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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卦象范文1
[关键词] 横向差异 纵向差异 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一、引言
横向差异首先由豪太林(Hotelling,1929)将其引入寡头竞争理论分析中,他假设消费者均匀分布于单位长度的直线上,消费者具有无弹性的单位需求,运输成本是距离的线性函数,他们依据最小化实际支付即价格和运输费用之和来确定提品服务的企业[1]。豪太林模型实际上刻画的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在博弈的第一阶段企业决定自己在产品空间中相应的位置,然后在给定双方在产品空间中位置的条件下就产品价格展开竞争。他指出均衡条件下,企业向产品空间中心集中可以提高其均衡利润水平,从而导致均衡条件下企业在产品空间中心集中,此即横向差异的“最小差异化原则”。 同横向差异产品空间相对应的是纵向差异产品空间。寡头竞争理论分析中产品空间策略的横向差异模型同纵向差异模型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泰勒尔(1998)在假设消费者纵向偏好差异足够大的条件下,分析了双寡头在质量空间中的均衡策略,结果显示:企业质量策略也符合“最大差异化原则”,因为企业通过质量空间差异化来缓和二期的价格竞争,从而使得即使质量生产不需成本条件下,低质量企业也拥有把质量降到最低的动机。沃西(Wauthy,1996)在假设质量生产成本为零条件下,也得到类似上述结论。
现有文献在分析寡头企业在纵向差异产品空间中的策略时,均隐含设定企业产品在横向差异产品空间中不存在任何差异。本文首先将产品横向差异引入纵向差异竞争模型,并在假设企业产品存在一定横向差异条件下,就寡头企业的质量―价格博弈的均衡展开分析。同泰勒尔(1998)和沃西(Wauthy,1996)的结论相反,在我们的假设条件下,均衡策略符合所谓的 “最小差异化原则”。这是因为:产品横向差异的存在增强了企业的市场力量,使得企业通过产品的纵向差异化战略以缓和价格竞争而带来的潜在收益有所减少,从而弱化了企业在纵向差异产品空间上实施差异化战略的动机。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设定和寡头企业的需求函数分析;第三部分是给定企业空间位置符合一定差异条件下,关于寡头企业的质量―价格博弈的均衡分析;最后是简短小结。
二、模型与假设
我们假设只存在两个企业生产某一种产品,消费者均分布于单位长度的直线上,其对企业生产的产品具有单位需求,其效用函数为:(1)
其中k为消费者的保留价格,我们假设其足够大,使得在均衡条件下,所有消费者均被市场所覆盖;si、pi和分别为企业 的产品质量、价格以及企业在直线上位置, 这里我们假定企业的可行质量空间为,质量生产成本均为零,为消费者的偏好系数,在[0,1]区间上服从均匀分布,消费者的偏好同其在直线上的位置无关;t>0为一常数。不失一般地我们假设s2>s1和2>1,企业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零。最后我们假设企业在空间位置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即:。
根据式(1),位于处 处在企业1和2之间无差异消费者的偏好系数为:
这样我们分别得到企业1和2的需求函数:
在条件下,容易证明企业1需求函数是关于p1的分段连续的,具体形式如下:
条件Ⅰ:时,
条件Ⅱ :
从需求函数形式知,给定、条件下,企业1和2的利润函数和也分别是关于、的分段连续函数。除了我们企业在横向差异产品空间即位置存在一定差异外,我们的模型结构和泰勒尔(1998)模型相类似,企业首先选择产品质量,然后在给定质量条件下就产品价格展开竞争,因此我们得到一个质量――价格博弈模型。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其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三、质量――价格博弈分析
我们先在给定质量条件下求得价格竞争的均衡价格,再根据价格竞争的均衡利润解得均衡质量策略。容易看出,
任何满足条件Ⅰ和条件Ⅴ的价格策略、均不可得构成价格竞争子博弈的纯战略纳什均衡,因为在Ⅰ条件下,企业2的利润为零,其总可以把降到以下,从而获得严格为正的利润;同理,在Ⅴ条件下,企业1的利润为零,企业1总可以把降到低于的水平,从而获得严格正的利润。下面的引理1和2同样表明,任何满足条件Ⅱ和Ⅳ的价格策略、也均不可得构成价格竞争子博弈的纯战略纳什均衡。
引理1:若,则任何满足条件的、均不可能构成价格竞争子博弈的纯战略纳什均衡。
证明:假设在满足条件且构成一纯战略纳什均衡,由于满足条件的所有为一开集,由式(4),根据企业1和2的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并整理得:
其中,而条件要求:,根据式(7),只要我们证明便可得到矛盾。由式(8)知,的惟一正根:,当时, 这就是我们所需的结果。证毕。
引理2:若,则任何满足条件Ⅳ的 、 均不可能构成价格竞争子博弈的战略纳什均衡。
证明:假设存在满足条件Ⅳ且为一纯战略纳什均衡,由于满足条件Ⅳ的为一开集,由式(6),根据企业1和2的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并整理得:
而条件Ⅳ则要求,因此只要我们证明,便可得到矛盾。由式(10)知,的唯一正根:,当时,有,这要求我们所需的结论,证毕。
现在我们来讨论满足条件Ⅲ的 构成价格竞争子博弈纯战略纳什均衡的可能性,假设满足条件Ⅲ,则根据式(5),企业1、2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当时,容易验证满足条件Ⅲ,因此是当时满足条件Ⅲ的惟一可能的纯战略纳什均衡。
引理3:当时,给定,所有满足条件Ⅰ、Ⅱ、Ⅳ、Ⅴ的价格策略均严格劣于。
证明:给定,满足条件Ⅱ的最小下确界
设ε为一任意小的正数,则当时:
,由于在、满足条件Ⅱ时,且关于连续,所以满足条件Ⅱ下,企业2所能获取利润的最大上确界为:;同时由于关于连续,故所有满足条件Ⅰ的所能获取的利润。因此所有满足条件Ⅰ、Ⅱ的价格策略均严格劣于。同理可证明得给定=,条件下,所有满足条件Ⅳ、Ⅴ的价格策略均严格劣于,证毕。
引理4:当,给定=,所有满足条件Ⅰ、Ⅱ、Ⅳ、Ⅴ的价格策略均严格劣于。
引理4的证明思路完全类似于引理3,故我们把引理4的证明留给读者自己去验证。
定理一:若给定,则价格竞争子博弈存在唯一纯战略纳什均衡:
证明:当是满足条件c的唯一可能的纯战略纳什均衡,再由引理3、4知其为一纯战略纳什均衡,由引理1、2唯一性可得证,证毕。
价格竞争博弈的纯战略纳什均衡满足条件Ⅲ,所以根据式(5)可知,企业1、2的均衡利润分别为:
企业一期质量策略就是最大化二期价格竞争的均衡利润,在给定质量生产成本为零的条件下,由式(13)、(14)知:企业1、2的均衡利润分别是关于s1、s2的严格增函数,所以一期质量博弈的均衡策略为:,综上所述并结合定理一,可得下述定理:
