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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范文1
一个共识是，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口，给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首次出现劳动人口（15岁到59岁）绝对数下降。未来五年至十年，中国不仅面临劳动人口的下降，而且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将变得更加严重。根据联合国的老龄社会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超过7％即算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而中国在2011年底老龄人口比率已经占到9.1％，并预计在2020年可能上升到16％左右。
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绝对劳动人口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无疑有负面影响。从这方面而言，笔者非常支持中国尽早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政策的改变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人口问题在未来十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究竟有多大？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或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即在一个二元经济社会，第一阶段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大量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第二阶段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连接这两个阶段的交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比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刘易斯拐点”，日本经济自此进入失落的20年。
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尽管会造成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但并不能据此简单推断中国即将进入“刘易斯拐点”，或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变为人口赤字。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日本当年有一些根本不同，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减轻人口问题在未来十年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不高。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5％，而日本在劳动人口开始出现下降时（1995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8％。
中日在就业结构方面存在差别。在讨论“刘易斯拐点”的劳动力供应方面，有两个比例非常重要，一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个是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在日本，这两个比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非常稳定，而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更一直保持在90％以上。所以当适龄劳动人口出现下降时，也就同时意味着非农业部门劳动人口的下降。
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内，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而支持人口红利的主要因素是就业人口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在1980年仅占31％，到2011年上升到65％。这一比率离最终目标显然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尽管中国将面临劳动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现代工业部门仍然有可能从农业部门获得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不一定马上会到来。
然而，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年轻劳动力在农村留守人员中的比例已经很低，而且沿海地区用工荒的问题也屡有报道。那么，未来十年的劳动力供给来自哪里？
这一矛盾现象的症结在于“半城镇化”，也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后，并不能转为城市户口，从而无法享受城镇户籍人员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养老等方面的福利。因此，这些农民工往往在城市工作到35岁－40岁后被迫放弃工作或返乡，其工作由更年轻的农民工来替代。毫无疑问，这种“半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浪费。
据统计，2010年中国这一类“半城镇化”人口的总数约为2.1亿。如果能更有效地利用这部分劳动力，无疑将会为中国人口红利的延续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人口问题范文2
关键词：城市；贫困人口；原因；途径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2月18日
在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城市的贫富分化问题日趋严重，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口沦为贫困者。而且这部分人口呈上升趋势，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城市贫困人口已达5，000万。这既影响城市的安全与稳定，也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所以，政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铺平道路。
一、城市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1、下岗、失业是导致贫困的最主要原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已经广泛应用于企业的生产与经营。首先，由于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技术的创新、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必然使得就业的岗位相对减少，部分劳动力找不到就业岗位，沦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其次、转型时期企业结构调整，经济效益下降，造成下岗职工增多。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统包统配制度，累积了大量的冗员，生产效率低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必须合理配置资源和劳动力，所以减员裁员、下岗分流就是必然的手段了。这些下岗职工就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如果他们还有抚养赡养的对象，那么其生活就更加贫困了。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对劳动者的文化层次、素质以及技术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而城市中的部分劳动者由于自身文化层次、素质低下，所以他们无法胜任高科技条件下的工作，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此外，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给城市就业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部分城市劳动力成为失业人口。
