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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蛙范文1
1.《蛙》从属于“高密东北乡”的历史空间
“莫言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高密县偏处胶东半岛一隅,土地贫瘠、民情朴陋。”[1]“高密东北乡”是莫言在文坛上开辟的独特的文学空间,代表着莫言的精神家园。莫言一直把“高密东北乡”作为他文学创作的根据地,在这个领域中纵横驰骋,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莫言心目中的高密东北乡,是经过他思想和感情过滤的高密东北乡,这个高密东北乡已经失去了农村的自然性,他不再富饶、静美、朴素和生生不息,它成了强悍与放荡的生命本能的释放场所。”[2]莫言塑造的“高密东北乡”,原乡的情怀与乌托邦的想象不分彼此,他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描绘出的红高粱族裔,开拓了历史想象空间的可能。莫言笔下那片火红的高粱地,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神秘,正是在这样充满想象的叙述空间里,演绎出魔幻般的传奇故事。莫言的新作《蛙》,仍旧以高密东北乡作为叙事背景,对姑姑故事的描绘是高密东北乡的又一个传奇。
2.《蛙》体现的历史重构的想象性
文学创作蕴含了作家创作的动机和灵感,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莫言的小说《蛙》,以作家蝌蚪的身份,叙述了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的故事。小说一开头,采用了类似传统说书的方式,向并不存在的“杉谷义人”和读者讲述姑姑的故事,并点明叙事的动机。杉谷义人和读者就成了隐含的读者,这种叙述视角体现了小说的想象性。
在谋篇布局方面,莫言采用了四封书信加一部话剧相结合的结构,语言朴实温和,人物的生活充满了戏剧化色彩。从全文来看,结尾部分的话剧是前四封书信人物的结局。前面四封书信的戏剧化成分充分体现了作者历史叙事的想象性,而作为结局的话剧充满了荒诞、戏谑色彩,如文中出现的高梦九、陈鼻的浮士德情结等,使作者历史叙事的想象性达到了。
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蛙》中的故事主人公姑姑是一个作者想象出来的人物。莫言的叙事方式类似于说书人的叙述口吻,按照历史时间的推进和故事情结的发展进行叙述,人物形象显示出平面化、虚构性的色彩。姑姑的故事随着国家政治话语的推进而发展,读者感受到的姑姑像一个平面人物,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是为了叙述的需要而设置的一个扁平人物。信的接收者彬谷义人先生也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物,是小说隐含的读者。在表现人性和人灵魂的过程中,作者假想了一个听众即彬谷义人先生,这样有利于展开叙述,向这样一个隐含的读者叙述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我”姑姑的故事,能够达到对人性的思考和对人灵魂拷问的深度。
二、历史重构的交错性
1.叙事线索的交错
小说《蛙》中主要有三条叙事线索:姑姑作为乡村医生的职业生涯叙事线索、小说中“我”万小跑的叙事线索、知识分子蝌蚪与杉谷义人书信交往的叙事线索。这三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共同重构着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小说中的这三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在一起,杉谷义人作为民族罪人向姑姑的忏悔、后来姑姑灵魂自发的拷问、蝌蚪对王仁美的死及陈眉代孕的灵魂拷问,共同书写着小说的主题,即莫言在历史重构中审视人性和人的灵魂的主题。
2.身体生命叙述与政治历史的交错
在《蛙》里,莫言以《蛙》作为小说的题目,“‘蛙’又被视作‘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使人间尽染生命的绿意。‘蛙’与‘娃’同音,难怪高密民间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是的,对生命的膜拜,应是命名为《蛙》的题中之义。”[3]小说以令人棘手、尴尬的计划生育作为小说展开的背景,把身体生命意识贯穿于小说的始终,体现了作家莫言强烈的生命意识。
在姑姑的大半生中,她忠心耿耿的执行国家政策,被称为“红色木头”。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国家鼓励生育时期,作者塑造的是一个根正苗红、热衷乡村妇产科职业、具有传奇色彩的姑姑;中间部分,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颁布,姑姑变成了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性人物,小说彰显的身体生命与国家政治的冲突对抗达到了极致;到了结尾部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松弛,姑姑开始对那些流产的婴儿产生灵魂的拷问,陷入了惶惶之中,借助民间艺人郝大手捏泥娃娃来减轻心灵上的罪恶感。小说的后半部分写道“没钱的偷着生,有钱的罚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4],体现出生命在国家政治的夹缝中总是顽强地生长着,身体生命与政治历史的交错性也得到了体现。
3.精英叙述视角与民间叙述视角的交错
小说的开头是知识分子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书信,蝌蚪把姑姑的故事整理成话剧给杉谷义人看。小说中蝌蚪与隐含的杉谷义人的对话,采用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叙述视角。蝌蚪写来自民间的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的故事,是把姑姑的故事讲给第三者杉谷义人听。剥离开纯粹的书信内容,蝌蚪为了叙述的需要,转换成了姑姑的侄子万小跑,这里叙述视角由精英知识分子的视角转换成了民间叙述者万小跑的视角。从作家莫言的创作形式来看,叙述视角的交错,使《蛙》呈现出书信体小说的结构特征,形成了莫言对书信体小说形式的创新。
