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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传奇范文1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4-0005-02
张爱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株奇葩，她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和她一生的杰作《传奇》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关注，尤其是她的小说集《传奇》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传奇》这本小说结集收有张爱玲写于1943年至1945年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年青的时候》、《花凋》、《封锁》、《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国的日夜》等，共五十万字。所收作品大多通过爱情婚姻生活的描写，展现了洋场社会里旧式家庭被历史埋葬的进程，同时以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完的纠葛，揭示了人性受到污染以及“爱的死亡，美的毁灭”的悲剧。正如周溶泉所说“张爱玲仗着女性的直感和她善悟的聪颖，在‘奇’字上下功夫，写出了由男性作导演的女性生存状态，并从她们的缺乏独立意识及卑弱的表现，来形象的说明这些可悲的女子陷入用金钱编织的罗网而不能自拔的命运的无可避免，让人们通过‘传奇’性的故事情节，看到了世间的苍凉。”《传奇》集中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在女性身上的沉淀，同时冲击着新时期女性解放意识的慢慢觉醒。在女性文学崛起的二十世纪，张爱玲的女性文学绽放着与同时期女作家的女性文学不同的光彩，她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和人性堕落出发，挖掘出女性的落后意识进而再挖掘出她们不幸的根源，使女性文学突破了女性创作的屏障，达到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下面对《传奇》中大体塑造的三类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分别进行探讨。
一、扭曲的女性形象
《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面对儿子儿媳嫌弃女儿白流苏，想把流苏赶回前夫家做寡妇一事，也没有表现出做母亲的怜悯，她甚至给女儿指明了出路——回去领养个孩子熬个十几年，做个一家之主。掌握家庭财产大权是白老太太一生的追求，相比较白流苏的不幸来说，她更加倾向于维护封建家族所谓的“门面”，面对白流苏的进退两难，她表现出的是漠然的置身事外的局外人态度。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也是这一类形象。梁太太当年不顾家人反对下嫁了粤东富商梁季腾做第四房姨太太,被认为是自甘下贱,败坏门风,与兄弟闹翻。梁太太做小,与几房太太共同拥有一个丈夫,她从为人之妻一开始就具有不完全的妻性。而她嫁给富商又无子嗣,她的母性只能集中体现在侄女薇龙的身上,在她发泄完心中怨气收留接纳薇龙时,不能不说她对侄女没有一点姑母的情分可言。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这类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也无疑是《传奇》中最为恐怖变态的母亲形象。“女人在此父权社会里，其作用被充当成交易的媒介，在自身的作用被剥夺之后，女人最终变成贡品被牺牲掉。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就是在这种被充当为交易媒介的历史中，被传统社会压榨成血淋淋的一堆碎尸，彻底而近于疯狂。”
二、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五四新思潮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妇女解放和女性寻求自身发展的潮流,从此,女性开始有了关注自身命运和自身价值的意识和可能,从此,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思潮风起云涌。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她们以自己的主体身份叙说着女性形象、女性心理与女性命运,成为了当时女性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言人。她们大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具有独特的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视角,为女性解放思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Philip Koch在《孤独》一书中所定义的孤独是：（一）独处；（二）意识中没有别人的涉入；（三）带有反省性。张爱玲所处的社会环境造就她的性格也造就了她的文学成就。“张爱玲的叛逃，对她的生命有几项意义，她逃出父权社会中作为女儿的位置，在心灵上杀父，也摆脱了社会规定的一个女儿的身份。这一点她和萧红的经验相似，最后都把自身的伤害化为人性集体潜意识的邪恶描写。”由此，张爱玲从特殊视角出发通过对旧文化背景下女性绝望苍凉的不幸命运和殖民文化背景下尴尬失落的生存状态的书写，形成了她独特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以自己的直觉观察与生活体验，理性思考了处于传统旧思想与现代新观念夹缝中的女性，首开先河地批判女性自身，对女性进行了反书写，并对男权中心主义进行解构，从而展现了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
（一）如实消解“母性”
