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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诗词范文1
秋季是人体储存能量以备安然过冬的黄金季节。所以特别适合养生进补。中医认为，秋季空气干燥，容易形成风燥之邪，肺主呼吸，与大气相通，“喜清肃濡润”，所以最容易受到“燥邪”的伤害。同时，空气干燥还会引起鼻干、咽干、口干、舌干、皮肤干燥皴裂等症状。
走过夏季，被“暑湿”折腾得三分虚的身体，再遭“秋煤”侵扰，免疫力会大大下降。呼吸道、消化道、心血管等疾病都可能趁机发作。根据中医“天人相应”理论，肺气旺于秋，所以自古以来中医就大力提倡在秋季养肺，选择滋阴补肾、清肺润燥的滋补品积极食补，这样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刺参是绿色、健康的滋补品。传统医学认为，刺参味甘性温，入肺、心、肾、脾诸经，有滋阴壮阳、润肺补肾、益精养血的功效，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能“滋后天之脾以补先天之肾”、“健脾肾以润肺腑”。
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讲，秋季选择刺参保健，十分科学。刺参富含的五十多种营养成分，可补充夏日丢失的营养，提高机体免疫力，帮你安然度过“多事之秋”，同时也为迎接寒冬的到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刺参对人体的好处
刺参营养价值极高，自古以来就有“陆有人参。海有海参”的说法。清代《本草从新》云，刺参有“补肾益精，壮阳疗痿”的功效。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刺参体内含有五十多种对人体生理活动有益的营养成分，其中蛋白质含量就高达55％以上，另外还富含18种氨基酸、牛磺酸、刺参黏多糖、硫酸软骨素、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E、维生素K、谷胱甘肽等营养成分，还有钙、磷、硒、锌、钒等多种常量及微量元素。
对于不同的人群，刺身有不同的补益功效。
亚健康人群：刺参丰富的营养成分可有效缓解疲劳困乏、精力不足、注意力分散、失眠健忘、头昏目眩、情绪低落、反应迟钝、适应能力差等亚健康状态。
中老年人：刺参中多种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对改善机体的多种不适有明显的效果，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疲劳、抗肿瘤、抗衰老。
中年妇女：滋容美体。刺参中富含的精氨酸、刺参黏多糖对保持皮肤水分、增加皮肤弹性，会产生很神奇的效果。
儿童：增智助长。刺参富含钙、铁、锌及多种维生素，能增进儿童食欲，促进生长发育，让您的孩子又快乐又健康。
高强度脑力劳动者：刺参能提供给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增强记忆，提高智商，消除大脑疲劳。
孕妇、产妇：刺参体内含有微量元素铁和其他生物中很少有的微量元素钒，能使机体更加充分地利用铁元素，形成血红蛋白，刺激造血机制，帮助改善和预防贫血。达到补血、补气的功效。刺参的营养非常便于孕妇的吸收，并且它对产妇快速恢复体力也有明显效果。
术后及放、化疗患者：刺参能够增加动物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同时提高血球凝聚程度，增加自然杀伤细胞(NK)的活性。另外其中的天门冬氨酸、微量元素铜等，对放、化疗及化学性损伤的修复很有帮助。
刺参适宜长期食用。是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最佳食品。
那么，平时在菜市场买的海参与隆顺榕的刺辽参有什么不同呢?隆顺榕刺辽参与市场上出售的海参从品种、产地、发制工艺等方面均有不同。
1 品种不同：隆顺榕刺辽参是生长5～8年的刺参，参体壁厚而软糯，是刺参中质量最好的一种，被誉为“参中之冠”。市场上出售的海参大多为“光参”，营养价值、品相等远远不如隆顺榕刺辽参。
2 产地不同：隆顺榕刺辽参是产自黄渤海环抱的大连长海县石城岛。那里是刺参的故乡，为世界珍稀刺参原产地，该地所产刺参质量最优，营养价值最丰富，可谓珍品中的珍品。而普通海参的产地比较混杂，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
3 加工方法不同：隆顺榕的销售专柜可帮顾客刺参，采用安全、无毒的自然法泡发。而市场上的海参使用火碱泡发，不但口味苦涩，还有大量火碱残留，对人体危害不小。此外，刺参的发制率也是甄别刺参好坏的重要标准，隆顺榕刺辽参按照正常的绿色无公害方法泡发，其发制率为5～8倍，而普通的干海参则不能达到。
中秋家宴 刺参养生
中秋家宴上珍馐美味，当然也少不了刺辽参的身影。下面介绍两款既美味又符合秋季养生的刺参佳肴。
鸡丝刺参汤
用料：鸡肉150克，海参100克，火腿肉25克，鸡汤500克，豆苗适量，生抽、味精、盐、酒各少许。
做法：将泡发好的海参洗净切丝，备用。鸡肉洗净切丝，用生抽、酒拌匀，备用。火腿肉切丝备用。豆苗洗净，滴干水分。在锅内注入鸡汤，放入鸡肉，煮5分钟，再下海参丝、火腿丝，煮沸后加豆苗、生抽，再滚。加味精调味即可。
功效：温中益气。补肾益精，滋阴降压，养血润燥。
刺参羊肉羹
用料：刺参50克，羊肉250克、生姜2片、葱5克、胡椒末0.5克、食盐3克、水淀粉少许
仲秋诗词范文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2、《十五夜望月》（唐·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3、《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唐·白居易）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
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4、《中秋月》（宋·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5、《绮怀》（清·黄景仁）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仲秋诗词范文3
杜甫
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
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
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
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
十五夜望月
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南斋玩月
王昌龄
高卧南斋时，开帷月初吐。
清辉澹水木，演漾在窗户。
荏苒几盈虚，澄澄变今古。
美人清江畔，是夜越吟苦。
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杜。
中秋月
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中秋月
齐已
空碧无云露湿衣，众星光外涌清规。
东林莫碍渐高势，四海正看当路时。
还许分明吟皓魄，肯教幽暗取丹枝。
可怜关夜婵娟影，正对五候残酒卮。
关山月
李白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月夜
刘方平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嫦娥
李商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沈。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月夜忆舍弟
杜甫
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望月怀远
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霜月
李商隐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秋宵月下有怀
孟浩然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
惊鹊栖未定，飞萤卷帘入。
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
佳期旷何许！望望空伫立。
中秋待月
陆龟蒙
转缺霜输上转迟，好风偏似送佳期。
帘斜树隔情无限，烛暗香残坐不辞。
最爱笙调闻北里，渐看星潆失南箕。
何人为校清凉力，欲减初圆及午时。
倪庄中秋
元好问
强饭日逾瘦，狭衣秋已寒。
儿童漫相忆，行路岂知难。
露气入茅屋，溪声喧石滩。
山中夜来月，到晓不曾看。
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
刘禹锡
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
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
碧虚无云风不起，山上长松山下水。
群动悠然一顾中，天高地平千万里。
少君引我升玉坛，礼空遥请真仙官。
云欲下星斗动，天乐一声肌骨寒。
金霞昕昕渐东上，轮欹影促犹频望。
绝景良时难再并，他年此日应惆怅。
中秋月
晏殊
十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
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
中秋月
