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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考工记》 画缋 刺绣 考证
一、辩考
《周礼・考工记》云“画缋之事”,曰:“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缋之事后素功。”①
文中论及“画”“缋”与“绣”,梁朝以降以玄注为准。玄有注“缋以为衣”“绣以为裳”②,典出于《尚书・益稷》中舜帝对禹之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③。此后就有了“衣画裳绣”的十二章服制之说,成为后世王服之规④,并把“画”解作“描画”,“绣”解作“刺绣”,遂孔颖达疏“凡绣亦须画,乃刺之,故画、绣二工,共其职也” ⑤。
然而,正如当代学者顾颉刚等人所言:“这些古代服饰,注疏家说法还有种种不同……而且主要载于《周礼》,则所谓舜、禹、皋陶时期究竟怎样,是无法说了” ⑥。尧舜生于三代之前,谓上古时期,彼时是否有可以在衣服(布帛)上描画线迹的工具值得存疑。史料证明,我国用笔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⑦,在此之前无论是书还是画都是以“刻”的方式而作,例如岩画、甲骨文或是竹简。虽然有论者提出早期陶器上的纹饰似用毛笔所绘,但并未有定论,较为可信的说法是用刷子所涂⑧,而显然衣服上的章纹不大可能用刷子涂抹的方式做成。所以,不能简单地以后人的认知概念来解释上古所说的画缋之事。
画,《尔雅》释:形也;《说文》释:界也。孔颖达疏:“缋,犹画也,然初画曰画,成文曰缋。”⑨相对于“成文”,“初画”即开始画,是动词,意为分隔界线,通今之“造型”之意;缋是名词,是画的结果,意为纹饰图画。而《考工记》中所说的“绣”并不是后人所指的刺绣,“五采备谓之绣”,强调的是色彩丰富,青赤白黑黄齐全就叫做“绣”。据此解读,这里的画、缋、绣应该是指平面造型艺术的三个状态,即造型之行为、引单色线而构形、施五色线而成绣。“缋”指的是构成图形的内外廓线,有五种单色,即“杂五色”,每种颜色都指征确定的方位:“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孔颖达疏:“举六方有六色之事,但天玄与北方黑,两者大同小异。言天止(只)得谓之玄天,不得言黑天。”闻人军解释:“布五色的次序按尊卑来定:先东方之青,后西方之白;先南方之赤,后北方之黑;先天之玄,后地之黄”。⑩说明“缋”是单色纹饰,有象征身份之意。所以缋不仅画于衣,“又画于旌旗也。”而绣则是文(青与赤相杂)、章(赤与白相杂)、黼(白与黑相杂)、黻(黑与青相杂)齐备的“纹彩”,即“彩缋”,因而有“凡黹与画之五采备者,皆曰绣也”之说。
继之而来的问题是,“缋”是怎样被画于衣的?这个问题各种文献均未详论,那么就先从被论及的刺绣说起。刺绣这个说法来自于玄注《尚书・益稷》中的“绣”,郑云“读为黹。黹,也”?。黹,《说文》释:箴缕所衣;,缝也。段玉裁注:箴当作针(针),以针贯缕衣曰黹。也就是说,用线穿在针上刺缝就是黹,而用五色线刺缝就是刺绣。郑玄以为“绣”就是刺绣。然此说未必确当。
“缝”之工艺,旧石器晚期业已产生。缝,最初只是为了连缀兽皮制成皮衣,只具单纯的实用功能,但是到了尧舜之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用针引线在布帛上穿行可以形成线条而成“文”,使得缝产生了文化功能。这应该就是刺绣的起源。可见在三代之前,除了用“刻”和“涂”的方式产生“文”,另一种方法就是“黹(缝)”。“黹”的早期甲骨文字形是折线形“ ”?,采用的是“六书”中的指事法,意指“黹”可以形成线条。显然,在刻、涂、黹三种成缋方式中,于布帛之上形成图案针黹是最为简易和巧作的,故而可以推测,舜禹时代的所谓“衣画裳绣”中的“缋”和“绣”都是用“针黹”的方法,也就是刺缝的方法,只不过是“缋”用单色线,“绣”用五彩线而已。当然“缋衣绣裳”的针黹与缀缝衣服两者在针法上可能略微不同。一般缝衣,用直拱针平缝,缝出的针脚是不连续的,而作为“缋”和“绣”的缝,为了得到连续的线段,使用的可能是倒针缝之类稍微有所变化的针法。
据此考究,即可看出孔安国对“绣”的解释较郑玄更为近理。孔颖达疏《周礼・司服》:“‘绣’者,孔君以为细葛,上为绣;郑君读为黹,黹,也,谓刺缯为绣次。”?这里的区别是孔安国认为“”是细葛布,而郑玄认为“”就是黹。“”自上古就是指葛布中精细的品种,《诗经・葛覃》有“是刈是C,为为,服之无尽薄!妒芳恰の宓郾炯汀酚小耙⒛舜退唇衣与琴”,《史记・夏本纪》也有“贡漆、丝、、”之句,说明在当时是上品衣料。根据古人的阴阳观,衣与裳应是阴阳相对。“衣是阳,阳至轻浮,画也轻浮,故衣缋也。裳主阴,刺也是深沉之意,故裳刺也。”这是孔颖达用阴阳观解说“衣画裳绣”,正好可以用来合理地推测,实则也应是“丝衣裳”――丝绸是轻的,主阳,布较为质重,主阴。而且正是因为“缋”和“绣”都是用针黹的方法,所以无需特地说明。反而郑玄把作为黹的解释显得有些牵强,特别是“刺缯为绣次”之语似难圆说,缯是丝织物的总称,如果衣和裳都用丝织物显然有违古人的观念意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阳两立可谓头等大事,垂衣裳而治世的先圣又岂能忽视衣料的阴阳相对呢!
