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论文研究方法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论文研究方法范文1
1．利用基本字记忆字形
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量的独体字，把这些简单易记的独体字当作基本字，利用基本字加一笔、减一笔或合起来的方法帮助学生记忆字形。例如：“日”加一笔是“目”、“目”减一笔是“日”、“日”和“月”合起来是“明”。
2．利用部首的变化记忆字形
许多字加上部首、去掉部首或者换部首又能变成另一个新字，老师可以把学过的字进行分类，让学生说一说某一个字是怎样由另一个字加、减或换部首得到的，充分发掘学生头脑中的迁移、联想功能。例如：“京”加日字旁是“晾”、“座”去掉广字头是“坐”、“飘”去掉风字旁，换上三点水旁是“漂”。
3．利用形声字的特点记忆字形
汉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字是形声字，部首表意，声旁表音。形声字的这一特点能比较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记忆字形。例如：“蜻”是蜻蜓的蜻，所以用虫字旁，右边读音，整个字也读“qīng”。从这个角度思考、讲解，学生基本做到过目不忘。
4．利用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记忆字形
有一些字，老师可以抓住字形特点，编成小故事，让学生在听故事的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把字形永久地保留在脑中。例如：教“游”字时，可以告诉学生，游泳必须有水（三点水旁），游泳池一般是方形的（中间是“方”字），小孩子游泳（子）一定要注意安全，得有大人（人）陪着。
5．利用象形字的特点记忆字形
课本中的“山、石、田、土、井”这一类字是由古代的象形字演变而成，这些字与实物都有许多相似处，所以让学生观察实物或实物图片后再识记，轻而易举。
6．利用形式多样的练习记忆字形
论文研究方法范文2
关键词：产销差水漏失控制用户管理及水表管理供水系统日常维护及管理
Elementaryintroductionhowtocontroldiscrepancyofproduceandsellingwater
Abstract：Thewaterresourcesareshortofthemoreserious.Thediscrepancyofproduceandsellingwaterofourcompanyis29.8%1n2004.Causeenormouswasteaboutwaterresourcesandenergy.Bymeansofcontrollingwaterleak，managingconsumerandwatermeter，andmaintainingoftheday-to-dayaboutofferingwatersystem.Thediscrepancyofproduceandsellingwaterisreducedto24.8%in2005from1to6month.ItgainsachievegoodresultsaboutRMB138tenthousandsYuan.
Keywords：discrepancyofproduceandsellingwater，controllingwaterleaks，consumermanaging，watermetermanaging，themaintainingoftheday-to-dayaboutofferingwatersystem.
产销差率的概念
所谓的供水产销差率，在国外它被称为“未计量水百分率”，供水企业提供给城市输水配水系统的自来水总量与所有用户的用水量总量中收费部分的差值定义为产销差水。
产销差水=免费供水量+物理漏水量+帐面漏水量免费供水量（unbilledauthorizedconsumption）指的是实际供应于社会而不收取水费的水量。如消防灭火等政府规定减免收费的水量及冲洗管道的自用水量。供水系统物理漏失（PhysicalLossorrealloss）指的是通过系统输配水管网及城市蓄水设备渗漏，漏失及溢流到外界的部分水量。
供水系统帐面漏失（apparentloss），又成为“纸上漏水量（paperloss）”，它指的是由于用户水表计量不准确，收费或财务上的错误，未经授权的非法用水等给水公司带来经济上损失的部分水量。产销差率：（供水总量-售水总量）/供水总量*100%。产销差率在使用上简称为产销差，他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公司的管理水平，也间接反映了一个公司的经济效益。根据我公司2004年的供水量测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按照1.08元/计算，可以收到的效益。
控制产销差的目的
水资源非常有限，且日益严重，中国有世界上20%的人口，但是中国平均来讲只有世界水资源的7%，人均水资源量约2220m3，只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4.自贡市属于缺水型城市，要开发新的水资源费用很高，过高的漏损失率即浪费优质水资源；水资源缺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随着能源费用，人员成本的提高，水处理的成本越来越高；城市供水需经取水，输水，净化及配水等供水设施并消耗一定数量的能源动力，药剂，人员投入，才能达到城市供水标准，过高的漏损失率即浪费供水设施，增加供水成本；腐蚀的供水管网不仅造成水的流失，也增加了水的二次污染的机会，影响了供水的连续性，安全性，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故国内外供水企业无不把控制产销差、加强供水管网的水漏失控制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公司产销差水控制的潜力
我公司2004年供水总量为5072万m3，产销差率为27.9%，按照平均水价为1.084元/m3保守估算，根据我公司的实际情况，若将产销差水降低到24%，则每年的市场潜力为214.4万元/年，若将漏失率降为全国较为先进的产销差率低于18%，将非管网漏损原因造成的产销差水降低一半，则每年的市场潜力为544.3万元/年，这其中不考虑水价上涨所带来的更大的利润空间及由于产销差水控制带动的相关能耗降低所带来的收益。
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英国和美国的有效供水率均达到85%以上，新加坡的管网漏损仅为4.9%，而与自贡地区地形相似的浅丘城市泸州水司的产销差为18%，重庆市的产销差为15%，而我公司2004年的产销差为28.4%.引起产销差的原因。
1、计量不准，包括用户终端计量水表和水厂的出厂水流量计；
2、供水管网陈旧老化，布局不合理、爆管、漏水严重；
3、未计量用水的存在，含市政、消防、绿化、环卫用水；
4、有表无卡、有卡无表、有量未抄的现象存在；
5、用户私自乱接供水管道、水表倒状等盗水现象存在；
6、吃滴水用户存在；控制的手段
产销差水控制工程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水漏失控制。用户管理及水表管理。供水系统日常维护及管理
一、水漏失控制
1.1巡线工作要逐步建立专门制度，建立专门队伍，用制度进行管理和进行考核落实，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1.2有力、有效地开展巡线、探漏、检漏工作，要有制度、有计划、有数据、有依据地组织进行。
1.3探漏、检漏工作与管网及设施系统维护工作结合起，每年不少于4次的普查，杜绝明漏，尽量查找暗漏，并有泄漏原因分析、漏量的测定和认定。必须杜绝新安装管道的漏失。公司从今年开始，加强探漏管理，1-6月探出暗漏DN100以上44次，年终累计漏量1113533m3，DN100以下16次，至年终累计漏量221376m3，折合上半年漏量为45.14万m3，影响上半年漏失率下降2.1个百分点。
二、用户管理及水表管理
2.1结合营业系统的信息化建设，规范制度建设，做到数据真实、实时，为生产分析提供基础数据
2.2加强用户水表的计量与管理工作。
2.2.1对坏表、死表及时更换，对水表运行状况进行分类管理，加强管理，提高水表运行的质量；对在线水表建立全过程档案，周检，更换要在对水表运行状态进行监测、评估的基础上，以提高售水量、降低产销差为目标来开展工作。
2.2.2重抄表质量、抄表的准确性，发现异常要及时报告、解决。
2.2.3加强新安装水表的规范工作，提高和控制水表安装质量，并进行质量跟踪管理和考核工作。
2.2.4制定落实大表维修、维护工作制度、规范，确保大、中用户系统物理状态的优良，和运行状态的良好。在此基础上结合抄表，用户信息和历史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加强大、中用户水表及用水管理。研制大、中用户水表表芯采用耐磨材料制作，以延长水表的使用寿命，提高计量精度。
2.2.5研究推广防漏用水水表的工作，以一个小区或单元再进一步试点，如经济可行，可重点解决几千户吃“滴滴水”的水表用户，重点大、中用户用子母表代替普通水表，解决大表小流量的问题；特别是游泳池水表管理，要引起高度重视。
2.2.6对水表周检工作的管理以及在线水表运行质量的建档管理，加强分析，摸出水表的运行规律，针对规律进行分类管理，有针对性地指导水表周验工作．
2.3加强对流量计的维护管理，进、出厂水均安装了精度为0.5%的电磁流量计，按照国家检定标准实行一年一检，且每个月均对流量计进行检查，确保供水计量准确；
三、供水系统的日常维护管理
围绕控制产销差，管网管理应以合理选用管材为基础，规范和治理施工安装质量，有效的加强和开展管网的基础管理与科学管理为重点，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3.1、规划设计
坚持总体系统规划的思路指导管网规划的设计工作，干管及配水主管节点优化，小区、片区与总体结合，用户系统与片区规划结合，每小区原则上不超过两个接点，小区内部采用中线或环线都要优选方案，小区、大用户入口考虑设置总表或流量计，预留测压、测流点（段）。严格公司与用户系统的产权界定，特别是用户消防系统与城市管网的合理隔离和安全，并杜绝二次供水系统对管网的影响；合理选用和优化管网材质和各类设施。设计中，工作压力的确定，还要合理考虑管网的水力损失，不能仅仅参考设计静压，否则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3.2、管网运行管理
3.2.1以阀门检测中心为基础，开展阀门的维护、维修工作，规范阀门的维护、维修工作，解决阀门滴漏的问题；阀门的更换与检漏要以维修维护与修旧利废为重点，并以阀门管道检测中心为基础，打造一支管道、阀门检测、维护维修、启闭操作规范的专业化队伍。