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白居易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
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
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
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
皮日休
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
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中秋见月和子由
苏轼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
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
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蟠。
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
何人舣舟昨古汴，千灯夜作鱼龙变。
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
青荧灭没转山前，浪*(左风右占)风回岂复坚。
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上将下虫)鸣露草。
卷帘推户寂无人，窗下咿哑唯楚老。
南都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
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
中秋登楼望月
米芾
目穷淮海满如银，万道虹光育蚌珍。
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损向西轮。
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西江月
苏轼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回董提举中秋请宴启
文天祥
照江叠节，载画舫之清冰；待月举杯，呼芳樽于绿净。拜华星之坠几，约明月之浮槎。风雨满城，何幸两重阳之近；江山如画，尚从前赤壁之游。槁秸申酬，轮嗣布。:
满江红.中秋寄远
辛弃疾
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
但唤取、玉纤横笛，一声吹裂。
谁做冰壶浮世界，最怜玉斧修时节。
问嫦娥、孤冷有愁无，应华发。
玉液满，琼杯滑。长袖起，清歌咽。
叹十常八九，欲磨还缺。
若得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
把从前、离恨总成欢，归时说。
秋夜月
当初聚散。便唤作、无由再逢伊面。
近日来、不期而会重欢宴。
向尊前、闲暇里，敛著眉儿长叹。
惹起旧愁无限。
秦淮看月记
仲秋诗词范文4
我们遥望着圆圆的月亮，品尝着甜甜的月饼，家家都沐浴在柔和的月光中，享受着喜庆团圆的美好心情。又到中秋月圆时，我们在家里思念着远方的亲人，远方有我们的亲人在牵挂；又逢中秋佳节日，远方游子的心也飞到了故乡，故园之恋，恋我故乡的亲人。明月寄相思，天涯共此时，都在祈盼着团圆，国家昌盛，祈盼和谐，小家幸福，祈盼着团圆，大家小家，一起祈盼，月圆、情圆、人圆、大团圆。
明月寄相思，天涯共此时，天涯的路到底有多远只能用心去丈量，漂泊的心从哪里起航，彼岸的幸福又停留在何方；流浪的脚步如此匆忙，只有家才是自己休憩的温柔之乡；哪里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只有家才是我们幸福的天堂。八月中秋节，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只用一个目标：回家，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个信念：团圆。遥远的异乡有我们的亲人，中秋月正圆，通过电波，通过网络，通过心灵，传递着爱的信息，感受着亲情的温暖。这一刻，我们没有了愁苦，忘记了烦恼，抛弃了忧伤；这一刻，我们只有温馨，只有欢笑，只有幸福，因为这一天九州同庆，神州月圆。
明月寄相思，天涯共此时，千年万年，中秋的月最圆；千里万里，共赏同一轮明月；千山万水，共同沐浴着如水的月光；千家万户，共同品尝同一种食品；千难万险，共同寻觅着回家的路线。无论身在何方，心在哪里，都充溢着思乡的情怀，都饱含着血脉相连的深情。多少人为了事业、为了生活、为了学业，还奋斗在异地，还拼搏在他乡，无法与亲人团聚，只有在异地他乡与亲人同赏头上的那一轮明月。天涯的路再远在长，今天心灵的距离也会缩短，今天工作再繁忙，也要停止了漂泊，明月高悬，天涯咫尺，万种深情都汇聚在盈盈方寸间。
仲秋诗词范文5
一、龟兹石窟中所见波斯艺术元素
（一）人物形象
龟兹石窟中的世俗供养人，身穿长至膝部的长袍，一对夸张的大翻领，腰部束带显出腰身的纤细，足蹬护小腿的皮靴，整个形象显得挺拔而修长，在体型和服饰装束上体现出波斯的特征。同时，他们的站立姿势也是独特的：与人物体型不成比例的、又尖又小的双脚，脚跟向内、脚尖向外，以类似芭蕾舞的姿势脚尖点地站立。这种造型源于波斯，波斯银盘中骑士的脚就是这样表现的。因为萨珊人的坐骑没有马镫，所以成就了这种独特的足部造型，脚前伸紧绷，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无镫的马背生活。波斯金银币中表现火坛祭司的场景中，也有很多人物是以这种姿势站立的。龟兹石窟中武士的装束也来自波斯。早在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已装备了由铁甲片编缀而成的鱼鳞甲，在幼发拉底河畔杜拉•欧罗波发现的遗迹中就有头戴兜鍪身披铠甲的骑士。在波斯文化范畴内的粟特所发现的穆格山皮盾囊上的骑马图，与克孜尔14窟智马本生图相比，人物的装束、骑马的动态、画面表现的角度都很相似。武士所着的横条纹的甲胄，弓箭袋的大小和放置方法，马匹的形态，以及身上的装饰，都显示出二者的渊源关系。龟兹石窟中有的金刚神形象，也借鉴了波斯货币上的头像。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龟兹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式流通的货币就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克孜尔207窟金刚神造型无疑包含着丰富的波斯艺术元素，人物头冠两侧的双翼、头后两条卷曲的飘带、联珠纹的耳饰和项链，都具有波斯艺术的典型特征。加上头发以圆形凸起的表现手法，以及人物优雅的神态，都向人们暗示着波斯艺术远播的痕迹。此外，据《周书•异域传》记载，波斯人有剪发之俗。龟兹壁画中的王族是剪发齐颈的，也是受到了波斯文化影响的结果。
（二）场景构图
龟兹石窟中表现狩猎场景与波斯银盘狩猎图的构图方式非常相似。狩猎是波斯人喜欢的题材，他们乐于把国王射杀动物的英勇形象制作在银盘上，以此来颂扬国王的英勇与威猛。最早的这类主题就源于波斯，并在公元4世纪形成一种典型的艺术形式。龟兹的狩猎图采取了波斯银盘的构图形式，骑马的人物位于画面的正中，右手从头后边拉弓、露出脸部。动物就在狩猎者身边奔跑，四蹄张开腾空，摒弃了实际的距离感和空间感，却使画面达到一种丰富而均衡的效果。波斯艺术家把诸多对象紧凑安排的手法被龟兹石窟所继承。有趣的是，这种狩猎图像到了敦煌，采取了中原山水画的表现方式，狩猎者与动物的距离变远了，而且描绘出其间的山川和树木，更趋于对客观现实的再现。波斯狩猎图在公元4世纪，所射杀的是狮子和野猪两种野兽，但是到了5-6世纪，动物则变为对人没有威胁的食草类，如野牛与瞪羚等。约公元7世纪的克孜尔198窟，商莫迦本生图中所射杀的动物为鹿。龟兹石窟中狮子捕食的场面也源于波斯。史籍中多次记载波斯国遣使献狮子的史实。“狮子”的汉语发音正是源于波斯语“Sheer”一词。狮子常常出现在波斯萨珊的狩猎银盘纹饰中，前后肢角度分开极大，几乎呈一条直线，与森木塞姆第41窟狮子形象如出一辙。此外，龟兹石窟的八王争舍利图也借鉴了波斯王位继承图的形式。萨珊的王位继承图无论是双人、三人或是多人，多采用左右对称构图。人物身体部分常常是正面，脸大都是半侧面的。阿达希尔一世登基纪念浮雕与克孜尔224窟的八王争舍利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马匹和人物在画面呈对称式分布，马匹微低头、抬起内侧的前腿，与对面的马相呼应。而且马匹的类型也与波斯相同，头小、胸宽、腿细高、腹围窄、蹄大，马鬃结三绺，显得矫健而善于奔跑。这几项正是伊兰马种的特征。在人物形象上，也体现出鲜明的波斯特征，尤其人物腿部被刻画得丝毫没有力量感，柔软地从马背上垂下。
（三）装饰纹样
龟兹石窟中有丰富的装饰纹样，尤其是以菱形划出边界，在菱形内填充动物、植物和故事的“菱格画”，更是全国石窟中独一无二的。这种菱形格的构图方式，早在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的“袭击黑人的牡狮”就以规则的拱形叠加构成故事的背景。虽然在公元前6世纪腓尼基为波斯所灭，但其形式却被波斯艺术所继承。到了萨珊时代，装饰性是其突出特征，在他们的织造品和金银工艺品中，可以看出萨珊朝的装饰者如何从那些题材上剥掉其造型特质，而由活的形态中提取纯几何图案。耶路撒冷梅耶尔•伊斯尔伊斯兰艺术纪念所与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鎏金银瓶，虽然年代约公元7世纪，但它体现着萨珊时代的重要特征，在每个拱形内，绘以不同的动植物。既有独立的纹饰，又有整体的构成效果。同时，由于波斯人的兴趣不在于创造一个幻想中的大自然，而喜欢在平坦图案上表现他们的装饰能力，所以他们热衷于使用大色块来获得辉煌的效果[10]。龟兹的菱格画中，工整的装饰纹样、对称的图案表现、以及大面积的蓝绿色调的运用，都拥有波斯艺术元素的特质。同时，在龟兹石窟中，无论是什么题材或内容，常常在背景中规则的装饰着花朵或其他抽象的图案，也是受波斯发达的装饰技巧的启示。龟兹石窟中人物的头冠、耳环、项链、腰带、衣服的纹样以及壁画背景的装饰图案等，广泛地使用着波斯创造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联珠纹。这种纹饰与波斯的祆教信仰有关，象征神明居住、光明常在，并能赐福的天空与光明、华丽而又具神圣的珍珠等[11]。这些美好的象征意义很受青睐，大批量生产在波斯锦当中。4世纪中叶，波斯先后建立起了一些丝绸作坊，生产的绸缎带有特点鲜明的图案，最典型的就是联珠纹围绕着中央有兽或鸟的造型。这种联珠纹的形式，在龟兹也受到了喜爱，并在石窟中广泛地运用。而龟兹王室成员所着的联珠纹“波斯锦”，更明确反映出波斯货物在当时是时尚和权贵的体现。此外，还有编带和绣花，都是仿波斯的装饰风格。