2、昂贵的教育、医疗费用，使部分劳动者陷入贫困。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小学、中学教育所需的费用不菲，大学的学费也居高难下。而学历在求职和待遇问题上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使子女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较高的学历，家长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向银行贷款等，最终背下沉重的债务，陷入贫困之中。此外，高昂的医疗费用也是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新的医疗保障制度仍在探索与不断的改革之中，一旦患病，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或失业者沦落为贫困者。为了节省医疗费用，那么小病就有可能拖成大病，最终陷入彻底贫困。
3、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境况不佳者最终也沦为城市贫困人口。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使得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程务工者日益增多，成为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农民工文化层次低，素质低，他们进城后很难与城市中的劳动力竞争，加上目前城市中本来就存在许多下岗职工，所以这些农民工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而待遇又极低的工种，勉强在城市维持生活，最终也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
4、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我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仍然会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有缺陷和漏洞，使有些人利用这些缺陷和漏洞，使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掠夺弱势群体的资源，比如企业压低工人工资、在城市拆迁过程中掠夺财富、社会保障覆盖面小、保障金额低、社会保险的种类也偏少等等，这些必然导致那些靠社会保障生存的人的生活、消费水平均远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从而使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沦为城市贫困人口。
二、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途径
1、扩大就业，并为再就业创造条件。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积极支持部分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就业机会，使城市贫困者有工作，从而摆脱贫困。同时，要鼓励下岗职工和失业者改变旧观念，让其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掌握相关的知识与技术，自主择业，政府在这方面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采取相应的政策，加强职业介绍、指导、培训等。此外，应改革原有的用人制度，灵活用工，对于失业和下岗人员，可以引导其以临时工、钟点工等方式就业。而且，还应继续发展中小型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已不可能完全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希望其吸纳更多的失业人员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发展中小型企业，才能吸收大量富余人员，解决就业压力问题。还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富余人员，防止农村大量富余人员涌入城市，增加城市就业压力，这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就业问题、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重要途径。它使下岗失业者有了基本生活来源，同时也能改变人们的择业观念，使劳动者愿意到中小企业就业，还能为下岗职工、失业者提供再就业机会。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还是低水平、覆盖面小、漏洞多，所以必须不断进行完善。首先，应该积极调整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针对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应该向低收入者倾斜，使其生活有所保障；其次，扩大社会保障面，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安全网”，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所有的劳动者都覆盖在安全网内，提高劳动者的安全感。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适应各类企业劳动者的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一致、专款专用的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最后，应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使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有法可依。
3、建立扶贫的检测体系和管理体系。为了能够准确掌握失业率、下岗职工具体动态等情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建立相关的检测体系，及时了解情况并进行相应的调控，对症下药。然后，再由政府部门建立城市扶贫管理体系，使扶贫工作持之以恒，使扶贫工作制度化和社会化。同时，为了使扶贫工作社会化，政府应鼓励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这项工作，使全社会都关注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介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脱困工作。
4、建立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网络系统。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务工，这不仅影响农村社会安全与稳定，同时也增加城市就业压力，影响城市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所以，应建立城乡之间经济要素双向流动的网络系统，改变目前单向流动的格局，使城乡互助、共同发展，又能够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当然，这方面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并且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城乡共赢，共同发展。
5、提高城市贫困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相关部门应该对贫困者进行必要的再就业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其文化水平和技能，使他们能够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贫困者子女如考入高等院校，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补助，院校也应尽可能地把奖学金向他们倾斜，使他们在校安心学习，金融机构应尽可能地向这部分学生提供低息教育贷款，使他们完成学业。这些措施必然提高城市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摆脱贫困。
总之，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问题，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多管齐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这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刘玉亭.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科学出版社，2005.
