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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范文1
【关键词】冠心病；危险因素；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R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1―0166―01
本文将对我院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前来就诊的60例冠心病患者给予临床研究，从而探讨冠心病危险因素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为临床掌握患者疾病情况提供可靠依据，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共有冠心病患者60例，所有患者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冠心病相关诊断标准，其中男性47例、女性13例，年龄39至84岁，平均年龄（59.24±2.10）岁。
1.2 方法
1.2.1 研究方法 对60例冠心病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方法为查阅病历以及询问当事医护人员，分析内容包括患者性别、吸烟史、血脂、血压、血糖、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等内容，并对其进行Gensini积分判断。结合患者上述资料，对其Gnsini积分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结论。
1.2. 2 Gensini积分 对60例患者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根据检查结果采用Gensini积分系统对其体内每支病变血管均进行病变程度定量评定，评分标准为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程度不大于25%计1分、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程度在26%至50%之间计2分、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程度在51%至75%之间计4分、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程度在76%至90%之间计8分、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程度在90%至99%计16分、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程度为100%计32分。最终所得结果为患者体内所有发生冠状动脉管腔狭窄分支血管Gensini评分平均数。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于计量资料用 ±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以P
2 结果
60例冠心病患者危险因素（性别、年龄、吸烟史、血糖、血脂、血压等）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性分析，具体情况见表1。
由表1可知，男性及体内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mmol/L的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Gensini评分）显著高于女性及体内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mmol/L的冠心病患者，且对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即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简称CHD，临床常称为冠心病，是临床发病率极高的心脏疾病之一，若患者未得到及时有效的疾病控制，将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威胁其生命安全。研究表明 [1]，若患者具有吸烟、高血压、肥胖、家族史、糖尿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以及脂质代谢紊乱等情况均较易发生冠心病，且男性患者显著大于女性。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人们生活结构发生改变，冠心病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已引起广大医务工作者高度重视。
研究表明 [2]，可导致冠心病患者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物质包括脂蛋白（a）[即Lp（a）]、脂蛋白颗粒（即LDL）、中间密度脂蛋白（IDL）以及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等，而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即non-HDL-C）中则含有上述所有物质，且可对患者血管内皮造成一定损伤，增高血管内皮通透性及粘附性，对脂质在冠状动脉内膜中发生沉淀具有促进作用，最终导致患者发生冠状动脉狭窄。因此，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判断冠心病患者发生冠状动脉狭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可知，冠心病患者体内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病变程度与性别及患者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有关，与黄聪 [3]等人研究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临床医师可利用医学检查方法对冠心病患者体内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预测患者可能发生的冠状动脉血管病变情况，并给予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并对男性冠心病患者给予有效预防措施，降低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危险性，提高冠心病患者疗效及生活质量，保障其生命安全。
参考文献：
[1] 陈小平， 姜红，赖建峰，等.冠心病危险因素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J].中华医学杂志，2012， 78（1）： 336-337.
新型冠状病毒范文2
[关键词] 同型半胱氨酸；冠心病；Gensini积分
[中图分类号] R5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04（a）-0036-03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是人体内的一种含硫氨基酸。1976年，Wilcken等[1]首次提出Hcy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近年来的研究显示，Hcy水平在人群中有日益升高的趋势。高Hcy作为一种新发现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已被纳入2010年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同时美国2011年版脑卒中一级预防指南也将高Hcy血症列为一个危险因素[2]。本研究通过对冠心病患者Hcy的检测，探讨不同程度冠心病患者的Hcy水平及其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3年1月～2014年1月本院收治的192例疑似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院后排除手术禁忌后行冠脉造影检查，将160例确诊为冠心病的患者作为观察组，其中男98例，女62例；平均年龄（50.12±5.22）岁。将32例冠状动脉造影完全正常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18例，女14例；平均年龄（49.62±5.13）岁。排除严重心功能不全、肝肾功能衰竭、甲状腺功能低下，服用药物、血液系统疾病影响Hcy水平者。两组的性别、病史、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Hcy测定 192例入选者均于住院后当天晚上22时以后禁食，次日早上空腹状态抽取右肘正中静脉血4 ml，采血后将标本与抗凝剂进行颠倒混匀，30 min内将血样标本送至实验室检验，3000 r/min分离血浆。将标本编号并保存于温度为-20℃的低温冰箱中，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患者的血清Hcy水平。
1.2.2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 采用标准Judkins法行选择性左、右冠状动脉造影，多投照以清晰显示左主干开口、体部、分叉病变程度，电脑图像记录仪同步记录CAG图像，评估冠脉病变程度。
