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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院士范文1
吴孟超，男，1922年8月31日生，生于福建省闽清县，马来西亚归侨，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获学士学位；肝胆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师从中国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中国人民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年5月，中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
2012年2月，被评为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孟超教授，是我国肝脏外科创始人，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如今，已经88岁高龄的吴孟超仍担任着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的职务。他每天正常上下班，除了处理常规临床及科研工作外；每年还要主刀完成200多台肝脏手术。近日，吴孟超院士在上海接受了《生命时报》记者专访。
谈起怎样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体力时，吴孟超微笑着说：“我的养生经验，可以概括为20个字，即心态平衡，头脑常用，手脚常动，管住嘴巴，定期体检。”
心态平衡。漫漫人生路，时而顺境时而逆境，保持平和的心态，是一种最佳的态度，也最利于健康。吴孟超在工作岗位，兢兢业业。获得荣誉后，仍不骄不躁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在家里，与相濡以沫的妻子互相尊重，互相关心，几十年来几乎没有红过脸。
头脑常用，手脚常动。生命在于运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吴孟超认为，常动脑，能防止脑细胞老化。常动身体，能延缓器官衰老进程。他说：“我每天都在上班，这就是最好的锻炼。”
管住嘴巴。吴孟超一日三餐很简单，早上一杯牛奶加一个鸡蛋，泡几块饼干。中午在医院吃工作餐：四菜一汤一碗米饭，外加一碗小米粥。晚饭则通常在家吃，他喜欢吃鱼、豆腐和蔬菜。妻子做两三个可口的菜，吃着很舒服。吴孟超从来不吃补品，就是平时喜欢喝点绿茶。
吴孟超院士范文2
在上海市政府的组织协调下，第二军医大学先后与浦东新区、杨浦区和嘉定区签署了合作协议，并确立了以校本部和长海医院为主体，以医院东进浦东曹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西迁嘉定安亭的“一体两翼”发展战略，为该校主动融入上海、服务上海、建设上海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策依据。
为贯彻第二军医大学的战略布局，年届90高龄的吴孟超院士数10次往返安亭与杨浦，最后决定整体搬迁，并籍此契机，完成东方肝胆由专科医院向综合医院的顺利转型。
吴孟超说，“一体两翼”既是第二军医大学加强军民融合、主动服务上海的战略决策，也应是我们人民军医和军队医院为区县和周边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的正确选择。
第二军医大党委更是把东方肝胆西迁安亭作为实现“一体两翼”战略布局的“先锋队”，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全力支持。
二军医大领导多次到安亭新院现场办公，协调敦促机关部门为安亭新院建设“开绿灯”。校长、政委在校党委会上掷地有声：我们要举全校之力支持东方肝胆医院西迁安亭，特别是长海、两所医院要有“全校一盘棋”的大局观念。由于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将由肝胆专科医院转型为综合医院，长海、医院在学科人才上也给肝胆医院以大力支持。
以长海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建、骨科教授康一凡和医院心内科教授赵学为代表的近30名普外科、肾内科、泌尿外科、呼吸内科、神经内科、妇科、皮肤科专家教授，决定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一起西迁安亭，这些学科将给肝胆外科以强有力的学科支撑。
吴孟超院士范文3
20xx年1月9日,在本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以及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同志荣获20xx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继吴孟超同志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医学家。
王忠诚同志的大医品德、精湛医术和创新精神，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洗礼。
神经外科在医学领域属于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专业，人称为“万丈深渊走钢丝”。王忠诚院士作为我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之一，在神经外科的多个领域做出了独到而重大的贡献，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不仅成为人所景仰的名医大家，也培养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医学人才，将我国神经外科带上了国际医学的最高殿堂。在条件比较差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冒着射线的极大危害，在国内率先开展脑血管造影的实验工作。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源于王忠诚同志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挚情感和为祖国争光、为患者服务的人生理想，凝聚着他对科学技术的不懈追求和献身人民健康事业的高尚情怀。要知道，扪心自问，不是什么人都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做出这样的牺牲的。
