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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范文1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危机决定了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为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和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量的农业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种政策，农业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不无遗憾的是，我国农业法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滞后于农业立法与执法实践，以至反过来又严重影响我国农业法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笔者以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学科产生之初依存环境所导致自身特性不明确、地位不清楚等问题，也有人们对其研究热情不高、研究方法偏差等问题。
首先，农业法长期屈居经济法篱下，造成农业法学难以跳出经济法学桎梏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法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的行为规范，是农业市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的活动指南，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的制度保障，故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然而因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法兴起之时农业法被一些学者划入经济法的范畴，从此我国农业法一直生长在经济法巨大的阴影下。几十年来学界对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何命名问题的认识十分混乱。据不完全地统计，每当需要用一个概念来表示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时，有用“农村经济法”的、①有用“农业经济法”的、②有用“农业和农村法制”的、③有用“农业法律”的、④还有用“农村政策与法规”的。⑤显然，不管是“农村经济法”、“农业经济法”，还是“农业和农村法制”、“农业法律”、“农村政策与法规”的说法，都存在涵盖范围过窄、命名不尽科学、称谓词不达意或混淆概念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误导了人们对这类法律法规的理解。尽管《农业法》的颁布使“农业法”不再局限于农业产业法的概念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农业法研究领域由此得到极大拓展，但“农业法”的基本内涵、法律地位、法律属性、法律体系、基本原则等基础理论都很不清晰，以至于有不少学者至今还是将“农业法学”限定在“农业经济法学”的界域内，并视其为经济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⑥农业法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其研究方法和思路缺乏创新，理论的深度与广度难以突破，许多重要概念无法明确，制度设计局限于经济法体系的框架。
其次，法学界对农业法理论研究不够重视，从事农业法学研究的法学家甚少，以至于难以形成一门学科健康发展应有的学术氛围。在形式上重视三农，实质上忽视三农的社会大环境下，法学界缺乏对农业法的研究热情，表现在：（1）与农业问题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方面不仅从事农业法研究的机构和学者寥寥无几，甚至没有多少法学研究者愿意以农业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即使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只是局限于农业税法、农民权益保障、农村土地流通的法律问题等方面，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法学视野下的研究。所以有关农业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多发表于综合性或经济类杂志，发表于法学类杂志的少，而其中真正属于“农业法学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2）绝大多数法学院校没有开设农业法学课程，某些农业院校虽然开设了《农业经济法概论》之类的课程，但一般设置为选修课程，授课目标主要定位于对现有农业法律制度的教授，而非研究性质。（3）我国农业法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官方主办主管的研究会、法学会下设的农业法研究会、学校与官方共建研究机构、学校设立的研究机构几种，尽管这些年各地农业法学研究机构在农业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总体上看，研究机构与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我国泱泱农业大国的身份不相符合。⑦
第三，研究方法单一，理论与实践脱节，造成实际部门对夸夸而谈的研究成果不以为然，进而对农业法学研究亦不以为然。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法学研究基本分为院校专家的研究以及农业实际部门研究两类。学者们对农业法研究的最大特点（也是缺点）是往往只在自己的书房里研究，与农业实践相距千里，故被称为是经院式、隔窗看景式研究；这种研究成果往往属于纸上谈兵，缺乏学术远见和可操作性，不仅无助于解决三农实际问题，有时甚至与实践产生很大矛盾与冲突，使相关部门与人员无所适从。农业法实际部门-----主要是农业部（厅）的政策法规司（处）-----的研究多滞留于行政法学层面甚至是部门行政的层面，在研究内容上，存在执法研究多，立法等法理方面研究的少，泛泛而谈的多，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研究少等问题，研究的质量与依法治农的要求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农业法的定位、农业法的调整对象、农业法的特征、农业法与其他法的关系、农业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等问题的探讨，都极为有限甚至是真空，一方面立法和执法机关因缺乏理论的基垫而对如何设计、完善、执行农业法存在很多困惑，另一方面一些言而不实的研究成果只能束之高搁。
第四，学术底蕴不足，难以产生一定规模的、多角度综合研究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众所周知，一门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是具备自己的基础理论。然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矛盾冲突的综合体现，而国内、国际经济社会生活又是日新月异、快速变化的，因此农业法学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不变的学科，它必须借鉴法学学科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成果而不断发展，以便适应客观需要。如在法学方面，农业法学与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农业法学应该善于充分发挥各个法律部门综合调整作用来解决三农问题。而现实是，我国农业法学研究一方面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体系和有自身特色的基本范畴，缺少领军人物统领指挥和权威性观点的基垫，另一方面也不注重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理论为自身提供养份。如很少有站在法理学和宪法学的高度研究三农法律问题，也少有吸收和借鉴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的基本概念、原则、制度等研究成果开拓农业法学研究领域的。有些研究虽然能从经济法的角度强调农业这一特质产业的重要性，规制农业市场行为以及进行宏观调控，但从现代农业发展客观需要看，我国农业法学在农产品市场规制法、农业规划法、农业产业法、农业财政税收法、农业金融保险法等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甚至无人涉及。
二、农业法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观各发达国家，均以完备的农业法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如尽管美国政府历来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从未放松过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而且其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土地调整、农业合作社、农业劳动、农业产品流通、农业信贷、农作物保险、农业技术推广、种子立法、渔业立法等一整套法律制度。同时，美国的农业法学研究和教育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法的发展，早在上世纪60年代，衣阿华法学院就创立了“农业法中心”，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中西部的多数法律学校都开设了农业法基础课，1980年阿肯色大学还首次设立了农业法硕士学位。此后农业法教育在美国迅速发展，华盛顿大学、堪萨斯和哈姆林大学还以实施农业法学研究计划而名声大振。[1]发达国家在农业立法及农业法学研究方面的做法提示我们，在传统农业走向全球经济竞争大环境的今天，加强农业法学研究对我国农业法乃至三农问题的解决十分必要和重要。因为，经济增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工商业领域在发展的同时，另一些部门如农业却按消费者的需要和技术进步的程度在缩减。故“从18世纪末起，伴随着科学发现在工业上的应用，农业技术的第一次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相对衰退规律就已开始起作用了。”[2]而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衰退必然阻碍其他产业的发展，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以及从事农业的农民和农民生活的农村的发展问题，并通过不断加强农业法学研究的手段为三农发展提供良好而完备的法律制度。
与许多发达国家经历一样，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三农问题。而要综合治理三农问题，达到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形成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目的，防止再出现短期行为，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依靠政策手段和增强行政管理并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支持力度固然重要，而法律保障作用更为重要。所有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方针、政策、方式、方法，都只有纳入法治化轨道，三农发展才更具可靠性和稳定性。农业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是国家对本国农业制度化和农业政策法律化的理论概括，是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对三农问题干预调控、引导鼓励、保护支持、规制管理的经验总结，其直接来源和应用于农业经济经济社会的实践，故其应用性勿庸置疑。农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需要用农业法学予以理论说明，农业法学研究重点也在于对具体制度的解释与运用，而有关农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给具体制度的运用提供理论支撑，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具体问题。所以说，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农业法学提供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成果的支持。而且，农业法特点决定了农业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农业法的产生与发展，为法的功能扩展延伸和法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途，使法与农业、农村和农民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结合，使农业法能够从不同的方位、不同层面，运用不同手段来调整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而农业法学存在的价值在于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农业法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方法，它通过对农业法各基本制度作出客观、深入、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并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跟踪评价农业法各项具体制度实施效果来促进农业立法与执法的发展。只有加强和深化农业法理论研究，才能够使农业法内部发展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农业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具体制度明确具体，相互之间环环相扣且界域分明，也只有不断充实、完善、创新农业法学理论，才能将农业法律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促进农业法立法、执法和守法活动。可以说，农业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农业法学能否独立地成为一门法学学科，也决定了农业法发展能否顺利进行以及是否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此外，农业法学研究是加强我国农业在全球竞争力的理论保证。三农问题是现代各国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既有普遍性问题，也有因国情不同而产生的特异性问题。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快，我国与世界农业的交流、合作、竞争日益广泛，三农问题已经不可能只是通过国内立法解决，而必须主动或被动地牵涉一些国际制度或他国的立法。所以加强农业法的比较研究，从法理上研究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农业立法制度对农业加以扶持，对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农业竞争国际规则的农业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强化我国农业法学研究的思考
农业法学的基本任务是要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何在农业法律规范中反映出来，以及法律规范如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问题。具体包括农业法本身、各个法律部门中调整农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与农业法的关系、农业法调整农业经济社会关系的规律等。要完成以上基本任务，必须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人员等多方面强化农业法学研究。
第一、厘清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扩展农业法学研究领域。根据农业法学研究对象———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法律关系――复杂多样的特点，农业法学研究者既应当根据自己的专长和优势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应当注意其整体性及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关联性，在加强自身基本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发展，从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中加以分析研究。在此，有必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农业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农业法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法学学科，从法学角度看，它蕴涵了经济法学、法理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等众多部门法的理论。换言之，由于农业法是邻近诸多部门法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所以农业法学研究必须是开放的，它可以也应当以其他法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背景，以减少研究成本，扩大研究视野，提高研究质量。其中，由于农业法长期被视为经济法中的一个部门法，农业法学研究也一直不能脱离经济法学的羁绊，农业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最为密切。那么，应当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农业法源于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干预、管理和调控，其制定和执行都是国家对三农政策在法律上的反映，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农业的法律，所以农业法中有关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的规定，与经济法一样都是我国宏观调控经济关系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特别是宏观调控法）中国家依法调控经济之理念的确也是指导农业法学的研究和实践的主要理论支撑，从这一点说我国农业法发展之初依附于经济法的发展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农业法》的颁布以及加入WTO之后，农业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调整对象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难以囿于经济法的界域中而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有必要将农业法学从经济法体系中逐渐独立出来。
