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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文章范文1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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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启明等:《过剩经济对我国投资领域的影响分析》,载《管理世界》,1999(2)。
激励文章范文2
上幼儿园了，那时的我最爱看书了。每天傍晚，总是缠着妈妈带我去书店看书，穿过繁华的步行街，来到书店门口。儿时的我总爱在门外印着的那几个大脚印上踩来踩去，多好玩啊。如今的我虽然没有小时候的那种快乐，却有了另一种更充实的快乐，那便是读书。书带我到知识的海洋里遨游，那书店门外的大脚印便是我快乐成长的见证。
现在的我已经是八年级的学生了，一个个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伴随我的还有一次次的失败。
今天，又考砸了，手里拿着那张不到八十分的数学考卷，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着，心里烦透了。无精打采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经意间又踏进了那儿时玩耍过的沙坑，一串串脚印印了下来，一阵风吹过，把我手中的那张试卷吹走了，吹到了那个沙坑里，我连忙去捡，忽然，我看见了那脚印，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这儿奔跑留下的快乐的脚印，也让我想起幼儿园到书店门前踩那巨大的脚印。想到这儿，我笑了，发自内心的笑了。啊，我明白了，其实快乐就伴随在我的身边，伴随着我的成长。
激励文章范文3
汇率目标设定制度（exchangeratetargeting）的局部或阶段性有效，以及金融自由化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设定制度（monetarytargeting）的有效性下降，促成了近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一种不容忽视的新现象，即许多国家相继采用了一种名为“通货膨胀目标设定（inflationtargeting）”的货币政策制度[1]。该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选择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名义锚（nominalanchor）。
1990年3月2日，新西兰率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成为这一领域的“开路先锋”。继其之后，实行该制度的国家数目不断增多。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成员国货币政策框架类型的划分结果，截至2006年4月30日，曾正式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达到了26个，目前正在实行的国家共24个（芬兰和西班牙两国因为要加入欧元区的缘故，于1998年6月主动放弃），其中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还包括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见下表）。
颇有意思的是，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兴起最初并非源于学术界人士的推动。如斯文森（Svensson,2002）就指出，除了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低通货膨胀的好处进行过大量研究，以及著名货币经济学教授古德哈特（Goodhart）曾向新西兰储备银行主席提过关于激励结构的学术建议之外，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未针对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开展过任何专门性的研究。按照他的看法，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出现以及其后所赢得的赞誉，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一些采用国中央银行和金融决策实践者们非凡的洞察力。而现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Bernanke,2003）则认为，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一些国家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策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德国及瑞士的货币政策实践——逐步演变而来的。
尽管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实践已经超过了16年，但至今人们仍没有对其内涵形成广泛共识，这主要是因为在实际操作当中，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往往难以识别，即便的确采取了该制度，各国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考虑，针对货币政策制度安排所采取的具体做法通常又会存在很大的差异[2]。在目前的诸多观点中，米什金（Mishkin,1999）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是一种包含了五个方面要素的货币政策策略：一是公开宣布一个关于通货膨胀的中期量化目标；二是制度上承诺稳定物价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则居于从属地位；三是在调节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包括货币总量、汇率在内的诸多变量被用来通盘考虑；四是通过与公众和市场交流货币当局的计划、目标和决定，确保货币政策公信力（credibility）和透明度（transparency）不断提高；五是货币当局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不断增强。
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实施
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拥有许多明显的优点。例如，通过事先宣布一个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策略高度透明，容易被社会公众感知和理解，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公信力和责任性；与汇率目标设定相比，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可以确保货币政策集中关注国内的经济目标，对影响国内经济的各类冲击做出反应；与货币供应量目标设定相比，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无须强调货币数量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稳定关系。
然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也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现实
四、简要小结
1、鉴于中央银行无法直接控制通货膨胀率，因此，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比较合理和现实的选择应当是以通货膨胀预测值pt+2|t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货膨胀预测值之所以是一个理想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主要是因为：首先，由定义我们知道，中央银行在t年根据所有相关信息做出的通货膨胀预测值，必然与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高度相关；其次，通货膨胀预测值要比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容易控制，并且中央银行更多关心的是预测值与目标设定值之间的偏差；第三，与t+2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pt+2相比，中央银行更容易观测到通货膨胀的预测值，这是因为后者是根据t年的相关信息做出的，通过央行的信息披露和外界的预测，社会公众也很容易就能观测到预测值；第四，通货膨胀预测值十分透明。但必须指出的是，通货膨胀预测值这些优点的关键性前提是，中央银行在t年必须尽可能地收集相关的信息，同时借助经济预测模型，尽最大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通货膨胀预测。通货膨胀-[飞诺网]
2、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中央银行的政策选择是，根据最小化损失函数值所内生的最优反应函数，确定一个基准利率（或基础货币）水平，使通货膨胀的预测值等于事先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当通货膨胀预测值高于目标值时，中央银行将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下调基准利率（从而影响到其他利率）、回笼基础货币等等；相反，当通货膨胀预测值低于目标值时，中央银行将执行宽松性的货币政策。不难看出，通过事先公布一个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承诺机制，它可以锚定私人部门的通货膨胀预期，同时约束中央银行自身的行为，而在面临各类外部冲击时，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又能有效保证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
3、由式（7）给出的最优反应函数，与强调中央银行调节基准利率的“泰勒规则（Taylorrule）”和强调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的“麦克卡伦规则（McCallumrule）”这两种工具规则十分相似，但值得指出的是，它们相互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的最优反应函数是一个内生的结果，而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都是外生给定的；其次，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工具对当期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做出反应，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的反应函数则体现出了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特点，强调基准利率或基础货币的变动是为了使通货膨胀的预测值等于目标值；第三，通货膨胀目标设定下的最优反应函数仅仅取决于菲利普斯曲线和损失函数中的相关变量，而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除了取决于这些变量以外，还要取决于总需求方程；第四，在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下，反应函数中的系数并不像泰勒规则和麦克卡伦规则中的系数那样是固定的（如泰勒规则中的两个系数均为0.5），并且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动可能还会受到外生变量xt的影响。