张爱玲对女性进行自审的最重要内容，是对母性的自审。20世纪“人的觉醒”的过程中，代际冲突主要体现为父子冲突，子女的反叛往往是针对封建家长制的体现者父亲，母亲则是温柔慈善、富有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形象。这一特点在冰心、丁玲的作品中均有体现。可能由于自身常年没得到母爱的缘故，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没有对传统母亲的那种温柔善良，更没有对母性的讴歌。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对母性进行自审的第一人。
（二）展示女奴意识
张爱玲所构筑的文学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以日常生活为主体的世界，在剔除了流行的政治话语的浓墨重彩后，她刻意展现的是人生超越时空的限制的基本体验形式，对女性自身传统意识的深刻反思和批判。这体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也体现了她的超越之处。
（三）“反闺秀”书写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大多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如白流苏和葛薇龙。处于如此环境中，按理应该有大家闺秀或是小家碧玉那样的风范，可是张爱玲的小说中，通篇没有这样的“女性气质”和大家闺秀的形象。她笔下的女性无不是迫于生活的压迫为自己的将来卑微的奔波。使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美好的高尚的爱情婚姻变得庸俗，传统文化里附在爱情上的柔情，以及体现在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气质”，也就消失不见。
张爱玲传奇范文2
她将淡蓝色的人生佩带在指尖，文字便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白纸上浮现无数凄婉的画面，编织成一个个断魂的梦。她写尽了旧上海潮起潮落的感情，道尽了旧上海的苍凉与繁华。张爱玲，一个坐在文坛顶端的才女，在动荡的年代中书写着，也演绎着动人的传奇。
任何一滴水的流入都给了她无限的想象，一个柔弱的女子，却拥有令世人惊叹的深邃思想。文字在她的笔下，拥有了更鲜活的生命，而人生的含义也愈发深刻。
张爱玲将她笔下的女子比作是没点灯的灯塔，失去了灯油，却仍是巍巍高耸。仍旧是夜晚中无名的指环，虽因孤独而发出，但是她们却都能在脆弱的时刻以坚强作为后盾。《十八春》中曼桢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候做出的事情都为演戏而演戏。”而后来她不幸的遭遇以及她的选择都印证了：人生的脆弱可以用坚强掩盖，镇定地活下去。同样，《沉香屑》中的薇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们都遭遇了人世沧桑、亲人们的鄙夷或是爱情的打击，但是即使是倾倒了整座城池，她们最终都坚强地擦干了泪向前走。她们可以开放得似外国女士头上的遮阳帽，即使在灼灼的太阳底下，仍可以抬头仰视；然而终究因时代的缘故，她们又同样保守得像古代中国妇女的裹脚布，一寸一寸裹在那三寸小鞋中，罩上拖地长裙。然而人生在她们看来，一直都是以活下去为目的，而这力量应是她们的坚强！
张爱玲说：“太剧烈的快乐与太剧烈的悲哀是有相同之点的――同样地需要远离人群。”这解释她与胡兰成的婚姻是再好不过了。与胡兰成步入婚姻的殿堂，她未必在乎过世人的看法。一个人的幸福快乐无关乎他人，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而后来与胡兰成离婚甚至于因胡兰成的缘故被判为“左派”时，她独自承担着这一切，独居海外。她人生的写照，时时都体现了人生的后盾是坚强。人生是无常的，你赤条条来到人世本无依靠，要学会坚强，自己的路，一个人去走。
她似乎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她的笔下却又是活生生的他人生活，她笔下的人物以及她的思想却深深地生活在他人的内心。
她把传奇放在我们的手上，花朵在一刹那间怒放。
张爱玲传奇范文3
一、作品传记色彩迎合读者接受心理
《小团圆》描述在传统家族长大的九莉，大学到香港念书，回到上海后和身为汉奸的有妇之夫邵之雍陷入热恋。《小团圆》与张爱玲的经历有太多相似之处，展现的是张爱玲版本的“张胡之恋”。此次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先后在台湾、大陆出版，使我们从更深层上探寻张爱玲不平凡的一生。张爱玲作品及生命中的各色人物都能找到原型，如蕊秋与二婶，楚娣与三姑，比比与炎樱，邵之雍与胡兰成，文姬与苏青，燕山与桑弧等等。《小团圆》是一次尖锐的剖析，小说以近于意识流似的回忆录方式描述女主人公盛九莉，叙述冷酷沉着，张爱玲把矛盾指向自己。
“《小团圆》与张爱玲的身世经历有太多相似之处。不务正业，耽于鸦片的父亲，远走高飞的母亲，邪恶无形的继母，懦弱无能的弟弟……似乎都为她的小说人物提供了现实原型，更不用说张爱玲少年被父亲幽禁，几乎丧命的经历。张爱玲藉文本来铭刻生命的创伤，将被压抑的欲望与恐惧改头换面，重现于字里行间。”
“张爱玲自己说过：‘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在她已发表的作品当中，《私语》、《烬余录》及《对照记)可谓最具自传价值，也深为读者看重。但在‘最深知’上比，它们都难跟《小团圆》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她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用文学的手法叙述了传奇一生，(小团圆》这部充满传奇性和传记性的作品一经面世，自然便引起了读者极大的热情与兴趣。
二、张爱玲经典创作风格的延续
《小团圆》初稿写成之后，张爱玲曾幸福地告诉挚友：“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干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小团圆)是张爱玲浓缩一生心血的巅峰之作，刻画出她最深知的人生素材，也是张爱玲经典创作风格的延续。
张爱玲的作品在艺术上的特色，特别是在意象营构、心理分析上受到普遍的赞许。张爱玲钟爱的月亮意象营造出强烈的感性世界，同时加强了作品的寓意。同样，在《小团圆》中，她依然延续自己钟爱的意象，让读者感受到了“快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阳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
张爱玲的爱情观在其作品中的表现是始终如一的。九莉瘦弱而敏感，她缺少童年的快乐与亲人的关爱，内心无助，爱情更是千疮百孔。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将少爱的婚姻、扭曲的人性、颓废的人生，细致入微地呈现到读者面前。