1.2.3 冠状动脉病变积分 参照美国心脏协会（AHA）制订的Gensini评分系统[3]对冠心病患者每支血管病变程度进行定量计算，冠状动脉狭窄程度≤25%为1分，26%～50%计2分，51%～75%计4分，76%～90%计8分，91%～99%计16分，100%计32分。不同节段冠状动脉得分乘以相应系数为该节段积分，具体如下：左主干病变得分×5；左前降支近段得分×2.5，左前降支中段得分×1.5，左前降支远段得分×1；第一对角支得分×1；第二对角支得分×0.5；左回旋支近段得分×2.5，左回旋支远段和后降支得分均×1，后侧支得分×0.5；右冠近、中、远段和后降支均×1。160例冠心病患者中，单支病变75例，双支病变60例，三支病变25例。Gensini评分为0～10分组38例，均为单支病变；11～23分组62例，其中单支病变17例，双支病变44例，三支病变1例；24～34分组42例，其中单支病变20例，双支病变16例，三支病变6例；>34分组18例，均为三支病变。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Hcy水平的比较
冠心病组的Hcy水平为（20.14±2.29） μmol/L，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2.63±3.22） μ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5911，P
2.2 冠心病组不同Gensini积分组Hcy水平的比较
Hcy水平随Gensini积分的增大而升高，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冠心病组不同冠脉病变支数患者Hcy水平的比较
双支病变组的Hcy水平高于单支病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冠心病是心内科常见病，可根据冠状动脉严重程度分为单支、双支、三支血管病变。目前的相关研究显示，引起冠心病的危险因素超过200多种，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危险性因子将陆续被发现。研究显示，Hcy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密切，其越来越受到临床工作者的重视。
Hcy又称2-氨基-4-巯基丁酸，是甲硫氨酸去甲基后生成的一种含硫氨基酸，为蛋氨酸的中间产物，浓度>15 μmol/L称为高Hcy血症。Hcy是一种致血管损伤性氨基酸，可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激活炎性细胞，同时通过过氧化应敫作用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作用机制是通过Hcy代谢产物形成Hcy硫内酯，改变蛋白结构，主要蛋白结构改变是蛋白N-高半胱氨酸复合物。蛋白N-高半胱氨酸复合物在引起血管病变的蛋白结构和功能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有研究显示[4-5]，Hcy升高可使内皮素分泌增加，导致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进而改变血液的血小板功能状态，并能影响脂代谢，使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血清Hcy含量升高可导致血管硬化。
冠心病的病变基础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导致心脏供血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足，进而心肌出现缺血甚至坏死。本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组的血清Hcy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Hcy与冠心病有显著相关性[6]，病情越严重，Hcy水平越高。近年来的研究显示，Hcy较正常每增加3 μmol/L，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增加10%。有研究[7]回顾性分析了1966～1999年的相关论文，对所有论文数据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Hcy水平每降低25%，卒中风险降低19%，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1%。有研究[8]对14916例受试者进行Hcy水平的测定，结果显示，与正常组对比，高Hcy血症组的心肌梗死危险性足足提高了3倍。
Gensini评分是国际通用的冠状动脉病变评分系统，能有效反映冠状动脉病变的弥散程度及内皮的损伤程度[9]。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Hcy水平随着Gensini积分的增加而升高。有研究[10]显示，Hcy水平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严重程度及并发症呈正相关，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多支血管病变者的血清Hcy水平较单支病变者高，提示冠心病患者血管病变越严重，血清Hcy水平就越高。国外的相关研究显示[11-12]，即使是较正常浓度稍高的患者，其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性也明显上升，提示对心血管事件而言，Hcy是一个危险因子。
研究显示[13]，高Hcy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但Hcy致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其机制可能包括以下几点：①促使氧自由基生成，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加快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使泡沫细胞的形成增加，继而激发血小板的黏附和聚集活性，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进展[14]；②使血管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酶（NOS）活性降低，一氧化氮合成减少后可引起血管痉挛，导致缺血、缺氧，加速血管内皮细胞变性坏死[15]；③Hcy自发形成的巯基内酯化合物可以和反式视黄酸共同引起血小板凝集，促进血凝形成，从而引起临床上常见的血栓性疾病[16]；④选择性抑制血栓调节素的表达，能够干扰内皮蛋白C调节，降低抗血栓形成因子Ⅵ和Ⅶ的活性，使血凝亢进，进而促进血栓形成[17]。
综上所述，在临床工作中可将Hcy水平作为预测冠心病风险的一个实用指标，其作为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预测因素之一，可能是预测冠状动脉严重程度的指标之一，有望将其作为冠心病患者预后评估及危险分层的指标之一，其分子机制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临床上可服用降低Hcy药物如叶酸等降低其水平，以达到减少血管损伤、降低心血管发病率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Wilcken DE，Wilcken B.The pathogenesis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A possible role for methionine metabolism[J].Clin Invest，1976，57（4）：1079-1082.
[2] Goldstein LB，Bushnell CD，Adams RJ，et al.Guidelines for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stroke：a guideline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J].Stroke，2011，42（2）：517-584.
[3] Gensini GG.A more meaningful scoring system for determining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J].Am J Cardiol，1983，51（6）：606.
[4] Koubaa N，Nakbi A，Hammammi S，et al.Association of the C677T MTHFR polymorphism with homocysteine，ox-LDL levels，and thiolactonase activities in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syndrome[J].Clin Appl Thromb Hemost，2010，16（5）：515-521.
[5] Koneeky N，Malinow MR，Tunick PA，et al.Correlation between plasma homocystefine and aortic atherosclerosis[J].Am Heart J，1997，133（5）：534-540.
[6] 任军梅，王瑞英，黄淑田.冠心病、高血压患者脉压、C-反应蛋白和同型半胱氨酸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心血管病研究，2004，2（7）：504-506.
[7] Collaboration HS.Homocysteine and risk of ischemic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a mata-analysis[J].JAMA，2002，288（16）：2015-2022.
