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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范文1
一、论文主题
本次研讨会参会专家交流发言题目自定，以“花卉与旅游”为主题，内容围绕花文化即可。以下选题仅供参考：
1、花卉主题景点（公园）
2、植物旅游资源研究
3、花卉旅游商品研究
4、花卉美食研究
5、花卉与旅游审美研究
6、花卉与节庆文化研究
二、 征文要求
1、论文应以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为主，不得在其他会议发表过，不接受纯商业宣传类的资料、产品及推广性文章。
2、论文内容仅限花卉与旅游及花文化相关领域。
3、论文摘要(中、英文)的提交截止日期：2007年7月5日前
论文全文(中文或英文)的提交截止日期：2007年8月5日前
请将作者的中、英文简历和照片排放在参考文献后面，作者简介文字限150字内。
4、提交论文形式：
①论文中、英文全文排版格式为通栏格式(WORD格式，以光盘或电子邮件形式提交)
②论文中、英文全文打印稿各两份(A4复印纸打印)
5、论文录用：
所有论文将由本次大会学术委员会审查后，于2007年8月20日前发出录用通知，录用稿件除在大会发表外，还将结集公开出版；2007年8月30日前未收到录用通知的，可自行处理。
三、 联系方式
单位：中国花卉协会花文化专业委员会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成贤街50号成贤大厦904、905室
邮编：210018
联系人：郭
电话：86-25-83690368
学术研讨会范文2
摘要：2017年11月26日《化学教学》杂志举办“新高考与化学教学”学术研讨会，来自浙江、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和一线化学教师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和探讨。介绍了会议概况以及主题报告涉及的内容，分析和阐述了化学新高考的政策内容、课程建设、教学转型、评价改革等方面，藉此分享会议中有价值的理念、思想、观点和经验方法，以促进有关化学新高考的学术研讨和教学实践。
关键词：新高考；化学教学；课程设置；教学评价；会议综述
文章编号：1005-6629（2018）1-0001-05中图分类号：G633.8文献标识码：B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作为教育改革热点之一的高考制度一直都在持续地调整、革新，在探索中发展。2014年9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把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作为考试招生改革新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新一轮高考制度改革拉开了序幕。2017年，浙江、上海作为首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迎来了全面实施“新高考”招生方案之元年。化学是新高考改革方案“6/7选3”中的一门，在改革形势的背景下，研究新高考改革方案对化学教学的新要求，研究化学教学如何应对新高考方案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搞好化学教学、提高化学教学效率十分重要。
2017年11月26日，由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化学学科教育领域代表性学术刊物之一《化学教学》杂志主办的“新高考与化学教学”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具体议题包括：“新高考改革理念与价值取向及其对化学教育目标定位的影响”，“新高考对高中化学课程设置、实施的影响及应对”，“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的转型”以及“新高考化学命题变化及导向”。来自上海、浙江等高考试点地区的专家、学者和一线化学教师50余人参加会议。中国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基础教育化学国家课程标准研制项目组组长，教育部义务教育、高中化学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祖浩；中国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基础教育化学国家课程标准研制项目组核心成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吴俊明；中国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化学教研员、特级教师徐睿；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高中部主任、高中化学教研员、特级教师任雪明等人先后做了主题发言。《化学教学》杂志常务副主编吴敏主持会议。会议气氛热烈，代表畅所欲言，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1新高考方案中的化学学科
根据上海和浙江两地颁布的新高考改革试点方案，新高考从2014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行。
浙江省每年安排两次学业水平考试，分别是4月份和10月份，考生均可参加，较高成绩纳入学业水平成绩。同时，学生还必须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7科中任选3科作为高考选考科目（即“7选3”）。各选考科目在学考“必考题”基础上增加“加试题”，“必考题”为必修内容，分数为70分，考试时间为60分钟。“加试题”考试内容为高中课程的必修和选修内容，分数为30分，考试时间为30分钟。选考学科分数按照等级赋分计人高考成绩。