4、长且易变的时滞以及货币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都会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这使得社会公众很难准确地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绩效。但实际上，如果中央银行主动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沟通，通过特定渠道披露通货膨胀预测值的细节，如一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央行定期的“通货膨胀报告（InflationReports）”，社会公众就可以通过观测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预测值与事先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值之间的偏差，来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即使中央银行将自己所做的通货膨胀预测在一定程度上保密，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比较自己或其他预测者所做的通货膨胀预测与事先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值之间的偏差，来监督和评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有效防范中央银行的不作为或是机会主义行为。
注：
[1]米什金（Mishkin,1999）对汇率目标设定制度和货币供应量目标设定制度的适用性及其在实践中的弊端进行了分析，具体可参见Mishkin,Frederic,InternationalExperienceswithDifferentMonetaryPolicyRegimes,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9,43,pp.579-606。
[2]美国即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尽管IMF并未将其列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的国家，但伯南克（Bernanke）、曼昆（Mankiw）、古德弗元德（Goodfriend）等美国资深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事实上实行了隐性的或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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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文章范文4
1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世纪4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2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1956年，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索洛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1)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例都是固定不变的；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两个比率可以按需要进行调整和变化。(2)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的水平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来实现，因而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则不包含这样的假定。(3)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存在着技术进步，但它是一个具有固定趋势的常数。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λ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
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β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把资本、劳动、技术甚至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因而使分析较为全面，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
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第二，索洛在其后来的篇幅中虽也论及技术的作用，但它仅将其作为一种外在变量，在技术如何对资本、劳动发生作用方面并未谈及。
3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比较典型的是：
3.1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第二，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亦即，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因为一种创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模型中的经济可分成三个部门：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究部门。
这一函数的特点是，所有资本品都对产出有可加性。对于中间部门，它买进创意或知识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资本设备，中间部门将产出——耐用资本设备x(j)——租给最终产品部门，收取租金P(j)X(j)(这里P(j)为租金率)；对于研究部门。假设对第j设备的设计，仅为一家研究单位，且该单位拥有该设备设计的专利权。发明者将出售专利给中间品部门进一步开发使用。
新增长理论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论证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带有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一工作进展无论对于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的制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3.2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提出的。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将宇泽的技术进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新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假定，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的时间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一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1-u)比例时间从事人力资本h的建设，因此，技术进步就可表示为：
H（t）=h（t）δ［1-u（t）］
其中H(t)为人力资本的变化率，δ为正常数，上式表明人力资本变化率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卢卡斯推演出他的生产函数：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t)为t时刻的劳动数量，hE(t)为t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外部效用，r为正常数。在这一生产函数下，可得到均衡增长条件为：
g=H（t）/h（t）=（1-a）［δ-（ρ-n）］/σ（1-α+r）-r
这一模型强调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需要专门化时间来建设的；同时，该模型还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卢卡斯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
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直至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无疑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
尽管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理论的疏漏，合理解释了新古典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难免也有不成熟之处，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规模效应问题。根据外部性原理，人口规模越大，有效人力资本的比例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像印度这样的人口高密集度国家，并未产生较高的增长率，而西欧一些人口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着稳步增长的情况。可见，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并未像新增长理论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样简单，所以我们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左大培.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3）.
