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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读记教案范文1
关于文本细读，王崧舟老师的诠释最为难忘――文本是你美丽的倒影。回味再三，感受良多。此话如果放在王老师身上，那是最应景的了，王老师每每在课堂中潇洒、顺畅、恰倒好处地引领学生相融无痕地进入文本塑造的境界，源于他在文本中潜心涵泳后的厚积薄发。然而我们呢？我能在文本中找到自己的美丽倒影吗？我们是否读懂了文本作者寄托在文本中的“良苦用心”了吗？我们是否仍以梦里懵懂的状态生涩地带着学生到文本中梦里懵懂、浮光掠影地走了一遭呢……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昨天的旧船票登上了今天的客船”。你看我们仍以参考书为宝典，各类教案为捷径，匆匆翻阅之后，走进了课堂，窃以“权威”自居，驱赶着学生读课文了。如此的这般，我们能把学生引向何方？能把学生引入多深？
记得在一则新闻中听到总理在教育调研时提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战略性观点。如何夯实教师这个“本”，以语文教师为例，大的方面不说，仅仅从个体来说，我们作为语文教师要提高工作的技术含量，不得不潜下心来，拾起文本这把“砍柴的刀”，非用心的打磨不可。宋朝的朱熹在《观书有感二》中说：昨夜江边春水生， 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诗中说往日船大水浅，众人使劲推船，也是白费力气，而当春水猛涨，即使艨艟巨舰也如羽毛般轻，自由自在地飘行在水流中。告诉我们学问要功夫到家，才能有所突破。从教学这个角度来说“艨艟巨舰”就是“课堂教学的过程”，包含对文本的烂熟于胸，条分缕析之后的胸有成竹；包括对教学过程中跌宕起伏之间的游刃有余、轻车驾熟、挥洒自如。如能做到“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境界，文本细读是基石，是起点。读什么？《小学语文教师》告诉我们要读文章，读时代背景，读作者，还要当今这个时代，也要读我们这个读者。读文章和作者为在把握文本作者的思想倾向；读当今这个时代反映文本在当今世界的价值取向；读我们自己这个读者，贵在反思我们对文本的解剖能力和与文本作者的思想是否已经达到无缝焊接的程度。但是文本细读有个读厚与读薄的取舍问题。当我们潜心细读时，会发现越读越觉得文本的广阔，即为读厚；于是此时我们要做好如何读薄的问题研究，即能在如此丰富的内涵或知识点中，理清教学的主线和最佳教学切入点。
从上看来，我们语文教师不仅仅是教师，不仅仅是读者，更是有些文艺评论家的味道了。王崧舟老师的每一堂语文课，总是让我们如浴春风，新风扑面，原因就在于他以一颗“文艺评论家”的眼光和心态要把文本穿凿，因此他的倒影在文本中是那样的美丽，甚至有些神话的味道，而我们呢？是否在退休以后仍不知语文教学为何物呢？倒影在文本中是那样模糊，文本在我们心中是隐隐约约的呢？
窃读记教案范文2
摘要： 严复承继清代学术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传统，在西学译介中提出了翻译的义理“反证”说、“敦崇朴学”说和“文章正轨”说。义理“反证”旨在会通中西思想，“敦崇朴学”注重通过考据会通中西义理，“文章正轨”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严复的翻译是会通中西的学术方式，对当前学术经典的输入和输出均有借鉴价值。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2025306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and Yan Fu's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ZHANG Der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Yan Fu;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devoted particular care to argumentation， textual criticism and writing studies. Inherited with these academic lineages in his translation of west learning， Yan Fu put forward his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he light of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was aimed at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y， whil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was favored to integrate the two through close crosstextual research.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rendered Yan Fu a master of Chinese writing among translators. Yan Fu's translation is an academ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 and serves as reference for both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academic classics.