3.2.2完善管网设施系统的维护管理和操作细则，细化规程工作与业务流程中各部门的时间、任务及其相关工作，及时更新管网设施系统，充分用好这个有效的管理工具为生产服务。
3.2.3结合管网总体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要求，不断进行管网优化，开展管网测试和管网平差计算，绘制管网测压点总图和水质监测总图，并进行分析，调整城市供水服务的水压线。结合管网测试和调度运行进行管网系统优化工作；
3.2.4用户用水难问题要建立专门的档案，在改造前对用户用水难问题进行全面摸底，对高程、管网情况进行核查，搞清原因，对症解决，力争用最经济合理的方式解决用户用水难问题，每项改造完成后要进行评估、测试工作；
3.2.5在管网运行中应进行有效的压力控制，当前工程师进行实际设计是，其选用的压力=最低设计压力+消防用水+未来发展+安全因数，这使得供水系统部分区域供压远远大于实际需要。这造成系统漏失次数增加，增大漏失量，以及不必要的能量消耗，同时较高的运行压力对供水的基础设施的寿命影响也很大。所以，在管网运行中应进行有效的压力控制，它可以：减少的爆管事故，提供更稳定的服务；减少背景渗漏及暗漏量；减少设施维修量；延长资产寿命；压力控制所需的费用远远低于管网改造的费用。
3.3管道安装质量
3.3.1、严格管道施工中间过程管理和竣工验收工作，质量跟踪责任工作，进一步加强管道基础回填验收、冲洗、消毒、试压工作，施工测量和竣工测量工作。加强施工认证和验收工作，施工竣工测量及图纸资料不完整的、有跑冒滴漏的管道及设施不予验收和供水。
3.3.2、加强小管道安装质量控制与验收，小管道安装必须有准确的竣工图才予以验收。
3.3.3、在球墨管的使用中逐步淘汰钢制件，推广球墨管件；开展阀井、表井优化，用新工艺代替或取消阀井，进行试点推广。
论文研究方法范文3
一、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缘起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目前，国内学者对教养方式的用词并不严格，有的学者使用“抚养方式[1]”、“养育方式[2]”，有的学者用“教育方式[3][4]”，甚至使用同一种研究工具的研究者之间也出现分歧。笔者认为，抚养方式与教育方式对儿童的关注点不同，前者主要侧重家长对儿童的生理保育，后者侧重家长作为社会文化的直接执行者对儿童价值观念、态度体系和社会规范的传递与教导。其实，家庭教养方式是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这种互动的结果不仅从父母对儿童的生理养育活动中体现，而且从父母对儿童行为规范的传递中体现。儿童一出生，首先是作为一个生物个体而存在，其最基本的生存和身体健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长时间的精心护理、照料。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转变的社会化过程，这意味着儿童需要不断学习知识、技能，逐渐掌握社会规范，最终适应社会生活，这一切同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的引导、教育。因此，将Parentingpattern这一英文中表示父母教养行为特征概括的短语译成“教养方式”最贴切，它全面地涵盖了上述两个同时进行的层面。我国学者缪小春早在其英文译著《儿童发展与个性》中采用了“父母教养”的说法。从字面看，教养方式既有抚养之意，又兼具教育职能，恰当地反映了家长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家庭教养方式之所以成为现展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与心理学对人的社会化研究有密切关系。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儿童如何形成同其所处文化中的大多数人相类似的情感和行动的所有那些过程，即社会化，被视为儿童发展的核心。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许多群体或作用力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方式对儿童发挥影响。对个体发展的早期而言，家庭承担了主要的教养职责。虽然家庭的教养活动自婚姻家庭在历史上产生以来就早已有之，但科学的教养方式的研究却受到人们的儿童观及儿童发展理论的极大影响。
在西方，19世纪以前，社会还不存在关注儿童需要的观念。儿童的存在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使成人快乐，当父母无力照顾孩子，他们就会被遗弃。19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儿童不仅需要承担无穷无尽的家务劳动，而且必须服从父亲这一家庭主要权威。不服从被认为是有罪的，要遭受惩罚。传统和宗教影响着儿童教养活动。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有了一些改善。这一方面归功于洛克、卢梭和裴斯泰洛齐作品的传播，另一方面归功于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的思想的影响。洛克的白板说鼓励父母和教师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最适宜的经验，他的观念仍对当代儿童教养产生影响。卢梭认为儿童需要自由成长，受他思想影响的裴斯泰洛齐强调了母亲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重要性。心理学家霍尔坚信，天性良好的年幼儿童，如果不被过多指导，能够自然成长为有自控力的个体。虽然19世纪末人们赞成父母的爱和感情对形成儿童人格的作用，但20世纪一开始，奖励和惩罚的原则被大力倡导。儿童的教养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母亲被告知要期望孩子的服从，不理会孩子发脾气，限制他们的身体活动等等。进入20世纪20年代，华生的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出现，并对儿童社会化过程及家庭教养产生重大影响。两者都相信个体的早年生活对随后发展的重要性。华生从刺激反应的理论出发，相信儿童生活早期稳定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良好的行为必须从一开始就形成条件反射；弗洛伊德则相信有害的早期经验会伤害儿童的发展，儿童的个性成长不能被抑制，需要让儿童表达而不是抑制情绪。20世纪40年代起，儿童的养育观念发生了变化，父母被鼓励要让儿童快乐，让他们感受到爱，鼓励儿童学会自制。
这些观念的变化及理论的产生对社会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长远而广泛的影响[5](p.324)。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儿童的教养活动影响着儿童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研究者们通过对各种教养情境的大量观察，运用实证法构建起了关于教养方式的种种观点。20世纪40年代，Baldwin从事了一项儿童发展的研究，涉及的儿童年龄跨度很广，从出生直至儿童晚期。在这项研究中，他访谈了许多父母，并多次观察了他们与儿童在家庭中的互动。1948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民主——控制这两个主要的教养维度，并认为它们在所研究的家庭中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此后，1957年，Sears,Maccoby和Levin等人进行了一项涉及近400个家庭的研究，研究者向母亲提出诸多问题，涉及孩子在家中的行为表现，母亲对孩子哺乳、排便训练、纪律管教等方面[6]。通过与母亲的访谈，研究者们认为教养方式可以被描述为限制的和允许的，这些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的行为。这以后，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父母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的动因，它们如何影响和塑造儿童的行为便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发展
（一）家庭教养方式的早期研究
在儿童社会化的早期研究中，父母对儿童的单向影响观渗透在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中，他们努力寻求父母决定儿童的教养维度或模式。西方心理学家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时，采取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取向是，从父母教养行为的维度入手，探讨某一行为维度或行为维度下具体的教养方法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如西蒙兹从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区分父母的教养行为，进而指出，如果父母随心所欲地支配孩子，孩子倾向于顺从、腼腆、被动、缺乏自信心；如果父母接受孩子，则孩子情绪稳定，兴趣广泛，行为更符合社会的要求[7]。由于接受——拒绝实际上反映了父母与儿童的情感关系，支配——服从反映了父母对儿童的控制，因此，众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父母对儿童的情感、父母对儿童具体的控制形式与儿童社会行为的关系。如霍夫曼和亚龙，劳顿，韦克斯勒等研究发现，温暖对儿童社会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它会促进儿童道德感、成就感、良好社会适应和利他行为的发展。再如，霍夫曼研究了惩罚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指出，父母使用强制方式，包括对儿童体罚、冷漠地拒绝、剥夺儿童的某些权利以及威胁等，会阻碍儿童对道德规范的内化，也会降低儿童良知的发展；父母使用心理惩罚形式“爱的收回”，对儿童表示失望，孤立、不理睬儿童等，会使儿童产生过重的内疚感，刻板而非灵活的遵守社会行为规则[8]。