上海方案把原来的“3+x”高考模式改为“3+3”模式，前一个“3”即仍然保留语文、数学和外语三门必考科目，并实行文理同卷；而后一个“3”表示在6门科目中根据考生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任意选择3门作为等级考试科目；化学是“6选3”中的一门，“6”指的是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学科。
上海市的方案与浙江有所不同，学生只有一次参加选考科目等级性考试的机会，时问是高三的5月中下旬。同样将选考学科分数按照等级赋分計人高考成绩，但分等级时是将当次高中学考合格成绩以上的分数按人数比例分为五等十一级。这样可以避免按照人数比例划分等级给学生造成的即便已经取得A’也要再次参加考试的困扰，也减轻了学校教学上为部分两次考试都参加的学生开课的负担，但对于有些偶然发挥失常的学生会少了弥补的机会。
2新高考改革理念与价值取向及其对化学教育目标定位的影响
新高考方案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素质教育大发展和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会学者回顾了我国高考改革的历程，重点关注了面向新课程的化学高考的新动向，在新高考的价值取向视角下对化学学科教育目标进行了深入研讨。
王祖浩教授介绍了他对浙江新高考进行调研的结果，对重构新高考背景下的化学学科教育目标进行了理性审视，指出中国基础教育正经历从单纯的“应试教育”到能力创新、素质提升的“素质教育”，再到学科素养的拓展，需要在新高考改革理念和价值取向的视角下重新认识化学学科的育人目标，才能真正开启中学化学教育以学科素养为导向的变革性实践。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学校发展中心主任徐凯里指出，新高考改革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能力的考查，高考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得到全面提升。教育部2014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首次提出“核心素养体系’’概念，正在进行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也将核心素养作为了重要的育人目标，实现从知识和技能本位到学生素养发展本位的转型。化学新高考命题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注重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以为大学选拔可持续发展型人才。因此，化学教育需要注意新高考育人导向的遵循、坚持推进化学教学目标分层分阶段设计，促进化学学科素养的全面提升。
3新高考对高中化学课程设置、实施的影响及应对
新高考改革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取消文理分科，“3+3”模式客观上倒逼高中不再采取文理分科的课程设置和实施模式，适时调整学校的课程实施模式成为必然，这也是对普通高中教育影响比较大且备受关注的一个方面。与会代表围绕“学生选科的积极意义”、“理科萎缩现象及干预”、“校本化特色化走班制度的建立”等议题展开了互动交流。
与会专家较为一致地认为新一轮高考改革对于高中生高考科目的选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导向作用体现在：充分尊重學生自由选择学习与考试科目的权利；高考考试科目相对减少，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鼓励学生对感兴趣的学科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徐睿老师向与会的同行们披露了上海教研室组织的全市范围内“招生制度改革与教学转型”专题调研的结果，指出上海市大多数学校给予了学生自由选课的机会，学生表现得更加主动积极，学习更具成就感。
同时，专家们也指出这样的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考生对于选考科目的选择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兴趣并不一定是主导因素，学生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将来的专业方向及课程的难易程度，普遍表现出过于畏惧理科科目的学习难度而带来的选考避难就易；等级赋分制下在选考决策上的“田忌赛马”策略，选择竞争对手较弱的部分文科学科等。代表们对教育界近来持续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展开了热议，就是在“3+3”的新高考中，选物理、化学的学生确实在下降，产生了“理科萎缩”现象。有代表指出，据统计浙江在文理分科时代，选择理科的学生占比约为65%，而在浙江2017届高考考生中，选择任意一个理科选考科目的学生比例都比以往文理分科时有明显下降，其中化学学科是选择人数最多的理科，选择比例也仅有50%。上海情况也与之类似，理科选考科目选考比例低于改革方案出台时的各方预期。基于此，与会专家认为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制订者不应放任学生自由选科，而应该进行相对温和的指导和干预，尤其对学生选考化学、物理等理科给予主动干预，确保学生的选择符合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并呼吁一线的中学教育实践者、教育研究者对于理科选考科目干预的途径、策略及其有效性展开研究，以形成经验，帮助学生克服自身的非理性因素，为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的未来作出最优的选择。
