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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1
(一）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
清代内阁在故宫东南角，文华殿之南，是辅助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构。清内阁大库，隶属内阁。在内阁的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下，设有典籍厅、满本房、汉本房等机构。其中典籍厅掌管内阁大库红本及书籍表章，满期本房掌管内阁大库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及其它档案。其制诰典册即汇于内阁大库。清代内阁大库是清中央最重要的档案库，所藏档案包括明代档案、从盛京移来的满文老档、满文木牌等入关前的旧档与清代档案三大类。藏于编号为礼、乐、射、御四库，是皇帝及内阁大臣处理政务后留存的重要文件，长期秘藏于清宫。这些档案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大、最完整的档案。
（二）河南安阳甲骨档案
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商代政治一大特点是神权政治，因此商统治者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目前出土数量在15万片之上，大多为盘庚迁殷至纣亡王室遗物。因出自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因所刻多为卜辞，故又称贞卜文字。殷墟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是现存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三）敦煌莫高窟藏经卷档案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南北绵延1618米。1900年五月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公元4～14世纪的经卷和文书等文献材料等文物5万多件，世称“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所具有的重大学术文化价值，使它得以与甲骨文、汉简和北京故宫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并列为我国近代文化史上4大发现。这件震惊中外学术界的重大发现，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注意。此后，研究敦煌艺术和敦煌文献的人逐渐增多。在国际上形成了“敦煌学”这一热门学科。
（四）居延汉简
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2
“白金三品”始铸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中均有“白金三品”的记载：“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明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白金三品”是以龙、马、龟为纹样的三种形式币的总称。这三枚币形态各异，其中龙币为圆形，重141克，径55．2毫米，高13．5毫米。其正面凸起纹饰为一长嘴、独角、长脖的腾云驾雾之飞龙。背面凹，周沿有一圈铭文(似希腊文，还未释读)，中间有两个0．5×0．5厘米的方形戳记，戳记铭文为“少”字。马币为方形，重28．5克，尺寸为33．8×32．4×3．5毫米，正面是一马形，挺胸、昂首，三蹄着地，一蹄抬起，神采奕奕，气势昂然。背略凹，有一个0．5×0．5厘米的方形戳汜，戳记铭文为“少”字。龟币为椭圆形，重12克，尺寸为40×21．7×3．7毫米，正面纹饰为鳞甲状，上有一个0．5×0．5厘米的方形戳记，其铭文为“少”字，背面平，有似篆字样图形(未释读)。这三品钱上都有方形戳记，铭文为“少”字，正好印证了史书上记载“少府”造“白金三品”的事，证明这些钱币是由西汉掌管皇室财政、铸钱的机构“少府”统一铸造的。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连年征伐，开拓疆土，国家财政空前困窘，其中军费开支最为庞大。同时中央政府与拥有大量财富的诸侯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于是汉武帝听从张汤的建议，以“检约奸邪”、“摧浮并兼之徒”为名进行货币改制，发行三铢钱，同时造“白金”及硬币，以此来削弱诸侯的实力，强化中央集权。
