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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鼓励的作用
1.活跃课堂气氛
课堂气氛在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位教师在教学时，也都在努力追求一种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而在课堂上适时给予学生鼓励，将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教师应做到：相信学生，永远用善意的鼓励去激发学生的上进心，而绝不能鄙弃他们、忽略他们。尊重学生，及时指出他们的缺点，而不讥笑、训斥。
2.沟通师生之间的感情
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学生得到教师的真挚鼓励之后，就会认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增强自信心，从而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所以只要师生之间感情好，学生喜欢你，那么爱屋及乌之心就会油然而生，连带着会喜欢你所教的科目，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以学生为主体，唤起他们的内驱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教学，才能获得教学的成功，这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认同的基本经验。只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这样学生学习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教师的教学目的才能达到，而课堂鼓励则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二、课堂鼓励的应用
1.兴趣鼓励
兴趣和爱好是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由于兴趣来自教学的各个环节，所以在教学中，我们要力求用知识本身去吸引学生，巧妙引入，精心组织，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有了求知欲，他们才会更好地去探索。在英语教学中，我经常设置情境教学，要求学生用英语讲，不会的用汉语也行，并不时地给他们鼓励，说错没关系，要大胆讲。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既熟悉了课文又掌握了不少单词，而且还练习了口语，真的是一举三得，尤其他们的学习兴趣也更大了，这就是利用兴趣来鼓励学生，达到教学目的的有效途径。
2.榜样鼓励
榜样鼓励，是指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他人的模范行为或典型事迹，以鼓励学生内心深处萌生进取和提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榜样具有鲜明的形象特点，易使人理解、感染和接受，继之效法，因而具有强烈深刻的教育作用。
3.信任鼓励
从心理学观点看，对学生的信任鼓励能使学生排除心里的不安全感，一个学生只有心里感到安全，才有可能达到心里自由和心里满足，才能勇敢地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产生正确的行为。在课堂上，我们也可以采用信任鼓励学生。
三、课堂鼓励的注意点
1.鼓励要适时
作为教师，我们更多地将鼓励用在考试前，似乎此时鼓励最为迫切，事实上此时的鼓励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要求。要求给他带来的压力远比鼓励给他带来的轻松大得多，而且这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比差，只会让学生背负更大的心理包袱，只会适得其反，我们的鼓励应在不经意的一个微笑、一次说话中多多体现，要知道一个鼓励的眼神也许会让人愉悦一天，一句鼓励的话语也许会改变人一生的命运。
2.鼓励要适量
作为教师，除了责任心，更需要的就是爱心了，鼓励是一种爱的体现，意味着嘉许和期望。教师也好，家长也好，过量的鼓励都可能适得其反，学生是有自己思维的独立个体，你在嘉许和期望的同时，你也在积极地寻求用结果来回报。过分频繁的鼓励，只会让学生形成过重的心理负担，甚至会让学生觉得有些不够真诚，让他们觉得心理压力增大，担心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能做得更好怎么办？长久的担心必然形成学生焦虑紧张，最终反而不能达到鼓励的目的。
3.鼓励要适度
我们的鼓励，应当使学生感到完全可以实现，而不是遥遥无期，可望而不可即。我们的鼓励老是让学生感到肩头的沉重及心情的郁闷，这样的鼓励其实没有也罢。我们看电视，可以看到训鲸员用适度的鼓励的方式，可以让巨鲸最终跃出水面几十米，这不能不说是成功鼓励的最佳范例，所以鼓励要有一个度，循序渐进、一步一个台阶才能达到鼓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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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差生成因 教学方法 耐心 尊重 表扬
上学期我的小课题是“差生是如何形成的”，本学期我一直思考，既然差生的形成原因已经找到，那究竟该如何激发差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呢？
一、分析差生形成外因，对学习有正确的认识
我是一个团场的教师，我在团场从事英语教学已经十多年了，深深地感到团场的大多数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学习不重视，多年来我校的每一届学生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很多学生在所有科目中英语学习成绩普遍较差，大多数学生感到英语难学，没有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厌学情绪。在我们这个团场，家长对学习英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只有个别家长愿意在学生学习英语方面做一点投资，也愿意让学生去参加课外辅导班，但是由于团场太小，也没有辅导班。所以学生就到离团场三公里的县城去补习。毕竟是县城，辅导班老师的水平也一般，并且专业化程度不够，主要是以赢利为目的，因此，即便是参加了补习的学生，学习情况也不是很好。此外，教材中词汇量大，内容多，语法和语言项目相对较散，这对于团场的中学生而言，学习起来具有相当的难度，年级越高学生的两极分化现象越严重，因此差生也就越来越多，每个班愿意并主动学习英语的人数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因此，提高差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是我们团场英语教师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爱心与耐心是差生转化的又一个前提
