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1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也许是夹在青涩少年精心准备的手抄笔记中；也许是在诗人们抚得泛黄的经典诗集里；也许是情人间偷偷传递的粉红信封中，而我却要用它来装扮人生。
人生之路，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走法，而走法本身是没有高低之分，关键在于走得恰到好处，走得正大光明。不论你是欣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淡雅的人生态度，还是沉醉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的豪爽的人生态度，只要你走得像样，身正影直，“淡妆浓抹”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往今来，以淡然之心处事者不胜枚举，而其中留名者又有几人？想必陶渊明应当是其中佼佼者吧。身处于一个黑暗时代，人人贪图私利，朝廷腐败无能，陶渊明自知一己之力必定无力回天，既然无法改变环境的黑暗，何不隐逸山林，将混沌乱世抛诸脑后呢？也许真正是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处世态度能让他“出淤泥而不染”，在这样的时代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绝非凡夫俗子所能轻易企及的。而支撑陶渊明这般心境的是什么呢？难道是对世事的漠不关心？这是看破尘世，看透人生才有的一种超脱淡定的心境。
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2
2011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之日。有人以为，“投枪”和“匕首”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笔记观点：
先生去世之时，身上盖着“民族魂”的旗帜，因为他指向的是一切黑暗势力和丑陋现象，代表着民族的精神。今天，我们难道不需要“民族魂”吗？
我在微博里提到今天仍需要鲁迅的战斗精神，有人反唇相讥，以为“投枪”和“匕首”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此言差矣!鲁迅之所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绝不止于人们印象中的“投枪”和“匕首”，而他对旧社会、旧观念的批判精神，也并非没有现实意义。纪念鲁迅不是简单提倡“战斗”精神，而是要思考民族灵魂的精髓所在。
近日思及此事，再度为之扼腕，愤然不平之余，也含着淡淡的悲凉。本文的标题，其实是近几年来脑际萦绕多时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我从十几岁开始读鲁迅，始终极其景仰这位“五四”以来顶天立地的文化巨匠。时至今日，看到偶有侏儒坛坫自雄，不免有鲁迅先生令人高山仰止的感慨。他以如椽之笔写下的篇章，岂可不读或少读？读鲁迅是感召灵魂，而非仅仅欣赏其笔墨。鲁迅见称于时于世，恰恰在于他的锋芒。
鲁迅先生襟怀澄清天下之志，面对的是“愚弱的国民”，当年一腔悲怆，以为医学只能救身而无以拯救灵魂，所以确信“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毕生致力于斯，凡所涉笔，未曾以周容为度；文如其人，字里行间无不渗透风骨气节。如今之中国，百业昌盛，欣欣向荣，然而我们的精神尚需振奋，我们的追求尚需升华，重温鲁迅的意义可谓彰明较著。
我想近世中国文化人的脊梁，莫如先生那般铁骨铮铮，因此缺乏阳刚气概的文人雅士未必喜欢鲁迅，这本不是什么值得小题大做的事情。然则培育一代学子的文化品格，以我之见，鲁迅依然是当代中国非读不可的经典作家。那么，什么是鲁迅的风骨呢？“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夫子自道的这两句绝唱，我以为是最好不过的写照了。面对丑陋劣根，一向嫉恶如仇而从不低回姑息；面对弱者无辜，则素来恭敬慈爱、言语呕呕。鲁迅怀文抱质，不弃箕山之志，他那高大伟岸的形象，时时赫然在目，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爱憎如此分明的一代文豪，处于当今之世，依然是一面明镜。伟大作家的意义恰恰在于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世世代代。
或许有人以为，鲁迅生活在亡国在即的岁月，是在内乱外侮的黑暗时代奋笔为文，以文章为利器，慨然挣扎而不甘为黑暗所吞食；如今我们处于和平年代，好一派莺歌燕舞气象，将鲁迅作品逐步罢黜于语文教材门外，淡出于生活之外，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和氛围。这或许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吧。然则思之再三，我认为扬榷或者理论一番，还是很有必要。鲁迅先生的社会正义感和人性良知，贯穿了他的各类作品，他与时代和人民的疾苦是息息相通的，他的作品唤醒了千千万万民众的灵魂，他的作品昂扬了仁人志士的斗争意志，他的作品催人奋进，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我们更需要鲁迅精神的烛光照亮我们的内心。时代固然今非昔比，但是认识昨日之中国，以求更好地认识今日之中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日之中国，我们仍然需要重读《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