至于郑玄何言“凡画者为缋,刺者为绣”,乃是由于时人对客观事物认识所限。郑玄生活于东汉末年,当时在丝帛上作画应是易行且较为普遍之事,这从西汉墓葬中出土的精美帛画中可见一斑,但是时人对于远距两千年以上的舜禹时代如何作画于布帛并不清楚,也无从考证,只能以当世之方法论远古之事迹。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文化进步的历程,即便后人了然上古之事理,想必也不会墨守成规地拘于以刺缝作缋吧。
二、说“绣”
在“画”“缋”“绣”这三个字中,前两个字的古今意思基本相通,只是“缋”作为绘画的意思在后世用同音字“绘”,而作为“布帛头尾”的织余和画工的含义已经不常用了。唯有“绣”这个字眼有很大的变异,从“五采备谓之绣”一个言说色彩的名词,演变成专指“刺绣”技艺,这其中隐含着中华文明蜕嬗发展的历程。
以往关于刺绣的起源有种种论说,尤以“纹身说”广为传播?。但据格罗塞的研究,“几乎在全世界的低级文化阶段上,都曾有过昂郏scarification)或纹身(tattooing)的历史”?,为何独有中国产生了刺绣技艺?说明纹身并不是引发刺绣产生的直接动因。实际上更为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刺绣的起源与我们祖先的观象意识以及黹缝工艺有密切关联。一如格罗塞所论:“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民族,艺术都是一种社会的表现”?,社会的表现即观念意识和物质技能综合的产物。黹缝从最初实用性的缝缀衣服转化为刺缝表达观念纹饰,必定先是由最直接的黹缝经验出发,而“予欲观古人之象”的效法先人取象寓意则是本质动力。从人类实践历程看,任何一项成熟的艺术类型或工艺,都是伴随着精神和物质的交替进步而实现的。古人象物制服以刺缝线迹成缋成绣,不仅使中国人对“线条的美妙”(傅抱石语)格外敏锐和钟爱,至隋唐之前的国画以线描为主,而且对于国人“超以象外”的审美观有直接影响。反过来商周以降用笔描绘的线条对刺绣针法的发展当也有激发作用。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觯上,黏附有锁针的刺绣印迹,证明至少在商朝就已经有了锁针绣(又称辫子股绣)?,而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弘伯墓的考古发现表明,西周早期的刺绣技巧已经相当成熟了?。有研究者认为,锁针绣是古人受编结渔网和陶器纹饰的启发而生?,此说也许有些道理,但是更直接的诱因可能是受毛笔线条灵动而畅爽的视觉刺激,因为刺缝针迹而成的单线条有纤细柔弱和拙滞之感,从而促使刺者思变。不管新的针法是怎样产生的,后发而成的半环相套的锁针绣显得纤密而婉转,成为刺绣艺术的经典针法。它说明先民并不满足用刺缝的方法缝出线条,而是在不断地寻找更好的表现手法,丰富刺缝语言,最终使得刺缝脱离了简陋缀缝的单针线迹,成为独立的刺绣艺术。
可以推测,“刺绣”一词应是在战国中晚期或之后出现的。当商代有“笔”问世以后,就真的可以在衣服上画缋了,这显然较之以针刺缝纹饰更加省事。但受制于当时矿石颜料的色彩不如丝线的颜色丰富(文物考古证明,战国中晚期的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刺绣品所用绣线颜色达十几种?),也可能是由于刺缝的工艺比用笔描画要费功夫,既然费工去刺缝当然要五色俱全。总之在长期实践中,刺缝总是用五颜六色,也就是说刺缝一定是多彩的“绣”,凡刺必绣,久之自然就有了“刺绣”之说。但这种论点显然还不够严谨,论证并不充分。因为从认识论来看,一个概念的产生必定要有确定的事实相对应,“刺绣”这个词是作为一个实指的定义出现的。罗素说:“‘实指的定义’定义为任何一种‘人们无须借其他的字而学会理解一个字的意义的方法’”⑴。如果黹缝没有发展出新的标志性的针法,只是用多彩的丝线去缝,那么由于用彩色线既可以缝缀衣服也可以缝制纹饰,就无法做到“无须借其他的字而学会理解”,也就是说“刺绣”的出现一定有确实的事物与之对应,而“最早阶段的实指的定义需要某些一定的条件。环境中一定要有一种引人注意、明显易见,在情绪上引起人的兴趣和(一般说来)经常重视的特点”⑵,这个“明显易见引人兴趣”的特点就是锁针绣针法的出现。新针法的出现并不是即刻就得到新的定义,而是在新针法有了一定的普及之后,所以“刺绣”的说法应稍晚于锁针针法的出现。
这个观点和古代典籍上的用词情况基本吻合。《史记・货殖列传》言:“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论衡・程材篇》记:“齐郡能刺绣,恒女无不能”,说明至迟在秦汉之时,“刺绣”一词已与今天同义,绣也转义等同于刺绣成为一类技艺的名称,西汉马王堆出土文物中已有“长寿绣”“乘云绣”“信期绣”等名称。而在较早之前的典籍中没有发现“刺绣”的说法,常常用“文绣”一词。“文绣”虽然也有所特指,但更多的是泛指华贵和艳美的服饰。例如《管子・轻重甲篇》:“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墨子・非乐》:“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孟子・告子章句上》:“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等。