（四）器皿造型
龟兹石窟中还有一些波斯的器皿造型，最典型的就是多曲长杯。这是一种平面呈椭圆形、由杯沿到杯底纵向分瓣的器皿，犹如盛开的花朵，器型优美华丽。多曲长杯是波斯人在萨珊时期创造定型的器物，3至8世纪，不仅流行于波斯，而且逐步向外传播，并被仿制[12]。这种器物不仅出现在龟兹石窟中，还给唐代带去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当时重要的器物造型之一。克孜尔38窟中，两位天宫伎乐手中所持的就是典型的多曲长杯。第一个杯的形制、色彩与萨珊王朝的多曲长杯完全一致；第二个的形制为萨珊王朝多曲长杯，但是其清淡透明的色彩却显示出玻璃的质地，这或许是玻璃制品模仿了金银器的形制。因为在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人已经能够很好地使用罗马的玻璃技术，并且形成了有独具特色的萨珊玻璃造型[13]。与犍陀罗石刻中天宫伎乐多为手持莲花的造型相比，更富于生活气息，体现了龟兹文化多元性特征。
（五）乐器形制
波斯艺术元素在龟兹石窟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乐器形制。龟兹乐的主要乐器———曲项琵琶和竖箜篌，就是来源于波斯，这在龟兹石窟壁画和出土文物中都有着丰富的遗存。波斯帝王宴饮图银盘中的曲项琵琶与公元7世纪克孜尔尕哈石窟壁画中的曲项琵琶在形制和弹奏方式上是一致的；波斯萨珊朝塔卡依博斯坦石雕中出现的竖箜篌，与克孜尔石窟出土的公元7世纪木雕伎乐天手中所持竖箜篌的形制也基本相似，只是琴弦的倾斜角度和弦数的差异较大。克孜尔石窟中的竖箜篌琴弦几乎垂直于底部，所以琴弦所系的另一端就制作得较长且圆。而弦数的差异，并不能说明实质的问题。因为从二者的造型风格上看，克孜尔木雕较为简约、概括，有可能是克孜尔的雕刻者对琴弦也采用了简化的手法。龟兹壁画出现曲项琵琶和竖箜篌的时间在公元5世纪间，和丝绸之路发展、与波斯交通进一步加强的历史相一致[14]。著名的龟兹乐舞受到波斯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乐器方面的受益更深。
（六）祆教题材
龟兹石窟中，有许多表现萨薄燃臂引路的题材。在克孜尔石窟第8、17、38、58、63、114、178、184都曾出现[15]。这些图像无疑表现的就是粟特商人的形象，而其熊熊燃烧的双臂能够指引商旅走出迷途，或许也与火的崇拜有关。祆教在萨珊王朝时期，它重新被奉为国教，进入了强盛时期[16]。波斯文化圈内的粟特人是信仰祆教的一个重要民族。粟特人从公元4世纪初叶开始，就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到7、8世纪，还在龟兹城东建立了一个粟特聚落[17]。《旧唐书•西戎传》记载：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隋唐时专门设置了管理祆教的特殊机构，名为“萨薄府”，或“萨宝府”，并设置祆祠及官员“萨簿”，是根据西域祆教的习俗，沿用此制，由祆教徒自理其内部事务[18]。随着这些波斯或粟特的信众到来，也带来了祆教的画师和粉本，祆教题材也融入了龟兹石窟当中。此外，龟兹石窟天象图中出现日天乘四马车辇的图像。据研究，日天形象最近的图像来源，就是祆教的密特拉神[19]。因为，粟特地区遗迹表明祆教诸神常常和特定的动物相伴出现，如密特拉和马，动物或作为神的坐骑，或作为座椅的装饰[16]。此外，佛教造像的佛座、座上的狮子以及承托两足的莲花座与波斯王座的基坛、王座以及足台的构成形式相关。狮子座以及座上的三角靠背，都与波斯的王座相关。[20]龟兹石窟中的狮子座也是来源于波斯。龟兹石窟不仅仅吸取了波斯世俗艺术的样式，而且对波斯的宗教艺术也进行了吸纳和融合。
二、波斯艺术元素传入龟兹考
波斯大致位于今伊朗高原。波斯艺术是在继承巴比伦、亚述等西亚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特征鲜明的艺术形式。注重画面的装饰性、歌颂世俗的享乐生活、热衷于祆教题材的表达，都是其独有的。这些丰富的创意，在丝绸之路贸易的推动下，广泛的传播并流行。不仅仅是对西域，也对中原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唐代流行的联珠纹、对鸟对兽纹、狩猎纹、翼兽纹、忍冬纹等织锦纹样，以及带柄杯、高脚杯、长杯等金银器的形制，都是波斯艺术影响的结果。波斯艺术精神后来又被伊斯兰美术所吸取，成为伊斯兰工艺造型和装饰的基础。波斯与中国的交通在汉武帝时已见于正史记载，《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公元226年，波斯公爵阿尔达西举兵独立，安息的统治，重新统一波斯帝国，史称萨珊王朝。《魏书》、《周书》、《隋书》等史籍开始改称它为“波斯国”。当时波斯中央集权巩固，经济繁荣，贸易发达。凭借着强盛的国力以及地理优势，波斯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权。商队穿过帝国境内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商业中心之间。公元4世纪中叶，波斯的势力直达今日阿富汗境，喀布尔等处的贵霜族的国王和波斯联盟而为其藩属[21]。对龟兹地区的影响更为直接。经过这里，波斯与中原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从北朝至隋唐时期，波斯使节与中国多有往来。《隋书•西域列传》记载“：波斯每遣使贡献。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万一千七百里。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高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贡。”中国的丝绸大量涌入波斯，而波斯的银币也大量流入中国[22]。甚至还有波斯人定居中原，入朝为官。《北史•安吐根》记载：“安息胡人安吐根，性和善，颇有计策，频使入朝，为神武亲待。”波斯艺术元素的传播，粟特人是最为重要的中介，即中国史籍所称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在宗教、文化方面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粟特文化是属于以波斯为中心的伊朗文化范畴之内的[23]。他们居住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即所谓索格底亚那地区，包括康国、安国、曹国、何国、史国、石国等几个城邦国家。《隋书•裴矩传》记载：“（丝绸之路）其中道从高昌、焉者、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他们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商业民族，《唐会要•康国条》记载“：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由此而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许多粟特人的聚落。他们充当着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的中介者，向龟兹传递着波斯艺术元素。
三、波斯艺术元素对龟兹石窟的构建
仲秋诗词范文6
关键词：龟兹研究；考古；研究意义；新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K87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125-09
中国有很多石窟，著名的如甘肃敦煌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等，但是它们处在中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中原汉族文化的成就，唯有龟兹石窟处于古代西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即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而龟兹民族只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9世纪，以后就在历史中消失了。这么一个神秘的民族留给我们的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龟兹石窟。因此，研究龟兹石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在古代新疆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龟兹民族，更是为了更好地、更正确地认识今天新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根源。有鉴于此，龟兹石窟文化的研究就具有了更新、更重要的意义，使我们能够用历史的事实来驳斥民族分裂主义的谬论。