《小团圆》延续张爱玲作品苍凉的悲剧意识。《小团圆》其实并不团圆。由于她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及其不幸的爱情，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无论是《小团圆》还是张爱玲的其他作品，她所描写的爱情故事结尾均没有圆满的，流露着她对爱情的失望和对婚姻的嘲讽。在《小团圆》中，我们感受不到张爱玲所说的“爱情的万转千回”，却让读者感到一种幻灭感。作者似乎也在借人物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境：“回忆不管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她从来不自我伤感，现实生活里有的是，不可避免的。”“她在四面楚歌中需要一点温暖的回忆，那是她的生命。”
三、各方热议促进作品的关注度
张爱玲的《小团圆》面世一年多来，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探讨，关注的焦点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关于《小团圆》的出版问题。《小团圆》于2009年2月23日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在台湾地区出版，2009年02月26日由皇冠出版社在香港出版，2009年4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关于《小团圆》的出版问题。张爱玲曾在遗嘱中要求遗作《小团圆》要进行销毁，但张爱玲生前又充满犹豫。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顶着各方非议出版了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小团圆》的出版，社会上形成了“赞成出版”和“反对出版”两种迥然不同的出版态度。贺琛的《(小团圆)出版事件的伦理审视《编辑之友》，2010年2期)是有代表性的文章。文中归纳各方赞成与反对出版的理由，也给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小团圆》出版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追捧，内地版半年之内已经销售超70万册，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小团圆》的出版，无论是对于广大读者，还是对于文化艺术的传播和张学的研究，甚至对于张爱玲本人来说都是有益的。”
其次是关于《小团圆》作品本身的艺术问题。张爱玲的作品历来不乏追捧者，但也不缺异样的声音。《小团圆》同样也是如此。对《小团圆》持肯定态度的有李永涛的《(小团圆)：“散居文学”的惊诧之美》(《名作欣赏》2009年26期)认为：“张爱玲‘最神秘的小说，遗稿，浓缩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小团圆)，尘封三十四年后重见天日，眷顾全球千万张迷翘首之心。并让一段异样的家族岁月和情爱奇缘流露笔端，凸显差异感受，惊现‘散居文学’的惊诧之美感体验”。有些学者认为《小团圆》是一部失败之作或存在瑕疵，如杨光祖的《(小团圆)与张爱玲的创伤记忆》(《中州大学学报》2009年6期)认为《小团圆》就艺术质量而言很一般。张伯存的《评‘张爱玲热’及(小团圆)》(《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认为：“尽管《小团圆》从艺术角度看结构繁复精巧，语言臻于炉火纯青、人物描写细腻精微，显示了张爱玲晚年不衰的艺术创造力，但艺术上的高明掩饰不住思想上的苍白、观念上的荒谬、意识上的稚气、心理上的阴暗。”此外，还有其他学者从其他角度来研究《小团圆》。如女性意识角度：郑悦、孙晓悦《选择玉碎——从(小团圆)看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名作欣赏》2010年1期)：意象分析角度：武克勤《张爱玲(小团圆)创作意象探析》(《名作欣赏》2010年2期)等等。
张爱玲《小团圆》不仅在专业研究领域引起热议，在网络上也热闹非凡。国内各大互联网也都刊载文章。如腾讯网《小团圆)：一个更真实的张爱玲》(http：／／lady，qq，com2009年04月14日07：46);网易《(小团圆》中的“小物件”》(2009-08-30 10：59：oo来源：东方早报)；搜狐网《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港台出版幕后揭秘》(2009年03月09日08：21)、《张爱玲最神秘作品(小团圆》”违约“出版》(2009年02月13日10：44)、《张爱玲自传性长篇小说重见天日作者遗嘱要销毁》(2009年02月13日09：13)。(小团圆》出版后，报刊网络评论甚多，毁誉参半，此书又不止一次被媒体选为“年度十大好书”。著名的张爱玲研究专家止庵《再谈《小团圆))(http：／／blog.sina.com.cn／zhian)指出：“《小团圆》尚未面世，就有人提出‘拒买、拒读、拒评’；至今偶尔还被称引，但回过头去看，效用似乎仅限于倡议者自己，无非‘自我封口’而已。不过‘买’、‘读’、‘评’，适可概括一年间《小团圆》热热闹闹、是是非非的全部。”
结语
伽达默尔说过：“对于所有文本来说，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在阅读过程中才可能完成。正是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阅读张爱玲成为
注释：
①马建高：《“传奇”未满——简评张爱玲长篇小说《小团圆》》，《名作欣赏》，2010年09期。140页。
②③④⑤⑥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第7页，第15页，第69页，第255页。
张爱玲传奇范文4
关键词：张爱玲，《金锁记》，戏剧化，《怨女》，平淡自然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金锁记》曾经让张爱玲饱受盛誉，无数学者将它视为“经典”，夏志清先生甚至将它奉为 “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①，然而张爱玲却将这样一部作品重新改写，从中可以想见张爱玲对自己作品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值得玩味的是傅雷曾化名迅雨发表《论张爱玲的文章》，其中虽然给予了《金锁记》很高的评价但同时也指出“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②认为张爱玲过于重视小说的表达技巧，忽略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心理的把握，“华彩胜于骨干”。对于如此评价年轻气盛的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给予了尖锐的回击。然而当我们纵观张爱玲小说时却不难发现，张爱玲的小说的确是一步步由“传奇”叙事转向书写平凡人生。
