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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范文1
对此，食品龙头企业正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通过科技研发和科学管理延展产业链，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战略图谱
为什么要进行食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治告诉《中国名牌》：“我国食品供给体系总体呈现中低端产品过剩、中高端和个性化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消费者对国外产品的依赖程度高。特别是在当前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下，深入推进食品行业供给侧改革，是实现食品行业健康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供给侧改革风向标，指向了食品行业天然、绿色、营养的发展方向。加多宝强调，食品行业存在产品生命周期短、创新不足、同质化严重、跟风性强、消费者信任度下降等问题。供给侧改革力克行业顽疾，要求企业持续推动技术的进步及设备工艺的精进，给行业开了一副良药。20年来，加多宝精耕细作，以“工匠精神”打造加多宝凉茶和昆仑山矿泉水两大品牌产品，满足消费者对食品的高标准、严要求。
供给侧改革，不是政府的独角戏。“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供给侧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加多宝集团相关负责人称，“政府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成本、税费成本；企业也要优化内部管理，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利用好凉茶行业逆势发展的契机。只有两方面劲往一处使，形成改革合力，才能促使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
短板攻克
供给侧改革为食品企业带来的是产业链的延展和产业发展的精准化运行。中研普华研究员叶奋强调，食品行业供给侧改革，意味着食品行业由生存型消费向健康型消费转变，由满足基本的生活要求向基本保障食品安全、健康和满足食品消费多样化转变。只有结合市场需求梳理资源投入和配置，企业才能找到最优方法应对消费大环境的变化。
“审视中国食品工业短板，必然追溯到作为原材料之农产品的质量问题。”刘治指出，“对于已初步实现现代化的食品工业来说，建议加快融合现代化农业，加大对原材料基地的投入，加强对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初级加工的力度，建立安全追溯制度，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同时，供给侧改革鼓励企业以国际通用标准为参考，与国际接轨。”
“对此，九三粮油一方面直击原料产地，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企业采购、生产成本，从而形成采购――生产――营销的短线扁平化产业链；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剥离不良资产，建立企业防火墙，增强抗风险能力，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创新转化和产品体系建设。”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科技领航
现代食品业的供给侧改革，强调科技研发和转化能力的提升。“比如引进和发展营养需求研究、感官科学研究、原料成分研究、包装材料技术研究、风味技术研究、微生物控制技术研究的实施应用，将有助于向高附加值的两端或者全产业链发展，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需求。”刘治说。
“通过科技研发，初加工原料型食品企业可延伸至深加工产品甚至终端产品，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空间，从而实现供给侧改革目标。”汇源果汁集团副总裁李生延对《中国名牌》说，“汇源加大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研发新技术、新品种，为水果、蔬菜、农产品等创造较高的产品附加值。在上游，汇源果业、汇源农业作为产业基础，为果汁产品生产提供了原材料保障。在下游，汇源直营公司、经销商运营体系日渐成熟，为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可能。”
供给侧范文2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产能过剩，产品积压，人们都在抱怨国内需求疲软，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不强。事实果真如此吗？日本民众为中国游客的强大购买力而惊叹，形容中国游客赴日扫货盛况的“爆买”一词被评为2015年度日本社会热词。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国游客的购买力同样令人惊叹。
然而，中国消费者在中国国内市场却显出疲态。消费者不去购买国内市场上堆积如山的商品，却舍得将大把钞票抛撒海外，这说明我国的消费需求已经升级，而企业却依然在无视需求变化而盲目生产。市场上不需要的产品却还在生产，市场上不需要那么多的产品，却在超越需求规模地大量生产。事实一再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因此产品价格再低也没人买。这样看来，问题都出在供给侧，由此造成的产能过剩，导致中国经济的供需关系被严重扭曲。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要求，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这一要求，既点到了应对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关键，也明确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意味着我国经济政策将发生重大转向。
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前提是要准确把握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世界上最难把握的变化却又是社会需求的变化，既有现实需求，更有潜在社会需求，现实需求往往是由潜在需求变化而来，这要求供给侧必须对社会需求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及时发现潜在需求，并通过高质量的新产品将潜在需求变成现实需求。