三、历史重构的美学价值
1.历史重构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
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作家在创作时,童年的记忆总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作家的创作。洪治刚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既是人类记忆的产物,也是人类记忆的组成部分。一个作家,无论是在搜集材料、进行构思的前期准备阶段,还是在展示想象、虚构和抒情的创作过程中,他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走进记忆,揭开尘封的往事,接受记忆的邀约。”[5]文学活动是作家不断从记忆中提取材料,经过经验和情感的过滤进行创作的过程。由于现实的历史在种种因素下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根基,因此重构的历史空间无疑更为广阔和随意。从莫言的近作《蛙》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密东北乡依然是其讲述故事的策源地,但在‘走出’与‘回归’之间,作家正以恒久不变的人生主题揭示人性的本质及其现状,而伴随命运的与生俱来的孤独、沉重,正是可以跨越无限历史的可能。这一叙事使‘历史’再次成为莫言表演的舞台,并指向下一次历史的漂移与游弋。”[6]
2.莫言《蛙》的历史重构价值
《蛙》的叙述方式是作家蝌蚪以回顾历史的身份向杉谷义人描述姑姑的故事。莫言写的这部小说仍旧是发生在高密东北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家莫言自己的身影。莫言在创作小说《蛙》的时候,始终站在历史之外,审视过去发生的事。经过莫言的情感过滤与理性反思,他从人性和人的灵魂的高度对小说描绘的历史进行了重构,深刻的表现了小说的主题。而“文学对于记忆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不是倾心于它的客观性和实证价值,而是钟情于它的可塑性。可塑性勾起了创作主体对过去的热忱,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空环境,使虚构获得了某种必要的基石,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过去的想象和重构,包括以现时性的眼光对记忆的重审。”[7]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汪曾祺笔下的芦苇荡……都是作家对历史记忆的重构,从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体现出历史重构的美学价值。
四、结语
莫言一直在书写着他衷情的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里的人和事是莫言抹不去的记忆。莫言是个问题自觉的作家,从“寻根”到“先锋”,他一直在探寻小说书写的形式。但在莫言写作小说的过程中,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高密东北乡,他把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不尽源泉,那里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和可能。莫言从故乡的历史中汲取素材,以一种作家的敏锐提炼小说的主题,表现人性和人的灵魂。同时印证了“文学是人学”这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莫言在历史的基础上加工提炼,写出了人性的深度。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体现出了重构运用的想象性和叙述过程的交错性。历史是复杂多变的,也为作家重构历史提供了可能与新的高度。
注释:
[1]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2]南志刚:《叙事的狂欢与审美的变异》,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3]张勐:《生命在民间──莫言剖析》,南方文坛批评论坛,2010年,第3期。
[4]莫言:《蛙》,北京:山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5][7]洪治刚:《文学:记忆的邀约与重构》,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莫言小说蛙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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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C].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8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7.
[4]张萌.宋代诗画的美学意义[J].艺术百家,2010(8):232.
[5]〔宋〕苏轼.东坡逸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244-245.
[6]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73.
[7]李克.色彩感情的艺术分析[J].文艺研究,2004(5):145.
[8]莫言.透明的红萝卜[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9]莫言.说吧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集)[C].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286.
[10]孔范今.莫言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103.