由于“白金三品”是一种巨额虚币，从而引起了社会上空前的大盗铸。“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已虑皆铸金钱矣。”为此汉武帝颁布了严酷的法令：“盗铸诸金钱者罪皆死”。“白金三品”的铸行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有关，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铸行“白金三品”的主要原因是解决财政危机，弥补用度不足。所以推行虚币政策，逆客观经济规律而行，必将短命。“白金三品”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废止，历时仅仅五年。
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3
国宝金匮直万为王莽铸币之一，其造型秉承了莽钱一贯的别致风格，钱体上半部为一方孔圆钱，篆书“国宝金匮”四字，下半部呈方形，篆书“直万”二字。其铸造精良，文字劲秀。此钱是王莽时期的货币昔日已成定论，只因史书不载，也有人疑其为开炉、镇库之属。钱文“直万”，即值五铢钱1万枚，当为我国时代最早、面值最大的金属铸币。据载此钱存世仅两枚半，《古泉汇考》中有清代钱币收藏家刘燕庭附注一残品摹本，仅为上半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西安西北隅未央宫地区出土一枚，为时任西安邮务长的英侨纽曼所获。民国时，几经转手后被陈仁涛收藏。解放后政府以重金从香港购回，归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其通长62毫米，重41.7克(图1)。另一枚据《中国钱币》载罗宏才文章：1921年西安西北隅汉未央宫遗址所在地杨家城农民耕地时又发现此钱，被西安古董商阎秉初所得，后经其父阎甘园千金转售上海余挺生，最后归于大藏家张叔训。张氏后定居美国，今此珍泉不知下落。时至2003年西安市西北部某地农民盖房取土时挖出一坑国宝金匮直万，数量大约有十余枚，且多为残次品，完好无缺的仅有几枚(图2)，估计为当时试铸残废品遗留物，其钱文与馆藏品稍有小异。近闻西安藏家又得一品，版式与前有所不同，说明当时并非一处所铸。
少数民族地区最早的铸币――东汉汉佳二体钱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铸币，具有数量不多且多为地方铸币两个特点。过去认为最早的是魏晋时期主要行用于新疆地区的龟兹五铢，又称汉龟二体钱。实际上新疆地区最早行用的当为于阒国的“汉怯二体钱”，亦称“和田马钱”。和田，西域古国名，汉代称于阗，属西域都护府，唐设于阗镇；1913年改和阗县，1959年始为和田。据出土资料，汉怯二体钱自1874年英国探险家福赛斯爵士首次在和田地区发现，至1989年的115年间，中外人士先后主要在和田各遗址发现353枚。这些钱多数分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印度政府图书馆、原苏联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一部分藏于民间；收藏于中国文博单位的仅13枚，其中旅顺博物馆11枚，中国国家博物馆1枚，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l枚。其钱体厚重，无廓、无孔。径24毫米，厚4毫米，重14.8克。面文为汉字铭文“重二十四铢铜钱”。居中的纹样可释为“月桂树之环”或“贝”，外缘为一圈装饰纹。背两圆圈内为一立马，一只前腿屈弓，马头高昂。圈之间为怯卢文，共20字，逆时针旋读，释意为“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知伽罗摩耶娑”(图3)。这类钱尚有小钱一种，直径16毫米，厚1.5毫米，重量约为大钱的1／4，面文汉字“六铢钱”。背中央动物像马或为骆驼，周围有怯卢文(图4)。其制造方法为打制而成，是中亚各国承继希腊造币方法的产物。据夏鼐先生推断，这种钱制造和流通的时间当在东汉，其理由是公元73年班超再使于阗(和田)以后，到公元3世纪末怯卢文不再通行。
最早以国号名钱的圆钱――十六国时期前凉凉造新泉
凉造新泉(图5)是前凉张氏政权(301～376年)铸币，一般认为是张轨(晋永宁元年至建兴二年，即301～314年)所铸，但亦有认为是其孙张骏使国力达到空前强盛时所铸，或为张祚“僭称帝位”时所铸。青铜质地，钱文篆书，顺读；书体端庄凝重，布局疏密匀称，但钱文间常有流铜，有失清晰；背无文，形制上可分为大、小样两种。昔又有定其为新莽时凉地所铸及新莽、东汉之际凉州窦融所铸者。今见有小样及大样两类，“凉”字“京”部中间“口”字写作“日”；其小样钱径18毫米，穿孔6.5毫米，厚1毫米，重1.4克。内外郭和钱文多不清晰，文宁亦较拘谨，字口浅浮，背平夷。小样钱是凉造新泉中较多的一种。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内有小样钱一枚。大样钱大小、轻重及钱径各有差异，钱径最大者为21.8毫米，最小者19.5毫米，最重者2.45克，最轻者1.5克。此钱文字较古朴，精整有神，“凉造”二字方正，“新泉”二字瘦长，内外郭与钱文笔画略显粗糙、刚劲；大样钱较为少见。