［2］陆静超.经济增长理论的沿革与创新［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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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修订出台新《管理办法》的意义？
答：首先，新《管理办法》规范了审批行为，优化了审批流程，简化了办事手续，有利于激发记账市场活力。其次，新《管理办法》对记账行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统一规范和要求，同时建立了与“宽进严管”相配套的后续监管机制，有利于记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最后，新《管理办法》从依靠传统行政监管手段向注重运用市场主体信用监管手段转变，从政府包揽向社会共治转变，有利于构建记账行业监管新模式。
问二：新《管理办法》主要在哪些方面进行了修订？
答：新《管理办法》共30条，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修订。
一是放宽市场准入门槛，简化资格申请要求。新《管理办法》对记账资格的申请条件相应进行了调整，同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删除了“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有健全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两项准入条件，并将申请记账资格应提交的六项材料简化为四项；记账机构新设分支机构开展记账业务，向其审批机关办理备案即可，其新设分支机构无需申请记账许可证书。
二是建立信用约束机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新《管理办法》要求申请人取得记账许可证书、记账机构完成变更登记后，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同时，要求审批机关在批准记账资格后，在规定时间内向社会公示；记账机构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审批机关也应及时向社会公示。
三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对于无证经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处。对于违规经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列入重点关注名单，并向社会公示，提醒其履行有关义务；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并向社会公示。
四是加强行业自我约束，发挥行业组织作用。新《管理办法》规定，记账机构依法成立的行业组织，应当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建立会员诚信档案，规范会员记账行为，推动记账信息化建设；记账行业组织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问三：新《管理办法》对记账许可证书管理有什么新的要求？
答：新《管理办法》对记账许可证书管理有两项重大改革：①记账许可证书不再受区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②记账许可证书由财政部统一印制改为财政部统一规定样式。
问四：新《管理办法》对记账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有哪些具体要求？
答：新《管理办法》明确：①记账机构设立或撤销分支机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②分支机构应当及时向其所在地的审批机关办理备案登记，分支机构名称、主管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发生变更的，分支机构应当按照要求向其所在地的审批机关办理变更登记；③记账机构在人事、财务、业务、技术标准、信息管理等方面对其设立的分支机构进行实质性的统一管理，并对分支机构的业务活动、执业质量和债务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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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建设作为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嘉兴市政府着力解决的重大民心工程。从1996年大规模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并率先在全省11个地市范围内实施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以来，嘉兴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性住房政策， 形成了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
截至2014年底，嘉兴市已累计开工建设经济适用住房27833套、建筑面积239.43万平方米，开工建设公共租赁住房51007套、建筑面积268万平方米，开工建设廉租住房2812套、建筑面积16.34万平方米；累计惠及住房保障家庭25.65万户、62.01万人，其中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受益54.24万户、11.71万人；经济适用住房受益2.47万户、5.79万人；城市旧住宅区综合整治受益10.47万户、25.09万人，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占城镇常住人口的24.9%，一大批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通过住房保障政策改善了居住条件。
二、嘉兴市住房保障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嘉兴市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特别是其推行的“住房保障货币化政策”得到了省建设厅的高度认可，但是在管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1.政策机制不完善
虽然住建部和省政府均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性住房的管理办法，但对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公共租赁住房年审如何实施并未进一步明确，公开透明的复审程序和指标体系也不健全，缺乏实际操作性。同时，申请保障家庭取得住房后如发现其不符合条件，尚无有效的退出机制和行政执法手段。
根据浙江省有关规定，从保障性住房的申请开始到最后的退出，都需要住建、民政、社保、公安、税务、银行、公积金、街道等相关部门的联合审查。而目前嘉兴市相关地市还未建立联合审查平台，难以形成监管合力，无法全面掌握申请家庭的收入情况或是申请家庭成员在异地的住房、证券以及其他固定资产等。家庭收入基本依靠个人提供或是街道等基层渠道提供的统计信息，个人收入核定难，跟踪管理难上难，势必需要进一步增加软件、资金、人力等各方面的投入。
2.缺失公平性
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例。从建设主体来说，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商大都由政府指定，而不是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产生，不是所有开发商都有同等的机会参与开发建设。从消费主体来说，相关政策规定，经济适用住房的优惠政策只提供给经批准有资格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居民，即中低收入者享受，而并非全体公民享受。但在实际操作中，中低收入家庭通常是具有“国”字身份的家庭，即国企、事业、行政单位，这使得非“国”字身份的家庭就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同一社会的居民由于人为所定的“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对待。
3.资金来源不足
近年来，嘉兴市通过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虽然解决了一大批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问题，但由于需要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及维护成本，特别是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方面，虽然在短期内能缓解居民的住房困难，但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量大且回收周期长，给政府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三、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的建议
1.建立保障性住房标准体系，规范开发商行为
规范开发商行为，除了制定相关的法律、借助法律的强制性来实施以外，还应当借鉴发达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经验，建立保障性住房标准体系。建立针对保障性住房的规划、设计标准，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建设过程中应始终遵循经济性与合理性原则，优先考虑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保障性住房应控制好规划设计、施工方法及材料采购等诸环节，降低工程造价，把合理运用政府补贴作为首要前提。
2.加快推进多渠道资金筹集机制和激励政策
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贷款、发行债券、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融资担保等措施，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保障性住房建设，推动社会企业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对承建保障性住房的开发企业，实行拿地优先权，对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减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