莫言小说蛙范文3
野山参对于生存环境要求非常严格。它隐藏在海拔1000———2000米的茫茫原始森林中。而且要有一个乔、灌、草、藤兼备的植物体系伴生,各种植物的分泌物互相影响,相互维持,并在此环境中演化出自我更新的能力。它生长速度十分缓慢,每年平均增重0.5克左右,30年后才渐入成熟。生长越久的野山参,就会积累越多的活性成分,药性也就越高。同样体积的野山参,重量越轻的,质量就越好。一株参龄高达400年的野山参,出资千万,也难求一支。
甘于寂寞、缓慢生长的长白山野山参,使我想到,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
1955年,莫言生于山东高密一间破旧的土屋里。用老师的话讲,莫言长了一副气死画匠的模样。也因此,打小他就不太受人待见。回顾往昔,莫言说:“我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支撑着他度过那么漫长岁月的———是希望。直到他参军后,生命才开始有了新的转机。
莫言的写作是缓慢的,即便快,也是孕育多年的结果。
有批评家指责莫言,说他的《生死疲劳》43天就写了49万字,这是对文学不负责任的表现。面向媒体的镜头,莫言呵呵一笑:其实,当他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生死疲劳》里的主要人物就已经在他的生活里出现了。那时候,每天上午课间操时间,老师带领学生们做广播体操,总有一个小脚妇女拉着毛驴,毛驴脚上绑一块胶皮,拉着一辆木轮车,车后面跟着一个老头,从他们操场走过。这对顽固的“单干户夫妻”组合,留给莫言深刻的印象,这影像几十年来他都不曾忘记。
当开始小说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这组人物就应该成为小说里面的重要人物,由此可以产生一部长篇小说。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动笔,是因为他一直没有考虑好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写。
就这样,慢慢过了十几年。1980年,国家重新把土地分给农民。有一次,莫言回家乡。母亲打开家里的粮食墩,说家里当年收获了3000斤麦子,是当年时期的10倍。即使之后两年地里没有收获,家里也有馒头吃了,单干真好!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当年被人们认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老怪物夫妇”单干户,才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40多年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是该动笔的时候。2005年,从八月起,莫言最多一天写作1.65万字,平均一天只睡三小时,以喷涌般的姿势,突破了他自己写作速度的最高纪录。2006年,《生死疲劳》正式出版。2008年,荣获香港浸会大学第二届红楼梦奖,奖金30万港币,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4万元。
另一个例子就是《蛙》,《蛙》的写作过程亦是非常缓慢。
2002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经到莫言的故乡,见到了他的姑姑。他姑姑跟他讲自己当初的工作。大江健三郎说,莫言,你有一个姑姑,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一语如醍醐灌顶,莫言当时决定,要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与生育题材有关的小说。后来再见面时,大江就问莫言小说写出来没有?莫言回答,正在酝酿。这事,一直拖到2005年,莫言才动笔写出了一个初稿,因为当时没有解决好结构问题,后来就放弃。一直到2008年才写提纲,2009年9月正式出版。这部小说在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
飞速发展的社会形势,象一股飓风在裹挟着人们在生命的快车道上飞奔,想停下来,喘息片刻,那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如此疲惫不堪,到底追寻的是什么?