目前农业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农业法从经济法中独立的基础条件、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农业法学自身的基础理论等。二是农业法学与农业经济学关系。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农业中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等。而“法律是对经济的翻译，法律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3]这就决定了农业法学必然以农业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并且充分吸收农业经济学中与农业法学内容相应的理论，使之与法学理论融为一体，作为农业法理论的基础之一。从学科关系上看，农业法学和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相同，其因而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相关性；我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较农业法学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因此农业法学刚刚起步时有意识地合理借鉴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正确的，它有助于节省研究时间、加快研究进程，加之农业法学本身的特性决定其很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辨析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农业法学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垫，农业法学中的各种理论观点，都需要运用农业经济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具体问题作为其论证的依据。但同时也应当清楚认识到，两者是分别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所作的研究，研究领域、目的和意义不同，产生的作用亦各不相同；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研究，都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故两者不可偏废。
第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农业法学研究方法。农业法学的发展虽然可以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更需要依赖于自身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所谓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指从法理学（法哲学）角度、运用法学原理与方法对农业法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农业法本身的基本范畴、原则与立法技术，提示农业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实施等一般性问题，它是农业法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没有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农业法学研究就难以向纵深发展，难以长久和独立。而从我国农业法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看，研究方法的转变是当务之急。过去我国法学界（括农业法学界）常见一种现象，即虽然学说众多，但往往缺少应有的论证分析，缺乏经过充分论证获得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观点。故这种“纸上谈兵”式的研究，只能是“昙花一现”。而“观点与论证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没有观点的论证只是一盘散沙，而没有论证的观点却是空中楼阁，徒有虚表。”[4]所以，农业法学要成为一门的、具有应用价值的法学学科，必须重视和加强论证工作，从某个角度说，论证比观点更重要。同时要保证论证的准确性、权威性，必须要保证论证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放到农业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讨，通过对农业法各基本问题作出深入、准确研究，并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跟踪农业法各项具体制度的发展，从而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农业法具体制度实施的正确方向和方法；但是，如果我国农业法学研究仅仅局限于“具体问题”也是不符合农业法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农业法学研究的意义还表现于对制度设计的应用，即在农业法律制度建立中的理论指导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农业法学自身出发，形成农业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农业及农业法的起源、原因、性质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个别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农业法活动，而从具体的农业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的法理，这样才能使农业法理论及其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才能引导农业法学走向成熟。
法学研究范文2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Federal Bench Trial
Jared Kneitelt
Abstract
In comparison to civil trials, criminal trials are decided on more stringentstandardsofproof However, motionsforjudgmentofacquittal in criminal non-jury trials are currently decided on a mer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as opposed to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ack ofreasoning and uniformity in deciding these motion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dangers and injustices posed to a defendant by applying a lower standard.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both domestic andforeign law, the author argu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hen determining motions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non-jury trials.
Welcome to the Dinner Party: Introduction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a civil trial is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guilt in a criminal trial, and there is no jury in a non-jury trial.
Somehow-despite these two very obvious conclusions-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in a civil
jury trial is still applied to our modem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criminal non-jury trial.
In a criminal trial,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in-chief, the
defense may mak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on one or more
offenses charged.' If the motion is unsuccessful and the defense calls
a case, the defense may make another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its case.This Article concerns only the motion at the end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At present, the motion will succeed only if the
government has not presented legally sufficient' evidence of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particular offense or offens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hy, in a non-jury trial,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should be applied-instead of merely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when the bench considers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Not know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proven-in the
judge's mind-the defendant's guilt before inviting the defendant to call
a case actually militates against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assurance that the government discharges its burden, and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jurispru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roperly cites, for the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o grant or
deny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non-jury trial, either the
standard in a jury trial or the standard for appellate review.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lack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nd the perceived constitutional preclusion against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Namely, the bench-as the
arbiter of law-cannot usurp a defendant's Sixth Amendment protection
to be tried on the facts by a jury of his peers.' Of course, in a non-jury
trial, the bench is both the arbiter of law and fact-finder;' hence, there
is no Sixth Amendment preclusion.
At present, there is no rule i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explicitly governing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Is it Rule 236 ("Jury or Nonjury Trial") or Rule 29'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Jury Trial]") that governs the motion?
Although district court judges in almost all of the reported decisions
assume Rule 29 governs, there are several cases in which district court
judges have turned to Rule 23 as the governing statute.' Further, even
among the authors of treatises o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re is disagreement as to what Rule governs.'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discusses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under Rule 29.o Yet Moore's Federal Practice states,
"Rule 29 has no real application when a case is tried by the court since
the plea of not guilty asks the court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is Article concludes by proposing a new Rule 29(e) to resolve this
ambiguity and to make clear that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s the standard that should be employe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I. By Invitation Only: Respondez S'il Vous Plait
A criminal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unless proven guilty; the governme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criminal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 and the government (not the defendant) must
introduce evidence sufficient to persuade the fact-finder,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ofthe defendant's guilt.14 Thus, if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ntroduce evidence to prove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n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the government's case
will presumably-and in almost all circumstances-be at its highest. If
the government has not proven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its evidence, when will it ever be able to prove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is begs the very simple question: If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case-inchief,
why should the defendant be "invited" to call a defens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may have presented legally sufficient
evidence of the offenses charged, the judge still may not find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For example, the judge may find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witnesses to be unworthy of belief (either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or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presented to be too circumspec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As always, the government must prove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is burden i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any
defense evidence (including the defendant's testimony)."
Effectively, "inviting" the defendant to call a defense case-despite
the uncertainty of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its case and whether the judge would
have acquitted the defendant of an offense charged-reduces the govemment's
burden at that stage. This "invitation" to the defendant to call
defense witnesses or for the defendant to testify on his own behalf
militat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obligation to prove its case. Such an
invitation should be correctly considered as not only a reduction of the
government's burden (and therefore impermissible burden shifting) but
also a violation of due process.'
Elevating the government's burden at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stage to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ctually strengthens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 defendant is not guilty and properly holds the
government to its burden. This strengthens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e its case based solely on its own evidence and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a defense case.