人口问题范文3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人口问题范文4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本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人口问题范文5
一、城市贫困人口的概念
(一)城市贫困的定义
在国内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中国城市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城市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
(二)城市贫困人口的概念
根据国家标准，通常认为城市贫困人口是指，收入低于所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非农业人口。而对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有多种方法，包括恩格尔系数法、市场菜篮子法和生活形态法等，这些方法都是从绝对标准出发的。而相对标准通常是根据居民家庭抽样调查的资料，按家庭收入水平从高到低顺序排列，然后按照一定的百分比分成若干等，最末等即为贫困户。
二、现阶段城市贫困人口的现状
(一)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状况
1 社会构成。大体可分为四类人员：第一类是“三无”人员，即长期以来由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救济的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人或法定扶养人无扶养能力的居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政对象，第二类是贫困的失业人员，即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居民，第三类是贫困的在职和下岗人员以及离退休人员，即在职人员领取工资、下岗人员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人员领取离退休金或养老保险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居民；第四类是其他的贫困人员，即由于除上述以外的其他原因而使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居民。
2 性别与年龄构成。一般来说，由于城市女性人口在实际生活中与男性人口相比就业机会较少、收入较少、教育程度较低、专门技能较差，而老年丧偶者又较多(因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等原因，因而大城市贫困人口总体上是性别比偏低，即女性比重较高。
3 文化构成。贫困人口往往是与低文化素质的人口相联系的，在城市的贫困人口中情况也是如此。据西安市三区调查显示，在15岁及以上的低保对象中，文盲和半文盲占72.8％。
(二)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及特点
1 城市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剧，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生活、教育、医疗是影响他们脱贫解困的“三座大山”。城市贫困群众获得低保后，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用于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刚性支出增加。2006年5月，居住类价格(水电、燃气、房租等)同比上涨4.5％，其中水电及燃料价格上涨6.1％。
2 贫困人口的分布。贫困人口分布行业、区域比较集中，主要在制造业、批零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等低工资、低收入行业，中部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4.42％，西部为3.03％，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只有1.54％。
3 城市贫困出现“代际转移”。许多因为贫穷而过早辍学的年轻人，因缺乏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只能在贫困线上继续挣扎，无法担当起拯救全家的重任。导致一代人的贫穷，将有可能更加严重地转移到下一代。
4 城市贫困居民缺乏政策保障。贫困居民没有土地保障作为底线，这种贫困是绝对的赤贫，若没有进一步的政策保障，他们可能成为最贫困的弱势群体。
三、现阶段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结构调整，企业下岗(失业)职工增加。不同于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关联最为密切的就是城市居民的下岗失业问题。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推行“低工资，多就业”的政策，国家通过企业或单位向职工提供社会资源的分配。经济体制转轨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劳动力的雇佣和解聘逐渐市场化，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
(二)劳动力增长进入高峰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严峻。据资料统计，在我国12.6亿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适龄人口约为6.8亿，其中4亿多在农村，2亿多在城镇。按照农村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只能吸纳2亿多劳动力，乡镇企业再吸纳大约1亿劳动力，农村尚有富余劳动力1.4亿左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入了城镇打工行列，与城镇人口争抢本已十分有限的就业空间。
(三)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平的问题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收入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差距日益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基础上的扩大，而近几年的收入差距扩大则是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级分化。
(四)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安全网存在漏洞。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是永恒的法则，社会保障是其正常运行的安全网和稳定器，它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工具，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还难以起到稳定和调节作用。
(五)贫困人口的素质低下、劳动能力差。城市贫困人口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年龄偏大。当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比较严重，新生劳动力充裕，文化技能要求相对较高，形成了35岁以上的劳动力再就业较为困难的局面。
四、城市贫困人口未来发展趋势
(一)城市新贫困的人口结构特征将更突出
过去的城市贫困者主要集中于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的社会救济对象，人口学特征还不太突出。但未来的发展可能使贫困越来越集中在一些特定性别年龄结构的人群中，导致贫困现象的结构化。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有老人群体、部分单亲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以及弱势女性，这将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
(二)时间分布上更具集中性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20年时间。1978年前，由于铁饭碗和城乡割据的二元体制的双层保障，城市几乎是不存在贫困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层次发展，城市贫困问题开始凸显出米，正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三)构成群体多元化现象将日益突出