莫言不是一种“热”,因为和热相对的就是“冷”。有“莫言热”就会衍生“莫言冷”。其实,莫言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生活与处世方式,徐徐缓行,不焦不躁,不卑不亢,以不争而达到无所不争,以无为而达到无所不为。如同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如同清晨一朵花在风中绽放生命的芳华,如同深邃夜空,嵌着珍珠一般的星朵,自然、淡定、平常而不失韵味。灯下深读莫言,你能感受到他在人性矛盾中挣扎的屐痕,以及对社会乃至人生的考量。
莫言与野山参有相同的品质,只是所潜伏的区域不同罢了。在这个灯红酒绿,急功近利的社会大氛围下,人们急于表达自己,急于展示自己,唯恐与表现失之交臂。这些浮华的表象,待秋风乍起,即化为一片洪荒。而莫言有的是耐性,不愠不火,守住一片人性的清凉。57年,不声不响,慢吞吞地,象一头神牛,从中国高密红彤彤的高梁地中踏节而出,他笔下鲜红色的暗流涌入西方世界,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精神为之一振。当接到诺贝尔奖组委会的电话通知后,莫言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一直感觉诺贝尔文学奖离他非常遥远。他的一生只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作品中去。当记者问到他的庆祝方式,他乐呵呵地说,没有啥可庆祝的,晚上和老婆孩子包顿饺子,是最幸福的事。
莫言小说蛙范文4
莫言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主要作品包括《丰乳肥臀》《蛙》《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蛙》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莫言善于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面。他的作品通常都是避开时代问题,转而以故事的形式反思20世纪的中国,在故事中莫言还融入了政治因素以及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感。瑞典文学院对其的评价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不仅令文艺界沸腾,也令证券市场振奋。莫言获奖,其书籍销量必将在国内外出现井喷式增长,出版社能够获得丰厚利润;加上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的称号,概念的稀缺性和新颖性都吸引游资敢死队借风炒作出版传媒股。10月12日,两市小幅高开,传媒板块个股全线飘红,一度出现6只个股涨停的壮观奇景。
由于此前就有“莫言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预言流传坊间,出版传媒股在“十一”长假后的走势一直表现不俗。与莫言关系最“蜜”的新华传媒(600825)股价已在“莫言概念”的影响下连续多天股价上涨。10月11日当天,沪深股指双双以下跌收盘,两市出版业公司中,仅有新华传媒一家逆市上涨,涨幅为4.81%,周五开盘即告涨停。本周新华传媒累计涨幅18.67%。
2011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与新华传媒旗下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签订了《数字出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出版、发行为主的两大集团从此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打造数字出版产业。资料显示: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的成员单位,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是新华传媒大股东新华集团的股东,持有新华集团5.1%股权。
上海文艺曾出版过莫言的18部作品,几乎将莫言现有作品全部囊括在内。新华传媒则是全国最大的出版发行商,拥有可观的渠道。因此,如果莫言作品因获奖事项而销售火爆,公司也将随之受益。
除上海文艺出版社外,长江文艺出版社也曾出版过一部《莫言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上市公司长江传媒(600757)的全资子公司,2012年上半年,长江文艺为上市公司贡献的现金红利为915.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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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
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福冈亚洲文化奖
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的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
茅盾文学奖
莫言的《蛙》以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张艺谋(导演,执导莫言作品《红高粱》)
得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惊喜不已!二十五年前跟他在山东高密一起赤膊种高粱时,哪里想过今天?网友在微博上翻出我们以前的老照片,我看了非常感慨。这是个天大的好事,老朋友由衷地为他高兴。
霍建起(导演,电影《暖》改编自莫言作品《白狗秋千架》)
莫言善于用文字把对家乡的感受表达出来。作品有独特的魅力……他对于别人对自己作品的改编,很开明和积极。对我们没什么限制,就说“你们去改好了”。
白烨(文学评论家)
我之前说中国十年内出不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这次莫言能够获奖恰恰说明了评委会对文学标准的重视。莫言很大气,没有那种私人化的写作。他的作品关于人的命运、处境与人的关系,很深刻,很有力度。
路金波(作家、出版人)
我心目中比莫言还要更好的中国作家有:王安忆、严歌苓、贾平凹、实、金庸、余华、刘震云。总结下:1、莫言是中国顶级作家。实力强,但文字不好。2、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大事儿。3、当然支持莫言得奖。
莫言小说蛙范文6
但领奖并不是一场尘埃落定的嘉奖,而是一场纷争的开始。从新闻会上答记者问到文学讲座,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讲座到颁奖典礼的演讲,莫言此行的所有发言都在国内引起了强烈争论。
有关“母亲”
