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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传说范文1
早晨8时许，我边兴高采烈地挤上了汽车，边在心里想象着兴隆山的美景：巍峨挺拔、绿树成阴、芳草遍地，时而听见小鸟儿欢快地鸣叫……“嘀嘀——”我们出发啦！
终于到了！我迫不及待地跳下车。一阵清凉的山风扑面而来，我不由张开双臂，闭上双眼，尽情地享受着山风的拥抱，深深地吸了一口，好清新啊！
一抬头，一座绿色的高山傲然挺立在我们面前，绿啊，一片连绵的绿。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便会发觉这绿也有区别：这一片儿，嫩绿嫩绿；那一片儿，翠绿翠绿；这一部分，绿中泛黄；那一部分，绿得近黑。啊！兴隆山！这就是兴隆山——全国离省会城市最近的森林公园！我欣喜若狂。
山脚下，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打着旋儿欢迎着我们。溪水清澈见底，都能看得见水下点缀着青苔的鹅卵石。我不由掬起一捧溪水尝了尝，清凉中透出甘甜。我轻轻放下一个小小的许愿瓶，看着小小的它载着我的愿望越漂越远，直到最后变成一个黑点，很快消失了。
经过小溪上古色古香的云龙桥，我们开始向又高又陡的兴隆山挺进。沿着绿色的小径，曲曲折折，我们拾级而上。身旁的参天古树枝繁叶茂，留给我们一片阴凉。树上，鸟儿正在欢快地歌唱，“啾啾——啾啾——”
不久，我们看见了一壁巨岩，巨岩下方是一个小水潭。这时，巨岩上一滴小水珠儿“嗒——”地滴下，潭水漾起阵阵涟漪。原来，这就是“滴泪岩”啊！这“滴泪岩”还有一个感人的传说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西王母偶然来到了兴隆山，被这里优美的景色所吸引，久久不愿回到天宫。但她毕竟是天神，不能久留于人间。于是，她派了两名贴身侍女留下，守护兴隆山。过了很久很久，其中一名侍女爱上了当地一个小伙儿。这是违反天规的。西王母得知后，大怒，将那名侍女压于巨岩之下。另外一名侍女见同伴饱受巨岩压身之苦，便日日于岩旁哭泣。这就是滴泪岩名字的由来。
攀登了许久，我们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且还已饥肠辘辘。找了一片“风水宝地”，大家便准备野餐。要么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靠着古树，席地而坐；要么两个好朋友背靠背坐在一起。大家开开心心地吃起自己带来的零食，还把自己的零食给好朋友分享。林间笑声一片。
野餐后，我们又攀爬了一会儿，到了一个院子旁。满怀着好奇，我们走进了院子。原来，这就是成吉思汗文物馆啊！我们走进右侧的小房间。房间里，一位讲解员正在讲述成吉思汗的一生。我们认真地听了起来，有些同学还用笔记录了下来。原来，将我国的领土拓展到欧洲的成吉思汗就在这里病亡。接下来，讲解员指着几件看似十分寻常的东西讲起了它们不同寻常的来历。原来，它们竟是十分珍贵的文物：有的是成吉思汗的兵器，有的是成吉思汗成就的象征，还有的是传说中储藏成吉思汗灵魂的物品……每一件文物，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接着，我们又随着讲解员走进了中间的大殿，殿中供奉着成吉思汗的铜像：成吉思汗一双锐利的眼睛紧盯着我们，威风凛凛。我不由惊叹：“成吉思汗真不愧是‘一代天骄’啊！”
最后，我们进了左侧的小房间。这个房间里也摆放着一些文物。我们听完讲解，赞叹着走出了院子。原来，兴隆山不仅只拥有大片的绿啊！
就要下山了，我们纷纷拥到一些卖纪念品的摊位前，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些小饰品。
成吉思汗的传说范文2
张北中都草原，地处塞北山城张家口坝上，属内蒙古草原南部，总面积约五万公倾。
草原广场称作成吉思汗广场，通往广场的道路两旁有两排华表矗立，华表上雕塑着蒙古族风俗人情，神鹰，骑射，充满了草原蒙古文化。一到广场就是草原霸主成吉思汗的塑像，塑像两边两把矗立的苏立德威武震慑而神秘。塑像身后是一座蒙古包建筑物汗王府，顶上有园盘样透气天窗大如磨盘，熔炼铁水的钢炉正对天窗放置在汗王府正中的地面上，天窗上冒着烟雾。看上去宛若战场上的狼烟。
草原自然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地，五万公倾的草原直达天边。七月份的草茂盛青绿，草丛高约半米多，有的达一人多高。
草原的草种繁多，看到最多的首先是旱芦苇。旱芦苇的样子同白洋淀衡水湖的水芦苇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如不是导游小姐的详细介绍，我真没找出它们的区别。导游小姐给讲了一个传说，说是王母娘娘下凡来到中都草原，见到这里没有水却长着这么多的芦苇，感到十分惊讶，顺手拔了一根，芦苇见到王母娘娘已身为神仙却不懂这是为什么，便划破了她的手，王母娘娘很生气，用牙在芦苇的叶子上重重的咬了一口，叶子上就留下了三个牙印，于是，旱芦苇就有了这叶子上留下的牙印儿而区别于水芦苇。
除了旱芦苇，比较多的就数皮碱草了。这种草的叶片细窄。每根草的叶子不多，最突出的是它的茎，细长细长的还挑起分成分成三到五只长长的草穗儿，草穗儿低垂着，在风吹之下来回的摆动着，就像少女的披肩长发，阿娜多姿妩媚动人，以至于使我把皮碱草的名字理解错了，误以为叫披肩草了。