对钱指钱文内容、钱体形制等均一致，而书体有异并且成对铸行的钱币，亦称对子钱。其特点是钱币的形制、厚薄、大小、穿孔、重量、直径、质地、轮廓、文字完全相同，区别之处仅仅在于钱文的书法不同，成双成对，别具特色。对子钱始见于五代时期的南唐，盛于北宋，南宋时衰竭，先后历时230多年。南唐所铸钱的种类在十国中为最多，中宗李理所铸开元通宝有大、小两种。当十大钱较为少见，无对，径40毫米，重12克。小平钱则存世尚多，较唐铸开元钱文字稍小，外廓较阔；钱文有隶、篆两种，是中国最早的对子钱(图6)。但南唐的对钱属草创阶段，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完全符合标准的，其形制、大小、厚薄、轮廓、铜质等尚不尽相同，只能作为广义上的对钱。李Z交泰年间(958～960年)铸行的唐国通宝，钱文也是篆隶成对(图7)和篆楷成对(图8)，各有大小两型。南唐出现的这种别开生面的对子钱，对北宋钱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年号最短暂的方孔钱――清“祺祥”钱
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4
临汾是中华民族祖先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考古学家通过对临汾所辖襄汾县“丁村遗址”的考古证明，这里就是中华民族先民繁衍生息之地，是人类起源之地。“丁村人”大约生活在十万年前，是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古人类。考古学家通过对三枚“丁村人”牙齿以及小儿的右顶骨化石的发现、鉴定，得出一个结论：十万年前这里不仅是原始动物的天堂，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先民们繁衍生息的摇篮。考古学家认为，“丁村遗址”并不是单一的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文化，还包括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文化遗存。由于这种极富地方特色的丁村文化遗存遍布于汾河流域，考古学家把它称为“汾河文化”，这是人类起源的文化，“开创了山西区域文化的先河，并经过长时期向四周辐射而成为奠定黄河中下游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一。”
临汾是降生华夏文明的根祖之地
考古学家通过对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考证，认为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原始社会末期的文化遗址。通过对一座4500多年前的古城遗迹的确认，这里正是远古时期尧、舜、禹主要活动的区域，也是帝尧建都的地方，亦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发祥地。
陶寺遗址发现的古城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呈圆角长方形。城址依稀可辨，宫殿区、核心建筑区、屋基、仓储设施等轮廓井然有序。专家认为这是一座都城，是尧时期中国建立的第一个都城。有了都城就有了国家，通过对陶寺遗址大型城邑和大量出土文物的考证，最早的“中国”在临汾已成为大多数考古专家和学者的共识，这座古老的都城遗址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在陶寺遗址祭祀区还发现一个三层夯土的观象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指出，“古观象台的发掘是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通过观察日出确定历法的礼制建筑，比英国的巨石阵观象台还早500年，而且比巨石阵功能还齐全。”这说明在远古时期我们的老祖先就已经懂得观天授时，这是远古时期中华文明逐步形成的又一重要依据。何弩教授认为，陶寺古观象台“堪称同时期世界最精密的天文观象遗址，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世界领先水平的标志性建筑。”同时，考古学家通过对陶寺遗址墓葬群中出土的“鼍鼓”“土鼓”“特磬”以及各种彩绘的木、漆、陶器和象征“神权”“王权”的“龙盘”等特殊随葬品的考证以及考证出陶寺观象祭祀台能够通过观测日出，将一年365天或366天分为四季和24个节令，说明在帝尧时期中华远古文明已经逐渐走上成熟阶段。
临汾是晋国源头，是封建社会逐步走向鼎盛的发源之地
历史上有“桐叶封弟”的故事，说的是周成王姬诵八九岁继位，有一天成王同弟叔虞玩耍，成王把一片桐叶剪成“圭”的式样，赐给弟弟叔虞，并把唐地分给了他。因君无戏言，在旁的史官就记录下来。历史上也叫“叔虞封唐”，古唐地就在今临汾翼城一带。叔虞去世后其子燮父继位，因唐地邻晋水，故改唐为晋，从此出现了春秋时期存在600余年的晋国。晋国的源头就在翼城一带。
晋国始祖叔虞治国有道，他在位20多年，在唐地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和睦共荣的良好社会环境，农业飞跃发展，史载曾出现“同株异穗”“一株多穗”的嘉禾盛世。
晋昭侯二年（前745年），昭侯将其叔父成师分封到曲沃，世称曲沃桓叔。桓叔去世其子庄伯继位，庄伯去世其子武公继位。到了晋缗侯二十八年（前679年）武公举兵灭掉翼城晋“大宗”公室，自己成了晋国国君即晋武公，历史上称为“曲沃代翼 ”。曲沃代翼后，结束了晋国内乱，也促进了晋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晋国迅速壮大，逐渐由一个百里小国，开始向超级大国发展。