[8] 陈琦玲，王鸿懿，孙宁玲.血浆同型半胱氨酸与冠心病及高血压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10， 12（3）：233-235.
[9] 王宇彬，马娟，孟春，等.血浆B型钠利尿肽水平与冠脉病变程度的关系[J].山东医药，2010，50（49）：74-75.
[10] 黎素军，许春平，曾波.急性冠脉综合征测定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和脑钠肽的意义[J].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2008， 17（4）：331-333.
[11] Aver S，Koch HG，Grotemeyer KH，et al.Features，symtoms，and neurophysiological findings in stroke associated with hyperhomocysteinemia[J].Arch Nerol，1997，54（10）：1276-1282.
[12] Willnek WA，Ludwing M，Lennarz M，et al.High-normal serum homocysteine concentr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early atherosclerotic carotid artery wall lesions in healthy subjects[J].J Hypertens，2000，18（4）：425-430.
[13] 王维治，罗祖明.神经病学[M].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14] Tsai JC，Perrella MA，Yoshizumi M，et al.Promotion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growth by homocysteine：a link to atherosclerosis[J].Proc Natl Acad Sci USA，1994，91（14）：6369-6373.
[15] EI Kossi MM，Zakhay MM.Oxidative stress in the context of acute cerebrovascular stroke[J].Stroke，2000，31（8）：1889-1892.
[16] McCully KS，Carvalho AC.Homocysteine thiolactone，N-homocysteine thiolactonyl retinamide，and platelet aggregation[J].Res Commun Chem Pathol Pharmacol，1987，56（3）：349-360.
新型冠状病毒范文3
【关键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D，二聚体；冠状动脉造影
Fibrinogen in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rat Disease LI Ning, XIAN Xin，ping.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Traditional Chinese Hospital of Dujiangyan Sichuan Province, Dujiangyan 6118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ge the diffevence of Fibrinoge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rat disease(CAHD). Methods Fom January 2006 to February 2008, 96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evaluated retrospectively. Among the 96 patients,severe lesions in 35 cases, mild lesion 28 cases and slight lesions in 33 cases diagnosed by coronary angiography (CAG).All of the patients were tested for Fibrinogen to determine the severit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The level of Fibrinogen between the slight disease, mild disease and severe disease group were 3.53±1.03 g/L, 4.01±1.23 g/L and 6.01±1.66 g/L, respectively.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P
【Key words】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rat disease (CHD); Fibrinogen；Coronary artery angiography
纤溶，凝血系统异常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1］。纤维蛋白原是人体重要的凝血因子，它在凝血酶作用下形成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血栓的主要结构成分，也是构成血栓的其他细胞和血液成分的网架［2,3］。因此，纤维蛋白原检测可能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病病变严重程度的判断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检测我院2009年1月至2010年2月，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者96例，对上述患者进行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检测，探讨其在冠心病及判断冠状动脉病变程度重度意义，以期为广大临床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2009年1月至2010年2月，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者96例，诊断标准依据1979年WHO制定的CHD诊断标准。本组患者96例，中位年龄68岁(44～79),男性患者55例，女性患者41例。轻度病变者33例，中度病变者28例，重度病变者35例。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 由心内科护士于患者入院次日清晨空腹采静脉血10 ml。同时给与患者口服药物治疗，包括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及他汀类调脂药物、钙拮抗剂、硝酸酯制剂、α受体阻滞剂等等。
1.2.2 检测方法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试剂均购自上海罗氏公司，检验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纤维蛋白原的正常值范围分是2.5～5 g/L。
1.3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双侧P
2 结果
轻度病变组纤维蛋白原为(3.53±1.03)g/L，中度病变组为(4.01±1.23)g/L，重度病变组为(6.01±1.66)g/L。重度病变组纤维蛋白原水平最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图1
三组患者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
3 讨论
凝血和纤溶系统异常对动脉粥样硬化的产生、发展以及缺血性心脏病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4］。心梗发生发展的基础是血液与受损血管壁间相互作用，凝血和纤溶功能发生明显变化。心肌缺血患者体内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易形成血栓。已有研究结果显示，纤维蛋白原、纤溶酶原随冠心病的严重程度增加而显著增加。亦有研究显示，血浆纤维蛋白原浓度升高是冠心病发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5］。血浆纤维蛋白原可以促进血小板和红细胞的聚集，使血液粘滞性增加，血流减慢，同时还可以使血小板沉积在小动脉管壁内膜上，使管腔狭窄。以及通过对血管内皮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影响，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发展，诱发心肌梗死［6］。因此，血浆纤维蛋白原的增高可能是一个判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程度的客观指标。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2006年1月至2008年2月，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者96例，其中轻度病变者33例，中度病变者28例，重度病变者35例。对所有患者进行了血浆纤维蛋白原的检测，结果显示，轻度病变组纤维蛋白原为(3.53±1.03)g/L，中度病变组为(4.01±1.23)g/L，重度病变组为(6.01±1.66)g/L。重度病变组纤维蛋白原水平最高，轻度病变组最低，三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参 考 文 献
［1］ Aron R, Nenal Aleksic. Prospective study of fibrinolytic factors and incident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2001，21：661.
