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黄酒文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黄酒文化范文1
1.1采种育苗
1.1.1采种。黄连生长周期长，达5～7a，黄连种子的采收有一定的选择性，随着黄连移栽后苗龄的增加，黄连开花率和结种能力也随之提高。连农对不同黄连苗龄结的种子有不同称呼，依次称为“暴生”、“试花”、“红山”和“老红山”，连农多采收苗龄大、量多质优的“红山”和“老红山”种子。在此基础上还选择植株粗大，分枝多且叶色正常无病害的黄连作为采种植株，再选择果实饱满的黄连种子作为采种对象。采收时间多在立夏前后10d的晴天，避开早上的露水，为的是避免水分过多种子难以从果壳内脱落。采种时将果实连同果柄一起剪下，轻轻搓出种子或将果柄堆放于室内阴凉处二、三天后，待果壳裂开后抖出种子，簸去杂质、扬去瘪子，或用清水选种，去掉瘪子和果壳。黄连种子有休眠特性，经半年的贮藏即可解除。贮藏环境影响着种子的存活率，低温和一定湿度的条件下则能保持种子的生命力。其种子贮藏方式有层积法和洞藏法:洞藏法是在屋舍周边选陡坡挖一洞，洞口稍朝下，以防雨水流入导致种子霉变，挖好洞后将1∶3拌有湿沙的种子用口袋装好置于土洞内，洞口置树枝荆棘防止鸟啄。层积法是在荫蔽的、排水良好的坡地挖一浅床，周围开挖排水沟，在床内先铺一层湿沙，接着铺一层3～5cm厚的种子，再盖一层湿沙，之上铺一层腐殖质土壤，最后撒上渣叶枯草［5］。
1.1.2育苗。育苗一般在立春前后进行。方式有粗放型育苗(毛林育苗)和精细型育苗(搭棚育苗)。粗放育苗即是选择腐殖层厚的阴坡杂木林，除去杂草灌木之后，将种子撒于毛林，待第二年春天发芽即可，此种方式简便，但连苗管理不便且出苗少。所以连农多采用精细育苗，精细育苗则是选择半阴肥沃土地，经挖棚、整地、搭棚、开沟作厢之后，将种子和细腐殖质土或干牛粪拌匀撒于厢面，然后用树枝将厢面拖平，使种子更均匀、也能和土壤更好的相接触，期间要勤除草、施肥。虽然这种方式劳动量大，但便于管理，出苗率高且苗好。
1.2搭棚栽连
1.2.1搭棚。首先是选地，接着是砍山(砍脚荫)，将树木杂草齐地面砍断。再就地选取棚桩、檩子(领子)、横杆等(图1)。之后就是砍桩、立桩，即把选好的棚桩下端削尖，上端砍成凹形碗口状。立桩(櫈桩)，即双手紧握棚桩高举用力扎进土里，反复数次，棚桩稳固即可。桩与桩的间距一般以“横5顺6(尺)”的老规矩来确定，也有以檩子的长度来决定桩之间的距离，则是“连头带尾3个桩”。再依次安上檩子、横杆，并用树枝、竹子盖棚，荫蔽度要达到80%左右。接下来便是整地(挖出树根草根，拣净杂物)、翻土整平、开沟作厢，厢宽一般约1.2m，沟宽15cm左右，深约10cm，厢长依地势而定。之后施基肥(农家肥)，再把烧熏过的泥土(蒸泥)倒入厢面，即可移栽连苗。上述劳作一般在冬季进行。
1.2.2栽连。连棚搭建好之后，春、秋两季均可移栽连苗，称“春排”和“秋排”。土家连农对于连苗年限不同有不同称呼，播种后第一年生长出来的连苗称为“一年青”，较少移栽，第二年春分前后的连苗称“老叶子”，小满前后的连苗称“墩苗”。小满前后是连苗移栽的最佳时期，大多按照方9～10cm的窝距移栽，并形成了“春栽宜浅，秋栽宜深”的经验。为防止牛羊野兽进入，加之刚移栽的连苗极怕阳光，栽好连苗后还要拦好棚边，仅留一小门进出。
1.3连棚管理
连棚管理主要包括补苗除草、施肥培土、连棚修补等方面。
1.3.1补苗除草。黄连移栽后一二年内，常有死苗缺株现象，需及时选用大苗、壮苗来补苗，确保黄连的种植密度。连地前两年杂草较多，每年要除草4～5次，并用竹撬松土，之后每年除草2次即可。
1.3.2施肥培土。黄连是喜肥作物，移栽后10天左右要施一次农家肥，称(刀口肥)，能使连苗存活后快速生长，其后每年的春秋两季各施1次肥，一般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黄连根茎有向上生长而又不长出土面的特性，所以要逐年培土(俗称撒灰或上泥)。
1.3.3连棚修补。根据黄连生长年限的不同，连棚的遮阴度要进行调整，移栽后4～5a以前的黄连要有足够的遮阴度。在此期间，由于风吹雨打导致连棚损坏，需在每年下雪之前和春天需修补连棚。移栽5年后的黄连面临采收，在立秋后应拆除连棚，让黄连接受阳光照射，俗称(亮棚)。对于非采种植株，还应在早春黄连抽薹时及时摘除其花薹，以增加黄连产量。
1.4起连加工
1.4.1起连。收获黄连的最佳时节是霜降到立冬，称起连(图2)，用两齿铁抓从连地里抓起黄连，抖落附着的泥沙，再用专用剪刀剪去黄连须根和叶片，留下根茎部分，得到鲜连“砣子”。
1.4.2加工。鲜连“砣子”含有大量水分，附着许多泥土、须根、叶柄、芽苞等，需要进行干燥加工，统称“炕连”。其工序有“毛炕”、“细炕”和“打槽”(图3)。(1)“毛炕”就是把采收回来的鲜连“砣子”按中间厚，两边薄的形式铺于炕灶上，用柴火加热烘炕，火力开始不宜太大，温度约60℃，逐渐升至90℃左右，并不时翻动黄连，还需用铁耙捶打、搓揉黄连，直到大部分泥土脱落和水分蒸发为止。(2)“细炕”即是把“毛炕”过的黄连按照“砣子”的大小和干湿程度分为4～5个等级，再从较大较湿的黄连等级炕至和下一等级干湿程度相当时，依次兑入，火力由小到大，勤于翻动，炕至完全干燥。(3)“打槽”则是把炕干的黄连趁热装进竹制槽笼，盖好门盖，两人、四人或八人，各抓一边，提起槽笼，朝着两头站立的方向作来回猛摇抖动，借助黄连相互冲撞和槽笼的凹凸纹理摩擦功能，去除残留泥土、须根、叶柄、芽苞和鳞片等。边摇边检查，直到黄连光滑无根须为止。最后除去杂质和异物，得到黄连成品，称为统货。
二、黄连种植的文化生态观
黄连种植文化生态观是在一定地域条件下，土家族连农在生产、生活历史实践中发展形成的。在长期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必然受到自然的影响和制约，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们就需因地制宜，尊重和保护自然，这里面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风俗习惯等，显示出土家人民的生产智慧和技能，也是黄连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土家人在刀耕火种的历史长河中，认为山石土地、风雨雷电、动植物等都是有灵性的。朴素的自然崇拜导致了土家人的多神信仰，反映出人们在生活、生产过程中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丰产富足的实际需要。正是如此，形成了土家人独特的生产、生活禁忌和经验习俗。黄连种植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对森林造成了破坏，但土家族人民历来对造林护林都十分重视，如“封山林”是任何人都不能砍伐一竹一木的。该地区采伐竹木也很有讲究，坟前屋后的大树一般不能轻易砍伐，称之为“风水树”，认为较大的古树有神灵的庇护。以神灵的名义约束着人们的活动，使该地区人们生活在“茂林修竹”的良好生态环境中，通过保护环境、保护万物来求得自己的安宁。土家人认为不仅不能对大自然进行随心所欲地索取、掠夺和破坏，而且要怀着一种神圣的敬畏加以保护。