1I. The Forgotten Dinner Gues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e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suits evolved from
its counterpart in civil procedure. Federally, in the late 1700s, civil
judges could withdraw a civil case from ajury and decide the case; then,
the common law motion for non-suit came; and finally,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civil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emerged. 7
"The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criminal cases came still later
and was probably influenced by these earlier developments in the civil
trial."" "The early cases directing acquittal did so 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 but apparently assumed such power was inherent in thejudge's
role as presiding officer."' 9
Indeed, Moore's Federal Practice states that Rule 29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jury trial)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was modeled on Rule 50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20 "Thus, a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a jury trial] is equivalent
to a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now called '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 under Civil Rule 50), or judgment notwithstanding the verdict
(judgment n.o.v.) under pre-Rules practice." 2 1
However, there still remains no legislation specifically directed
towards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criminal bench trial.
This is due to legislative oversight based, seemingly, on the mere
importation of the standards employed in a civil jury trial into a criminal
non-jury trial without appropriate consideration for the defendant's
exposure to a deprivation of his liberty, hi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e
government's burden of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rather than by a preponderance, and the presumption of the
defendant's innocence.
III. The Head of the Table:
The Prevailing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The standard for judg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in a
jury trial at least-is based on Burks v. United States." "The prevailing
rule has long been that a district judge is to submit a case to the jury if
the evidence and inferences therefrom most favorable to the prosecution
would warrant thejury's find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23 "Even the trial court, which has heard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first hand, is not to weigh the evidence or assess the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when it judges the merits of a motion for acquittal."24 This
view is accepted on the Sixth Amendment right that a defendant be tried
by a jury of his peers. In jury trials, the court cannot substitute its
judgment for that of the jury.25 To do so would usurp the power of the
jury and violate the Sixth Amendment guarantee to be tried by one's
peers26 as well as the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due process
protections.
To date,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has not considered the standard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non-jury trial. This might
be because esteemed and erudite practitioners have effectively written
off considering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in bench trials
and, as such, the issue has not reached the Supreme Court. For example,
Section 467 of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states,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in a case tried to the court is considered by the same standard
as in ajury case."29 However, none of the cases Wright relies on for this
proposition in Section 467 are on point.
IV. The Unwelcome Guest:
When Wright Is Wrong
For support, Wright cites United States v. Salman,o United States v.
Pierce, 3 ' United States v. Magallon-Jimenez, 32 United States v. Carter,"
and UnitedStates v. Stubler34-none ofwhich were dec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Salman involved a pre-trial dismissal of an
indictment." Pierce involved the test to be applied in appellate review"
of the sufficiency of evidence after a trial, jury or bench, and quoted
Jackson v. Virginia for the appellate standard." Thus, Pierce did not
concern a determination by the trial court on a motion for acquittal."
Both Magallon-Jimenez and Carter held that, in both jury and bench
trials,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pport a conviction if, viewing the
evidence in the light most favorable to the [government], any rational trier
of fact could have found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crim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s with Pierce, Magallon-Jimenez and Carter
concerned the appellate review of the sufficiency of the evidence and did
not relate to a determination of a motion for acquittal at trial level.40
Out of those five cases, Stubler was the only one that happened to be
a bench trial.4' In Stubler, the defendant moved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fter he was convicted.42 The district court held that "Rule 29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allows for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and] [t]he standard the court must apply is
whether 'the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Further,
the district court held "this standard remains the same [even in] a non-jury
trial."' In a surprise demonstration of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ndard-Stublerc ited civil case law regarding the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to support that holding.4 5
Wright's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demonstrates-by its citation
to these inapposite cases-that it has not appropriately analyzed the
jurisprudence in making its assertion that the standard in a bench trial is
the same as in ajury trial. None of these cases concern a trial-level determination
of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a bench trial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Thus, Wright has propounded
a baseless proposition on a mere cursory examination, preventing a
proper analysis of the standard. A more thorough examination is
warranted.
V. A Nostalgic Affair:
Let Us Go Back to Camp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only three cases found to date in which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as discussed in a bench trial:
United States v. Camp,46 United States v. Laikin,4 and United States v.
Cascade Linen Supply Corp. of New Jersey.8
In Camp, a two-defendant case tried before a district judge,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was made after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and before either defendant put on a case.49 The court expressly
considered whether the standard on the motion should be "whether the
evidence was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a conviction" and held, "logically,"
that standard meant whether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proved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o According to the court,
if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rove the defendant guilty and the case were
to proceed, continuing with the case
would put upon the defendant the risk that by his own evidence, as by
testimony produced on cross-examination, he might supply the evidence
which convinces the trier of fact of his guilt, where absent such evidence
the trier of fact would not be so convinced. To subject the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case to such a risk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the
criminal law has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in effect require
the defendant to assist in providing a vital element of the evidence which
convicts him."
Thus, Camp allowed for a coordinated effort of (1)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2) the government's evidentiary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if it can), and (3)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o protect the defendant from conviction."
While Camp's reasoning appears sensible, some courts have expressly
rejected the Camp logic. In Laikin, the defendant in a bench trial
requested the court to consider whether, on his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proved him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Laikin court, citing the Seventh Circuit case of
United States v. Feinberg5,4 held that the correct standard is taking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in the light or aspect most favorable to the
government." The Feinberg" court, in making its holding, cited Glasser
v. United States,57 United States v. Velasco," and United States v.
DeNiro.9 However, Glasser, Velasco, and DeNiro each refer to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60
United States v. Cascade Linen Supply Corp. of New JerseyP' similarly
declined to follow Camp.62 The defendants in a bench trial moved
forjudgments of acquittal after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
Camp was not followed in Cascade Linen because the district judge
hel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proved its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 would "severely impair the orderly disposition of the
issues."" The judge also held, again 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 that
determining the motion using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ould be tantamount to submitting the evidence to the trier of the facts
twice. To this defendants are not entitled."65
The judge further indicated, without discussion, that "[he was]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defendants' contentions that the presumption of their
innocence and their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offer no proof [were] in
some way diminished or impaired by [his] ruling."6 From the language
and tone in Cascade Linen, it appears the judge was eager to convict the
defendants. Indeed, after the defendants' respective motions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were denied, the defendants rested.' They were then
convicted.68
Herein lies the problem. The court can readily deny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Upon this denial, the defendant is still left to
speculate and gues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atisfied its burden-on the
government's evidence-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us, not know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discharged
its burden leaves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obligation to discharge its burden when, in fact, these three aims should
be cooperating with one another.
VI. Pass the Sal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An Exercise
in Impermissible Burden Shifting
As a comparative study, consider that the proceedings before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s are bench trials." Although in a number of
instances th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was argued by
defense counsel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close of
the government's case,70 the use of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became
settled law. Unfortunately, this was without the benefit of any real
analysis.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Jelisid" is the
leading case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for use of the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known as Rule 98 biS73-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The Appeals Chamber inJelisid followed74 its prior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Delalid," which in turn cited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Tadie," the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in Prosecutor v. Aleksovski,n and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unara78 for
support.
However, those portions of Aleksovski and Tadid referred to by the
Delalid Appeals Chamber Judgement concern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trial chamber's factual finding can
withstand appellate scrutiny-that is, legal sufficiency.79 As such, Tadid
and Aleksovski are incorrectly cited by Delalid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standard a trial court sitting without a jury should use to determin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s also legal sufficiency."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unara6 held--citing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Defence
Motions for Judgement of Acquittal" in Prosecutor v. Kordi8 '-that the
appropriate test to be applied on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was not whether there was evidence which satisfied the Trial Chamber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of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as the defence in
that case had argued), but rather it was whether there was evidence on
which a reasonable Trial Chamber could convict." 82
All things considered, the Trial Chamber in Kunaral did its best not
to impugn the prior jurisprudence on the issue. Thus, Kunarad, shif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ff the shoulders of the prosecution, note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i]f the Trial Chamber were entitled to weigh questions of credit generally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should be entered, and
if it found that such a judgment was not warranted, the perception would
necessarily be created (whether or not it is accurate) that the Trial Chamber
had accepted the evidence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s credible. Such
a consequence would then lead to two further perceptions: (1)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ar at least an evidentiary onus to persuade the Trial Chamber
to alter its acceptanc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nd
(2)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 convicted if he does not give evidence himself.
He would virtually be required to waive the right given to him by the
Tribunal's Statute to remain silent.83
An analysis ofKordi--the case spawning the seminal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a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is thus warranted.