定理二:给定,质量――价格博弈存在唯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直觉角度来理解定理二的经济学内涵:因为给定双寡头产品在横向差异产品空间的差异相对整个质量空间而言较大时,企业就分别在相应横向差异产品空间中形成“市场壁龛”,增加了各自的市场力量,在给定质量生产成本为零条件下,企业质量趋向产品质量空间的上界时,需求效应引起的利润增加相对大于价格效应引起的利润减少,从而导致均衡条件下,双寡头在纵向差异产品空间中的均衡策略符合最小差异化原则。
四、结语
我们通过引入横向差异因素,假设寡头企业的产品存在一定的横向差异条件下,构建了质量――价格博弈模型,并得到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由于横向差异因素的存在增加寡头企业对不同偏好消费者的市场力量,从而削弱了其在纵向差异产品空间上实施差异化战略以增加市场力量的动机。因此,同泰勒尔(1998)和沃西(Wauthy,1996)的结论相反在我们的假设条件下,均衡策略将符合“最小差异化原则”。至于当寡头企业产品的纵向差异小于我们给定的条件时,位置――价格博弈的均衡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以最终将寡头竞争的横向差异与纵向差异产品空间策略分析融入同一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1]斯蒂芬・马丁:高级产业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易经卦象范文2
陈鑫在这部书中阐述陈氏太极拳理论和揭示陈氏太极拳技术要领时，结合采用歌诀、韵语、俚语的形式进行表述。在各拳势的练法解说中，以歌诀或长短句俚语作为结语。作者对这些歌诀尽量注意押韵，以便于读者颂读、记忆。同时，作者对这些歌诀尽量注意概括性，有助于借助这些歌词提纲式地去领悟作者所阐述的陈式太极拳技法、练法和用法。极为难能可贵。
但是，《图说》再版时，有些专家称这部书“称得上是一部值得泛读、精读、研读，乃至值得必读和收藏的拳经”。陈家后人则宣称这部书是“拳坛理论之丰碑，武林修学之经典”，“正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向太极拳高峰攀登”。
《图说》果真具有那么高的学术价值吗?本文对该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揭示，并相应对作者陈鑫和修订者陈椿元的治学品质进行评析，从而对此问题作出回答。
一、拉古典易图虎皮，作陈式拳理大旗。
《图说》分卷首和卷一、卷二、卷三共四卷，易经基础知识的篇幅(还不算卷一至卷三中引用的具体易经卦意、卦辞和爻辞)几近占了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其内容有无极图、太极图、河图说、洛书说、伏羲八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方位图说、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图说、八卦相合数图说、先天八卦动静图说、先天八卦圆图说、八卦生六十四卦阳仪横图、八卦生六十四卦阴仪横图、八卦变六十四卦图说、六十四卦相错图、八宫尾卦正错互综图、序卦正综图、六十四卦颠倒相综图说、太极生一百二十八卦相错图说、天地定位方图说等等。
可是，陈鑫在这部书中，堆砌了那么多的易经基础知识，是否与陈鑫所阐述的陈式太极拳的拳理真正有联系呢?没有!那些堆砌起来的易经基础知识。完全是陈鑫用来忽悠读者的摆设，以示这部书的太极理论水平很高。诸如，书的卷首中所罗列的河图、八卦变六十四卦图、太极生一百二十八卦相错图等等，跟书的后面所叙述的陈式太极拳六十四拳势的拳理和练法有什么关系?在书中，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关系，看到的是简单拼凑，前后脱节，犹如“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难怪陈鑫1917年对吴图南透露，写这部书时说(吴图南《太极拳研究》)：“既然叫太极拳，就离不开《易经》，我把《易经》里卦的变象等等写出来，插上图，再把家里人练的炮捶往一起一凑，就是一趟太极拳。”
陈鑫在《图说》中罗列那么多易经基础知识，却对这些易经基础知识都没有一点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例如，河图和洛书有什么内在联系，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揭示了什么规律，阴阳的基本规律有哪些内容等等。这些问题，特别是阴阳的基本规律内容，才是跟太极拳理论有很大关系的东西，陈鑫却毫无认识和体会。这说明，陈鑫仅仅是“熟读”了易经的某些表面东西，但根本没有真正把握和弄通易经的内涵，以至《图说》产生如上所说的前后脱节的毛病，根本谈不上“以易理说拳理”。这表明，陈鑫在这部书中堆砌那么多的易经基础知识，而实际又不懂得真正结合陈式太极拳实践，其实是拉大旗，扯虎皮愚弄读者，让读者感到陈氏太极拳的太极理论很高深，造成陈氏太极拳是陈家先人从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和六十四卦等的直接指导下创造出来的假象。这是弄虚作假!
二、牵强周易卦象爻辞，附会陈式拳势拳技。
那么，从具体方面说，陈鑫是否也有弄虚作假嫌疑呢?有，而且多的是。具体表现在胡乱解释太极理论和胡乱取卦象爻辞来解说拳式。请看几例：
其一，在《图说》第78页《太极拳推原解》中说：“此拳之所以太极名也，拳者，权也，所以权物而知其轻重者也。”又说：“人之身，浑身上下都是太极，即浑身上下都是拳。”
请问：在中国历史上，有哪部经典、字典或辞典，曾将“拳”与“权”归于一个概念?再说，之所以叫作太极拳，是因为“权物而知其轻重者也”吗?太极是什么?所谓“太”，是过大的意思。古人在“大”字下面加一点，用来描述事体，表示过于大，什么过于大?就是宇宙或大自然。宇宙或大自然，就是“太”内涵的外延或引申。“极”，原来意义指房屋的至高大梁正中处。“极”，就是中。太极的原本内涵就是宇宙或大自然中心。按易经学说理论，大自然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人体小宇宙的中心，就是人体能量场中心，也就是道家所说的“丹田”。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也就是所说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阴和阳，论太极而及阴阳。因此，顾名思义，太极拳就是以人体丹田为能量场中心和运转中心，以太极阴阳理论为指导的拳。陈鑫所说“浑身上下都是太极，即浑身上下都是拳”，不仅是一种弄虚作假，而且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太极和拳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陈鑫的“太极即拳”论，连形式逻辑都不通。理论上，也不可能浑身都是太极，要不都是太极的话，实际上也就没有太极了。就算你太极功夫真上身了，浑身都是劲，那也不是“浑身上下都是太极”。因为劲是一种能量，太极本身不是能量。
