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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莲曲翻译范文1
【关键词】音韵 意象 文化传播
法国象征派大师瓦雷利（ Paul Valery ）说过，散文是走路，诗是跳舞。柯尔律治说，诗是绝妙好辞的绝妙安排。这两句话都是从创作这个角度来谈诗歌的，将这两句话用在讲翻译中，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诗歌一直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是音乐性的思想，亦是对生活的批判。
诗歌是音乐性的思想，所以诗歌是有韵律的，又因为诗歌通常是指一说二的，所以意象的运用在诗歌中亦是经常见的。本文选取《西洲曲》中著名一段：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
为例，浅谈古诗翻译中的音韵与意象。
一、《西洲曲》的特点
（一）风格
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中称中国古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言有尽而意无穷。”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恰好代表了当时南朝诗歌清丽的特点。清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形容此诗“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
（二）手法
①接字，环环相扣，接字成篇，声情摇曳，而且节奏和谐。② 双关，莲即怜，这是一种同音双关。③采红莲，弄莲子，整首诗四季相接，表明了季节的变换，时序渐进。
（三）音韵特点
统一风格的音韵旋律，对整部作品情景物象与情感意蕴的表现起到烘托的作用。《西洲曲》匀称、富有轻快的节奏的韵律恰好给读者以婉转清丽之感。
（四）意象
在这一段中，主要的意象为“莲”。在中国文化中，“莲”是极其美好的事物，象征着纯洁、美好的爱情。 [2]在这首诗中，表现了女子对情人纯洁、忠贞的爱意。
综上所述，这是一首感情充沛、内涵丰富、表现手法多样的诗歌，如何翻译出它的这些特点和风格，显得尤为困难。下面，我们看两位译者的不同翻译。
二、Arthur Wiley 与 许渊冲不同翻译版本之比较
As she plucks the lotus on the southern dyke in autumn，
The lotus flowers stand higher than a man's head.
She bends down-and plays with the lotus seeds，
The lotus seeds are green like the lake-water.
Arthur Wiley
In south pool I pluck lotus red，
Which grows e'en high above my head.
I bow and pick some lotus seed.
So green that water can't exceed.
X.Y.C
许渊冲教授提倡“三美”，即“音美”“意美”“形美”，Arthur Wiley则主张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 “不可能不因声损意”“韵体译诗是弊大于利”，所以会有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指导下两篇截然不同风格的翻译。单从押韵看，第一个译本完全抛弃押韵，许译则为四句一韵。而原诗也为四句一押韵，正是这种匀称的韵律，使得整诗节奏轻快，给读者以婉转清丽之感。笔者认为，诗之所以为诗，韵律乃是其重要的特色和组成部分，因此，许译因其押韵而更胜一筹。
莲，Arthur Wiley和许渊冲将其直译为lotus. 莲在诗中指代女子对情人忠贞不渝的爱恋。西方，‘lotus'暗含‘die'之意。奈达的读者反应论强调使译文读者在阅读译作的时候和原文读者一样去理解和欣赏一个文本。[3]
许教授修改了译本：
In south pool I pluck lotus red，
Which grows e'en high above my head.
I bow and pick up its love-seed.
So green that water can't exceed.
莲子译为love-seed使读者产生直观的联想。这种译法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播了“莲”这一意象。
三、结语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过程中，即使是再高明的翻译也有不足之处，大多数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译的过程中只传达了表层意义，出现了韵律、意象的缺失，无法完全再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的目的和面对的读者群可以作为参考，当致力于传播文化，将意象的意义完整的表达出来，同时，从保留原诗风格的目的来看，韵律译诗也是应该提倡的。
中国古典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它的翻译需要译者一步一个脚印，字斟句酌，十分不易。也因此，古诗英译一直是并且会继续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许渊冲. 文学与翻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采莲曲翻译范文2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高的关注，“古典诗词”“传统文化”“文化自信”由此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比赛现场，不仅有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词纳入考题，还出现了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选手的身影，甚至有少数民族选手用母语朗诵了由汉语翻译而来的诗词。
诗歌是少数民族最擅长的文学形式之一，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诗歌中占有很重的分量。《中国诗词大会》为以少数民族诗歌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应当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点评嘉宾、满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
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
笔者：在前不久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敕勒歌》《长相思・山一程》等由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被纳入考题，藏族青年扎西才让、蒙古族姑娘包雪芳等少数民族选手参与竞争。我们惊喜于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词被吟诵、少数民族选手的出现，但感觉数量还是太少了。您对此如何评价？
蒙曼：我也有同感。与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诗歌中所占的分量相比，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少数民族选手、纳入考题的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数量的确有点少。