另一种取向是将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化、模式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鲍姆林特的研究，她从控制、成熟的要求、父母与儿童交往的清晰度以及父母的教养四个方面来评定父母的教养行为，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三种[9]p.457。与专制型、宽容型家庭相比，权威型家庭的孩子是成熟的、独立的，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7]。鲍姆林特的研究揭示，儿童的个性形成并非由父母的某个行为维度决定，而要受到父母整个行为模式的影响，可以根据不同父母的教养类型而对限制作不同区分。权威型父母和专制型父母都对儿童加以限制，但前者的限制是“严格而合理的”，后者的限制却是“无目的、不合理甚至惩罚性的”，因而限制对儿童社会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不少心理学家的研究都支持鲍姆林特的结论，如韦克斯勒指出，在权威型家庭中使用“爱的收回”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起积极作用，而在专制型家庭中使用则起到相反作用，这与使用这种方法时是否适度有关[8]。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前一种研究取向注重具体的教养行为，却忽视了同一教养行为与不同家庭环境结合的不同作用；后一种研究取向试图对父母的教养行为作特征概括，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两者的结合研究清楚地表明，具体行为维度并不孤立地对儿童社会化起作用，只有将它们与父母整体的教养行为模式或类型结合，才能真正揭示出它们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日本心理学家诧摩武俊也研究了母亲的教养态度与孩子性格的关系，其结论与西方学者的结论比较一致。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学者们开始探求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将教养方式的研究从表层推进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首先是基于实践和应用的需要。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而言，揭示了什么样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指导父母学会运用恰当的方式促进儿童的发展。而探讨制约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为心理学家的指导和帮助提供了依据和策略。其次，推动研究进展的更直接的动力来自社会化进程双向模式的兴起和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的提出。它们促使学者们走出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单向研究的圈子，尝试将父母特征和儿童特征都纳入教养方式体系，并将教养方式放入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查。
这期间，国外学者既从社会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及父母体验到的压力和社会支持等家庭系统以外更广阔的层面出发，又从家庭系统内部的一些因素，从儿童特征入手，较全面地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和教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如，巴斯顿的研究发现，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在集体价值取向的日本，母亲鼓励并引导孩子注视他人的行为；而在个人价值取向的美国和法国，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行为没有明显反应[10](p.114)。又如，Chamberlin(1974)、Lytton(1980)及Minton和Levine(1971)等的研究证实，白人中产阶层的父母更多地对儿童使用建议和解释，更多地对儿童的需求作出应答，且更经常地提供积极而非否定的反馈；而较低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使用强制和权力介入，对儿童自由更多加以限制[11](p.205)。再如，Cox(1987)发现，与非抑郁的母亲相比，抑郁的母亲与孩子的交往质量差，更多忽视孩子的要求，更多使用控制的手段[12]。Mcloyd(1994)发现，处于压力中的父母自我效能感差，对儿童的温情较少，缺乏耐心和参与，提供的帮助也较少，对儿童的消极控制较多，容易受到激惹[10](p.117)。Martin(1975)发现，父母和儿童的性别影响父母对待孩子的方法，与孩子异性别的父母比与孩子同性别的父母对孩子更仁慈、少严厉且更允许孩子自由。还有研究指出，孩子的行为特征，如活动量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活动过度的儿童的母亲比正常儿童的母亲有更多的指令和否定性[13]。儿童的气质也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容易与母亲发生冲突，这增加了母亲的控制，继而增加了孩子问题行为的可能性[12]。
国内学者大多从80年代开始涉足家庭教养方式这一研究领域。起初的研究较为零散，取向较为单一。或从儿童性格入手，或从儿童心理卫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教育形式。但其中也不乏颇具远见的学者，他们探究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并从父母文化素养、职业等角度分析了家长教养态度的成因[14]。进入90年代，随着国际交流的快速发展，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新流派、新理论、新研究模式日渐为我国学者了解和接受。在考虑与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他们逐渐将新思路、新信息运用到家庭教养的研究中，使我们的研究既紧跟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又很快深入到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层面，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概括说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教养方式所涉及对象的年龄段更加宽泛，从以婴幼儿为主，逐渐扩大到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
9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探讨家庭教养方式时涉及的儿童多为学龄前儿童，少数研究包含了小学低年级儿童和中学生。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的对象有了较大拓展，逐渐覆盖了小学儿童、初中生和高中生，填补了我国某些年龄段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研究上的空白[1][2][15][16][17][18]。其实，家庭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在任何年龄阶段都存在。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其影响自然非常直接而重要，这也是众多学者关注学龄前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的原因。但儿童步入学校后，尤其是进入青少年期，虽然主要活动场所已从家庭转为学校，但生活环境和周围刺激的复杂化更从某种意义上凸显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儿童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学业成就、对新情境的应对无一不受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或直接影响。尤其当儿童步入青少年期，他们与父母对抗性的增加更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揭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变化和特点，为家庭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材料。
第二，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关系的探讨从宏观、笼统走向微观、具体。
以往，研究者是从整体上笼统评估不同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现在，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它与儿童社会化各个具体方面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内容上更富有时代气息，而且与当前心理学领域对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意识的关注，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颇为契合。如，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学校适应[15]；父、母教育行为的结构及其与小学儿童焦虑情绪的关系[19]；父母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的研究[17]；青少年自尊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20]；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2]；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其自我概念等[18]。