高考模式下科目选择产生几十种选考科目组合，对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将产生冲击，高中目前的教学组织形式需要随之发生变革。专家们指出上海高考的学业等级考试科目“6选3”可以产生20种组合，而浙江省的“7选3”则会产生35种不同的组合，只有积极探索更加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才能适应这么繁多的选课组合。在多种选课方案并行的情况下，实行走班制是一种相对适合的选择。徐睿老师公布的调研结果表明，上海地区走班制开始普及，各类学校能根据自己的师资配备、环境条件和办学特色，形成校本化的走班设计，同时探索配套的管理机制；为促进走班制的实施，部分学校探索并建成了一批学科专用教室等。浙江省瑞安市第四中学校长、浙江省特级教师张克龙则具体分享了所在学校结合浙江省高考改革方案开展的高中化学教学管理变革，阐述了该校从校本课程到分类选修再到个体指导的课程重建策略，具体包括“已有的变革：基于行政班教学的校本课程的重建”；“正在探索的变革：基于分类组班教学的选修课程的重建”；“未来变革的设想：基于‘私人订制’的个体指导的重建”三个发展历程。其中“分班组教学”是根据学生有关化学的多元考试选择设计化学教学的整体规划、学期计划和短期具体做法，该校把化学教学活动分成三种类型，配以相应的校本课程，一是纯粹的学考班，针对对化学兴趣不浓，重视程度不足，化学基础差的学生，以确保学考合格率；二是纯粹的选考班，针对化学兴趣和能力稍强的学生，教学以学考为基础性要求，适度拓展，力保选考中“共同的70分”；三是学考、选考相兼班，学生对象在学考前确定，仍以学考为基本要求，严格控制教学拓展，在学生学考报名后进行分类走班。最后，张校长还特别指出化学教师需要从单纯的学科教学中适当转移视线，了解学科的发展倾向，把握化学与高校专业的对接和今后的就业前景，提升自身指导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个体指导，使学校课程建设变革更具专业化的趋向。
4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化学课堂教学的转型
教学是保障课程落地的关键环节，是实现课程愿景和发挥课程效力的重要路径。多年来，高中化学教学过度强调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熟练认知及应试技能的培养，而弱化甚至忽视对学生的科学视野、创新能力、动手能力、探究能力及批判性思维等方面的培养。大量的应试训练使得化学教学偏离了化学学科的本源，降低了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这次新高考制度的改革也是高中化学教学重大变革的契机。与会代表对重新审视原有的教学模式，探索多层次的化学教学体系，以适应不同类型人才发展的需求进行了多维探讨。
任雪明老师对当前适应新高考改革而开展的化学教学实践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指出当前的化学教学存在迷失学科特点的现象；在一些学校，为了搏弈上的成功，备受诟病的题海战术异化成为了对题复习模式，即根据高考命题中相对稳定的试题类型进行针对性的说题和习题训练，以此代替学科素养的强化，高考试题的导向作用表现成了狭隘的功利性的习题、训练选择的参照；教学中赶进度，学生吃夹生饭……
基于此，与会专家对新高考背景下化学教学实践如何转型展开了热烈讨论。王祖浩教授指出，化学新高考改革使高中化学教学的变革迎来了机会，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打破教材固有结构，整合教学内容。教师要注意区分教学内容中的合格性考试要求与等级性考试要求；在教学时，注意针对学生实际水平，合理控制内容及难度，设置分层分阶段教学目标，遵循从易到难、从合格性考试要求到等级性考试要求的原则。另外，教师还要注意不同化学课程模块内容的适当整合，避免因等级性考试较现行高考时间提前，复习时间缩短造成的负面影响。接着，王祖浩教授进一步指出新高考背景下化学教学要充分凸现化学学科特点，做到引人入胜，让学生充分感受化学学科的价值及其魅力；以化学实验为依托，加强实验探究，关注学生研究过程的体验，为学科关键能力发展提供契机；密切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通过解决真实而复杂的现实问题过程，体验学习成功及快乐。
徐睿老师对基于核心素养的单元教学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单元教学作为当前学科教育适应时展的要求、满足新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教学形式，化学学科更是将其视为践行化学课改教育理念、达成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基本教育教学活动方式。