还可以见到沙蓬草，艾草，苜蓿草以及一些连导游小姐都叫不出名字的野草等等。沙蓬草主要是用作烧柴，艾草可以医用，苜蓿草主要供牲畜食用。而一个叫做“灰吊”的草却恰恰相反，人可以食用，牲畜却不能吃。这与人和牲畜对纤维素的代谢转换霉不同有关。
除了草就是花，薰衣草的花个头不大，紫红色。嫁闺女花大一些，很是漂亮。
草原上除了这些花草，还能看到许许多多的蒙古包和敖包。蒙古包是用毛毡搭制而成，用于牧民生活住宿，随时都可迁移。有些蒙古包是用做游客观赏，使用的材料也不是毛毡。世界最大，通过了吉尼斯纪录的一座蒙古包就诞生在中都草原。
敖包的功能是用于牧民记路标志。敖包的形状分为三层，顶层上面代表的天，底层代表的地，天地之间代表的人。顶层上的一把苏立德高高耸立，代表着人们对成吉思汗至高无上的崇拜地位。祭拜敖包塔，先要随手捡起一块石子，扔到这三层之中的任意一层，顺时针转三圈，第一圈祈祷父母安康长寿，第二圈祈祷自己一切顺利，第三圈为子女祈福，希望他们前程似锦。
蒙古人民对雄鹰，战马无比的崇尚。在一次战斗中，成吉思汗率兵一路征刹，人马疲惫不堪饥渴难耐。先锋部队来河边饮水，雄鹰奋力阻止，被士兵射杀，喝过水后士兵死亡过半。原来，这条河的河水被患过鼠疫死亡的羊尸污染，雄鹰为了保护成吉思汗的部队不被感染，竭尽全力的阻止却被士兵射死。成吉思汗知道到十分后悔懊恼，把帮助自己的雄鹰封成神，整个蒙古民族崇尚和朝拜祭奠。
蒙古地域辽阔，牧草丰腴，牧民放牧等形成骑猎的能力，骑马谋生，征战南北。草原上骏马驰骋也是一重要景观。
能征善战，作战骁勇的蒙古骑兵部队不断的扩大疆域。早就对着草肥水美中都草原虎视眈眈。这里不仅地域宽阔，还是京畿战略重地，夺取了张北，就等于占据了张家口，也就等于扼住了北京的咽喉，打通了进入中原的通道，所以，拿下张北大地，早就是成吉思汗垂涎已久的梦想。
一次作战中，一种非常神奇的武器从空降落，但没人拿得到手，只有成吉思汗能够拿得起来。这件武器长约八尺，刃部有三个戈戟，无比凶悍。自从有了这件宝器，成吉思汗的部队开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就是传说中的苏立德。
野狐岭，位于张北县城南2公里处，岭高险峻，自古是通往坝上高原的一条重要的军事驿道。辽金元明清的史籍里都对它有记载，名闻遐迩。1211年汗王的军马在野狐岭与朝廷金兵展开了一场规模庞大，悲壮惨烈的大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成吉思汗以8万骑兵，战胜了号称45万的金兵主力，被美国西点军校作为历史经典战例编入教科书。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从野狐岭开始，金兵节节败退，蒙军占领宣化，涿鹿，紫荆关（涞水易县一带）及燕京，最后蒙古军队在23年后彻底消灭金朝，掌控整个中原，中国也将随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元朝时代开始。元朝开始定都北京，称大都，内蒙正蓝旗称上都。忽必烈的孙子接皇位，弃大都及上都，在张北建都为中都。故野狐岭之战也称中都之战。
成吉思汗的传说范文3
[关键词]异教徒；佛教徒；《史集》；乌古斯可汗
《维吾尔族简史》一书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91年4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但由于该书在历史知识、史料运用和文字表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关部门便对这本书进行了修订，民族出版社于2009年6月出版发行了修订本。
修订版的《维吾尔族简史》对老版书中的基本历史知识进行了对证和修改，对语言表达方面不妥的地方进行了梳理和调整，对运用的史料和文献也进行了查对，不准确的和理解有误的地方进行了修改。修订版的《维吾尔族简史》在历史知识的准确性和历史事件的介绍方面比前版本更值得肯定。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能够获得更准确的有关维吾尔族的历史，是一本值得学习的专业书籍。
1991年版《维吾尔族简史》的16页，关于维吾尔族的族源及其含义的介绍引用了由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所译的《史集》第1卷第1分册131-136页的相关内容：在塔剌斯和合里-赛蓝一带居住一个部落，部落首领名叫的卜·牙忽亦。的卜·牙忽亦有四个儿子，名叫合剌汗、斡儿汗、阔斯汗和古儿汗，他们全信佛教。2009年版的《维吾尔族简史》15页也引用了同样的内容，也称他们全信佛教。通过查阅原文献——拉施特的《史集》的相关内容，在《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的132页是这样叙述的：不剌札汗有一个名叫的卜·牙忽亦的儿子；……他有四个儿子，名叫：合剌汗、斡儿汗、阔斯汗和古儿汗。这个民族全都是异教徒。原文献与引用的文献出现了分歧“异教徒”和|“全信佛教”。
从史料运用的原则和方法来看，我们应该是忠于原文献的叙述，为了使用方便，我们可能转述文献内容，适当的改变叙述的方法，但不能做含义上的改动。“全信佛教”和“异教徒”应该是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词汇。所以，从史料运用原则来说，《维吾尔族简史》一书中应该按其使用的文献材料，使用“异教徒”一词。