正如佛教的“因果报应”，即善有善报，毁坏自然则等于毁坏人类自己，一定会有恶报。正是连农总结的“栽连必栽树，起连还山，永续轮作”，“山清水秀地方兴旺，山穷水尽地方衰败”的生态智慧。地理条件制约着黄连的品质，连农在选择连地时很有讲究。根据黄连“喜阴喜肥”的属性特征，连农会选择阴山或日晒时间短的半阳山，且土壤肥沃、腐殖质层深厚、排水良好的山腰、山脚和槽地作连地，坡度不宜太陡，有利于水土保持和降低连农的耕作难度，因地制宜，同时也保护了生态平衡。连棚过去均用木桩支撑，高约180cm，上用树枝、竹枝均匀覆盖，荫蔽度要求达到80%左右，才能保证连苗足够的荫蔽度，树、竹叶子落完后要再盖棚，需要砍伐大量竹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土家人就发明了“免砍木竹搭棚遮荫技术”，就是采用内有冷拉丝的水泥桩来替代以前的木桩，棚顶盖70%～75%的遮阳网替代传统的树枝、竹叶等遮盖物。为了缓解连、林争地矛盾，保持生态平衡，黄连科研所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制了“林间栽连”、“熟地轮作”等技术。连农也运用“套种”、“隔年种”来改良土壤结构。尤其是在近些年，人们的生态意识不断加强，为保证林木不被过度砍伐，维护生态平衡，都采取连、树套种的方式来实现森林再造(图4)。即在每个棚桩旁栽一小树苗，随着时间的推移，黄连和树木一并生长，还起到了给黄连遮荫的效果，黄连收获时，树木已成林。这是连农因地制宜、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之道，即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黄连种植换工习俗，体现土家族协作精神
土家人民有着生产、生活互助的优良传统，以集体协作方式同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抗争，即今天帮这家、明天帮那家，称换工(换活路)。换工承载着该地区的民俗文化，体现出土家人的协作精神，是土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连种植过程中在栽连、薅草、起连、炕连等季节性强、劳动量大的农活时，换工是常有的事，正如清代竹枝词“换工男女上山歌，处处歌声应锣鼓，但汝唱歌莫轻薄，那山听得这山坡”［6］。这直接描写了换工的场面。换工的主人家推豆腐、煮腊肉、备烟酒、茶水以及较丰盛的菜肴“九大碗”热情款待做工的亲朋好友，午饭之前土家人还有“过午”习俗，即吃土家族的“阴米茶”，用猪油炒煮阴米，混上甜蜜的米糟，煮上几个荷包蛋，起锅即成“阴米茶”。“过午”既让连农得到了休息、补充了体力，也是主人家热请、好客的体现。“换工”集体劳作时，土家人尤爱对歌，人们说着趣话(玩笑话)，互对山歌，吼出的是粗犷快意，轻吟的是点点心事，唱者有心，听者有意。可谓“黄连棚下弹琴(情)，苦中作乐”，是辛苦劳作里的休闲，更是土家人民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换工这种齐心协力、不计回报的互相帮助，正所谓“冰糖煮黄连，同甘共苦”。体现出土家人民“济人积德，助人为乐”的协作精神。
四、黄连生产民间文化，反映土家族人生哲理
土家人民以黄连“苦”文化为中心创造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化艺术，有黄连传说、黄连雕塑(图5)和以黄连为题材的顺口溜及碑文等。县流传着黄连来历的动人传说。“相传，很久以前，黄水一个名叫黄连的男帮工，他以身试毒，用一种非常苦的野草救了主人家里暗恋的女儿，女孩对黄连说:“这是一味好药，就是太苦了。”正谓“良药苦口利于病，……”。但女孩全然不知黄连的心思，黄连“有苦难言”，黯然神伤，便带着苦恋死在女孩家中。临死前女孩才知道了他的心思，为了纪念黄连，人们便把这种清热解毒、味道苦涩的中草药称为黄连”［7］。黄连为了女孩愿意付出一切，包括他的生命，诠释了爱情，此乃传统无私奉献的爱情观的体现。以黄连为载体的民间俗语有很多，如“黄连苦、种黄连更苦”、“吃过黄连苦，方知蜜糖甜”等，道出了连农的艰辛。种连虽是一件非常辛劳之事，但该地区连农苦中有乐，种下了希望，收获了幸福。对于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人们痛恨不劳而获的老鼠，用“老鼠咬黄连，自找苦吃”表达不满，更是警示人们要辛勤劳动，不要坐享其成，否则就是自讨苦吃。连农还将黄连文化镌刻在墓碑上，以黄连比喻养育子女之艰辛，歌颂了父母的德行，也体现出子女的孝道。如黄水镇青杠坪组郭氏合葬墓上的《墓序文》:“吾母为人操尽心，她比黄连苦十分。养儿育女坡上行……”［8］。总之，这些不仅反映了土家人的现实生活，包含着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和连农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反映出土家族人民深刻的人生哲理。
五、黄连文化发展策略
黄酒文化范文2
[关键词]俄藏；敦煌；社邑；教化；尊卑之礼
俄藏敦煌且Ⅱ11038号文书的图版刊于《俄藏敦煌文献》，这件文书是19世纪初俄国探险队从我国敦煌劫去的古代文献之一，一直未公布，与世隔绝已有百年，在国内学界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艰辛的努力下，近年终于以影印的方式两国联合出版了17巨册的《俄藏敦煌文献》。此件文书的图版是一个册页本，有七件文书，涉及遗书、放妻书、放家僮书、入社状、还有社邑组织和活动的规约，即社条。它反映了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宝贵的历史学、文献学、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其中的三件社邑文书，有社官对违犯规定的社人进行的处罚，有吉凶往来、婚丧仪礼的约定，也有地方名族的礼教、伦理道德的规范，突出地反映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作用，其教化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纲常礼教。
一、对俄藏三件社邑文书内容的分析
社邑(社)是一种民间结社，属于中国古代民间基层社会组织。民间结社在先秦已有，到唐五代宋初已达到兴盛阶段，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几百件该时期的社邑文书资料中可以全面看到它的发展。