教师需要以新的教育理念指导化学教学，深入理解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和要素，并结合化学单元教学的特征和要求，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特点，建立基于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单元教学内容体系，具体制定单元教学目标和单元内部的课时教学目标，使得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目标得以具体化，并综合利用各种教学方式和教学策略，组织和实施恰当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建立一定的认识角度、认识思路以及相应的认识方式，形成化学学科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从而发展和培养学生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因此，如何突破传统的课时教学模式，构建教学单元，探索中学化学单元教学的原则、策略、过程和方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王祖浩教授也主张重新审视单元内容的教学价值，从学生通过单元教学能获得怎样的思维技能、形成何种价值判断、获得哪些可迁移应用的方法经验等方面来研判和分析化学单元教学的意义，实现新高考背景下化学课堂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5新高考化学命题变化及导向
命题研究是高考改革的重点，范式是研究命题的根本问题。随着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开启，我国高考命题范式正在发生变化，处在范式转换的关键时期。与会代表就浙江、上海两地新高考试题的变化特征及问题、高考命题的导向作用、以能力考查为旨趣的命题策略和方法等方面展开研讨。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化学学科秘书李子明，介绍了基于学情研究进行高中学业水平化学等级性考试命题设计的思路和实施情况。浙江省台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教研员、特级教师郭君瑞则对浙江省选考化学试题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上海市金山区教研员唐其生老师强调了考试评价的积极意义，认为新高考从单一的考试分数评价转向考试分数加综合素养评价，从“关注结果性的学科成绩”向“关注过程性的学生成长”转型，回归了教育的初衷——人的发展。同时，唐老师对浙江省选考化学加试题的命题规律与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化学高考命题“不停步，迈小步”在发展，稳定与创新并举。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化学教研组长俞建锋老师指出，浙江学考、选考命题为求稳定已经出现题型、考点的程式化命题倾向，其中选择题、客观题题型均高度一致，命题角度也基本确定（如31题即为物质制备实验），教师因此認为“很多内容完全可以不上，就是上的内容也可以区分重点处理什么、省略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课堂教学的应试化；高考命题具体落点求新，但目前情况并不理想等。俞老师认为教师对以能力、素养为导向的选考命题的变化适应相对迟缓，要注意引导教师关注高考命题的范式转换，有意识地主动地研究高考命题并思考对化学课堂教学的影响及应对，强调素养导向的新高考背景下化学课堂教学设计应注重目标、内容、活动、评价的一致性；同时，建议在学考、选考中关注高考命题的基础性、价值性和题型变化的比例。
徐凯里老师指出，由于心理学教育学等基础理论研究的限制，我们对于能力的理解尚不全面，对于如何考能力，无论理论还是操作上都仍然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他认为高中化学学业等级考试旨在检验学生是否具有在化学科学研究中进一步深造的潜能，用于为国家选拔化学科学类人才，属于能力倾向测验。因此，高中化学学业等级考试比高中化学合格考试在命题方面更加注重能力考察。在广度上，要求对学生化学学科基本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等综合能力进行考查；在深度上，要求对比较、归纳、演绎、评价和创造等更高层次能力的考查。同时，在命题时希望能够让学生在分析和解决化学问题时的思维过程变得可观察可测量，使其更有利于对学生综合素质更为全面的评价，尤其使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有了更好的发挥平台。
徐老师还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价项目PISA是产生于世纪之交的一个新型教育评价项目，认真研究学科自身规律和类似PISA这样大规模考试的行业运行规律，才能不断提高以能力考查为旨趣的考试命题质量。在发言中，他介绍了诸多PISA测试中对化学学科核心素养考查的案例，提出综合分析题是鉴别学生思维水平的评价方式，并阐释了综合分析题的特征：取材于真实情景；设问抽象，往往仅有“如何解释”的要求；答案开放，同时强调“怎么答”比“答什么”更重要，我们应实现从“标准答案”到“评价标准”的转变。此外，徐老师还补充介绍了对学科知识应用方式的评价，对信息提取、对比能力的评价等评价类型的案例和策略。
学术研讨会范文3
1月29日是俄罗斯著名小说家、戏剧家契诃夫诞辰150周年纪念日。1月30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世界文学》编辑部在北京举行纪念契诃夫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为“契诃夫与我们”。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俄罗斯文学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和《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在发言中都表示,契诃夫对几代人的文学成长都很重要。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学系主任查晓燕从“契诃夫与经典”、“契诃夫与我们”、“契诃夫与生活”三方面说明“长远时间内面对经典作家的阐释总会不断更新”。《俄罗斯文艺》主编夏忠宪总结了《俄罗斯文艺》杂志关于契诃夫介绍和研究的刊登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吴元迈在题为《契诃夫与现实主义诗学》的发言中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展示了20世纪现实主义创作的很多特点,并结合契诃夫的创作,讨论了现实主义诗学理论。
