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我国应采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道路，以缓解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大力发展周边地区经济，让中心城市去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集中力量发展中心大城市，获取了较高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导致了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过度膨胀，带来了一系列不易解决的城市问题。于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抛弃“增长极”策略，转而普遍发展基层小城镇，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做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为了防止出现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我们应该以大中城市为基础，用大中城市的影响力去发展周边地区的经济，发挥县域经济的作用。
第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能够极大地缓解由于城镇化给大城市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如就业、保险、教育、医疗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乡村人口6.5亿，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过半，达到51.27%。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赫然摆在眼前。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能只图大，即大城市的发展，而应因地制宜的发展小城镇，保持原有的生态和特色，坚决摒弃到那种大功能分区、大路网、大尺度的构筑物等过时的做法，提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大力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吸引劳动力就近就业。例如江苏江阴市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当地企业集团的建设。经过多年发展，江阴市已经形成了特种钢铁、机械装备、高档纺织等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出了一大批规模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的发展，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进步，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第四，大力保护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如今，一些城市存在着盲目追求建设速度，盲目追求现代化而对一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破坏的现象。如果不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不立即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将来就可能建立一批没有文化的城市，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我们在大力提倡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应合理地进行规划，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切不可以牺牲后人的做法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福刚.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张莉莉.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综述[J].北方经济，2010(23).
[3]中国县域经济网： .
[4]凌学文.小城镇建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论坛，2007(14).
[5]王媛.周霞.县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J].小城镇建设，2003(09).
[6]刘俊杰.县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许桂红.县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
中国城镇化范文2
关键词：城镇化进程；问题；突破点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07年末，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达 44.9%。 到 2010 年城镇化率达到了 47.5% ，2012年2月2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达到了51.3% 。但是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存在的众多问题。
一、中国城镇化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推进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就必须找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而创造条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城乡经济融合度不高
城市与农村经济联而不合、合而不一，城乡功能双向辐射力度不足，城乡诸要素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尚不畅通，缺少相互间紧密的配合和支持。城乡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低，农产品加工业不发达。世界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 3:1，而我国仅为 0.5:1；加工食品占饮食消费的比重发达国家为 90%，我国仅占 25%。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各产业之间关联度太低，农业产业链条短，这种情况既影响了城乡的商品交换，更使城市和农村形成了彼此孤立的经济体系。
（二）城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城乡统筹发展，有赖于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城乡社区更加开放的态势下，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强化，城乡资源流速加快，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我国农业是个弱质产业，风险大、比较效益差，资金回报率低，因此城市资源要素缺乏向农村流动的内在动力，农村资源要素受市场利益机制的驱动，争向外流，向城市集聚，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三）农民土地缺失
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垄断性征用，导致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和城乡土地市场分割，导致大量无地失业农业人口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利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 30 余年以来，政府向农业征用土地所产生的城乡土地价格差累计达到2000亿元，这些资金又全部投入到了城镇。在某些地区，由政府垄断性征用所导致的土地市场价格差甚至成了政府推进城市化、维持政府运行的主要收入来源。