其二，在《图说》第201页第三十五式“抱头推山”取象中说：“上势(上式为‘小擒拿’――本文作者注)我本面向西擒人，忽然有人从东面来……我即翻然转身来，面向正东，以两手推人，是我感乎人也。两面相感，如《易》之少男少女两相感触也，故取诸咸。咸，感也。”易经八卦理论告诉我们，离为火，为中女，坎为水，为中男；乾为天，为老男，坤为地，为老女。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是如中男中女两相感触而取“火水未济卦”或“水火既济卦”呢?又为什么不是如老男老女两相感触而取“地天泰卦”或“天地否卦”呢?又为什么不是中男中女两相攻防呢?武术招式本来就是两相攻防动作，又怎么是“少男少女两相感触”呢?按照陈鑫的取卦逻辑，在盘架结束时，是不是又该取艮卦来描述陈式太极拳呢?因为易经八卦理论告诉我们：“艮，止也。”
退一步讲，姑且算陈鑫对“抱头推山”一式取咸卦有理，那好，请看看成卦的卦辞(《周易折中》上册241-249页)：“咸，利贞，取女吉。”再看看咸卦的六个爻辞：“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服从尔思”；“九五，咸其，无悔”；“上六，咸其铺颊舌”。陈鑫
在《图说》中讲解“抱头推山”一式的拳理时，有哪一点跟上述咸卦的卦辞及其六个爻的爻辞有关系呢?毫无关系。可见，陈鑫在解说陈氏太极拳具体拳式的拳理时，胡乱取卦，也是故弄玄虚，弄易经理论之虚，作陈式拳理之假。
其三，《图说》在第107页述“揽擦衣”取象，是“取诸泰。此右手之象。至于左手，……有潜龙无用(应为“潜龙勿用”――本文作者注)之象”。但在第164、165页述“揽擦衣”取象，则是“此象取小蓄、大蓄两卦大意”。我们知道，“泰”、“小蓄”和“大蓄”这三个卦的卦意是根本不相同的。例如，大蓄是畜止、畜聚；泰乃地天二气通。同样一个“揽擦衣”拳势，既然可以取“泰”卦，怎么又可以取“小蓄”和“大蓄”卦呢?问题还在于，不论是按“泰”卦，还是按“小蓄”“大蓄”卦，与上述“抱头推山”一势取“成”卦一样，都跟有关卦的卦辞和爻辞毫无关系。可笑的是，“揽擦衣”既然右手取“泰”卦象了，而其左手又来个“有潜龙无用之象”。懂易经的人都知道，“潜龙勿用”是“乾”卦的初九爻辞，跟“泰”卦毫无相关。陈鑫就是这样在易经卦辞和爻辞中胡乱东拉西扯，企图造就一个他所论述的陈式太极拳理论实在很高深的假象。
其四，《图说》把“白鹅亮翅”和“搂膝拗步”划归为“第三势”，并说此“两势，两仪生四象也。白鹅亮翅起其势，搂膝拗步象乾坤坎离四卦之位”。我们知道，两仪就是阴和阳，四象就是少阴少阳和太阴太阳。乾坤坎离四卦之位，在先天八卦(伏羲八卦)中分别居南北西东，在后天八卦(文王八卦)中分别居西北、西南、北、南。那我们要问，“白鹅亮翅”和“搂膝拗步”怎么跟少阴、少阳和太阴、太阳发生关系?又怎么跟上述四个方位都发生关系?难道说陈氏太极拳在盘架时，“白鹅亮翅”和“搂膝拗步”往南北西东或西北、西南、北、南四个方位，一个不漏都要打一遍吗?
由于篇幅有限，对陈鑫胡乱取卦象来解说陈式太极拳拳式的例子，恕不一一列举。我们并不否认陈式太极拳的拳理拳法有其一定的科学性，但我们反对在学术问题上胡乱引用前人的知识，去错误地解释自己的东西，或者生硬地包装自己的东西，企图以虚假的手法制造一种让读者崇拜的假象。陈鑫的迷惑性确实也很大，因为大多数读者对易经理论知识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连作序的武术专业研究员都没有识破陈鑫弄古典易经之虚，作陈式拳理之假的混世手法。
三、生搬人体经络图，包装陈氏“缠丝精”。
易经卦象范文3
《周易》思想的性质判定，是易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在60年代初的易学讨论中，冯友兰先生的“《易传》的思想”①和“《易经》的哲学思想”②两文对该问题作过总体探讨， 8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③和余敦康先生“从《易经》到《易传》”④等文又作了总体研究，在朱谦之、金景芳、张立文、朱伯昆等的易学专著中也可看到对该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周易》成书年代及相应作者问题，也是易学史上争辩已久但仍无公认定论的重大问题，相传“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传”，而后衍成“易林三千”，但自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揭证“系辞”、“文言”诸篇非孔子所作以来，历代考证不断，近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余永梁、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高亨等从史料、训诂等角度深刻研究过该问题，70年代香港蒙传铭的“周易成书年代考”⑤和80年代王开府的“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⑥等也颇有创见。显然：任何思想必定与特定的作者相联系，特定作者又必然与一定的相对应，因此，《周易》思想，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同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以思想分析为基本方法， 结合史料考证， 即通过将《周易》思想与诸经、诸子思想相比较，兼取《尚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中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为证，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及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再作一次综合论证。
一. 《易经》思想及其作者
1. 《易经》非周公所作、也非出自孔子
通观《易经》（卦象及卦爻辞），不能否认其为卜筮之象和占断之辞，其占断的范围涉及当时生活各个侧面，表现出一些朴素的思想，包括何种情形为“吉”，何种为“凶”，何时“有利”，何时“不利”，等等，其中贯串全经有一种对“君子”、“大人” 和“小人”无 向性的总体思想值得注意，如：
“利见大人。”（《乾》等）
“君子吉，小人否。”（《遁》）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大壮》）
“小人无咎，君子吝。”“君子无咎。”（《观》）
“小人吉，大人否亨。”（《否》）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
< 这决不是站在帝王立场能说出的话，象周公站在君主立场强调“重小民”、“敬德保民”的思想就与此不同，试看《尚书》中记载的周公思想：
“呜呼！小子封，恫 乃身，敬哉！天畏 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 民。”（《尚书．康诰》）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徽柔懿恭，怀保万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则皇自敬德……”（《尚书．无逸》）显然与《易经》总体思想有异，综合《尚书》中记载的周公言行和周公本人从未提过《易》且继承了殷人龟卜传统“乃卜三龟，一习吉。”（《尚书．金滕》）可以认定周公本人未作《易经》。同样，《易经》中“开国承家”类思想也不会出自底层平民。这样，《易经》就只能是既非君主、又非平民的中层人士所作，孔子和后来通称的士阶层就是这类中层人士的代表。