从《金锁记》到《怨女》的改编，可以看到作者对戏剧化倾向的抛弃。威廉・阿契尔认为“一个剧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总是命运或环境的一次急连发展的激变，而一个戏剧场面，又是明显地推进着整个根本事件向前发展的那个总的激变内部的一次激变。我们称戏剧是一种激变的艺术，就像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一样。正是这种发展进程的缓慢性，使一部典型的小说有别于一个典型的剧本。” ③《金锁记》中紧凑的情节，矛盾冲突，人物尖锐性格在《怨女》中都开始变得和缓。似乎人物走下了充满戏剧冲突的舞台，走进了生活，在诡异的“月光”下被映照的妖魔化的面孔在“日光”的下显出了她真实的面目――苍白扭曲却痛苦无奈。
一、对人物形象的重塑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多用“突转”与“骤变”的方式处理人物与事件关系，侧重对一个个冲突片段的截取，人物性格也更加的决绝和极端。关节人物的行动推动情节走向。而《怨女》中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塑造还是情节的铺陈和发展都是循序渐进，有头有尾的。在对关键人物的性格和人物关系的改写中自然可以体味到戏剧化倾向的淡化。
1、亲子关系的改写
曹七巧这一人物可以说是《金锁记》的灵魂，她由于金钱原因被自己的哥哥出卖，也由于金钱的原因拒绝爱的可能。这样的行为似乎只能用疯狂来形容，无法用理智来解释。童世舫顺着“一级一级的阶梯”在“没有光的所在”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疯子”。诚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
七巧也只能是一个特例，《怨女》中的银娣并不是一个被金钱欲望摧残的变态的人。她不过是一个被命运作弄和摆布的普通人，张爱玲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不得不将曹七巧的女儿长安这一人物删除。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力量”。④李贞元认为，从小说的角度讲，“《怨女》删掉女主角女儿的悲剧，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那样可能显得女主角过于刻薄残忍了，使人产生近乎渲染的故事感”⑤同时从戏剧性的角度思考，这一改编也大大削弱了小说的戏剧张力。
作者在删除这一情节线索的同时也修正了作品中的母子关系，《金锁记》里曹七巧将无法释放的转嫁到自己儿子的身上，打探儿子与儿媳之间的私密事件，并以此为“利器”对儿媳展开攻击，导致其最终的悲剧结局。而《怨女》中银娣对儿媳的厌恶却主要是因为“她”长的太丑给银娣丢了面子。新媳妇怯生生的在楼梯口剥莲子的身影和三十年前银娣的身影合二为一。痛苦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发泄，扭曲的心理重归平衡。
2、情爱关系的改写
除了母子关系的改写，七巧和银娣的不同更体现在对爱情的态度上，七巧最大的特点是欲望得不到纾解。由于渴望情爱而不得，转向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她对季泽的渴望更多的是身体的，的。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诱惑。当姜季泽重新回头来找七巧的时候，她审慎的，睿智的可怕，从蛛丝马迹中立刻发现了破绽戳穿了季泽的阴谋，这样的决绝。而《怨女》中银娣曾经在刮着西北风的冬夜为三爷唱过“十二月花名”。这一改写让人物之间的关系有裸的欲回归到情上。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说过：“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⑥张爱玲对《金锁记》人物形象的改写印证了自己的审美取向。相对于七巧的狠绝，银娣无疑是更复杂的，更生活化的。
二、小说结构的改变
《金锁记》一开篇便写到三十年前的月亮，这轮月游离于文本本身，具备了道具化的特质，并且超越景物本身融入了作品的叙事内涵。这轮月带着浓厚的传奇和神秘色彩。小说的结尾处又写到这轮月。这样一种首尾呼应的套子式结构，延伸了小说的整体意蕴，将时间凝固于月的流转之中。张爱玲早期的小说中这样一种结构非常常见，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中都可以看到，而张爱玲中后期的作品中却不再看到这种结构。《怨女》也放弃了这一结构，月亮的出现也并不像《金锁记》中的那样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正是这样一种结构的舍弃，改变了小说的整体基调。传奇性削减，生活化加强。
小说本身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金锁记》前后两部分以镜子里的变化为分界，前半部分主要讲述在姜家被人歧视压抑和不断抗争的故事；后半部分叙述分家后曹七巧与儿女生活的故事，前半部分张爱玲选取七巧的一天却展现了她在姜家的地位，情节发展相当紧凑，无法赘述的背景部分则通过两个丫鬟之口说出，在情节结构安排上独具匠心，特别具有舞台化的表演特色。后半部分中，张爱玲重点描写了七巧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后却用金钱的枷锁锁住自己，禁锢亲人。《怨女》则按时间的线索发展情节，从银娣未过门写起，写她嫁入姚家后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在《金锁记》中从丫鬟们口中透露出的失窃事件，都在《怨女》中被嵌入情节线索中详细写出。
