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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范文1
那时候，马未都的老婆李梅还不到四十，正是如狼似虎、坐地吸土的年纪，对“那事”的要求还比较强。后来，李梅就不知怎的和一采队的晚来勾搭上了。男女这类事，在煤矿是很敏感的。时间不长，矿上好多人就都知道了。人们都说马未都是现世现报，正应了“吃人家谷子还人家米”那句话。
人们的闲言碎语，马未都也多少听到了一些，但他在心里存着，不露声色。那天，马未都说上夜班，不到十一点就走了，他去火车站坐到三点，回去准备抓个现行。结果回到家里，竟然不见老婆。马未都也没出去找，就在屋子里等着，一直到快天明的时候，李梅才从外面回来，一见马未都在屋子里坐着，就愣住了。李梅深呼吸一口，稍作停顿，淡淡地问道：
“今天咋下班这么早？”
“我就没上班！”
“早上咋吃？”
“不急。我问你，你昨晚去哪了？”
“去柱子嫂家了，柱子回老家了，柱子嫂让我去作伴。”
马未都把门一关，就把李梅往床上推。扒下李梅的内裤，指着内裤上的肮脏东西，“这个怎么说？”李梅一见，心里就凉了。
“老马，我错了，你打吧！”
“那人是谁？”
李梅摇头。
“都是我不好，你别问了。”
“你走吧！去和那人过吧。”
“我不走！我还和你过，咱们还有孩子。”
“今后怎么办？”
“我断。不再和他联系。”
长时间的停顿。
过了好一会儿，马未都说：“我信你。去，做饭吧。”
……
2005年，马未都退了休，退休后的马未都得了脑血栓，半边身子不能动。住院期间，马未都和李梅的儿子女儿都回来了，见病情好转，来看看就都走了，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百日床前无孝子，马未都身边只剩下了李梅。
起初，马未都一边扶墙一边扶着李梅，后来，他就把李梅当拐棍。他高大的身体倚在羸弱的李梅身上，李梅很吃力，但李梅一点也不说累。马未都就很感动，对李梅说：
“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
李梅叹口气说：“这都是命！”
马未都说：“我以前做过很多浑事，我对不起你！”
李梅说：“我都知道。我也是心里不平衡，才……”
马未都说：“是我先不对。”
李梅说：“我也不对。”
马未都说：“这都是命。”
马未都说范文2
捡漏还是堵漏
2011年3月23日，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地球另一端的纽约苏富比春季首拍爆冷，一个估价仅800美元的瓷器，在中国人的血拼之后，飙升至1600万美元，加上佣金超过18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亿2000万，以超过估价22,500倍制造了中国艺术品在西方市场的奇迹。
马未都说：这是一个让世人百感交集的时刻。英法联军过去150年，我们祖宗的一件不明身世的宝贝现身拍卖场上，原本苏富比拍卖公司认为此件超漂亮的瓷器可能是民国所仿，因此谨慎地标明“类属民国”，连中文名称都语焉不详：“描金印花粉彩壶”，此件瓷器的状态报告说，瓶身与底足断开又粘合上，瓶口及耳朵鎏金部分有些磨损。
此瓶全称应为：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鸟暗刻松石绿釉如意双耳尊。北京故宫与都有相类似的官窑作品。其造型有本，设计有度，完全乾隆官窑盛世气象，只是卖家几十年来自认不够官窑，常年随意搁在明处陈设，偶尔插花，这多少应了古训：有心栽花花不放，无意插柳柳成荫。
“全体买家都以捡漏的心态奔赴战场，深藏不露，硝烟弥漫时刻，都象堵枪眼一般在所不惜，捡漏于是成了堵漏，堵漏于是成了壮举，因此震惊世界。”同马未都这位自称“平地抠饼 白手起家”的民间收藏家一样百感交集的，还有故宫博物院瓷器研究专家叶佩兰女士，“我参与鉴定的古董90%是仿品，全国现有两亿多人搞收藏，这种现象不太正常，游戏规则已完全改变。”
不让肾上腺素做决定
凡收藏大家，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心态平和，从学到专。遍访藏家，没有人没“打过眼”的，不懂透了不出手，不让肾上腺素做决定，时间久了就会渐渐历练入门。
“收藏，首先是一门感情和知识活儿。你不爱，还不喜欢钻研，只想着‘捡漏’只想着低买高卖，动辄加价百万，把收藏当投资做，那能少交学费吗？可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马未都言语之间道出了现在离奇市场现象后投机心态作祟的真谛。
马未都说范文3
马未都：不能说已经成熟，是趋向成熟。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大国我们的博物馆都是纳税人办的博物馆，从我这儿开始强调赞助人办的博物馆。那么赞助人办的博物馆，我希望把外延扩大化。每个买票进入的人都是我的赞助人，但是最高的就是每年给我多少钱的人。我希望在新的博物馆中，强调赞助人意识。
我觉得人在青年、中年的时候是趋利的，到老了一定是趋名的，这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富翁阶层大约都是在50岁上下，十年，二十年以后，当他们70岁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趋名，然后我给了他们一个趋名的机会。就是很多人不一定是青史留名，但你还是要为社会做什么。