First, the Trial Chamber in Kordid seemed satisfied that because other
trial chamb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were using a standard lower tha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using a lower standard was the appropriate thing to do." Without any
analysis, the Trial Chamber indicated that "[i]mplicit in Rule 98 bis
proceedings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etermination made at the
halfway stage of the trial, and the ultimate decision on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to be made at the end of the case, on the basis of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Trial Chamber failed to provide any basis or
reasoning for that distinction.
Next, the Kordid Trial Chamber looked to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Defence Motion to Dismiss Charges" in Prosecutor v.
Tadid," the Trial Chamber's "Order on the Motions to Dismiss the
Indictment at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or's Case" in Prosecutor v.
Delali6,"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f Trial Chamber I on the
Defence Motion to Dismiss" in Prosecutor v. Blaikid," and the Trial
Chamber's "Decision on Motion for Withdrawal ofthe Indictment against
the accused Vlatko Kupregki6" in Prosecutor v. Kupregkid."
The Trial Chamber in Tadid merely held-without citing any
authority-that, because it would ultimately determine whether each
count was prove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entire case, it would only determine whether the evidence presented was
legally sufficient."o
In Delalid, the Trial Chamber held that a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cquittal will be denied if, "as a matter of law, there is evidence before
it relating to each of the offences in question for the accused persons to
be invited to make their defence."9' There was no analysis as to the
foundations for this principle nor did this decision cite any jurisprudence.
After citing Tadi6 and Delalid, the Trial Chamber in Blakd.W held:
CONSIDERING that, on these legal foundations, based on a strict application
of the spirit and letter of the Rules, the Trial Chamber limits the review
of the Motion:
[1] in fact: to the mere hypothesis that the Prosecutor omitted to provide
the proof for one of its counts;
[2] in law: to the mere hypothesis that the Prosecution failed to show a
serious prima facie case in support of its claims.
That decision was made without any legal analysis as to the foundations
for this principle nor did the decision cite any jurisprudence for that
Holding.
Lastly, the Trial Chamber in Kupregkid merely referred to the test
enunciated in Tadid and dismissed the motion to withdraw the indictment
because the Trial Chamber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was "evidence
as to each count charged in the indictment, which were it to be accepted
by [the] Trial Chamber, could [have] lawfully support[ed] [the] conviction.""
Other than referring to Tadi6, the Kupreikid Trial Chamber did
not provide any legal support for that standard.
Kordid then examined the practice in five domestic jurisdictions-
England and Wales,94 Canada,"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97 and
Spain 9 8-and found "the test that is applied on motions for acquittal at
the end of the Prosecution's case is not the high standard of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9 However, the practice referred to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 is in relation tojury trials, not bench
trials.'o As explained above, the low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is used
in jury trials because the judge is precluded from usurping the factfinder's
role. As such, the jury trial practice in these jurisdictions
provides Kordid no support. Next, Australian practice allows for ajudge
to acquit a defendant after the close of the prosecution's case'o' and is
in direct contradistinction to Kordid.
Finally, Canadian practice is the lone exception that does provide some
support for Kordid's proposition. However, in Canada-per statutory
requirement-the fact-finder can only render a verdict after the defendant
declares, after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whether the defendant intends
to call a defense case (and upon such an affirmative declaration, after
hearing the defense evidence).102 Notably, there is no such requirement
in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nor
in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equently,
Kordid's citation to Canadian procedure does not support
Kordid's proposition.
Ultimately, what happened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was that a meager
legal analysis emanating from the domestic practice in jury trials was
applied to th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 non-jury trials. Of
course, the jurisprudence demonstrates worry that the court would usurp
thejury's function and, as such, would allow only for a court's determination
as to legal sufficiency on a motion for ajudgment of acquittal. This
led to a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of how such a motion should be
decided in non-jury trials and a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trial judges to usurp the fact-finder's function because the trial judges
themselves are the fact-finders.
Further propounding this misunderstanding was (1) the misapplication
of the standard of appellate review (as in Tadid and Aleksovski) as the
standard for a trial court's determination, (2) reliance on a "consistent
pattern"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solely a legal sufficiency standard
(although this pattern developed without any forethought),' and (3) a
demurrer to the trial chambers'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of determining
guil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t the close of the trial. What remains
is a very low hurdle for the prosecution to meet for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to be denied. Thus, "since the denial of such a
motion is, in no sense, an indication of the view of the Chamber as to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on any charge, little meaningful guidance is provided
to the accused in connection with his defence case.""
As highlighted in Kunara6, the jurisprudence implicitly prefers-in
attempts to avoid the twin perceptions that the accused has to persuade
the trial chamber "to alter its acceptanc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and that "the accused will be convicted if he does not
give evidence himself'-the defense to call a case instead of holding the
prosecution to its evidentiary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05
It should be the opposite.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held to its