（四）农民工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对农业投入力度的增大，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大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也促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
农民工进城后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外，难以实现市民化。农民工进城一方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城镇化的必由之路，更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农民工进城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一条路径，有其可行性和现实性。但现实情况是，能够真正由农民变为市民的群体只是占了少数，大部分人很难在城市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不确定性对农民工来说是一种常态。具体来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水平和覆盖范围上都有明显差距，农民工在劳资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使其难以享受到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事故保险等待遇，在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领域都没有达到市民化的标准。
这就导致了农民工虽然在表面上进了城，但却没有享受到城里人该有的待遇，使我国的城镇化大打折扣。
二、改善中国城镇化建设现状，完善城镇化建设水平
（一）普及小城市，促进城镇化建设
小城市不仅与其周边的广大农村是密不可分，而且是我国城镇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小城市与大中城市相比，较易发展成规模。较之大中城市，小城市具有区位优势，即其所处地域与农村临近，其生活习惯和消费水平与农村相差不大，农村劳动力较易融入其中，易产生人口集聚。特别是乡镇企业极易在小城市生存，农村劳动力较易转移到小城市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赢得了机会。这一切，都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动力和积淀。
（二）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
土地不只是意味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要素，还是农村赖以生活的根本。对于迁往城市定居的广大农民来说，放弃土地就意味着放弃生存烦人依靠。农民的土地产权分属不甚明了，其劳动力的迁移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转移农户土地收益权不仅体现对人口城镇化产生了粘效应，也造成了大量的“两栖”农民。因此，尽早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三个群体:一是失地农民，主要是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被征地农民。近年来城镇快速扩张，失地农民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善的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计划，失地农民中老龄的、大龄的也没有养老保障。二是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就是非农就业。据农业部统计，大概有两亿左右。针对这部分人没有完善的失业、养老保险制度，恐怕大多数人要回农村养老。
（三）把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城镇化战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上，更应该考虑城镇化的系统性。具体来说，就是指城镇化进程要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城镇和农村的协调、共同发展。城镇化发展并不代表着农村社区和农民群体的消失，在中国存在着巨大农村人口的形势下更是如此。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不仅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还包括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只有将这两个协调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有望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战略。因此，新农村建设要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一定作用，实现农村生活条件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农村的就地城镇化，从而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
总结
文章主要对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按照可持续发展和节约资源的原则，既不能违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也不能完全照搬别国模式，必须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贾林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J］.绿叶，2011，( 3) ．
中国城镇化范文3
[摘要]未来20～30年中，中国城镇化水平和空间拓展还将经历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是我国发展的历史性战略机遇期。从目前来看，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已经形成，我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主要在“京豫浙”三角区及其邻近地区，而并不包括传统上所认为的“珠三角”及海西经济区。在考虑中国未来30年的城镇化进程时，我们不能盲目地做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的结论，也不能盲目地在城镇化日趋衰落而并无任何区位优势或特色资源的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尤其是所谓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设，或者所谓的调整地带失衡的政府转移支付或投资。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应是一个通过市场、政府、公民共同参与的多主体协同创新、协同进步的过程，是一个实现经济社会集约化、空间规模经济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才能顺利推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关键词]城镇化；空间格局；核心—边缘结构；中国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6-0006-04
1引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过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是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2001）。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这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里程碑事件，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这也意味中国可能还有20～30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更意味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变革也正在加剧。尤其是，在当前海外市场萎缩，中国亟须提振内需以维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城镇化的平稳推进更具有非凡的战略性意义。