清代学术与严复翻译会通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3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评价严复的学术贡献：“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1]82严复译介西学为什么要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是怎样发生关系的？严复这一首创的学术方式在清代学术史上地位如何？这些问题梁启超未加具体论述，但它们恰恰启发后人不妨从学术的视角来审视严复的西学译介，尤其是清代学术对严复治学理念、学术思想与翻译方法的影响。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清代，经过汉学、宋学诸家的争鸣与实践，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结合，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如戴震、钱大昕、姚鼐、焦循、章学诚、阮元等。“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属于文献功底;文章是文辞，属于学术思想的表达艺术。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2]43“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3]61。但到了晚清，中学之弊日渐突显，义理、考据、辞章倍受争议，严复在《救亡决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学空谈性理，“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汉学埋首考据，“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辞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慢……险躁”。[4]44-45对此，严复转向力主的“经济”之学，疾呼宋学、汉学及词章小道都应束之高阁[4]44，转而倡导西学，经世致用。然而严复译介西学不仅没有简单地弃置义理、考据、辞章这一传统学术“三面说”，反而发展并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翻译新“三面说”：阐释原作重义理“反证”、译书考证重“敦崇朴学”、译文表达重“文章正轨”。新“三面说”丰富了严复翻译思想体系，使严复的西学译介成为开创近代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式。
一、义理“反证”与中西思想会通
义理“反证”可谓严复译介西学“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现代学术方式。义理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义理指程朱理学，广义的义理可谓“言有物”[5]58。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语言文字背后的“道”“理”或“大义微言”[6]viii。“义理存乎识”[7]351，传统义理学囿于语内训诂、注疏以及儒释道之间的相互阐发，视角狭隘，限制了“识”。严复则独辟“西”径，在其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自序中就提出了跨语际的义理“反证”说，即“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6]viii。就是说，西学义理用“吾古人之所传”加以反证，往往能让中、西学“不谋而合”的义理“达成共识”，如此则是治西学者之“至乐”。严复的义理“反证”是跨语际解释，即以西学为视角来“归求反观”[4]49中学之义理，力图中西兼治，熔于一炉。义理“反证”一面译介西学，一面发掘国故;一面以西学昌明中学，一面更是借中学传播西学。
严复的义理“反证”说标志着旧学的黄昏和新学的黎明，隐含着传统经典义理之“优先论”、“失传论”，开创了新学之中西“会通论”。严复批评汉学无用、宋学无实，而对先秦儒学、老庄哲学等中华元典情有独钟，一方面认为这些圣哲的微言大义和学术成就较西方“往往先之”[6]ix，另一方面又告诫晚清国人：“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6]ix考察中学由盛转衰的原因，严复认为“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6]ix。就是说，中国圣哲之学没有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因为“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6]ix。对此，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在治学方法、学术责任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6]ix所以，传统学术中的微言大义在后人抱残守缺中慢慢失传。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6]x，因为中西“事不相谋而各有合”[6]viii。严复坚信“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8]43。这从学术史的角度为义理反证、中西会通提出了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历史使命。
严复义理“反证”说的学术创新，在于以西学为视角“发明”[6]ix、“反观”[4]49中学之义理，严复译著分别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学科发明、反证了诸多与西学相通、相合的吾圣哲“先发”[4]1413之义理。翻译《天演论》，以西人“天演”学说发明、反证了儒家首经《易经》之“易”道，认为“此其道在中国谓之易，在西学谓之天演”[9]4。翻译《群学肆言》，发明、反证了《大学》《中庸》之精义，认为该书详实地阐明了《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的义理，且“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10]xi。翻译《群己权界论》，发明、反证了《大学》e矩之道，认为自由是“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11]xii。翻译西方逻辑学，发明、反证了“《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认为《易》重演绎法，《春秋》重归纳法[6]viii-ix。翻译《原富》，发明了《大学》《周官》《管子》《孟子》，以及《史记》之《平准书》《货殖列传》等，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经济学说，但存在着相似之识。[12]译事例言，7-8评注老庄，认为老子之言是“天演开宗语”[4]1077，“而西人亦以庄子为古之天演家”[4]1106，等等。严复一生中西学兼治，“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10]xi，义理“反证”是他解决“读古书难”[6]viii新的治学方式，是其整理国故的独特途径，“藉自它之耀，祛旧知之蔽”[8]384。