［2］ 莫木顺.冠心病血浆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的检测意义.中国实用医药,2009,4(23):104，105.
［3］ Hernrich J.Activation of coagulation and fibrionlytic systems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Thromb Haemost,1995,73(3):374.
［4］ Salomaa V, Stinson V, Kartk JD, et al. Association of fibrinolytic parameters with early atherosclerosis:The ARIC study.Criculation,1995,91:284，290.
新型冠状病毒范文4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怀疑蝙蝠就是冠状病毒的天然储库，而引起SARS的病毒就属于冠状病毒。经确认，蝙蝠是许多危险病毒的来源，如尼帕病毒和亨德拉病毒，而且蝙蝠也跟埃博拉病毒以及引起MERS的病毒有关。MERS是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是一种类似SARS的疾病。2005年，达斯扎克和其他研究人员在中华菊头蝠等三个物种中所发现的病毒DNA跟SARS病毒极为类似。然而，尽管那些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有88%至92%跟SARS冠状病毒完全一样，但被称为“突刺蛋白”的区域编码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在SARS病毒中，突刺蛋白可以跟人类细胞表面的一个受体结合在一起，为病毒的侵入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差别意味着所发现的蝙蝠病毒不会感染人类细胞。但是，研究人员发现一些椰子猫携带的一种病毒跟人类SARS病毒几乎一模一样，因而他们相信SARS病毒是蝙蝠传染给椰子猫的，然后又传染给人类。在中国的某个市场上，这些动物极有可能跟其他动物产生亲密接触。
目前，新的研究表明，椰子猫也许不一定能够掀起一场SARS流行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科学家在昆明市的一个山洞中利用拭子采集了117只菊头蝠的粪便样品，在其中的27份样品中发现了冠状病毒RNA。在这些病毒中，有两个新的冠状病种，比以前在蝙蝠身上发现的病毒更加接近SARS病毒，特别是关键的突刺蛋白基因组编码部分很像SARS病毒，科学家们还从其中一只菊头蝠身上成功地采集出活病毒。不久前，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网络版上报道说：实验证明，这种病毒能够感染猪和蝙蝠的肾脏细胞，更严重的是，可能也会感染人类肺脏内部的细胞。
哥伦比亚大学病毒学家伊恩・利普金称：这些新的研究结果不能够确定最初的SARS病毒是直接从蝙蝠传播到人类的，还是通过中间寄主传播给人类的；但是该研究表明，一种类似的冠状病毒有可能不用通过中间寄主而直接感染人类。
达斯扎克认为，即使SARS病毒当时的确是通过椰子猫传染给人类的，但那个中间环节并非必不可少。他担忧地指出：“中国仍然在大量地猎捕和食用蝙蝠，我认为人们应该停止猎捕和食用蝙蝠。”
然而，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说：“在大自然中，科学家应该认真地区别什么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什么情况是十有八九要发生的。例如，蝙蝠狂犬病很容易感染人类组织，而许多蝙蝠都携带这种病毒。如果这样就足以传播的话，恐怕我们在美国都要死于蝙蝠狂犬病了。”而事实上，只有感染这种病毒的蝙蝠咬人的时候才会传给人类。蝙蝠咬人的情况极为罕见，因而在美国几乎没有蝙蝠狂犬病病例。
新型冠状病毒范文5
十年后的2012年，一种叫做MERS的病毒肆虐中东，死亡率高达30%。今年5月4日，它跟随一名68岁的男子从巴林返回韩国，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导致了7人确诊、64人隔离。5月26日，其中一名确诊患者的儿子逃避隔离，前往中国旅行。5月28日，广东省卫生计生委通报，出现首例输入性 MERS疑似病例。所以，当你还在担心去韩国旅游会不会感染时，这名疑似患者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了……
短短两年时间，MERS已经从发源地中东传播到欧洲、北非、东南亚、美国、韩国等地，但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MERS还很陌生。
首先，MERS是什么？
MERS的全称是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准确来说应该叫MERS-CoV。最早于2012年9月在沙特被发现，因与SARS同属冠状病毒而得名，也成为第6种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也是过去10年里被分离出来的第3种。人体内的冠状病毒最早于1960年在英国被分离出来，病毒因其表面皇冠状的 突起物而得名。它可能与人、猪、猫、狗、鼠和鸡的呼吸系统感染相关。
出于通俗易懂的考虑，媒体经常把MERS称为新SARS，但事实上，虽然这两种病毒同属于冠状病毒，但它们在基因上具有明确的差异，而且使用不同的受体。
MERS和SARS，到底差别在哪儿？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两种病毒命名的涵义―这两种疾病的病原同属正义单链RNA病毒，网巢病毒目，冠状病毒科，乙型冠状病毒属。MERS的病原叫做MERS-CoV，非典的叫做SARS-CoV。了解到病毒的分类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它们都以正义单链RNA作为遗传物质，正义是指遗传物质进入细胞后就能直接当成信使RNA进行翻译。单链RNA在复制过程中本身就爱出错，也没有像双链DNA那样强大的纠错功能，导致这类病毒通常具有较强的变异能力；错太多，基因组自然就相对较小些。
那么这些病毒的进化策略是什么呢？一种可行的办法是用相对精简的遗传信息，去感染不同的物种，在物种之间交叉传播并得到更多的变异机会。MERS-CoV和SARS-CoV目前都被公认为是跨物种传播的，又称人畜共通。人畜共通病通常都非常棘手。
这两种病毒的感染症状也存在相似性