教师对差生与好生的态度要一样。态度决定一切，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作为教师，应关爱每一个学生。尤其是对遇到困难的学生要给予鼓励和帮助，对差生取得的点滴进步要及时肯定和评价，使他们树立起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不能讽刺挖苦，一味地指责，要耐心、真诚地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扫除他们的心理障碍，与他们心贴心地有效沟通，让他们敞开心扉，说出学习中的困难，消除自卑心理。只有亲其师，才能信其言。我现在所教的班级差生很多，因为我是从初三才开始接手他们，所以刚开始时对他们不是很熟悉，通过一个月的接触后，我发现这些学生基础特别差，并且没有良好的个人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因此我没有急于从学习上抓他们，而是从习惯上要求他们，上课要有良好的坐姿，书写工整，作业不要求对，但一定要做，从点点滴滴去改变他们，对他们在哪一方面的进步都给予肯定和激励。经过一个多学期的努力，现在上课已经不需要再去强调纪律方面的要求。这些差生虽然成绩仍然没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他们每一次考试都会有几分的进步。
三、巧用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
如何巧用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呢？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个叫张焱的男生，学习成绩很差，通过观察我发现这个孩子有着很强的记忆力，并且喜欢回答问题，但是课下从来不学习。针对这种情况，我上课总是不停地提问他，这样可以使他记住一些知识要点，我还发现我教的这些差生有很强的表现欲望，喜欢说，也不怕说错。因此，每一节课上我都会进行近十分钟的口语会话练习，这样就调节了学习气氛，愿意说的学生就给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去说。这样就在无形中加强了他们对词汇的记忆和理解，同时也进行了会话练习。
我还利用一些格言、故事、笑话来增强课堂的愉悦气氛，让这些差生每一节课都能有或多或少的收获。每节课都会给他们一个格言，有心的孩子就会把它们记下来，我不管他们能不能记住，只要做了就好。同时，我有时也会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笑话，来训练他们的听力。通过这些方法的尝试，30分的听力分值，这个班差生的听力平均分可以达到18分以上。同时，每一次考试他们的学习成绩都会比前一次模考有少许的提高。
四、多表扬，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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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常高兴得知王强在准备高考，並鼓励他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取得好成绩。
2. 告诉他你将去无锡旅游，你将乘火车于5月1日早晨6点到达，请他接站，并请他帮你安排1至4日的住宿(旅馆靠近市中心，房间可以小一些，但不要太贵)。
3. 此外，你还要他帮你订5日返回上海的火车票。
Dear Wang Qiang，
I'm glad to learn that you are busy preparing for college entrance exams. Where there is a strong will， there is a success. I am sure that you will overcome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in your study
I'm planning to go to Wuxi and look around in the city for a few days. I'll take the train and arrive at 6 o'clock a.m. on May 1st. Will you please come and meet me at the station? I'm going to stay in Wuxi till May 4th. Please help me book a hotel room. I hope to stay in a hotel around the downtown area but the price shouldn't be very high. I don't mind if the room is small. Another thing. Can you book a ticket for me back to Shanghai on 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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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金口难开”
1.学生很少提问，与我们的教育价值有关。我们的孩子放学回家之后，家长们常问的一句话“作业做完了吗”，强调对问题的解答，对已有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而犹太族的孩子放学回家后，家长常问的一句话是“今天你提问了吗”，强调问题的提出，强调对未知领域的探究。这一“答”一“问”，反映了教育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2.学生很少提问，与我们的道德观念有关。为了认识真理，我们既要为解决“无知”而问，更要为求得“新知”而问；既应对一切未知现象多问几个“为什么”，也要敢于对一切看似确定的结论多问几个“为什么”。孔子曾教导他的学生“不耻下问”，这是因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存在着以“问”为“耻”的道德评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学生这样说：“我觉得自己问题太多了，不知道该问什么，也不敢问。”
3.学生很少提问，与我们的教学模式有关。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强调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强调教育过程是“传道”而不是“问道”，于是形成了“你听我讲”的固定模式。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先设置了问题，预先查准了“标准答案”，在课堂上便通过各种方式，“启发”学生达到老师指点的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一旦这个问题被学生“找到”，整个教学环节便宣告结束。
4.学生很少提问，与我们的师生关系有关。小学时，每当老师提问，孩子们争相举手，而且手举得老高，跃跃欲试。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这样的情形却很少看到了。这就说明孩子们的提问热情渐渐冷却到几乎没有了。这种现象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刚进小学是问号，高中毕业成句号”，或者说“带着问号进来，变成句号出去”。
二、如何让学生“金口常开”
1.要尊重不同寻常的提问；要尊重不同寻常的想法；要向孩子们表明他们的想法是有价值的；要给孩子们自发学习的机会并不失时机地加以积极肯定的评价。给学生的实践和学习提供一段不受评价的时期。我们的教学行为一定要尊重孩子们不同寻常的想法和提问。