异教徒是“基督教对于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的贬称”(1)。“不信世界上任何主要宗教的人；(尤指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外的)异教徒”(2)。综合工具书中的解释，异教徒是指那些保有与正统或者核心的价值和教义相左的观点的人；他们放弃正统信仰，明显的背教；异教徒是从分裂教派中来的，或是从教会里离开的，不服从教条，经常引起争端的人。分析《史集》的作者拉施特所生活的时代和背景，他所说的“异教徒”是否专指信仰佛教的那些人呢？拉施特是波斯伊利汗国宰相及大史学家。而伊利汗国（或伊尔汗国）是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十三世纪初，蒙古兴起，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各游牧部落，建立了蒙古帝国，并在之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征服了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13世纪五十年代初，成吉思汗之孙、拖雷汗第七子旭烈兀汗率大军远征西亚，于1256年吞并伊朗全境，又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征服了伊斯兰教哈里发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他以伊朗为中心建立了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在伊利汗国建立后将近半个世纪时，旭烈兀的曾孙、第七代伊利汗合赞于公元1300年下诏让其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拉施特于1310 -1311年编成《史集》。研读有关蒙古的宗教历史，我们知道在成吉思汗时代实行自由制度。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诸部主要是奉行萨满教，随着征服领域的不断扩大，蒙古统治者开始接触各种的民族。为了达到征服与统治的目的，成吉思汗实行了宽容的宗教政策“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3)这种“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有利于当时不同宗教的保存与发展：萨满教、基督教、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等。在蒙古人统治的地区，多种宗教并存，各种宗教繁荣并举。但在不同的汗国，情况也有所不同。13世纪中期，在伊利汗国蒙古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两种基本倾向：一种倾向旨在保持蒙古游牧传统，反对定居农业生活，在宗教上一般支持并保护佛教或者基督教以及犹太教，伊利汗国最初的几位伊利汗都属于这一倾向的支持者；第二种倾向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强大汗权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国家，需要得到伊朗当地封建主的支持，保护城市生活、商业和贸易，恢复农业并对农民征收赋税徭役，这一倾向的支持者一般已经皈依了当地占优势地位的伊斯兰教。在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和元朝都能看到类似两种倾向的斗争。在景教家庭长大、精修佛学的第七代汗王合赞汗倾向于第二种思想。伊斯兰教在合赞汗统治时期获得最后的胜利，而汗国统治者合赞汗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导致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屠杀，而佛教也被认为是非法的。从此，该汗国也由多种宗教存在的多神教成为只信奉伊斯兰教的一神教，对于伊斯兰教穆斯林来说，其他宗教的信仰者都是异教徒。拉施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大封建主和伊斯兰教徒，他主编的《史集》又是奉诏编纂，因此在这本书中深深地打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烙印，宣扬伊斯兰教为正统，其他宗教是异教的思想。所以从拉施特所生活的时代和背景，他所说的“异教徒”应该是指非伊斯兰教的信仰者，而绝不仅仅专指佛教信徒。