时过境迁，人们阅读鲁迅的热情，似乎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六七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不仅是浅阅读的结果，恐怕也是因为不愿意重温先生的尖锐与深刻。如今文化普及、出版繁荣，五花八门的作品层出不穷乃至铺天盖地，我们经常读到的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论及摧陷廓清之功，真正动天地、感鬼神的上品之作，似乎鲜见篇章。韩愈《荐士》一诗有言：“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风花雪月的文字，鲁迅素来不屑。鲁迅作品常读弥新，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断深化的感悟和反思。不仅对于大众学子，即便从文之士，时而重读鲁迅而砥砺锋芒，其功所在，同样不可小觑。
先生去世之时，身上盖着“民族魂”的旗帜，因为他指向的是一切黑暗势力和丑陋现象，代表着民族的精神。今天，我们难道不需要“民族魂”吗？
（选自《光明日报》）
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3
美国西部开发初期，各城镇强徒横行，秩序紊乱，警长是否称职对居民的安全和幸福关系重要。有一个警长在他管辖的镇上组训民众，强化治安，临事勇敢果决，当机立断。他生活呆板，表情严肃，重法轻情，嫉恶如仇，终于使辖区内有了公道和平。
镇民在安乐的生活中开始批评他们的警长，他们希望管理众人之事的是一个有笑脸、有弹性的人物。他们对镇上的大小事物有了自己的意见，不喜欢任何人独断独行。他们对警长不再像从前那样感激服从，终于发生了公开的正面的冲突。警长说：“好吧，既然你们不需要我，我决定离开本镇。”
辞职以后的警长，匹马单枪进入另一个小镇，镇民正在饱受暴徒的蹂躏。这位警长路见不平，挺身参与，以寡击众，大获全胜。镇上的居民纷纷打开大门迎接他、拥抱他、挽留他，在他胸前挂上星徽，把他当做全镇的救命恩人。大家听他的命令，履行他规定的义务，服从他的裁决。这时警长又废寝忘食，赴汤蹈火，致力建立全镇的法律秩序。他成功了，可是不久，那些免于恐惧的镇民骄傲了、怠惰了，意见分歧而自以为是了，历史重演，警长又辞职出走。
然后再换一个小镇……
整个西部在开发，在进步，在逐渐建立法律秩序。等到西部所有的城镇都脱离了它们的黑暗时代，这位警长就没有容身之地了。社会在改变，他推动了这种改变，可是他不能改变自己以调节适应改变后的社会，他个人的悲剧就发生了。
由农业社会到工商业社会，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也是社会的一种改变，人们置身于这缓慢而巨大的变迁中，也发生如何“调适”的问题。愈是原来优秀的有贡献的分子，“调适”愈重要，如何调适也愈困难。倘若“调适”失败，社会对当年“优秀分子”的摒弃也愈严厉。
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4
逊如是说。
开创新天文学
截止到2011年5月20日，人类已经发现了551个太阳系外行星的候选者，其中还有超过200个行星系统。它们中的大部分是通过探测行星对其宿主恒星在观测者视线方向上的引力摄动而被发现的，这一方法被称为视向速度方法。目前，这一方法主要适用于搜寻极为靠近宿主恒星的热类木星。但如果要找到位于低温矮星周围宜居带中的岩质类地行星，现有视向速度方法的灵敏度还需要提高至少10倍。
为此，凯克望远镜需要1小时～3小时才能得到可信的视向速度数据，这大大限制了观测的效率。考虑到行星系统的多样性，必须要对数百颗恒星进行观测之后方能真正得到近距岩质类地行星的可靠比例。而TMT在这方面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它比凯克望远镜大9倍的集光能力使得其每次视向速度观测所需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在一年里可以观测数千个行星候选者。
除了视向速度观测之外，TMT还将使得人类第一次能经常性地对系外行星进行直接成像观测，收集它们大气活动和化学性质的信息：通过星冕仪和高精度天体测量技术，TMT可以探测距离宿主恒星相对较远的年轻高温类木行星。其中，来自遥远行星系统的星光包含了行星及其宿主恒星的辐射。从地球上看，当行星从恒星前方经过时，恒星所发出光中的一部分会穿过行星的大气。此时，由行星大气分子造成的吸收特征就会在恒星的光谱中显现出来，据此就能测定出行星的大气成分。TMT除了将帮助我们确定银河系中类似地球的行星究竟有多罕见之外，还能帮助我们推断出在银河系的其他地区是否也存在类似地球上的生命。