2.开放提问时空。传统的课堂教学一般是教师讲到哪里，学生想到哪里，学生没有自己的思维空间，没有自我发展的余地。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课堂形式多样，通过多媒体、录音机、图片等，开展各种各样的小组活动、朗读、复述、歌曲演唱、竞赛、英语角等形式来活化课堂，优化教学，从而引起学生的兴趣。有了兴趣，学生自然会自觉自愿地钻研学科知识，自然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为了弄懂知识脉络，他们一定会开口问了。
3.创设宽松环境。宽松的环境和氛围能消除学生在课堂上的紧张感、压抑感和焦虑感。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是传授知识的无声媒介，是开启智慧的无形钥匙，是陶冶情操的潜在力量。课堂上，教师要经常地诱导和启发学生改造、重组和重新解释他们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并且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问，不断发现尚未解决的问题。
4.培养学生质疑能力。“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质疑是思维的导火索，是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是探索和创新的源头。正像教育家顾明远所说的，“不会提问题的学生不是学习好的学生”。因此，在教学中要花大力气引导学生寻疑、质疑、释疑，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从而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爱问。
三、为什么要鼓励学生“金口常开”
1.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有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人的知识好比一个圆，这个圆由问号组成，问号越多，则圆周越长，圆面积越大，意味着人的知识越多。具有问题意识的学生常常会问自己“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会启动思维，搜寻头脑中的原有知识，对其重新分析、理解，从而对知识的掌握更为深刻。此外，解决问题的欲望还会促使他们去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就使他们的知识得以扩充。在积极的思考、探索过程中，零星的知识变得系统有序，原有的知识结构更为完善、合理，这就提高了建构知识的能力，为今后的知识撷取创造了有利条件。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的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能使学生主动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过程中，成为教学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者、成为知识的积极探求者。他们由此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他们的个性品质会得到锻炼，主体性逐步形成和发展。
总之，知识的增长是始于问题又终于问题的。英语学习也是一样。在科学发展史上有很多趣闻，牛顿曾站在苹果树下发问：“苹果为什么掉到地上而不飞到天上？”对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发问，导致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指出：“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问题是成功的路标，提出和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向成功推进的路程。我们不一定能成为像他们那样的大师，但我们一定要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解决英语学习上的一点点障碍。因此，我们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鼓励学生“金口常开”。学生能积极主动开口用英语交流或者提出自己在英语学习上不懂的点的时候，能够克服羞涩心理积极开口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走向希望和成功的时候，“哑巴英语”这个名词也就不会再有“用武之地”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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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盈余管理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与管理者的迎合动机有关。管理者出于迎合市场投资者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导致公司股票错误定价。Sloan(1996)［5］通过研究总应计利润的市场定价，发现市场并不能准确识别公司报告盈余的质量。在Sloan(1996)［5］的基础上，Teoh等(1998)［6］、Rangan(1998)［7］研究发现公司在实施股权再融资之前，管理者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制造较高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而投资者因无法识别这种盈余管理行为会高估公司价值引股价上涨。Xie(2001)［8］进一步指出，盈余管理对股价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股权融资公司。Jensen(2004)［9］则分析了股价高估的成本，指出管理者迎合投资者情绪的动机与各种冲突交互作用会引发公司非效率投资。Polk和Sapienza(2009)［3］从迎合渠道对股票错误定价与公司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当盈余管理导致公司股价被市场高估时，资金充裕的公司有动机迎合投资者的乐观情绪进行过度投资。国外另有一些学者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视角分析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如McNichols和Stubben(2008)［10］研究得出盈余管理不仅会影响外部投资者的判断，而且还可能扭曲内部投资决策者所获得的信息，内部投资决策者可能因为对公司评价过度乐观而进行过度投资，或者他们知道真实情况但仍然选择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以期扭转公司业绩。Kedia和Philippon(2009)［11］研究认为管理者为了获取私利进行盈余管理以粉饰公司业绩，并会进行过度投资和雇用更多员工，以使公司看起来更像是业绩良好的公司，从而掩饰其盈余管理行为，他们还认为盈余管理幅度越大，过度投资越严重。需要加以说明的是，McNichols和Stubben(2008)［10］、Kedia和Philippon(2009)［11］都是在投资支出模型中加入反映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来考察公司非效率投资。