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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运动范文1
唐宋家：韩愈、 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
古文运动：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 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 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 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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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运动范文2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现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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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运动范文3
文言文中过犹不及的及意思是推及，顾及。过犹不及意思是事情做得过头，就跟做得不够一样，都是不合适的。出自《论语·先进》。《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文言文是相对现今之后白话文来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经过历代文人修饰越显浮华，唐代起大文学家韩愈等发起“古文运动”，主张回归通俗古文。现代书籍中的文言文，为了便于阅读理解，一般都会对其标注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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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运动范文4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着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参考文献: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5
原句为：惑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意思：有疑惑而不询问老师，就是一直的疑惑，终究不能解惑。
出处：韩愈《师说》。
介绍：
《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
韩愈针对魏晋以来的门第观念和“耻学于师”的坏风气，以非凡的勇气和知识，抨击时弊，弘扬世道，奖掖后辈，发扬新风，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其对教师职责和择师原则的论述，至今广为流传。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6
浯溪碑林在湖南永州之祁阳县。永州是一座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说它陌生，是因为它在湖南属于边远地区，没去过，也很少感知它；说熟悉，是中学课本上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说》，说的就是永州。后来还知道它还是的书法大家怀素、《爱莲说》作者周敦颐的故乡，这里还有神秘的女书。
因为新余的市长魏旋君一年前赴任永州，便有了对此地特别的惦记和心仪。早计划去看看老市长，遗憾的是，她之前一个月高就益阳后，我们才成行。
“五一”小长假，朋友相邀去了一趟永州，走马观花，转了三县几处景点，阳明山、宁远之文庙、九疑山、零陵之柳公祠、祁阳之浯溪碑林。对我来说，印象最深、最值得一书的就是浯溪摩崖碑林。
在一个月内，赴绍兴、访祁阳，目睹此生都难得一见之名碑名帖，感奋不已，饱了眼福。
兰亭、浯溪两地不游，枉为书法人。
祁阳之浯溪像一块巨大的文化磁场，它不仅吸引了历朝名流精英造访，也让我亲身登临感受了一番古代文化之魅力。