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思想却有抬举君子、贬抑小人的 向：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
这些思想及其语言风格也都不同于《易经》，故《易经》也不会出自孔子。
2. 商代无《易》
卦爻辞是否会成于周公之前呢？由于《尚书．商书》中找不到《易》的记录，箕子传授武王“洪范九畴”（见《尚书．洪范》）时也只字未提《易》（如商代有《易》，则作为纣王亲戚的箕子必知《易》。箕子能将包括五行说在内的“洪范大法”传给武王，有《易》的话也无必要保留。），加上甲骨文中无“卦”、“筮”、“蓍”、“或”、“国”等字，故可以判定通行本《易经》不是出自商代。考 虑到周人文化应低于殷人文化的推定⑦，“文王拘而演《周易》”就不足信了。
然而殷商卜筮之风很盛，考古发现的甲骨卜辞和数字卦显示着殷商文明与《易经》有或多或少联系── 从现今已有发现看：商代的数字卦多为六位一组⑧，与《易经》卦象六爻同构，故易卦源于筮数之说是合理的⑨； 同时，因龟壳裂纹确似卦象， 故卦象出自龟卜之说⑩也是合理的(关于这一点， 如果条件和养龟繁殖允许， 甚至可以用正交试验设计法进行实验验证)。卜象和筮数应是产生卦象的两大实践源泉。
卜辞与卦、爻辞之间存在一些类似， 如：
卜辞
卦、爻辞
利；不利
利；无不利；无攸利
吉；大吉；弘吉
吉；大吉；贞吉
若；弗若
若；如；不如
贞我旅吉。
旅贞吉。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由此推知：尽管商代无《易经》，但盛行于殷商的以龟卜成象、筮数成卦的卜筮实践确实奠定了卦象的基础，卜辞已经开始为卦爻辞作资料积累，是卦爻辞的初始形态。
汉代郑玄之后，历代都有人引《周礼．春官宗伯．大卜》证明有夏易《连山》、商易《归藏》，这实在是误会，请看《周礼．春官宗伯》原文：“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 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明明是说连山、归藏、周易为三种方法，怎么就会因后来有《周易》之书名而推出有三种《易经》呢？既使有三种《易经》，也都是周代共存的三种《易》，决不是夏、商之《易》。── 更有孔安国《尚书序》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文字至商代甲骨文、金文才较为成熟，夏代陶符似还不足以记《典》，何来《三坟》《五典》？纯属托古崇古之为。
至此，说明周代以前也不存在《易经》。
3. 周代卜筮史官作《易》
从《周礼．春官宗伯》中可知：西周设有大卜、龟人、占人、筮人等卜筮官职，其官种之繁、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些卜筮官员的工作任务应该就是将卜筮结果及应验情况记录下来，其最后成果应该就是《易经》，现存《易经》卦爻辞中有些占断显然不是一次卜筮记录而成，例如:
“坤: 元亨， 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 先迷后得主， 利; 西南得朋， 东北丧朋; 安贞吉。”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
“睽．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 ．初六：系于金怩，贞吉；有攸往，见凶；
孚嘀躅。”
“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遁．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如《易经》系一人所作，显然无必要在同一断语中重复多个“亨”、“吉”之类的词，故看来《易经》非一人一时所作。顾颉刚先生曾从卦爻辞中的故事推断《易经》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11，这仅是从历史可能性考虑，如再结合知识积累的逻辑考虑，由卜筮记录积累成《易经》规模需要相当长时间，故《易经》的形成年代极可能绵延于西周三百多年间，作者应是多位卜筮史官。
4. 孔子编《易》
另一方面，由于有案可稽的最早《易经》史实是公元前672 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这说明在孔子(551-479 B.C.)之前的公元前672 年《易经》就已经成书或初具规模。这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了孔子作《易》，可与前述从思想角度的否定相补充。
然而，《易经》的语言风格与《诗经》、《春秋》确有相似之处12，不比《尚书》古奥，如：
《易经》
《诗经》
或跃在渊（《乾》）
鱼潜在渊，……或潜于渊（《小雅．鹤呜》）
王用出征（《离》）
王于出征（《小雅．六月》）
受兹介福（《晋》）
报以介福（《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
系于苞桑（《否》）
集于苞桑（《唐风．鸨羽》）
君子于行（《明夷》）
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
易经卦象范文4
一、易学发展历程--易术、易德、易道
易学是以《易经》发其端的。《易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经典，它是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组成的一部完整体系，而符号系统应在文字系统之前形成，也就是说，在我国文字出现之前，就有了《易经》的符号系统。
《易经》产生于人之预测行动吉凶的需求；预测吉凶是人之有目的活动的表现；人之行动有目的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从人之所以为人开始，其行动都有目的性，即行动之前都要预测其行动的吉凶。《易经》就是我国上古预测吉凶实践中而形成的一个预测系统。这一预测系统是由阴- -阳-两个符号组成八卦：乾 兑 离 震 巽 坎 艮 坤，用以推演吉凶以成就事业。这就是《易经·系辞上》中所谓"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由八卦两两相重而成乾 坤