我们今天对社会的捐赠都是居高临下的，都是施舍的状态。我一定要让他们居下临高地去拿钱。就是说你给文化拿钱，你再怎么也不牛B，你得是往上举着这个钱。
我们在美国看得很清楚，比如你想给哈佛大学捐一笔钱，问题不是你施舍给哈佛大学，而是哈佛大学是否接受你这笔钱。当然他们会做得很好，包括你的荣誉，包括你的内心感受。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每年捐给我很大一笔钱，他说：“我不要名，什么宣传我都不需要。我就是每年到期就给你这笔钱了。”这个就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就是他连趋名都没有了，他只是趋于内心的一个安定，内心的一个满足。
我老觉得我们企业也有对文化艺术赞助，但他们做的都是政绩类的，还是想居高临下地做。还没有做到对文化的一种必要的尊重。
房圣易：我看有其它的美术馆也在搞理事会制，一个品牌每年捐献一定金额的会费，美术馆就会提供一些活动，冠上这个品牌的名字给他们一个回报，像做广告一样。观复博物馆是不是也会这样做?
马未都：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博物馆的几个展厅用品牌命名了，我们第一选择的是国际知名品牌，就是没有后患的。当然说现在国际知名品牌也有后患，你弄一个罗曼兄弟也跟着倒霉。我觉得这是一种形式，我想将来我们未必是强调这种形式。但是作为你跟企业之间的互惠互利，也是正常的。就是说你的赞助文化里包括这一项，比如说他对你文化注入了资金，你给他一个文化的桂冠，他愿意扣在脑袋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企业向文化靠拢终归是一个好事，总比他鄙视文化强。
房圣易：我看在西方很多博物馆门票上都印着“感谢你对文化事业的赞助”。
马未都：我们现在的门票上还没有，我要在门票中把这个明示出来，就是任何人给我钱都是一个赞助，你有一个荣誉。现在你看国家博物馆免费，我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且我这个地方多偏，多难找，这鬼地方说都说不清楚，每天还有那么多人来。但是现在政府对我还不错，希望我现在再找一个能说清楚的地，重新盖一个，面积要扩大4.5倍吧。
房圣易：马老师，您多次说过一句话，说要把观复博物馆将来捐给社会。您现在如果实行理事会制，那您还是不是这个博物馆唯一的所有者，你有没有权利说捐就捐了?
马未都：是这样，我必须捐我自己的这一部分。我们捐给社会的概念，很多人给理解错了，认为我要捐给政府。捐给政府是我最后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最后什么事都做不成了，我一股脑捐给政府。但是我不希望这样，我觉得这样等于说事情只做成一半。
我说“捐给社会”，将来它是社会的一个公共的东西，谁也拿不走，谁也变不成自己的钱。就算您是哈佛大学的校董，也不能把你名下的东西变成现金。所以我说留给社会基本上是这个意思。那么博物馆从目前来看，我名下所有的东西，只要新馆落成，当天我就捐掉，我肯定一点都不留恋这个东西。
昨天我跟几个董事说，我们华人都有一个特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自己的身后，典型的特征就是不留遗嘱。恨不得是尸骨未寒官司就出来了，特别丢人。我觉得我一定要看到我的身后。换句话说，我一定特清晰地知道我死后的状态。
房圣易：02年杭州观复博物馆分馆开幕，05年在厦门分馆开幕。国外古根海姆也有这种分馆的经营方式，国内这样的事情很罕见。开分馆是为什么?以后观复博物馆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博物馆管理集团。
马未都：这两个馆都是当地政府来邀请，我脑子一热，脸一热就答应人家了。答应了就得做。我们现在也不算白做，就是做了这几年摸索了一些经验，现在找我来做博物馆的人很多，我就把以前不成熟的经验变成成熟的经验，可以规避一些风险。另外我们会输出两项：一项就是输出品牌，博物馆的品牌。现在很多人说我做博物馆希望用你的品牌，第二就是输出管理。输出管理以后，可能地方的很多博物馆会获得其它的效益。
我当然希望观复博物馆是百年老店，当然希望将来它作为博物馆的管理集团，能进行大量博物馆的管理，甚至县一级的。其实不是没有条件，有的县的博物馆里的东西特别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地方政府，像江西高安，高安出土的元青花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顶级文物。
我们希望，现在只是希望。就是将来输出管理。因为博物馆现在是各地政府的一个沉重的包袱，又不产生效益。而且真正有效益的东西又没做出来，就是不知道宣传自己个性化的东西。我们是一个供给方，我就要考虑今天的需求。我觉得只要做成一家，后面就全好做了。在未来的几年之内，首先要把北京的观复博物馆做好，我们的模式非常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财团，我希望引进一些企业化的管理，让博物馆不要老躺在谁的身上，我们的博物馆很容易躺在国家身上。
房圣易：中国人自古喜欢把遗产留给子女，您为什么不这样做?