SARS初期症状包括：咳嗽、发热、嗜睡、肌肉酸痛等，常伴随高烧不退，呼吸急促等症状；肺炎症状明显，重者转为肺纤维化，肺组织增厚，丧失换气能力。潜伏期一般在4～10天，临床报告最短病例为1天，最长有20天，甚至有极个别病例达到28天。
MERS的症状有发热、咳嗽、呼吸急促等。大多数住院患者出现发烧、发冷/寒颤、咳嗽、呼吸急促和肌肉疼痛等症状。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同时表现出胃肠道症状，包括腹泻和呕吐。最长潜伏期是两周。
两种病毒存在差异
尽管MERS和SARS具有一些相似的临床特征（如发烧、咳嗽、潜伏期），但二者之间也存在一些重要差异。
发病人群有差异
SRAS病毒更容易在医疗机构中和年轻人之间传播，与SARS相反，绝大多数MERS患者为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参照埃及卫生和人口部的警告，除了医务工作者，年龄在15岁以下的小孩，65岁以上的老人，孕妇，患有心血管、肺炎等慢性病和抵抗力较差的病人，都是易感人群。
临床进程有差异
MERS在短期内快速进展为呼吸衰竭，比SARS至少早5天。
传染性有差异
MERS病毒的传播能力并不强，比2003年SARS病毒和2009年甲型H1N1病毒都弱，也许是该病毒由动物感染到人之后，还没有在人体内完全适应。大部分的病例都出现在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这表明病毒并非高度传染性，即便你接触过从沙特阿拉伯回来的人，哪怕他已经被感染，传染给你的几率依然很低。大多数感染者都是沙特阿拉伯的工作人员或者医院的病患，而且多是年长者。目前没有证据表明MERS可以在一般人群中传播，客观的说法是：不能在人与人之间持续传染，密切接触者风险较大。
致死率有差异
SARS综合致死率约为14%（对65岁以上人群致死率高达50%以上）。相比之下MERS的综合致死率要高得多，一直在30%上下波动。MERS能引起非常严重的肾衰竭，这通常被认为是致命的主要原因。
既然MERS病程更快、致死率更高，很多人担心，MERS会不会出现像SARS一样的全球流行？
从目前的MERS暴况上来看，不太可能。
首要原因是上文所述，MERS的传染性不如SARS，自2012年该疾病开始流行以来，大部分新病例出现在沙特西部的吉达地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MERS病毒本身发生了变异，虽然报告发病数急剧增加，但还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的几个国家，没有广泛扩散。
其次，病毒之所以在吉达肆虐，也是因为医院缺乏卫生学知识，至少是没有做好充足的防护，从而加速病毒在患者和医护人员间的传播，沙特阿拉伯的卫生部长也因此被解职（他至少漏报了113起病例，其中有92人现已死亡）。客观来说，只要医院在处理原因不明的呼吸疾病患者时，采取严格的感染预防与观察措施，病毒的传播就能够被遏制住。
目前尚无治疗方法和疫苗吗？
媒体援引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现阶段，还没有针对这一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这是真的吗？
客观来说，MERS-CoV目前没有特效药，没有已经投入使用的疫苗。但这并不代表，科学家对这个病毒束手无策。
首先，科学家们确定了病毒的源头和传播机制―早先研究认为，沙特阿拉伯的代表性动物骆驼是MERS病毒的宿主，1000年以来，中东居民依赖骆驼作为肉类、奶类、兽皮和运输工具的来源。但更多的科学研究表明，蝙蝠才是MERS-CoV的终极源头，它携带了许多类型的冠状病毒，最终在人体中导致了严重的肺炎。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在西氏墓蝠的粪便样本中，发现了一种似乎来自于上述病毒的微小基因片段，与首位人类患者的病毒完全相同，而且，它来自首位病患住所附近。欧洲与阿曼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传染病》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在单峰驼血清样本中发现病毒的抗体，表明单峰驼可能作为中间宿主，在病毒传播中起到“帮凶”作用。此后，中美科学家首次发现该病毒从蝙蝠传染到人类的途径（相关成果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了解该病毒的动物起源，以及预防和控制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及相关病毒在人类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卡塔尔和荷兰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于2014年进行了关于卡塔尔骆驼生态系统调查工作，发现约20%的被MERS病毒感染的骆驼会在粪便中排泄病毒，调查的109位骆驼相关职业者中有8.7%已经携带MERS抗体，这表示他们曾在某一时刻被感染，但被病毒感染的骆驼工作者病情并不严重。这些发现也表明，MERS比预想的更普遍和更不致命。
更有现实意义的是，科学家正在试验各种抵抗MERS的方法。在2013年4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IAID）建议尝试利巴韦林和干扰素α-2b两种药物联用的疗法，该方法在动物试验中被证实有效。之后，德国的研究团队也研发出一种改良型痘苗病毒安卡拉株（MVA），通过将疫苗注射到小鼠体内，由此产生的MVA-MERS-S病毒颗粒在组织培养中被发现可诱导产生抗体，该抗体特异性识别MERS-CoV和有效地阻止易感细胞被感染。到目前为止，该疫苗研究并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副作用。不过，这些方法对人类是否有效还有待检验。
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健康部门已经联合5个国际医药公司开发相关疫苗，并争取赶在MERS流行季节到来前上市。
另外，中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也启动了相关新型病毒溯源项目，专家通过国际上已经发表的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开展诊断试剂、实验室检测方法、疫苗研发等工作，已获得了MERS病毒毒株，将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验证，并加紧开展后续研究。