在Polk和Sapienza(2009)［3］的分析中，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盈余管理指标)被用来反映股票市场错误定价，他们采用这一指标来考察市场时机所导致的非效率投资。从这些学者所作的分析来看，他们都没有从公司投资支出中分离出过度投资。Richardson(2006)［4］通过测度适度投资水平进而得到公司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的具体数量，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种分析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方法。Richardson(2006)［4］方法直观明了，为我们进一步考察盈余管理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国内学者针对盈余管理如何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也做了一些研究，如谭跃和夏芳(2011)［12］将盈余管理与投资者情绪结合起来分析两者对股价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两者与公司投资的关系，发现不同时期两者导致的错误定价对投资的影响并不一致。任春燕(2012)［13］认为盈余管理降低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这会加重公司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刘星和杨亦民(2008)［14］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公司的投资决策权由控股股东掌握，在其他股东很难进行有效监督的情形下，控股股东往往会采取非效率投资以扩大控制权私利。杜建华(2014)［15］则发现，在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超出现金流权的超额控制权会驱使控股股东做出过度投资决策以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两权分离程度越高，过度投资的程度越严重。从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者多是基于相对分散的公司股权结构背景，从管理者行为视角对盈余管理作用于公司投资决策的机理过程进行探讨。国内虽有学者对控股股东与公司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还没有学者进一步探讨控股股东出于自利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如何导致公司过度投资。
二、研究假说
我国上市公司往往由大股东控制，控股股东居于公司决策的主导地位。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有效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投资者难以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控股股东为最大化自身利益有强烈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取控制权私利。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不仅会扭曲市场所得到当期公司的真实业绩信息，而且会掩盖公司未来的业绩发展趋势，市场投资者根据操纵后的盈余信息对公司价值进行判断，这会导致投资者对公司前景和公司价值持过度乐观情绪，造成公司价值被高估、股价上涨。当市场对公司及其投资项目的前景评价过分乐观而高估股票价值时，即使公司不存在相应的投资机会，控股股东为了掩饰其盈余管理行为，也会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以迎合投资者的乐观评价，使其投资行为与账面盈余保持一致，从而避免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Kedia和Philippon，2009)［11］。可见，在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导致公司过度投资，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假说1:H1:公司过度投资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控股股东属性不同时，其通过盈余管理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不同，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也会不同。相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通常处于竞争性行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控股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盈余信息更为敏感，因此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而国有上市公司面临着严格的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其实际控制人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取控制权私利的成本和风险相应更高(肖作平和乔晓琴，2014)［16］。进一步地，为了在市场上融资，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其人有可能非常注重短期股价变化，当市场投资者高估公司价值时，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有强烈动机迎合投资者情绪进行过度投资以维持短期股价。而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政府作为终极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行政干预和对管理者薪酬水平的管制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其人迎合市场错误定价进行投资的动机较弱。因此相比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操纵盈余并迎合投资者进行过度投资的动机更为强烈。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这里提出假说2:H2:相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强烈。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不同时，通过盈余管理实施利益侵占的动机不同，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代表其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分化程度，随着两权分离程度的提高，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越不一致，实施侵占行为的成本越低，通过操纵盈余影响盈余报告以获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越强(Fan和Wong，2002)［17］。