严复这种义理“发明”和“反证”，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消解了接受西学义理的困难，虽难免有附会之嫌，但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古书新的义理之“识”，渗透着严复译书经世的诠释，这种学术方式与他“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13]127的文化观一脉相承。由于中西传统之别，严复的义理“反证”经常把中西实然（Is）、应然（Ought）和形而上[14]34的义理进行置换，一方面增强了西学义理的形而上质，另一方面赋予了中学义理更多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实然和应然。以《天演论》为例，“《天演论》是严复的天演论”[8]334，严复频繁以儒、道形而上的义理予以诠释，天演、天良、天道、易道、道、真宰、太极、阴阳、德贤仁义、人伦、礼乐、修齐治平、修己治人、格物致知等概念及其思想充斥译文字里行间，与原作融为一体，译写参半，几可“乱真”为本土元典。如论一“能实”开篇论天演之道：“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6]49，“道”“性”“理”把原作由一粒豆子推至万物变动不居的道理抽象化、哲学化。再如论十三“论性”，把nature的天然、自然之性，与宋儒言性等同[6]85，形而上的哲学义理溢于言表。反之，严复的义理反证，也借助西学增强了中学的实然和应然。如《天演论》手稿仅以evolution发明、反证《易经》就多达近20处，原文由evolution， change， impermanenc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retrogressive metamorphosis，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等形成的天演语义场，在严复笔下与《易》道进行了全方位会通，以一连串的“变”反证了“易”之生生不息、刚柔相推阴阳互动而生变化、天地变化草木蕃、万事万物虚息盈消的“易”道周流等，赋予了《易经》新的“天演”内涵，巧妙地渗透了严复的维新变法思想，引导士大夫以“易”变思想认同“天演”学说。再加上严复在“蜂群”“人群”“善群”“严意”等中把“群”赋予了西学sociology的义理内涵，为倡导社会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达到托译言志、译书经世的目的，旨在“K愚”[4]560，为中国寻找救亡图存之良方。严复义理“反证”的主要方法是“敦崇朴学”，注重考据实证。
二、“敦崇朴学”与考证会通
考据是传统学术的又一重要层面，而考据学是在明末经世实学、清代汉学兴盛等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考据学的中坚乾嘉学派，重点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对经典文本进行材料考证，在经学、小学、音韵、古籍、伪书佚书、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史事史料、金石文物、职方地理、史籍目录、年代版本等考证方面，硕果累累，晚清学术也深受影响。严复在当时的风气下，在西学译介领域成功地吸收了考据学的治学精神和考据方法，以至于1903年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更明确地把“敦崇朴学，以棣贫弱”[4]130列为翻译的四大宗旨之一，这里的“朴学”即考据学。其实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原富・译事例言》《群己权界论・译凡例》《群学肆言・译余赘语》《法意・孟德斯鸠列传》，以及讨论西学和翻译的书信等中，均有译书考据的论述或运用，最有代表性的考证方法包括“集思广益”[6]vii“考订”“贯通”[4]93和“沿流讨源”[4]519。“徵实存乎学”[7]351，以上三种方法体现了严复治学的渊博学识、严谨的实证精神和会通宗旨。
“集思广益”见于严复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译例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6]xii这段文字带有明显的考据性质，其目的是“穷理”，其操作方法是对比异同，会通中西。用严复“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的话来说，关键就是“考订”和“贯通”。考订即“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贯通即“类异观同，道通为一”。[4]93正因为如此，严复的考据重在旁征博引，擅用归纳法，把原文“与他书有异同者”，捉置一处，进行中西合观，以便相互类比、互证、反证、补证、参证，进而揭示义理。如严复翻译逻辑学的Laws of nature时，考证了与此类似的儒释道三家之说，认为这一概念“即道家所谓道，儒先所谓理，《易》之太极，释子所谓不二法门”[4]1051，把西方的“自然法则”与本土的“道”“理”“太极”“不二法门”放在同一语义场进行“聚列”会通。翻译《支那教案论》有论“究之中国之道德礼义，则绝不缘神道设教而生”。对此，严复考订了三条证据：“《书》言皇降，《诗》言秉彝，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据此得出“中国言道德礼义，本称天而行，但非由教而起耳”[4]849的观点。《法意》卷八第五章“贤政精神之弊”论及“苟无忧危，其亡或立至”，原文以希腊、罗马兴衰为证。严复翻译至此，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明、考证了类似的论述，认为原著所说“似吾《六经》”，如“《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传》曰：‘外宁必有内忧。’……”[4]957通过中西对比合观，严复得出忧患意识是古今中外共同的历史规律。