分析《史集》记载的内容，使用“异教徒”一词是否也更正确？《史集》中记载的卜-牙忽亦的四个儿子都是异教徒，四子之中合剌汗做了父亲的嗣承者，后来合剌汗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乌古斯。乌古斯长大后信奉了伊斯兰教。那么在乌古斯信奉伊斯兰教之前信仰的是什么宗教呢？如果信仰的是佛教，那么把“异教徒”改成“全信佛教”在知识系统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史集》中记载的关于乌古斯的故事是形成《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又称《乌古斯传》）的脚本。《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是一部记述乌古斯部族勃兴以及早期突厥汗国历史的大型文史诗，创作者出自古代的乌古斯部族。其创作时间说法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在13-14世纪;还有认为在10世纪。长诗反映了古代维吾尔人的生活与斗争，反映了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史诗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反映了人民古老的生产方式、习俗、思想观念和信仰，同时用民间传说的方法解释了各个突厥语部的名称，或用传说叙述了部落的渊源；另一部分叙述乌古斯可汗与邻近部落和国家进行的战争。其中关于乌古斯的六个儿子、金弓金箭、二十四个部落的名称等故事在《史集》中都有记述，虽然不是完全一致，但主要的内容非常的相似。 “抛开《史集》等书所赋予的伊斯兰教色彩不论，可明显发现：上文（《史集》记载的乌古斯幼时的故事——作者注）中的乌古思与《传说》中的乌古斯……所指为同一人。”(4)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史集》中乌古斯即为《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的乌古斯。分析《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这部英雄史诗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有着宗教历史的踪影，反映了突厥先民早期的。《史集》中所染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这是作者拉施特为其写作目的而刻意增加的内容。《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乌古斯见到他的第一位妻子时“从天上降下一道蓝光，”见到他的第二位妻子时“看到前方湖水中间有一棵树，树穹窿里有一位少女独自坐着”；乌古斯的六个儿子分别取名叫“太阳、月亮、星星、天、山、海”；乌古斯向诸官和百姓下诏“我是你们的可汗，你们拿起盾和弓箭随我征战；让族标成为我们的福兆，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让我们的铁矛像森林一样，让野马奔驰在我们的猎场，让河水在我们的土地上奔流，让太阳做旗帜，蓝天做庐帐”等等。这些内容与佛教无关，倒具有浓厚的萨满教色彩。萨满教是一种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经历了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到祖先崇拜。乌古斯可汗的儿子取名“太阳、月亮、星星、天、山、海”实际上就是对自然对象的崇拜；树以及苍狼是他们的动植物崇拜，并以狼为图腾；还有史诗中多处可见的对“腾格里”（即天）的崇拜。这些内容与萨满教有密切的关系，与摩尼教或佛教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从一方面可以说明在乌古斯皈依佛教之前，很有可能是信仰萨满教的，而不一定是佛教。
综上所述，从文献的使用原则，作者的生活背景，更重要的是对引用文献的分析，《维吾尔族简史》中使用“异教徒”比改成“全信佛教”更为合适。
注释：
（1）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简明巴金词典.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264。
（2）金永兴，主编.英汉航海轮机大辞典.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751-752。
（3）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52。
（4）李树辉.乌古斯和回鹘研究.民族出版社,第28页。
参考文献：
[1]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维吾尔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4.
[2]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维吾尔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维吾尔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6.
[3]（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李树辉.乌古斯和回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6.
[5]李进新.丝绸之路宗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8.
[6]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10.