在现实中，不少企业对社会需求患有严重的麻木症，因此，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要提高市场主体对社会需求的敏感性，提高发现潜在需求的能力，提高满足新需求的能力，真正知道“生产什么、为谁而生产”。
“生产什么、为谁而生产”，这是古往今来经济活动中供给侧都要面临和解决好的核心难题。严格地说，在多数情况下，需求疲软不是需求本身的问题，而是供给侧的问题。而我们往往过度去管理需求、刺激需求，从而忽视了供给侧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如果忽视了社会需求的变化，也就脱离了“生产什么、为谁而生产”这个核心。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本质上仍是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如何调整与升级，虽然大有学问，但也非常明朗，那就是必须根据需求结构的变化来调整。当然，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医治供给侧的麻木症，增强供给侧对社会需求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性。一旦供给侧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大幅度提高，真正能够让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消费需求，方可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
供给侧范文3
2015年9月，中财办主任一行到浙江调研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表示特色小镇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符合经济规律，注重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比较优势和供给能力。同年12月24日，在中央财办《浙江特色小镇调研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
2016年10月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浙江杭州召开特色小（城）镇建设经验交流会，推广特色小镇建设经验。
截至目前，浙江省已经成功完成了两批79个特色小镇的创建工作。而特色小镇也为浙江这一年的经济转型贡献了巨大力量。拿杭州而言，2015年，浙江省杭州市GDP达10053亿元，成为国内第10个万亿元级城市。
据统计，2015年浙江省首批37个特色小镇的新入驻企业达3207家，完成社会投资超过1500个亿。在众多支撑杭州发展的引擎中，梦想小镇、基金小镇、云栖小镇、贸易小镇等特色小镇作为杭州市创业创新的重要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色小镇之所以在浙江省得到长足发展，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浙江是全经济大省、私营经济强省、消费经济强省，关键是块状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区域经济发展均衡，具备特色小镇发展的一切根植性条件。
第二，吴越文化体系魅力不断彰显，名胜风景强省优势突出，文化及旅游根基深。
第三，以浙商群体为代表创新拼搏的精神，是全国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特色小镇正式他们施展拳脚的优质空间，他们创造了浙江如今的辉煌，他们更有创造未来的实力。
因而，浙江实践赋予了特色小镇全新的内涵。特色小镇聚焦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七大新兴产业，是浙江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浙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举措，俨然已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载体。
而PPP方面，随着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PPP政策的密集颁布以及各省市PPP项目的不断推出，我国的PPP市场也已正式进入到大规模运行阶段，由此带来了城市开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旅游文化、养老医疗领域政府治理、财政管理、商业模式、开发机制、投资机制、金融机制的全面革新。未来将有数万亿级规模的项目将引进社会资本，而PPP也将成继土地财政、融资平台之后新一轮地方基础设施资金的重要来源。从发展上来看，特色小镇的建设与PPP的结合必将逐步普及并绽放异彩。
为推进特色小镇与PPP模式的进一步融合，帮助特色小镇项目投融资单位了解新常态下国家重点鼓励的项目、领域、政策和模式，解答PPP投融资模式存在的困惑与难点，分析筛选各地特色小镇优秀招商引资合作项目并提供咨询、融资服务和推荐合作伙伴，提高PPP项目合作和特色小镇的对接与运营成功率，中国房地产杂志社、浙江省首届特色小镇展示会组委会决定在3月中旬联合举办“2017特色小镇+PPP高峰论坛”，此外，“浙江省首届特色小镇展示会”也将同步盛装启幕。
供给侧范文4
在杭州市余杭县仓前镇，菜农张得新每周要向城里20多户家庭供应三次新鲜蔬菜，每月收入超过5 000元。
四年前，张得新参与到浙江大学及其下属城乡合作社发起的农业实践中。这项实践项目叫“小美合作社”，以农民增收为导向，一头连接菜农，另一头则连接消费者，着力于解决优质农产品的供需矛盾，并试图构建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
小美合作社提供了两种构架，一种是以老张为代表的模式A，采取1个农民对接N户市民家庭，以农民为中心，形成一个类似专属社群的菜友单元。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耕作面积在15亩以下，以农民家庭或个人为单位的农业种植，强调的是精耕细作、高品质的农产品，同时也要确保农民的收益。
不论品种，老张的每种菜定价都是30元一公斤，偶尔供应的土鸡蛋、土鸭蛋、自己腌制的笋干价格更高些。每周二、周四、周日中午11时30分，老张的菜会准时在“浙大小美合作社”的微信公众号里上线。因为数量有限，一些卖得俏的品种要靠“抢”。