一、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从公元前1世纪
起，新疆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
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府建立西域都护府来管辖包括龟兹等西域地区的军事、政治事务。第一任都护郑吉为会稽（今江苏苏州）人，曾多次随从出使西域，对西域事务比较熟悉。宣帝时，他担任侍郎一职。作为宫廷的近侍，他深得宣帝的信任。后西域有事，被派赴渠犁（今新疆尉犁西）屯田，不久，他率领士卒攻破不服管辖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晋职为卫司马。由于他熟悉西域政务，又建有军功，故被委派为第一任西域都护，封安远侯。
从郑吉开始，西汉中央政府派赴管理西域各国政务的西域都护共有18人，其中政绩突出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人。如都护李崇的官印“李崇之印”于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被发现。其印呈方形，龟纽铜质，阴刻篆书。
到东汉时，东汉中央政府继续沿袭前朝的建制，设置西域都护来管辖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各国的政务。当时政绩比较突出的都护有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这些人的事迹在《汉书》中都有记述。
西域都护的政治地位很高。《通志卷五十七 职官七》中说：“比二千石，月百斛，西域都护。”二千石是汉朝政府中郡守一职的俸禄标准。汉朝的行政区划实行郡县制，郡是地方行政中的最高机构，直属中央管辖。可见当时汉朝中央政府是把西域地区作为郡一级的行政机构来看待的。所以西域都护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郡守。西域都护又经常“加衔”为骑都尉。《通典卷三十二 职官十四》中说：“汉宣帝地节二年初，置西域都护为加官也，或以骑都尉谏议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骑都尉在汉朝是对最高武官的称谓，所以西域都护“加衔”骑都尉一事，说明他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遣在西域的最高军事长官，他不仅掌管派遣在西域的屯田戍兵，而且有权指挥和调遣西域地区的各族军队。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天凤（西汉末年王莽的年号）三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戍巳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可见当时西域都护李崇等人指挥的就有西域国家莎车、龟兹的军队。
西域都护的办事机构叫西域都护府，西汉时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镇），东汉时即设在龟兹国的都城延城（今新疆库车县城中），所以说，从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中央政府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龟兹等西域地区已经在西汉王朝的管辖之下。
西域都护府自建立之日起，一直把维护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统一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1）认真贯彻执行汉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汉书卷七》中说：“（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讨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2）输入先进的中原地区生产技术，帮助西域地区在经济与生产技术上同中原地区接轨。古代龟兹在农业生产上技术落后，首先是缺乏金属生产工具。《汉书西域传》中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桑弘羊曾提及轮台、渠犁“旁国少锥刀”；其次是不知牛耕。《洛阳伽蓝记》卷五中记载，说到西域地区在公元6世纪初甚至还“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这些落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汪宁生先生说：“在注宾河（今流经库车、轮台的库鲁克河）上，为了引水灌溉，还出现了一个拦河坝，这是屯田将领索励组织焉耆、龟兹、鄯善三地军民共同兴建的。”[1]故而上面提到的沙雅县长达100多公里的汉代沟渠遗址至今仍被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称之为“汉人渠”。（3）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直接任命、册封西域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绥。”在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印，铜质篆文卧羊纽。这是汉朝中央政府颁给当时在此地为官的羌族某个酋长的官印，说明这个羌族酋长就是当时汉朝中央政府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
所以，“自从西汉设立都护府管理西域之后，西域地区和内地即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十分重视，除通过都护府的呈报随时了解西域各地情况外，还经常派遣中央官吏——都吏巡行，以了解和督察西域地区的政务。新疆出土的汉简中，即有汉朝中央政府派遣都吏葛卿出巡西域的简文。”“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西域一些地区，特别是今东疆地区的城郭诸国的地方基层组织，采取了同汉时中原地区一样的乡里制度。乡有‘三老’，里设里正等。从罗布淖尔出土的汉简中，即有‘庚戌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旧舍’的简文，就是证明。”[2]（P323）
总之，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而使历史上称为西域的新疆地区，从此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所证明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铁证如山的。在龟兹石窟中，我们可以用很多材料来有力地证明这一观点。
在库车县的阿艾石窟中，其侧壁最外处有这样一条汉文题记：“清信仏弟子行官年五月十五日拜。”那么题记中的“行官”条作如下解释：“唐制，节镇、州、府皆有牙官、行官，牙官给牙前驱使，行官受差遣至各地公干。”《资治通鉴》卷216有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的如下记载：“（王）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副都护京兆程千里、押牙毕琛及王滔等”，胡三省宋元之间的史学家，先后撰成《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篇和论十篇，对《资治通鉴》全书作了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在古史学上很有价值作注曰：“押牙者尽管节度使衙内之事。行官主将命往来京师及邻道及巡内郡县。”这清楚地说明，牙官是搞内勤的，而行官是跑外勤的。那么，唐朝的行官为什么出现在龟兹呢？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克孜尔石窟获得一件文书，名为《唐建中五年（公元784年）孔目司贴》，这是唐安西都护府的官方文书，其中有多处记载行官段俊俊、薛崇俊、高崇辿、赵壁等人。因为当时唐朝中央政府建立的安西都护府已管辖着几乎整个西域地区的政务，那么汉族行官在龟兹地区行使是很自然的了。
龟兹石窟中出现的“行官”或“行官道场”，反映了当时唐朝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已经覆盖到包括龟兹在内的整个西域地区。