未来的TMT将会看到之前任何一架望远镜都无法看到的早期宇宙———直达宇宙“黑暗时代”之后第一代恒星和星系的形成时期，并直击宇宙中的“第一缕光”。有理论认为，在大爆炸的光辉褪去之后，宇宙进入了一个长期的“黑暗时代”。最终，低温物质聚集坍缩形成了第一代恒星和星系，出现了第一缕光。
第一代星系包含有从原初气体中形成的第一代大质量恒星，其中星族Ⅲ恒星会以超新星爆发的形式为宇宙制造出第一批重元素———作为大质量的热源，它们会发出强烈的辐射，电离周围的原初氦。这些气体产生的特征发射线可以作为第一代恒星的示踪器。而TMT可以看到红移达14的星系的这些谱线，验证先前根据微波背景辐射偏振所做出的星族Ⅲ恒星的红移在7～20之间的预言。这将为早期星系的演化提供一个新的、重要的限制。
此外，在黑暗时代中，引力开始把暗物质聚集成团，构筑起宇宙大尺度结构。其时，中性氢和氦原子会被暗物质吸引，在密度最高的区域积聚。不过，这一原初引力成团的细节目前还鲜为人知，我们不知道是单颗恒星还是巨型黑洞先形成，恒星和黑洞是否都会产生高能光子，包括高温、明亮的恒星是否会辐射出巨量的紫外线，以及在吸积盘中落向黑洞的物质其温度是否会高到足以产生X射线……没有人知道哪类天体率先开始发出明亮的辐射，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几亿年之后，宇宙的灯光被点亮了。对于这些问题，TMT兴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超大镜面像蜂窝一样拼接而成
为了攻克这些未知，TMT必须要有远超目前最大望远镜的镜面，用以收集来自宇宙边缘的微弱信息。然而，建造直径30米的望远镜主镜绝非易事！ 在20世纪70年代末，天文学家遇到了一个问题：天文望远镜的尺寸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了。为了能更深入宇宙的过去，他们需要更大的望远镜。但是，直径大于5米的镜面会由于形变而产生扭曲的图像，使得这一梦想始终未能实现。
最终找到破解这一关键问题办法的，是一名谁也没有想到的物理学家，他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纳尔逊。“在演讲时，他平淡的风格会让你觉得他正在推销一种新的市政下水道合同，而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道，“然而，他是一个不屈不挠且有能力的科学家，拥有巧妙解决意料之外问题的天赋。”
纳尔逊设计出的解决方案是：先做36块小镜面，然后像蜂巢一样把它们拼接到一起。这就是位于美国夏威夷的两架10米凯克望远镜的建造基础。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个想法风险极大，也没有人相信它会成功，但纳尔逊做到了。
在过去的100年里，望远镜的设计有两个鲜明的阶段。首先，天文学家从使用透镜的折射望远镜转向了使用镜
面的反射望远镜。1908年，美国威尔逊山天文台的1.5米望远镜拉开了这一阶段的序幕，随后是1917年2.5米的胡克望远镜和1948年美国帕洛玛天文台的海尔望远镜；而凯克望远镜则开启了通过拼接镜面建造望远镜的下一个时期。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天文学家桑迪·费伯把纳尔逊称为“现代伽利略”。
实际上，纳尔逊的方法和其他拼接镜面设计已经被证明极具可行性和灵活性，TMT也将使用相同的技术。TMT反射镜所用的拼接镜面比凯克望远镜高一个数量级，达到492块，并通过复杂的计算机制导系统使其整体运转。然而，即使望远镜主镜面的问题得到解决，它仍要克服一个所有地面望远镜都要面对的难题———大气湍动。
看得更深、更远
400年前，当伽利略用他的望远镜首次发现木星的卫星时，没有想到这个小望远镜的后裔居然可以窥视宇宙的边缘。当时，伽利略手工制造的望远镜口径只有4.4厘米，而且透镜的质量很差，无法分辨小于10角秒的细节———相当于300米外一枚银币所张的角。因此，伽利略无法分辨出土星的光环。而以TMT主镜30米的直径，它的分辨率可以达到0.005个角秒。
但是，用过望远镜的人都知道，地球上的大气湍流会让影像变得模糊。因此，无论口径有多大，没有望远镜的分辨率可以达到0.5角秒以上，甚至在山顶这种视凝度极好的地方也是如此。从分辨率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并不比天好者手中的几十厘米望远镜好到哪里去。
现在不同了。通过自适应光学系统时刻修正大气扰动所造成的图像畸变，
可以使星像还原到近乎达到衍射极限的完美程度。为了使光线重回“正途”，自适应光学系统必须要做两件事：在每一个瞬间测量出所有的影像畸变，然后通过望远镜光路上的器件来校正这些畸变。
自适应光学系统会帮助TMT实现“看得更深、更远”的目标，包括使用钠激光产生的人造引导星来探测气流的状况，并把大气湍流的信息传递给小型弹性镜面，后者会实时纠正大气的扰动。不过，对于TMT而言，传统的自适应光学系统并不能简单地照搬到它身上。如果你把TMT对准一个星系，来自星系的光会穿过直径30米的圆柱形空气柱。然而，来自引导星的星光仅仅位于90千米的高空，无法贯穿整个空气柱。相反，它仅能覆盖底面直径为30米的圆锥形区域。因此，圆柱里、圆锥外的大气湍流就无法被测量，星系的影像不会完全得到修正。而新的多重共轭自适应光学系统将通过使用多重引导星、波前传感器和弹性镜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克服了自适应光学系统对视场大小的限制。