另一种模式B，则是小美合作社上线的其他单品。比如：来自陕西洛川的红富士苹果、山西榆林的小米……与老张的配送受限不同，模式B的单品辐射到全国，合作农户也不限于浙江本地。
在小美模式里，农人与菜友在平台上建立链接，农人知道给谁种菜、对谁负责；而菜友知道是谁种的蔬菜，并可以向农人提出定制化需求。价格方面，根据农民耕作成本和收益要求、菜友的价格接受程度进行制定，菜友和农人双方都可以在平台上看到每月的花费或收益。
小美合作社的价值在于，通过“农户+市民”的城乡互信合作社群，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具有持续黏性的产销对接。
产业链的想象力
传统农业产业链，上游主要集中在生产和农资贸易环节，中游集中在农产品加工环节，下游集中在农产品贸易环节。
然而，互联网、人才、资本、技术的集聚效应，带来了整个产业链的颠覆与重构，从“空间、时间、成本、安全、个性化”五个角度全面改变农业生产和消费。
贯穿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改造与创新，在上中下游分别呈现出以下特点：
1.生产的标准化和农资的电商化
互联网和现代科技融入农业，提升了生产环节的可控性和规范性，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自动化和标准化，从而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和供给的精确性。
农资是农业生产中投资最大的一块，电商化大大缩短了农资交易的中间环节，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农业的抗风险能力。
2.加工环节的数据化
农产品加工商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加工环节的数据化趋势是实现农产品的全程可追溯。以肉制品企业为例，通过数据管理系统，可以打通上中下游信息，每一批次的肉制品都能追溯，从而实现对产品的数据化管控。
3.销售渠道的扁平化
在传统模式中，农产品从田地到餐桌要经过菜农―收购商―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市―消费者等多个环节，层层加码，价格自然较高。而沱沱工社、菜篮网等生鲜电商将流通环节缩短为农场―平台―消费者三个环节，价格随之降低。另外，生鲜电商还重塑了以往的产销关系，可以通过大数据准确把握消费需求，再据此组织生产，调节上游，打造按需生产的经营模式。
再谈产品
产品是整个产业链的基石，最终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农产品品质，决定了产业链的优劣。除了在生产端控制质量，在消费端打造品牌同样重要。
有品类无品牌，可谓中国农特产品的集体痛点。没有品牌也就意味着农特产品没有溢价能力，在市场上没有话语权。如何做品牌？
1.人人都爱听故事
农特产品的故事性很强，独特的地理条件、人文背景、历史典故、产品知识等都可以把农产品包装得特点鲜明。
比如，农特产品电商“维吉达尼”，组织维吾尔族农户建立专业合作社，销售葡萄、枸杞、大枣、杏干等新疆特色农产品。维吉达尼以当地合作农户名义实名微博，将农产品特征和农户故事进行传播，同时将生产农户的肖像和档案印在产品包装上，结果不仅农产品大卖，维吉达尼品牌知名度也迅速提升。
这种以农户生活为中心的真实故事传递出两方面价值：其一，这些农产品是天然、原生态，安全可靠，可以放心食用；其二，用户品尝优质农产品的同时，也是在帮助新疆农民脱贫。
2.吃货是个圈
生鲜电商“伯果儿”主打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特产品，通过组建“美食俱乐部”和“吃货在线”社群，汇聚资深美食达人。伯果儿让美食达人推荐自己家乡的好产品，并组织人员去采购，然后在吃货群里对新产品测评，达到85%以上的好评率便会上线。
这样一来，每款产品均由达人甄选和推荐，真正做到了“发现美食、体验美食、分享美食”。这种媒体属性将伯果儿的产品和品牌无限扩散，有效解决了美食入口和传播出口的两大问题。
把用户社群化，通过C2B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到产品的甄选、生产和传播中，是农产品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方式。
3.母鸡带小鸡
对于区域性农业企业来说，靠单个主体去打响品牌并非易事；而抱团进行品牌整合，可能闯出一条新路子。
浙江丽水有茶叶、食用菌、笋竹等九大农业主导产业，2 800多个农业品牌商标，但单个品牌的知名度并不高。2014年，在当地政府主导下，丽水通过创建综合类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将优质农产品进行整合，以统一品牌形象面向消费者。
这种“母鸡带小鸡”的方式，既体现了政府背书的权威性，又降低了生产主体进入市场的成本，实现子品牌产品溢价。运作两年，“丽水山耕”声名鹊起，加入其中的当地农业企业超过140家，实现销售逾11亿元，产品平均溢价30%以上。
供给侧相对论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率和农业产品的竞争力，这也是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改革的重点。
从2004年到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却呈现出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相。究其原因，就在于有效供给没能很好地适应需求变化，导致农产品供求出现结构性失衡，所以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突破，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认为，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在于：
第一，必须使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起作用，让农产品的定价主要由市场决定。
第二，必须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目前，粮食生产最大的问题就是大豆和玉米。小麦、玉米等亩产迅速增加时，大豆的产量始终不见大幅增长，究其原因还是科技投入过少。我国大豆的品种、栽培技术都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农产品缺少竞争力。所以，应当重点发展农业科技，推进科技创新。
供给侧范文5
关键词：滞胀 萨伊定律 拉弗曲线 激进派供给经济学 温和派供给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2-043-02