而后世又常直接用“绣”作动词,例如人常说“她在绣花”,而不说“她在刺绣花。”故郑玄对“衣画裳绣”的误解犹可谅解,而唐人孔颖达“凡绣亦须画,乃刺之,故画、绣二工,共其职也”之言自是合乎事理。
三、余论
“鸟迹代绳,洛书河图”,在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向有书画同源之说。而绘画和刺绣也深有渊源,可谓同宗。“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有虞之绘,黹而成之。黹作,不仅可以引线成“缋”还可以添彩成“绣”,并最终导致毛笔作绘和刺绣技艺的产生。
福西永曾经用隽永的文字阐幽艺术形式的生命之源:“有机的生命设计出了螺线、球形、回纹和星形……但这些形状一旦侵入了空间和艺术特有的材料,即刻便获得了全新的价值,导致了全新的体系”⑶。仰观俯察之举没有把炎黄部族引向唯一追寻外在世界奥秘的科学之途,却成就了中国人表达内心情怀的独特艺术形式和哲学观念,想来这和华夏之祖更早期的发明脉络相连。山顶洞人磨骨成针,骨针所引线缕,穿越历史长河,引出了缋引出了绣,不仅成尧舜垂裳治世之功,进而甚至可以大胆揣测,毛笔的发明也极有可能是受到针形的启发。一般认为,毛笔是由刷子演化而来的,且不说笔的制作工艺,单从外形上看,刷子的前端毛发(纤维)是平齐的,而笔则是尖的,后世有论“制笔之法,以尖、齐、圆、健为四德”,“尖”居首位,毛笔的一切功能特质皆出自“尖”。有人问,全世界都有刷子,为什么独有中国发明了毛笔?无论从时间顺序还是事物逻辑上都有理由推测,笔与针背后的关联,而其中介物也许就是缋绣――当舜之后人以黹作成缋成绣时,一定还在寻求更为巧做的方法,试着用刷子涂缋于布帛,在无数次的失望中,终有一天想到把刷的前端做成针一样的尖形,于是“即刻便获得了全新的价值,导致了全新的体系”,中国视觉艺术的洞天石扉就此訇然中开,从此艺术之清泉潺潺远流。
试想,如果我们的祖先从不曾用针黹作缋作绣,那么还会有帛画和刺绣的产生吗?还会有中国书画艺术的产生吗?“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中国的绘画和刺绣技艺以及其他传统工艺,正是这一方沃土上天时地利与人杰的造化,是华夏文明之瑰宝,值得子子孙孙千百次回望探微,世世代代相继传承。
(注:本文为以下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2011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岭南民族民间艺术教学资源的开发、重构与利用”,项目编号:GLA102054;广东省“十二五”哲学社科规划课题“广绣艺术传承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GD12XYS05;2013年度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提升校内导师指导力的地方高校艺术硕士培养机制的研究”,项目编号:2013A033。同时,本研究得到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基地的支持)
注释:
①⑩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24,56.
②⑤?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15,1115,551.
③?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6,119.
④黄能馥,陈娟娟.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115.
⑥顾颉刚,刘起D.尚书校释译论(第一册)[M].中华书局,2005:424.
⑦刘恒.中国书法史(第2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209.
⑧赵勋懿.论毛笔之起源[J].青年文学家,2012(8).
⑨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98.
?沈建华,曹锦言.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52.部首133,编号3744.
??孙佩兰.中国刺绣史[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5.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7:56, 42 .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M].文物出版社,1985:104.
?英兰.中国刺绣针法起源研究[J].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98年(3):20.
?李也贞.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J].文物,1976(4):60.