契诃夫戏剧创作多从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其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谈到契诃夫的戏剧时,童道明认为,我们对契诃夫戏剧的了解得益于荒诞派戏剧。与传统戏剧不同,荒诞派戏剧的戏剧冲突是表现人们与包围他们的社会环境的冲突,其源头就是契诃夫;另外,荒诞派戏剧语言增加了对白戏和独白戏,源头也在契诃夫。童道明认为,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将与生活及时代一道前进”,“它反映了当代人的困惑无奈和悲欣交集”。
研讨会后,与会者还一同观看了由童道明创作、为纪念契诃夫诞辰150周年特意排演的话剧《我是海鸥》。契诃夫的经典戏剧《海鸥》创作于1896年,当年10月17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惨遭失败;1898年12月17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重演《海鸥》,大获成功,此后,翱翔的海鸥形象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院徽。上世纪90年代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奥列格・叶甫列莫夫在北京人艺排演《海鸥》时说:“《海鸥》是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童道明的剧作《我是海鸥》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海鸥》。它讲述了两个青年男女演员在排演《海鸥》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他们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无法停止“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而在追寻中,他们之间纠葛的情感产生了新的冲撞,原本就不顺遂的生活遇到了新的磨难……作为剧中一个重要人物,契诃夫三次出现在女演员的梦幻之中,成为该剧叙事中一个重要的“精神背景”。观众纷纷表示,该剧融合了经典与现代元素,最大特点就在于充分表现了当今时代人们的困惑。
学术研讨会范文4
刘恪的文学道路正式开始于1983年。作为小说家的刘恪，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城与市》《寡妇船》《蓝色雨季》《梦与诗》，中短篇小说集《红帆船》《梦中情人》《墙上鱼耳朵》《空裙子》等作品，400多万字。2005年进入高校任教，开始大量理论写作，主要集中在现代小说理论、先锋小说理论、小说语言美学、文学基本理论等领域。2005年至2013年出版理论著作有《诗语诗学・复眼》《词语诗学・空声》《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耳镜》《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等七部，逾300万字。其中《词语诗学》（“空声”“复眼”）荣获“河南省文艺成果理论奖一等奖”。
这次学术研讨会，一方面围绕着现代小说理论，一方面是围绕着刘恪2013年新出版的两部厚厚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展开研讨。
一、刘恪小说语言美学的学科意义
刘恪教授集三年之力完成的两部关于小说语言美学的巨作，从本体论角度对现代小说语言的发生、发展、演化及特征予以梳理和反思。那么，这两本著作的对现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对小说理论体系的建设有何意义呢？与会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而持续的讨论。
王一川指出《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一书中，由于刘恪深谙小说语言创作之道而首创一套完整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构架，堪称文学语言美学领域的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重要收获。这本书的建树突出地表现在，在中国学界首次理性地和全面地分析了现代小说语言形式要素，首度建构起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把这部书视为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领域的一次新突破。此外，刘恪直接接触到了语言创作的核心，他能提出一个语言学的分析理论并能落到实处，落到文本。深入创作之道的核心去研究，把握语言的类型，加以分析，说出创作的优劣、创作成败的得失来，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没有看到第二个人这样做。