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很难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经济学派兴起。供给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从供给方面强调税收对产量、劳动供给、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刺激作用，实际上是一种与凯恩斯需求学派的财税政策完全对立的主张。
一、供给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凯恩斯理论中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投资、消费与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拉动，在需求侧管理者看来，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扩大需求，具体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出口需求。刺激这些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失业与通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持续出现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的局面，到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高达7.1%（见表1）。
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一方面被认为是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供给学派经济学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
供给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复活了古代的萨伊定律，即供给会创造出自己的需求。任何产品的生产除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求以下，其余部分总会用来交换其他产品，即形成了对于产品的需求。任何数量的储蓄都会全部用于投资。李嘉图曾谈到：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需求是无限的，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润，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所有商品都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
整个供给学派按观点又可分为以美国经济学家有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为代表的激进派供给经济学，和以M・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为代表的温和派供给经济学。
激进学派的代表人物为阿瑟.阿弗，是里根执政期间的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因其提出“拉弗曲线”而得名。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拉弗曲线如图1，图中税率到E点时，税收收入达到最大，超过E点后，税收收入反而随着税率的上升而降低。图中D、F两点税率不同，税收收入却相同。图中AEB的阴影部分被供给学派称为“”，“”内的税率与税收收入负相关。
温和派供给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则为M・费尔德斯坦，其在1986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中撰文写到，供给主义不过就是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扩大生产能力、减少政府干预、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基本思想，所以M・费尔德斯坦说，在听说供给学派这个名词之前，包括他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早已是供给主义者了。因此M・费尔德斯坦认为，供给主义有“新”、“老”，像他这拥氖恰袄稀惫主义者，而大家所熟知的供给学派是“新”供给主义者。两者在政策主张上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在对供给政策的预期和实际效果上。“老”供给主义者认为减税等激励政策是长期政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起显著作用；而“新”供给主义者对于供给政策的短期效果非常乐观，认为可以不付出失业代价而降低通货膨胀、减税也不会造成预算赤字等等。
二、供给经济学在西方的实践
在美国面临“滞胀”困局的时候，里根上任后，接受了供给学派的建议，采用的措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减税，二是废除政府管制。
里根执政期间，分别在1981年和1986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颁布了经济复苏法案。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将个税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规定从1985年开始实行个税与通货膨胀挂钩，大大减少了纳税人的负担。公司所得税方面，实行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等措施来减税，刺激投资。1986年里根签署了美国参众两院批准的修正税法，强调税收中性原则，简化了税制。在个税方面，将最高税率从50%降至28%，同时将最低税率从11%提高到15%，将原来的15个收入等级归并至4个收入等级。在公司税方面，进一步延长了设备和房地产折旧年限。根据这一法案，降低了个人所得税，改变了过去30多年来税率越定越高、特惠越来越多的情况，它实际上是大规模减税和局部增税的结合，既使中产阶级得到实惠，又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里根政府在废除政府管制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航空业。当时美国的航空业有非常严格的进入管制，政府数年都不批一条新的航线，导致行业的垄断度很高。除了进入管制之外，政府还搞价格管制，不准航空公司降价。里根上台后根据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废除了航空业的进入和价格管制，不几年间廉价航班爆发式增长，美国航空业迎来了繁荣期。