[7]《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第二分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成吉思汗的传说范文4
肉松饼是用肉松、小麦粉、绿豆、鸡蛋、白糖作为主要原料制作的一道小吃，具有入口即溶，酥脆香口的特色。
肉松饼是一道美味可口的汉族名点，属于闽菜系，呈金黄色。
肉松或称肉绒、肉酥。肉松是将肉除去水分后制成的粉末，它适宜保存，并便于携带。
成吉思汗的传说范文5
7至15天。自制的肉松和外面商家卖的肉松不太一致，因没有添加防腐剂和其他类食品添加剂，保存时间更短，商家肉松可以保存三个月，自制则可以保存7至10天。如果做好后充分晾凉，然后装入有密封盖子的容器中，存放于冰箱的冷藏室，可放置10至15天。
肉松或称肉绒、肉酥。肉松是将肉除去水分后制成的粉末，它适宜保存，并便于携带。
从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驰骋欧亚作战时的干粮就是肉松和奶粉。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的记述，蒙古骑兵曾携带过一种肉松食品。肉松制作简单无需秀润加工，蒙古早期便已完善。清朝的前身大金并无肉松传说，而后金清朝被蒙古饮食影响，随之纳为己用。
用牛肉、羊肉、猪瘦肉、鱼肉、鸡肉除去水分后而制成的，肉松是亚洲常见的小吃，在蒙古、中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很常见。
（来源：文章屋网 ）
成吉思汗的传说范文6
作者简介：邹华芬（1976-），女，湖南双峰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影视艺术。四川 成都610041
[摘要]围绕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已经形成了多重文本构成的语义丰富的话语场。对1986年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与1997年塞夫、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两个电影文本的对比研究表明，两部影片在影像风格、叙事选择、细节塑造等方面的不同，显示出作为创作主体的导演在构造过去时游走于史实与想象中的姿态，叙事策略的背后展现出的其实是创作者族群、文化身份的差异以及自我定位等深层次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文本对比分析既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有启示意义，也是文化人类学之于历史、想象、身份研究的重要范本。
[关键词]历史叙事；想象重构；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6-0082-05
“构造过去是自我识别的行动”，[1]在历史的长河中，围绕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已经形成了由传说、文学以及影像等多重文本构成的语义丰富的话语场。正如理查德·卡尼所说：“在我们这个充满断裂的时代，叙事赋予我们一种最为切实可行的身份形式，即个性与共性的统一。”[2]正是在对历史英雄人物成吉思汗的影像叙事中，不同身份的创作主体显示出可供考察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具体来说，国内以成吉思汗为主角的电影文本有两个：1986年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与1997年塞夫、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两部影片都表现出了对于成吉思汗形象的共同维护，对于大一统主题的强调，但深入研究就可以发现，两者在叙事、人物塑造、细节等方面仍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尤其是联系到两位导演的身份差异：詹相持是汉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是蒙族导演，对于两部影片的比较就具有了更为意味深长的研究空间。很显然，分析汉蒙不同身份的两代人对蒙族人心中至高无上的成吉思汗的影像演绎，当可窥见在少数民族题材创作中导演身份及文化认同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电影的创作具有群体性，制片策划、编剧、摄影、剪辑等各阶段不同创作人员的身份意识都可能会影响到影片的叙事与影像风格，大多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都是不同族籍制作人员合作的结果。《成吉思汗》由蒙族作家参与编剧，汉族导演詹相持执导，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则是由汉族人冉平编剧，蒙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执导。两者的创作群体都有民族杂糅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作为影片风格的整体负责人，导演的身份意识无疑具有更突出的地位。
一、风格差异与身份指认