有关社邑文书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便有对唐五代社邑的研究，随后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又进行了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宁可先生发表《述“社邑”》一文，既综合评论了前人的研究，又对社邑的源流演变发展，作了综合性的论述。随后宁可、郝春文整理出版《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尽管没有来得及收入俄藏社邑文书，但它仍是目前见到的全部社邑文书之集大成者，有比较准确的录文、点校、断代和说明，为学者提供了一部系统翔实的资料，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近年又有郝春文、杨际平、孟宪实等先生发表的论文，而且在对社邑的理解和认识上，还有过许多的讨论，这些都有益于对社邑研究的推进。不过，这些讨论只限于英藏、法藏和国内所藏之敦煌文书，还未涉及到俄罗斯收藏的社邑文书。而俄藏的社邑文书则又可以给我们打开新的视野。
此前的研究，对于唐五代民间社邑的性质及功能，大多集中在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实用性方面。实际上社邑重要的性质和功能，在于教化人、熏陶人，它所教化的是儒家的纲常礼教、强调的是尊卑之礼。至于丧葬互助之类的活动，也是以礼为先，而后才追凶逐吉、丧葬互助的。就其性质而言，仍然是封建性的群众组织。关于这一方面，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针对这个问题，以Ⅱx11038号文书中的《投社状》为主，结合《索望社社条》、《社司罚社人判》的内容作些探讨：
(一)Ⅱx11038号社邑、社约文书的特色
投社状实即入社申请书，是社邑组织成立以后，要求加入者向社司提交的申请书。在俄藏axl2012号文书中有一件《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三月王粉子投社状》，现释录文如下：
1．投社人王粉子
2．右粉子，贫门生长，不识礼仪。
3．在于家中无人侍训，情愿事奉
4．三官，所有追凶逐吉，奉帖如行。
5．伏望三官社众，特赐收名。应
6．有入社之格，续便排备。牒件状如前，谨
7．牒。清泰二年三月日王粉子状上(册5，第152页)。这是一件内容简单的投社状，是说自己不识礼仪，无人侍训，愿意人社参加社内的追凶逐吉活动。类似的投社状，已经面世的有六件，有的在内容上与本件相近似，如P．4651《投社人张愿兴王祐通状》载有：
右愿兴、祐通等生居末代，长值贫门，贪计社(邑)，不怪礼节，今见龙沙贵社，欲拟投取，伏
乞三官收名入案，合有入社格礼，续便排备。特赐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有的在入社目的和要求上，略比本件丰富一点。如P．3198《投社人某乙状》(样文)所云：
投社人某乙：右某乙贫门贱品，智浅艺疏，不慕社邑之流，全阙尊卑之礼。况闻明贤贵邑，国
下英奇，训俗有立智之能，指示则如同父母。况某乙然则愚昧(以下原缺文)。
此件说的是自己缺尊卑之礼的教养，社邑可以如同父母一样能使自己去俗立智，故而要求人社。这些投社状，就其文字而言，一般都只有七八行，比较简单。
然而，在且11038号文书中的《投社状》，则与上述诸件的面貌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此件在起首就标明是属“投社人某专用”的样文，却有文字22行，对于社邑的性质、教化的作用以及自己入社的愿望等等，均用典雅的文学语言来作表达，既形象又充分，可能属于供社会上层使用的一种投社样文。这对于我们研究古代社邑的性质、社会功能和作用，都有一定的价值。
社条是社邑组织的规约，在敦煌文书中也多有记载，按其性质区分，有城隍社、坊巷社、义社、亲情社、女人社、佛窟社、渠人社等，而规约按其结社性质的不同，在内容上又多有所侧重。x11038号文书中的《索望社社条》，则是以索姓望族所订立的社约，像这类以某一宗族结成的宗族社约，在此前尚未见到。它不仅丰富了敦煌社邑的内容，而且还为我们具体认识敦煌的宗姓社提供了具体的材料。
每个社邑都有自己的社条，但详略不同，有总则、结社目的、立社原因、违反处罚的具体条款等。立社之初制定的社条称“大条”或“条流”，也有的称作“祖条”，要封印保存起来，一般情况下不能开封，除非遇到众社难以裁决的大事才可开条。如果大条不完善或又有要增加的事宜，可另作补充规定。如S．6005《敦煌某社褶充社约》所载：
伏以社内先初合义之时，已立明条，封印讫。今缘或有后入社者，又未入名，……若件件开先条流，实则不便。若不抄录者，伏恐漏失，……遂众商量，勒此备案，……余有格律，并在大条内，若社人忽有无端是非行事者，众断不得，即须开条。若小段事，不在开条之限。故立此约。
这件补充社约就提到了大条、条流，并对开条之限也作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若小段事，不在开条之限”。又如x11038—7号《社司罚社人判》中所言“更有碎磨格式、偏条所录也”。这里的“碎磨格式”与“小段事”都是指琐细的款条，但在此《判》文中把琐细的款条称之为“偏条”。偏条是针对大条、祖条而言，由此得知社条有正条、偏条之分，正条又可叫大条、祖条，偏条则是对具体事作具体规定的临日寸．性社条。这是其它社邑文书中所未见者。社条对社邑来说非常重要，它对研究社邑组织的规约、活动情况有重要价值。
(二)社邑有教化人、熏陶人的性质和功能
俄藏x11038号文书中的三件社邑文书，更多地凸显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性质和功能。首先看投社状，没有姓名和具体年代，系投社状样文，样文包含了实用文书的基本内容，因为实用文书都是以样文为范本，它比实用文书应用更广、更具有代表性，它的出现乃至流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现实需要。
如前所论，此件投社状的内容比见到的其它投社状的内容要丰富，主要体现在投社人对入社的认识高了一个台阶，把所遵循的伦理道德提到更高的思想境界上来。入社的目的是要在社邑受到教化和熏陶，如一开始就写出社邑的宗旨是“布义贞松守节”，以“异累不辟、土奇诞质、义重二睦、立珍宗而约于时”，来对社邑作出承诺。接着说“断决三章，兢竹清而[载]其语；莲襟绝代，不违向化之心”。即把社邑的章程，都严肃认真一条条地写下来，即使同辈亲近者没有了，都不违背社邑的教化。“向化”二字，也道出了社邑的另一种功能，“化”是指的教化，向化，实际是指心向社邑的教化。用“家顺弟恭、实抱陈重之泰，忠父慈亲，不妄高柴之幸”来表达受到教化的功效。这是在说，尊崇了礼法条规，心中怀抱着陈重那种舍己助人、谦让重义的胸怀，就能迎来门第恭顺，家家昌盛，奉孝敬老。在亲情的扶持下，即使像高柴一类的庸才也能得到重用和好的境遇。这里道出了受教化的目的和巨大作用。又云：“既揽高仁、恳修传劫”，高仁，是指已有高水平仁义道德教养的人。既然延揽到这样的高仁者，就应恳修传劫，即把仁义道德和善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尤其值得注意者，是“恳修”二字，“修”本身就是受教化，而且是“恳修”，还用典故事例来赞扬该社，如“成晓傲半千善业，医方置神街立向，”把社邑的教化用医方来作比喻。这种教化在敦煌社邑文书中多有体现，如：s·5629号《敦煌郡等某乙社条壹道》(文样)载：“亦资社邑训诲”12’(第36页)。即让社邑教诲、开导。P·3989《景福三年(894)五月十日敦煌某社社条》记：“敦煌义族后代儿郎，须择良贤，……”；“立条后，各自识大敬小，切须存礼，不得缓慢”。又S·6537背／3—5《拾伍人结社社条》(样文)云：“人情与往日不同，互生纷然，后怕各生己见。所以某乙等壹拾伍人，从前结契，心意一般。大者同父母之情，长时供奉；少者一如赤子，必不改张。”“济危救死，益死荣生，割己从他，不生吝惜，所以上下商量，人心莫逐时改转。因兹众意一般，乃立文案。结为邑义。世代追崇”；“亦要一人为尊，义邑之中，切藉三官钤锫”等。这些都进一步揭示出社邑进行温、良、恭、俭、让等礼教教化的功能及作用。