贺绍俊认为《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是在完成同一个理论建构，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是最具前瞻性的理论建构，是一个真正针对当代文学实际的理论建构，也是一个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理论引导作用的理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直不重视建构自己的文学语言，现代小说的语言至今，依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系统。从这个角度说，刘恪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而且是一个勇敢的实践者。他在文学语言还不成系统，还支离破碎的时刻，先行开始了他的文学语言美学研究。由于现代小说最开始是和启蒙运动联在一起的，被当成了思想的武器。而且现代小说是的产物，对文言文采取决绝的态度，造成文化的断裂，导致古典文学的精华难以顺畅地延续到以现代汉语的基础的现代小说中，这导致中国现代小说迟迟不能解决语言问题。刘恪的思路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判断上的，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来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这使他的理论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不仅仅是前瞻性的，而且是实用性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张颐武提到刘恪的小说理论因资料的丰富性而具有可操作性，学生依此可以进行训练。所以，他的理论对教学法就是有很大的作用，他对现代主义有着切身的实践经验，他的理论都是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希望他做北京的定海神针，将古都开封的文化底蕴带到北京。李春青称刘恪的理论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本身的研究而且切入到了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语言等，把理论和当代文学连接在一起。因此，他的理论研究本身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当代文学创作的脱节――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代文学理论家应该以刘恪为榜样，找一个契合点进入到当代文学中。通过对创作现象的一些分析，才会有一些比较发人深省的理论建树。李海英认为刘恪从美学角度来讨论一百年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发生、进展、现象、状况以及当下写作的可能性，这种研究既是传统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也是本体意义上的个人探究，可以说，既是语言本体论，也是语言分析方法论的。
二、刘恪小说语言美学的成就与创新之处
刘恪两本专著的选题都是围绕1902至今的一百年中，现代小说语言的成败得失问题而讨论的。其基本出发点都是以西方语言学理论为背景依据，以语言自身元素的结构规范为标准，用专题形式探索中国现代小说语言中的诸多问题。因此，在小说语言类型的研究及方法论的使用上皆有创新之处，其成就也在于此。
1.史论结合的方法
何弘称《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和《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实现了宏观建构和微观实证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实践总结和理论阐述的有机统一，它是概括的，又是及物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虽然名为“史”，但并没有简单按时间顺序线性推进，对不同时期的作品语言特点作些简单分析，而是从中国现代小说语言总体的发生开始，对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的发生演变分别进行描述和阐释，使读者在对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总体发生演变特点有全面了解的同时，对不同类型作品语言特点的产生原因与演变过程及现实形态等，都有清楚的认识。所以，这部著作虽然名为史，其实是史论结合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所做的是对小说语言学的完整学科建构，它涉及到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当然还有文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跨学科的创新型建构。而这个学科建构，无疑是建立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小说文本的细读和分析基础之上的。因此，这部著作没有成为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演绎，而是有着扎实的文本支撑。所以这部著作虽然是论，但有着史的坚强支撑，既有全面概括的理论高度，又能经起实践的检验，这是其可贵之处。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认为刘恪对现代小说的考察，向上追溯至1902年产生的“新小说”，向下延展至2012年的当下，整整一百年，视野宏阔。现代文学从诞生至当下，已经有了百年历史，而百年历史的时间跨度也给当下研究者提供了纵横驰骋与无尽想象的空间。立足当下，对百年文学的历史，进行史料上的梳理与理论上的阐释，是对现代小说语言百年发展历史的详尽勾勒和梳理。