因此，“里根减税”不仅仅是减税，而且是改革。减税也不是里根政府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放松管制、平衡预算、降低通货膨胀同样是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标，其真正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带领美国走出滞胀，而是要彻底扭转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恢复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以实现美国长期的增长和繁荣。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较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见表2）。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的平抑了通胀，通胀率由上任初期的13.5%控制到1988年的4.1%较低水平。从1983年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至1988年GDP的增速都保持在3%以上的水平。失业率也从上任初期的7.1%下降到1988年的5.5%。而且正是由于当年废除暴利税，才让硅谷起死回生，才有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之时IT革命的收获期。
但是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自1981年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里根注重的平衡财政预想一直未能实现。因为大规模的减税和增加国防预算使得原本巨大的财政赤字不见缩小反而愈加庞大。在里根执政的八年间，美国财政赤字累计达到16673亿美元，是以往美国历届总统204年间财政赤字的1.8倍。由于里根的导致高预算赤字，为了控制通货紧缩货币供应量，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以弥补赤字。1982年美国还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到了1986年便成为世界最大负债国了。
三、供给经济学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入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下行的态势，整体上看，我国经济出了“四降一升”的状况，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中国供给侧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如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国内消费下降，境外消费需求却大幅增加。于是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指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行“三去一降一补”，即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国的经济要从供给侧发力。
但是，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与西方的供给经济学混为一谈。
首先，供给经济学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的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走创新型国家之路、鼓励创业、加快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等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诸如低端供给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增加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用性和灵活性。
其次，供给经济学思想方法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略需求。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需求侧的问题是投资和出口增速下降，供给侧的问题则是供需错配，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单纯的需求管理无法解决当前的外需和投资乏力的问题，还可能带来公共债务上升，金融经济风险增加等不良后果，强调供给侧改革可以促进结构性改革、提升科技实力、增加中高端产品供给能力、增强有效供给、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与适度的需求管理相互配合。
最后，供给经济学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的五大政策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政府和市场都是现代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发挥其各自应有作用，实现“双到位”。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务、监管市场运行的主体，也是部分特定领域的供给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完善社保保障制度的时期，如完善农村社保制度、农民工城镇化等，本阶段若生搬硬套供给经济学，压缩社保开支，不符合中国国情。
参考文献：
[1] 戴慧.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中国经济报告，2016（3）.
[2] 贾康等.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财政研究，2013（1）.
[3] 胡希宁.供给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经济观察，2016（1）.
[4] 方晋.供给经济学的前世今生.搜狐财经，2015（12）.