余秀华范文4
关键词:休闲文化 市民精神 生活方式化 深度休闲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4(b)-0233-02
成都以休闲闻名,但是如今面临毁誉参半的境地,一句“少不入川、老不出川”,既可解读为成都休闲与宜居,也时常被用来批评成都人的懒散、不思进取。2000年的一场麻将诉讼官司更是将打麻将扩大到一场全民讨论之中,并形成褒贬不一的看法[1]。在此基础上,引发了人们关于成都休闲文化的思考,以及如何看待成都人的市民精神。为此,该文将以成都为例,探讨休闲文化和市民精神之关系,以及发展休闲产业的现实问题与要求。
1 休闲:以自由的视角再审视
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经济增长本身不能被看作发展的目标,发展必须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2]。休闲是一种生活方式,发展应该以服务于自由和休闲为目标,然而 “发展主义至上”的现实中我们追求的是发展本身还是发展的终极价值?如今现代性的发展虽然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却又无限度扩张了人们的欲望,幸福感降低。因此,当以发展为目标,个体“劳碌一生”的现实下,应该重新建构休闲的现实意义,休闲文化的建构应该坚持和谐、公平、有效率且有道德的休闲理念。这样一方面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具有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建构积极乐观的市民精神和市民文化也增益颇多。
首先,休闲文化可以促进消费和带动休闲产I的发展,可在无形中建构消费需求和消费环境,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在城市居民的消费欲望增长中,休闲消费的增长是最快的、最迅速的[3],而休闲消费又会转变成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休闲文化的建构对于城市社会管理意义重大。快节奏的生活、高强度的工作,生活空间不断被挤压已经构成主要的社会图景。与此同时,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鲜明化,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等,使愤懑、嫉妒、怨恨等恶性情绪充斥于个体生活之中。这种失衡的社会心态,如果不谨慎加以处理,将可能演变成群体性失范,威胁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创造休闲文化,坚持和谐、公正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排解社会怨气,稳定社会秩序,较好地缓解个体的社会焦虑与压抑,实现维护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
2 成都:休闲文化与市民精神
休闲文化对于市民精神和市民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市民精神,是城市文化和市民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淀的精神财富,是市民价值观、人格和心理品质以及风俗习惯的融合和凝练[4]。对一个城市来说,市民精神集中表现了市民在一定的客观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建构自己生活的独特方式,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独特性格和文化特征[5]。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自古以来物产丰饶、人民安居乐业,造就了成都所特有的市民精神。
成都茶馆的众多与廉价,使得大家都愿意去茶馆,形成了特色的茶馆文化。茶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公共空间的作用。作为最普遍的休闲空间,具有平等和亲民的特质,在这个空间中,没有因为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差异,也很少有空间内部的区隔,凡进入这个空间的人,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素未蒙面的人,都可以一起娱乐或讨论,充分发挥了平等、自由的作用。成都作为“最不排外的城市”之一,在平民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开放与包容的市民精神,这种精神的外在表现为对外来移民的接纳与欢迎,对创新思维和事物的接纳与认同。这种平等、开放与包容的平民意识所带来的凝聚力,才是其吸纳人才,凝聚人心,历千年而不衰的根源所在,也是推动其创新发展的根基。
这种特殊的市民精神不仅推动了成都经济产业的发展,也构建了成都特殊的文化。成都人始终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更知道如何把握人生的真谛,他们清楚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生命的圆满与和谐,这也与该文前段所指出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核心思想一致,强调了自由才是人的最高追求。
3 成都休闲文化建构的现实与要求
当前,成都正在构建“休闲之都”,打造基于本土文化的休闲文化品牌。但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休闲文化品位不高、休闲生活过于单一的问题。
首先,成都的休闲文化以茶馆和麻将为主体,这在客观上消解了休闲的意义与多样化。此外,成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嗜麻”现象,沉迷于麻将活动也消解着人们对于多元意义的追求。个体休闲时间具有既定性,如果沉迷于麻将与茶馆,其他拓展性活动时间将受到挤压与排斥,不利于个体全面健康的发展。
其次,成都的现代休闲理念不足。目前成都较为流行的传统休闲文化都是静态的,如喝茶、闲聊等,但是这种传统的休闲理念与成都要建设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要求不相符合。“世界田园城市”要求生态之美、活力之美、健康之美、和谐之美的城市精神风貌。城市休闲的建设中,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等较多,发展现代性的健身休闲设施却较少,缺少倡导读书等具有思想性和文化气息的休闲方式及其配套设施。这些都表明成都在发展休闲产业时,对于新兴的有活力的休闲方式认识不足、实践不够。
因此,如想打造现代宜居城市,实现持续发展,成都休闲产业必须要走出这些误区,在休闲文化建设中应着重处理好高雅与通俗、多元与同一、现代与传统、精英与大众这四对关系。休闲产业的发展应该以高尚化、树人化、生活方式化为原则,从理念和实践两个维度,来打造优质的休闲产业,同时也以此来推动休闲文化与市民精神的发展。从理念来讲,成都以平等、开放和包容的平民文化而著称,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应尤为保持其特色,且应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贯穿其市民文化思想。从实践而言,休闲不应仅仅重复简单无意义的喝茶打麻将,还应该提倡阅读、运动等积极休闲方式,这既符合休闲文化的道德意涵与时尚要求,又符合高尚化、树人化和生活方式化的休闲理念。同时,休闲旅游上可以开发传统民俗类的资源,实现休闲、教育等功能的结合,实现休闲时间的深度利用,达到休闲的宽度和深度的融合。
参考文献
[1] 王迪.成都麻将讼案引起的思考――城市日常生活中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冲突[J].南京大学学报,2014(2):61-75.