通过这件投社状可以看出社邑在当时是民众精神上的支柱，它是教化人、熏陶人的场所，其指导思想是儒家的纲常礼教。这在《索望社社条》中也有反映。这件文书全文21行，尾部残缺，没有具体年代，遗失部分条目和社人名单，是件实用文书，文中云：
今有仑之索望骨肉，敦煌极传英豪，索静弭为一脉，渐渐异息为房，见此逐物意移，绝无尊卑之礼，长幼各不忍见，恐辱先代名宗。
这里提出尊卑之礼没有了，宗亲关系出现松弛，造成的原因是由于家族渐渐地分家、开始追求物质利益，转移了思想感情。然而，长幼都不忍看到这个现状，恐怕有损于先辈的名望和宗旨。针对这个问题，于是制定了强制性的三条规约，以防止“已信後犯”、制止“所有不律之辞”，如“或若社户家长身亡，每家祭箍一个，著孝准前”。社户家长中，若有身亡者，每家都应送祭盘，从表面看，是个互的规定，其实际深层含义乃在于，强调血亲宗族关系，严格尊卑之礼，彰显孝道，故而强调“著孝准前”，即按原先的着孝规定办理。“更有贫穷无是亲男兄弟，便须当自吃食”；参与丧葬事宜的人，虽有贫有富，但这里强调的是宗亲友悌之情，即使贫穷，没有送祭盘，也应在一起吃饭。“齐擎攀不得踏高、作其形迹，如有不律之辞，罚浓酞一筵”；送葬对攀棺擎举要齐心，不得对攀棺者不亲近或不礼貌、作出厌恶和嫌弃的样子。如有不按规章的言行，罚浓酞一筵；“或有策凶逐吉，件若耳闻帖行，便须本身应接，不得停滞，如有停帖者，重罚一席”。如有依次逐个转行须办丧事或喜事的帖子，不得停滞，如停滞者要重罚一席等。用这些条约来规范、教化宗族的行为，目的在于加强索望族内部的亲情关系，维护族内伦理纲常的尊卑之礼，同时也是通过强制性的规约来实现社邑教化人、熏陶人的作用，从整个思想体系看，完全是封建性质的。
违反了社约就要受罚、棒打、甚至赶出其社。如且x11038—7号《社司罚社人判》就是带有强制性教化的手段，此件首尾残缺，主要条款基本完整，是件实用文书，从残存的九行判文看，有三种处理内容，第一种是：“妄生拗拔，开条检案，人各痛决七棒，末名趁出其社，的无容免。”这是社司对犯有无中生有、蛮横跋扈、不遵教化的社人进行“开条检案”，即把入社之初制定的社条开封，将章程规定的条款打开进行对照，对违约者痛打七棒，进行除名，赶出社外，毫不留情，这是一种处理。第二种情况是对于“兼有放顽不乐追社，如言出社去者，责罚共粗豪之人一般，更无别格”；即对不受约束，扬言要出社者，处理情况同处理“妄生拗拔”者一样，不另规定。第三种是对“更有社人枉遭横事，社哀憨而行佐助者，一任众社临事裁断行之，不可定准”；乃是指有社人发生冤枉或死伤的事，社人要有仁义怜悯之心，同心去帮助，对这类情况可酌情做出决定。除以上这些规定外，还有“碎磨格式，偏条所录也”。这是指琐细的条款，在偏条中都有规定。类似的处罚手段还见于S．5830《社司罚社人判》，此《判》残卷是实用文书，只存2行内容，但也能说明社邑对违反条规的人的处罚情况，如“准条案合罚酒壹瓮，合决十下，留附”，这是说按以前的条款规定，罚酒壹瓮，痛打十棒，留附在社内。这里表明社邑组织对社条的规定是严格认真执行的，而且一丝不苟，同时也表现出社邑的组织手段也是封建性的。
通过以上的社司判文，还能看出，社邑组织虽属民间自愿结合而成，一旦加入后，便有严格的行为规范，违背了尊卑之礼，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些都体现出了社邑是在用封建性的强制手段来贯彻社邑的教化。
这种教化在法藏、英藏文书中也有反映。如P．3198—2《投社人某乙状》说：“训俗有立智之能，指示则如同父母”。训俗，实指训化风俗，去掉鄙俗的东西。立智，乃指接受儒家思想教化，社邑在这方面的指教，如同父母的教育一样。S．6537背3—5《拾伍人结社社条》中也有言：
窃闻敦煌胜境……凤化人伦，籍明贤而共佐……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家家不失于尊卑，
坊巷礼传於孝义……。
这里强调的是尊卑，是礼传于孝义，反映出社邑教化提倡的内容，其目的是“风化人伦”，是“恩义大行”。社邑在正面教化、熏陶人的同时，总是要辅之以强制性的手段，在本社条尾部，又规定：
局席斋筵，切懑礼法，饮酒醉乱，凶悖粗豪，不守严条，非理作闹，大者罚球腻一席，少者决
杖十三，忽有拗戾无端，便任逐出社内。立其条案，世代不移。
局席斋筵，实际也是社人的一种聚会，也须“切蜃礼法”，如果不遵礼法，就要受到处罚。P．3989《景福三年(894)五月十日敦煌某社社条》规定：
立条后，各自识大敬小，切须存礼，不得缓慢。如有醉乱拔拳冲突，三官及众社，临事重有决罚。立此条后，於乡城格令，便须追逐行下。恐众不知，故立此条。
这是在正面教化的同时，对不存礼的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处罚。s．5520(<社条(文样))中也有规定：社内人身迁故，赠送营办葬仪、车辇，仰社人助成，不得临事疏遗，勿合乖叹，仍须社众改口送至墓所。
这是对送丧礼仪的教化，这种教化是必要的，一户出事，众社人齐心帮助，体现了互助友爱的精神，并能加强社邑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维护纲常礼教的表现。
从以上几个方面都说明社邑有教化人、熏陶人的性质和功能，而且是辅之以封建强制性手段的教化。其教化的内容是忠、孝、仁、爱、温、良、恭、俭、让。其指导思想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尊卑之礼，如“置社为先，弟互适奉尊卑，自后承传轨则”，“若不结义为因、焉能存其礼乐?所以孝从下起，恩乃上流”，“夫立义社，以忠孝为先，……尊卑须之范轨”，唐五代的社邑，正是靠这一整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作为自己精神支柱的。
(三)社邑结社的目的是先尊卑之礼，后丧葬互助、追凶逐吉
在敦煌社邑文书中，对社邑的性质和功能有多种反映，如崇奉教化、丧葬互助、祭祀社神、设斋建福、修造佛窟、修渠劳作……等等，其中则以崇奉教化、尊卑之礼为首要功能，其它均为具体事务，这在俄藏社邑文书中表现得很明显。
X11038—5号《投社状》一开始就写有：“鸿(鸣)沙盛族平张，结号父子之乡，布义贞松守节。”反映出让义广布于他人、坚守贞松之节操是社邑的主要宗旨和意图。其入社的目的，就是为了“恳修传劫”，要把“布义贞松守节”的传统传承下去，以求得“家顺弟恭”、“忠父慈觏”的局面，在这里可以看出，它始终围绕着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忠、孝、仁、义的纲常礼教。