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5
这款牙刷是一种半圆形的橡胶套，其表面的突起可以清理牙齿上的污垢。只需将牙刷套在舌头上，轻轻一舔，就能把牙齿刷干净。这款牙刷还自带牙膏涂层，省去了挤牙膏的麻烦。此外这种牙刷携带方便，使用后就可以丢弃。
对于那些既想品尝美味又不愿洗碗的懒汉们来说，一项新发明的面包碗一定会使他们欣喜若狂。这种新餐具不但可以避免洗碗的烦恼，其本身还是一道美味佳肴。
英国伯明翰的一家食品公司发明的面包碗可以保持8小时不变形，而且不会被碗中的汤浸湿。一家美食杂志社的人员评价说，这种面包碗是近年来最有创意的产品之一。
一名来自纽约的男子Boris发明了一种可以理发的头盔，只需20秒便能瞬间剃头。
2011年2月，Boris在网络上上传了其发明的头盔剃头的视频。从外观上来看，有点像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出土物，它带有4个刀片，由装在铝传感器上的两个马达驱动，同时配备理发乳液注入装置。头盔上还装有LED指示灯，显示理发结束时间。
Boris称这顶头盔不会让使用者受伤流血，网络视频中那个胆大的试验者也并未出现被割伤的情况。对于这项发明的带来的好处，Boris说：“当你手工剃头时，你得前后左右来回移动，而这顶头盔的剃头效率是手工剃头的四倍。”
这款神器看上去有点儿像医师使用的脖颈康复仪，但事实上它可以解决上班族上班路上发困打盹时头部乱晃所带来的尴尬。
据美国制造商“直立睡眠者”公司称，该装置可使用户在汽车、火车和飞机上保持上身直立状态进行睡眠。它能彻底改变人们旅行时的睡眠姿势，避免出现犯困时头部靠在身边乘客肩膀上的尴尬，同时，乘客将不必用火车上的桌子当枕头。
“懒人床”的发明者意大利人恩里科·贝鲁蒂说，只需摁一下按钮，安装在床上的夹子便在金属杆上滑动，床单即平滑地铺开。
这一创意主要为行动不便的病人服务，但贝鲁蒂也承认，部分原因是“自己有点懒”。
日本大阪大学科研人员发明了一种懒人遥控器，能使人们通过脸部肌肉活动来操控各类器材。该产品名为“MimiSwitch”或“EarSwitch”，其外形很像普通的耳机，内有一套红外线感应器，能测量脸部各种细微活动导致的耳内变化。感应器又与一个微型电脑相接，通过电脑操纵各类家电器材。
操控者只要动一动嘴巴，就能打开电灯或启动洗衣机；伸一伸舌头，就能指示iPod开始或停止播放音乐；再睁一睁眼睛，iPod就会改播另一首歌。
获新南威尔斯大学工业设计一级荣誉学位的华裔学生黄承义在该校求学时，发明了一种用阳光代替水来洗衣的机器，设计出懒人洗衣和风干机，洗衣时不用水，也不用洗衣粉。
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6
关键词：基督教；中世纪大学；积极影响
我们今天的大学肇始于西欧中世纪大学，众所周知，中世纪是一个由基督教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也一直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毫无智慧之光的“黑暗时代”，伯恩斯在《世界文明史》中指出，西欧从公元400年到公元1000年是真正的黑暗时代，并把这种文化凋敝、文明黯淡的现象归咎于基督教及基督教会的教育。那么，果真如此吗？是否可以简单地认为基督教就是中世纪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一块绊脚石？大学这样一种伟大的教育组织诞生于中世纪，它的形成和发展又和基督教有着怎样的联系？
事实上，中世纪作为一个独特的时代，连接了欧洲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上承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下启文艺复兴，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孕育着科学和文明的火种。尤其到了11世纪，欧洲的局面开始焕然一新，教权攀上巅峰，王权日益滋长，城市繁荣发展，知识分子出现，这些成为大学产生、演进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其中，基督教对当时高等教育的兴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由于日耳曼各族的文化水平和古希腊罗马的差距过大，对于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不但没有能力欣赏借鉴，反而肆意毁坏，曾经繁华的欧洲变成了“蛮荒之地”，这也是后来人们认为中世纪黑暗的重要原因。然而，日耳曼各民族与罗马帝国虽然有着文化上的巨大差距，却在一个方面体现了共同的取向，那就是最终都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也就成了连接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重要纽带。“随着日耳曼各民族对基督教的皈依，基督教在文化上的优势体现出来，成为欧洲各民族的共同训导者，而这种训导正是通过教化完成的。”[1]在大学兴起之前，传统上教育就是这样顺理成章地由教会管理着。当时主要的教育机构有三种，分别是主教座堂学校、修道院学校和教区学校。