既济 未济 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计有三百八十四爻，构成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在长期的预测实践中，不断总结筮占的命中率而又形成卦辞、爻辞的文字系统。由符号系统与之相配的文字系统而形成的《易经》，不仅在中国，而是在世界上可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易经》原初是用以筮占以预测吉凶的，所以朱熹的《朱子语类》中说?quot;《易》乃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朱熹的说法是有所据的，《周礼·春官》中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后来，《连山》、《归藏》皆佚，现存只有《周易》。春秋的典籍中记载了用《周易》预测吉凶的例证。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译以当日；天又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quot;这一例证是讲晋侯对应否出兵勤王一事让狐偃筮占作预测。筮占的卦为《大有》为本卦，《睽》为之卦，"公用享于天子"是《大有》的九三爻辞，九三爻为变爻而《大有》的之卦为《睽》。因此，用《大有》的九三爻辞解卦，说明晋侯勤王是吉的。接着又用卦象来解卦，《大有》的下卦为乾，代表天，变为《睽》的下卦兑，代表译，而《大有》和《睽》的上卦皆为离，代表日，此象为天变为泽以迎日，意为周王屈尊以迎晋侯，也说明晋侯勤王为吉。据统计，《左传》中有十三处，《国语》中有三处记载用《周易》预测吉凶的事例。说明《周易》作为筮占之术而受到重视。
《周易》为筮占之书，但其中包含着道德内容。如《谦》卦，其卦象为山在地下，表现的是谦德之象，其卦辞：亨，君子有终。爻辞：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鸣谦，贞吉。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无不利，撝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其它卦象，卦辞，爻辞中虽不象《谦》卦这样全卦以谦德释卦，而在部分卦辞、爻辞中也不乏易德内涵。
儒家派创始人孔子对《易》极为重视。他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关。"（《论语·述而》）据最新考古发掘出帛书《易》中的《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篇中，都记载了孔子与《易》的关系。帛书《要》中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在席，行在囊。"这与《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是相同的。当孔子的弟子对孔子老年喜《易》提出疑问："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孔子在回答时指出："我观其德义耳也。"说明孔子是从德义方面研究《易》的。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中道德思想是对易德的继承与发展。
《周易》中不仅包含着道德内容，还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道家创始人老子揭示了《周易》的哲学内涵，从易道方面对《周易》作了新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周易》的发展历程是由易术发展为易德、易道。
二、易学体系--易道、易德、易术
《周易》是由易术--易德--易道的发展历程逐步提升。易道是《周易》的最高层次，属于《周易》哲学的本体论；易德是《周易》的核心内容，属于《周易》哲学的价值论；易术是《周易》的应用部分，属于《周易》哲学的方法论。
易道--《周易》哲学的本体论
道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提出的哲学范畴，也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老子的哲学体系就是围绕线道展开的。老子的后学皆以道为核心建立各自的哲学体系。道是道家学派的代名词。
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易传》是对《易经》的阐释。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易经》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孔子作《易传》几乎成为定论，但孔子并没有建构出本体论的中国哲学体系，孔子建构的是中国伦理思想体系。《易传》中所阐发的易道--《周易》哲学的本体论显然不属于儒家思想，而与老子创立的道家哲学是相通的。因此，易道--《周易》哲学的本体论属于道家哲学。
道家从道论的哲学高度，对《易经》中所包容的哲学内涵进行了揭示，这就是《易传》哲学中的本体论。
《易传》提出了"道"与"器"一对哲学范畴。《易传·系辞上》中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而上"，意谓有形可见的事物之上的东西，即无形的、抽象的东西，相对有形的、具体的东西而言。"形而下"，指有形可见的具体事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是无形的、抽象的本体，器是有形的、具体的器物。有形的"器"之中，含有无形的"道"，无形的"道"是有形"器"的本体。道与器这一对哲学范畴，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围绕道与器这对哲学范畴，历代哲学家进行了长期辩论，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哲学理论思维。
《易传》还从宇宙观阐发《易经》的哲学内涵，提出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人道的宇宙体系。《易传o系辞上》中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这与老子《道德观》第二十五章中所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其思想联系。在《道德经》中，道是天、地、人，亦即道是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的法则。而道是以其自身的自然而以为法则，道是最高范畴。
《易经》中虽然还没有出现用阴与阳一对哲学范畴来表述一一与一两种符号，但一一与一两种符号是《易经》整个符号系统的基础。一一与一两种符号代表着宇宙万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一阴阳对立统一，深刻揭示了《易经》一一与一两种符号的对立统一思想。《易传o系辞上》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显然属于道家对《易经》中所蕴涵的阴阳对立统一辨证发展规律的揭示。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也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总规律。