《索望社社条》体现的主体思想，也是针对“见此逐物意移，绝无尊卑之礼，长幼各不忍见，恐辱先代名宗”而提出的，核心问题还是尊卑之礼。在此前提之下，再谈“社户家长身亡”等丧葬互助的事，即使在运作丧葬时，也要“著孝准前”，“不得踏高作其形迹”，严守尊卑之礼。在《社司罚社人判》中：“妄生拗拔，开条检案，人各痛决七棒，抹名赶出其社，的无容免。”这是对违背了尊卑之礼所受的处罚。
从法藏、英藏敦煌社邑文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宗旨。如P．3989(<景福三年五月十日敦煌某社社条》中言：“今且执编条，已后街衢相见，恐失礼度，……立条后，各自识大敬小，切须存礼，不得缓慢”(第9—10页)，仍然是以礼为先。在P．3730V《某甲等谨立社条》中对此说得最清晰：
敦煌胜境，地杰人奇，每习儒风，皆存礼教，谈量幸解言语，美辞自不能宾，须凭众赖。所以共诸英流，结为壹会，先且钦崇礼典，后乃逐吉追凶。
在这里，习儒风，存礼教，“钦崇礼典”等摆在主要地位，而后才是“逐吉追凶”，一先一后的次序，表述得十分清楚。前引P．3198—2《投社人某乙状》：“某乙贫门贱品，智浅艺疏，不慕社邑之流，全缺尊卑之礼。”道出了这位投社人是为了追逐“尊卑之礼”才来投社的，明显地衬托出社邑以教化为先的性质。S．6537背3—5《拾伍人结社社条》中“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义，……所以某乙壹拾伍人，从前结契”。所谓“从前结契”，是指依据前面的不失于尊卑，礼传于孝义的宗旨而结社。
透过这些社条、投社状的内容，不难看出，尊卑有序、孝义传家等纲常伦理思想是指导人们结社的基础，也是敦煌社邑结社的灵魂。社邑结社首先强调的是尊卑之礼，而后才是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一类具体性事务。换而言之，社邑的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活动都是在伦理纲常思想指导之下进行的。
二、唐五代敦煌社邑对封建统治起着辅助教化的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是以儒家的“礼”作指导思想的，荀子对礼的起源，曾分析说：礼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乎欲。两者和恃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要使整个社会在物与欲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就须用礼来加以规制。故荀子又说：
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日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所谓“皆有称者”，就是尊卑有别。汉朝的师丹说：
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礼明，则人伦之序正，人伦之序正则乾坤得其位，而阴阳顺其节，人主与万民俱蒙秸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尊卑有别乃是礼制的核心，可以正天地之位，正人伦之序。正因为如此之重要，故通常将“礼”的概念，形象而具体地称之为尊卑之礼。
所谓“人伦之序”，就是指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类关系，即五常的次序。如何来正这类关系的次序?用尊卑之礼、即用“三纲”来正，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提出三纲五常的目的，乃在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以达到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社会安定。当然，这种安定是封建统治者的安定，正如唐太宗所言：
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
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炫，乐在其中矣。
人民遵守了封建礼制，就有了封建社会的规范和道德秩序，君王就能更有效地统治人民。社邑所教化的就是尊卑之礼，指导思想就是封建纲常礼教，这些正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等级制度所需要的，而社邑正好起了辅助作用。强调尊卑之礼，就不能犯上，就不会反对皇帝，反对地方官和家长。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统治者的利益与社邑的宗旨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社邑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起了辅助教化作用，同时为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稳定家庭、家族内部的尊卑关系也起到了维护的作用，这正是敦煌社邑在民间得以长久地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唐朝政府对于这类民间社邑的态度，基本上是支持的。武德九年(626)唐高祖在亲祀太社诏中说：
四方之人，成勤殖艺，别其姓类，命为宗社，京邑庶士，台省群官，里闹相从，共遵社法，以时供祀，各申祈报，具立节文，明为典制。
表明了高祖皇帝对“别其姓类”的宗社的支持态度。到了高宗咸亨五年(674)曾经一度下诏
春秋二社，本以祈农。比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承纠，良有征求。虽於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于百姓，非无劳扰，自今以后，宜令官司禁断。
这是对于那些以结社为名，实则“别有聚敛”、“良有征求”行为及其组织的取缔，并非对所有的民间社邑实行禁止。实际上民间的私社也并未完全禁断，唐开元初年“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这个每日设斋的普贤社在同州，距都城长安甚近，也可说明私社在民间的普遍存在。天宝元年(742)十月九日玄宗所下敕文中就说：“其百姓私社，亦宜与官社同日致祭，所由检校。”。这是说的官府在祭祀春、秋二社时，也让民间的私社也跟随同时祭祀。天宝七载玄宗所下的赦文中又说：
自今以后，天下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宰杀，又闾阎之间，例有私社，皆杀生命以资宴集。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亦宜禁断。