王忠诚院士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精神尤其值得广大医务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学习。因为现代科学技术主要来源于西方世界，大多数科技思想、方法、工艺等都是西方人原创的，特别是现代医学领域，中国人只能跟踪其发展，亦步亦趋，所以至今在医学的大多数学科中仍然必须唯西方马首是瞻。就是在这样的重围中，王院士带领他的团队，创造了神经外科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他所创立的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研究所也成了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医教研基地，获得西方同行的认可与赞许，其影响不可谓不大，更显出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被视为生命的脑干部位，他敢于挑战权威，挑战，这一方面在于他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病人执着的热爱，永不放弃的可贵职业精神。
吴孟超院士范文4
英文名称：Medicine & Philosophy (Humanistic & Social Medicine Edition)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辽宁省大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2-0772
国内刊号：21-1093/R
邮发代号：8-12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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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吴孟超院士范文5
问政府：为什么政府出台了相关“反歧视”政策，乙肝歧视却仍然难以在中国消除？
我国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就业受到歧视的事件多次被报刊、网络等媒体爆料，加之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和肝病学分会的许多专家上书呼吁，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有效干预就业歧视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先后颁布了多个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
* 2005年1月，国家人事部、卫生部推出《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正式取消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限制。
* 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随后不同部门还出台了其他若干旨在消除歧视的法规性文件。
* 201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联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至此，从法规层面反对和禁止就业歧视就已经非常明确和走向完善了。
“反歧视”立法的无奈和错觉
应该说，这些法规文件的出台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必须的，是众多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和慢性乙肝患者的福音，其产生的积极效果显而易见，但这同时也折射出了立法动机的无奈。对某一疾病的歧视问题本质上不是法律问题，何况，任何法律约束都有可能被以各种形式突破，乙肝病毒感染者的权益仍会在一定范围内被侵犯。
比如，引证我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的观点，国人被告知慢性乙型肝炎是种传染性较弱的传染病，乙肝病毒一定是通过血液途径传播的，所以与乙肝患者工作或日常生活的接触是安全的。这种因果关系的推论是有科学依据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表达方式却会给公众带来错觉，因为这种对科学事实的简单描述不能对消除歧视产生足够的影响。这也就是即使政府出台了相关“反歧视”政策，可乙肝歧视仍然难以在中国消除的重要原因。所以，反对歧视，不应该仅仅从乙肝病毒传染性强弱或传播途径的难易度去宣传和导向，而是要从道德和伦理学的高度去辨明是非。唯有此，才能为创建“病与非病”的社会和谐建立不可动摇的基础。
禁止相关体检可能是患者的不幸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反乙肝歧视相关的检验项目的禁止，在给众多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和慢性乙肝患者带来福音的同时，还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近年来，针对反乙肝歧视问题有一个被热议的话题，那就是取消包括婚检在内的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的化验项目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即乙肝病毒感染者不能被及时发现！
在我国，即使是在发达城市，民众自发年度体检的比例也是非常小的，欠发达地区的民众只有生病之后才会去医院接受检查，大量的慢乙肝患者在病情很严重的阶段，甚至到了肝硬化或肝癌的地步才会被发现，延误诊断的结果必然是贻误治疗。而通过就职体检或强制性的婚前检查，则有可能弥补由于不做常规健康体检带来的缺憾，可能会及时发现病情处于不同阶段的乙肝病毒感染者并得到及时和正确的处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限制或取消体检项目又可能成为乙肝患者的不幸！这也就需要在呼唤反对歧视的同时，在出台各种反歧视规章的同时，还得有配套的措施，这种配套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反歧视本身，甚至可以上升到强国的高度。
问医界：中国仍然是“乙肝大国”吗？
众所周知，中国是慢性乙肝发病率最高、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也被自嘲为“乙肝大国”，相应地，中国的“乙肝歧视”问题也成为全球之最。无乙肝者，常常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一旦发现密切接触的人中有乙肝患者却又恐慌无比。因为恐惧乙肝和歧视乙肝而恋人分手或妻离子散的情况在中国已经普遍到习以为常并足以让人麻木；患乙肝者，自悲自叹、胡乱诊治、恐惧未来、逃避现实、隐瞒病情等也十分多见。这些现状或行为皆缘于不知，由不知所致的道德和伦理问题似乎也可以得到原谅。事实上，中国正努力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因此，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尽快让公众了解乙肝，熟悉乙肝，并正确地诊治乙肝和对待乙肝病毒感染者。