据新华社通稿,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开始,外界就在猜测莫言到了斯德哥尔摩到底要讲些什么。12月8日凌晨,莫言发表了名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在这篇演讲当中,最重要的线索是回忆母亲。母亲对自己的影响很大,这一点,莫言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到。在演讲一开始,莫言就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莫言说,去年,因为要修铁路,自己无奈迁移了母亲的坟墓。开棺时,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从那一刻起,莫言觉得母亲已经成为了大地的一部分,他站在这片大地上的诉说便是对母亲的诉说。
通稿显示,莫言关于母亲最初的记忆,是他失手打碎了家里的唯一一个暖水瓶。
当时,他因为害怕,躲了起来,但母亲最后并没有责罚他,而是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叹息。
而对于莫言来讲,童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看到母亲捡麦穗被打。他说,从母亲眼里看到了绝望的眼神。多年之后,莫言与当年那个打母亲的人再度相逢,莫言想替母亲报仇,但最后被母亲劝住了。让莫言最难以忘怀的,还有母亲对贫苦人群的悲悯之心。有一年中秋,莫言家吃饺子,每人只有一碗。一个老乞丐前来乞讨,母亲给了这个老人半碗饺子。而让莫言最后悔的事情,莫过于当年跟母亲去卖白菜,多算了买菜老人的一毛钱,莫言的母亲觉得儿子给自己丢了脸。
莫言说,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莫言仅用了83天,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在这本书中,莫言“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在卷首语位置,莫言也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因为相貌丑陋,莫言说自己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很多人都嘲笑他甚至还因此打过他。最后母亲开导莫言,让他多做善事,这样丑也能变成美。童年时的莫言非常喜欢听说书,听到后来自己也能说上几段,家人最后都成了他的听众。母亲很担心他将来靠耍贫嘴吃饭,于是提醒他少说话,笔名“莫言”由此而来。
新华社通稿称,莫言自己说,自己的故事起初都是他个人经历,是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虚构的。在诸多小说之中,最贴近他自己的是《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
除了把母亲写进小说,莫言的亲人和乡亲也都在小说中登过台。在小说《蛙》中就出现过姑姑的形象,不过,现实中的姑姑与小说中的姑姑完全相反,莫言做了文字化的处理,小说中的人物超越了现实。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莫言认为自己的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莫言强调,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
他还特别用《天堂蒜薹之歌》作例子,提出了“人的立场”:
“文学发端于事件但要超越事件的关键在于,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
关键的三个故事
莫言的演讲稿题为《讲故事的人》,这同时也是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一本随笔集的名字。
莫言的演讲几乎全是在讲故事,先讲母亲的故事,再讲创作的故事,最后讲的三个似乎最关键: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自己举报过一个参观苦难展览不哭的同学,多年之后因为告密而忏悔。
莫言总结说,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年轻的时候,因为反驳老长官“我不是人吗”而得意,现在则觉得内疚;最后是听爷爷讲的故事,风雨大作的庙宇里,八个泥瓦匠在避雨,他们需要找出那个有罪的人出庙接受惩罚,七个人都认为是第八个有罪,结果把他扔出庙宇时,庙就塌了。
和莫言的所有表现一样,对于这份演讲稿,赞贬都有。贬的人说莫言的演讲“又臭又长”、“只讲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像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没有情怀”,“演讲太一般了。一堆感伤,并无神奇。苦难并不是文学。母亲并非信仰。”
香港作家廖伟棠直接在微博中表示莫言的“假哭”故事放在演讲里不妥:“关于哭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莫言再一次偷换概念。……你的小学同学在表演哭,不等于今天现实中哭泣的人都在表演哭,你可以有不哭的权利,但绝对不能说哭的人就是在表演。”
赞扬的人则认为他的故事意味深长。网友“树下马兰”这样解读三个故事:“第一个,人人都在演戏,人性就是装;第二个,人人都在自说自话,沟通就是鸡同鸭讲;第三个,人人都是愚昧的,存在就是合理。”
作家陈村在微博里透露:“今晚和朋友们吃饭,王安忆几次赞赏莫言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同为作协副主席的王安忆,此前一直被拿来和莫言作比较,被认为是一位“低调”、“中立”的作家。蒋方舟在网上也表示对莫言的最后一个故事很喜欢:“最后那个故事,怎么解读都会挺有意思的,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解读其实还挺大胆很深刻的。相互勾心斗角的结果可能是整个庙宇都塌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多关注莫言作品
从莫言得奖的消息传出直到领奖的整个过程,争议似乎都围绕给莫言制订道德标准有关。批评莫言的人希望莫言承担得多些再多些,支持莫言的人则高呼政治要和文学松绑,把文学还给文学。
但仍有不少人不满意莫言此次瑞典之行的讲话,对莫言提出了种种期望和要求,甚至连莫言的演讲里只讲故事都为人诟病:“本来能说得明明白白的话,可谁叫你莫言非要嘴里含枣儿曲里拐弯地表达。”作家陈村对这些要求表示无法赞同:“搞文学又爱搞政治……手伸得太长,就没本业了。1949年后的古诗文和外国文学的序言,往往谴责作者们不够政治,带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局限性。某些人深得这衣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