这是令民间私社在宴集时，不要杀生，同样也证明了私社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存在。可见，民间的社邑一直存在着，并受到当局的支持和指导。
此处还值得一提的是，社邑有时还具有协助官府征收科税的功能。如S．2041《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60年)儒风坊西巷社社条》中的旧条部分载：
右上件村邻等众，就翟玉英家结义相和，赈济急难，用防凶变，已后或有诟歌难尽，满说异论，不存尊卑。科税之艰，并须齐赴。巳年二月十二日为定，不许改张。
对此段文字，宁可、郝春文先生认为：自“科税之艰”至“不许改张”，据文意应移至“用防凶变”之后[2’(第8，5页)，此乃属一家之言，因为原文就是如此写的。所谓“科税之艰”中的“艰”字，可以当艰难或困苦解，全句意思是：差科、赋税的困苦负担，并须一齐共赴承担。对此，在旧条中接下来还有一段：
黄酒文化范文3
10月1日，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10月1日的晚上，漆黑的夜空闪烁着几颗星星。
我和我的家人一同步行走去铜鼓滩看烟花。每年的烟花，都是人如潮涌。走到西江边了，人就像一群群蚂蚁一样，你挤我涌。好不容易从“蚂蚁群”里走了出来，又要找位置观看。我们等待着烟花的出现，仿佛它一出现，就是一个奇迹。
突然，“砰”的一声，一道光从我们的右方闪出，大家顿时醒过来，就这样，烟花晚会开始了。
五颜六色的烟花应声盛开，形状各异，变化万千，看见美丽的，大家都会不觉意地叫一声。天边开出一朵朵艳丽的花，有的像向日葵，有的像一个大圆球，几个叠在一起，“砰”一声后就灰飞烟灭。然后，“杜鹃”、“牡丹”陆续出现，当它们放完以后，都会变成耀人的流光，像天空洒给人们的黄金，闪烁在人们的眼里。“咻”的一声，一个绿色的烟花升到半空中，有一个小孩大叫起来“哇，真像降落伞。”，我认真地看了看，也真像降落伞呀！忽然，烟花停了下来，大家都想，不是这么快就完了吧？谁想到烟花居然在水面上放，这可是我第一次看见的烟花，大圆球在水面上变成了半圆形。烟花忽然又停了下来，这次人们才不会被它所骗，我又认真地看了看，天边与水边之间，隐隐约约有一条绿色的线，许久，这条线才出现在人们眼前。那条线给我们又是一跳，升起了美丽的烟花，重叠在一起，落下来的时候，形成一个个大瀑布，大家都目瞪口呆。升上天空的不只是“瀑布”，还有一个个可爱的笑脸，表示恭祝人们笑口常开。
今年的烟花已经比往年的更有创意、更有意思，这都是人们在不断努力，不断创新的成果。
黄酒文化范文4
一、引言
“河湟”最早是指流经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后来就将由黄河和湟水冲积而成的大片谷地称作“河湟地区”或“河湟谷地”。早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就有“乃渡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河湟地区所指的范围有小河湟和大河湟之说。小河湟指的是以西宁为中心的包括黄河流域和湟水河流域的青海东部农业区，大河湟则除了上述地区外还包括了甘肃的其他一些地区。河湟的中心是河州和西宁。
从自然地理位置看，河湟地区西倚青藏高原，并与之连为一体，是中原地区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过渡地带，且介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处于农业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结合部，与甘肃定西、甘南，青海海南、海北等地区相接。河湟谷地海拔较低，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不仅宜于农业生产，也适宜于牧业生产。
从人文环境看，河湟地区是儒家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处。宋元时期是河湟地区多民族、多元文化汇聚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一些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使者以及中原内地的商贾不断来到河湟，并有部分人定居于此。随之，他们也将各自的民族文化带到了河湟。久而久之，在河湟地区便形成了藏文化、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并存共荣的多元文化格局。
二、河湟地区的文化交融
河湟地区的文明包括儒家、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三种文明。三者在河湟地区交往的特点，就是和而不同。所谓“和”就是三方相互尊重，相安无事；所谓“不同”就是说存在差异，不强求一致。儒家的仁礼和合；佛教的慈悲情怀；伊斯兰的清洁精神，从理论上看，三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利害冲突，可以互相补充，彼此欣赏(美人之美)，加上三者共处一片蓝天之下（河湟），这是三者“和”的现实基础。但是“语言和宗教是文明的两大关键课程”，也就是说从文明的载体看，三者的差异悬殊还是很大的。
儒家的载体是汉语和汉族，其“仁礼和合”思想附着在宗法（血缘）社稷（地缘）基础上的等级社会结构之中，有着严格的尊卑、亲疏的等级秩序，显然，其中并没有佛教慈悲情怀及伊斯兰清洁精神的位置，儒家讲究夷夏之辨，认为夷狄遵从了儒家礼仪，夷狄就成了中国人，夷狄如果不认同儒家礼仪，即便生活在中国，也不以中国人视之。由于伊斯兰洁身自好，不参与中国主流社会的思想交锋，因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到了清代，官员、士大夫中歧视伊斯兰教的言论比比皆是，这说明儒家对佛教与伊斯兰教划了一条无形的界限。而佛教对儒家也有批评，认为“那南赡部洲（中国）者，贪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具体到藏传佛教，它的载体是藏语、藏族、佛寺。它不同于汉地佛教之处就在于它有严格的活佛转世制度和经院教育制度。它是以出世为特征的，它的藏语表述，寺院传承、教义的思辩性，人生态度的出世性，使佛教慈悲情怀同样具有一定的界限。而伊斯兰教也严格地和儒佛保持距离，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伊斯兰教讲究“真主独一”，用哲学的语言讲，就是一神论，而佛教，有人说是多神论，有人说是无神论。儒家有天地崇拜、圣贤崇拜、祖宗崇拜、皇权崇拜，民间的泛神杂信倾向明显。伊斯兰学者赞同儒家的入世精神，认为儒家的“修齐治平”是人生大道，但批评儒家不明“原始要终”之至理。
三、多民族文化互动中的变异与同化