晋国最有作为的国君是晋文公重耳。他经历过晋国的“骊姬之乱”，饱受十几年的“流亡之苦”，辗转列国，洞察了各国成败的经验教训。他即位后，接受父亲、兄弟的教训，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改革。在政治上执行“任官以能”，强调“尚贤”，把德、智、才、能作为委任官员的第一要素，启用了一大批能人，这为晋国的发展壮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领域，他坚持“农商并举”，实行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放开流通渠道，减轻出入关税，鼓励商品交易，从而繁荣了商品市场。为了进一步推动本国经济法发展，晋文公还实行了“工商食官”制度，就是由官营工商部门给予从事工商业生产者一定的生活资料，作为维持工商业从事生产和生活的补助，这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与此同时，晋国在土地分配上实行的是“君食贡”制度，即国君自己不保留土地，而是从拥有土地的人那里收税。同样，晋国的卿大夫也要把土地使用权交给领地内的劳动者，由他们耕作、收获、交租、纳税。这一土地分配制度的改革，极大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后来其他诸侯国纷纷效仿。史学家认为，“君食贡”制度的实施，是“向封建社会转化的一种进步”“晋国是走在最前面的”。除此之外，晋文公还在军事、外交、社会教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重大改革，调动了晋国上下的政治热情与生产积极性，为晋国奠定了成就春秋霸业根基。晋国的发展、强大也为封建社会逐步走向鼎盛开辟了新的路子。
最早的井――尧王凿井与市井文化
在临汾尧庙的广运殿与五凤楼之间，有一口井叫尧井，传说为帝尧亲手所凿。也有人说真正的尧井在尧出生地――临汾城南郊的伊村，那里确实有一口古井，那才是真正的尧井。尧庙的尧井是后人为了纪念帝尧凿井之德，在建庙的地方仿造了这口井。不管这两口井哪个是帝尧所凿，但人类最早的井确是在尧时期才有的。
传说远古时期，“‘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尧命羿射落九日，暑气顿消。尧亲凿水井，历九十日，清泉大涌。”还有一种传说，尧时期，天遇大旱，禾苗干枯，庄稼绝收，帝尧非常焦急，四处查看，发现在蚂蚁来往密集的地方比较潮湿，他就那个地方挖坑，结果就打出了地下水。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水井。有了水井，人们结束了沿河而居的迁徙生活，围绕水井定居下来，这就有了稳定的生活场所，后来慢慢发展成为村庄、乡镇、集市和城市。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记录：“凿井技术的发明，大大减少了人们对江河的依赖性，使得人们可以到肥沃的冲积平原、富饶的山间空地去生活和生产，同时它解决了城邑的供水问题。因而，它不但增强了聚落的稳定性，而且也为城邑的形成、国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有了井就有了市井文化。市井文化最初是一种生活化、自然化、无序化的自然文化，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产生于街区小巷，带有商业倾向、通俗浅近、充满变幻而杂乱无章的一种市民文化，是一种不上大雅高堂的通俗文化现象。但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市井文化“却已成了人们追寻过去那种最质朴、原始、纯真生活方式而认同的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市井文化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和进步，她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早的字――仓颉造字与汉字文化
传说，中国的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有人说他是帝尧的史官。因为有了汉字，中华五千年文化才得以延续、传播和发展。
汉字确切地说并不是仓颉一人发明，但他却被人们奉为汉字始祖。仓颉是哪里人，众说纷纭，史书记载也不一致，至今还有不少地方为成为仓颉故里而争论不休。在临汾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却留着不少仓颉的遗迹，流传着不少仓颉造字的传说。 据《临汾县志》记载：“上古仓颉为黄帝左史，生而四目，有睿德。凡灵龟负图书，丹青甲文，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指掌而拼文字。文字即成，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