第三，进一步研究家庭教养方式本身，深入探究教养方式内在的结构。
80年代后期，研究者多从单纯类型论的角度来界定家庭教养方式，如将家庭教养方式归纳为娇纵溺爱型、启发引导型、放任自流型、因材施教型、简单粗暴型等等[3]。进入90年代，研究者对教养方式的分析出现新的变化。有的从教养方式的情感维度和行为控制维度来分析教养方式。如桑标(1991)从“接受—拒绝”和“宽容—严厉”两个维度划分母亲的教养方式，从“肯定—否定”维度划分父亲的教养方式，探讨其对中日不同文化背景下幼儿的性格发展的作用[7]。这种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界定从维度上已经有突破，但仍带有西方学者研究的影子。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是一个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综合体，简单从某一方面或某个维度来看待，势必不能全面涵概家长的教养行为，从而失之偏颇。因此，他们从系统论的思想出发，强调从具体教养行为的不同侧面整体把握家庭教养方式的特征。如，陶沙等从溺爱、忽视、专制、民主、惩罚、成就要求及教育的不一致等七个维度来看待幼儿母亲的教育方式[4]。同样，杨丽珠等也选取了母亲教养方式的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等多个侧面，全面探究其与儿童气质的关系[21]。
还有学者仍主张将教养方式类型化，但是这种类型化与最初研究者的单纯类型论有很大的区别，是建立在更合理基础上的类型论。关颖提出，家庭教育方式既体现不同的情感因素，也反映与客观环境的联系，还与亲子间的互动方式有关，研究者可以从这些不同角度对教养方式分类。林磊选择了溺爱性、专制性、放任性、期望性、不一致性、拒绝性和民主性这七个母亲教养方式的侧面，通过对母亲在七个侧面的得分进行“快速聚类”，得出了五种特征不同的教养方式，分别为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和积极型[22]。这几种教养方式的差异并非源自母亲不同性质的行为，而源自母亲在相同行为侧面上行为的表现频率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深入探寻父母教养方式的内在结构，试图从本质上把握教养方式，为父母教养行为的改善提供实际参考意见。陶沙、董奇等研究了3-6岁儿童母亲的教养行为的结构，结果表明，母亲的教养行为包括敏感性、接触与参与、交往指导、认知发展指导、积极情感的表达、消极情感的表达六方面[23]。这一结果用实证的方式证明了理论上所认为的日常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具体教养行为的内在结构。
第四，对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的探讨更广泛，尝试从多方面寻找影响因素。
亲子双向互动观的影响使研究者在挖掘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时，将视线渐渐从父母身上扩展到儿童身上，关注双方的特征。学者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生育孩子的年龄、婚姻状况等因素影响其教养方式，其中受教育程度、职业、夫妻关系等影响显著[4][18]。学龄前儿童的性别、年龄因素影响父母教养行为的某些侧面，其气质和消极行为特征显著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4][13][21]；青少年个体的性别明显影响其父亲的而非母亲的教养方式[1]。近几年来，不少研究者更开始跳出父母外在的特征对其教养方式的影响的探求，进而深入发掘父母内在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母亲血型影响其家庭教养行为[24]。还有研究者看到了父母意识和父母教育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它们往往体现了父母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者父母对儿童的态度和教养模式，并进一步探索它们的内容和结构[25][26][27]。
此外，研究者也关注家庭环境、关注父母所处的文化背景，试图从家庭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因素理解父母的教养行为。王耘等研究了不同家庭类型、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等因素对母亲抚养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母亲抚养行为的重要变量，主干家庭母亲的抚养行为总体上优于核心家庭的母亲[28]。张文新比较了城乡两种文化背景对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的教育方式存在城乡差异，城市青少年的父亲对孩子有更多的情感理解与温暖；城市母亲与农村母亲在对孩子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没有差异，但对孩子的干涉、保护、否认拒绝、惩罚严厉更多[16]。
三、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进程的三大因素
综观上述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历程的描述和概括分析，我们不禁要探讨推动研究向前发展，丰富了人类关于家庭教养的认识的诸多因素。
（一）人类对自身探究的好奇心
研究儿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而人是研究人类的最好对象。在儿童发展心理学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我们逐渐明晰了儿童发展的含义和基本性质；懂得了遗传、环境、教育和儿童发展的关系；儿童智慧的发生、发展；儿童的情绪以及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等问题。但儿童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现实中的儿童也并不是什么“典型的”儿童，他们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远没有弄清。如，现代科学还不能明确地界定遗传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限度。在儿童社会化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以及当前我们社会中中西方文化的冲撞对儿童青少年将产生哪些影响，如何产生等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在家庭教育领域，哪些因素在影响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儿童与父母的亲子互动，这些因素通过什么方式作用于亲子互动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黛安·E·帕普利在《儿童世界》中说过：“只有知道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又是如何变成了这样的人，我们才有希望创造出更美好的世界。”
（二）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家庭教养方式研究成果的取得主要受到了几个不同时期关于儿童发展的观点和理论的影响。首先是成人塑造儿童的单向决定观；其次是成人儿童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观；再次是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模型。这些观点或理论模型身后都有强大的理论支撑。
早期关于亲子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父母的作用。许多研究考察了父母的教养方式、教育观念和教养行为对儿童心理行为发展的影响。父母影响儿童的单向决定观背后就隐藏着两种主要理论。其一，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强调的个体童年期的生活事件在成年期人格发展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年期人格特点在生命的头几年里就已经被决定了；其二，行为主义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认为个体的行为完全可以由后天环境加以塑造。这两大理论派别的观点，促使研究者探索儿童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教养实践与儿童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关系。这成为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开端。更为甚者，行为主义的发展理论也造就了长期在家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父母塑造儿童的单向决定论，使众多的心理学家认为要对儿童发展作出解释，只需对儿童的父母及其社会化实践进行考察即可。这使研究者执迷于对父母教养行为和方式的维度及类型的研究，并进一步考察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而仅将儿童视为其自身社会化的被动接受者。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提升了儿童在发展中的地位。在皮亚杰看来，儿童从一出生就是其自身发展的积极动因，他主动从环境中寻找、选择适宜自己的刺激，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这些真知灼见让人们看到了儿童的主动性，并对我们理解儿童社会性发展过程的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68年，A·Bell对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进行了再解释，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双向模式”说，认为儿童自出生起就表现出明显的天赋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影响父母的行为。