文化的变异往往是导致文化整体性变异的基础，整体性变异是历史过程中部分变异逐步积累的结果。十三世纪后在河湟地区孕育产生的土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新的民族共同体，其民族文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过程中，以各自先民的文化为基础，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无疑是各民族先民文化由部分到整体逐渐变异并最终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系统的过程。因此，尽管各民族文化与其先民文化之间有渊源关系，但已经是不同于其先民文化的、经过了重构的新的文化。而这个过程的完成，与族际间互动关系密不可分。高丙中曾就土族文化的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土族先民文化是以萨满教和蒙古语为基本特征的牧业文化，而现当代土族文化是在其先民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藏汉两族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后建构的一种农业文化，是一代一代土族先民对原有的牧业文化重构的产物。很显然，土族文化的这个“重构”是由与周邻民族即主要是与汉藏两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所促成的，是土族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文化互动的结果。土族的文化是如此，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文化大致上也都是如此。和土族一样，东乡族和撒拉族这些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基本上都是多种民族也即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文化互动在各民族文化的建构过程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汉、藏、蒙、回这些大民族的文化是上述各民族文化建构过程中重要资源所在。
文化同化或文化转化的现象主要反映着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的结果是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也即被另一种文化所同化。在河湟这个民族的地区，我们既到看得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同化现象，也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同化现象。
黄酒文化范文5
【摘要】玉皇庙文化为冀北地区一支重要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本文对目前发现的玉皇庙文化的青铜带钩的发现、类别、型式特点进行了初步研究，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带钩的发展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并就其地域分布、用途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四、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的分期
通览迄今出土的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资料，大致可分为三期（表一、二）。
1.第一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
属于此期的青铜带钩标本，皆出自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玉皇庙墓地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的墓葬中。可分型分式的标本共11例，占15.7%。包括A、B、C、D、E、Fa、Ga、Gb、Ha等9型，占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型别（21型）的42.9%。甲类的横向构图带钩主要集中于第一期，占66.7%。Fa型Ⅰ式、Gb型Ⅰ式和Ha型仅在第一期出现。
2.第二期（春秋中晚期―春秋晚期前段）
属于此期的青铜带钩标本，分别出自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玉皇庙、西梁、葫芦沟、龙庆峡龟山东坡，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宣化县小白阳和怀来县甘子堡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晚期前段的墓葬中。可分型分式的带钩共25例，占35.7%。包括B、Fa、Ga、Gb、Hb、Hc、Hd、Ia、Ib、J、K和异型等12型，占型别的57.1%。其中Ga、Hb、Hc、Hd和J型是第二期的主要类型。
3.第三期（春秋晚期后段―战国中晚期）
属于此期的青铜带钩标本，分别出自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玉皇庙、西梁、葫芦沟，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怀来县北辛堡及辽宁省凌源县五道河子春秋晚期后段至战国中晚期的墓葬中。可分型分式的带钩共34例，是发现玉皇庙青铜带钩数量最多的时期，占48.6%。包括A、B、Fa、Fb、Fc、Ga、Gb、Ia、Ib、K、La、Lb和异型等13型，占型别的61.9%。其中Fa型Ⅳ式、Fb型、Fc型、Gb型Ⅲ式、Ia型Ⅱ式和Ⅲ式、Ib型Ⅳ式、K型Ⅱ式和Ⅲ式以及La型和Lb型都是只在第三期出现的型式，异型带钩的80%以上都出现在第三期。
五、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规律性特点
1.甲类带钩的出现早于乙类带钩。
甲类带钩是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率先出现的类型，乙类带钩的早期标本晚于A型带钩的早期标本。YYM18∶10的A型Ⅰ式带钩出现于春秋早期，它不但早于所有的乙类带钩，而且也早于甲类其他诸型式带钩。
2.甲类带钩是第一期的代表性类型，乙类带钩是第二期、第三期的代表类型。
乙类带钩为何能取代甲类带钩，成为主流，我们认为原因有二：其一，甲类带钩多为双钩钮，形体较大，且厚重，其平均重量超过乙类带钩1倍多，甚至2倍，耗铜量较大，过于费料；其二，甲类带钩造型、结构比乙类带钩略显笨拙，使用起来不够灵便，实用性较差，而乙类带钩规避了甲类带钩的这些欠缺，因此得以迅猛发展。