“集思广益”式的“考订贯通”按语贯穿于严复的大部分译著，“共七百多条，约十七万字”[4]按语卷说明。尽管钱锺书认为严复对西学了解并不多，章太炎批评严复“略知小学”[8]269，但严复译书考证材料之丰富，学识之渊博，译书态度之严谨，一百多年来是世所公认的，很值得当前学术翻译思考。严复作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9]273，不是埋首故纸的汉学家，他只是借助各种考据性文字，巧妙地贯通中西，附以己见，倡导维新变法。其最核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等天演思想，无不渗透着精心考据的治学方法。面对“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6]13这一境况，严复为了让读者信服这一普遍性道理而觉醒，通过按语对此详加考证：
譬如美洲从古无马，自西班牙人载与俱入之后，今则不独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转成野种，族聚蕃生。澳洲及新西兰诸岛无鼠，自欧人到彼，船鼠入陆，至今遍地皆鼠，无异欧洲。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w灭旧种，今转难得。苏格兰旧有画眉最善鸣，后忽有斑画眉，不悉何来，不善鸣而蕃生，w善鸣者日以益稀。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至如植物……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6]13-14
这是《天演论》“导言四・人为”一节的按语，严复从动物界、植物界的残酷竞争推衍到人类竞争，通过马、鼠、蟋蟀、画眉、土蜂等此“蕃”彼“灭”的详细考证，告诫国人中国境况亦然，奋发图强则“蕃”，若靠眼前“区区人满”而不思进取则“灭”。
“沿流讨源”是严复另一种重要的考据方法，主要用于译名考订。当然，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所译西学多为“导厥先路”[10]vii的概论性著作，译文及按语“沿流讨源”性的考据不少，其特点是内容宏富，但言简意赅，便于开启民智。其中“一名之立，旬月踟蹰”[6]xiii式的译名更能体现严复“沿流讨源”的考据精神。严复在与梁启超讨论翻译的信件中认为，“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正因为如此，“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4]518-519严复译名不主张多造新名词，也不愿简单地沿用日本人的译名，所以“沿流讨源”、中西会通的考据就至关重要。这里仅举《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对liberty译名的考证为例。严复认为Liberty与freedom同义，而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相对。对此，严复把它译为“自繇”，同时考证了该词的中文内涵，即“不为外物拘牵”[11]vii，不褒不贬。所以“自繇”不是“放诞”“恣睢”“无忌惮”“放肆”“佚”“不法”“无礼”。严复进一步考证传统文献，认为liberty即“《大学》e矩之道”，亦即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中“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O花不自繇”的“自繇”。[11]vii-viii严复甚至刻意用抽象名词“自繇”以别于“自由”，尽可能为译名的精确性提供更充分的理据。从考据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典型诠释。
三、“文章正轨”与中西辞章的会通
严复崇尚实学，同徐光启一样曾经批评传统学术最尚辞章，不求理实，慢险躁。但这并不是说严复翻译不讲求辞章，只是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就严复译介西学而言，他恰恰提出了很注重辞章的“信达雅”文章学翻译[15]5-6三原则：“《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6]xi“辞章存乎才”[7]351“文章正轨”说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译文充溢着其中西会通的情才、辞才及文才。
“修辞立其诚”语出《易・乾・文言》，后世把它引申为写文章的金科玉律，如《文心雕龙・徵圣》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碟，秉文之金科矣。”桐城派方苞和方东树重申“修辞立其诚”，正性情，注重内在情感的表现和抒发，因而这个“诚”也应该包括译者的性情。就严复而言，其翻译中“发于自然，达其至深而莫能自己”[16]132的性情至少有两大方面，其一是前文所论的“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这是学术之性情。如严复《天演论》自序对比了他对司马迁“《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前后两种理解：“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而读了西方逻辑学有关“内籀”（归纳）、“外籀”（演绎）方法后“如寐初觉”，发现《易》由隐而显就是演绎法，而《春秋》推见至隐则是归纳法。这种以西观中的新发现，是严复治西学之至乐，所以严复激动得“乃推卷起曰：有是哉！……其言若诏之矣”[6]ix。严复这种至乐自始至终贯穿于其译著之中。其二是“自了国民之天责”[4]517，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它促使严复把西学译介与晚清时局紧密结合，把自己的文章写入译文，对原文信息型文本加以情感化，取便发挥，托译言志。如《天演论》是严复“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8]250。《原富》针对传统士人以言利为讳的现状，以此书“指斥当轴之迷谬”[12]9，认为经济学近关“中国之贫富”，远系“黄种之盛衰”，因此翻译中每见原文与晚清时事暗合，就频繁附以己见，“丁宁反复，不自觉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12]13翻译《群学肆言》，针对斯宾塞所论传统“既坚甚完，其改制沮力，亦以愈大，而革故鼎新皆难，其物乃入于老死”这一共性难题，严复叹曰：“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10]49等等。严复译书以“诚”释“信”，可谓其以西学激发国民情感共鸣的“嘤求”[6]xii术，频繁展示了严复的抒情之才，与“达”之“达旨”[6]xi术、“雅”之“招徕术”[8]313异曲同工。