日本人香川默识在其所编之《西域考古图谱》中曾记述了当年日本“探险队”在库木吐拉石窟中盗窃所得的一块壁画上有“大唐 （庄）严寺上座四镇都统律师道”的题记。按“都统”一职在《辞源》中释义如下：“官名，晋太元中，前秦苻坚兴兵侵晋，征富家子弟二十以下者共三万余骑，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都统官名始于此。唐乾元（萧宗年号）元年置都统，后又置诸道行营都统，掌征伐，兵罢则省。”由上可见，“都统”是一名武官。而“律师”则是对善于背诵、讲解佛教律藏的僧人的尊称。那么从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四镇都统律师”作整句分析：“四镇”指唐时安西大都护府所辖的龟兹、毗沙、疏勒和焉耆等四个都督府，称为四镇。《唐书·兵志》中说：“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这是一个军事单位，“都统”就是它的最高军事长官。“四镇都统”应是率领龟兹等四个都督府所有兵马的最高长官。但是“都统”怎么又跟“律师”连在一起呢？可能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这位“都统律师道”是参加唐朝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军事行动的一位武僧，由于军功攫升为“都统”，又因为是一位有佛学才能的高僧，故委任他为管理四镇辖下所有佛寺和僧尼的一名僧官。而僧官一职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高僧传》卷六中记载：后秦时，“秦主敕选道劼法，师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掌僧录。”并记“僧正秩同侍中。”在中原的汉唐时，“侍中”是皇帝的近臣，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很有权势。在历史上，僧官之名多有变迁，除僧正外，还有僧立、沙门统、昭玄统、左僧录、右僧录等，但从未见“都统律师”之名，这大概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僧官名录中的一个创新吧。不管怎样，这位“四镇都统律师”应是由唐朝政府册封的掌管安西四镇佛教事务的一名僧官，也就是说当时四镇之内的佛教事务统统由唐朝政府派出的官吏进行管理。
在库木吐拉石窟的题字中出现了很多汉寺的名称，45号石窟有“大宝寺”，沟口第七号窟有“金沙寺”，49号窟亦有“金沙寺”，《西域考古图谱》上卷刊布的日本大谷“探险队”从库木吐拉石窟割走的唐代壁画汉文榜题中有“楞严寺”，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记龟兹有“大云寺”、“龙兴寺”等。这里所谓的寺很可能是库木吐拉石窟中的某一个窟。因为在中原地区就有把石窟称作寺的做法。比如当年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两万贯在龙门山镌石凿造的供奉高达1714米的卢舍那佛像的奉先寺，就是今天龙门石窟中的大像窟。武则天还特在敦煌镌造了一尊高达33米的弥勒佛像，即《莫高窟记》中的“北大象”，今天的敦煌石窟第96号窟。据刘进宝先生的考证：“这个窟（指96号窟）大概就是敦煌写本中提到的‘大云寺’。”[4]（P37）所以说，文献中所记的龟兹地区的汉寺实际上就是龟兹石窟中的一个窟，难怪马世长先生也说：“有金沙寺一例为证。该寺的确切位置，现在尚不能断定，它可能在库木吐拉附近寺院遗迹中的某处，也可能是某个汉风洞窟的名称。”[5]（P323）
为什么在龟兹地区有那么多佛寺呢？这和当时龟兹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册府元龟卷九九一》中记载：“（唐高宗显庆）三年正月，立龟兹王布失毕之子白素稽为龟兹王……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又拜白素稽为都督，以统其众。又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这条史料明确地说明这时的龟兹已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单位了。接着到武则天的“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6]唐王朝到武则天掌权，佛教十分兴盛。武则天自诩为弥勒佛转世，并策动僧人怀义、明法等人献《大云经》以验证，还下令于全国各州府及京都地区建立大云寺，寺中各藏《大云经》一本。[7]于是，上面一个号令，下面各地方州府纷纷响应，这样就到处建起了“大云寺”，甘肃敦煌有大云寺，河南龙门也有大云寺。作为安西都护府治下的一个府，龟兹自然不能例外，也建起了大云寺。所以龟兹地区建立的一些汉寺，如龙兴寺、大宝寺、金沙寺、楞严寺等，都是唐朝的中央政府教化普及的成果。
此外，龟兹地区曾出土过大量中原钱币，记得我在克孜尔千佛洞文保管所工作的时候，在洞窟前的流沙中时不时发现一枚“五铢钱”。对于此类“五铢钱”，有的学者说这是“龟兹五铢”，是古代龟兹人铸造的。我不同意此类看法，我认为在龟兹地区发现的“五铢钱”是“中原五铢”，是在中原地区铸造的。据《辞海》“五铢”条解释：“中国古铜币名。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最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但旧五铢继续在民间流通。五铢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最久的钱币。”根据该词条上的图示，“五铢”的“五”写成字，这是汉篆的写法，而我亲自见过的三枚出自克孜尔石窟89-3号窟的“五铢钱”，“铢”字隐约可辨，“五”字写成形，因此明显是中原的“五铢钱”。
除“五铢钱”外，克孜尔石窟的36号窟、98号窟、新1号窟等处还发现过唐“大历元宝”钱，共六枚。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出土过“大历元宝”钱。20世纪初来库车地区“探险”的法国人伯希和曾在该地出土过“大历元宝”16枚、“建中通宝”32枚。同时期的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等也都在库车地区出土过数量较多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而库车县文管所则收藏有30多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特别要指出的是1992年5月中旬在新和县（属龟兹地区）城东北部一垃圾堆发现过三千余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据王永生先生的记述：“1981年5月在焉耆通往为库车路边的兰城子唐遗址中，出土一藏钱陶罐，内装钱币约五六公斤，处于好奇，要了8枚，其中‘开元通宝’1枚”。[8]（P565） 在五六公斤重的藏钱罐中，王永生先生只要了8枚，却全是中原钱币。可见当时龟兹地区不仅中原钱币流行很广，而且已作为一种保值的储藏手段了。
从龟兹地区大量中原钱币流行情况来看，这显然不是少数几个中原商人或游方僧尼在龟兹地区活动所能造成的结果，而应该是中原钱币在当时的龟兹地方已经作为官方货币流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永生先生说：“库车古称龟兹，唐代又称安西，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历年出土发现完全集中于这一地区，这说明它们应该是在库车地区铸造的……即是唐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造发行的。”[8]（P566） 因此，汉唐时期中原钱币在龟兹地区作为官方钱币大量流行的事实，也说明当时的龟兹地区以及整个西域地区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二、龟兹石窟研究表明，新疆不是哪个
民族的新疆，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
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共同家园在龟兹石窟的壁画或题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龟兹地区曾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居民在此地生活和劳动。
克孜尔石窟第212号窟左侧壁上部有一幅“亿耳因缘故事画”，长692米，宽07米。在这幅画内发现了一行用龟兹文书写的文字，大意是：画家鲁玛卡玛来自叙利亚，他作完这幅画后，画了彩色圆圈，作为这幅画的标志。从译文的语气看，题记并非是画家本人的手笔，而是由一位熟悉情况的后人题镌，以此表达对画家的垂念。[9]（P255）而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在《古代库车》一书中也提到有叙利亚和耶稣圣地的画家在克孜尔石窟作画之事。可见，当时确实有一些操着伊朗语的白人在龟兹地区居住工作。
此外，日本人羽溪了谛在《西域佛教之研究》一文中说：“他们（指覩货罗人）居住的地方不仅限于赫色勒（即克孜尔），广延到塔里木盆地北边一代诸地。勒霍（Le Coq）在这地方探查研究的报告，末了说：……到公元8世纪中叶，在古代库车、喀喇沙尔或者到吐鲁番止，都被覩货罗人所侵略，他们占有诸地。”[10]（P63）
按“覩货罗”为中亚古国，《隋书》、《北史》、《唐书》，称“吐火罗”，其地在今之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间，即今之阿富汗北部。吐火罗人是一种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白种人。他们在龟兹地区的活动，通过交往和联姻，使龟兹居民的血统中增加了白色人种的成分，难怪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古代的龟兹居民是白种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的《新疆简史》第一册中说：“随着佛教等宗教的传入及商业交往的日趋频繁，葱岭西操印欧语的居民越来越多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吐鲁番盆地定居下来，使这一带的民族构成增添了新的成分。考古发现的属于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和书写这些语言的文字，应该主要就是他们的遗留；壁画雕塑中出现的白种人形象也应该主要就是这些人的形象在艺术上的反映。”[11]（P18）这样，白种人在新疆民族历史的形成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在克孜尔石窟第95号窟正壁有可辨认的岩画94幅，基本以马、鹿、羊、牧人骑马和射箭等形象为主。[12]（P159）为了明确这些岩画的制作年代，我查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写的《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但是在95号窟的说明上没有注释该窟的时代背景，只是在题记一中注出：“西壁中部有了横列刻写的婆罗谜文字。”据周连宽先生的考证：“从4世纪起，龟兹人民已开始借用婆罗谜字，以表达本地的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所谓‘乙种方言（龟兹语）’的文字。4世纪末已有僧徒用这种文字翻译佛经。”[13]（P61）可见在克孜尔石窟第95号窟中刻画这些岩画的人很可能是古代的龟兹牧民，这就是他们所留下的物证。