3.甲类带钩型式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特点：
因甲类带钩出土数量较少，能够看出早期发展演变有规律性特点的型式就更少了，现仅就A型和B型的变化特点进行了归纳（表三、四）。从中可以看到，这两型带钩都是从注重镶嵌工艺，到简化装饰手法、取消镶嵌，从精工细作，到简率粗陋，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
4.乙类带钩型式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特点：
乙类带钩出土数量比较多，能够看出早晚发展演变有规律性特点的型式主要有4型，即Fb型、Gb型、K型、La型，现亦采用表格形式归纳之。
Fb型在短期内完成了由简入繁、又由繁入简的过程。Ⅰ式仅有粗率的放射形方格纹；Ⅱ式不仅方格纹整齐规范了，还出现了兽面纹；Ⅲ式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Ⅳ式把兽面的型式稳定下来，成为定式；Ⅴ式和Ⅵ式是在该型的基本元素确定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即尝试以乳钉纹代替兽面纹，以通体弦纹或连珠纹装饰钩面。总之，Fb型青铜带钩的基本元素就是不闭合同心圆装饰的圆形钩面，在此基础上，在留白处设计出不同的兽面纹，以不同的纹饰――如方格纹、弦纹、连珠纹或不同纹饰的组合，构成不同风格的同心圆来装饰钩面（表五）。
Gb型的3个式别反映了鸟形设计由具象到抽象的过程。Ⅰ式是一个振翅欲飞的小鸟，双翅饰乳钉纹，尾饰线纹；Ⅱ通体素面，双翅初敛，由动至静；Ⅲ式将纵向椭圆的钩面偏下部位两侧浅坑凹入，似敛翅收尾的鸟体（表六）。
K型的钩面是一个兽面纹，其三个发展阶段是对兽眼不断强化的过程。Ⅰ式兽面眼、鼻、口、须均备，圆目中心突起小钉状瞳孔；Ⅱ式省去鼻子，胡须和嘴也简化成三连弧，双重圆目更显突出；Ⅲ式干脆口、须均略，特别突出重重外鼓的双眼（表七）。
L型带钩是目前发现的玉皇庙文化中唯一钩体在上、钩首在下的长颈兽面纹青铜带钩。其中La型的钩颈越来越长，饰以兽面的钩体占带钩通长的比例越来越小，从1/3最后到1/5，钩颈也逐渐后曲，兽面最初的折线由曲线、弧线代替，表情似乎由凶悍变得温和，甚至是微笑（表八）。
六、用途及相关问题
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的用途以束系革带为主，其使用者绝大多数是有社会地位的男性武士。
1.从经过科学发掘的军都山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和龙庆峡龟山东坡四处墓地的出土资料看，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的用途主要有两种：一是用于束系革带，二是用于佩器和佩物。其出土部位绝大多数是死者腰部，或居于正中部位，或略偏左，或略偏右，或稍偏上，或稍偏下等，应是用于束系革带的。如A型Ⅰ式的YYM18∶10就出于死者腰部正中位置，钩钮联于革带之上，钩首紧紧连着革带另一端的椭圆形铜环，这是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用于束系革带最明确、最清楚的例证之一。也有少数是用于佩器或佩物的，其出土部位与相关的佩器或佩物挨得很近，或紧连在一起。如龙庆峡龟山东坡M36同时出土了2件带钩，其中LM36∶5出于死者右髋骨部位，是用于束系革带的；而另一件LM36∶6则出于死者左髋骨之下，紧挨着短剑剑首与削刀环首，推测此带钩应作佩器或佩物之用，即以此佩挂剑囊和刀囊。
2.军都山玉皇庙、葫芦沟、西梁和龙庆峡龟山东坡四处墓地出土带钩的49座墓葬中，除葫芦沟墓地有1例墓主为女性，1例为少儿外，其余47座墓墓主皆为男性。说明这些男性死者生前皆为武士，日常需要用带钩束系革带，或佩系剑囊和刀囊之类的物件。
黄酒文化范文6
关键词:创新文化理论范式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小生境
开发区(development area)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特有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属于经济地理和产业集聚的范畴。但是从其发展内涵和现实意义上看,早在二战结束后就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出现并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们的称谓并不是开发区的概念,而是具有经济发展内涵的园区概念。无论是国外类似的成熟开发区发展经验,还是我国30多年来国家政府推动创建的开发区实践,目前一个总的发展态势就是适应全球科技变革趋势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尤其是我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正面临着增长方式转型和内涵式发展的挑战,如何认识并规划新一轮开发区发展的战略方案,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为此本课题基于创新文化的视角,研究和梳理秦皇岛开发区在官产学一体化共生发展和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及其配套社区方面,需要明确的文化建设思路,提出“创新文化”理念和相应的理论指导原则,根据秦皇岛开发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特点和战略方向,形成并进一步应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文化发展模式,为“十二五”发展规划阶段的开发区发展建设目标,提供文化建设视角的战略指导和有关措施上的研究支持。
首先,设计并构建秦皇岛开发区的创新文化模式,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视角总结出一种典型的创新文化体系,与全国其他典型开发区文化建设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和发展潜力。
其次,深化文化建设的实践应用功能,使文化建设与开发区的主要事业紧密结合,通过总结秦皇岛开发区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内容,如从创新生态角度提出“科技文化、特色文化、环境文化、服务文化、和谐文化”的互动体系,以文化互动整合的方式推进2012年开发区的现代服务业、城乡融合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以及创新型开发区的整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