随着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的兴起，城市里出现了行会组织，学生和教师也像商人或手工业者一样组成行会，如“巴黎教师和学生大学”“牛津教师和学生大学”。那时，有的大学是以学生或教师为主主持的，如博洛尼亚有“学生大学”之称，巴黎大学有“教师（先生）大学”之号。这类世俗学校与教会的联系较弱，和城市的世俗生活紧密结合。即便如此，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与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基督教及其教会为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会给予大学经济上的支持
金钱对中世纪的大学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最初的大学生中很少有贵族，大都来自中等家庭，也有的来自社会底层，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谋得一个较好的职业，必须以学业作为晋身之阶。因此，这些学生要费尽心机地从各个方面筹措学费和生活费用。然而由于学生经常拖欠学费，引起了教师的不满，教师认为自己出售了知识，理所当然得到报酬。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对于大学的经济援助在早期大学经济窘迫的状况下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由于受到“科学是上帝赐予的礼物不能被出售”这种基督教观念的影响，教会坚持“教育无偿”的理念。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决定，为了使穷孩子不被剥夺读书与进修的机会，应该在每一座教堂拨出一笔足够的圣俸给专业教师，让他免费教授同一教堂的办事员和穷苦的学生，学生缴纳的费用都是屈指可数的，这就使部分教师不得不加入教籍以寻求教会薪俸的资助。大名鼎鼎的阿伯拉尔就曾做过巴黎主教座堂的老师。此外，教会的这种资金资助也惠及学生，“到14世纪，学术机构定期向教皇通报学生和毕业生的名单，教皇通过发放薪俸资助学习的方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制度形式，此即教会奖学金制度（Rotuli）”[2]这样一来，教师的工资和学生的学费都不再成为阻碍大学教学顺利进行的因素。不论教会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为了牵制大学也好，为了培养神职人员也好，总之，在当时大学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教会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教会对大学的资助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它使资助大学有了神圣的意义，相当于支持上帝的事业，对大学捐款捐物、发给教师们薪俸、资助贫困的大学生等，成为可敬的善举，即使在远离了中世纪的今天，这种风气也保留下来，遗惠无穷。
2.基督教为中世纪文化做出贡献，为大学的诞生奠定了文化基础
在中世纪开始之前，基督教经过长期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碰撞、交融，带有理性精神的古典文化被大量的吸纳、利用和改造，“当中世纪的大幕拉开的时候，古典文化完全崩溃，基督教成为了保存和传播古典文化火种的唯一文明承载者”[3]。中世纪文化融合了日耳曼风俗、以理性为特点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以信仰为特点的基督教文化，在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基督教的作用不可忽视。
此外，对于古典文化的保存，修道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代文化历史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指出，“对中世纪文化起源的任何研究，都必不可免地要给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历史以重要地位，因为，从古典文明的衰落到12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700年的时期内，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只是通过教会，特别是通过修道僧，古典文化的传统和古典作家的著述才得以保存下来。”[4]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藏有一些宗教和古典书籍，另外，由于印刷术还未产生，制作书籍全部靠用手抄写，修道士们除了抄写宗教书籍外，还誊抄和整理大量古典文本；在传经布道的同时，还传授语言、艺术和科学。由此可以看出，修道院为中世纪文化的保存与传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3.神职人员和教会学校毕业生构成中世纪大学教师的基础，保证了大学的师资力量