严复辞章的文章学翻译第二个要义是“辞达而已”。“辞达而已”一方面是维新派有识之士批评士人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以至于慢险躁;另一方面“辞达”又是翻译的文章学标准，重在达旨。对此，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观点十分明确，即“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但中西语言的诸多差异，按原文字比句次来译，“则恐必不可通”，译者只有“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6]xi。可见“辞达”的前提是“取明深义”，确保“达旨”，其具体方法是“互备”和“前后引衬”。达的基本标准可谓词不害意。下面以一具体译例对此加以分析：
Thus that 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 which we began by considering， is far from possessing the attribute of permanence.Rather its very essence is impermanence.... And in the living world，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cosmic process i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e competition of each with all，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selection， that is to say， the survival of those forms which， on the whole， are best adapted to the conditions which at any period obtain; and which are， therefore， in that respect， and only in that respect， the fittest.[17]34-35
因此，我们现在开始考察的植物界自然状态，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在生物界，这种宇宙过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生存斗争，每一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的相互竞争，其结果就是选择。这就是说，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说来，都是最适应于在任何一时期所存在的环境条件的。因此，在这方面，也仅仅在这方面，它们是最适者。[18]3
对比原文，该译文可谓“斤斤于字比句次”，突显了英语表层结构，遮蔽了文字背后的意旨。把“生存斗争”、“选择”置于分句之末，关键词不够突显，义理也有“愈益晦”[6]viii之嫌。这是当代流行的“信”译，而严复译文特别注重吃透原文而后“辞达”：
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6]2-3
严复译文表面上达而不信，常常遭后人诟病，这里姑且不论。但从“辞达”的文章学视角来看，严复先是提炼出“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之天演，再由天演为体推至其“物竞”“天择”之用，行文由总而分，逻辑性强，前后畅达。严复以“物竞”“天择”作为话题，以“……者……也”句式对两个概念加以解释，前后相互引衬，内涵明晰，原文义理“得严子乃益明”[6]vi，可谓严复练达之辞才。
文章学的第三个要义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译文要有文采，有表达力，否则不能传远。严复把“雅”引入翻译学，肯定了文章学传统对翻译的文采要求[15]6。梁启超曾批评严复“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8]267，对此，严复则不苟同：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4]516-517
从这段话来看，严复讲究“文”有两大原因，其一是“务其是耳”，这与严复崇尚先秦儒学、老庄哲学有关，主张只有“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才能会通原文之“精理微言”[6]xi。其二是以“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为理想读者，译文文笔自然要考虑“声之眇”“形之美”“辞之衍”。为此，严复甚至“字字由戥子称出”[4]969，译文每每屡易其稿，以求“垂久行远”[4]527。正因为如此，原书“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而严复“雄笔，真足状难显之情”[8]254，甚至“VV与晚周诸子相上下”[6]vii。纵观严复译著，其文笔擅长师法《史记》、诸子散文、桐城派等笔法以及佛书体、八股偶比等，译文“以瑰辞达奥旨”[31]17，文学化明显，讲究骈散杂糅、沉郁顿挫、文理密察，可谓富有字字珠玑之文才，其得失利弊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语
严复西学译介不是狭义的语际翻译，而是会通中西的学术方式，贯穿着义理“反证”、“敦崇朴学”和“文章正轨”等治学“三面说”。章学诚曰：“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徵实存乎学”[7]351，“识”“才”“学”可谓译者专业素养的“三备说”。“三面说”和“三备说”有助于重新认识严复的治学理念、译介思想与翻译方法，有助于反思当前学术经典译介中存在的义理晦涩、考证肤浅、语不成文等不良现象，对学术翻译的输入、输出如何更有效地会通中西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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