城镇化布局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十二五”规划指出，要“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构建“‘两纵三横’”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十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目前关于中国城镇化格局的描述有很多，一般或者是围绕东中西三大地带、南部北部等板块的此起彼伏来展开，或者是围绕城市群的格局来展开。这为我们认识中国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
然而，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与经济格局一样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核心—边缘结构。但囿于数据或者方法技术，关于中国总体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的研究还比较少见。随着基于gis的空间计量分析技术的提升和遥感夜间灯光数据在城市化空间格局研究中应用的日趋成熟，利用遥感夜间灯光数据（dmsp/ols）来对中国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的条件已经成熟。一些学者已经在相关研究上进行了深入探索（陈晋，卓莉，史培军，2003），给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但是基于dmsp/ols数据对中国城镇化格局空间依赖性、空间异质性、空间进程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为此，本文将运用dmsp/ols数据（2000、 2010年），分析中国大陆城镇化空间的差异性和关联性，并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自相关、空间插值、标准差椭圆等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来判别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本文用灯光指数来代替城镇化发展水平（阴英超，2010）。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存在核心—边缘的城镇化空间结构，中国不同区域的城镇化格局是否存在阶段性特征，中国未来城镇化空间拓展的热点区在哪里。
2中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在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
基于dmsp/ols数据利用gis提取灰度值大于0的斑块，这些斑块大致反映了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拓展状况，如图1和图2 所示。图1和图2中红色代表2000年的斑块分布，绿色代表2010年的斑块分布，区别在于图1 反映的是基于2000年的城镇化斑块拓展状况，图2 反映的是基于2010年的城镇化斑块拓展状况。由图1可知，在红色边缘地区新增添了些许绿色斑块，这代表着在2000年城镇化图斑的周围出现了新增长的城镇化图斑，显示出了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扩散效应。图2显示在2010年城镇化图斑的周围存在些许消失的图斑（2000），这代表着在从2000年到2010年存在些许消失的城镇化图斑，显示出了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极化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新添的图斑还是消失的图斑基本都围绕在2000年城镇化图斑的周边或邻近地区，这说明我国城镇化的核心区和外围区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东北地区的“哈大城市走廊”清新可见，“京豫浙”三角区（沈体雁，张晓欢，赵作权，2013）、“中三角”、成渝经济区、新疆城市群、福建广东沿海城市带等清晰可见。从标准差椭圆（赵作权 2009）来看，从2000年（蓝色虚线椭圆）到2010年（红色实线椭圆）我国城镇化处于扩张状态，但密集化程度在增加，这说明我国城镇化空间处于在扩张中密集化的状态，由标准差椭圆度量的我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包含了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部分辽中南城市群、中三角、关中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但其中最大的连片的城镇化空间主要是“京豫浙”三角区及其邻近地区，事实上也就是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
3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核心区以“京豫浙”三角区为核心
基于dmsp/ols数据利用gis计算基于县级行政辖区的夜间灯光指数，用以指代县级行政单元的城镇化水平指数（阴英超，2010），并计算基于适当距离权重矩阵的局域moran i，生成lisa图（anselin，2007），其中红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区，淡紫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的低高离散空心区（大多位于高高集聚区的邻近边缘区），粉红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的高低离散孤岛区，大多位于距离高高集聚区较远被低值区包围的区域，深蓝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低低集聚的萧条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但在2800余个县级行政单元中有近一半的县域城镇化水平与邻近地区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割现象。如果将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区和高低孤岛区定义为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将低高萧条区、低低集聚区和其他不具显著空间自相关的地区定义为外围地区，那么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与外围地区也清晰可见。2000—2010年，最为显著的是“京豫浙”三角区呈现出了快速融合趋势，其他零散的核心区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变化，比如高高集聚的辽中南城市群中的部分地区、晋南地区、海西地区、广东经济核心区，以及孤岛状态的武汉、西安、成都核心区、重庆核心区、昆明核心区、贵州核心区、哈尔滨核心区等。值得注意的是，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空间的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都在大幅增加，并且低低集聚区增加数据和速率更快，孤岛区和萧条区也有少量增加，这说明我国城镇化空间正处于以集聚为主导扩散并存的阶段，但核心—边缘结构正日趋明显。
4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区依附于城镇化水平核心区
在度量城镇化发展快慢时，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指标是城镇化水平的年均增长率，在本文中则可以得到如图5所示的中国城镇化水平增长率的核心—边缘结构图。由图5便可以得出在2000—201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快速增长的的核心区位于江西昌九城市群、云贵地区、成渝地区、部分甘肃青海地区、部分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因此，不少人边得出未来中国城镇化空间的重点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因为这些城镇化水平增长率较高的连片区大都位于中西部地区。