两部影片的史实基本都来自《蒙古秘史》，但都有情节上的想象重构。具体说来，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有着更为客观的史实基础和纪录性的影像风格。镜头语言也较为保守，运动感不强。影片中铁木真被塔里忽台兄弟追捕、被锁尔罕失刺一家所救以及结交孛斡尔出等人、发动几大战争的情节都来自《蒙古秘史》，甚至在泰亦赤兀惕人的战争中，铁木真脖子被剑擦伤，者勒蔑竭力救护，为其吸允污血、舍命到敌营中偷取马奶，这些细节在《秘史》中都有据可循。[3]塞夫和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则只保留了几个基本的史实：铁木真与孛尔贴定亲、父亲被塔塔尔部杀害、塔里呼台抢夺汗位遗弃诃额仑母子、铁木真发动对蔑尔乞部的战争夺回被抢走的妻子孛尔贴、与安答扎木合决战等。具体情节的演绎则有着更多主观想象的痕迹，比如影片中展现铁木真抢夺汗位的情节是兄弟三人冲入塔里呼台的营地，杀掉塔里呼台后众望所归顺利成为部落首领，还有十岁的铁木真轻松解决来暗杀自己的族人之后孤身一人千里单骑从遥远的翁吉拉部赶回母亲身边，同样，八年后孛尔贴也是孤身一人在战乱纷争的年代安全找到了铁木真，这些情节有着明显的想象痕迹，很难根据事实推敲。显著的风格差异除了来源于两部影片对于史实的不同处理之外，还在于两者对于视点的不同选择。《成吉思汗》采用的是客观性的叙述，以第三人称的旁白贯穿故事始终，比如在铁木真称汗后使用旁白：这或许是长生天的安排，既赋予他成吉思汗的美名，又把一副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心里说不清楚是喜悦、沉重还是对未来的渴望。这是创作者以旁观的立场对“他者”的成吉思汗的描述与心理猜测，也是对于创作者“他者”身份的指认。但在塞夫、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主观叙述，大段的自我抒情用第一人称旁白贯穿影片始终，影片的开头就用：我叫铁木真，人们都说我生性聪明，又具胆识，我想这与蒙古人抢亲的习俗有直接的联系。当时人们认为亲结得越远，生下的孩子就会越有灵性。我的父亲也速该巴特就是从遥远的异乡抢回了我的母亲。创作者用第一人称直接进入角色内心，赋予了影片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时，以“我”的身份来指认蒙族人敬仰如神的成吉思汗，正是创作者对于自我身份的一种标举。这种明确的“自我指认”，背后无疑是一种对于自我身份的强烈自信，表明了成吉思汗子孙对于祖先的确认与传承。可以说，在影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蒙古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对于祖先的集体记忆与宏大叙事是以一种个人化、主观化的方式进行身份表达。
二、主题选择与自我定位
两部影片有着明显相异的主题选择。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主要展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的征战过程，重在展现他的军事谋略，利用各部之间的矛盾，采用先弱后强的征战策略和强大的克列部结盟，联合札木合的力量，击败蔑尔乞人、配合金国消灭了塔塔尔人，同时团结下层民众（被平民所救，手下的大将大都出自平民），“影片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导，写成吉思汗从求生到复仇，从认识到统一民族、结束杀戮之乱的重要性，最后终于实现统一大业。影片牢牢地把握成吉思汗的命运，一切场面、人物、事件都在此基础上展开。”[4]成吉思汗是整个叙事的中心，其他人物众多，但大都面目模糊。影片以《秘史》为依据来进行影像叙事，力求客观再现成吉思汗的命运，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很明显，《秘史》涉及事件人物众多，电影上下集的篇幅很难容纳，影片由此出现叙事交代不清的问题。比如说影片展示萨满帮助铁木真称汗，表明其即汗位是受长生天之命，在部族不满的情况下以“不敬神的人会终生为奴”相威慑，铁木真因此得以顺利取得部落的拥戴。在这里叙事线索有着明显中断的痕迹，《蒙古秘史》中确实有铁木真利用萨满的力量取得汗位的事实，但背后都有起因的交代，但在影片中，却仅是非常突兀的一笔，甚至没有任何细节的暗示。同时，影片还有出场人物明显中断的情况。《秘史》中提及的几场战争的追随者不一样，比如说在与克烈部的王罕决战时，主力是铁木真和兀鲁兀锡和忙忽锡部落，影片同样客观地复现了这段历史，由此在前面作为重要人物出现的几员有一定性格特征的大将木华黎、赤老温、孛斡尔出几乎也从叙事中消失。这样的叙述对于史传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通过电影集中篇幅展现出来的影像叙事，观众往往就会期待在前面叙事中主要人物的再次出现。影片人物众多，却无故在叙事中出现和消失，自然就会导致观众期待的中断，这往往是故事片力求避免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和影片的主题选择和客观再现的影像风格的定位有一定的关系（影片原计划四集，只拍摄了两集，这应该也是影片人物众多而面目模糊的重要原因）。
塞夫和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叙事则比较集中，重在讲述成吉思汗的成长，所有的情节都围绕着爱与宽恕这一影片主题：少年时射杀偷食的同胞兄弟别克贴、接纳有了自己仇敌孩子的孛尔贴、饶恕背叛自己的安答扎木合，在大段来自心灵深处的第一人称旁白中，清晰地展现成吉思汗内心的成长，从狭隘的复仇到包容和宽恕，影片最终导向的是宽厚与拯救。影片尤其虚构了一个塔塔尔首领为铁木真接生的情节，在铁木真杀死这个为自己接生的仇敌，并严惩塔塔尔部，驱赶其残部前往无水草原时，竟然在金秋时节天降白雪，透过第一人称的自我剖析，爱与宽恕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就是这双手，既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也迎接过我的出生。此时，我的眼睛霍然明亮，仿佛看到没有部族争斗的蒙古草原上，生命在跳跃。我对自己以往的狭隘感到愧疚，这人世间还有比爱和生命更可贵的吗？”