克孜尔石窟第131号窟正壁刻画有马、驼、鹿、羊、禽鸟、人和人骑马、驼的形象。马的身体瘦健，头部较小，颈部披满长长的鬃毛；驼皆双峰，背部载物或人；鹿的头部很小，双角粗大，生出排叉，四肢修长，劲健有力；羊的数量较多，皆有大角，尾短而上翘；禽鸟可辨认的仅两只；人物较复杂，共有6个，其中4个站立，1个伸双臂，有尾饰，另一个手臂有动作但不清，有尾饰。吴焯先生对这幅岩画做断代时说：“对比最近在新疆且末昆仑山脉莫勒恰河出山口发现的岩画，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如动物中大角羊和鹿的形象，二者完全一样；且末岩画中的人物亦有尾饰，尾饰的装饰方法和形式也基本一致。据称且末昆仑山麓的岩画是古代羌人的作品，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千年，还可以研究，但它属于古代羌人的作品这一点，基本是可信。”[14]
其实，羌人在龟兹地区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在今拜城县黑英山乡喀拉达格山的岩壁上保存的东汉时期的刻石《刘平国作列亭诵》中，记录着当年在此劈山开石的劳工中就有万阿羌、程阿羌两人，此两人应是古代羌族人无疑，因为“两汉时期，河西、新疆地区，取名‘羌’‘羌女’等，均为羌族。”[15]
在我国的古文献中也大量地记载着羌人居住在西域各地的情况。《汉书·西域传》中说道，楼兰东南有若羌、于阗，南有若羌、西夜、蒲类、伊耐、无雷，“其中类羌氏行国”，可见羌人居住之广。这一切都说明古代新疆居住有羌人，他们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劳动，共同生活，为古代新疆的繁荣做出过贡献。
在龟兹石窟中，我们看到了古代汉人曾经大量地、频繁地在这里活动所留下的痕迹。光在克孜尔石窟就有一批窟中留有汉文题记：有汉族僧人留下的，有汉族百姓留下的，有汉族官员留下的，如第105号窟的“官王进”。其中最早的有105号窟的“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十四日”，有220号窟的“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十一”，有220号窟“大历（公元766—779年）四月”，有222号窟的“贞元十年（公元794年）”。
而在库木吐拉石窟则存在着一批汉风洞窟。这是指在壁画题材内容、布局构图、人物造型、装饰纹样、绘图技法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中原地区的汉族佛教艺术的风格，或受到中原佛教艺术强烈影响的洞窟。[5]（P287）初步统计，此类汉风洞窟约有24个之多，这些汉风洞窟共同存在着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经变画的出现。经变画是唐代以来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一种宗教绘画的表现。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中的经变画，其构图形式与中原汉族地区完全一样，经变画中的人物形象、建筑、装饰等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同类壁画如出一辙，加之这些经变画中多标有汉文榜题，一望便知是出于汉族画工的手笔。二是尊像图的出现。这些尊像图大多是佛与菩相间成组次地出现，形象完全是汉族式样，像旁也标有汉文榜题。三是观世音菩萨像的出现。观世音菩萨是汉化佛教的代表人物，它能救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它不厌弃任何人，不分贵贱贤愚，只要念观世音的名号就能得救。这是中原汉人最崇拜的佛教神仙，她也出现在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之中。四是汉化的装饰纹样的出现。如汉式朵云图案，这是中原汉族画工用来表现天上景观的，在汉化绘画中又称为行云、祥云，成为中原地区绘画中衬托天空天景的一种常见的纹样，如今也被用到了库木吐拉石窟的壁画中。五是汉式供养人像的出现。如库木吐拉石窟第46-1号窟壁画中残存的四身女供养人像，她们束髪于顶，绕成一髻，坠向脑后，额头上方的头发中，横插一木梳。衣服宽博、交领。左手握拳，似擎一花。供养人像前有竖写的长条汉文榜题：第一身为“赵什四”，第二身缺，第三身为“新”，第四身为“宝妹梁 宝妹”。供养人的服饰、发型和插梳装饰完全是汉式，题名中的“赵什四”、“宝妹梁”也应是汉人。
那么，为什么在库木吐拉石窟中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汉风洞窟呢？这与当时的龟兹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十分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相关。据史书记载，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击退西突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兼统焉耆、于阗、疏勒，谓之四镇。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又大破吐蕃，克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并派汉兵、官吏，还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僧人和商人，他们巡礼佛教石窟而留下的汉文题记和题名数量极多，不下数百。除已经介绍过的克孜尔石窟外，库木吐拉石窟中就有“建中六年”、“大顺五年”等年号。“大顺五年”（即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已是唐代末年的纪年了，可见汉人在龟兹地区活动时间之长，特别是有些汉僧就在龟兹居住下来，建造寺庙，在当地安居传教了。
综上所述，龟兹石窟就是一座历史纪念碑，上面明明白白地记录着新疆历史上存在过的多个民族在龟兹以及新疆土地的活动情况，他们与龟兹以及新疆人民在一起，共同开发与耕耘了这片土地，共同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龟兹文明以及西域文明，为古代新疆的开拓与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三、 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佛教文化先于
伊斯兰教文化传入新疆公元4世纪时，中原的僧人僧纯、昙充等游学龟兹归来，称述龟兹佛教盛行，说到彼处王欣寺有青年沙门鸠摩罗什，才智过人，明大乘学。时高僧释道安正好在长安，听到罗什在西域有这样高的声誉，就请当时前秦王朝统治者苻坚迎他来中原。但此事几经波折，二十余年后才得以成行。当时长安的统治者已是后秦王朝的姚兴。鸠摩罗什到长安时，年已五十八岁，姚兴对他十分器重，待以国师之礼。很多宗室显贵如姚旻、姚嵩、姚显、姚泓等，都信奉佛法，尽力维护，公卿以下莫不归心。后来他应姚兴之请，住逍遥国西明阁，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他先后译经35部，294卷。著名的佛学家任继愈先生在总结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时说：“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极为深远。”他把之归结为五点：（1）从鸠摩罗什开始，佛教译经正式被作为封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由国家提供资金，组织人力；（2）鸠摩罗什译的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宗教哲学和教义的形成有极大影响，后来的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翻译成汉文的；（3）由于鸠摩罗什的影响，后秦王朝首先创立僧尼管理机构，历北魏至隋朝，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4）参与鸠摩罗什译经的弟子达500～800人，从他受学、听法的弟子多至两三千人，他们分布于大江南北，对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学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5）鸠摩罗什的译经传教，既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也对当时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16]