[2]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于宙.浅析休闲文化对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以成都为例[J].魅力中国,2011(17):52.
余秀华范文5
1.知识与技能目标
(1)识记:解决道德冲突的途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修养的含义;
(2)理解: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修养的关系;
(3)分析:当代中国青年为什么要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两则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引发广泛关注的道德冲突的视频,从而提高学生明辨是非、比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得他们能更加自觉地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修养。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框题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正确对待现实的道德冲突,并在冲突当中自觉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努力在学习和生活中逐渐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
【教学重难点】
重点:思想道德修养与科学文化修养的关系。
难点:如何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
【教学策略与手段】
把政治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在一起,学生通过网站自主学习为主,老师引导点评为辅。通过观看视频,层层设问,让学生在课堂中讨论、思考和领悟。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登录网站,打开网页。
教师活动:开场白。当你看到别人遇到困难需要救援时,救还是不救?这原本不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乐于助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佛教里更是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说法。可是时至如今,“救还是不救?”已经成为全社会敏感的问题了。
组织学生观看《2011年佛山小悦悦事件》视频,引导学生思考并讨论两个问题:(1)你觉得那18个路人为什么会对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视而不见呢?(2)救还是不救?如果你当时恰好路过,你会怎么做?为什么?
学生活动:观看视频,思考并在留言板上发言、交流看法。
设计意图:通过观看视频、交流讨论,点评各方观点,引导学生对现实道德冲突问题的积极思考,在体验中获得真知,从而推动道德认知的发展。
教师活动:点评总结。对部分学生的观点和作出的选择作点评。小悦悦事件的出现,我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反思。这件事的发生要引起全社会每个人对自身的反思,对道德的拷问和对善良的呼唤。借用广东省委书记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
二、新课教学
问题引导、自主学习。
教师活动:组织学生观看视频《2009年感动中国特别奖――何东旭、陈及时、方招等勇救落水儿童的大学生集体》。
学生活动:观看视频,通过留言板发表看法,谈谈感受。
教师活动:针对学生的发言,引导升华情感。即使小悦悦事件让我们心痛,我们也不应该就此坐叹“世风日下”,甚至“随波逐流”。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的热心助人、甘于奉献、坚持善良的人。我们刚刚看到的勇救落水儿童的大学生,他们展现在别人遇到危难的时候毫不犹豫出手相助的责任和勇气。还有生活中涌现出的“最美”,他们不求名利,救人于危难,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向我们传递着真善美。让我们记住这些平凡的善良与感动,向他们的良知善行深深致敬,同时反躬自身,心存爱心,自觉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设计意图:通过正面事例的引导,使学生领悟到道德的力量,看到人性的光芒,认识到作出正确选择的重要性。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思考下面四个问题,通过这些问题自主学习相关内容。
(1)当今社会,道德冲突存在的原因有哪些?你认为面对现实的道德冲突,解决的途径有哪些?(2)路人的冷漠跟自身的素质是否有关?你觉得人的素质应该包括哪些方面?(3)18名路人、拾荒阿婆陈贤妹和勇救儿童的大学生相比谁的素质更高呢?思想道德修养与科学文化修养之间有何联系?(4)作为当代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应该怎么样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呢?