应该说，两部影片都表现出了对于多元一统国家的认同，但汉族导演詹相持的视点显然更客观，立足点在于“统一大业”，蒙古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的视点则更为主观，立足点在于蒙古族文化的深层内核“爱与宽恕”。
三、人物塑造与想象重构
形象作为一种主观镜像，其本质为一种想象，它折射出注视者的复杂心态。两部影片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成吉思汗》中塑造的中心人物成吉思汗主要以《蒙古秘史》为根据，既表现他的谋略和胆识，也展现了他的杀戮和狡诈。臣服王罕，离间王罕和桑昆父子的关系、残杀蔑尔乞部等事迹都在影片中得到再现，旁观立场展现出来的成吉思汗形象显得更为复杂。但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成吉思汗的形象一直都相当完美，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与抢夺妻子的蔑尔乞部作战、与进犯的塔塔尔决战，影片中成吉思汗的每一场战争都有充足的理由，每一次行动都显得光明磊落，即使是少年时射杀兄弟的残酷，在第一人称的自我剖析下也能得到观众的认同：母亲的训责让我幡然醒悟，生命与团结对于我们何等重要，我用毁灭生命来维护生存，又是多么的荒唐。为此，我整整悔悟了一生。如此深沉的悔悟足以让观众完全抵消对其行动的反感。需要注意的是，《成吉思汗》中虽然并不完全回避成吉思汗杀戮和狡诈的一面，但仍表现得相当节制，即使是有史实记载的杀戮，也在有意识地为其寻找借口，比如对塔塔尔部的屠杀在影片中被处理为部属复仇欲望的逼迫，而走漏风声的不再是《蒙古秘史》中记载的别勒古台，而是成吉思汗自己，他有意向来自塔塔尔部的那莫伦透露要屠杀塔塔尔部的计划。对成吉思汗形象的维护是两部影片的共同趋向。只不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由于主观情绪与内心独白的加入，更能引起观众的认同，想象的意味也更加明显。《成吉思汗》并不回避铁木真被塔里忽台抓回囚禁的事件，但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的少年铁木真却有着超越史实的英勇，十岁的铁木真不仅可以轻松解决来暗杀自己的族人并孤身一人千里单骑从遥远的翁吉拉部赶回母亲身边，并且还能在塔里呼台的重重包围下逃脱，这无疑来源于蒙古族人塞夫和麦丽丝强烈的祖先崇拜。
人物塑造上最为明显的差异还主要来自于两部影片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成吉思汗》中女性形象相对来说比较苍白。尤其是夫人孛尔贴，在影片中的表现极其无力。在成吉思汗与孛尔贴成亲之夜，蔑尔乞部突然来袭，已经被护送上马的孛尔贴却又在慌乱中摔下马来。孛尔贴形象的弱化应该是出于对成吉思汗形象的维护。《蒙古秘史》中记载孛尔贴是因为马匹不足，无法逃走导致被虏。[3]而影片中摔下马来的孛尔贴则成为了英雄的累赘，由此掩盖了在马匹不足的情况下铁木真变相遗弃孛尔贴形象的微尘。并且，在影片接下来的叙事中，孛尔贴就逐渐淡出了影片的叙事。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则在突出成吉思汗英雄形象的同时（影片用虚构的情节维护了成吉思汗的尊严：蔑尔乞部是趁铁木真不在时掳走了孛尔贴），更强调女性在铁木真的生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影片中，孛尔贴是仅次于母亲诃额仑的女性形象，是唤起铁木真尊严与责任的重要人物。成年后的孛尔贴孤身一人盛装前往寻找铁木真履行婚约，这一叙事有着明显想象的痕迹（在当时战乱纷争的年代显得很不可信），但无论如何，当盛装的孛尔贴微笑着展开当年铁木真送给她的腰带时，我们得承认，此时的孛尔贴美丽无比。而对于铁木真来说，“孛尔贴的出现，唤起了我作为男人的热情和尊严，使我意识到长生天赋予自己的责任。我决定告别与世无争的生活，为了孛尔贴，为了母亲，也为了历经磨难的乞颜部百姓，我要去夺回属于我的苏鲁锭。”被抢走一年后已经怀有身孕的孛尔贴面对前来营救自己的铁木真时，回头的一笑仍然有着动人的魅力。当铁木真无法接受怀有身孕的孛尔贴时，影片借孛尔贴对阿妈的倾诉再次升华了她的形象：“我活着就是为了让他坚定信心，打败蔑尔部，现在蔑尔部也打败了，乞颜部也强大了，我就是死也无怨了。”如果说影片中坚强美丽的妻子孛尔贴激发了铁木真的尊严与责任，那么，母亲诃额仑则是他成长的引路人。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是母亲诃额仑引导铁木真学会宽恕与包容：对射杀自己兄弟的铁木真的训责、劝导铁木真接纳怀有身孕的孛尔贴、引导铁木真放下私仇，正是母亲的引导则造就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同时，母亲诃额仑还无比坚韧：守护自己的儿子，让饥饿的孩子们吸食母乳，拼死捕来饿狼作为孩子们过冬的食物、主动作为人质前往扎答兰部，种种情节的设置都在突出母亲诃额仑的博大与坚韧，《一代》中的母亲诃额仑的形象极其丰满，一点也不逊色于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中，母亲诃额仑的形象虽然较之孛尔贴要清晰，但仍然显得不够饱满。尤其是也速该死后，诃额仑虽然也为铁木真争取汗位，试图阻止塔尔呼台带领部落离开，但影片仍然展示了诃额仑的软弱和慌乱，这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未曾出现的，塞夫和麦丽丝展现给观众的母亲诃额仑始终坚强、博大。对女性形象的强调，很显然和草原文化原型“母亲”有着深层的关系。
四、细节设置与文化表达