马未都：我认为大部分藏家在晚年把东西捐献，出去有捐献行为不是高尚，是走投无路。留给子女，最多留一代人，第三代人根本一点感情都没有，说变钱就变钱了，我身边看到的这种事太多了。我很多东西都是从藏家的第三代手里，毫无情感地就买回来了。甚至我都觉得他们是败家的一种卖法。
过去老人总发出一种叹息，说：“古物聚聚散散，宝物聚聚散散。”现在有了博物馆这个形式，最早的博物馆，像大英向公众开放才250年，对于我们来说，才100多年，从张謇做博物馆到现在才104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才80多年，过去的人，没有这个机会的。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我觉得应该珍惜这种机会。
房圣易：这两年，您从国外拍卖会购回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有很多文物流失在海外，希腊新卫城博物馆6月19号正式开馆，以前大英博物馆不归还希腊文物的理由是“希腊保存不了自己的文物”，现在大英博物馆失去了不归还的理由，您觉得大英博物馆会还吗?您又怎么看待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
马未都：在文物归属问题上我们有一点跟西方不一样，我们是凭感情出发，不考虑社会制度和法律。西方人是完全按照法律，不考虑感情的。所以你看大英博物馆，西方很多博物馆都有归还现象和不归还现象，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标准不一。其实不是，它的标准是有的。它 的标准就是你是否符合法律条款，如果符合就还。当然也有一些可还可不还的时候就看他的态度了。
如果你非说八国联军抢走的，说也说不清楚，这个事很麻烦。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历史上说是被人家抢走的东西，他们出具过发票，这是我在国外看到的。在费城博物馆里，咱们教科书写的凿井被美帝国主义掠夺，他们当时买的时候全部有照片，以及当时的人签的字，就是中国人当时为了换钱给卖了。而且你知道有走私这个概念，必须有海关。没有海关就没有走私。你认定民国时候的走私，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民国政府是不是衔接的，或者你是否承认那个政府。现在这个事都说不清楚，你要在国外打官司。你承认不承认你是民国政府的延续，你说它是野鸡政府，我不承认的，那这个事根本就谈不下去。所以我们很多事不谈细节是没法用情感去解释的。我理解大部分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东西都应该在自己的怀抱。但是我觉得从长远的观点，从全球的观点，从人类的观点去看未必是这样的。我一直强调中国文物无论在哪儿都代表中国文化，而且西方人更多地是通过中国文物来了解中国，不是通过来中国了解中国的。
比如大英博物馆，它以面积而言是世界第三大馆，二楼的环厅是中国的陶瓷室，那是最好的位置，我觉得这些博物馆对中国的文化给予了极高的尊重，这些都是我们过去不去宣传，不去说的。一说就是大英博物馆掠夺我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承认从清代中期以后，我们自己的衰落，我们自己有一定的问题，一方面我理解中国人的朴素情感，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文化跟现实，尤其在今天文化扩张这个态势上，全世界都希望把文化往外输出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把眼界放宽。咱们假设全世界没有中国文物，全在中国境内，中国是_一个封闭的国家，人家更不能了解你了，我倒是觉得中国应该有计划地把一些重复的文物大量地输出，让人家去了解我们的文化，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把我们重复的，二流的东西，变成钱，然后购进一些西方的东西，让我们的人对西方也有所了解，中国要变成一个国际大国，将来一定要有国际性的东西在这儿存在，到美国去，不是光有中国文化，古埃及，古希腊、欧洲文化什么都有，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在这个国家是看不到任何西方文化的，甚至连我们的东临日本，西临印度的东西都看不着。
房圣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是观复博物馆名字的由来，其实您的名字，马未都也挺有意思，您这个名字是怎么起出来的?