然而，如果用城镇化速率，即城镇化水平在一定时间内的平均增加值来度量中国城镇化空间增长快慢时，便可以得出近乎相反的结论。如图6所示，该图显示的是在2000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速率的核心—边缘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图6和图3、图4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即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区主要位于中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核心区邻近地区，也可以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区依附于城镇化水平核心区，尤其是“京豫浙”三角区表现尤为明显。
5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已经形成
通过计算g* 统计量（anselin，2007），首先来度量中国城镇化水平的热点区，如图7和图8，其次来度量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和增长率的热点区，如图9和图10所示。如果将热点区视为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那么图7和图8就告诉我们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已经形成，第一个连片的核心区分别是“京豫浙”三角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并集，第二个连片的核心区是广东核心区和部分海西地区的并集，其他地区均可视为中国整体城镇化空间的边缘区，2000—2010年，第一个连片核心区在扩张，第二个连片核心区在收缩。因此，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在“京豫浙”三角区，辽中南和河北北部地区是和“京豫浙”三角区较易融合的城镇化地区。仅从空间范围来看，珠三角和海西地区的城镇化空间拓展范围有限。
图9和图10分别是中国城镇化速率和增长率的热点区显示图。从图9来看，中国城镇化空间速率的热点区主要位于“京豫浙”三角区，以及河北北部和辽中南城市群的部分地区。这与图3、图4、图7、图8所示的中国城镇化核心区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其区别就在于图9所示的城镇化速率核心区基本不包括珠三角和海西部分地区，这再次说明我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主要在“京豫浙”三角区及其邻近地区，而并不包括传统上所认为的“珠三角”及海西经济区，尤其是珠三角拓展范围的有限性给人印象深刻。从图10来看，中国城镇化水平增长率的热点区主要位于江西省、云贵—成渝—青海—甘肃形成的连片区、新疆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但从图10来看很容易得出中国城镇化在2000—2010年的增长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的结论，或者得出中国未来城镇化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的结论，结合前面的分析，这种结论显然有待商榷，但必须承认的是在2000—2010年，中国城镇化增长率的热点区的确是在中西部地区，但这与中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增加量（城镇化速率）和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增长率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反映的是增长量的变化快慢，后者反映的是增长率的变化快慢。
6结论
未来20～30年中，中国城镇化水平和空间拓展还将经历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从短期来看，这对提振内需以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长期来看，这对中国抓住国家发展的历史战略机遇期，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非凡的战略性意义。
城镇化布局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十二五”规划也提到）所提出的构建“‘两纵三横’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从目前来看，中国城镇化拓展的核心区在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核心区以“京豫浙”三角区为核心（“京豫浙”三角区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化水平高高集聚区），虽然中国城镇化增长率的核心区（高高集聚区）基本上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但中国城镇化速率的核心区基本也是以“京豫浙”三角区为核心。
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热点区看，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已经形成，第一个较大的连片核心区是“京豫浙”三角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并集，第二个核心区是广东核心区和部分海西地区的并集。值得注意的是，从2000—2010年，第一个连片核心区在扩张，第二个连片核心区在收缩。结合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边缘结构（图9），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我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主要在“京豫浙”三角区及其邻近地区，而并不包括传统上所认为的“珠三角”及海西经济区，在图10中所显示的城镇化水平增长率较快的核心区（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在短期内并不会对已经形成的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产生太大的影响。
当然，从图3和图4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离散区（孤岛区）可能是局域最为可能的增长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处于较快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发展阶段。在高高集聚区存在的低高离散区（萧条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继续接受虹吸效应，继续成为高高集聚区的外围地区，但也是最有可能成为接受高高集聚区辐射效应的地区，将会成为城镇化高高集聚区的重要拓展区，它们主要位于“京豫浙”三角区的邻近地区。尤其是，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的数量都在增加，但低低集聚区数量增加的较快，这说明中国城镇化的核心—边缘结构在进一步强化。
因此，我们在考虑中国未来30年的城镇化进程时，一定要注意到中国城镇化空间核心—边缘结构，以及其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态势。不能盲目地做出（上接p9）中国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的结论，也不能盲目地在城镇化日趋衰落而并无任何区位优势或特色资源的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尤其是所谓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设，或者所谓的调整地带失衡的政府转移支付或投资。建设美丽中国，不是要在祖国的所有土地上都生产出gdp（国内生产总值），更不是在所有空间上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而是应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指导下，让不同地区在承担生活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上有所侧重，有所区别。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应是一个通过市场、政府、公民共同参与的多主体协同创新、协同进步的过程，是一个实现经济集约化、空间规模经济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才能顺利推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参考文献：
[1]杨开忠.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部署[j].管理世界，1993（1）：165-172.