从鸠摩罗什的一生业绩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文化不仅在龟兹地区已十分繁荣，而且在整个西域地区各民族文化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还强烈地影响中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一）公元4世纪前后龟兹佛教文化的高度发达与繁荣
据统计，从公元3世纪起，龟兹的佛教徒去中原传教译经者已不绝于途，不仅有一般的沙门，还有王族的子弟和虔诚的居民。佛典《开元释教录》卷二中记载：“沙门白延，西域人也，才明盖世，深解逾论，以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戊寅，游化洛阳，止白马寺，出无量清净等经五部。”又据同一佛典卷第二记载：晋惠帝（公元291～306年）时，沙门帛法祖译出惟逮菩萨经一卷。由于白（帛）姓为龟兹的国姓，所以白（帛）姓的佛教人士应该都来自龟兹。
可以想见，当时的龟兹能够派出大量僧徒往中原传教，足见其佛教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佛教在龟兹已经十分兴旺发达了。《晋书·四夷传》说龟兹有“佛塔庙千所”，而梁《高僧传》中说鸠摩罗什时龟兹有僧尼一万人。《汉书·西域传》中记龟兹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虽然《汉书·西域传》中说的是公元1世纪时的龟兹人口，到公元4世纪，经过三百年多的发展，龟兹的人口必然有所增加，至于增加到什么程度则无史料可循。
而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明朝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中记载着一个印度僧人锁喃嚷结来中国传教的事，他在路过龟兹时是这样写的：“王号木文毱多。宫殿整齐，人民男妇赤色。敬重三宝。”季羡林先生说：“推锁喃嚷结天竺之行，约在明代万历年间，或在天启初年（那已经是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了），龟兹佛教文化流传时间之长可见一斑了。”[17]
正是龟兹佛教的兴盛才造就了龟兹石窟的繁荣。目前，在古龟兹地区尚保存着佛教石窟遗址9处，现存洞窟573个。这么大规模的石窟建筑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都反映了龟兹地区人民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佛教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在龟兹石窟建筑的延续时间上，最早的数克孜尔石窟，其第118号石窟约建于公元3世纪，[18]相当于中原的东汉末年或魏晋时期。最晚的数库木吐拉石窟，其第79号窟约建于公元10～11世纪，[5]（P329）相当于中原的宋朝时期。也就是说，龟兹石窟持续存在了九百年，创造了佛教文化史上的奇迹。
（二）在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曾经传遍了天山南北和葱岭内外
仅根据成书于公元4世纪的《高僧法显传》、《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和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古代西域各地佛教文化的传播情况就充分地反映出整个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繁荣昌盛的概况。与此相应的是现在新疆各地都保存着一批佛教遗迹。以佛教石窟为例，吐鲁番地区现保存着雅尔崖石窟、吐峪沟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和胜金口石窟，共有洞窟165个，还遗留着大量古代精美的佛教壁画和塑像；焉耆地区有西克辛石窟，保存洞窟12个，而霍拉山沟南北的石窟中则保存着大量古代的佛教文物，光佛头就有80余件。另据考古发掘，在和田地区有著名的热大寺，寺中有高塔，寺院的壁上塑着40余尊彩色的佛和菩萨像，北墙上还绘有一组壁画，画出佛、比丘、供养人的图像；在若羌地区有三座佛寺和八处佛塔的遗址，佛寺的壁龛上塑有佛像和天王像；在吉木萨尔地区有回鹘王朝时的佛寺遗迹。寺内塑有一尊九米长的涅槃佛像，涅槃佛在侧而卧，神态安详。还有二十余尊佛、菩萨、罗汉、天王等塑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形象地看到，在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在整个地区的意识形态中确实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与佛教文化存在的同时，当时还存在着其他的宗教文化，如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等文化。
古籍《酉阳杂俎》中记载：“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斗畜的风俗，是拜火教萨迪火节的遗俗。[19]（P71）而日本人羽田亨所著《西域文化史》中也记载着：“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所获文书中有唐光启元年书写的沙州（今甘肃敦煌）、伊州（今新疆哈密）地方的地方志残卷中有关于哈密地区的火祅庙记有‘火祅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这里的‘素书’为‘素画’的误写。‘素画’指彩画塑像。”根据上述记载，可见古代西域地区存在过拜火教文化。
摩尼教本来是波斯地区流行的宗教，后来遭到统治者的打击，教主摩尼被处死，教徒纷纷外逃，大概在公元5—6世纪时传入西域地区的北庭、高昌、焉耆、龟兹、喀什噶尔等地。《隋书·音乐志》中记载的龟兹乐中的《善善摩尼》就是一首摩尼教赞美诗。古代龟兹语文献中还发现了《摩尼赞美诗》残卷。据薛宗正先生说，摩尼教早在隋朝就已传入龟兹。
基督教约于公元6世纪初传入西域，唐时已在西域各地流传。日本人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说道，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附近一小寺院的废址中发现有关基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城，即“圣枝节”（Palm-Sunday）情景的壁画断片以及与此有关的别的断片。还说：绢画的小断片上残有持十字杖的坐像的一部分，应为基督教绘画，也发现于高昌。而据薛宗正先生说：“13世纪穆斯林作家卡兹维尼（Kazwini）记载库车及其附近的拜城等地有基督徒在那里定居生活。他还说：‘有迹象表明，当时的佛教、摩尼教与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之间是和平共处的，相互矛盾不大。其中佛教仍然占主导地位。”[19]（P82）
所以，古代新疆文明就是在以佛教文化为主导的融合其他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伊斯兰教文化在古代西域地区是一种晚来的宗教文化。
维吾尔在隋朝时称韦纥，在唐朝时称回纥，又称回鹘，原居住地在漠北，建有强大的回鹘汗国，但由于长期与吐蕃征战，国势逐渐衰落，后来漠北强邻黠戛斯人乘机进攻，烧毁了回鹘国都喀喇巴拉噶逊城。失去国家和土地的回鹘人纷纷向西四处逃散，有一部分人来到了天山南麓的龟兹地区，后来历史上称之为龟兹回鹘。这些事都发生在公元9世纪中叶，从此龟兹的历史进入了回鹘时期。
回鹘人在漠北时期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崇信自然灵力，以天为上界，诸神所居；以地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恶魔所居。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有四名摩尼教传教士来到回鹘国，并获得了回鹘大汗的信赖，允许其在国内传教。《佛祖统记》卷41中记：“（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迴（回）纥遣使同摩尼伪人来朝”《旧唐书》卷195中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纥摩尼八人，令至中书省见宰官。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赞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可见此时摩尼教在回鹘国内已很是流行了。到回鹘人西迁到西域后，除信奉原先的萨满教、摩尼教外，同时也信奉基督教的一派——景教。《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中说：“九月二日，西行四日，迭屑头目来迎。”据俄国人伯雷狄斯考释：迭屑乃波斯文tersa之译音，波斯人称基督教徒为迭屑。[20]（P469）刘义棠先生说：“唐末回鹘西迁后，除信奉其原先之摩尼教外，同时亦信奉景教。”
回鹘人于公元9世纪中叶西迁到龟兹定居以后，就和那里的居民生活在一起。由于龟兹人信奉佛教，回鹘人在长期接触以后也逐渐信奉起佛教。这些都在龟兹石窟中有明显的反映。如库木吐拉石窟第79号窟被称为“回鹘窟”，因为这个洞窟是由当时居住在龟兹的回鹘贵族建造的，窟内的壁画中绘出了好几个回鹘供养人的形象。这是一个在龟兹回鹘时期由回鹘人开凿和供养的一个佛教石窟。在库木吐拉石窟群中这类被称为“回鹘窟”的佛教石窟还有第75号窟，汉文榜题中有“骨禄”、“思力”的回鹘人名字，而第70号窟中则留有回鹘文的题记。
所以说，维吾尔族人民在历史上信仰过多种宗教，伊斯兰教只是其众多信仰中的一种信仰而已。