burden. If, and only if, the government has satisfied its burden of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defendant may then
choose to waive his right to silence. Indeed, if the trial chamber finds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government
has discharged its burden.
VII. The Invitee: The Proposed Rule 29(e)-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Nonjury Trial"
To remedy the problems previously discussed,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addition to Rule 29:
(e) Nonjury Trial. After the government closes its evidence, the
court on the defendant's motion must ente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of any offense on the gr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such offen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Note, with this proposed rule, the defendant may-but is not required
to-make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Further note that the
language in the proposed Rule 29(e) would require the court, upon such
a motion, to make a decision-without reservation-on the motion.
Of course, if acquitted on one or more counts, double jeopardy
attaches. If the bench indicates, upon decision of the motion, there will
be a conviction on one or more counts, the defendant may elect to call
a case and may elect to testify. The proposed rule does not include the
prospect for a defendant to make a motion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evidence.'o
Just Desserts: Conclusion
"[I]t may fairly be said, that, so soon as a man is arrested on a charge
of crime, the law takes the prisoner under its protection, and goes about
to see how his conviction may be prevented."' Elevating the standard
in determining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from prima facie to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is the "forgotten" protection that a criminal
defendant deserves. Odd would be the prosecutor who would fuss about
elevating the standard. After all, the governme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nd if the
government cannot do so on its own evidence, the defendant must be not
法学研究范文3
它是保障良好法学研究学术环境的需要如前所述，学术规范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法学研究者的切身利益与权利，给法学研究带来进步与创新的同时，也促进了学术自由的发展。有些学者存在误解，认为学术规范给学术研究划定了一成不变的边界与框架，规定了死板的规则与制度，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术自由，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威胁与桎梏，成为“学术自由的敌人”。④这是对学术规范的片面理解与误读，正是由于法学研究中科学的学术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导致现实中出现以非学术的规范束缚学术自由的想象。例如:为了追求学术的整体效益，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自身都加强了对法学学术研究的干预，且这种干预呈过度化、过细化和过宽化发展。在大学内部由于对政府的依赖以及对其管理模式的效仿，使得行政手段规范学术研究，政治规范束缚学术自由表现突出。因此，学术自由的实现必须依靠真正科学的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惟其如此，才能建立起自由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为法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法学研究中学术规范的建立，可以有效地促进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为法学研究提供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如前所述，在世界范围内学术规范问题已经形成通识，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法学研究也必须体现出前瞻性与开放性，这就需要与国外先进的法学研究领域进行学术沟通与学术交流。如若没有科学开放的学术规范，在对外进行学术沟通时，必将产生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的尴尬局面，甚至在对国外先进法学研究成果的引进与推广方面发生不必要的分歧与争执。是故法学研究中当务之急就是一个科学严谨的学术规范的建立，且应对世界范围内先进学术规范体系进行借鉴与学习，使我国法学研究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交流得到保障，促进开放性、包容性的学术研究环境的形成与发展。
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学术规范问题
当前，在我国法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学术规范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学术规范意识薄弱在我国法学研究发展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的价值观念一度盛行，伴随着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学界才逐步反省纠正过来。而在对法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也表现出同样的问题。亦即只注重研究人才理论知识的传授与教诲，忽视对其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的培养与锻炼，导致法学研究中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学风不正与学术失范的现象。恰如郭世佑先生所言:“凡是在我国学术界所存在的学风不正与学术失范现象，无论是低级错误，还是‘高级’错误，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中，都不难找到可以对应的依据。”⑤因此，学术规范实质上就是在程序方面为法学研究奠定规范意识基础，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我们首先必须形成较强的学术规范意识，才能在法学研究中避免出现学术失范行为。而学术规范意识薄弱，一方面表现在学术培养过程中的忽视与轻视，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当前学术腐败的根源除了学者个人问题外，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具言之，社会上的“官本位”思想与商业投机心理对法学研究构成了严重侵蚀，致使部分学者堕落，未能在转型期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经受住名利的诱惑和驱使，且在法学研究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也存在着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倾向。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形式上公平合理，却忽略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尤其是人文学科，“量化管理”虽有效地刺激了学术成果的生产，但质量的忽视，只能在客观上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之路⑥。因此，在法学研究中出现了职业道德危机，我们一方面强调外部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学者自身学术自律的学术规范意识培养问题，不能盲目地把所有过失推给社会，推给高校培养机制。法学研究中学术规范意识的薄弱，既有外在社会环境动因影响，亦有学者自身自我约束意识薄弱，缺乏平和心态，随波逐流的惰性使然。
2．学术规范专业性差每个学科都应有自己专业的特色与规范研究。在学术规范领域除了基本的通识性要求外，也各自体现出自身的专业性学术研究规范。笔者认为，学术规范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专业性学术语言的规范使用，专业性学术研究方法与表述形式的规范建立。在法学研究中规范性法学语言的形成与使用是学术交流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形成法学领域独特研究特色，以此区别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当下法学研究中，一些学者为了标新立异，突出自己的学术创新，盲目参考借鉴其他学科的一些专有名词，直接拿来借用，而不考虑法学学科的专业独特性与规范性，造成概念混乱，理解困难。例如，笔者曾在一本法学专著中看到这样的论述“检察权具有谷间带链接特质”⑦，然而关于什么是“谷间带链接”从头至尾也未能理解，亦或是笔者才疏学浅，然而这种专业术语显然不是法学研究领域中的规范语言，在法学领域中也不具有通识性与专业性，因而极易给读者造成困惑与不解，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法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在一些年轻的法学研究者中这种现象已蔚然成风，往往将简单的法学问题复杂化，用一种模糊的，似是而非的其他学科专业语言来表述简单的法学词汇与法学问题，以突出自己的研究特色，体现自己研究的博大精深。殊不知这给当前法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使法学研究失去了自己的专业特色与专业语言，因此，规范的法学语言体系的运用是法学研究学术规范的重点。此外，在法学研究方法与表述形式的规范建立方面，我们也稍显薄弱。例如，案例研究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更是法学学科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如何在法学研究中规范运用，如何界定案例研究法，怎样确定案例研究法的适用范围?案例研究设计中有哪些规范性要求?这都是一些亟待从理论上厘清的基础性问题。⑧在表述形式方面，如何在法学研究中应用引文，正确标注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身边很多法学研究者分不清“参见”、“详见”的区别与直接引用的区别，造成注释的混乱表述，也损害了法学研究的专业性。由此可见，在法学研究专业性学术规范方面存在着较多问题。