马未都：我是乙未年生在首都，过去我父亲告诉我说还有一层意思叫“未来首都的建设者”，那时候都革命嘛，我父亲有点文化一般人都叫马京生、王京生、李京生了，跟我这个名字是一个意思。
房圣易：我注意到，观复博物馆也有陈逸飞的雕塑，还有一些当代的油画，这些新的东西拿进来是为了什么?您对当代艺术，当代的绘画，当代的雕塑也感兴趣吗?
马未都：非常感兴趣，喜欢我觉得艺术的判断，以及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多方面的，其实我对当代艺术，包括对西方的艺术都有所了解，也有所喜欢，只是我觉得精力不够，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现在都特贵，说我喜欢毕加索，我买张毕加索，就死了，我哪有那么多钱。我就算是比尔盖茨也不可能全买来。我们不一定能认识这个时代的艺术特征，过一百年以后给这个时代总结非常容易。今天的人看不清楚，因为我们都站在这儿。
房圣易：所有博物馆都有教育的功能在里头，对于大众，对于年轻人来说，欣赏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你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博物馆应该怎么样去教育
引导年轻一代?
马未都：我觉得涉及的点要低，要出乎他们的想象。我们过去把博物馆设计的点都偏高，所以一进去都是觉得特威严，我希望博物馆变得亲切。然后能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不能要求所有的观众都成文物专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希望他们一点一滴地去积累，改变这个环境，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是全社会。
无论我们对文化采取如何坚守的一个态度，文化一定是逐渐消亡并且被替代的。各种文化都会被替代。只不过我们是不是保存了一个文化的坐标而已，我们没必要让它生存下去。该灭亡就灭亡。我们历史上所有的文学形式都是一次一次被替代的，都是走向了相对死亡，我们说相对意义的死亡，就是不作为社会主流了。比如宋词的出现，预示着唐诗的死亡；元曲的出现预示着宋词的死亡，明清小说的出现，预示着元曲灭亡。那么我们今天也是电影的出现，使小说灭亡。你知道著名的电影都有小说在前，今天是翻过来了，是小说跟在后，电影在前，那么小说明显地是作为弱势群体出现了，它要依附于电影这个形式出现，我认为小说这种形式就是最终走向灭亡，电影也很快走向灭亡，被另外一种东西代替。文学不会死，但文学的形式会死。我们说的“死”是相对意义的。今天还有人写格律诗，但它不作为社会的一个主流。
从文化的保护角度上讲，我们只是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可以了，没必要让他们去坚守这个文化。我们不能都让现在的人都之乎者也地去说话，没有必要。作为新一代人，我们只是让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现在叫什么文化认同感。就是我们是一个汉文化，我们的文化基于方块字，象形文字。我们怎么在这种象形文字下，有我们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不是跟人家共生的。一旦事情变成共生就走向灭亡。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说一种话，这个挺没意思的。只有有差异，才有快乐。
房圣易：您一直很关心社会上的事件，而不仅仅是关注文物收藏的领域。
马未都说范文4
太庙的体积比太和殿还要大
既然是太庙国学讲坛，那北京的古建之美就从太庙讲起，马未都指出，太庙的建筑中有很多中国之最，“我们可能会认为中国最大的宫廷建筑一定是故宫的太和殿。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数据，太庙面阔11间，跟故宫最大的建筑太和殿面阔是一样的，但是进深，太庙是6间，太和殿是5间。比占地面积，太和殿占地2377平方米，太庙是2240平方米，比太和殿略小。但是太庙比太和殿要高5米5，太和殿的高度大约是27米，太庙的高度约32米5，这5米5使太庙的体量感就增加很多。比体积，太庙要比太和殿大8600立方米，非常大，所以你进去以后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你越渺小，越会对祖先和神灵敬畏。中国人有祭奠祖先的习俗，最后形成一种文化传统。我们在夏代的时候就祭祖，当时也盖房子，叫世室。到了商代改名叫重屋，到了周代就叫明堂，秦汉以后就叫太庙。‘太’这个字非常重要，跟皇家直接沾着的都叫太，比如说太师、太傅、太保、太上皇，凡是跟‘太’相接的词汇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词汇。今天的太庙，中国体量第一的古代宫廷建筑，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先祖的地方。有四个字可以高度概括这件事，叫敬天法祖，这是太庙或者说是过去统治者的核心价值。”