大约在公元8世纪初，伊斯兰教因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而传入中亚地区。公元10世纪在葱岭西部出现了一个由回鹘人和突厥人葛逻禄部共同建立的一个政权称喀拉汗王朝，最强盛时期其领土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七河流域、河中地以及今新疆西部，政治文化中心在八拉沙衮（唐碎叶故域东）和喀什噶尔。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王朝。这时西域的基本形势是容纳多元宗教的高昌回鹘，传统的佛教国于阗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鼎足三分。但是，正如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佛教几乎是以和平方式传播的，而且在流布地区遇有土著民族的宗教和哲学时，也总能毫不勉强地与之和平共处下来，像佛教与中国的道教、儒教与日本的神道，都能协调共存而形成了当地的生活模式。相反，基督教和其姊妹宗教伊斯兰教一样，是排他性的，在多数情况下是靠暴力强制推广的。”[21]于是在西域就出现一场伊斯兰教讨伐佛教的战争。信奉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与信奉佛教的于阗国之间爆发了被称为“圣战”或“护法战争”的宗教冲突，双方对抗了40年，结果以于阗国的失败告终。这已经是公元1001年了。这样，伊斯兰教初步由今喀什噶尔推进到了和田，而与继续信仰佛教的龟兹、焉耆、高昌三国形成佛教与伊斯兰教东西对峙的历史格局。
公元14世纪时，蒙古族察合台汗国首领秃黑帖木儿改信伊斯兰教，并利用伊斯兰教的“圣战”口号进行武力扩张，征服了龟兹，强迫当地人改变信仰，到处捣毁佛寺、佛像，迫害佛教僧侣，引起当地万余名佛教徒的反抗，遭到统治者的残暴镇压，著名的古龟兹佛寺、石窟寺如昭怙厘大寺、克孜尔、库木吐拉等石窟的毁坏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但是据明朝旅行家陈诚在其所著的《西域行程记》中谈道，公元15世纪上半叶，吐鲁番等地仍有佛教信仰，只是已在衰微之中。到公元15世纪后半叶，吐鲁番等地才改奉伊斯兰教。而新疆之维吾尔族人民完全皈依伊斯兰教应在公元16世纪时。刘义棠先生说：“目前，维吾尔族人仍为单一伊斯兰教信仰者，其习俗，虽不无夹杂教外之遗风，然其整体而言，则仍为伊斯兰教文明也。”[20]（P515）这说明世界上没有一种纯之又纯的文化，古代新疆文明就是由多种宗教文化融合、交汇而成的。
（三）龟兹的佛教文化曾经强烈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发展
1.开创了中国佛教石窟文化的先河
中国的佛教石窟数量众多，分布甚广。但是我们如果作一个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那些分布在甘肃、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的石窟都是发轫于龟兹石窟。这有三个原因：首先，龟兹石窟是古代西域地区的最大一处石窟群。尽管在古代疏勒、于阗等地也曾建有一些石窟但数量极少，其影响和价值决不能与龟兹石窟同日而语。其次，佛教是由印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先是传入到龟兹。而龟兹最早的一批石窟开凿于公元2到3世纪，中原地区最早的石窟则开凿于公元4世纪，在时间上是晚于龟兹石窟的。可以说，中国的佛教石窟文化滥觞于龟兹。当然，这只是从历史角度来说的。再次，中原石窟文化以龟兹的石窟文化为嚆矢。比如说，在石窟建筑上，中心方柱支提窟这种窟形被称为“龟兹窟”，因为它不同于印度的支提窟的原型而有所发展变化。而敦煌莫高窟第19号窟、西千佛洞第4号窟也都为中心柱型支提窟，与“龟兹窟”十分相似，显然是模仿而成的。在石窟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上，龟兹与中原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显示着相互之间的继承关系。季羡林先生曾说：“佛教传入中国，最初基本上是由印度或西域一些小国的高僧来华传教……而实现的”。[17]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龟兹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2.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
在佛教传入以前，我国尚没有一个全民族信仰或者拥有众多信徒的宗教，人民精神生活中的主要信仰是祖先崇拜。《尚书·盘庚上》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这是说，要领先公先王的庇佑而发达兴旺，因此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事无大小，均用占卜，求告于祖先。以上说的是商代，到了周代则发展成宗法制度。据《说文解字》释：“宗，祖庙也；从‘宀’，从‘示’；‘宀’是屋宇，‘示’是神主，其本义是宗庙。”这是说周人有共同的祖先与宗庙，有特定的祭祀仪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至今，黄帝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年年清明节都要在陕西黄陵县祭拜黄帝陵，就是这种祖先崇拜的痕迹。
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大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心理状态，丰富了中国艺术的传统形式。在魏晋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文学、绘画、音乐、舞蹈以至于工艺美术，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影响。特别是雕塑，从魏晋南北朝直到清代，在地面上保存下来的作品属于佛教系统的几乎占绝大部分。
3.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
从建筑艺术上来讲，我国古代建筑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体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的。它重视的是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谓。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可见中国古代建筑是以平面基础，是在平面上展开的。
佛教传入后，受龟兹石窟建筑的影响，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些向外发展的立体形建筑物。如敦煌莫高窟是沿着岩壁向高处立体地一层又一层地开凿的。先开凿最低一层，开完后就向高处的第二层发展；又开完后再觅更高处的第三层发展，以此类推。当整个建筑完工后便形成了一个立体形建设物，看上去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从绘画艺术上来讲，凹凸法是表现物体阴阳明暗的一种透视法，它来自印度。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壁画的人物画就采用了这种技巧。随着佛教的东传，在龟兹石窟的人物画中也出现了许多用深浅不同的颜色对人体的眼窝、手臂、胸部、腹部和双脚作晕染，使之富有立体感。这种对印度凹凸法的巧妙运用，使龟兹石窟艺术更为绚丽夺目。龟兹石窟壁画中使用的晕染法也传入到敦煌。但是晕染法传入敦煌后至少发生了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晕染已变成更富有象征意义的粗单线，例如当胸和胸下只剩下纵横两条单线；二是这些单线已经变形而程式化了，例如腹部和膝盖只是用一个圆圈以显示过去曾有表现筋肉隆起的企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三点：（1）佛教文化在新疆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曾起过主导性的重要作用；（2）新疆古代文明是以佛教文化为主，结合拜火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3）在新疆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文化进入的时间虽晚，但却起过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
最后，以季羡林先生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的一段话为本文的结束语。季羡林先生说：“在古代新疆一带是东西文化汇流的地方。这里曾住过许多人种不同、语言不同的部落或部族。6世纪以前，伊斯兰教还没有兴起，现在住在那里的许多说土耳其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还没有全部迁移过去。所以无论从宗教方面来说，或是从人种方面来说，当时这一带的情况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22]（P97）这是科学的结论，这更是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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