基于这些研究，我们或许可以更加冷静地看待MERS。事实上，对于输入性的疾病，中国在传染源的防控上有丰富经验。而且，我们对于MERS病的防控经验并不缺乏，SARS的防控经验同样适用于这种呼吸道的传染疾病。
考虑到中国已经出现输入性疑似病例，更多人关心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如果你是医务工作者―必须加强警惕，对于近期有中东国家旅行史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及时采集标本送检，及时发现输入性病例；同时，医院也要加强感染控制工作，落实疑似病例隔离救治和个人防护，确保一旦有输入性病例，不发生严重的医院内感染和传播。
如果你想要去中东国家旅游―应注意个人卫生及呼吸道防护措施，也要勤洗手，尽量避免前往动物饲养、屠宰、生肉制品交易场所以及野生动物栖息地；避免直接接触动物及动物的排泄物；避免接触骆驼或食用骆驼肉、生饮骆驼奶或其他动物奶水，以降低感染风险。同时，旅行期间应注意保持均衡饮食，充足休息；注意饮食卫生；居住或出行时应保持室内 或交通工具内空气流通，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避免在人群密集的场所长时间停留，避免密切接触有呼吸道感染症状人员；高龄、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尤其应当注意自身健康。
新型冠状病毒范文6
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医院隔离区的临时病房，是2003年为抗击非典而专门搭建的，至今已被废弃将近六年了。隔离区只有一个门出入，守门的两个保安将大门反锁。高墙深院往往关闭着深邃的秘密，这片几乎要被人们遗忘的地方也不例外。进得门来，繁茂的荒草掩盖了道路，简易的平房已是破烂不堪，一些七零八落的病床、桌椅、下水设备、医疗垃圾桶都在诉说着同样的事实：这里曾是医疗……在诸如非典、禽流感、猪流感等传染疾病的防治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这片建筑在当年最为恐慌的时期，作为北京市的隔离病区，曾经被重兵把守，里面进行的是另一场战争――医务工作者和SARS病毒之间的殊死搏斗。
遭遇SARS
1965年，科学家从感冒病人鼻涕中分离出第一株冠状病毒。由于这种病毒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像王冠一样，故名“冠状病毒”。按照生物医学的说法，非典型肺炎是由冠状病毒SARS引起的病毒感染。冠状病毒是哺乳动物和禽类在冬春季节病毒感染的主要病原，它们重点攻击呼吸道细胞，而且具备较强的传染能力，大约有20％的人类普通感冒都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
2003年初，当我国科学家对这种新型病毒有了初步了解的时候，发现它和以往发现的几种冠状病毒都不相同，故将这种未被确定的病毒感染归为医学界普遍接受的“非典型肺炎”之列，因此有了非典之说；稍后，世界卫生组织将非典正式命名为SARS，也有人建议在汉字中创造“肺”一词作为非典的专业术语，结果未被正式采纳。因此对中国人来说“非典”和SARS是一回事。
名字都是叫出来的。正如甲型H1N1流感，之所以最初被称为“猪流感”，是因为这种可以感染人体的甲型H1N1病毒源于猪流感病毒，是猪流感病毒的变种，而不是说人类被猪传染了“猪感冒”。按照生物医学的一般原理，完全一样的病毒很难同时感染不同种类的动物，除非发生变种异化，才可实现人畜交叉感染。非典病毒和甲型流感病毒都是引起人类感染的罪魁祸首，因此在西医看来，要治愈类似这样的流行病，首要的目标就是在患者体内控制病毒的复制和扩散，进而清除病毒。
SARS病毒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之后，附着在呼吸道粘膜的上皮细胞中，这和大部分病毒的感染过程没什么两样。当SARS侵入到上皮细胞内部后，就在细胞质里利用其中的养分进行繁殖，进而渗透到细胞外部长成新的病毒，这个过程就像植物发芽一样。病毒在呼吸道以及肠胃中扩散，破坏肺上皮以及肺血管，从而造成严重的发炎症状。当病情恶化的时候，在肺泡表面会形成透明膜，就像蒙了层塑料纸一样，导致呼吸困难直至窒息。病毒致感冒发炎在微观层面的基本原理大概如上所述。
2002年11月，我国广东河源市发现第一例非典患者，但那时人们对这种即将给中国乃至全球造成严重恐慌的病毒并不十分清楚。直到2003年1月初，报告发现照顾这例患者的河源市医务人员全部感染，广东医疗界才陷入一片慌乱中。由于这种病毒未曾被认识，在2005年6月中国欧洲科学家联手合成了杀灭SARS病毒的药物之前，西医的治疗只能对症用药，以减轻非典带来的附加症状为主，比如病人热了就降温、咳嗽了就祛痰、有伴随的细菌感染就吃抗菌药物，等等。然而，这些疗法都只是消极被动地等待病情演变，而且效果不是十分明显。因此，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广州的某些医院还配合了中医治疗的方法，中西医结合在抗击非典的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激素治疗是由钟南山院士首先倡导的方法，这是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种注射适量糖皮质激素的方法。这种激素有减轻炎症、抑制免疫异常的作用，对某些症候相对严重的患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的过程中，钟南山称，“激素疗法是具备科学依据的，在非典治疗中成效显著。在当时不用糖皮质激素就有可能死亡的38例非典病人临床治疗中，愈后也十分良好。”
非典继发病的争议
激素疗法通过调节人体免疫机制实现对病毒的控制和清除，从而战胜SARS，在最危急的时刻大显身手。然而，相伴而生的问题产生了――注射激素可能会引起股骨头坏死。
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主任医师陈卫衡教授告诉记者，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临床治疗的常用药，比如氢化的松、强的松、地塞米松等都属于糖皮质激素药物。糖皮质激素具有良好的抗炎、抗过敏作用，在许多疾病的治疗中都是不可替代的药物，如系统性红狼疮、器官移植、严重创伤、皮肌炎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过敏性疾病等。而且，在医学界普遍公认的是，激素在临床治疗中的使用是股骨头坏死的医源性因素之一。不但医疗中的激素可以导致股骨头坏死，某些黑心的商贩在动物饲料中参杂的促长激素，人食用了相应的肉食品之后，也可能引起股骨头坏死。另外，有些医生追求见效快，追求治病“效率”，普通的感冒或咳嗽也大量使用激素，同样会导致股骨头坏死的严重后果。