三、完善法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由上可知，学术规范对法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与不断进步起着重要的促进与保障作用，尤其是面临着当前法学研究断层局面的出现，老一辈法学大家年事已高，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形势、新问题在学术研究方面难免力不从心;年轻的法学研究人员虽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但往往缺乏全面而严格的训练，没有建立起学术规范。同时，伴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加快，法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导致当前法学研究任务不断加码。⑨所以，完善法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成为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我们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法学的真谛就是对人权、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率的追求。⑩法学研究过程也应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目标，因而在其学术规范建立方面尤其要强调规范意识的培养和良好的学术道德的养成。法学研究如果失去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创新的学术精神以及甘于奉献的学术道德，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发展进步的空间与动力。因而，建立良好的学术道德是形成法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前提与基础。笔者认为，在当前法学研究中学术道德的建立应当着重强调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当提倡研究人员的自律。制度的约束与规范仅是外在的形式，核心是人的遵守与执行，否则就会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局面。因此，要加强法学研究人员自身修养，将外在的准则转化为内在的要求，能够坚持原则遵守基本的学术道德，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其次，应当树立严谨科学的研究态度。在法学研究中秉承踏实求真的谨慎作风，不盲目照抄照搬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与专业词汇，坚持科学精神，研究内容尽量做到客观全面，避免以偏概全、歪曲事实，同时也应做到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不能为追求标新立异而故弄玄虚，对法学研究学术规范的专业性造成侵害。再次，应当形成注重学术积累、厚积薄发的学术品质。面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种种诱惑，能够戒骄戒躁，甘于寂寞，潜心向学。注重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学习与积累，注重分析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本质问题，克服急功近利思想，遵循学术规范最基本的品质要求，即诚实和良心。一方面，孜孜不倦追求学术的积累与开拓，尊重自我的学术良心，不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另一方面，也要能抵制学界的不良风气，将学术腐败拒之门外，不蓄意违规，欺世盗名。最后，应当加强学术规范意识，正确运用学术规范。在当前研究生的法学教育中，应注重对未来研究人才的学术规范意识培养，加强其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的规范意识养成，树立正确的学术规范理念。同时，也需注意某些学者将学术规范作为学术打击、学术报复的工具，亦或某些行政部门假借学术规范来限制与阻碍学术自由的发展。
2．建立专业的学术规范体系法学研究的进步与创新必须依赖专业的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结合学术规范的内涵，笔者认为法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体系形成，应当从两方面入手。第一，专业的法学研究学术写作规范的建立。制定一个有关学术写作的法学研究规范，可以避免抄袭与低水平重复的出现，同时也有助于研究者写作水平的提高，促进其用更高的标准鞭策自身。具体而言，写作过程具体规范应当详细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法学专业词汇的使用等等，同时整体写作形式上的规范还包括选题的概括与评价，依照国际通行的学术写作规范，应在论著的引言或绪论中对选题涉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作简单梳理与评价;论证过程应当结构完整、观点鲜明、论证严谨，形式要素齐全，即应包括题名、作者署名、工作单位、作者简介、摘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正文、注释、参考文献以及英文题名、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基金资助产出的论文亦应对有关项目加以注明。
第二，专业的法学研究学术评价规范的建立。学术评价规范应当坚持专业性与科学性，避免行政干预过多，避免评价机制导向偏差，在标准的确定、指标体系设计方面体现质量与数量的合理平衡，防止出现粗制滥造、滥竽充数的研究成果。法学研究的学术评价规范应当着重强调其对研究成果创新性与现实性的要求与规范。创新性应表现为对法学新领域、新问题的研究，或发掘新资料、运用新方法，亦或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在广度与深度上形成新的观点与理论，甚或对现有一些法学观点与理论的质疑与，提出针锋相对的新观点和新结论。
法学研究范文4
一、运用系统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拓展婚姻家庭法学理论的宏观视野，拔高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理论基点
早在数年之前，系统论方法已被引入法学研究中，并取得良好的理论成效和法律控制的实践效益，但婚姻家庭法学未能适时把握，表现出迟到的缺憾。所以当今日该方法在其他法学部门已不足为新之时，婚姻家庭法学不得不进行补课；而且就婚姻家庭法学的本身特点来看，这一方法更具独到的价值和意义。
每个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及亲属关系都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这种分散化的系统在社会中全面辐射、铺开，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结构。同时，它又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分系统，以社会整体系统为背景和存在条件，并和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系统交互作用和影响。因此，婚姻家庭绝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封闭体，从没有超历史、超社会的婚姻家庭。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婚姻和家庭。婚姻家庭的根本属性是其社会性，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结构，服从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受控于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婚姻家庭的性质、形式、内容、功能、发展、变迁，在根本上归决于社会各系统的力量和作用。人类社会每一次变革，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不可避免地给婚姻家庭提出新的要求，灌注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形式，强化新的功能，更换新的观念。同时，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分系统，也是能动的、积极的，时刻对社会各系统给予强大的反作用。
据此，婚姻家庭法学不能将婚姻家庭作为孤立的现象，而应以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将视野投入复杂、变动而宏大的社会系统中，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把握婚姻家庭与社会各能动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作用规律，为婚姻家庭在社会系统中定质、定位、定量，从而为婚姻家庭法制建设和法律控制提供宏观的、高层次的理论指导。
将婚姻家庭置于社会大系统研究，剖析这一社会因子与各个社会分系统之间交互联系和作用的整体效应及功能耦合与冲突，揭示婚姻家庭发展、变异、演化所依托的社会机制及其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律，并非是仅仅停留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将婚姻家庭置于现实社会系统中，对各种作用于婚姻家庭的现实社会力量进行全面透视，确定婚姻家庭在社会走向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方位，把握处于变革、流动中的各种社会机制在婚姻家庭领域所引起的正负效应及婚姻家庭的能动反应。这是一个博大精深、游离不定的研究视角，也是婚姻家庭法学突破狭隘思路，跨上新台阶，走向现代科学之林的基本而关键的理论命题。这一研究的价值目标有两个：一是不能简单徘徊于确认和记录具体社会现象的水平上，而应从现象中揭示婚姻家庭与各社会系统间深层联系和作用规律，透过外在的偶然性找出内在的必然性，达到从记载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二是不仅要科学解释、分析社会现实，而且要运用掌握的规律，探索实施社会控制的最佳对策，以期通过对策施控，保证婚姻家庭与各社会因素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功能耦合和正常运行，从而促进和达到社会整体系统的均衡协调。这是婚姻家庭法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其价值意义的实质所在。
从社会系统角度对婚姻家庭进行研究，其中心议题是婚姻家庭与社会现代化。但现代化是对社会的一种综合抽象的界定，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国民素质等社会实体来表现。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应将宏观的理论视角投向以下几个方面：（1）婚姻家庭与自然环境；（2）婚姻家庭与生产力水平；（3）婚姻家庭与商品经济；（4）婚姻家庭与社会文化；（5）婚姻家庭与社会结构； （6 ）婚姻家庭与社会民主化；（7）婚姻家庭与生活方式；（8）婚姻家庭与人的素质；
（9）婚姻家庭与科学技术；（10）婚姻家庭与社会规范；（11）婚姻家庭与社会伦理；（12）婚姻家庭与“一国两制”；（13）婚姻家庭与对外开放。研究这些问题，应注意到它们是构成现代化社会有机整体的能动要素，共存于现实社会中，互相制约，互相渗透，没有绝对的分界；婚姻家庭交织在它们共同作用的网络中，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规律。婚姻家庭法学只有首先对这些宏观论题予以研究和解决，才能将本学科根植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市场经济、实现高度文明和民主的现代化坐标系上，为婚姻家庭法学在新的时代走出困境，全面引导和控制婚姻家庭变革作出定向选择。
二、深入微观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婚姻家庭的内在机制，构建婚姻家庭法学的微观理论模式，为法律控制确立本位选择方向
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是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特殊性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一体。可以说，婚姻家庭是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要求的一种不可调和而又必须调和的产物。调和的结果，是社会为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确立一种范式，引导或强制人们在这个范式中满足其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超越范式，则应遭受惩罚。这个范式最集中、最明确、最严格的表现形式就是婚姻家庭法。由此，婚姻家庭法的价值重心选择有三种可能，一是以人的自然需要和个体利益为确认和保护重心的个体本位；二是以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为中心的社会本位，三是将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合为一体，协调兼顾。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婚姻家庭法价值选择的双重性：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极大地满足社会成员个体需要的追求与满足，保障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体服从社会，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这两方面决定了婚姻家庭法确认和保护的本位主体有两个，一是社会，二是个人。从而，婚姻家庭法学在微观层次上的研究应把握两大支点，一是研究在婚姻家庭中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弄清个体需要或利益的构成要素及运行要素及运行变化规律，为法律诱导、保护和限制个体利益提供优化模式；二是研究婚姻家庭中的社会利益机制，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婚姻家庭所承受的社会利益提供优化模式。
新的支点，不能凭空捏造，而应有新的理论内容和方法来充实构建。为此，我们应在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下，容纳新思潮，开放方法论，运用行为科学和价值论的原理、方法、将婚姻家庭法学引入行为法学和价值法学的新视野。
婚姻家庭法学的行为法学取向重在研究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行为机制，揭示行为的运行规律，为婚姻家庭法调控婚姻家庭关系，建立一般的、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提供实证经验和构想。
法律对社会的控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对各种社会行为的规范和调控。通过法律手段，设定人们追求一定利益，满足一定需要的行为模式，建立和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过来，社会秩序的建立，法律规范的社会化，又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来实现。因此，对行为的研究，应作为婚姻家庭法学的重要课题。