小说内部结构的变化自然导致小说的叙事节奏的改变，苏珊・朗格曾说过，“恰恰是戏剧行为的节奏才使戏剧成为‘一首戏剧诗’而没有成为对现实生活的摹仿，没有成为对现实生活的‘假装’。”⑦这样的戏剧节奏理论同样可以移植到小说创作之中，《金锁记》显然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或单纯模仿，而是通过对人物生命中主要事件的截取，拼接达到对小说整体节奏的把握。于青也曾经说过“读传奇如观戏剧”⑧，同时苏珊 ・朗格又创造性的将这样一种戏剧节奏与悲喜剧结合，他认为 “个体生命在走向死亡的旅途中具有一系列不可逆转的阶段，即生长、成熟、衰落。这就是悲剧节奏”⑨。《金锁记》中正是将主角的一生通过片段化的形式展现出来，每一次必然会出现一个特定“侧面”的放大。而动作是戏剧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描画人物的基本手段，并能引发戏剧矛盾冲突，而精彩的戏剧动作能使得台下的观众们久久回味。在《金锁记》中正是人物的一次又一次的“动作”让整部小说精彩纷呈，让读者欲罢不能。
《怨女》则按照时间的轨迹，展现银娣的人生际遇，小说的叙事节奏很自然地舒缓下来，不再侧重表现激烈的矛盾冲突，人物的命运和抗争不再惊天动地。人似乎是随着命运的潮汐被送往未知的彼岸。无奈辛酸取代残忍愤恨，苍凉盖过了悲壮。
三、生活场景的扩展
相较于《金锁记》，《怨女》中的表现场景和视野都得到了拓展，开篇就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各种风俗，媒婆说媒，对街相看，三寸金莲，瞎子算命，三朝回门，“圆光”这些风俗人情的描写将充满戏剧化冲突的《金锁记》改写成了充满人情气息的“世情”小说。特别是“圆光”一节的加入，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和状态的同时也将真正的黑手写出，偷窃者竟是自家的少爷，而非连佣人都瞧不起的出身低微的二少奶奶，所谓三人成虎，更不要说众人的偏见。正是一次次这样的事件的发生，让银娣认清了自己的身份，位置。《金锁记》在表现曹七巧是如何由麻油店的少女变成被金钱桎梏的疯妇时则使用了大段留白的手法，她出场时就已经是一种变化后的形象，像她嫂子所说的姑娘和从前大不一样了，而丫鬟们口中议论的失窃事件带给七巧的痛苦和压力也像一个引子，暗示了她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被欺压的状态。风俗礼俗的加入使得《怨女》中的人物回归现实，在充满风俗化的场景中展开情节。
与此同时，《怨女》的书写视野也得到了拓展当被困于家庭的“七巧”被放置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矛盾自然被稀释了。那方曾是七巧打探儿子儿媳私密生活的烟炕，成了母子俩叙说分家后家族其他成员命运变化的“小天地”正是在这样的对话里，外部世界的变化，时代的发展，革命的发生，其他各色人物命运的变换都被纳入其中，透过对话展现出来，虽然琐碎凌乱却生活味十足。
作者放弃对小说戏剧化的追求转向对凡俗生活的刻画描写自然是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情感经历，审美趋向的变化脱不开关系的。
张爱玲与母亲黄逸梵之间的关系，一直充满了微妙的纠葛。在张爱玲文学成就最辉煌的时候她曾说“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⑩，而在逝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中，她却写到“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气死人。”B11对待母亲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这种情感的变化自然地投影到她的作品之中，母亲形象的渐变，母子关系的重构，自然导致戏剧化矛盾的弱化。同时个人情感经历和体验的丰富，也使得作品中对爱情的描写有所转变，张爱玲早期小说中的爱情很难与美好纯洁一类词语联系在一起，但在《十八春》中却把世钧与曼桢的爱情写得如此凄美。《怨女》中也将曹七巧对季泽的改写成得更为曲折婉转，层次感加深。同时张爱玲曾经潜心研究《红楼梦》，这种审美格调也已经潜移默化的深入到了作品之中，《金锁记》中的人物，语言，环境，饰物的描写处处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影子，而《怨女》中这种浅层的相似性内化为对平实人生，世情百态的热情书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怨女》沿用了《金锁记》的故事梗概，但是后者并非前者的简单重复，从人物的重塑，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的改写，以及生活场景的拓展三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张爱玲对戏剧化的抛弃，对凡俗人生的摹写。这种对自我作品的重写正是作者对自身的反思，对自我的超越。
注解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香港友联出版社事业有限公司 1979 年版
② 迅雨（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万象 第3卷第11期，1944年5月
③ 威廉・阿契尔，剧作法，吴钧燮、聂文祀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④ 夏志清，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再读张爱玲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第367、367页
⑤ 李元贞，张爱玲的《金锁记》与《怨女》 文学论评 牧童出版社1979年版
⑥ 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流言 陈子善主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⑦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 .刘人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⑧ 于青，寻找张爱玲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
⑨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人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⑩ 张爱玲，童言无忌，张爱玲散文集，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张爱玲传奇范文5