2003年底，非典康复病人的后续治疗引起了一场医学界的讨论，到底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是否会必然导致股骨头坏死等疾病呢?
据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的医生介绍，非典过后，北京的医学专家对处于康复期551例非典患者进行了跟踪调查。这些患者中，有12例在非典治疗期间未曾注射激素，而其余的539名患者都使用了糖皮质激素。结果是，没有使用激素的12名患者中均未发现骨坏死以及与骨质有关的疾病；而其余539位中，有176例检测出骨坏死的症状，比例达31.9％。鉴于此研究数据，陈卫衡教授称，“毋庸置疑的是，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是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医源性因素。但正常人群应用糖皮质激素后骨坏死的发生率，多大剂量、用药时间多长才会发生骨坏死，采用大剂量冲击给药与常规剂量给药发生骨坏死哪一种危险性大等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医疗领域仍不清楚。”因此，非典后的北京媒体对非典继发病――股骨头坏死进行了充分的关注。然而，同样也使用激素疗法的重灾区广东方面却保持相当的冷静，相关部门澄清道，“截止2003年10月，广东尚未发现非典康复患者股骨头坏死的病例。”
2003年底，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和争议，钟南山回应了非典中激素疗法的后遗症问题。他说，“没有证据表明非典中使用的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是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充分条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跟踪和研究。广东在使用糖皮质激素上一直坚持适量适当的原则，例如其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有70％的非典病人使用了激素。相对广东来说，其它地方在使用激素方面剂量超标、使用不当。”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在北京有相当
数量感染SARS病毒的医务工作人员，确实患了股骨头坏死病，患病率大概在30％左右。陈卫衡教授说，“由于股骨头坏死是一种难以彻底根治的疾病，因此非典康复后又患股骨头坏死的某些病人，目前还在望京医院接受阶段性治疗。”同样是非典重灾区的北京和广州，为何两者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陈卫衡教授指出，首先，广东方面在抗击非典初期，激素用药相当谨慎，但是北京方面病势发展迅猛，每日被感染的人数剧增，病情严重，所以基本上用的是西医疗法，非常时期激素使用的宗旨是――“控制疫情、挽救死亡”；其次，广东方面配合了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效果显著，而在北京，直到2003年4月份才有中医治疗的介入；其次，非典后对股骨头坏死的筛查中，北京方面范围广大，获取数据较为全面，而广东方面尚不清楚。
中医看非典
和西医不同，在中医里没有“病毒”的概念，中医对感冒的生物学机制也没有细胞、分子层面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医没有对诸如此类传染病的典籍记载、防治策略。按照通俗的说法，西医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把人体分成了相对独立的部分进行治疗；然而中医的理念却有所不同，中医讲求整体，认为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胫骨血肉互相影响、浑然一体、密不可分。而且，中医将诸如病毒之类的外来侵入者都称之为“邪毒”，人体受病毒感染就意味着外来邪毒对完整机体的侵犯，从而改变了协调一致性。
《皇帝内经・索问篇・刺法论》里有这样的论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其中所谓的“五疫”即是各种瘟疫病的总称，中医根据阴阳五行，将瘟疫分为木疫、火疫、土疫、金疫、水疫。相应地，人体“五脏”中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因此非典在中医里可归类为“金疫”，也称为“肺毒疫”。中医之所以依据五行划分人体器官，是因为它认为人体的各个部分像五行一样，是相生相克的整体。诸如非典之类传染病的病因是，邪毒由鼻而入，主攻肺部，而且也累及其它脏腑；基本病状是邪毒臃肺、湿痰瘀阻、肺气郁闭、气阴亏虚。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谭行华说，“依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精华所在。依证论治又称依证施治，是对中医临床操作体系的概括，是运用中医理论来观察分析疾病、治疗处理疾病的原则和方法。”比如，甲型H1N1流感的主要症状为发热恶寒、头身疼痛、鼻塞流涕、咽痛、咳嗽等，病情多数不重。依据中医的依证论治疗方法，多选用银翘散随症加减即可。广州在最近纯粹利用中医疗法成功治愈了多例甲型H1N1流感病人。
因此在中医看来，不论外来的传染源是什么，它们都是和机体不相协调的异物，会导致人体阴阳五行的紊乱，从而致病。谭行华说，“中医中‘祛邪’是治病常法，其宗旨不单在于杀灭病邪，而重在使‘邪气’不得安生而被逐出体外，历代众多名方验方即是战胜传染病的重要‘武器库’。不同的流行病有不同的病因和病机变化，我们在治疗任何疾病时，包括流行病，都是针对患者的症状及病因病机展开的，即所谓依证论治。”所以，治疗类似SARS这样的传染病，首先就是要调节五脏六腑，使得它们的协作再次趋于和谐一致。
从“中西合璧”走向“中西并重”