学生活动:按照以问题为线索思考并自主学习相关知识,最后完成相应的练习。
设计意图:通过问题的设置,把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通过对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
三、知识梳理
教师点评,归纳整理。
教师活动:点评归纳教材知识点,组织学生做好笔记。
学生活动:一边听点评一边通过网站里的典型事例来帮助理解消化重难点。
教学意图: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难免知识点有所遗漏和不解,通过教师适当讲解,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能够帮助学生区分易混知识点。
四、课堂练习
小试牛刀,巩固成果。
学生活动:自主完成网页中的习题,提交后系统会自动判断正误,给出分数。
教师活动:针对错误率较高的给予评析。
设计意图:可以较好地检验和巩固本节所学的成果。
五、课堂小结
理清思路、构建体系。
设计意图: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使所学知识系统化。
【教学反思】
余秀华范文6
关键词:休闲;和谐文化;区域映象
一、休闲与和谐文化的一致性
休闲是一个很诱人的字眼,它不仅是人生的一种自觉,也是人生生活态度的一种自觉。休闲作为人的生命的自觉,与生命不可分割,是生命的创造,是生命的自由,也是生命的和谐,是人之所以为人,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最大价值。
从个体生命的意义上说,休闲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精神)属性相互作用的和谐状态及其层次的提升过程和境界,“休闲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和谐,人的社会属性的和谐,人的意识属性的和谐,以及这些和谐之境界不断提升的状态。总之,休闲是人性之自然、人性之必然,是人性之整体的、和谐的和充分展开的存在状态和境界,是人性系统演化的趋势和目标。”〔1〕休闲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和谐、身心的和谐以及与大自然的和谐;和谐以及享受和提升这种和谐才是休闲的真谛。而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方式的一种文化,它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为一体,包含着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和谐文化的形成,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的自觉认识和向往,代表了一定社会主体的利益,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社会主体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水平〔2〕。可见,正确理解了的休闲,健康发展的休闲,由于符合休闲的人本特质,因而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天然的一致性。
现代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冲突,大而言之,人与自然的冲突而有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而有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而有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冲突而有精神危机,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有价值危机。这些冲突、危机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需要依和合文化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来化解,以达到相互的融合。和谐文化的这种明确的价值导向作用,内含着人们高度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念。小而言之,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可能面临的学习成绩的好坏、就业的优劣、工资的多寡、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冲突、情感的危机等,都会引起人的焦虑、烦躁、苦闷、忧愁、悲伤等情绪,导致精神紧张、心理不平衡。而休闲可以体悟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乐,“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宁静恬淡,“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的闲情逸致,这些和谐的闲适情趣不但可使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也可使失衡的心理安定下来,一切的冲突、失衡、无序,在这种情境中都能获得一种心情平抚、精神和谐的生命力量,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相互沟通、互融互济的人和天和的心境。
下面,我们试以云南休闲饮食文化为例,对休闲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契合关系进行阐释和说明。
人首先是一个自然自在的生命实体(系统)。休闲就是人的生命系统的一种自然自在的和谐趋势,是人的生命实体(身体)的一种健康状态,是人的健康意识系统能够自由地调配健康身体的一种状态,是人的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相互之间的谐调与促进,从而使人的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之间实现平衡并与人的整个意识系统形成和睦相处、协同作用的状态。对健康的追求是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的永恒课题。在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的阶段,人们梦寐以求的是财富,而今,当城市里的人们迈进了富裕生活的门槛时,人们对健康追求的欲望愈加强烈,对健康的呼唤似乎成了时代的一个热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人类身体健康下的定义是:“健康,不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虚弱,而且包括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在内的健康状态。”由此,我们可知现代人的健康不只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生理健康,还包括心理和性格健康。现代人表现出来的“亚健康”状态主要就由于人长期忙于工作、生活,精神压力过大,从而导致人的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内分泌紊乱,肌体内各器官功能失常。这既是工业化时代的一种现代病,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病。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防止各类现代病的发生,现代意义上的身心健康模式其核心是休闲,休闲是获得身心健康的主要手段,医疗仅是辅助手段。休闲是人们完成由传统的医疗健康走向现代身心健康的推进器,因为生命的潜能是需要在全面的功能发挥和正常运转中挖掘出来的。