人的行为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涵盖丰富的内容。人无论是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法律关系中，既是被主体化的客体，又是被客体化的主体。其一切行为，一方面具有自然的、社会的、环境的、历史的、文化的等多种客体化的内容，表现一种身不由己的必然性选择；另一方面，在其客体化过程中，又有自身生理的、心理的、价值观的等多重主体化内容。这两方面导致了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共同倾向性和个体差异性，从而决定了法律控制和调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对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进行研究，首先要把握两个基本点：第一，透过婚姻家庭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把握决定和制约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客观机制，揭示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条件等客观力量作用于人的行为的规律，理解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每个人并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被客体化了的主体，认识人们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各种行为选择的受动性；从而明确婚姻家庭法要有效施控，权利、义务要真正落实到人们的行为，必须首先从影响人的行为的客观力量着手，培植良好的法律环境。第二，透过婚姻家庭关系的一般模式，把握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主观能动机制，揭示其主体性特质。这种主体性特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主体的生理、心理、文化素质、品德修养、价值观、社会角色等特定化因素。它们既决定着人们对客观外在条件的认识，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行为过程及对行为的把握和控制。二是主体行为赖以发生和追求的需要、目的、动机等动力机制，这是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的必备要素。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人的需要。需要是行为的内驱力，是每个人求得生理和心理诸方面平衡要求的反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地位、不同角色下有不同的需要，由此决定了行为的差异性和变动性。需要的产生与满足，是行为主体与外界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可表现为刺激—需要—动机—行为—目标—满足状况。可见，人的行为总是因需要而开始，因需要的满足而告终；旧的需要实现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开始新的行为。所以说，需要在人的行为动力机制中，是一个中心环节，贯穿行为始终。我们研究婚姻家庭关系，分析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决不可忽视人的需要这一内在规定性。
婚姻家庭法学要正确把握这两个基本要点，必须运用行为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以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人的内在需要及其与社会相协调的行为选择为重点，系统研究和解决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1）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受到哪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对行为施以作用；（2）决定和制约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生理机制和内隐心理状态；（3）人的价值观、文化素质、品德修养、社会职业角色等个性化因素对行为的影响；（4）人们依存或反映于婚姻家庭的客观需要，剖析需要的共同性、差异性、层次性、变动性及需要产生与满足的运行规律，弄清影响需要产生和实现的外在力量与内在因素，揭示与需要伴生的行为动机和目的；（5）人们反映在婚姻家庭中的各种需要的对象资源状况、获取资源的机会、追求和满足需要的行为耗费；（6）婚姻家庭中各种行为表现方式的运行模式和规律；（7）研究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行为与婚姻家庭法所需求的行为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揭示其根源，提出缝合差异的有效对策或模式。
婚姻家庭法学通过对上述诸方面的科学研究，方可为婚姻家庭法预测、激励和积极控制个体行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提供多方面的导向：一是为婚姻家庭法施控于影响人们行为的社会环境因素提供导向；二是为法律设定统一的规范化行为模式提供导向；三是为法律诱导、确认和保护人们的正常、健康、合理的需要提供导向；四是为法律强化统一的价值观，培养正确、积极的法制心理提供导向；五是为法律激励、诱导人们的积极的行为动机、目的提供导向；六是为法律分配满足需要的对象资源，明确行为耗费提供导向。由此，即可保证婚姻家庭法有明确的着力点和控制方向，从而有效地激励人们的积极行为，约束人们的消极行为，创立积极的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利益和社会目标。
婚姻家庭法学的价值法学取向要求运用价值论的原理和方法，深刻剖析婚姻家庭和婚姻家庭法学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意义和价值取舍，揭示其功能作用，为其在社会中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显现的、潜隐的正向价值，消除负向功能提供理论指导。
首先，婚姻家庭法学应对婚姻家庭法确认和调整的对象——婚姻、家庭、亲属的价值功能给予科学的揭示。
在人类发展史上，当多种历史道路摆在人们的面前时，人们往往择其与人类当时最大利益相一致、相协调的方向前进。人类的两性关系、血缘关系从原始的动物界分离出来，经过群婚制、对偶婚制，最终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和个体家庭形式。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人类从自发到自觉的价值认识和选择过程。
现代意义的婚姻家庭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伴随着社会的更替、演进，其形式、结构、内容不断发生变异，价值和功能亦不断淘汰、更新、充实。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统治者，总是运用各种社会力量，赋予婚姻家庭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强化婚姻家庭对其社会统治有利的价值功能，使婚姻家庭与之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时代保持最大限度的适应性。
婚姻家庭法对婚姻家庭的价值研究，主要把握两个方面：
其一，婚姻家庭从产生开始，至今一直沿袭固有的、自然的、基本的价值。这是婚姻家庭基于其内在性能和自然规律而普遍共存于人类社会的功能，反映了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历史上，婚姻家庭的这种基本价值并未得到科学的揭示和理性的把握，而是被宗教歧解和统治阶级的伪道德歪曲，在人们愚昧无知的条件下以不可遏制的力量自发地发生作用。今天，尽管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打破了宗教神话和剥削阶级的伪善，但许多人对婚姻家庭基本价值的认识还处于愚昧、偏执的状态。婚姻家庭法学应承认这种历史和现实，高举科学和理性的旗帜，引导立法、引导社会走向正确的认识，从而使婚姻家庭的基本价值在人们的自觉意识和理性把握下发挥出来。
其二，婚姻家庭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在我国现实社会中，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家庭作为一定范围亲属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一方面继续保留其自然价值和职能，以满足人类个体和社会共同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又迎纳了新时代、新社会所要求的职能内容，以适应或促进社会的发展、变化，显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进步性、独特性。由此，婚姻家庭作为现实社会的客观实体，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价值地位，这正是婚姻家庭法、婚姻家庭制度确认、保护、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必要所在，也是婚姻家庭法确立调控模式，施展控制力量应予把握、遵循的基本方向。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现实社会对婚姻家庭的应然性价值要求与婚姻家庭实际展现的社会功能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是因为社会的婚姻家庭质量不高，不能发挥正常的、应有的价值，有的反而对社会起到了消极作用；二是由于婚姻家庭自身的历史延续性，往往将陈旧过时的功能潜隐到新的社会时空，附生于新的结构和形式，影响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三是由于婚姻家庭的相对稳定性，使其价值、结构、功能不能及时转换、更新，适应不了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四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未能创造必要的环境，提供有效的途径以保证婚姻家庭价值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为此，婚姻家庭法学应深入研究婚姻家庭的价值规定性，揭示现实社会中其应然价值与实际功能发挥的差距及其根源，为婚姻家庭法有效诱导和确认婚姻家庭的正向价值，调整婚姻家庭的结构、形式，创造社会环境，保证婚姻家庭适应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科学指导。
其次，婚姻家庭法学应对婚姻家庭法进行价值剖析，揭示婚姻家庭法应该持有的价值选择方位和多重功能，从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技术、体系、条文内容及法律运行、操作机制、效果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刻的价值评判和检讨，验证其：（1）是否切实反映了现代婚姻家庭的内在要求和规律，符合婚姻家庭价值和功能的实际运行和发挥；（2）是否充分体现了社会大多数成员反映在婚姻家庭里的需要和利益；（3）是否符合社会走向法制化的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及技术性要求；（4）是否准确预测、适应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据此，即可为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健全婚姻家庭法的运行、操作机制，真正加强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建设，提出科学化、合理化的建议。
三、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婚姻家庭法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运行、流动、转换规律，把握婚姻家庭法与社会各方面的双向互动关系，开辟婚姻家庭法社会学的新天地
婚姻家庭法不是独立于社会的一个法规体系，它深嵌于社会母体，是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内容、形式、功能、效果等诸方面并非完全呈现于法典条文，而是深隐在社会母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因不同社会背景、社会力量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异、演化。此即社会因法律的影响而变化，法律也同样会因为社会的影响而变形。同时，婚姻家庭法亦不是静止的规则体系，在形式上它表现为具有明确性、稳定性的规范条文，实质上则是由活生生的制度中活生生的人所进行的多方面活动。法律走向社会，实现社会化，必须依靠一定主体的操作和全体社会成员的遵行，这是法律的运行、流动、变异、转化。其结果，便使运行中的法律制度的现实结构和其原始规范结构发生巨大差异。
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对婚姻家庭法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历史哲学、价值哲学和逻辑推理的静态方面，更不能囿于单纯的规范注释性分析，而应突破传统的法学研究定势，将目光投向社会中的法和“行动中的法”，在法律社会化和社会法律化的双向互动中确定研究方位，抓住研究课题，变换研究视角，把握婚姻家庭法的社会机制和运行机制。为此，婚姻家庭法学应顺应中国法学逐渐向法社会学迈进的走势，利用婚姻家庭问题为法学和社会学所共同重视的得天独厚条件，汲取社会学的营养，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观点、方法，充实其研究范围，填补其理论空白，消除其理论盲区，创建婚姻家庭法社会学。