我国古代经历过许多大型的瘟疫，比如西汉到东汉末年的传染病，流行范围广、死亡惨重。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明末清初的瘟疫也是十分严重，疫情蔓延至各个地区，“春夏间瘟疫盛行，甚至户灭村绝。”近代瘟疫从光绪十四年(1888)持续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1888年的霍乱，全国感染达10万余人，死逾3万11900--1949年，死于鼠疫的人数达102万，病死率达89％。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和瘟疫灾难，为中医防治瘟疫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张仲景强调“寒邪”是瘟疫的主因，明代的吴有性的《瘟疫论》是古代第一本论述传染病的著作，书中将急性传染病归类为“戾气”、“厉气”和“杂气”等，影响深远。可以肯定的是，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然而，近代中国由于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中医也逐渐被轻视。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后，尤其康熙的疟疾被几个传教士用金鸡那霜(奎宁)治好之后，中医就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起共命运了。1879年，俞樾发表了《废医论》，主张“废除中医”，这是第一个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中医的声音，鲁迅笔下的中医，是和封建社会一样腐败和迷信的“巫术”――“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严复也认为中医和风水、星象算命一类的方术没有两样；哲学大师梁漱溟指出，中医只是“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这些处于中国剧变时期的思想先驱们，都发出了近乎一样的声音，那就是彻底否定中医。1915年9月30日，在就任大总统后签署了一项法令，称医药都要完全参照西方的标准……
时至21世纪，人们对中医和西医孰好孰坏的争论仍没有休止。
面对非典不可控制的局面，我国中医专家也提出了相应的方案。于2003年4月正式启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临床研究”重大课题。课题将受SARS病毒感染的524例病人分为两组，一组实施西药治疗，另一组使用中西药结合的治疗，进行对比疗效研究。经过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显示的结论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在改善临床症状、促进肺炎吸收、提高氧饱和度、减少激素用量方面，均优于西药组。总之，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效果优于单纯西药治疗。”
陈卫衡教授告诉记者，“中医结合西医治疗非典，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减小了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剂量和使用范围，极大限度地减小了非典继发病的发生。”2003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与我国中药管理局在北京召开了SARS国际研讨会，会上报告并讨论中医在非典治疗中的重要研究成果。大会的结论是，中西医结合是安全的、据有潜在的效益。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刊发了以中西结合治疗SARS为主题的专辑，提倡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方法向全世界推广。可以说，中医与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疗效，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
中医不但治疗非典功不可没，而且对医源所致股骨头坏死的治疗也效果显著。
陈卫衡教授指出，“无论中医西医都是一种治疗手段，它们都有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正如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一样，中医和西医都有其最能发挥效用的领域和范围。对于具体的疾病来说，使用中医和西医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分，而没有实质上的优劣。”因此，从“中西合璧”走向“中西并重”，是中国未来医学发展的希望之路。
生命的辩证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在批评生物工程带给人类的困窘时说，“生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秘密，而大地正是这秘密的居所。因为有这个居所，生命才有安全，因为有这个秘密，世界才充满意义。”现代医学的发展秉承的是西方科学的传统，在对生命机体的解构中探求生命过程的内在机理，最终是将完整的机体分解为零碎的片段，分而治之。生命的秘密也在科学的显微镜下支离破碎，意义因此而丧失。
然而，中医传统讲求整体观念，注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因此在治疗疾病方面有其独到之处。陈卫衡教授说，中医中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在几千年里都未曾改变过，中医的思维方式和辩证理论直接关系到中国哲学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认识。据医学研究表明，世界历史上的几次大型瘟疫都源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物候反常是疾病流行的先兆。这和中医典籍中对瘟疫的成因解说完全吻合。《黄帝内经》中提出“五运六气”的说法，把一年分为四季、十二旬、七十二候，详细记录了每一候的特点和人体生理的反应，并指出“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吕氏春秋》也说：“孟春行秋令。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则民疾疫”，所谓“疠疾，气不和之疾”。《后汉书・顺帝纪》指出：“上干天和，疫疠为灾”。对于环境和身体的辩证关系，我们也有切身的体会，比如“水土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