（作者单位：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肇庆 526100）
供给侧范文6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这一概念出现之后，无论是官方表态还是民间舆论，围绕“供给侧改革”的讨论层出不穷。
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改革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关口，短期需求管理虽然还有一定的空间，但已不能适应未来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适时转向供给管理，做到供求平衡，以创新升级的新供给满足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新需求。”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冯俏彬认为，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内容是制度改革，就是要对政府在劳动力、创新等多个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进而推动市场体制、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完善，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力。
“供给侧改革”背后是治理思路的调整
11月10日，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11月17日，国务院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号，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在冯俏彬看来，这一概念在短时间内被高频提及的背后，是高层在经济治理思路方面的调整。
“供给侧改革实质上是结构性改革，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含义，是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的重大调整。”冯俏彬指出。
冯俏彬的判断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的观点一致。杨伟民在今年的财经年会上指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是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灵魂和本质。
这意味着经济政策将从需求侧管理上一直提倡的“三驾马车”开始转向。
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管理与宏观调控总体而言秉持的是“三驾马车”理论――投资、出口、消费。
“应当说，需求管理对于中国经济腾飞曾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现在也还在起一定的作用，比如，前段时间为止住经济下行而祭出的加大政府投资和‘双降’的大包。但之后的效果却表明，以前效果显著的措施现在开始减弱。”冯俏彬说。
相关的数据为冯俏彬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10月19日举行的2015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会的信息显示，“三驾马车”中的各个动力源的表现并不一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94531亿元，增速比上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出口102365亿元人民币，下降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6080亿元，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
投资和出口的增速都在回落，而消费的增速也还不够明显。需求管理效果的减弱，要求经济政策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
“究其原因，是因为需求管理属于短期经济管理工具，只能在一系列既定条件下起作用。一旦这些条件发生变化，这种方法便不再那么灵验。例如，经济进入重大技术变革或转型升级的长周期，原来好使好用的需求管理就进入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怪圈。”冯俏彬认为，需要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来应对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
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业则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国家统计局11月10日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已连续44个月负增长。
“与增速下行压力相比，工业企业利润超过一年的负增长更具挑战性，持续下去将会加大金融财政风险压力。为了摆脱这种困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低效率洼地’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集中于要素市场的改革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
改革已在进行
对于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0月在广东考察期间的讲话可以看出。
“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指出。
相关的数据显示，产业结构调整的改革也已初步显效。
截至2015年10月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有所优化，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7‰
产业层面的调整，只是供给侧改革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围绕供给侧方面的改革已经推进多时。
“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PPP等方面的部署，其实是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的配套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是供给侧改革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平台。”冯俏彬说。
但这些改革仍然不是“正餐”。
“已有的经济理论认为，在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供给一侧，主要有五个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几个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冯俏彬认为。
在冯俏彬看来，要想对供给侧的体制机制实现优化，势必要对这五个要素的领域进行改革，即：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实施人力资本战略；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通制度；深化金融改革，全面解除“金融抑制”，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切实为企业生产经营“松绑”；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最终要落到结构改革上，政府要在某些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让准入更加便利，让更多社会资本能参与投资甚至主导投资，同时确保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能有合理回报。
杨伟民将改革的重点指向了具体的领域，称推动经济结构改革要打好四个“歼灭战”，即化解过剩产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
供给与需求仍需同时发力
值得注意的是，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要排斥需求侧的改革，而是一种重心的转移。以中长期调控为目标的供给侧改革和以短期调控为目标的需求侧改革，都是激发经济潜力的重要手段。
“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管理不是简单的管理转移，更不是以供给侧否定需求侧，而是把两者更好结合、优化处理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表示。
贾康指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主张取消对需求侧的重视，还是应该给予需求管理必要关注，进一步适当扩大总需求，释放新需求，但同时，要特别注重创造新供给，打开需求潜力和经济活力释放的空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刘世锦认为，供给侧改革并不是“三驾马车”的替代措施。供求是双方面的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而且这种新的需求更可靠、更实在、更具有可持续性。
“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创造出新的需求。”刘世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