今城南有仓颉故里碑。古《临汾县志》记载，临汾城南有仓颉故里碑。这就说明仓颉故里是临汾，可惜年代久远，此碑已失，难以找回。不过，在临汾城南西赵村路口发现一块清乾隆四十九年秋（1784年）临汾县令李家荣立的碑 ，此碑为青石所制，碑高1.25米，宽0.67米，厚0.18米。正面镌刻“仓颉造字处”五个大字。字体苍劲有力 ，秀美大方。现此碑已被保存在临汾市博物馆。无独有偶，考古学家在临汾襄汾陶寺古遗址H3403灰坑出土的扁陶壶上发现了两个陶文，其上涂朱。朱书陶文的发现在考古界引起很大的轰动。考古学家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何弩《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李健民《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及相关问题》、王蕴智《从远古刻画符号谈汉字的起源》、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等都论述了此事。
李学勤说他曾见过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扁壶：“壶上文字颜色鲜明，笔画清晰，不难看出是用毫端粗大而软的毛笔书写的，由于陶面较糙，有吸水性，笔毫肯定要蘸饱浓浓的朱色。”李先生确信这是一个“文”字。同样的写法、笔顺，见之于甲骨文。但这个陶扁壶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多年，比甲骨文年代要早出将近1000年。王石认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扁壶还证明毛笔书法与最初的文字一起诞生，而且这个文字很可能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用毛笔书写的文字。
陶寺文化遗址属于龙山文化，出土的陶文灰坑属于陶寺文化遗址晚期，距今已4000多年。尽管也有不少人对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陶壶上“文”字，提出不少异议，认为它是“符号”而不是“字”，但最早发现文字符号的地方就在临汾，临汾作为中国汉字最早的发源地当之无愧。
文字学家唐汉说：“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都浓缩于汉字母语之中，汉字以其独特的形式，记载和传承着中华文化，每一个汉字，尤其是初始阶段的汉字，几乎就是一种实物的描写，一幅生活场景的缩影，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刘一达说，汉字这一伟大的发明，“源于上古先民的共性经验，每一个汉字无一例外都来自生活的真实，象形文字的本质，就是可以让处在同一生活圈内的任何人解读。”汉字的形、音、义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早的法――皋陶造狱与法治文化
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5
春秋时期的设施栽培
中国自古代就有园艺产业，甲骨文中就有“园”“圃”等文字。利用保护措施进行早熟栽培，可能在周朝就已经被发明，当时所产果蔬为士绅阶层所嗜好，一般民众很难尝鲜。孔子认为食用这些产品为奢侈之风，不得食用，即为《论语》所述“不时不食”之语。此时的栽培方式，没有确切的记载，有无温室等设施也很难确定。
秦代的设施栽培
中国的设施园艺历史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宋代的《太平御览》卷八十六，秦王部十一（公元977～983年）中记载：“又密令冬月种瓜於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成，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说，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能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宋代马文瑞《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公元1322年）中也对此进行了描述“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馀人。”这都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记载相关的，由此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设施园艺。但这里没有描述明确的覆盖方式，也没有说出是什么瓜，如果真有种植，只能是甜瓜，不可能是黄瓜，因为黄瓜是在汉代才从西域引入的。并且这些都是记载在秦始皇时代1000多年后的典籍上，而在《史记》的《始皇本纪》中没有描述。作为中国温室园艺的最早证据，其立论依据不够充分。
汉代宫廷的温室园艺
汉代对设施园艺的证据较为充分，《汉书・召信臣传》记载“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信臣以为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遂奏罢，省费岁数千万”。这里记载了所建温室的地点在上林苑的太宫园，冬季种植了叶类蔬菜，采取了覆盖措施并使用了炉火的加温方式。可以说早在公元前33年中国已经出现了温室栽培，比西方罗马的记载要早60年。