[关键词]：张爱玲创作悲剧意识
一、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概述
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透过热闹、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的风雨飘摇，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人性的自私贪婪，生命的朝不保夕，人类文明的衰败灭绝。笼罩于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是无法消解的悲观。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女作家张爱玲是凭感情来领会，她把这个世界看作悲剧。因此，她的作品，一以贯川的是“荒凉”。诺大的空间(从天津,上海,香港,以至到国外)，拥挤的人群。在她的世界中，是“虚无之物”,她永远都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感到天空的低迷。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彻头彻尾的悲观。她才格外地珍视生命,认真地享受生活带来的每一琐细快乐，体味着生的种种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庸常的俗世生活，散发出了诱因的光芒，也使得这个弱小的女子——张爱玲，闪耀着传奇色彩。
二、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来源
一）家庭生活的来源
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与她的
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幼年生活中的缺乏性经验要比丰富性经验蕴含着更丰富的人生况味。张爱玲。在平平凡凡的世界中,走过的，却是极不平凡的一生。在她的身上，辉映着三个朝代的影子。从童年到少女时代，张爱玲是在父爱和母爱稀薄的时空里度过的，父母给予她的不是温暖的亲情，而是旧家规的威严与新时尚的约束，敏感内省的张爱玲心灵自小就刻上落寂的阴影，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这些使她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父母和家庭的厌恶甚至敌对情绪，成年以后又遭受了情感和事业上的打击，这些悲剧性生命体验使得张爱玲形成了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持怀疑、否定乃至敌视态度的人格心理。这样一种人世挑剔者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与创作态度。
（二）封建男权文化的影响
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压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她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政治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的消失。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精神的萎缩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继死亡。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男权社会里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等在这里不复存在。在他们的婚姻中，“谋爱”不得而转为“谋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种自古而然的理念，这里透露出张爱玲对人性无以归附的深深的绝望与对女性深重的悲悯。
（三）战争经历的体验
在文化体验上，张爱玲对世界与人生的无法消解的深重的虚无与绝望予以特别的关注。她的这种态度的产生，也正是因为她自己亲身体验了这种无法消解的悲剧意识。张爱玲是否有直接的“文明的毁灭”的体验？对此最先使人想到的是她所表现的港战经验。战争经验对许多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本世纪的许多西方文化人来说，两次世界战争使得他们突然之间对人性与文明失去了信心。某种意义上，战争确实是文明的毁灭，至少，是文明部分的毁灭。尤其是世界性战争的发生，正说明了文明的力量不足以约束人性中的黑暗面，不能抵抗那种毁灭文明的势力。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使张爱玲生发出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并质疑：“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张爱玲也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
（四）西方文学的影响
除了自身主观的因素外，生活的客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心态。但她毕竟生于“五四”以后，又从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浸染，在香港读书期间，她更直接、更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张爱玲有机会对东西方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张爱玲潜意识中的文化心理是在特定时代对中西文化悲剧性体认的结晶。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主要文化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世界是由无理性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西方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人也死了”。