[2]陈晋，卓莉，史培军.基于dmsp/ols数据的中国城市化过程研究——反映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灯光指数的构建[j].遥感学报，2003（3）：168-175.
[3]赵作权.地理空间分布整体统计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9（1）：1-8.
[4]阴英超.基于dmsp/ols灯光数据的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城市化研究[d].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0（5）：50-64.
[5]赵作权.中国经济核心—边缘格局与空间优化发展[j].管理世界，2012（10）：46-54.
[6]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j].中国市场，2012（50）：3-8.
[7]沈体雁，张晓欢，赵作权.我国就业密度分布特征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1）：64-68.
[8]乔为国.新型城镇化实现途径研究——空间生产方式的视角[j].中国市场，2013（4）：89-91.
[9]l.anselin.2007.spatial econometrics in rsue：retrospect and prospect[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7（4）：450-45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071076）；国土资源部2010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201011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22）；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2cb955804）。
中国城镇化范文4
所谓城镇化，是指在社会活动中，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上升的过程，社会资源向特定空间聚集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性现象。在发展经济学来看，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环节：工业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又创造了企业群落的聚集空间。这种聚集空间的出现，就是所谓的城镇化。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化、城镇化是个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命题。
在过去30年中，中国浙江温州、台州等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地方，是城镇化、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功的典范。在这些地区基本上不存在农民问题（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很多乡镇企业就是由农民兴办，农民办的企业自然与农民素质相适应，加之劳动力成本低，产品有竞争力，由此推动了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为了企业群落在空间上的聚集，瓜熟蒂落地形成了一些新兴的城镇。整个过程基本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发完成，并不需要地方政府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推动。“不知不觉”是这些地区城镇化的显著特点。
然而在中国一些地方，城镇化却表现为建制城镇化。工业区、开发区大兴土木，城镇化被戏称为“一条大马路，两行卷帘门”。没有产业支持，城市人口很难充分就业；没有足够的收入，就很难刺激消费。一个没有足够需求刺激的城市难以维持。有产业支持，有收入，有消费拉动，这样形成的城镇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所谓城镇化其实是拔苗助长。
以市场化手段进行城镇化营运
在城镇化自身建设和管理中，要害之处是提高城镇的市场化程度，以市场化推进城镇化。
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选择，也必须要遵循市场化规律。所以，产业选择的原则只能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把自己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发展工业部门不断予以转移。选择的产业层次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必须与转移出来的人员的素质相适应，这也是对市场规律的遵守，如果选择的产业对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即使建立了很多企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照样转移不出来。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城镇化发展中，各种资源如人才、资金、知识、技术等，都处于流动状态。这些经济资源会从不安全、预期不好、效率不高、回报低的城市，流向生存环境优越，可以蓬勃生长的地区和城市。所以，一个城镇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其已有各种资源的存量，还取决于吸引资源增量的能力，更取决于这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制度——例如对产权、企业利益和企业家的保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政府服务，市民的文明程度和法理素质等。这些，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当地政府在城镇化发展中，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和原则，着力于城市软环境的建设，在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塑造城市品牌和市民素质，以及吸引各方面的资金、人才、项目等方面有所作为，提供优良的城市公共产品。就提供公共产品而言，政府相对于企业和市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用市场化来推进城镇化，亦是一种城镇运营。即以城镇为开发对象，政府部门为主导，企业为经营主体，利用市场化手段，对构成城镇空间的载体及其构成城镇的资源进行重组、集聚、运营，从而实现资本的动态发展。城镇运营要求城镇的运作要市场化，城镇发展要增值化，城镇形象个性化。对城镇运营的认知，不能停留在建设资金不足时用市场化手段招商引资的初级阶段。
小城镇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说明，要把握市场化——城镇化的枢纽，必须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民营经济。以中国江苏省为例，1978年全省城镇化率为14.8％，2012年提高到60.6％。推动江苏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动力来自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所以，通过发展小城镇提升城镇化水平，这种模式具有其内在必然性：小城镇成了联系城乡之间的纽带和农村工业化的重要载体。
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指出，基于对工业化和城市规模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人们总想把所有工厂都建在一个大城市里。“事实上，大部分关于城市规模的经济调查证明，一个城市在人口规模达到30万后，就会失去规模经济效益。”他强调，发展大批农村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都拥有一些工厂、电站、中等学校、医院以及一些能吸引居民的设施。当最近的城镇在30公里之内，又有良好的道路时，人们将更乐于居住在农村，而不喜欢路途遥远的中心城市。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实践中，一直有“分散型”和“聚集型”两种城市化路径，后者在近年来尤为流行。以中国江苏省的发展为例，近年来经过几轮乡镇合并、行政区划调整，江苏城镇空间布局和城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10年间，江苏特大城市由5个增加到7个，大城市由6个增加到9个，中等城市由15个增加到17个；与此同时，全省城市数量由44座减少到39座，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数量则由18个骤减至6个，全省建制镇也由1191个大幅减少到877个。
中国城镇化范文5
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如何解决城镇化质量不高、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
规模发展已显瓶颈
未来5-10年，新型城镇化应重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提升城镇品质。而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问题在于，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其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例如：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这种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突出问题。