召信臣是九江寿春人，做过南阳太守、河南太守等地方官，在公元前33年到朝中任少府之职，此人“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迁河南太守，治行常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是个提倡节俭、造福一方的官员。在管理内务府时更是要减少乐舞艺人和日常用品。看到太公园的温室生产，召信臣认为这些都是不合季节的东西，对人体有害，不适合用来供奉给皇上，就奏请皇帝免除这一切，这样每年可以节省了成千上万的费用。这里的“不宜以奉供养”又是来自于《论语》的”不时不食“。此后的史书中又有对此加以禁锢的记载，从而影响了中国设施园艺的发展和进步。
汉代到清代的�O施园艺
由于以上原因，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设施栽培技术发展缓慢。从《晋书・石崇传》中记载的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每冬，得韭萍齑。尝与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恺每以此三事为根，乃密货崇帐下问其所以。答云：豆至难煮，豫作熟末，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萍齑是捣韭根杂以麦苗耳。”当时石崇为西晋的首富，“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王恺是西晋豪富曾获封为山都县公，食邑有一千八百户。王恺后升任龙骧将军，领骁骑将军，加散骑常侍，之后官至后将军。二人均“以奢靡相尚”。但在当时虽有珠宝百万，楼宇百间，但是在斗富时只能以韭根杂或麦苗充当冬季的韭菜食用，可见在当时晋都洛阳城郊冬季没有设施蔬菜的栽培。
唐代时期，温室蔬菜的生产可能也是仅在宫廷的后花园开展。诗人王建的诗《宫前早春》（公元775年）对此进行了描述：“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也就说明利用温泉水作为热源对温室加温，在春寒料峭的农历二月中旬，宫廷后花园内可以生产出瓜类，这里的瓜可能是指黄瓜，因为黄瓜在汉代已经引入中国。《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记载了唐太宗（在位时间为公元627～649年）在河北省易县利用半地下式加温温室生产蔬菜的事情。“庚辰，过易州境，司马陈元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上恶其谄，免元官”。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十一月庚辰日（十七日），唐太宗李世民率兵东征，回师途经易州（今河北易县），易州司马陈元献上新鲜蔬菜。这是他征用百姓建造专门的“温室”，日夜烧火增温种植出来的“反季蔬菜”。唐太宗厌恶这种谄媚行为，罢了他的官。
唐宋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稳定，文化、经济发展的昌盛时期，花卉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当时宫廷与民间养花、插花之风盛行。北方冬季常用暖室以火炕增温的办法使牡丹、梅花等提前于春节盛开。新城王士慎《香祖笔记》记载“宋时武林马塍藏花之法：纸糊密室，凿地作坎复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黄，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候汤气薰蒸，则扇之经宿则花放，今京师园丁亦然。”
元朝（公元1279～1368年）王祯《农书》记载：“冬至移根藏以地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长”，又说“就归畦内，冬月以马粪覆之，于向阳处，随畦用蜀黍篱障之，遮北风，至春，疏芽早出”。“十月将稻草灰盖三寸，又以薄土覆之，灰不被风吹，立春后，芽生灰内，即可取食”。说明600多年前，已有阳畦、风障等韭菜栽培。该书还记述了软化栽培法，以用马粪为热源栽培韭黄。在冬季，挖掘韭根，移藏于地屋中，培以马粪。这种方法栽培的韭叶，“不见风日，其叶黄嫩，谓之韭黄”，它可以“比常韭易利数倍，北方甚珍之”。这是与屋内升火增温不同的生产韭黄的方式，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园艺技术发明。
明朝（公元1368～1644年），王世懋在《学圃杂疏》中写道：“王瓜，出燕京者佳，其地人种之火室中，逼生花叶，二月初，即结小实，中官取以上供。”由此说明400多年前，北京就有利用温室进行黄瓜的促成栽培，并已享誉中华。
明末刘侗在《帝京景物略・卷三》记有关于北京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的温室进行花卉香椿芽和黄瓜生产的记载“草桥惟冬花支尽三季之种，坏土窖藏之，蕴火坑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元旦进椿芽、黄瓜，所费一共花几半万钱，一芽一瓜，几半千钱”。此时的温室可能是半地下式的，内有加温设备。
