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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诗范文1
作者：崔涂
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
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
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
那堪正漂泊，明日岁华新。
注解
1、羁危：指漂泊于三巴的艰险之地。
2、岁华：年华。
五言诗范文2
蘅塘退士选注的《唐 诗三百首》无疑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读本，其所选也相当精粹和具有代表性。《唐诗三百首》选五律凡80首，五绝共29首。阅读和分析其格律的使用包括变格、“出格”，对于了解唐代诗人创作的氛围、用律规范及突破，是一个典型而便捷的窗口。经逐一分析统计，以清人王渔洋等表述的“正格”衡量，《唐诗三百首》五律和五绝，出律和破格的居然占到半数之多。
先看五律——
对仗不稳不规范。通篇只有一个对仗的共29首。
颔联未对为孤对的有:张九龄“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沈佺期“可怜闺月里，长在汉家营”；杜甫“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李白“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此地一为别，孤篷万里征”也是颔联未对。其《夜泊牛渚怀古》:“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高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严格讲无一对偶。王维“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自顾无长册，空知返旧林”;孟浩然“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李益“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常建《破山寺后禅院》之名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李商隐“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杜荀鹤“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皆是失对;张籍《没蕃故人》、僧皎然《寻陆鸿渐不遇》更是通篇无一对。后者为:“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对此诗的评注是:“通首散语。存此以识标格”——肯定这种格式之外，赞赏之情，跃然纸上。
平仄失调的。沈佺期“谁能将旗鼓”，“将”“旗”二字，应有一仄;杜甫“远送从此别”，“此”应为平;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湖水”平仄颠倒;其“人事有代谢”连四仄;常建“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是三平调对三仄尾;白居易“野火烧不尽”，“不”字应为平，等等。
普遍三仄尾。三仄尾，是所见最常用的出格方式。李白“蜀僧抱绿绮”为三仄尾。王维“山中一夜雨”是三仄尾;王湾“潮平两岸阔”，孟浩然“风鸣两岸叶”，“只应守寂寞”，韦应物“浮云一别后”，刘眘虚“幽影每白日”，戴叔伦“天秋月又满”，司空曙“平生自有分”，刘禹锡“凄凉蜀故伎”，李商隐“肠断未忍扫”，马戴“空园白露滴”，张乔“蕃情似此水”，韦庄“乡书不可寄”皆是，而崔涂的“渐与骨肉远”，更是五仄相连了。
我们再看王维的代表作《终南别业》:“终年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此诗，二句平仄失调且三平;颔联失对，且三句是三仄尾;第四句平仄失调，末句又是三平。可谓是王维变格的集大成者……
统计可见，80首五律，全部合于格式的35首;变格或出范的45首，超过半数。
再看五绝——
五绝平仄不合和失粘等更为普遍，更为灵活。在29首中占16首。首篇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森林，复照青苔上”，失粘;《杂诗》“君自故乡来”押仄韵，也是通篇失粘;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也是如此。其《终南望余雪》中“积雪浮云端”，是三平;杜甫的“江流石不转”是三仄尾;李白“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珠”应仄，“帘”属盐韵，是平声，不应仄;李白唱响千古的“床前明月光”，粘连与平仄都不规范，但毫无不和谐、不顺畅之感;刘长卿“静听松风寒”三平;金昌绪“打起黄莺儿”是三平;韦应物“秋夜寄邱员外”，“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中二句也是失粘;王建的名作“新嫁娘”“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平仄失调。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更是特立独行，不计平仄。同样情况的还有贾岛的“松下问童子”。而脍炙人口的李商隐“向晚意不适”连续五仄。尤其是作为五绝的第一大家王维，其五绝诗几乎半数“出格”!