巨大的楠木大柱，三年才能运到北京
太庙里面的楠木大柱，是中国现存最高最粗的楠木大柱。马未都说：“我目视，直径能超过一米。几百年以来，那种形成的幽暗的包浆美不胜收。北京是不产楠木的，这个楠木怎么能够从遥远的云贵川运到这儿呢，非常的困难，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今天主要的运输手段是铁路，其次是公路，还有飞机，那时候这些东西全都没有，就是靠水。把几十米高、直径超过一米的大树从云贵川的深山老林中伐下来一直运到北京，要运至少三年，这三年，运工河工要跟这些木头相依为命。运木头非常非常的危险，这么大的木头一定是丰水期、雨季才能运，一到旱季一搁浅，就等着，跟木头一块生存，等水涨起来了再运，一点一点地运过来。明代的文献记载，在四川伐一棵这样的楠木只需2两银子，运到北京合600两银子，当时的运费是300倍，很多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中国人就是有这样的毅力，把这些东西运到这儿，为的就是敬无法祖，把最好的楠木毫无瑕疵地运到这里，支撑皇家的太庙。”
庑殿顶：中国建筑的最高等级
太庙从建筑等级上讲是最高等级，马未都讲解遭：“两层房檐，专业术语叫重檐，屋顶叫庑殿顶。庑殿顶是中国建筑的最高等级，一共有五条脊，中间有一条房脊，然后四条斜脊下来。所有顶上的这个面都是呈弧形的，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优美，我们今天即便搭这种人字顶也都是直的，直接就下来了，不肯给你这道弧线。这一道弧线反映了我们民族内心的那种微妙的变化，下雨的时候可以看到屋顶滴水的状态，雨水都会有一个缓冲再下来。天安门是歇山顶，重檐歇山，上面有一块直的山墙，下来以后再撇出去，等级就降一格。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等级的，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重檐，翻檐……古人设置了无数的等级，你要明白，一看就知道哪儿皇上能进，哪儿皇上连进都不进，或者你该进哪个屋，不该进哪个屋。”
北京宫城四门皇城四门
马未都说：过去北京是一个非常严谨设置等级的城市，“第一层叫宫城，百姓根本进不来，宫城外头还有一层能为这个宫城服务，所以这一层叫皇城，皇城外头再有一层，老百姓就可以生活了，这一层叫内城，再往南就是外城，外城也叫外郭，周代就定成的礼制，叫内城外郭，李白的诗：青山横北郭，自水绕东城，先说郭后说城，外城和内城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宫城就是紫禁城，紫代表高尚，禁表示皇家禁地。它有四个门，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午门，正门，南边；北边神武门，原来叫玄武门，康熙年间避康熙皇帝的讳改成了神武门；东边东华门，西边西华门。皇城也有四个门：天安门，地安门，西安门，东安门，可惜就剩了个天安门。西安门、东安门早早地就给拆了，地安门原来叫北安门，后来叫地安门，现在是个地名，没门了，生我那年的前一个月给拆了。再往外，就是我们的内城，内城的漂亮和完美，有机会一定要到先农坛北京建筑博物馆看那个沙盘，去看看当时的北京，那是全中国最好看的沙盘。”
北京内城九门外城七门
北京又叫四九城，四九城就是四个城墙九个城门，“南面三个，东西各两个，北边两个，南面是正阳门，左边崇文门，右边宣武门；东面朝阳门，朝着太阳，万事俱备；西边阜城门，物阜民丰；然后东直门、西直门；转过来德胜门、安定门。九个城门，我现在只能从两个地方看到了，一个是当时的照片，还有模型。第二就是拼命从记忆里回忆它。拆得最晚的是西直门那个城门，1967年、1968年修地铁，最后给拆了，那是中国非常非常罕见的方瓮城。过去我们的城门设计得非常好，两道城门，进来有个瓮城，关上门，你想干吗都干不或。如果有机会去平遥还能看到那种小的瓮城，你站到底下就会感觉在这儿说话要小心，由于上面有弓箭手，你跟他犯刺儿他能一箭把你射死，可以说为了这个城市的安全。九个城门，今天还剩下一个德胜门。”北京的外城还有七个城门，“最正面永定门，希望国家永远安定。还有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一共七个门。对过去古老的北京产生过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作用的门有47个，我们现在只剩下了一对半，一个正阳门，就是所谓前门楼子和它的箭楼，还有德胜门，永定门是我们复盖的。”