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出多种多样的食物资源,众多的民族又有着各自的饮食习俗,两者的结合使云南的饮食文化彰显了其独有的魅力,对其色香味美的体验,实为一种美的享受、精神的陶冶。同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推动着社会进步,但也给人们的生存环境甚至食物带来污染。大量化肥、农药、激素的施用,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威胁。呼唤绿色食物,成为注重健康的现代人新的追求。云南绝大部分地区属山区、半山区,这些地方几乎没有污染,所出产的食物基本上是天然绿色食品。而且,云南自然环境优越,气候温暖如春,五谷、六畜俱全,山珍、“海味”均有,可供烹饪的食物种类十分丰富,所以在云南饮食中有“医食同源,药膳合一”的传统。纳西族的虫草鸭、贝母鸡、天麻扣岩鸽,汉族的天麻炖子鸡,当归药膳鸡等,都是药膳合一的代表,利于强身健体,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如茶叶,茶既是不可或缺的食品,也是天然的良药,以茶为药也可治病强身:糖茶益气健胃,盐茶消炎降火,醋茶止痢活血,奶茶健脾明目,所有这些都大合中医药疗不如食疗,药补不如食补的精神。云南的饮食休闲生活,使人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轻松欢快的状态中,随心所欲地享受云南民族饮食的欣慰愉悦,从而使体内的微观生命生态系统趋于平衡与和谐,实现生命的健康。
其次,个人的本质就是他在人生实践中所创造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运动变化的总和。休闲就是一个人与他所创造的这些社会关系的一种和谐状态,是人能够自由地利用这些社会关系条件充分发挥和展现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和状态。在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各种压力下成功生存,得益于这样一种生存战略,即想方设法以各种方式来缓解源自于工作和生活的重压。体力精神的疲惫是与劳动过程结伴而产生的。当人们完成相应的劳动任务以后,人们就要寻找生理和心理上放松的渠道,娱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有其自身的客观需求和内在魅力。在云南休闲活动过程中,人是活动的主体,追求的是参与性,体验的是愉悦和满足。其所带来的娱乐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一种对活动的愉悦感受和审美体验产生互动回应的和谐的生活状态。从饮食休闲生活来说,当我们做客云南壮乡时,主人总要捧出自家酿制的糯米白酒或大米、玉米清酒给宾客好友敬12杯,并为宾客唱敬酒歌,以表热情、尊敬。壮家人敬酒,劝酒恳切、礼貌、有分寸,言语委婉、诙谐、幽默,令宾客兴奋开心,舒缓抑郁、焦虑、精神紧张或疲劳,在笑声中达到全身心的放松。壮乡人敬一杯酒,唱一曲歌;敬两杯,唱两曲;敬12杯,唱12曲。敬酒词根据客人的身份和不同情况即兴发挥、现编现唱,歌词优美,情感动人。在这样的休闲生活中,人们使物质因素服务于自己的内在享受和发展目标,充分体现人的思想、精神、情感、价值等层面的状况或境界,从而在休闲娱乐中实现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提升自己的社会生活境界。
再次,人的意识属性是最为复杂的,它通过渗透到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中而支配和主导它们的活动和变化,深刻地影响它们的运动方向和发展目标。通过对休闲与人性意识之间关系的探讨,已经能够感到意识因素的无所不在,以及休闲本身对自然、社会因素等物质层次的否定和超越。实际上,休闲也只有凝练和提升到意识的层面才能实现和体现其本质。以云南休闲饮食文化而言,当你在建水、石屏的烧豆腐摊前,在开远沿街摆置的小卷粉配烧豆腐摊前,在品尝滇味小吃时,在寒冷的乌蒙山乡围坐火塘边从沸腾的吊锅里捞出长白菜、腊肉片、青蒜苗,从火塘边刨出烧土豆时,这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简单生活,同样可以使人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和美,同样可以使人获得身心的愉悦,体验自己身心合一时的融融内景。可以说,只要有休闲的理念和心境,那就可以时时处处享受休闲的快乐。休闲就是人在身心和谐的条件下实现自己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享受自身自然和外界自然的一种活动、一个过程,以及这种享受的内在愉悦和幸福体验。因此,休闲使人的情感、直觉和意志等各种意识因素充分展露和表达,休闲就是对那种和谐、纯洁和向上的情感的体验,以及在身心和谐状态下直觉洞察自身生命奥秘、洞悟自然宇宙至理的过程;这时,人的生命自身的和谐性、身心的和谐性、人与外界自然及社会的和谐性才得以凸现。
二、消费语境中休闲的异化
波德里亚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定义为消费社会。在这里,人们所消费的已不是物本身,而是它所表征的符号,这些符号的意义则仅仅在于建立差异,因此,消费社会亦可被简要地定义为差异的建构。基于这样的理论,当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所有欲望和本能的变化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的这一目标逐渐退隐时,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发生前提也就被异化为是建立于经济忧患解决了的基础之上的。
正如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我们选择致力于非经济目标的话,那么每周1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可以满足一个社会的需求”〔3〕(P100)。消费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经济目标逐渐退隐的整体语境当中。然而,“休闲与消费必然相联系”〔4〕吗?正如卡西尔所早已洞察的那样,人是符号的动物,而消费社会刚好是一个符号泛滥的社会。休闲亦不例外地被符号化为“不受生产性劳动的约束”〔5〕(P76),身处消费社会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符号系统,“他迫切地需要什么也不做,因为这具有社会区分价值。”〔5〕(P177)人们几乎已经不再去在乎休闲的实用价值,而是被其符号价值所左右,他们所关注的是休闲的象征意义——“我没有受到生产性劳动的约束”〔5〕(P176)。于是,休闲成为文化符号,成为消费的对象,同时亦成为责任和义务。弗洛姆早已对成为义务的消费行为做过如下描述:“在现代购物中心里,对顾客来讲,作为一个抽象的顾客他很重要,但作为一个具体的顾客则无任何重要性可言”〔6〕(P91)。休闲就这样被心安理得地异化了。