当然，人们或认为“五绝”中包括了“古绝”——它可不受平仄约束。但从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和《唐诗三百首》等选本可见，后人对于五绝的要求并非苛求，直至宋代范仲淹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和李清照的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等，皆是在五绝和古绝之间游刃，有相当的自由空间。
由此可见，诗的“出律”和“出格”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有时甚至有意为之。其实，作为行家里手，寻找一个完全符合格律的字词并不难，难在创意和真情。突破往往是合理和必要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手法亦历来被肯定。例如，严羽评论李白“八句皆无对偶者”的“牛渚西江夜”是“文从字顺，音韵铿锵”(《沧浪诗话》)，大加赞赏而毫无置疑。
另如五律颔联“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等语义相近而对仗不严的情况，诗家谓之“十字格”，“如此者不可胜举”(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虽然不是严对，评论家和诗人应当视为约定俗成，合乎规范，不应作问题提出。
至于三仄尾大量使用，更是多见不怪，更应视为规范定式，不作问题提出。
总之，唐人用律可总结为:一，依律，合于基本格律;二，出格，突破一般程式。
诗，不能没有格式约束，又不应全为平仄拘泥。苏轼“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袁枚说“忘韵，诗之适者。”实际上，突破意味着创造。每有突破，往往精彩。遍观“出格”诗作，皆是有理突破，各有佳句美词，足以流誉千秋。非但不应诟病，而是佳作楷模。
五言诗范文3
英文名称：Journal of Mineralogy and Petrology
主管单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1-6872
国内刊号：51-1143/TD
邮发代号：62-2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EI 工程索引(美)(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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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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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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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诗范文4
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雎》）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
按意义划分的话，古诗中五言诗的节奏则大多数为每句两个节拍，而七言诗则多为三个节拍。同样是上述两个例句，就会这样划分：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
五言诗范文5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五言诗；建安说
长久以来，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意旨、字句、内容、审美等方面都有着较多的探讨，唯独其作者、主题、写作年代成为学者们聚讼纷纭的话题。叶嘉莹先生曾说：“此十九首诗，乃独流传千古，成为了我国五言古诗的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而五言之句式实为我国旧诗之基本句式，因此这十九首诗之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的各种方式，也就给予了我国旧诗以极深远的影响。然而一两千年以来，关于这十九首诗的时代与作者之问题，却始终未能获得一个确切一致的结论，这真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 i
关于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的说法，源自于梁启超根据其“直觉”提出，罗根泽响应之，刘大杰、马茂元和游国恩等人先后补充，遂流传至今。但是由于历史研究资料的匮乏，梁氏所论并未深入体察从东汉末年到建安、黄初之际的风云际会以及五言诗的变迁过程。“木斋则采用五言诗编年历史的方法，将汉魏之际一个个有可能早于建安十六年的五言诗人及其作品一一辨析，一一排除，从而得出了十九首的出现不可能早于建安十六年的结论。” ii
为解决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时间问题，木斋先生对所谓的民间乐府诗进行了梳理。首先，他质疑“民间乐府”一词，以为古人并没有这样的说法，民间有民谣，但民谣不等于乐府。“汉乐府诗是依存于歌、乐、舞、戏等诸种因素结合的一种综合艺术系统，文人拟乐府诗，则是脱离这种艺术形式的纯粹诗体，两者是有其差异性的。民谣是原材料，乐府是经过宫廷专门的音乐机构，对其加以改造，自然是属于一定艺术性的作品。” iii由此得出，两汉乐府基本属于宫廷乐府，民间歌谣仅仅是宫廷乐府所需的原料，并非乐府本身。