从古到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有很多至今仍广为流传。比如，人们熟悉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句优美的词出自元代文学家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元好问是什么人呢？他是拓跋鲜卑的后裔。又如，在《中国诗词大会》上，藏族选手扎西才让朗诵了《敕勒歌》，《敕勒歌》可以说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少数民族诗歌，它是由鲜卑语翻译而来的。再如，当今非常流行的一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它出自清代文学家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纳兰性德是满族正黄旗出身。还有仓央嘉措，许多年轻人都能背出一两句仓央嘉措的诗歌，虽然其中不乏伪作，但仓央嘉措的诗歌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是真实存在的。在北京、拉萨、成都、昆明等地，都有玛吉阿米餐厅。玛吉阿米是谁？她是仓央嘉措在诗歌中赞美的对象。在拉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慕名前往玛吉阿米餐厅，可以说玛吉阿米餐厅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餐厅。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并非不为人所知，而是在岁月的长河中，往往是日用而人不知罢了。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受惠于它，但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笔者：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诗歌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蒙曼：中华文明不仅是汉族创造的文明，也包括少数民族创造的文明。在文化方面，各民族都有自己所擅长的东西。比如，汉族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而诗歌则是少数民族最擅长的文学形式之一。少数民族诗歌中的经典《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并称“中国三大史诗”，它们既不是以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的形式存在，也不是以史书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诗歌的形式流传。
《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人最本真的状态。从本质上讲，少数民族文化还处于一种非常质朴的阶段，诗歌是少数民族表达自身感情的一种文学手段。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希望更多人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声
笔者：在今年的《中国诗词大会》上，出现了纳兰性德的作品《长相思・山一程》。您在点评时谈到，这首诗反映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这些古诗词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贯穿古今？
蒙曼：纳兰性德被称为“清代第一词人”，《长相思・山一程》是首次出现在《中国诗词大会》上的纳兰性德的作品。“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出关后对京城深深的思念。
满族人的“故园”在哪里？在关外。可是清朝建立之后，越来越多的满族人把京华视为自己的“故园”，反认他乡作故乡，这是最深刻的民族交融。
历史上，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在与汉族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慢慢地把中原当作自己的“故园”，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华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美的画面。
在录制《中国诗词大会》时，为了节省时间，对于别的老师点评过的诗词我一般就不多说了。可是只要是涉及少数民族的，我一定会多说几句。我觉得，不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少，而是我们没用好，应当有更多的人利用更多的机会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声。
笔者：《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选取的诗词主要是唐诗宋词，第二季范围有所扩大。从时间上来说，上至《诗经》、下至诗词，这其实覆盖了中华民族形成的整个历史时期。
蒙曼：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这种巅峰是从何而来的呢？是由南北朝文化交融而来的。南朝景色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北朝风光则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这些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样是讲爱情，北朝乐府《折杨柳枝歌》云：“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则云：“自从别欢后，叹音不绝响。黄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长。”
北朝犯质朴奔放的感情，结合南方乐府的格律形式与规范，才有了登上文学巅峰的唐诗。可以说，唐诗有大境界是受北朝的影响，唐诗有严谨的格律是受南朝的影响，它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
少数民族史诗体量大、翻译难
笔者：刚才您谈到，中国许多民族都有诗歌传统，《格萨尔》《玛纳斯》已经入选了世界级“非遗”名录。这些史诗都有汉语版本出版，可惜的是，它们在汉语世界都没有流传开来。您认为这一问题的成因是什么？
蒙曼：体量大、翻译难，是少数民族史诗在汉语世界难以流传的主要原因。
现在流传的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都是跟现代人的生活和感情比较贴合的。比如，仓央嘉措的诗歌短小精悍、直指人心，很容易流传。相比较而言，汉族诗人的作品情感表达委婉、含蓄，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情感表达则显得质朴、真诚、外放。这种外放的表达，与现代人的情感更为契合，与现代生活衔接的余地更大。
如果想让《格萨尔》也在全国流行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了。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格萨尔》，有120多部、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让大众一下子消化吸收一部2000多万字的史诗，不太现实。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到李白的诗，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静夜思》，而不是《蜀道难》。“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短短20个字，朗朗上口。相比而言，《蜀道难》显得太长了，史诗也一样。
笔者：对此，应该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蒙曼：可以尝试从史诗中抽出一些篇章，把精华提炼出来，找到史诗和现代人精神相通的地方。就好比大家接触唐诗都是从一两首绝句开始的，然后才看《唐诗三百首》《全唐诗》。
笔者：这会不会对这些史诗造成“断章取义”？
蒙曼：我们不应被“断章取义”的顾虑所羁绊。人的兴趣往往是从最初的触动开始的，有了兴趣才会有深层阅读，这就是所谓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笔者：翻译始终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大掣肘。您认为怎样才能逾越文学翻译的鸿沟？