周志强发言时提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一书以语言史为视角重新书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却在中国小说的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督显了现代小说语言的史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小说史与语言史的结合实现了社会学分析与修辞学分析的结合，从而突破性地将小说语言的研究拓展为小说语言的社会学形态研究，同时将小说的文体研究拓展为一种社会学研究。若将刘恪教授的两本书结合在一起的话，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分析和语言史的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是把语言的形式的分析、语体的分析和修辞的分析三个领域通串起来，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对语言的情感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这三个层面进行了一个描绘。李海英她认为刘恪以语言史来重写文学史的方式在国内主流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2.“体验的原创性”
刘进才基于刘恪的小说理论和小说美学来源于自身的小说创作的语言实践以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直觉的有机结合，提出刘恪小说理论的“体验的原创性”概念。两本书从现代小说语言的性质和形式到语言的文化建构及无意识结构，从现代小说的语体、情感到语感、语式，乃至细微的语调和语象均一一论述，“几乎包括了小说语言形式的全部命题”，可以称得上是一幅探索现代小说美学的全息图像，从这幅图像中可以察觉到刘恪总是在体验中去阐释理论和建构理论。胡继华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刘恪“体验的原创性”表现在演示词语之动象、讲述词语之血缘。其词语诗学约显三维，即体验之维，思辨之维，叙事之维：第一，先锋体验及其艺术精神，恰在追逐以及冒险地思考、呈现、铭刻那种不可还原的差异；第二，置身于多种文体的交互作用中，归回近代中国文学的源头处，往返在中外现代小说的多元风格中，刘恪宛若诗学王国的缀梦者，执着地要为现代小说语言生产打开一道可能的通途；第三，中国现代百年历史进程，乃是中外涵濡且在西方的宰制下由亚洲的中国通往世界的中国。小说语言形式的选择策略也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幽情与壮采，恢宏与屈折。石天强从“痕迹”这一概念出发谈到了刘恪小说理论中的“痕迹”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切入了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要害，集有形与无形于一体，在象与象外相和的世界中，悄然留下无痕的一笔，也使得小说分析不仅仅是语言的逻辑展示，还是小说语言编织的美学世界的呈现过程。作家、评论家舒文治说他在刘恪的文本里感觉到刘恪像庄子一样有一个自由灵魂在语义场中的逍遥游，语言哲学、通感全部打通，来接近这个语言的原型，也接近语言美学的标准。他提出这种极致化的语言标准，从而描述为我们绘制了小说语言的世界地图和中国版图，也创作了一种能够发现存在秘密的语言的炼金术。
3.文学语言的类型及形式研究
刘进才、刘涛、周志强等学者均谈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刘恪把百年来的小说语言分为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等四个类别，在语言分类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各类语言的历史流变。其中社会革命语言和自主语言的概念及类型均是由刘恪第一次提出，并在诸多的文本分析中得到了详实而术有见地的论证。何向阳认为这本书有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它的出发、它的立论何其精准、精确而精彩。他从第三章开始至第六章，一共有四章所论，无论是乡土语言、革命语言、自主语言、还是文化心理语言，这四个章节及概言之外沿的浩瀚程度不亚于从四个方面对整个20世纪以及20世纪这100年来，以及21世纪初的这十几年历史文化风云的某种概括，但是他所选的却是一个严格的、学术的、小的切口，这种治学之严谨较之当今假大空伪盛行的不良学风不啻是一种矫正。《社会科学辑刊》杂志副主编刘瑞弘从编辑学的角度认为这本书的选题非常准，其学术探索的价值非常珍贵。虽然顾彬说中国的当代作家在当下最缺乏的就是对语言的关怀，但刘恪说有小说的语言意识才有我们真正称之为小说的东西，这说明中国作家注意到了语言及语言研究的价值，这样我们就更接近于文学和小说的核心和本质了。这本书，涉及到了文艺学、语言修辞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等，呈现了刘恪强大的储备和学养。