这引发了整个70年代儿童特征对父母影响的研究[11](p.193)。Bell还提出了亲子控制系统理论，揭示了亲子关系的互动机制。可见，在分析儿童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双向原则”。也许“容易抚养型”气质的儿童从一开始就更加服从、友好和独立，容易按权威的方式来训诫，是同样的方法对“抚育困难型”气质的儿童不一定有效，尽管权威教养方式很有价值。这促使家庭教养研究者在注重父母对儿童巨大影响的同时，看到父母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好还必须结合儿童自身的特点。双向互动观逐渐取代单向决定观，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系统研究亲子互动影响因素的过程中涌现了多种理论观点，如生态化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等。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模型颇具影响。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由若干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系统组成，这些系统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与儿童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家庭、学校是与儿童关系最密切的微系统；微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构成中间系统；而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影响他们的环境，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条件等构成了外层系统，最后，儿童所处的具有一致信仰、习惯、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或亚文化的社会机构的组织构成了宏观系统[10](p.16)。在研究设计时，对儿童的分析不应停留在微系统上，而应在各系统的相互联系中考察。这一思路促使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跳出他们所熟悉的微观系统，而将教养方式、亲子互动的分析放在更广阔的系统中进行，如，关注母亲的血型，关注父母的教育观念、文化背景、社会支持状况等等，使研究呈现出更开阔的视野。90年代，国内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几乎都提及人类发展生态学的理论。通过深入儿童生活的现实环境，如幼儿园、家庭，观察儿童，并对儿童的教师、父母进行访谈，从前的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类型学模式被一种基于生态学化的新的“类型学”模式所取代，取得了研究上的新进展[22]。
（三）研究方法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直接取决于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志。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成果和进步不仅间接受现代科学系统方法的影响，而且直接受到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的促进和推动。
1.现代科学系统方法对家庭研究的影响
在家庭教养方式研究领域，系统方法的影响从两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父亲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父亲及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对母亲教养行为的影响渐渐地提到研究日程上。较长时期以来，学者们多关注母亲及其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忽视了父亲、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与儿童的关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与母亲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和参与者有关；还与精神分析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都较为强调母亲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有关。如今，家庭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母亲与儿童、父亲与儿童，父亲与母亲间存在复杂的、交互的亲子互动。研究表明，父亲对青少年个体的教养行为与母亲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父亲对子女的惩罚严厉少于母亲，但其对子女的情感温暖、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皆多于母亲[1]。父亲的教养影响孩子的成就感，有成就者一般与父亲的关系亲密[12]。另外，父亲的支持影响母亲抚养行为中的情绪、自信心、积极性和与儿童的亲子关系[29]。第二，研究者从更大的系统层次来考虑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如，关注儿童青少年身处的学校系统与家庭系统的关系，探讨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的教养方式；关注儿童所处的外层系统、甚至宏系统对其影响，探讨劳教人员的早期父母抚养方式，比较城乡青少年父母的教养方式等等。
2.心理学研究的现场化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心理学研究应用性的日益加强，传统的理论与实验室研究逐渐转变为各种形式的现场研究，强调在现实的情境与条件下控制和观察心理活动、测定和记录整个心理过程。这与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出现的“生态化趋势”不谋而合。现场研究及生态化趋势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研究者的观念，使他们看到在家庭生活的真实场景中考察父母的具体教养行为，揭示其与儿童社会化的关系的重要性；也促使他们深入幼儿园和家庭，借助与父母、教师的访谈、观察，编制家长教养行为量表，以此反观教养方式的结构、类型。这一研究手法的变化使研究者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如，陶沙找到了母亲教养行为的敏感性、接触与参与、交往指导、认知发展指导、积极情感的表达与消极情感的表达等6个因子[23]。
3.研究手段综合化、数学化带来的影响
在家庭教养方式研究领域，研究手段的综合化体现在，对于同一个家庭教养行为，既采用访谈法，又借助观察法、问卷法、评价法，力求使所获得的资料和信息更真实、可靠。而研究手段的数字化意味着研究者能够充分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其他数学方法。在家庭教养方式的探索中，研究者所使用的数据分析手段日益先进、复杂、精确。从最简单的百分比比较，发展到近几年大量使用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因素分析、聚类分析等等。统计软件包尤其是SPSS的使用，使研究者可以从多角度快速分析处理数据，产生了高质量的成果。如，桑标运用因素分析法确定了父性意识的9个因子和母性意识的13个因子，还通过多因变量线性模型方差分析，比较了年龄、不同文化水平等因素对父性、母性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的年龄对父性和母性意识有明显影响；母亲的文化水平、职业明显影响其母性意识[26]。
当然，在家庭教养方式研究不断推进，成果不断取得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譬如，生态化研究，许多学者虽然认识到在真实环境中研究儿童青少年的意义，但在实践这一观念的时候过于简单化、形式化。因为仅仅依靠短暂的观察和访谈无法真正把握父母教养子女的行为的实质，更何况这种观察、访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编制一份父母教养行为或方式的量表。从这个意义上，还不能称为真正的现场研究或生态取向的研究。生态化研究要求，发展心理学家必须首先对儿童真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探讨，作出描述，然后进行更为客观准确的编码，使之量化，最终作出解释。这种强调观察或描述的重要性的思路，与人类学对人类行为和习俗的研究思路相当一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中阐明了实地考察和面对面的接触这些方法对研究文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她指出，不进行实地考察或面对面接触，我们就无法发现和区别在某种文化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以及人们如何判断具体生活事实。正因为本尼迪克特这么坚持并身体力行，她才在文化模式的研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文化人类学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如果发展心理学家想揭示亲子互动过程的机制和实质，不能忽视对真实情境中的父母与儿童的实地观察，这也许是研究取得更新进展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1]方晓义，郑宇.初中生父母抚养方式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4).