《易经》中具有最高哲学范畴的道，显然来自道家哲学，也就是说，道家哲学以其最高哲学范畴释《易》，揭示了《易》中的深刻哲学内涵，将《易经》由占筮之术，提升为哲学。
易德--周易哲学的价值论
德是西周初年周公提出的伦理范畴。周灭殷之后，传统的天命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天命靡常"观念，认识到天命是靠不住的。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与"敬德保民"思想。《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记载："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继承发展了周文化，建立了以仁与礼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孔子以德释《易》，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各篇，皆贯穿着以德释《易》的思想。
《彖传》是对卦名、卦辞的阐释，贯穿着以德释之。如《大有》的《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谦》的《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遵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家人》的《彖》阐发了我国以家庭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安矣。"
《象传》是对卦象、爻象、爻辞的阐释，贯穿着以德释之。其中释卦象的"大象"，皆为从卦象的象征，引发出君子的德行与事业，贯穿着孔子所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如《乾》的《象》曰："无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的《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蒙》的《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小畜》的《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否》的《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大有》的《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谦》的《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衰多益寡，称物平施。"《豫》的《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蛊》的《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临》的《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大畜》的《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过》的《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适而无闷。"《坎》的《象》曰："木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咸》的《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恒》的《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遁》的《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大壮》的《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晋》的《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夷》的《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可莅众，用晦而明。"《家人》的《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睽》的《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蹇》的《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解》的《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损》的《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的《象》曰："风电，益。君子以见善迁过，有过则改。"《夬》的《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萃》的《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升》的《象》曰?quot;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困》的《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井》的《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革》的《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鼎》的《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震》的《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艮》的《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渐》的《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归妹》的《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水终知敝。"《兑》的《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节》的《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小过》的《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既济》的《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未济》的《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象传》中释爻象、爻辞的《小象》，也贯穿着以德释象的原则。如《乾》的九二《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蛊》的六五《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复》的初九《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六二《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六三《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六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上六《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文言》是对《乾》、《坤》二卦所作的阐释，通篇贯穿着以德释卦的思想。