两部影片还表现出了细节设置的某些差异。孛尔贴被蔑尔部掳走是包括《蒙古秘史》在内的史家所承认的事件，但在各家表述中都有差异。《史集·成吉思汗纪》说孛尔贴被掳走之前就已经怀孕，蔑尔部掳走之后送给了王罕，而王罕因为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为故交，故将孛尔贴当儿媳看待。[5]《史集》为成吉思汗的后裔组织编写的官书，称成吉思汗为“真主”的使者，有意维护其家族的高贵血统。《蒙古秘史》中记述了孛尔贴被抢走并被送给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尔为妻，但没有明确指出孛尔贴在敌营中怀孕（但《秘史》第254节借察阿歹和阔阔搠思的话其实足以表明长子拙赤乃孛尔贴与蔑尔乞部赤勒格尔所生的孩子）。两部影片都没有回避孛尔贴被抢走的事实，但在孛尔贴怀孕事件上则有细微差别。《成吉思汗》中当铁木真前往营救孛尔贴时，此时的孛尔贴已经生下孩子，这就让孩子至少保留了拥有成吉思汗血统的可能身份，影片中的铁木真没有任何犹豫，坦然地接受了这个孩子。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则明确无误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孛尔贴在掳走之后，铁木真经历了一年的准备，终于打败蔑尔乞部，见到的却是正身怀六甲的孛尔贴，这个孩子的身份就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甚或成为一种耻辱。影片由此引出了铁木真心灵的挣扎、涅磐，乃至最后的爱与包容。对于同一事件的演绎，更能清晰地表明创作者的内在意图。《成吉思汗》的客观立场，让创作者有意回避了可能的情感冲突，但主观风格浓厚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却将孛尔贴怀孕事件突出和明朗化，借此演绎了一出一代天骄的心灵成长历程。事实上，在史传性的《秘史》中，散见各处的描述仍可见出成吉思汗其实明白拙赤非自己所出，却仍然重用和爱护拙赤。这背后既有英雄的胸怀，还应该有草原文化的背景。抢婚对曾经的游牧民族而言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抢来的媳妇更尊贵。所以， 抢婚无疑是当时草原的时尚， 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习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将铁木真的挣扎作为重头戏展现，其实也有着汉文化影响的某种痕迹在内。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拍的《蒙古王》中的铁木真几乎就是一个摩西般的人物，历尽艰辛，终于得到苍狼的神迹，制定札撒，统一军队。孛尔贴的几个孩子都是为他人所生，电影中的铁木真都毫无芥蒂地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影片都有苏鲁锭出现的画面，《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苏鲁锭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影片中的也速该一直手举苏鲁锭，直到交给塔里忽台。在将苏鲁锭交给塔里忽台时还通过对白突出了苏鲁锭的重要性：“苏鲁锭是我们蒙古乞颜部的秃黑军旗，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就要不惧生死，保护部落，保护全部落百姓的安宁。”在铁木真要被作为人质送往翁吉拉部时，塔里忽台把“苏鲁锭”往想要继续前行送别儿子的诃额仑面前一扎，诃额仑一楞，停步，细微的表情中有对权杖的自然敬畏。铁木真杀了塔里呼台后，镜头给了苏鲁锭一个特写，铁木真的马蹄缓慢步向苏鲁锭，一个仰拍镜头展现铁木真高举苏鲁锭的画面，显示出了苏鲁锭作为草原权力的象征意义。但在《成吉思汗》中，苏鲁锭虽然也有两次出现，但并没有强调突出。诃额仑手持苏鲁锭前往阻拦塔里忽台时，塔里忽台居然完全无视权杖的作用，奚落了诃额仑。后来的一次出场，是铁木真手持苏鲁锭站在战车上指挥和王汗作战，苏鲁锭有一个短暂的特写，但很难引起观众特别关注。应该说，对于苏鲁锭的细节设置，和导演的身份显然有着重要的关系。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塞夫和麦丽丝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有着自然的追寻和热爱，这种热爱很容易投射在象征物体之上。
“过去的叙事以不同的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己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6]上述多方位的对比分析表明，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叙事策略的研究，确实是考查导演身份意识以及文化观念的重要方式。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因为不同身份、不同视角的进入，更加凸显了其作为多元差异的一面。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上，应该充分利用多重视角，多方位展现丰富的少数民族影像资源。
参考文献：
[1]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5.
[2]理查德·卡尼.故事离真实有多远[M].王广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3]策·达木丁苏隆.蒙古秘史[M].谢再善，译.北京：中华书局，1957：99.
[4]乐松.让一代天骄跨上银幕——与历史巨片《成吉思汗》导演一席谈[J].电影评介，19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