曾经的大明门 大清门 中华门
北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在中轴线上，“改朝换代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敢动它，这个门明朝的时候叫大明门，在今天的正阳门到天安门之间，清朝入关以后把这个门保留好，就改了一个字，叫大清门。门是一个国家国都的象征，中华民国的时候要把这个门改名叫中华门，代表我们中华民族。当时还有一个小故事，说这匾额是石头的，表示江山永固，把这个石头匾额花大力气弄下来，想把它翻过来，刻上中华门，结果翻过来一看，背面是大明门，清朝已经翻过一个个了，只好连夜去赶制一个木匾写上中华门。我们今天只能从照片上看到这中华门了，非常可惜。”
北京的城墙20米宽，四辆卡车并排行驶
让马未都感到惋惜的是北京的城墙，“北京城墙上有多宽呢？四辆卡车并排行驶，20米宽，当时梁思成先生说这上面可以改成人民的公园，上面可以散步、打牌、下棋，干什么都可以。可惜我们今天就只好回忆了。城墙恢复不了，就剩下东便门一点，叫城墙遗址公园，那是当时四九城包括外城中最不重要的位置，因为那个地方叫便门。过去供应北京的所有的认为不重要的事都从这儿走，比如拉粪的车、拉煤的车都从这儿走，大门不让进。拉煤的要进来，冬天要取暖，煤太脏了，怎么办？等着。那时候一等少则等三天，多则等三个星期、半个月。没招儿的，就在城墙底下搭窝棚，等着排队进城。这窝棚越搭越大，由临时建筑变成了永久建筑，所以那个地方就把后城墙堵在里头。前些年城市改造，说把这些棚户区全拆了吧，一拆一看，咱还剩点城墙，以为都拆光了，没想到东便门这最不重要的地儿留下这么一点残垣断壁。我们就在那儿修了一个叫城墙遗址公园，政府投了很多钱，又跟老百姓征集了很多砖，修修补补，把城墙那一段展现给大家，让我们还有机会去怀念古老的北京。如果我们接照当年梁思成先生的方案把老北京完整地保留下来，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城市，其文化价值不可估量，”
马未都说范文5
我不以为然，在我眼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你能说这绘着远山近水亭台楼阁清新淡雅的青花画缸是假的吗？你能说那在盛开的牡丹花丛中立着一只金红色凤凰的宝蓝色景泰蓝周其垒不真吗？人们说那个东西是假的，是因为明明标榜着明成化的斗彩鸡缸杯，其实不过是近几年的高仿，花了古董的价，真就买了个喂鸡的杯子，投机未成反蚀了本，不免顿足捶胸大呼上当。
中国历史悠久，中国文化璀璨，中国人心灵手巧，中国的宝贝极多，那时我们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运到外国去，还没开化的老外哪见过这些宝贝啊，眼睛都红了，他们就组团来抢，抢完还烧了我们的园子。经过连年的战乱，老祖宗留下的珍宝被毁得一塌糊涂，宫里余下的宝贝又被老蒋顺到了台湾，民间还剩下几件东西，也被我们自己大革文化命当做四旧给砸了，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古董了。可是到了文物市场那是满坑满谷的宝贝，其实都是近些年做的，除了偷偷摸摸倒腾出土的东西（那玩意儿拿在手里，摆在案头心里也不舒服）。难怪有专家说，中国就是有三个唐朝，四个宋朝，也没有市场上这么些宝贝，所以要想买真正的古董能不打眼么。
我捡不了漏儿，因为没有一双慧眼；不能去苏富比拍卖会买真正的古董，因为没有实力；不敢去摸金倒腾，因为没有那个胆子；不指望像炒股票一样低买高卖，发家致富，因为不相信天上掉馅饼，而且正砸在我的头上。
我既不投资也不投机，就是买个喜欢！只要我喜欢，只要我的口袋允许。我喜欢青花瓷的含蓄淡雅，看着它我的思绪常常徜徉在古代的青山绿水间；我喜欢景泰蓝的绚烂明艳，它使我的耳畔不时响起古波斯热情奔放的乐曲声；我喜欢泰山石经纬交织的纹理和稳重的性格，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泰山石敢当，敢于担当的胸怀；我亦喜欢中国家具的古朴简洁，马未都说中国圈椅是古今中外设计第一的椅子，它能使人的大臂小臂同时放在扶手上，让身体全方位地放松。
在我看来，它们只有优劣之差，没有真假之别。我只把它们当做艺术品，只是喜欢不喜欢而已，从没当做古董看待，就没有打眼的问题。