首先，城镇化约束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低成本扩张模式难以持续。以土地为例：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1.58亩减少到目前的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再以资源为例：201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此外，环境破坏严重。中国目前大部分城市的地下水不同程度地被污染，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十分突出。
其次，全社会对城镇化的需求和期望发生了深刻变化，低质量的城镇化难以为继。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人们对城镇化的就业、安居、生活品质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从就业需求的变化看，以往人们能够忍受“候鸟式”、“两地分居”的就业：而今天，人们更加追求在城镇稳定的就业以及享受到完整的家庭生活。从居住需求的变化看，80后、9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回不了农村，也不想回农村，更希望在城镇安家。
最后，城镇化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规模城镇化难以担当。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的角色和功能逐步发生变化。一是从生产主导转向生活（消费）主导，生活（消费）型的城市兴起是一个客观趋势。二是由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工业项目容纳的就业呈减少趋势，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三是由城乡分割转向城乡融合。城镇空间的拓展成为农业文明走向工商文明的重要条件。新型城镇化承担着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使命。
人品潜力值得关注
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潜力，主要是指其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虽然我们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
第一，人口城镇化有倍增的空间。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
第二，人口城镇化拉动内需的潜力巨大。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内需规模，成为7%～8%中速增长的重要支撑。1.3-1.5亿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能顺利实现市民化，到2020年有望释放至少5万亿元的潜在消费需求。此外，人口城镇化的消费需求还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第三，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一是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工业化的转型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由此将形成服务业发展的大环境。二是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三是以人口城镇化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增加。
制度创新在于开放户籍
其一，创造条件，让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要明确提出取消的目标，并且有时间表。例如：1-2年内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3-5年内，除了某些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5-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
其二，实现农地物权化的制度创新。尽快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地使用权以物权性质，在严格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工对承包土地、宅基地、农房和集体资产股权更大的处置权，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保障。可以收获多方面的改革红利：首先，有利于使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或流转所得的资本进城，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其次，有利于推动农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最后，有利于提高农民在土地出让中的主体地位，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高农民的土地收益。
其三，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坚定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解决农民工面临的最急迫的子女教育、养老与医疗保险、基本住房保障等问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融合。
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伴随着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和政府发展理念的重大变革。对此，需要进一步约束政府自身利益倾向，进一步打破传统城镇化的旧观念、旧框框，进一步改变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以充分、持续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
城镇金融是依托关键
快速的城镇化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党的十明确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之一，也是我国未来最大的发展红利与增长引擎。随着金融深化，我们更应该创新出适合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的城镇金融机制。
据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测算，未来3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25万亿元，城镇化建设资金缺口约为11.7万亿元。但仅靠政府资金和银行信贷的投融资模式已经遇到瓶颈。这就要求我们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寻求新的资金渠道，创造出新的城镇金融机制。其中，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就是顺应这一要求的。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产业的转型升级，国际经验表明，中小企业往往是推动城镇经济增长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资本市场对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有着天然的优势。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形成各种形式的创投基金、风险投资、股权基金等风险偏好型资金，可为中小企业提供丰富的融资产品，同时通过场外交易市场、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的发展，又可为其股权流转提供丰富渠道。
农业现代化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生产需要依托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健全显然会制约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假如我们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主体并通过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为农业现代化提供融资支持，既可以促进农业企业做大做强和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有利于满足农民市民化后的保障需求，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保值增值，为城镇居民的生活提供可靠保障。
中国城镇化范文6