有关乐府诗在两汉成立的问题上，木斋先生通过论证分析认为秦嘉三首诗为伪作。至于被视为“两汉乐府民歌”中最为卓越的代表作《陌上桑》，经过稽考文献，并与左延年《秦女休行》诗细加比较之后，发现曹植是曹魏时代与《陌上桑》诗关系最为密切的五言诗人。如将《陌上桑》诗与曹植的《精微篇》、《美女篇》等诗作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所谓“两汉乐府民歌”，其实就是“宫廷乐府诗歌”后来被“神化”为民间五言诗，它们不可能超越文人诗人而先一步达到五言诗的顶峰，进而论证《陌上桑》诗产生于陆机之前，时间不会早于建安，最晚也不会晚于西晋，可能的作者即为曹植或傅玄。如此，已经基本可以认定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是建安十六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研究古诗十九首作者的时候，“木斋运用‘以诗论诗’和‘以史证诗’的验证方法，来推论与分析，发现曹植诗中，出现三十余首与《十九首》、苏李诗相似或相同的诗句，特别是出现在汉魏之际，由曹植才开始遣用的语汇，达到12个之多，此一事实，基本上已经说明《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其作者应该是曹植。” iv为了证明此观点，木斋先生还做了一些曹植诗作的基本句式与基本语汇的量化分析，由此判定，古诗十九首中至少有九首是曹植所作。
有学者认为，对于十九首之类的历史疑案，由于资料匮乏，任何研究都是徒劳，必须得拿出“铁证”才能最终定谳。等待出土的文物资料给一个确定的回答是最简单可靠的办法，但不是唯一的途径，“相对于外证的是否存在，内证的阐发更为重要。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通过汉魏之际时代之风云际会，通过与前后时代、相近时代其他诗作的诸多因素加以对比研究，应该能将这些文学史疑案加以破译。” v木斋先生所论，不一定是前人没有提过的说法，或者是前人没有见过的资料，而是将内证与外证相结合，通过创新与实践，自觉进行方法论的探索。
木斋学说的基础是大胆质疑并建立假说。对于梁启超等人提出的“东汉说”的质疑是他全部学说的一个必要逻辑链条，但他并非简单地用“建安说”来直接否定“东汉说”，而是靠事实和道理来说明。“他的假说首先建立在古诗十九首与曹植诗歌十分相似这一联想基础之上，进而萌发古诗十九首作者为曹植所在的建安时期的假说。这个假说的提出，奠定了他整个古诗十九首作者问题考辨的核心观点所在。” vi
仅有假说并不能解决问题，木斋先生又构建了从不同角度侧面来支撑其基本观点的庞大的论证系统，这是对古诗十九首研究的贡献，也为传统考据学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策略。首先，木斋先生从五言诗这一诗体形成时间的考证分析入手，认为：没有五言诗的成熟，就没有古诗十九首的问世；而五言诗的成熟只能在建安十六年之后，那么十九首的作者也只能在建安十六年之后。为此，他还对秦嘉三首五言诗和《陌上桑》进行了专门考辨。最终，十九首作于东汉的说法被，成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说法成立。在研究十九首作者时，木斋先生还采取了定量分析的方法。经过统计，发现曹植诗歌中有三十句与十九首相似的语句，至少有四句与十九首中的完全相同，还出现了至少12个首先由曹植在诗文中使用的语汇。这种从语句、语汇入手，建立在确凿数据上的论证，令人信服。
古诗十九首及五言诗的发端史问题是有关中国诗歌发端的话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木斋先生的研究对于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建安说”的建立，是先生费尽心血的成果，它不仅对古诗十九首和中国诗歌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对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做了进一步推动。木斋先生曾说：“以我看来，学术研究应该是审美的，而非功利的；应该是探索的、创新的，而非因袭的、陈旧的；应该是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而非局部的、僵死的、孤立的；应该是超越古人的，而非迷信盲从的；同时，更应该是超越本时代的，而非完全被动地受当下意识形态支配的。”vii我们期待在流变创新的研究之路上，有更多更好的文学研究成果产生，推动学术的进步与繁荣。
注释：
i叶嘉莹.迦陵诗论丛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87.
ii傅璇琮.《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评木斋的汉魏五言诗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iii陈怡良.疑案破解既有成 文学史理当改写――以木斋《古诗十九首》之研究成果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10（2）.
iv陈怡良.疑案破解既有成 文学史理当改写――以木斋《古诗十九首》之研究成果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10（2）.
v傅璇琮.《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评木斋的汉魏五言诗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vi宁稼雨.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方法解读[A].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9.跋三.
vii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9：301.
【参考文献】
[1]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9.
[2]叶嘉莹.迦陵诗论丛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M].台北文馨出版社，1975.
[4]傅璇琮.《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评木斋的汉魏五言诗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5]陈怡良.疑案破解既有成 文学史理当改写――以木斋《古诗十九首》之研究成果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10（2）.