周六周日吃过早饭，和老伴儿早早出门，兜里揣些散碎银两，直奔古玩市场。在地摊儿间搜索，或看，或问，或询价，或讨价还价，或听别人神侃，都是一乐儿。见一小店儿门前摆着一地的物件，我拿起一青花洗子看了看画工，问看摊儿的小伙计，啥时候的？小伙计故作老练地回答，民国的！我瞅着他：我看不是民国的，像战国的！引起周遭一片哄笑，循着笑声老板走了出来，笑骂道，这小子，学坏了。
我买回家的东西每一件都是唯一的，每一件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件都是有生命的。那次遛地摊儿，老远我就看见隔着两趟摊儿靠墙边角落的架子上，一个蓝幽幽的梅瓶伫立在一架瓷器中，分外惹眼，它苗条细长，宝蓝色的底子上绘满五彩缠枝百花纹，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水灵灵的，穿着一身花衣裳，在冲我眨眼。我顾不得禁忌横跨过两趟地摊儿，扑过去抱在怀里再也不肯撒手，老伴只好象征性地和摊主讨了一下价，任我抱回家中。回到家，我是越看越爱，就和老伴商量，咱给她起个名字吧，把女儿的乳名送给她，就叫“蓝贝贝”吧！
有一次去古玩市场买瓶座，座没买到却捧回一个黄色的粉彩天球瓶，上面手绘龙凤图案点缀着缠枝莲花纹，我喜欢黄绿粉颜色的和谐温润，喜欢天球瓶的壮实稳重，就以女婿的乳名为他命名，叫“黄晶晶”。女儿女婿在外地，有了“蓝贝贝”和“黄晶晶”们的陪伴，我们的生活也是其乐融融。
还有一次和老伴去西塘古镇，两人花100块钱买了门票，在镇中的木器铺子里看到东阳木雕四扇挂屏，香樟木的，喜欢得不得了，就讨价还价买了下来，江南水乡的风光和雨廊下的串串红灯都不看了，拎着笨重的四扇挂屏赶紧往回返。后来又费了很大的劲才运回了家，挂在书房的墙上，每天看着它心情真是好。
潘家园经营景泰蓝店的老先生说，好东西看着喜欢，摆在家里就高兴，高兴就心情好，心情好就能多吃两碗饭，每天多吃两碗饭就身体好，就长寿。这话朴素，想想真对。
在我看来，收藏的结果富有戏剧性，但收藏的过程更是充满了趣味儿，收藏是一个寻觅的过程，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马未都所有讲收藏的书出版一本我买一本读一本，看了以后觉得书中有缺憾，没讲到器物的器形，我又通过淘宝网淘来“瓷器器形识别图鉴”，作为工具书备在案头。马未都说下一个收藏热点是景泰蓝和漆器，我就上网查资料，跑书店买来《故宫收藏珐琅器》开始务虚，然后去北京珐琅厂实地参观制作工艺，提高感性认识，最后冒着大雨两赴潘家园，结果是又抱回几件景泰蓝。
看到了喜欢的东西，就像遇见失散多年的亲人，非得立马把它们领回家不可。有一次上北京看女儿，去之前觉得没有啥可买的，既不缺穿的也不缺吃的，带几千块钱以备不时之需就行了，连银行卡也没带，在北京的几天里，一趟珐琅厂，两赴潘家园，一次中国书店，反正最后回来的时候，连车票都是女儿给买的。在乘火车回家的时候，左手提着个20寸景泰蓝灯笼瓶，右手行李箱里是一对15寸百花不落地对瓶和蓝黄两个牡丹彩蝶景泰蓝大碗，外加一个波斯味儿十足的景泰蓝高脚托盘，还给女儿扔下俩瓶子。两囊空空，心满意足，打道回府。
不用睁大眼睛到处踅摸古董，不用提心吊胆担心上当受骗，我告诉女儿，这满堂的东西全是宝贝好好放着，九十年以后都是文物，二百年以后就是古董。
马未都说范文6
今年已经过半，仍然没有重要的畅销书或者畅销书品类出现。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行业人士、媒体、读者所共同期待的超级畅销书会在下半年出现。
如果从行外人的眼光来看，2008年6月的图书出版界相当热闹：郭敬明打算像选“超女”、“快男”那样选接班人，入选者除了获得10万元奖金之外，还将获得国外著名出版社如企鹅的签约；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在上海推出新书的同时，国内知名出版社侵权；贝塔斯曼关闭了全国36家连锁书店，按《第一财经周刊》的说法，“贝塔斯曼死了”。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郭敬明的作秀、渡边淳一所带来的版权纷争老话题，远比不上贝塔斯曼倒掉所带来的震荡来得剧烈：贝塔斯曼事件并不是偶发于2008年的一个孤立事件，实际上，它是图书出版业每况愈下、越来越不景气的状况的一个缩影。这个行业，已经糟糕到可以用“惨淡”这样的字眼来形容。
一位供职于某报的图书版编辑说，想知道这个行业究竟有多糟糕，看看曾经的书业大佬们现在做什么就知道了：曾执掌卓越的陈年在网上卖衬衫，曾经的民营连锁书店老大席殊回到江西老家卖酱油，曾策划《格调》等图书的石涛则在卓越亚马逊卖书。而且石涛说了，他现在不会回去做书，因为“知道有意思的书不会出来”。而处于行业基层的图书编辑们，已经感受到弥漫在整个行业中的不安定气氛，纷纷计划“逃离”。
这个行业到底怎么了?