碑刻是固化的书法，是历史文化沉淀。几经岁月变迁的古迹，淹灭消逝殆尽，能侥幸留下的碑刻是难得的瑰宝。
浯溪碑林位于祁阳县城关镇东南1.5公里，浯溪小溪自南5里的三泉岭麓双井发源，蜿蜒北流，至此汇入湘江。三峰崛起，悬崖峭壁，绿树浓荫，风景秀丽。
浯溪碑林面积5.6万平米，是我国江南最大摩崖碑刻林。浯溪碑林，唐代文学家元结发其端，宋人定其规模，明清再壮声势，是一座留给祁阳、湖南、乃至中国的书法艺术宝库。
据统计，碑林现存碑刻485方，其中唐代16方，宋代110方，元代5方，明代84方，清代92方，民国13方，不明年代的165方。篆隶楷行草五体倶全。历代在浯溪留下墨宝、诗文的，自唐元结、颜真卿以来，达官贵人、学士名流有数百人之众。唐代有杜甫、刘长卿、皇甫湜、李阳冰、季康、郑谷、蔡京、李谅、王邕等；宋代黄庭坚、米芾、张孝祥、潘大临、杨万里、秦观、李清照、范大成、张栻、张耒、狄青、王炎、吴儆等；元代有杨维桢、郝经、宋渤等；明代有唐瑶、茅瑞徵、顾炎武、王夫之、沈周、董其昌、王锡爵等；清代有王士祯、陈大受、乔莱、许虬、何绍基、袁枚、钱沣、吴大徵等。
他们有的是便道过此，有的则是慕名而来。在此留题诗文，或记事、或写景、或抒情、或议论，汇成石刻，使浯溪成为一处奇特的文化驿站和长廊。
如此众多的文化名人荟萃，让我总想去探究其源流。古代交通以水路为主，临近河水之滨，尤其是码头，往往是古人靠岸下榻休息之所。浯溪汇入湘江之处，“三峰壁立，怪石嶙峋；竹树浓阴，宛如画屏，摩崖临江如削”。如此之风景秀丽绝佳处，便成了南来北往文人墨客首选之地。船行至此，文人们感受着浓浓的潇洒南楚文化扑面气息，有感而发，欣然留下诗文墨迹。湘江这条古航道上，便成了各路文化的驿站，中华文化汇集的港湾。
湘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脉络。湘江在零陵古郡的蘋岛处，由上游的潇水和湘水汇合，潇水发源于上古文化神秘集结地九嶷山，另一支湘水发源于广西兴安县海洋山。湘江归纳了岭南文化和潇湘南楚文化之精华。浯溪至此，拥身投入湘江的怀抱，无疑会闪射出耀眼的文化光芒。
浯溪因唐代诗人元结而“地以人传”，元结亦因浯溪而“人以地传”。元结（719－772年），字次山，号浪士、漫郎等，河南鲁山人，唐古文运动的先行者。元结家族与永州皆有缘。其父亲曾被调任延唐（今宁远）县丞，其子元友让也曾到道州做官。元结34岁才举进士第，正逢安史之乱，戎马倥偬，转战南北，身心皆疲，有辞官归养之意。前后“两刺道州，五过浯溪”，“爱其胜异，遂家溪畔”。同样是仕宦十年永州地区的柳宗元，皆为忧愤与苦恼所磨难，成就了两位文学巨擘之地位。苦难对人生来说是一种磨炼，对文人来说更是一种生活体验，有了这种艰辛的历练，才能激荡出文人诗人的悲愤之作，写出传世之精品。他们的政绩应该是一位官员为政一时、造福一方之本分，柳公之为政清廉，心系百姓；次山之非凡军事才能，永垂青史。而他们在此地留下的名篇佳作，为潇湘大地留下的文化遗产，在今天更显得辉煌伟大。
元结五过此溪，“为自爱之，故命曰浯溪。”元结辞官后，隐居浯溪，开始营建并制字为三吾命名刻石。刻《浯溪铭》、《峿台铭》、《吾庼铭》于石碑上，合称次山浯溪三铭。
祁阳以浯溪摩崖石刻冠天下，陕西以西安碑林誉全球；绍兴以王右军《兰亭序》名天下，祁阳以浯溪颜鲁公《大唐中兴颂》扬宇内。
元结在此的第二大手笔是请颜真卿为他的《大唐中兴颂》作书。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安史之乱”基本结束，43岁的元结此时领兵镇守九江，他为百姓流离失所困苦不堪的生活感叹不已，作诗以记之；后又作《大唐中兴颂》，记录这段历史。此文堪称为文学革新的典范之作，内容、形式都大破陈规，大胆革新。内容上不一味谀颂，而是有颂有讥，名颂实讥；形式上不追求平仄相错，不饰词藻，不用典故。此后，他想到了与其交情甚笃，又有着平息安史之乱共同经历的朋友颜真卿。请他来书写，再刻碑上石，留传后世。
颜真卿，字清臣，山东临沂人。鲁公首倡“复北碑之法，革行楷之俗”，形成书法革新运动，誉为“二王”之后划时代书法创新风格的里程碑。
一位是唐文学革新运动的急先锋，一位是书法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同为“安史之乱”的功臣，可谓珠联璧合。元颂、颜书双绝，在摩崖处刻颂，是为绝佳处，又记录下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堪称“三绝”，宋代始建“三绝堂”以记之，“摩崖三绝”遂成浯溪胜景中心和石刻中心。后人有诗云：“三绝只应天下少，浯溪怎得不飞声”。
鲁公之《大唐中兴颂》名碑原来在此，让我颇感惊奇和意外。此碑是鲁公晚年成熟阶段佳作，为63岁所书。融篆隶之法入行楷，方严正大，壮阔浑厚，苍劲老辣，字如其人。后人称鲁公为人刚直不阿，“浩气盘胸腕力劲”，“心正笔正字也正”，字如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