[2]钱铭怡，肖广兰.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J].心理科学，1998,(6).
[3]关颖.家庭教育方式与儿童社会化[J].天津社会科学，1994,(4).
[4]陶沙.3-6岁儿童母亲的教育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4,(3).
[5]［美］R.M.利伯特，等.发展心理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2).
[6]周宗奎.儿童社会化研究综述[J].社会心理研究，1996,(2).
[7]张丽华.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发展研究综述[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3).
[8]夏利民.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研究综述[J].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4,(5).
[9]李丹.儿童发展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0]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1]JoanE.Crusec,HughLytton(1988),SocializationandFamily,inSocialDevelopment:History,Theory,andResearch,
Springer-Verlag.
[12]侯静，陈会昌.亲子互动研究及其进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2,(2).
[13]陈陈.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6.
[14]卢乐珍.父母教养态度的形成因素[J].江苏教育·幼儿版，1984,(7-8).
[15]曾琦，等.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学校适应[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7,(2).
[16]张文新.城乡青少年父母教育方式的比较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7,(3).
[17]魏运华.父母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9,(3).
[18]雷雳，张钦，等.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其自我概念[J].心理科学，2001,(2).
[19]孙永明，等.父、母教育行为的结构及其与小学儿童焦虑情绪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3).
[20]张文新，林崇德.青少年的自尊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不同群体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J].心理科学，1998,(6).
[21]杨丽珠，杨春卿.幼儿气质与母亲教养方式的选择[J].心理科学，1998,(1).
[22]林磊.幼儿家长教育方式的类型及其行为特点[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5,(4).
[23]陶沙等.3-6岁儿童母亲教养行为的结构及其与儿童特征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3).
[24]郑林科，王树秀.影响家庭教养与子女性格的母亲血型气质研究[J].心理科学，2001,(2).
[25]李凌艳，庞丽娟，等.2～6岁儿童母亲教育观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J].心理科学，1997,(3).
[26]桑标，杜乃芳.父母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0,(1).
[27]陈会昌，王莉.1～10岁儿童父母的教育观念[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7,(1).
论文研究方法范文4
区位理论来源于经济学，后在地理学领域得到一定发展。因而早期区位研究深受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多采用抽象、演绎的思维方式，通过一定的合理假设，探求事物的最佳区位和空间的最优组合。微区位是区位在微观尺度上的研究。该尺度上，距离意义明显淡化，区位周边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交通环境、产业环境等成为微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另一角度看，微区位研究涉及共性和个性研究两方面。前者主要涉及城市空间、环境结构、区域场势等背景基础研究，后者则结合区位主体的自身性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城市商业微区位关联效应研究探讨不同主体的区位选择特征。本文以商业区位研究硕士论文为切入点，探讨区位关联问题；其中既包括区位关联本质、形成机理等共性的探讨，也对商业区位中的关联类型及其特征、不同关联类型间的相互联系等个性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入手，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手段，利用MapInfo制图功能，对商业研究样本进行空间定位，直观反映出不同商业行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Excel、SPSS10.0等通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从中观层面对各商业行业研究样本进行系统、高效的研究分析。
其次，以结构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城市空间结构、商业网络结构的背景入手，通过对微区位共性研究的背景影响因素探讨，研究分析在城市空间，这一差异场势平台下，商业区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引入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理论，对区位关联的本质及形成机理进行理论分析。
再次，在共性研究的基础上，同样注重个性研究。不同区位主体，其区位选择特征也不同，不存在超脱于主体的共同区位理论。尽管本文仅以商业为研究对象，但不同商业行业间，在经营门槛限制、店铺规模、行业自身空间结构等内容上依然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注重案例收集，在对微区位关联类型进行划分时，通过对同类案例的分析，归纳总结不同关联类型的特征表现，探讨各关联类型间的发展联系。避免与实践脱节、实用性差等研究缺陷，进一步加强本研究的实际指导意义。
最后，关注现代居民消费行为特征，从人本主义角度，研究不同亚文化人群消费行为差异所引起的商业微区位关联现象。一方面，对亚文化人群密集区域周边的不同商业区位关联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商业中心（街），因主体消费群的社会文化类型不同，所引起商业中心（街）购物消费文化差异，而最终导致新入驻商家文化定位的关联效应也进行了探讨。
商业区位研究，相对于其他区位主体研究，较为成熟。但以往商业区位相关研究多为对传统区位理论的验证与补充，或利用商业经营理论，对商铺区位选址过程进行探讨。其中较注重硕士论文商业集聚效应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对于城市微观环境下各商业经营单位由于经营内容、行业性质、销售特征等引起的相互联系及其空间区位效应尚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以人本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消费者购物行为偏好入手，借鉴近年来城市地理学及区位论研究中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结合不同商业行业区位选择特征，试图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商业区位关联效应这一论题。
三、具体研究手段
论文研究方法范文5
[论文关键词]农村经济研究方法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论文研究方法范文6
【关键词】丹参；鉴别
Abstract：InrecentyearsdifferentplantswhoserootsarethesamelikeSalviamiltiorrhizaBgerootsarebeingusedconfusedly.TheauthorssummarizedtherecentresearchondistinguishingSalviamiltiorrhizaBgerootsindifferentkindsofways.Themethodsinclude:plantmorphology,plantclassification,roottraitidentification,waterloggingidentification,powdermicroidentification,thinlayerchromatography,ultravioletspectrumidentification,fingerprintidentification,DNAgeneticmarkeridentificationaswellasRAPDidentification.ThesemethodshavebeenusedindifferentiatingtherealSagerootsandthefalseones.AftertheprocessitmayeasilycontrolthequalityoftheSageroots.