因此，相比两权分离程度低的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高的控股股东有更强烈的动机操纵盈余。进一步地，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使其较少考虑公司的整体价值，而是更加关注控制性资源的多寡。由于两权分离程度越高的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越强烈(俞红海等，2010)［18］，在盈余管理造成投资者情绪高涨且公司股价被高估的情况下，为获取更多的控制性资源，两权分离程度高的控股股东通过过度投资扩大控制性资产规模的动机更为强烈(赵卿和刘少波，2012)［19］。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这里提出假说3:H3:相比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低的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高的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强烈。
三、数据、样本及变量
本文选取了2004～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滞后变量的存在，样本中还包含了2003年的数据。本文对样本数据的筛选方式如下:第一，我们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剔除了金融类公司，因为金融类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特殊，现金持有量也异常高;第二，剔除统计数据不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公司，同时也剔除总负债大于总资产的公司;第三，鉴于要对上市年限进行对数化处理，样本选取时还剔除了当年上市的新公司。在进行以上处理后，我们按照样本分布剔除了1%之前和99%之后的公司，最后一共得到15245个样本观测值。我们借鉴Richardson(2006)［4］的研究成果对公司新增投资适度水平进行估计，然后分离出过度投资的样本。具体地，我们运用TobinQ值代替Richardson的模型中代表公司增长机会的V/P以衡量公司的潜在投资机会，并加入控制变量上市年限(Age)、杠杆(Leverage)、公司规模(Size)、现金(Cash)和股票收益率(StockReturns)对公司的年度适度投资水平进行估计。通过这一方法得到的正的残差ε表示公司过度投资的程度，记为XINV，过度投资样本观测值5833个。控股股东或其人通过在不同会计期间转移利润来操纵公司披露的盈余信息，本文运用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等，1995)［20］得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以此度量控股股东盈余管理行为。表1中对本文所使用的变量进行了定义，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变化(ΔREV)、应收账款变化(ΔREC)、固定资产原值(PPE)在修正的Jones模型中用于估计出正常的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NDA)，自由现金流(FCF)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减除公司投资支出后的余额。实证检验中所用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其中过度投资(XINV)的均值(0．055)大于其中位数(0．030)，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的中位数(0．019)、自由现金流(FCF)的中位数(0．030)均大于0，说明过度投资的公司大部分都进行了正向盈余管理，并且这些公司经营现金流在满足投资支出后都有一定的自由现金流。
四、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考察控股股东盈余管理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所采用的基本模型如下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XINV为过度投资，XINV值越大则过度投资越严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为解释变量，自由现金流(FCF)则为控制变量。根据理论，自由现金流越多，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表3的第一列给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盈余管理(DA)与公司过度投资(XINV)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自由现金流(FCF)与过度投资也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本文的假说1是一致的，这表明在股权结构集中的中国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于公司及其项目的前景和价值会越乐观，控股股东越是有动力迎合市场评价进行更大规模的过度投资。表3的第二列与第三列显示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有公司还是非国有公司，其盈余管理(DA)都与过度投资(XINV)呈正相关关系。但值得关注的是，非国有公司的盈余管理(DA)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国有公司的盈余管理(DA)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非国有公司的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强烈。我们在模型(1)中加入DA和公司控股股东属性(ControlF)的交乘项，以便进一步考察控股股东属性是否对盈余管理和过度投资的关系产生影响。ControlF为控股股东属性的虚拟变量，当控股股东属性为非国有时设为1，控股股东属性为国有时设为0。表3第四列显示了回归结果，交乘项(DA#ControlF)与过度投资(XINV)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表3第二、三列的结果相互印证，表明相对于国有公司，非国有公司实施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强烈，这与本文假说2一致。为了考察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是否会对盈余管理和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在表4中我们首先将样本分成两权分离和两权未分离两个子样本，控股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比值ControlK表示两权分离度，ControlK=1表示两权未分离，ControlK＞1时为两权分离。