《文言》以四德释《乾》的卦辞：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以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贞。"反复以德释《乾》的爻辞。对初九爻辞"潜龙勿用"的阐释是："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阐释是："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阐释是："子曰：’君子进德修业。’"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的阐释是："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对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阐释中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天人合一思想。
《文言》对《坤》的以德阐释中提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善恶报应论，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系辞传》是对《易》的整体性阐释。《系辞上》中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把圣人作《易》的主旨归结为"崇德广业。"并且提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孔子指出善与恶是人之德行、事业成败的关键。他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系辞下》以德释卦："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丰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易传》的《说卦传》进一步将易德与天道性命联系起来。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将易德上升为道德哲学。
易术--《周易》哲学的方法论。
《易》本为筮占之书，易术是人们预测吉凶的方法。《易传》以道释《易》，以德释《易》，也以术释《易》。《系辞上》中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 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义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又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quot;把占筮作为圣人之道。
《系辞上》中保存了以蓍草占卦之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卦……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小成，触类而长之，天下之事毕矣。"这一筮卦方法，与龟卜以炙龟甲而自然呈兆不同，是通过数的推演求出爻变而成卦，表现出的是人谋。王夫之对两者作了比较。他在其《周易内传。系辞上传》中说："大衍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二卦一，归奇过揲，审七、八、九、六之变，以求肖乎理，人谋也；分而为二，多寡成于无心，不测之神，鬼谋也?quot;又说："若龟之见兆，但有鬼谋而无人谋。"说明《易》的筮占是通过数理的推演而成卦，表现了人的智谋。表明易术是人运用智能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以预测吉凶。
《系辞下》中说："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柔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quot;说明《易》是古圣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及人与万物，取象比类，而成八卦，八卦相重而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阴阳爻之刚柔相推而变动不居，显示吉凶悔吝。
《系辞下》探讨了《易》的变化规律。指出："《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貭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终之。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quot;这是对六爻所处的不同爻位而判断其吉凶。初爻代表事物的开始，上爻代表事物的终结，初爻难以判断，"其初难知。其上易知"。二爻与四爻的爻位不同，二爻处于下卦的中位，多誉；四爻处于上卦的下位，多惧。三爻与五爻的爻位不同，三爻处下卦的上位，多凶；五爻处上卦的中位，多功。表达了儒家中庸之道的取中原则。
取象比类，以类取，以类予是《易》的基本原则，通过卦象进行类比、类推来进行预测吉凶。《说卦传》对八经卦所代表的物象作了扩展。如："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quot;这是以天地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来说明八卦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以此卦象来推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又将乾（三）的物象扩展为："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坤（ ）的物象扩展为："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其余震（ ）、巽（ ）、坎（ ）、离（ ）、艮（ ）、兑（ ）的物象都作了扩展，目的在于使之能以更多的物象来进行类比推论，以预测吉凶。