到清朝时，北京人创造了“北京式土温室”，即前窗用纸糊成直立状的土温室，室内较高，进深较大，专供木本花卉越冬之用。黄土岗一带栽培的供熏茶之用的茉莉花，就是使用此类温室。
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6
一、功利性的美
《诗经》中的诗作非常擅长通过对女性的容貌、神态等特征的勾勒和描述来描写女性、赞美女性。例如，《国风》中几乎把一切美好的词语都加诸女性身上，这主要体现在文中用来表现“美”的字眼。如“美”“姝”“娈”“清扬”“窈窕”“婧女”“美人”“佳人”“淑女”等等。此外还有许多称赞女性美的诗句，如“美人之贻”(《邶风・静女》)，“美目盼兮”(《卫风・硕人》)，“有美一个”(《郑风・野有蔓草》，“静女其姝”，“静女其娈”(《邶风・静女》)“清扬宛兮，宛如清扬”(《郦风・君子偕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等等。这些诗句在赞美女子的美貌时，无一不是以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的语言来达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的艺术效果的。
首先，《诗经》中强调女性之“硕大”为美。《说文解字》中提到：“美，甘也，从羊从大。”宋虚铉注说：“羊大则美，故从大”。日本学者笠原仲二对此解释为：“中国人最原始的审美意识，可以说是起源于‘羊大’。起源于对形象丰硕、羊毛浓厚，象征旺盛的生命力的膘肥体壮的羊的姿态的感受。”《诗经》中许多称颂女子体态的诗篇都是以硕、大、丰、高等体态特征作为美的标准：“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陈风・泽彼》)“彼其之子，硕大无朋。”(《唐风・椒聊》)特别是号称千古第～美人的“硕人”――庄姜夫人，她可以说是《诗经》时代“以硕为美”的女性的典型。《卫风・硕人》在赞美这位美人时写道：“硕人其颀，衣锦襄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官之妹，邢侯之姨，谭宫维私。手如柔夷，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对此段诗句，《毛传》中注释说：“颀，身长貌。”“敖敖，身材高大的样子。”这些形容词主要描写的是她的身材高大健壮。可见，当时的人认为庄姜夫人的华贵显赫、仪态万方首先体现在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子。作为国君夫人的庄姜夫人尚且以“硕”为美，从这一点即可看出高大健壮的质朴美是《诗经》中对女性美的重要审美标准。
《诗经》中描写女性时除以“硕大”为美外，还以“多子”为美。如《螽斯》中写道：“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诜诜”“振振”，可释为“众多貌”。“薨薨”“揖揖”，释为“群飞貌”。“绳绳”释为“绵延不绝貌”。“蛰蛰”则释为“会集貌”。全诗用“螽斯”的聚集来作比，祝愿新娘多子多孙，表达人们对她新婚生活的美好祝福。由此可见，在当时拥有强大生殖繁衍能力的女性被视为美的化身，是受到人们的尊敬的。再如《唐风・椒聊》中写道：“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其中的“椒”是指花椒，又称山椒。多子，味香，古人以椒喻妇人子孙多；“聊”，聚也，草木结子多成一串，古人叫聊，今人叫嘟噜。这首诗赞美了拥有花椒子般生育能力的妇女，并且还将“硕“与多子结合在一起，来说明那个妇人身材硕大且生殖能力强，并祈求多子多福到永远。《诗经》创作的时代是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时代，人们之所以会以拥有硕大体魄和强大生殖能力的女子为美，乃是由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地理生态环境。据史书记载，在两周王朝延续的867年间，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有89次，其中旱灾有30次，水灾16次，虫灾13次。而早期人类的自相残杀对人口数量也有很大的影响。据史书记载，黄帝与炎帝之战“血流漂杵”；黄帝与蚩尤之战“积血成渊，聚骨成岳”；大禹战三苗“雨血三朝”；武王伐纣杀人“亿有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可见当时天灾人祸的侵袭时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又极其低下，主要依靠简单的人力劳作来从事农业和渔猎活动。人们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有可能战胜自然和互相残杀的双重威胁生存下去，进而大量生育后代，从而延续种族，获得发展。正是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从而使《诗经》中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眼光。
二、非功利性的美