表4第一、二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两权未分离样本的盈余管理(DA)系数并不显著，而两权分离样本的盈余管理(DA)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地，我们将两权分离子样本以ControlK的平均数为界划分成为两权分离度低和两权分离度高两个子样本，第三、四列的结果显示，两权未分离度低的盈余管理(DA)系数并不显著，而两权分离度高的盈余管理(DA)系数显著。表4中的结果表明，相对于两权分离度较低的公司，两权分离度较高的公司盈余管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强烈，这与本文假说3相一致。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运用Richard-son(2006)［4］方法估计公司适度投资水平时，也将衡量投资机会的变量Q替换为销售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通过这种方法得到过度投资量XINV并带入模型(1)中，检验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依然对公司过度投资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在加入控股股东特征变量后所得到的结果也与前述结果保持一致。
五、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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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控股股东 持股比例 盈余管理
一、引言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控股股东的违规行为一直都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现实情况看，控股股东除了通过直接的违规手段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外，还可能通过间接的、更为隐蔽的方式――盈余管理来获取不正当利益。陆建桥(1998)、陈小悦(2000)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均不同程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唐宗明、蒋位(2002)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盈余管理行为隐藏了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信息和运营效率，加剧了控股股东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误导了外部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投资决策，从而造成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掠夺和侵害。余明桂、夏新平(2003)认为，控股股东会通过盈余管理攫取控制权收益来侵害小股东的利益。上述学者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上，并将控股股东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有大小之分，有持股低的，也有持股高的。尽管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显性违规行为方式之间的关联不显著(陈见丽，2007)，但其与隐性盈余管理是否存在关系，本文拟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的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方面的差异性进行检验。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9～2005年度深、沪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212起上市公司案例为研究样本，其中个别上市公司受公开谴责的次数在两次以上(含两次)的，每受谴责一次，就计作一起案例。2004年之前(含2004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源于香港理工大学和深圳国泰安公司联合开发的CSMAR2004数据库，2005年的数据则来源于新浪网。统计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时，如果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则将这些有关联股东的持股比例合并计算。如深交所的浙大海纳(000925)、*ST嘉瑞(000156)、合金投资(000633)、赛格三星(000068)和海王生物(000078)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都低于50％，而有关联关系的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合并计算后超过则50％，因而把它们归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这类公司中。数据基本分析使用的是EXCEL软件，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回归分析使用的统计软件包是SPSS12.0。本文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的上市公司定义为“股权高度集中组”公司，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介于30％和50％之间的上市公司定义为“股权集中组”公司，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于30％的上市公司定义为“股权分散组”公司。
三、实证检验
根据Healy和Wahlen(1999)的观点，可以将盈余管理(Earning management)界定为：公司内部人在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影响财务报告或构建实际交易来对盈余数字进行操纵，以误导公司外部人对于公司潜在业绩的认知，或者对以报告盈余为基础的契约结果施加影响的行为。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非常普遍，而且盈余管理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按其调控项目的不同可分为操纵“线上项目”和操纵“线下项目”两种。其中线下项目指公司从附属的和非持续性的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而线上项目则是从正常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为了使结论更有说服力，本文不仅考察线上项目的盈余管理水平，还把线下项目的盈余管理也纳入研究范围，并采用两种计量方法分别进行检验。
(一)应计利润分析在现行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模式下，企业净利润实际由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总额两部分构成，所以，应计利润总额=净利润-经营现金流量。