《易传》中的易道、易德、易术三者是有机结合的。易道离不开易德、易术。如《系辞上》在"-阴-阳之谓道"之后，接着说："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把易道与易德联系起来，易道是易德的哲学依据。易德有易道之哲学依据，所以说易德是周易哲学的价值论。接着又说："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把易道与易术联系起来，易道是易术的哲学依据。易术有其易道的哲学依据，所以说易术是周易哲学的方法论。
兵家思想中就体现着道、德、术的统一，虽然兵家没有直接阐发《易》，但其中所涵的道、德、术与易道、易德、易术是有其内在联系。因篇幅所限，这里不作具体论述。
阴阳家以阴阳立名成家，其思想与《易》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阴阳家将五行也纳入其体系，为阴阳与五行相结合来阐发《易》之易道、易德、易术，开其端绪。
汉代以后，历代易学家根据时代的需要与自身的体悟，对易道、易德、易术进行新的阐发。我国古代科学家以《易》之道术为哲学依据，将《易》与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药学相结合，促进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政治家以《易》之道德为哲学依据，将《易》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人文教化相结合，促进了我国古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
三、从易道、易德、易术三领域发扬《易经》
由《易经》开其端，《易传》集其成，经历几千年发展的易学，其体系包括易道、易德、易术。历代易学家根据所处的时代与自身对《易》之体悟，对易道、易德、易术作出了各自的阐发。我们现代正处于新世纪的开端，应该适应新世纪的时代需要，发挥各自的创造力，从易道、易德、易术三领域发扬《易经》。
从易道领域发挥《易经》，即从哲学的最高层次本体论发扬《易经》。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易道就是中华智慧的代表。从易道领域发挥《易经》就是进一步阐发《易经》中所蕴涵的智慧。《易经》是取之不尽的智慧宝藏，《易经》智慧是超越时间的，即不同时代的智者，皆从《易》中吸取智慧；又是超越空间的，即不同国度的智者，也从《易》中吸取智慧。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易经》传到朝鲜半岛，朝鲜的智者从中吸取智慧，韩国以《易》图为代表国家之国旗图案，足见其对《易经》的尊崇。《易经》传到日本、越南，日本、越南的智者从《易经》中吸取智慧，促进日本、越南的发展与进步。近代以来，《易经》传到西欧，受到社会学家、宗教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重视，《易经》智慧对西方自然科学家以启示，对现代科学发展也起到了启迪作用。现代经济学家将易学应用于管理，探讨易学管理模式。
新世纪是信息科学时代、数字化时代，《易经》符号系统的信息蕴涵，《易经》作为人类最早的运数思维智慧，对信息科学、数字化模拟的发展，也将有其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
易的天人合一思维，对新世纪的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发展，关注环境，防治大气污染，保持生态平衡，使人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有其指导意义。
易的整体思维，对新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国家全局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对企业的整体管理模式以及人的全球化意识、整体意识，都将有其所裨益。
易的变易思维，对适应新世纪的新发展，不断更新观念、更新知识、更新体制，以促进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经营创新。新世纪的发展日新月异，创新是新时代的特征。创新才能发展，而创新来自智慧。《周易》智慧必将在新时挥其作用。
易经卦象范文5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转贴于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 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阴中有阴， 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 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 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 “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 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 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转贴于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显然，以形而中论作为哲学反思并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外化表明，中国哲学是时空对应和中的方式性的形而中论，比较之下，西方哲学是时空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形而上学” ，所以，不能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 形式、概念和范畴阐解对应和中的方式性哲学命题、方式、概念和范畴。“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表明，形而中论的方式性能承诺和推定形而下论的形式性，以此显示出形而中论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历史将表明，形而中论哲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的主导性哲学。由于这一论题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将另文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