蒙曼：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最难翻译的。诗歌有特殊的音韵美、意象美，而音韵和意象往往是最难翻译的东西。
1930年，于道泉编译、赵元任用藏语记音述评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备受瞩目。于道泉、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正是他们高品质的翻译，为仓央嘉措的诗歌在现代流行奠定了基础。
文学作品翻译讲究信、达、雅。现在的翻译往往是职业翻译，可以做到“信”，也许会“达”，但要做到“雅”就很难了，要想传递“诗心”那就更难了。少数民族诗歌需要诗人级别的翻译，需要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的、优美的汉语文本。
笔者：一直以来，少数民族史诗都是由专门的优秀艺人来演唱的，比如唱《格萨尔》的格萨尔艺人、唱《玛纳斯》的玛纳斯奇、唱《江格尔》的江格尔奇。随着时代的发展，传唱史诗的很多条件都不具备了，史诗还能口口相传吗？
蒙曼：在古代，诗歌能够流传下来，音乐功不可没。比如，《诗经》最初是靠民间传唱的方式流传下来的；“旗亭画壁”的故事，讲的是唐朝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3人打赌，看谁的诗在民间传唱得最多；“关西大汉尽唱苏学士”的故事，说的是苏轼让一位幕僚拿他的词和柳永的词作比较，这位幕僚说柳永的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轼的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可以说，《诗经》和唐诗、宋词、元曲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民间传唱的方式流传下去的，少数民族诗歌的流传也得益于这种形式。
今天，这种方式对我们仍有启发。如果通过歌、舞、剧等形式来表达，让诗歌传唱开、传下去，岂不是件好事？
传统必须拥抱现代
笔者：《中国诗词大会》着实让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诗词“火”了一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蒙曼：因为它借助了传媒的力量。媒体找到了一种大众接受、欢迎的形式，借助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广泛传播，其影响力一下子就爆发了。由此可见，传统必须拥抱现代，甚至要与未来衔接。其实，保护传统，是为了让现代人生活得更好。
笔者：这种影响力的爆发与大众的兴趣点直接相关？
蒙曼：的确如此。现代人传承的是自己觉得美好的东西。《中国诗词大会》为什么能打尤诵模渴紫纫蛭它是美的而不是说教的，以柔性打动观众。《中国诗词大会》当然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元素，但它并不是以道德说教的面目出现的，这就避免了观众一听到“说教”二字就退避三舍的局面出现。其次，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节目中出现的诗词，有80%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掌握的，这就有效地调动了观众的参与意愿。
贴合现代人的知识水准、情感水准，并且略高一筹，是一个好节目成功的秘诀。如果低于观众的知识水准、情感水准，会被观众看不起；如果无缝对接，那么观众倒不如揽镜自照；如果略高一筹，那么观众踮起脚尖向上够的过程，其实就是进步的过程。
笔者：您认为《中国诗词大会》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蒙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形式。过去，少数民族文化输出形式是传统而单一的，出什么产品就得接受什么产品。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输出也需要供给侧改革。要用人们喜欢的方式推广，并且得到有效的呼应，这样才能实现传承和发展。
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文化自信
笔者：春节前，中央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要求，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版图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从而树立文化自强、自立、自尊、自信的意识？
蒙曼：少数民族对于中国的重大贡献在哪里？一是疆域贡献，二是制度贡献，三是文化贡献。
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绝对不是边缘的。没有少数民族，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制度就建立和发展不起来。古代中原王朝的制度设计，几乎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面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民族不断进入中原地区，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中原。对此，中原也不断磨合出新的制度、新的文化，于是才有了中国今天的样子。
应该说，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自信；制度自信，是包括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制度在内的自信。
目前，对于少数民族的贡献，我们还没有梳理清楚、没有讲清楚，这就需要民族工作者加强学习、研究，媒体加强宣传。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应该充分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因为所有的公共话题都是与少数民族相关的。
笔者：现在一说起少数民族文化，似乎就是唱歌跳舞。您认为应当如何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
蒙曼：歌舞艺术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强项，不能丢。现在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歌舞过于形式化了，应该在歌舞背后灌注更多深层次的、属于文化精神的内容。
2016年，中央民族歌舞团推出了舞剧《仓央嘉措》，观众反响非常强烈。这部舞剧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发出了在红尘与信仰之间该如何取舍的心灵拷问。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主流社会的一次成功对接。
采莲曲翻译范文3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
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
②参见《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⑤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⑦郁达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⑧《创造月刊》1卷1期。⑨《语丝》第82期,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5月版。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语,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纪弦《现代派的信条》,台湾《现代诗》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