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城市化的推进，“失地农民”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按照目前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我国今后每年建设用地需要250万～300万亩。如果按照城郊农民人均1亩耕地推算，就意味着每年大概有250万～3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而这些失地农民中，今后生活能得到基本而有效保障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五、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对策与途径
(一)在发展中促进就业
无论农村贫困还是城市贫困归根到底都是由落后的生产力造成的。现阶段城市贫困更直接的是由于下岗失业造成的，因此积极主动地开展创业活动，为下岗失业工人创造更多机会的开发式扶贫较之单纯的救济式扶贫更易见效。为达到在发展中促进就业的目的，政府需要一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二是增加经济投入；三是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开辟第三产业的就业渠道；四是提倡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二)以制度创新治理城市贫困
一是深化国企改革，落实企业自主权，减轻企业负担：二是建立健全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加强再就业工程建设。
人口问题范文6
关键词：深圳 国际化都市 流动人口
经30多年的快速发展，深圳市从一个边陲渔村成长为中国一线城市，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窗口，在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建设国际化都市已成为深圳市新一轮发展任务，2011年深圳市政府正式出台的《深圳市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行动纲要》则进一步明确了其世界城市的阶段性目标和实施路径[1]。为了实现该战略规划，深圳此类流动人群比例较高的城市必须解决好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问题，以国际化都市战略的角度了解流动人群的现状，并制定相关改进政策。
一、深圳市流动人口现状
从1979年正式建市以来，深圳流动人口的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呈现加速上升趋势。1979年，深圳市流动人口为0.15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48%；十年之后，流动人口数超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54.22%；这一数字至1992年升至70.07%；1992年之后，流动人口比例稳步提高，在2000年达到峰值为82.19%；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流动人口约为79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77%。
深圳市已然成为吸引流动人口的热土，流动人群涌入成为城市人口增长主要的因素。未来深圳人口数量的增长将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流动人口的机械迁移。
二、深圳流动人口发展趋势
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受城市土地面积、就业机会和公共资源等限制，无法保持大幅增长态势。深圳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可利用土地面积不断缩小，土地市场上已基本无地可卖[3]，可建设用地不足将会对公共资源建设、产业发展和住宅建设产生负面的影响，制约了城市吸引流动人口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随着国家产业结构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调整和农业税取消等优惠政策，年轻人前往一线大城市打工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也使得深圳此类大城市出现了“用工荒”。
从现阶段流动人口比例的增长来看，该数值在2000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逐步下滑，至“六普”时约下降7%；流动人口数量在逐年增加的同时，增速却有所下滑。可以预测，深圳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增长将逐渐远离1979年建市之后的高速井喷状态，转而会以低速平稳的增长态势发展。
虽然深圳流动人口的增速放缓，但其基数大，发展时间较长，故流动人口将仍是深圳建设国际化都市不容小觑的因素。
三、 面向流动人口的国际化都市建设挑战
1. 人口与环境资源发展不协调
根据“六普”数据，深圳市人口密度为5201人/平方公里，是全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但深圳市的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却在全国靠后，人均水资源更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12，随着近些年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城市资源承载量近乎达致极限。
在高容积率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情况下，深圳市的人口分布空间不均衡，市中心罗湖区、福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万人，坪山新区则仅为1852人/平方公里，再加上“人户分离”现象，为深圳市公共资源建设和调配带来很大挑战。
2. 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不完善
对流动人群而言，稳定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治安是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必要条件。但深圳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机构运作并非完善，尽管有特定为流动人口服务的领导小组，也有一批专职人员在此类岗位上提供服务，但这样的机构并未纳入政府组织架构，是一种常设的临时机构，难以发挥有效的管理职能。城市治安问题也多发于流动人群，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市超过九成的者来自外地，流窜罪犯中也是外来人口占大多数，成为社会治安中的老大难问题。
四、 面向国际化都市的流动人口发展策略
1.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进行人口布局优化
在城市国际化进程中，例如纽约、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都经历了大量外来人员涌入的过程，深圳市则可以向这些大城市借鉴经验。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人口结构和质量；建设多城市中心，分散人口的集聚度，减缓城市区人口密度。例如洛杉矶的多城市中心设计，将人口有效分散，促进区域内人口均衡流动，避免向特定区域的集中。
2. 科学预测人口发展规模，合理建设公共资源
准确预测人口增长规模是制定相关流动人群政策的依据，也为未来公共资源建设提供了可靠数据来源。随着深圳的崛起发展，全世界的信息流、财富流和人口流都有向深圳集聚的趋势。人口规模扩张是渐进的过程，而公共设施的建设则是阶梯跳跃式的发展，为了可以吸引更多优质外来人口，也为了更好为流动人群服务，深圳市应在科学预测人口规模的基础上，提前布局和建设市域内基础设施，为未来发展预付投入。
3. 促进深圳流动人口的制度融合和社会融合
为实现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深圳必须重视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积极接纳每一位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力量的流动人口，不断促进其与新生活环境的融合。从制度融合方面，在保证其现有待遇的同时，制定未来城市养老、交通、生育、住房和教育政策时须将流动人群考虑在内，尽力使每一位外来人口及其子女享受平等的待遇。从社会融合方面，建立属地化的社区管理体系，为流动人群提供必要的服务，通过社区的平台加速其社会融合，同时当地媒体也应扮演好促进者的角色，肯定外来人员的贡献，宣传文化共生论，逐步引导流动人群走入主流社会。
参考文献：
[1]魏达志.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的纲领性指引――解读《深圳市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行动纲要》[J].特区经济，2011（6）：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