现代人对休闲的追求基本上离不开消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他们往往把休闲质量等同于服务的质量。而现代社会各种休闲服务则“具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市化的出现以及以物质商品生产为主要基础的经济模式的确立,为所有这些休闲服务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共同的前提环境。工业化使工作变得更有秩序,而时间便是安排这一秩序的工具。因而对大部分人来说,生活中工作之余的部分时间便成了‘自由时间’;他就像是一个空箱子,单凭典型的农民生活中的旧式游戏和礼拜活动是无法填满这个空箱子的。工业制度下的新型工作方式、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未规划的城市环境淘汰了以往的生活和休闲方式。”〔7〕(P10)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休闲首先不是一种个体行为,不是一种精神需要和文化追求,而是一个生产力的再生产和资源再分配的问题。因此也就不是个人的教养、喜好和选择问题,而是社会的统筹规划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意味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对于前工业社会中的民众休闲同样可作如是观。“农民们喜欢随心所欲的闲荡、喝酒或劳作,而且与精神娱乐相比,他们更偏爱感官上的愉悦。在欧洲和北美的成年男子和部分妇女的休闲活动中,赌博和饮酒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对这种偏好不满促使人们多次尝试着改革农民的休闲方式,因为雇主和管理人员们相信,要取得工业化的成功就必须改变这种习俗。〔7〕(P11)对于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文明水平和文化教养问题,但对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来说,这就是一个资源、结构、统计和规划的问题。不同的视角导致不同的社会方案。从当今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看,后者无疑更有实效,并与时代和经济发展潮流相适应,但从根本上,从劳动者和全民族素质的提高方面看,前者才是关键,因为,休闲的乐趣和享受得之于己与得之于人,其高下立判。
勿庸置疑,每个具体的个人总是处于某一具体的社会利益消费关系网络之中,休闲的物质量度当然受到这些利益关系的制约,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与休闲的质及其境界层次没有必然联系。从本质上说,休闲是非物质和非功利的,是人超越这些具体利益关系的局限和纠缠,开阔视野、广博胸怀的过程,是体验自己与整个人类和谐统一的状态,平等和博爱是这一休闲活动的核心理念。显然,整天陷入蝇头小利、斤斤计较之中的人,即使腰缠万贯,也做着类似休闲的活动,却不可能洞悟休闲的真谛,因而不能真正从中受益。对整个社会来说,休闲固然需要相当一部分人来经营相关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必然牵涉物质利益的调配,但这是外在于休闲的,不是休闲本身的固有之意,因而,即使整个社会,也不能着眼于物质利益的增进而发展休闲事业,甚至只把休闲当作产业来经营。只有淡化利益关系,休闲才有可能是现实的休闲、和谐的休闲。
三、和谐文化建设中休闲的回归与升华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和谐”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境界。而休闲不仅承载着文化、传播着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创造着文化。历史证明,没有生产劳动,就没有文化的基础;而没有休闲,则根本不可能有独立的文化方式和内容的存在。没有人民大众的充分休闲和健康休闲,就不会有文化的传播和创造,更不会有先进文化的传播及其主导作用的实现。
因而,人们对休闲的追求不能简单地约化为是对自由时间的追求,而是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不是追求获得更多的业余爱好或娱乐活动,而是追求超越繁忙的日程安排所获得的一种雅致与宁静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的休闲学家凯普兰(MaxKaplan)曾指出,任何一种特殊的活动都有可能成为休闲的基础;把无意识的社会角色所承担的责任最小化;具有自由的心理感觉;通常具有玩的特征,其范围可从不合理的和无意义的活动到重要的活动之间。因此,休闲是与比人类社会生活的其它氛围更放松的层面相关的实践和空间。人们在这种时空中能够悠闲自得、顾虑最小、感觉最放松。
另一方面,相比过去诸多时代而言,消费社会最为注重日常生活的美感,它着眼于生活细节,并力图从中发掘生活的整体意义。这样一来,消费社会暗暗指向了对单个人的关怀,延续这一路径,我们是可以致力于对人的本质性的回归的。而休闲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人得到恰如其分的自由与和谐,可以这么说,休闲从一开始就是人本主义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存在划分为“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个等级,它们体现出由低到高的价值和意义。当休闲意味着一种创造性的自由生活的时候,它无疑体现着最后也是最高的那个价值——自我实现的价值。事实上,消费社会已然借助大量对符号的消费而使休闲的确具备了一些“自我实现”的表象,而我们所热切期盼着的真正意义上的休闲只需要比在消费社会中时更优越即可,消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能够使休闲具备审美性、反思性和创造性,这种生活是肯定性的。在消费社会的路途当中,人们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逼近自由与和谐,拥有“在生活规范内做决定的自由空间”〔8〕(P20),亦即逼近真正意义上的休闲。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及,在未来的社会当中,劳动与休闲已经不再截然两分。鉴于休闲本身应是一种消费活动,我们并不可以回避它当中出现的消费成分,而在应然的休闲当中,消费不再具有任何神圣意义和特殊地位,它已成为休闲生活的一个部分,此时,消费社会及消费本身也达成了自由。也就是说,消费社会在拯救休闲的同时,也拯救了它自己。
综上所述,当我们走向休闲社会时,休闲不再是关于自由时间的消费,而是为了达到社会表现的目的来运用时间,是表现状态的活动。我们在休闲中所完成的,恰好是我们在工作中所要做的,休闲与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再是休闲时间的增减或劳动时间的增减问题,而是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的更基本的问题,超越为了劳动而休闲与为了休闲而劳动,或者说,超越休闲是为劳动服务与休闲是文化的最高表达这两种极端情形,从而完成休闲与劳动之间的合—分—合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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