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那个可以拥有本质的坚硬的人如壳般碎去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被抛到这世上来，谁也无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固有的征服欲、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彻底击碎了人类永恒、进步、富强的神话，整个西方文学开始关注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可爱，人是自私、冷酷、脆弱的动物；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显然受到了这些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譬如威尔斯、劳伦斯、赫胥黎、毛姆这些带有强悲剧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尤其对威尔斯的“预言”，她曾经有过极其强烈的共鸣。
三、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在作品中的体现
（一）凄凉情景的表现
《倾城之恋》中读者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最典型地表现出那种文明毁灭后、人们毫无物质与精神依傍的情境：在夜晚的清醒中，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随着这寒风逝去的都有什么呢？一切。“什么都完了”。文明也完了，甚至对文明的记忆也已失去了——“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劫余所得到的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小说里两次出现的“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而这两次出现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揭示“文明的毁灭”这一主题。在这里一开始就通过“墙”的“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与“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正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对比。
（二）封建没落的描述
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繁荣与破败，高贵与暧昧，眩目与阴冷交织的大上海，敏感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荒凉与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倾城之恋》借白流苏与范柳原“精刮”的爱情故事，透射出倾城亡国的悲凉气氛。“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对平凡的夫妻，却也在更深层次上预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沦陷后，张爱玲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霉臭、封闭与疯狂，于是，封建遗老遗少、阴暗的屋子、鸦片、晚袍等不断地出现在作品中。张爱玲在《传奇》中揭示出了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在现代环境下的文化错位，剖露了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三)人性描写中的体现
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因为“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尤为深刻的是，张爱玲敏锐地将凄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人性的挣扎中被挤扁最终失去人性的可爱一面的可怜可恨的艺术形象。七巧以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的身份做成簪缨望族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二少爷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人拉来殉葬。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妓院，像当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样摧残了长白的妻妾；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断送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让女儿抽上了鸦片，并小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没有丝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的描写，更能显示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小说巨大的悲剧力量。
(四)殖民地的失望