Keywords：SalviamiltiorrhizaBge；Identification
丹参SalviamiltiorrhizaBge.为唇形科（Labiatae）鼠尾草属（Salvia）植物，是常用中药之一。药用其根，因其根皮赤而肉紫且形状似参而得名“丹参”。丹参作为传统中药在我国沿用已久，我国最早的药书《神农本草经》即收载有丹参，列为上品，中医理论认为丹参有祛淤止痛，活血通经，清心除烦之功效［1］。丹参在现代中药中开始大批量使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药材丹参已经供不应求,随着野生资源的减少,野生入药的丹参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目前全国许多省份都有大量丹参种植，但品质却有较大差别，而且大量鼠尾草属植物也作为丹参配伍入药。因此,对丹参进行鉴定和质量控制非常必要。目前发现鼠尾草属（Salvia）共有40多个种(含变种、变型)的根及其根茎可作丹参使用［2，3］。
对中药鉴别和品质评定的方法很多,从传统的形态鉴别、性状比较和感官评定等到现代的显微结构观察、光谱和色谱学评价等以及近年来所提出的指纹图谱技术和一些分子生物学方法，这些新的生物学手段为中药的品质鉴定和质量评定注入了新的活力。现对这些鉴定方法综述如下。
我国各地民间应用其同属植物代作丹参或其他药用的资源比较丰富，种类近30多个，有些是我国大宗传统中药，大都用作抗菌消炎、活血化淤等。现归纳见表1。
1丹参形态学鉴别
1.1植物学特性鉴别传统方法大多根据丹参的形态方面对药材的真伪进行鉴别，杨宏等［4］对丹参SalviamiltiorrhizaBge.南丹参SalviabowleyanaDunn甘肃丹参SalviaprzewalskillMaxim紫丹参(滇丹参)SalviayunnanensisC·H·Wight在植物形态学及植物外部性状方面进行了比较区分。
张月江等［5］根据药材根茎质地以及外皮有无脱落现象，区分几种不同产地的丹参品种。
表1鼠尾草属药用植物种类（略）
丹参为多年生草本,根砖红色,茎高40～80cm,多分枝,被长柔毛。叶常为奇数羽状复叶。叶柄长1～7cm,小叶3～7,顶端小叶较大。小叶卵形或椭圆状卵形。长1.5～8cm,宽0.8～5cm，先端钝,边缘具圆锯齿,两面被柔毛,下面较密,花序顶生或腋生轮伞花序有花6至多花,组成假总状花序,密被腺毛及长柔毛;小苞片披针形;花萼钟状,长1～1.3cm,先端二唇形,萼筒喉部密被白色柔毛;花冠蓝紫色,二唇形,长2～2.7cm,花冠筒外伸,弯曲,上长达2cm,筒内有毛环;雄蕊2,药隔长,花丝短,上臂药室发育,2下臂的药室不育且联合；小坚果4,椭圆形,花期5～8月,果期8～9月。根据丹参的植物学特征可以将丹参与混用的药材进行区分。
1.2丹参药材根部性状鉴别丹参及其亲缘种类的药用植物甚多，以根部特征区别各类丹参也是沿用很久的经典方法。
丹参根的特征为：丹参多为带根茎的根，根茎粗短，有茎基残余，下着生多数细长的根。根呈圆柱形，稍弯曲，表面呈砖红色，粗糙，具多数纵沟或皱纹，有须根痕，外部栓皮常鳞片状剥落，皮层有时开裂，长8～22cm，直径5～12mm，质坚脆，易折断，断面不平，疏松有裂隙，皮部棕渴色或砖红色，韧皮部狭。形成层明显，淡棕色，木质部导管束灰黄色或黄白色，放射状排列。气微，味微苦、涩，以条粗壮、色紫红者为佳。
1.3水试鉴别法张军伟等［6］用水浸泡丹参根的方法对丹参进行鉴别，正品丹参根浸泡后的溶液无色,药材稍膨胀,颜色稍微变浅。伪品丹参溶液显红色药材变为淡红色。李征北［7］根据水浸后续断会被染成红色，粉末中有草酸钙簇晶；丹参水浸不染成红色，粉末中无草酸钙簇晶，但有石细胞及红棕色物为丹参。从而将两者进行区分。
2显微结构鉴别
2.1根的横切面显微结构鉴别何广新等［8］根据丹参横切面显微结构特征与紫丹参进行区分，丹参(SalviamiltiorrhizaBge.)木栓层3～7列，木栓细胞长方形，切向延长，壁非木化或微木化；外侧有时可见落皮层。皮层窄，纤维单个散在或2～6个成群，孔沟放射状，层纹细密。韧皮部较窄，由筛管群和薄壁细胞组成。形成层明显成环。木质部宽广，4～12mm呈放射状排列。有些相邻的束在内侧合并，导管类圆形或多角形，有的沿径向延长，直径15～65mm，单个散在或2～12个成群，径向排列或切向排列；木纤维发达，多成群分布于大导管周围；有的本质部束内有1～2群木化薄壁细胞；木射线宽广，射线细胞多木质化增厚。
紫丹参根茎表皮细胞1列，内含紫红色物质；皮质薄壁细胞有的具纹孔；髓部薄壁细胞壁呈连珠状增厚或稍增厚，具纹孔。根本质部束常较小，导管也少。
2.2根粉末的显微结构鉴别杨宏等［4］对丹参SalviamiltiorrhizaBge.紫丹参(滇丹参)SalviayunnanensisC·H·Wight在根的粉末显微结构方面进行了比较区分。
丹参粉末呈红棕色。木栓细胞黄棕色，表面观呈类方形或多角形，壁稍厚，胞腔内常含红棕素，色素溶解后，断面观细胞类长方形，排列较整齐。木纤维多成束，长梭形，纹孔斜裂缝状或十字状，孔沟稀。导管主要为网纹和具斜纹孔导管。石细胞呈类圆形、类三角形、类梭形、类长方形或不规则形，也有延长呈纤维状，有的胞腔内含棕色物。
南丹参根横切面与其它几种相区别是木质部的束数较少,约7～9个。甘肃丹参根横切面与其它几种相区别是维管束稍偏于一侧,木质部导管3～4行切向排列,木纤维位于导管周围。紫丹参粉末石细胞多见,单个散在或数个成群,类棱形、长方形、类三角形、不规则多角形,边缘不整齐,直径12～55μm,长至230μm,壁厚5～20μm,孔沟明显,有的不达边缘,纹孔稀疏。韧皮纤维多见,长棒状或长棱形,长80～320μm,直径20～38μm,壁厚8～19μm,孔沟稍密,网纹及具缘纹孔导管直径14～45μm,有的具网状增厚。纤维管胞单个散在或成束,长棱形。
2.3花粉形态学特征对丹参及同属药用植物的鉴别一定的植物具有一定形态的花粉，因此花粉形态研究也是植物分类鉴别的依据之一。通过植物花粉形态，进行扫描电镜的观察和照相，可从花粉形状、大小、具孔沟数、沟长、沟宽、沟底颗粒的形状、大小、外壁的网纹、网眼等一系列的特征将其各种花粉形态进行区别分类。丹参的花粉以外壁较薄、纹饰网眼较浅、网脊较粗、沟较宽、沟底具颗粒而区别于其它种。丹参与同属植物的花粉，各种的形态虽较相近，但外壁纹饰在扫描电镜高倍放大下，显现了各种的姿态，为其种间鉴别提供了有用的依据。根据外壁纹饰的差异和厚薄，结合沟的宽窄长短、沟缘形状、沟底的结构以及花粉的大小尺度等是可以作为分种鉴别之特征的。丹参花粉大小为41.96(35.84～49.25)×35.96(31.36～38.08)μm。花粉粒椭球形、圆球形、扁球形，以椭球形为多见，极面观时为椭圆六裂片状；具6沟，沟几乎平行分布，沟长，几乎达机沟宽3.5～5μm，沟缘粗糙，当扫描电镜放大10000倍时，沟底显颗粒状，颗粒形状大小不一。外壁二层，厚约1.5～2μm，二层等厚或外层厚于内层，光学显微镜下，外壁显不均匀的细网状纹饰，光切而基板结构较细。在扫描镜下外壁里多角形的纹，网眼较浅，四脊较粗，网眼具多孔，孔数2～7个，孔深浅不一，为椭圆形或不规则的圆形［2］。