五言诗范文6
《同声歌》最早载于《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其题解说：“《同声歌》，汉张衡所做也。言妇人自谓幸得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思为莞蒻在下以蔽匡床，衾帱在上以护霜露，缱绻枕席，没齿不忘焉。以喻臣子之事君也”。该诗全文如下：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 情好新交接，恐懔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 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
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 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 重房纳金扃，高下华灯光。
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张。 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稀见，天老教轩皇。 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诗的大意是：与君不期而会而互相爱悦，得以结为夫妻，我既觉得光荣又有些惶惧。要竭尽全力来侍奉夫君，是妾理应该做的。要主管好您的饮食之事，尊奉礼仪做好那祭祀的准备。我愿做一张席子，为您引来清凉；我愿做一张木床，使您安稳休息；我愿做一顶丝罗作的帐子，为您遮蔽风霜。洒扫床帐枕席，燃起那西域出产的鞮芬狄香……
《同声歌》是张衡青年时代的作品，约作于公元100年。时年 张衡23岁，刚刚接受南阳太守鲍德邀请担任主薄，这首诗就是张衡为了表达自己出任鲍德主簿的兴奋心情而作的。鲍德，世为官宦之家，其人为官正直，气节高尚，颇受时人尊崇。公元100年，鲍德出任南阳郡太守。他仰慕张衡的才华，又因为张衡是南阳人，便多方设法邀请张衡回到南阳郡帮助他办理郡政。而张衡也深知鲍德的为人，能给鲍德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做助手，张衡感到很荣幸，他接受了鲍德的邀请，回到故乡出任了南阳郡主簿。鲍德做南阳太守九年，做了许多善政。他注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安居乐业，使南阳经济稳定发展。当地百姓亲情地称鲍德为“神父”。张衡协助鲍德宣扬儒教，提倡文学，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并同鲍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做主簿期间曾被举作孝廉他不肯应命，多次被招聘到公府去做官，也都谢绝了。鲍德逝世时，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作了《大司农鲍德诔》，叙述鲍德生平，深致怀念之情。文中有“股肱或毁，何痛如之？国丧遗爱，如何无思”之句，可见张衡悲痛之深，亦可见他们友谊之厚。
《同声歌》从表面上看是一首爱情诗，但从它所隐含的深层意义上看，它实际上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诗中张衡以妾自比，以君比鲍德，字里行间尽情地抒发了那种崇敬、真挚、爱慕之情，如同新妇对未来的幸福生活充满憧憬一样，此时的张衡对前途正充满信心。诗中表达了他愿意帮助鲍德处理好郡中政务的决心和设想，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这是一首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诗，全文用比兴手法，“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 因其艺术上独有的特色，故各家皆评价甚高。张溥《衡集》的题辞中评其“丽而不。”东汉郑玄在《诗谱》中说《同声歌》“寄兴高远，遣词自妙”。南朝沈约对张衡的才艺甚是推崇，他在《宋书》卷六十七中讲到汉魏间文体凡三变，之后他又提出了“平子艳发，文以情变”，就张衡的文学作品来看，“艳发”与“情变”的特点在诗歌方面表现的突出一些，而这些特点对魏晋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衡的《同声歌》在内容上也敢为天下先。在汉代严格的经学统治下，汉儒强调诗歌的礼乐教化作用，把表现青年男女真挚爱情的作品视为“郑卫之声”予以排斥。而张衡的《同声歌》敢于大胆地冲破儒家诗教的禁锢，抒发人类至真至纯的感情，热情地赞美夫妇间正常的情感要求，从而大大拓宽了汉代文人的审美视野，给读者以全新的感觉。诗歌采用了借比的修辞手法，运用新颖贴切的比喻来形象表达自己坦诚而炙热的感情。诗中的叙述描写明显地表现出民间俗歌的特点，为我们研究汉代文人在乐府诗中所表现的世俗情感，提供了最为有利的证据。也正是这种真情的倾诉，从心灵发出的声音，才使我们感受到一个既忧国忧民，又充满生活情趣的文学家张衡的存在。
这首诗文辞清丽，感情纯朴，在形式上是很成熟的五言诗。五言诗始于何时，前人的看法颇不一致。古代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今存最早的文人的五言诗当为东汉班固的《咏史》。钟嵘《诗品》说它“质木无文”，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诗体，技巧还很不熟练，在艺术上比较直拙幼稚。张衡的《同声歌》是继班固《咏史》之后的又一首完整保存至今的文人五言诗，且较之班固，语言技巧更加成熟。今人李金峰认为：“《同声歌》是继班固《咏史》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在五言诗艺术方面获得成功的力作，从接受美学史与文学鉴赏的角度讲，它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