1．乙肝病毒携带率10%已经成为历史。事实上，在各界医学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慢乙肝在我国的流行势头已经得到有效遏制。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数据，根据2006年的调查结果，我国1～4岁儿童乙肝表面抗原的携带率仅为0.96%，5～14岁的儿童这个比例为2.42%，15～59岁人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为8.57%，全人群的携带率为7.18%。如何理解这4个百分比呢？在1992年有一组相对应的数据，显示4种人群的携带率均在10%左右！13亿中国人，下降一个百分点，就减少了1300万的感染者！这个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生儿出生后有效的疫苗接种和高价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注射，也受惠于乙肝患者得到有效抗病毒治疗之后，乙肝感染者的“库存”量大大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人群间相互传播的危险大大降低。我们还完全有理由相信，乙肝病毒感染率自2006年之后，已经进一步下降。
2．乙肝治疗已获得突破性进展。近10余年来，由于特效的干扰素和核苷类抗乙肝病毒药物的问世，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此而带来的慢性乙肝相关严重肝病如肝硬化、肝癌和重症肝炎发病率的下降也非常显著。只要体内的乙肝病毒的复制得到长期有效的抑制，那么乙肝的病情就能得到长期控制或长期稳定，甚至还可以使严重的肝病得到逆转。遗憾的是，这些令人兴奋的信息尚没有被传递到所有人，这也成为长期乙肝歧视、干扰和谐的另一重要因素。
吴孟超院士范文6
采访中,王红阳提到了“转化医学”这一名词。她说,转化研究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医学健康领域多次强调的新领域,其与个性化医学(personalized medicine)、可预测性医学和数字化医学等一起构成了系统医学(systems medicine),包括系统病理学、系统药物学、系统诊断与综合治疗等,它是建立在基因组遗传学、组学芯片等系统生物学与高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医学。
转化医学是医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力图在基础研究与临床医疗之间建立更直接的联系。转化医学在健康产业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它的精确定义也不断发生变化。在药物研发过程中,转化医学的典型含义是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实际可行的预防治疗手段,强调的是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联接,这通常被称为“从实验台到病床”。
王红阳说,她带领的课题组所开展的“肿瘤的信号网络调控与生物标记筛查”课题,其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采用“甲胎蛋白+MXR7(GPC3)”联合检测方法,可使肝癌早期诊断准确率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15%。
王红阳继续解释说,MXR7在肝癌中可以特异性地、稳定地高表达,因此可以作为肝癌血清学早期诊断的新指标;而目前临床诊断肝癌所使用的甲胎蛋白指标,对肝癌的漏诊、误诊率可高达60%。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如果将MXR7与甲胎蛋白联合使用,诊断准确率可大大提高。
“出国留学前,我是个临床医生,抢救过很多患者,也亲眼看到了许多肿瘤患者在巨大的痛苦中病逝,而我作为医生却无能为力;特别是面对那些倾其所有送患者来治病的患者家属,我常常有愧对他们的感觉;这也是许多临床大夫共同的、经常的感受。临床诊断、治疗手段和使用的药物都是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若没人去做艰苦的基础研究,癌症患者的治疗就毫无希望。”王红阳说,正缘于此,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肿瘤学的基础研究。她说:“我们要弄清楚肝癌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找到阻断病情恶化的关键途径,提出肝癌新的分子分型方法,以便能对不同基因型和不同病期患者开展个性化治疗。肿瘤是最需要精确的分类分型和给予个性化治疗的疾病,因为每个人的基因、遗传、发病诱因、发病阶段都不一样,而现在‘一视同仁’地治疗,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正是因为目前在基因和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尚不清楚,便制约了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目前,王红阳所在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肿瘤综合治疗病区正是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实践基地。
王红阳说,转化医学倡导以疾病防治为中心,从临床工作中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先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针对基础科研成果快速推进研发并转向临床应用。只有基础研究者与临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才能不断提高医疗整体水平。转换医学研究主张打破以往课题研究单一学科或“小作坊式”研究的传统模式,强调多学科交叉性的课题攻关协作,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合作。
王红阳提起她出国留学的推荐人裘法祖院士和吴孟超院士时,言语中充满了敬仰之情。她说,他们一直强调肿瘤的问题并不是开刀能够解决的,必须结合基础研究,所以他们推荐了很多医学生及医生到国外学习基础研究的新理论、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