生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张爱玲近距离地洞察出英国文化的缺陷。大英帝国辉煌的历史，使英国人产生一种根植于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情绪。亨利七世时期，一位威尼斯使节写道：“他们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之外就没有别的世界：每当他们看到一个潇洒的外国人，他们就说‘他看起来像个英国人’，并说‘很遗憾他不是英国人’。”即使到了辉煌不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心中仍然残存着种族歧视和殖民意识。对此张爱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在香港的天主教修道院里同为尼姑，开饭的时候，“几个中国姑子上灶去了，外国姑子们便在厅堂里等候”。连一个老得不中用的英国尼姑都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它(狗)又不通人性，它怎么懂得英国话”(《连环套》)，执意不用英语招呼小狗。张爱玲目睹了殖民地文化导致的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颓废，塑造了范柳原、哥儿达、乔琪升等“洋场社会的浮浪子弟”。对英国人冷漠、矜持的“绅士风度”，张爱玲也加以幽默的讽刺，“英国学生派是一种潇洒的漠然。对于最要紧的事尤为潇洒，尤为漠然”(《红玫瑰与白玫瑰》)，“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张爱玲对于现代文明的认识都是悲剧性的。
（五）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
由于骨子里的悲观气质，她的作品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深刻。社会的波澜壮阔是时间中的点，而唯有那些饮食男女的平凡悲欢，才是生命的原生态。就在这短暂的人生之程中。也处处是荒凉。构成人的世界的是人。而就是对于同类，她表现出了清醒的认识。她说，“人是脏的，”人世间没有爱，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爱在寸寸的磨损中毁灭了，这世上的情感哪样不是千疮百孔。在她的作品《花凋》中就给我们塑造了个悲剧女性形象。川嫦是常中最好的女子。本应受到家殊的关爱，然而。她的父亲是个封建遗老。因为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年起，就一直不再长岁数，是酒精缸中泡着的孩尸。但仍忙于醇酒，美妇。鸦片；母亲是苍白。绝望的女人。生了一堆孩子。在无爱无钱的家中过着琐屑的日子。姐妹们明争暗斗，你枪我夺。川嫦中学毕业。渴望再读书，但父母不愿把钱花在她的学费上，而这样家庭的女子，不能当店员。不能当女打字员，于是只能做“女结婚员”。但刚爱上。又得了病。父亲不肯出医药费。因为这年头馓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无法养活，而生病了的女儿还得一天两个苹果。父爱，母爱，手足之情，还有一份似乎本是唾手可得的爱情，一个个弃之而去，在这个没有爱的人生间，花季少女郑川嫦无声无息的死去。然而，这郑家的男男女女，又分明都是杀手，在他们的挤压中，川嫦死去了，在冷酷的感情，死去了。
三、结语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演绎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了人性的自私、卑鄙与扭曲，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孤独漂浮感、命运的困顿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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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传奇范文6
知道胡兰成，自然是因为张爱玲。这个仿佛一直生活在旧上海滩的女子一直是我眼中的传奇，透过她的文字，在那满目繁华抑或苍凉和世俗背后，分明是个翩翩浊世佳人，宛如邈姑射仙人的出尘与蹁跹。然而，却有个叫胡兰成的男子让她落了红尘，结了缘复又断了缘，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在看完《今生今世——我的情感历程》时，我觉得，他的不守节，在私人生活上也暴露无疑。《今生今世》的胡兰成，是中国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唐璜式人物。他对女性，情虽不伪，却也不专，他要的是“此时语笑得人意，此时歌舞动人情”，而他的情意会随其行踪的转移而改变，焉能系于一身！他自认为是“永结无情契”的高人，旁人看来，到底只是个朝秦暮楚的荡子。对胡兰成，是可以骂一句“负心薄幸”！而《今生今世》便也通篇都成了一句推辞和借口。
全书中胡兰成回忆了一生中六个重要女子：婚后七年病殁的发妻玉凤，“民国女子”张爱玲，武汉护士周训德，温州范秀美，日本女子一枝，还有老来相伴的奇女子佘爱珍。胡兰成一路走来，人生竟有如此多的偏离与转折！他总是自称“天涯荡子”，他说，“回到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多情与无情，对于这么一个天涯荡子，原本就不是那么分明的。
才子散文，胡兰成堪称个中翘楚，巨奸可为忧国语，热中人可作冰雪文，评诸胡兰成，倒也贴切。然而，他的多情节亏使文品也变得面目可憎，但他却不自知，他逃离武汉后曾写就《武汉记》一书，内中大量并详细地写了他与武汉护士，文中称为小周的周训德的相识相处，并寄往上海一心向张爱玲卖好，张回信一句“看了开头，实在看不下去”打发了他，此时的胡兰成竟又惊异：“爱玲也会吃醋的么？”他复又解释说“自觉与爱玲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红尘的纠缠又怎能烦扰她的心？”乍听之下倒真该笑骂这个文人一声“憨厚爽直不解机心”了，可这又怎么可能？！胡兰成不是普通的人，他是当年的红人，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政务副部长，《中华日报》社论委员会主笔，在政治上实是惯于官宦沉浮、长袖善舞又游刃有余，后一路逃命到日本，处处留情又怎会是个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张爱玲说：“你何必在我面前遮掩？”胡兰成的借口由此可见一斑。
“女人矜持，恍若高花，但其实亦是可以被攀折的，惟也有拆穿了即不值钱的，也有是折来了在手中，反复看愈好的。”胡兰成深明男女关系的个中三昧，“今生无理的情缘，只可说是前世一劫，而将来聚散，又人世的事如天道幽微难言。”在与张爱玲分手的许多年后，仍说“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然后一边说一边又走到新的情感中去，这些话，自然又成了苍白的借口，他背叛的遮羞布！
不过还好，张爱玲及时解放了自己。在那封著名的绝交信中，她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她表现出了高妙和收敛的姿势，尽管她仍然伤心，在信中附了三十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