程俊英认为“整部《诗经》，都是周代的作品。最早的当是《周颂》，还有反映周代初年周公东征情况的《豳风・破斧》。”最晚的作品，据《左传・宣公九年》中的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哪日说以为《株林》即刺其事，应当是作于鲁宣公十年，即春秋中期。可见，《诗经》中的诗歌所涉及的时间段是相当漫长的。在这段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人们物质生活逐渐得以改善，人们的审美标准也自然会随之改变，其中的功利性标准渐渐过渡到非功利性的标准。
《诗经》中的另外一些诗句，就不再仅仅以女性的“硕”为美，而开始描写轻盈、苗条的体态。如《陈风・月出》中所写：“月出皎兮，娇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娇”为美丽；“僚”为漂亮；“窈纠”一词为余冠英解释为：“形容女子行动时的曲线美，就是曹植《洛神赋》中的‘宛若游龙’之美，也就是形容女子行步安闲体态苗条。”《郑风・有女同车》中写道：“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培玉琼琚。”“舜，即木槿花。翱翔，本义为鸟上下飞翔，此处借喻女子行动时摇曳飘远的美姿。”诗中写美人颜如木槿花那样鲜艳娇美的同时，用“将翱”“将翔”来描写美人的体态轻盈。《魏风・葛屦》中有“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掎，维是褊心。”余冠英解释道：“提提，《尔雅》注引为细腰貌。”可见这些诗中所展现的女性美已不同于“硕人”的风姿了。而是带有一种窈窕轻盈的美感。正如朱光潜先生曾经指出的：“一个普通物体之所以变得美，都是由于插入一段距离而使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使某一现象或事件得以超出我们的个人需求和目的范围，使我们能够超然地看待它。”如《陈风・月出》中写道：“月出皎兮，娇人僚兮。舒窕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照兮，皎人僚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描写在皎洁的月光下，令男子魂牵梦绕的女子莲步轻移，从住处走出，袅袅婷婷，若隐若现，让人心荡神摇，带着空灵和朦胧的魅力，使男子为之辗转反侧、寤寐思服。再如《秦风・蒹葭》中所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想象在水的阻隔之外，深秋时节，水边伊人的衣袂飘飘、仙姿摇曳，给人以空灵之感。
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说：“美感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是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性的；另一方面又是超感性、理性的、具有功利性的。”从《诗经》中对女性美的不同审美标准上可以看出，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带来了人们审美标准的变化。同时也说明劳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育(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一切文明的最初动力和最终目的，它们是人类的生物本能，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诗经》对女性美的描摹是极其全面的。它浓缩了先秦时代对女性美的认识和发展的全部过程，也推动和启迪了后世文人对女性美的关注。他们从《诗经》中受到启发或提取素材。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从《卫风・硕人》中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宋玉《东家之子》的“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从《蒹葭》中衣袂飘飘的“秋水伊人”到屈原所描写的“目渺渺兮”的湘夫人，再到曹植笔下转身回眸、衣带飘扬、神情婉转、“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水边洛神，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典型形象几乎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原型。这无疑是对《诗经》中女性美题材的继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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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俊英，诗经新注新译[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1
[3]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
[5]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