畅销书的类型
行业不景气的一个表现，就是今年已经过半，仍然没有重要的畅销书或者畅销书品类出现。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行业人士、媒体、读者所共同期待的超级畅销书会在下半年出现。
于是在畅销书榜上，人们看到的仍然是《求医不如求己》这类的健康养生书、《二十几岁，决定××的一生》这类励志书；“百家讲坛”系列也还在热卖，只不过今年多出一个马未都。根据中华书局的数据，该社5月发得最好的书中，“百家讲坛”系列占了大半：《康熙大帝》(阎崇年著)，72338册；《于丹(论语)心得》，44984册；《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上)，27335册；《于丹感悟》，20634册；《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10551册。至于表现亮眼的单种图书，打着“总理天天在读的书”旗号的《沉思录》算一本，被当作商战小说来读的《德川家康》系列也算。前者销量据说已超过20万册，后者目前出到第八部，根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监控数据，其第一部销量达到30万册，以此推算整套书共13部的销量可望过百万。
按照出版人止庵的说法，实际上，在畅销书的类型里，健康养生类图书还排不上最高的那几类。畅销书的长盛类型，一是励志类书，包括经管类图书里的人才培养、《二十几岁，决定××的一生》之类讲求人生价值实现的书；二是法律书，比如随着《物权法》、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相关的书也很好卖。这些都属于实用型的书，“永远都是畅销书”；相比之下，社科、文学类书则属于可出可不出的书。
在4月的郑州全国书市上，止庵已经注意到，今年的图书，重印多、新书少。虽说整体上并没有特别的不同，但是比较沉寂，也难以制造新的热点――因为文化本身已经不能形成热点。这势必会带来一个后果，正如石涛所说，一些有意思的书出不来了。有些小众的品种，恐怕会像恐龙一样灭绝。
奥运年的出版现实
对于出版社来说，在2008年这个奥运年，除了需要面对纸张大幅涨价(据说同比增幅达到了40％)、书价也不得不涨的严峻局面，还要应对奥运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纸价上涨，并不仅仅是图书行业遇到的大问题，传媒行业也一样。所不同的是，传媒行业可以通过产品涨价的方式消减一部分纸张上涨的压力，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涨到2元、《南方周末》涨到3元。图书行业却不能轻易涨价，本来图书的读者已经在逐渐流失，书价再上涨，更没人买书了。但书价又不能不涨。按照止庵的说法，出版社的利润率一般在10％～15％，但这是在书全都卖掉、书款全部回收的理想状况下才能实现，而现实显然不是这样，哪本书都不可能全部卖掉。书在发行的过程当中有退货率，只要退货率超过10％，就意味着在发行方面没有利润。也就是说，出版社在缩减成本方面已经降无可降，实际上只有涨价一条路。如果不涨价就只能放弃对品质的坚持，使用价格较低质量也相应较差的纸张，但后果将是失去最忠实的读者。
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则是奥运，有不少出版社都在做奥运概念。从1月图书订货会的数据来看，所推出的13万种新书中就有6000多种奥运题材图书。但北京作为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从7月1日至9月20日限制外埠货车进京，这对于众多扎堆在这里的出版社来说，物流就成了大问题。一些有实力的大社，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早早就在河北建了仓库，届时在河北发货。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小社或者图书公司，则干脆选择了停工两个月。
另外，奥运也使得不少出版社纷纷把选题延迟到9月以后再做，理由就是，暑期本来就是图书销售的淡季，奥运期间更不用说了，不会有多少人把兴趣放在买书、读书上。操作一本图书，快则一两个月，慢则四五个月，9月才开始集中操作选题的话，有一部分书势必要到明年才能出版，整个年度的表现将更显平淡。
读者都到哪里去了?
止庵把读者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体读者，也就是英国著名作家伍尔芙所说的普通读者；一种则是大众读者。对于个体读者来说，有着自己的阅读口味和阅读渠道，图书行业怎么出书跟自己没多大关系。大众读者的阅读取向，则更为从众、趋同、跟风，他们容易“受惑”。在止庵看来，《沉思录》的热卖就属于典型的“受惑”的例子。
相对于个体读者而言，大众读者并不会觉得读书是一件多么要紧的事。在整体经济大环境低迷的情况下，他们首先削减的就是没用的东西，而读书在他们看来就是没用的事。止庵承认，现在是阅读最低潮的时候，图书行业的问题，根子就在于读书的人不够多，这也是贝塔斯曼倒掉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呼唤读者，有了读者，才是解决之道。另外，从政策层面上说，是不是可以采取给图书减免税等办法，帮助图书行业得以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