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城镇化进程和我国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反过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也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大批的人员流向城市，能够调节城市的产业结构，刺激消费，使城市中的劳动力增加，促进企业实在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提高城市的经济水平，进而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下面就对城镇化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进行论述。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影响城镇化对经济促进作用的因素有很多，要想真正了解城镇化对经济发展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就要在两者间建立联系，通过建构经济增长模型的手段将两者建立起间接的联系。在模型建立时要考虑要素投入和结构变革两个因素，投入要素在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指物力、人力、才学的投入，所以在设定经济增长模型时，要充分考虑资本因素。此外，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在模型建构过程中，要重视产业结构这样要素。其实，文化发展程度、科技水平、道德水平等因素都会影响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所以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
1.2 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的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所有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它能够保证数据的准确度和真实度；还有一部分数据是利用最小二乘法算革变量的具体系数，主要是指将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就业人员在通过从事社会劳动后取得相应的薪水和经济收入的社会劳动总量。
2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间关系
2.1 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发展呈正比例关系
经过许多经济领域的专业学者研究论述可知，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必然存在一定的直接间接关系，我国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城镇化进程对提高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通过研究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的数据可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进程有带动作用。在1978-1984年之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水平提高1%；而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两个时间段，分别也是有1%数据的带动，因此，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城镇化水平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水平，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也会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2.2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极其不明显，可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时，较多地采用了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的检验分析方法，进而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首先，对二者关系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有着时间的发展趋势，因而比较不平稳，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在检验数据不平稳的基础上，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一般情况下，利用ADF的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进而对检验结果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确定二者的关系。最后，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滞后期，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滞后期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3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3.1 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资本因素、人员因素、知识因素等，在探究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时，首先将这些因素分别设为变量，然后将变量投入产出模型中，最后分别对各个变量进行检验，还要对变量和变量间的影响进行分析，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检验结果，就要在检验过程中适当的对变量进行调整、研究和验证。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因素是最明显的，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做好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管理。
3.2 我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
要想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需要从人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机构转化等四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有效分析四因素与城镇化的联系，以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首先，对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间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较多的经济增长因素之间没有更为明显的相关性。
3.3 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关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两点：首先，选择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将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城市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次，加强我国城镇发展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城镇区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镇化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平台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的争夺者，我国采取有效策略将争夺者转化为生产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为促进城镇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利的转型和升级条件。
结束语
通过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分析显示，两者间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很长的发展时间里，两者的发展是呈均衡发展态势的关系。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的探究，我们知道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包括物资因素、人资因素、和知识因素，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物资，但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却是人资，所以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明显的，而反过来看，随着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在不断的提高，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积极探索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建翠.川西民族地区旅游业推进城镇化研究[D].西南民族大学，2012.
[2]刘嘉汉.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