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时，关键是在会计盈余(主要是应计利润总额)中分离出哪些是未经人为管理的、哪些是已经人为管理的。应计利润总额可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两部分，由于管理者常常通过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管理盈余，因此一般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验证盈余管理假设的依据。如果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则净利润与调节了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后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是由应计制和现金制本身的差异所引起的，而是由管理者调节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所致的。由于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一般较为固定，因此，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差异的大小可以粗略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当经营净现金流量大于净利润时，则表明公司可能考虑到各年盈余的平滑而虚减了盈余；而若经营净现金流量小于净利润，则可能是公司为利好消息虚增了盈余。在我国现今的上市公司中，后者可能更多一些。因此，本文首先以“应计利润总额”来度量盈余管理程度，然后再以“操控性应计利润”来检验。
应计利润总额分析。为了使不同规模的公司具有可比性，本文以滞后的总资产对应计利润总额进行平减调整，即：剔除不满足公式计算要求的2005年受公开谴责上市公司样本48个，以及其它年份的样本14个，余下有效样本150个(表1)。由(表1)可以看出，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值分别为0.077、0.047，均大于零，表明股权分散组公司的“应计利润总额”小于股权高度集中组公司。均值的P值(T检验)为0.104，中位数的P值(T检验)为0.051，表明股权分散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股权高度集中组公司的差异在5％的水平下不显著。
操纵性应计利润分析。本文选择扩展的Jones模型(廖理等，2005)度量操控性应计利润，扩展的Jones模型是假设相同年份相同行业的非操纵性应计项比例相似，采用分行业分年度的横截面的修正Jones模型来估计操纵性应计利润，并且通过加入滞后流动应计利润来控制前期应计利润的反转。具体模型为：
其中，CA为流动资产的变化，CASH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CL为流动负债合计的变化，STD为负债合计的变化，ITP为应交税金的变化，DEPR为累计折旧。
通过分年度分行业进行回归，每年每个行业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是回归式(1)的估计项。每个公司的盈余管理的度量――操纵性应计利润是回归(1)的残差项，即总的应计利润与估计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之差。
本文选取样本数据时进行了如下剔除：第一，由于1999年公开谴责的样本只有1家，2000年公开谴责的样本只有5家，样本量太少，不具有代表性，故予以剔除；第二，由于金融类公司具有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与经营现金流特征，应计利润与其他类型公司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剔除了1家金融类受公开谴责公司(安信信托600816)；第三，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还剔除了缺乏足够数据对模型中参数进行有效估计的28家公司。因而最后得到有效样本178个，使用的数据是上市公司受公开谴责前一年的财务数据。-
分析计算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值分别为0.127、-0.075，均小于零，表明股权分散组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大于股权高度集中组公司。均值的P值(T检验)为0.543，中位数的P值(T检验)为0.301，表明股权分散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股权高度集中组公司的差异在5％的水平下不显著。
(二)线下项目分析本文采用非经常性损益指标来度量以线下项目操控的盈余管理。所谓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正常经营以外的、一次性或偶发性损益，主要包括补贴收入、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资产处置损益等。相对于经常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具有一次性、偶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投资者无法或很难通过分析非经常性损益来预测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特别在我国，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主要是以上市公司在会计年度内的净利润为指标的，因此，非经常性损益的高低必将影响上市公司最终是盈利还是亏损。尤其对于亏损的上市公司或即将面临退市的上市公司来说，扭亏为盈是公司的目标，但这类公司经常性项目利润操纵的空间比较小，非经常性损益就成为其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而往往地方政府及关联方也会给以支持。
从上市公司利润构成来看，利润总额和净利润除受主营业务影响外，还受三项费用、其他业务利润、投资收益、补贴收入、营业外收支净额等多项因素的影响，而后几项正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渠道，也是非经常性损益的主阵营。借鉴Haw等(1998)的研究成果，线下项目包括：来自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利得或损失以及其他的线下项目，如来自销售资产的利润或从政府取得的补贴等。因此，本文以投资收益、补贴收入及营业外收支净额三项非经常性损益来度量盈余管理，并以股东权益对变量进行调整，即：
剔除不满足计算公式要求的2005年公开谴责样本48个及其它年度的样本14个，余下有效样本150个(表3)。由(表3)可以看出，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值分别为0.084、0.001，均大于零，表明股权分散组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率”小于股权高度集中组公司。均值的P值(T检验)为0.558，中位数的P值(T检验)为0.464，表明股权分散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股权高度集中组公司的差异在5％的水平下不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