中世纪时大学的教员都必须是教会的某种神职人员。一方面是由于中世纪教会垄断着文化知识与教育，只有教会的教士才拥有知识，具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基督教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必然成为教士。在中世纪的西欧，相当一批著名的教育家、著名教师都是基督教徒，如阿尔琴、马丁・路德、夸美纽斯、加尔文等。在大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许多大学的确立、巩固直到成名与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修道士等在学校的讲学分不开。例如，巴黎大学的重要成就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学校校长彼得・阿伯拉尔和托马斯・阿奎那。博伊德曾这样评价这些基督教哲学家在中世纪大学中的作用，“从由这些对立的哲学家提出来的种种问题的辩论中，产生了对学习的推动，从对学习的推动中，产生了北欧的大学。”[5]
4.基督教对大学精神的形成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样说也许有的人会不解，基督教思想和大学精神乍一想好像是背道而驰的，然而事实上，基督教的思想以及教会给予大学的特权恰恰帮助形成了大学精神。
（1）大学的探究精神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基督教对宗教理性的追求。“作为基督教最重要学术思潮的经院哲学，由于它相信的可论证性，相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规律性，从而不自觉地潜藏着理性复苏的因素，而重视理性的学术研究恰恰是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精神之一。”[6]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精神追求之一，就在于对超验知识的论证与追求，在这种论证与追求中，陶冶了人们敬业钻研的职业情趣，锻炼了人们思维的严密性。
（2）大学里热爱科学的精神也在某种意义上得到基督教思想的浸润。犹太教或基督教以外的许多宗教，往往把大自然视为具有神性的东西，于是把对大自然或某些自然物的探索和利用视为冒犯或亵渎。这种宗教世界观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但是，基督教思想特别是新教思想造成了宗教世界观的一个大转变，它把世界视为上帝的造物，它本身不具有神性，上帝已将它交给人类去“管理”，将它“赐给”了人类。这就为人类探索自然从而利用自然、探讨世俗性问题提供了神圣的“道德上的标准”，从而促进了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的进步。
（3）基督教给予大学的特权造就了大学独立自由的学风和思想。中世纪大学的特权主要有：司法自治权、学校的居住权、罢课权、迁徙权、免税免疫、教师资格认定权，等等。这些权力主要来自教会的授予，或者来自世俗政权基于与教会斗争的需要而授予。在教廷的极力授权之下，中世纪大学尽可能少的受世俗政权的干扰，实现了相当大程度的独立与自治。当然，教会办教育的目的在于传，所以总在一定的时候对大学进行控制，使得大学的独立与自治总是有限度的，但是，中世纪的确存在着一个平衡状态。
早期大学的产生、成长、壮大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多种历史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的兴起，统治者的奖掖与扶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基督教及其教会对大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是功不可没，更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时代、条件和环境，可以看出基督教及其教会在大学形成和发展中所占的一席之地和所发挥的影响力既具有其必然性，又存在其积极的一面。
参考文献：
[1][3]刘松涛.浅析基督教会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中的作用[D].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2006.
[2]李永全，胡钦晓.论中世纪巴黎大学社会角色及其冲突[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04）.
[4]（英）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英）威廉・博伊德，（英）埃德蒙・金.西方教育史[M].任室祥，吴元训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