婚姻家庭法社会学对婚姻家庭法的研究，应反映出三个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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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起步晚，从初创到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我国体育法学研究没有形成有力的学派。学派是一门学科自身结构的重要支撑力量。我国学术一向提倡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学术的快速发展。体育法学也不例外。因为只有不断进行体育法学的激烈争论，才能促进体育法学的极大繁荣。当然体育法学派的形成不仅要看学者的兴趣、天赋和勤奋，还离不开学者的学术背景、人才群体的质量和对体育法学的敬业精神。因此真正形成多样化的体育法学派，不是简单的事情，还要体育法学者的不懈努力；再者，教材结构不平衡，缺乏完善的学科体系。我国目前体育法学学科体系还不完善，缺乏稳定的知识单元的范式。由于没有建立起合理公认的学科体系，体育法学教材重实践轻理论，大部分教材只是涉及了体育概述、体育法的产生和发展、体育法律关系、体育法与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社会团体、体育保障条件、体育法律责任、体育仲裁、复议及诉讼等，而且教材之间重复雷同较多，缺少了体育法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体育伤害、体育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体育中的合同问题等等，客观上造成了教材结构性失调，学生无所适从，很难发挥独立学科价值。从而制约了我国体育法学的发展；最后，体育法学相关概念的界定不明确。作为一门学科的体育法学，首先要给体育下一个清晰的、有区别性的和可操作性的法学视角下的定义，但至今尚无定论。当然世界各国体育立法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虽进行过不同的界定，但至今为止都没有对法学视角下的“体育”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那么体育法的定义虽有争议，但通过借鉴国外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基本上已给出了定义，即体育法是决定体育领域法律关系结构和产生于体育活动中的问题的一种法律，不仅指国家对体育进行管理的法律法规，也指体育运动当事人创造的用以调整相互之间体育关系的规则[3]。至于这个定义，笔者认为还应该包含体育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关系。
对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对体育法律关系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研究
权利和义务是任何一门法律的核心内容，体育法学也不例外。虽然当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已经很大程度上涉足了对权利义务的具体分析研究，反映了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体育法律研究者要深入到法律关系赖以存在的法律实践中，深入分析各种体育法律现象，进而深入探讨各种体育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相对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研究来说，我们的体育法学研究还只限于传统研究范式上，并将法学看作一个封闭的固定的规则体系和命令体系，而英美法系国家则将其看作一个开放的操作的体系[4]。他们注重法律行为和体育参与者的实然权利的保障和享有的研究，体育法学是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学科，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二）注重我国体育法学的本土化研究
由于处于英美法系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体育法学很发达，我国目前主要是借鉴这些体育法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来指导我国国内的体育法学实践。一些学者在论著中大量旁征博引国外的案例和学说探讨和研究体育法律问题，这虽然能促进我国体育法学的发展，丰富学术研究，但我们应注重我国体育法学的本土化问题[5]。体育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要充分吸收我国法学母学科的长处和营养，以提升我国的影响力。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发展得足够健全，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等各部门法也相当完善，体育法学可以充分利用我国法学已经取得的法学理论科研成果，通过对外国制度和学说的借鉴，结合中国自己的大量体育法学实践，实现具有我国特色的本土化的体育法学研究指日可待，才能使我国体育法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本土气息，才能使我国体育法学焕发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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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韵律 句法 制约
“韵律句法学”这一概念诞生于20世纪九十年代，出自著名语言学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冯胜利先生。冯先生把韵律构词学理论引入汉语合成词的研究，创建了“韵律句法学”的理论，并将韵律句法与词法的研究引入对外汉语教学，为基于汉语语言事实和特点而进行的语言理论研究领域做出重大贡献。这在汉语乃至普通语言学领域尚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一、韵律句法学研究的意义
在学界，“韵律受句法的影响与控制”已被当代语言学普遍认可，且成果累累；韵律在汉语句法演变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却相对受到忽视，尚处在争取广泛认同和有待发展的阶段。众多学者似乎“厚此薄彼”。因此，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上，汉语韵律句法学把逻辑上的可能，付诸客观的存在（有“作用”，便有“反作用”），从而补充与完善了“韵律——句法”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
《现代汉语通论》：语音是语言符号的声音要素，是它的物质外壳；词汇是语言符号的总汇，是它的建筑材料；语法是语言符号形态的变化规则和组合规则，是它的结构规律。这样来看，语法起着关键的决定性作用，而语音只是简单的辅助。汉语使用者甚至专业的汉语研究者也常常会忽视语音的作用，一般只在诗词歌赋中，才会对其有所侧重。这种偏颇并不恰当，语音语法同为现代汉语的重要内容。语音的功用不可忽视，我们把它延伸到语法的领域，来研究语音对语法的影响。语音对句法、语义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许多语言现象的产生可以在语音学上找到解释。这就是韵律句法学的重要内容。
二、韵律句法学的研究进程
1.韵律句法学的概述
韵律对句法的制约从何谈起，我们不妨这样来看。
随意造几个很简单的句子：
（1）我很看重这个问题。
我很看重要这个问题。（错误）
（2）他打碎了花瓶。
他打粉碎了花瓶。（错误）
我们很容易判断出这两组句子的正误，但是要解释其中的道理，并不简单。以第一组句子为例，主要区别的是“看重”和“看重要”两个词，其实它们到底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词语还有待商榷，词和短语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晰，模棱两可的判断自然无法为句法结构提供有力的解释。因此，从语法角度分析，我们无法既认可第一句的合理性，同时排除第二句的存在。其实，换一个切入点来看，“看重”和“看重要”有个显而易见的差异，就是音节数量的不同。汉语是音节性很强的语言，以音节为基本，所以音节数有时会对语法有所影响。我们发现汉语里的动补格式中，只有双音节的[VR]可以带宾语，[1+2]式动补结构不能直接带宾语。这是韵律的压词功能和抻语功能的反映。这些语法无法完全解释的语言现象，我们可以借助语音学的知识来加以阐述。于是，这时就要引进“韵律”来做出解答。
2.韵律句法学研究的开端
《马氏文通》可以称为汉语韵律句法研究的滥觞。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马建忠先生已经注意到了汉语韵律制约句法的现象。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韵律制约句法的现象：
（1）在古汉语中，字数的奇偶影响定中结构之间“之”字的出现与否。
（2）“以”字结构的介宾短语出现在动宾短语之前还是之后，也是受到韵律规则的制约的。
（3）介词“于”在古汉语中有把动词宾语提前的功能，提前后变为介词的宾语。在动词后面可以用代词“之”来复指它，而“之”出现与否也是取决于动词的奇偶的。
上面所说词语的奇偶数就是韵律的一个方面。这里论述的“韵律”，指的是广义上的“语音”概念，涉猎范围相对较宽，包含“声律”、“轻重”、“重音”等多种韵律现象。
马先生的发现对于语法学的研究有着开创性的意义，然而他的论述相对简单，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只是简单阐述了他所发现的语言事实，而深层次的原因并未揭示。韵律制约句法的原因何在？支配规律又是如何？并没有加以说明。对于不谙此道的初学者来说，可以顺着马先生的思路发现这样的语言现象，却不能被说服。但站在《马氏文通》的成书年代来看，这一全新的切入视角本身就已经是语言学界的重大突破。
3.韵律句法学研究的发展
在马建忠先生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韵律与句法的作用关系，然而真正将韵律纳入到句法研究中的第一人是赵元任先生。关于韵律和语法的密切关系，赵先生用“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巧妙而精准得给予了揭示。
在语言学发展的历程中，音韵和语法都因着各种主客观原因变化发展着，而它们之间微妙的互动也正在被众多学者慢慢发掘，一步步浮出水面。直到冯胜利先生打通古今，视野开阔，多平面、多维度地从韵律与句法的关系介绍汉语韵律，可谓独步一时。他的三本专著《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1997）、《汉语韵律句法学》（2000）、《汉语韵律语法研究》（2005）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成果。
要分析韵律句法学首先就要弄清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韵律词”，与此同时又引出了音步等一些基本定义。“音步”是最小的、能够自由独立运用的韵律单位，“韵律词”是从韵律学的角度来定义的“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在汉语中，音节组成音步，音步实现为韵律词。首先从韵律构词来引入韵律在词法中的作用，再由此推入到句法结构中。韵律句法学的核心规则是核心重音制控句法。冯先生根据Liberman and Prince的核心重音规则归纳出了汉语中核心重音指派规则：在汉语里，承担核心重音的成分必须是动词之后的直接支配者，且在一个句子中承担核心重音的动词的直接支配者只能有一个；并在此基础上深发开，依靠韵律解决了句法的问题。
语法中的很多构词造句的原则并不能依靠语法本身的理论得以解决，在语法范畴里找不到出路，就应该展开更加开阔的视野。韵律学、句法学、音系学、构词学等基本学科都是相互共通的，韵律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离不开音系学的理论，研究句法也涉及到构词问题，在众多学科中相互影响关系可能是隐秘的但一定是确定的，必须善于构建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对发现的现象加以概括，总结出其内在的规律性。
三、结语
冯胜利先生关于韵律句法学的研究相较于马建忠、赵元任等众多学者，已经提升到了理论的层面，既有力地证实了相关语法现象的合法性，同时作为一个全新的视角也成为了众多遗留问题新的突破口。她的发展前景不只限于此。我们来看一个现象，有众多学者从古往今来的名篇著作中，挖掘语言学的经典范例。以“被”字句为例，迄今为止，包括《朱子语类》、《二程语录》、《元杂剧》、《元典章》、《三言》、《型世言》、《金瓶梅》、《三遂平妖传》、《水浒传》、《西游记》、《儿女英雄传》、《骆驼祥子》、《日出》、《雷雨》、《北京人》都是学者们竞相探求的对象，这并不是偶然，自然有其道理。
语言和文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到底谁是根本。我们不妨从自身的经历来看，从出身开始我们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语言，有了语言的基础才产生接触文学的可能性，而往往接触了文学的人总会不屑语言的浅薄。其实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文学还仅仅是感性层面的认识，只有能够客观而无动于衷地透过文学这个面理性地去解构语言，这才足以称得上科学。文学却也是语言一种精美的呈现方式，亦成为研究语言丰富的材料来源。研究语言不妨在文学作品中找寻典范。冯先生提到，“韵律句法学对行文写作也有很大的作用。在这个领域，她将大有可为。”我们就从这样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角度来理解，韵律其实是融合语言和文学的一种显性媒体，理论的贯通自然能创作出更多更精彩的语言形式，继而汇成更多更经典的文学作品。
只是任何一个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总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坎坷曲折的过程，对于刚刚起步的韵律句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精化，仍然是该学科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2]褚智歆.汉语韵律句法研究的滥觞——从《马氏文通》看汉语韵律制约句法的现象[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1.Vol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