3理化学方法鉴别
3.1根据丹参所含的化学成分进行鉴别经过大量分析研究说明丹参所含化学成分中二萜醌成分与系统发育有密切关系，二萜醌类化合物组成的不同可以作为种类鉴别的依据，根据二萜醌成分含量的多少对丹参组作丹参的药用植物的亲缘关系进行划分，校正植物形态分类系统［2］。
3.2薄层色谱鉴别林佳等［9］采用薄层色谱定性鉴别的方法比较后指出在同一展开系统的条件下，无论是野生还是栽培品种，丹参的一些主要成分相同，以此可以作为识别丹参药材真伪的参考依据。曾懿等［10］也用薄层色谱鉴别的方法通过观察色谱图斑点的位置对丹参和滇丹参进行鉴别。
3.3紫外吸收光谱鉴别颜素琴等［11］运用紫外光谱鉴别的方法，丹参在253，277nm两处有吸收特征峰，而甘西鼠尾在264，248，218，203nm4处有吸收特征峰。作丹参使用的药材紫外吸收光谱的范围不同，据此可以对两者进行鉴别。王媛媛等［12］在麻花艽与丹参鉴别中取麻花艽横断面，置紫外光灯(365nm)下观察，显黄白色或金黄色荧光。取丹参粉末处理后置紫外灯（365nm)下现察显亮蓝灰色荧光。
3.4紫外导数光谱李海鹰等［13］研究认为丹参与番薯根的石油醚、甲醇及氯仿提取物的零阶和二阶导数光谱均可用于二者的鉴别。
3.5丹参药材的近红外漫反射光谱模式识别法鉴别刘沭华等［14］近红外漫反射光谱模式识别法可以有效地应用于中药材自动鉴别、递归支持向量机等方法可以有效地完成自动分类和特征谱段选择。刘荔荔等不仅显示出近红外光谱数据的线索，采用近红外漫反射光谱(NIRTDRS)技术结合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法，对9个产地的丹参药材与同属其他9种植物进行了鉴别研究，通过NIRTDRS方法得到的药材化学成分信息，通过聚类与判别分析，不同种丹参药材的NIRTDRS丹参及属内植物为根茎类药材，其根茎中除含有大量的纤维素、淀粉等外，其他化学成分主要分脂溶性的其结果与化学成分测定一致。NIRTDRS用于不同种丹参药材的鉴别，方法简便、结果可靠。
3.6指纹图谱鉴别（HPLC法）中药指纹图谱是在制定中药质量评价的过程中针对中药中成分的复杂性以及缺乏用以鉴定成分所需的化学对照品这一症结而产生的一种方法，它是指某种(或某产地)中药材或中成药特性的共有峰的图谱。高效液相色谱(HPLC)具有色谱稳定性好、柱效高、应用范围广等特点，是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中常用的手段。用于中药材品种的丹参的品种鉴别是用药的重要问题，同属中都包含许多品种，能入药者往往只是其中几种。对丹参等几种中药指纹图谱与代谢指纹图谱研究的结果，指出不同产地的药材在指纹图谱上存在较大差异。
粟晓黎等［15］以鬼臼所含毒性成分为分析对象，得出HPLC指纹图谱分析法可简便快速地鉴别区分鬼臼(桃儿七)、龙胆、威灵仙，并可以用于不同来源鬼臼的鉴别。这种方法已被应用于不同来源药材的鉴别。李磊等［16］运用HPLC技术，将相同条件下的指纹条形码进行比较结果证明能够对丹参的道地性进行评定。
4分子生物学鉴别方法
4.1RAPD鉴别法随机扩增的多态性DNA（RAPD）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物种鉴别［17］。郭宝林等［18］对山东，四川中江，河南卢氏，河南灵宝等地的丹参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对不同地域丹参进行了亲缘分析。王大威等［19］在采用RAPD分子标识法对防风P.dielsianumFeddeexwolff，前胡PeucedanumledeboruieuoidesK,T,Fu，葛缕子CurumCarvil进行亲缘关系分析，后进行聚类分析，构建聚类关系树结果表明，RAPD法可准确鉴定正品防风及其近似种。
4.2DNA遗传标记技术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技术的日趋成熟，从遗传DNA分子水平检测生物遗传多样性并进行分类与鉴定已成为可能。DNA分子遗传标记技术具有快速、微量、特异性强的特点，且不受生长发育阶段、供试部位、环境条件的影响，已在中药鉴定学研究中展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20］。
我国丹参植物资源丰富，分布范围遍及全国，但其中混用作丹参使用的同属药材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对丹参资源的鉴别、分类十分重要。鉴别的方法涵盖了植物形态学、植物解剖学、薄层色谱以及指纹图谱等多种现代科学方法，通过对丹参的鉴别可以对作药材使用的丹参进行筛选，保证丹参的使用能够更加规范和有序。
【参考文献】
［1］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典［S］.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2.
［2］徐任生.丹参生物学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23.
［3］肖培根，杨世林.药用动植物加工技术－丹参［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71.
［4］杨宏,韩树欣.丹参的鉴别［J］.时珍国医国药，2004,7(15)：417.
［5］张月江,赵淑明.四种不同产地丹参的质量考察［J］.时珍国医国药，2003,1(14)：18.
［6］张军伟,白明.丹参及其伪品的鉴别［J］.河南中药学院学报，2004,19(2)：32.
［7］李征北.中药丹参及其伪品续断的鉴别［J］.基层中药杂志，2001,1(15)：38.
［8］何广新,李忠琼.丹参和紫丹参的比较鉴别［J］.中药材，1996,19(7)：342.
［9］林佳,徐丽珍,杨世林，等.不同产地丹参中丹参酮ⅡA的含量比较［J］.中国中药杂志，2002,27(2)：153.
［10］曾懿.丹参与滇丹参的鉴别［J］.大理学院学报，2001，10（4）：封3.
［11］颜素琴,宋晓琳.丹参与甘西鼠尾的比较鉴别［J］.中药鉴定，1998,25(10)：28.
［12］王媛媛,曲德斌.麻花艽与丹参的鉴别［J］.时珍国药研究，1993,2(5)：25.
［13］李海鹰，胡乃合.丹参与其伪品番薯根的鉴别［J］.山东中医杂志，2001,9(20)：551.
［14］刘沭华,张学工，孙素琴，等.中药材产地的近红外光谱白动鉴别和特征谱段选择［J］.科学通报，2005,50(4)：393.
［15］粟晓黎,林瑞超，王兆基，等.中药鬼臼毒性成分HPLCUV指纹图谱分析方法研究及与威灵仙龙胆HPLC图谱比较［J］.中成药，2000,22(12)：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