李春青称《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重要性在于：开启了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的新视角、新路径，从而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切近到当下文学实践的内部。刘恪对“文学性”的精彩分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文学语言诸要素，例如语体、语感、语式、语调、语象的分析专业而精到。周志强认为刘恪依照他所主张的“文体即语体”的思想，提出“语言和事物之间还建立一种想象性关系，这是一种语言的隐喻性”从而将具体文本的语言修辞和特定历史时期内文体的话语类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探索写作意识与文体意识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小说语体特征，从而打通了小说（文本）形式与历史（现实）机制之间的关联。过去这种关联基本上是叙述性的和指称性的，现在刘恪将这种关联变成了隐喻性的和写意性的。这事实上解决了小说语言史研究的最为核心的问题：作为一种特定的文本的形式，语体或者文体从来不是“回答”或“反映”特定历史或现实的问题，但是却是特定历史和现实的后果。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小说语体或者问题的传承性和美学性，却较少能够看到语体和文体的修辞意识和话语类型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发生与转变。
余三定教授认为，刘恪的类型研究主要是注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他的《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都是这样。而从整体上看，刘恪对于每一个他所抓到的文学问题都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如《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全书十章除了第一章以外，后面九章，能够涉及到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问题都涉及到了，真正是做到了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注重人文学语言的形式研究同时，又能够做有力的理论提炼和升华。同时余教授还特别指出了作为学者的刘恪能够不从流俗、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刘恪的小说理论具有原创性的原因。这在课题主导的高校显得尤为难得。
三、刘恪理论写作的独特性
南帆认为，刘恪非常重视语言，甚至意识到语言对于主体的囚禁作用、支配作用，但是文学是一种反抗这种囚禁、反抗这种支配的叛逆性力量。南帆教授的一个想法就是：文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叛逆的力量，其体系从古到今不断地演变，应该承认它有多种原因，文学对语言的冲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但是，这种叛逆的冲击、文学语言的冲击等等，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它后面有很多细致的方面。南帆说，在这些方面刘恪也作了非常详细地研究，比如说语式、语感、节奏、语调，小说这方面的语言跟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小说的独特方面，像这些方面的研究汇聚起来恰好是对结构主义给我们描述的整体的、抽象的语言体系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南帆说，他在阅读刘恪的著作中有很大的体会，一方面刘恪的作品中已经意识到主体之前有一个巨大的语言结构，这个语言结构不一定是帮助我们的，同时也是我们只能深居其中的一个城堡；另一方面，刘恪还有很多先锋小说的语言的信息，所有这些，包括刘恪对这些语言技巧的研究，语调也好，节奏也好，都是冲出原先语言结构的道路，而这些东西恰好从这个意义上表明刘恪是一个语言的探索者。南帆认为，他与刘恪的语言观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比如他们都认为：语言是决定我们主体之前的一个先在的秩序，而文学对语言的冲击也就是再造我们认识世界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刘海燕认为，刘恪这种自由的天性，就是没有受到体制生活同化的东西，使他的语言出现了和很多人都不一样的气息。具体来讲，我们大部分评论语言用的是搜集的、继承的、共性的词，而且是用了完成的时态，论断的语式，表达也是直接概括性地表达。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刘恪的理论语言采用的是一种描述的方式，他的语言是有呼吸、有生长的一种表情，而且他语言中的语际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它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密切，而且它使用的也都没有大词汇，没有翻译过来的硬性的词汇，没有很重的语言，都是很普通的词汇，但组合起来却非常奇异。继而她谈到刘恪有一个独特的自己批评的语言语系，而且这个语系是惊人地准确，因为它准确所以它表达出来新意，并且刘恪的语言里有水文化的这样一种表情，它是柔和的、灵动的语言的一种，它的表达非常有耐性、细致而有粘力。刘海燕还认为，刘恪独创性的理论语言还得力于其作为一位优秀读者的身份。也就是说他是在感受文学，而不是像一般评论者那样居高临下地评论，他是一个感受者、一个读者，就是以这样一种可信的眼光和结论，才能鉴定。比如他总结沈从文的乡土语言，他告诉我们的都是关于物质语言的，语言到底好在哪，事实是什么，他就总结说它就在我们这个最朴素的乡土语言之中。那么语言的文学性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呢？他在总结沈从文乡土语言的时候，说它就存在于我们这个最朴素的乡土语言之中。所以刘恪告诉我们的都是文学的真经，直接地告诉我们他所发现的真实文学的最奥秘的东西。
吴义勤从两个方面对刘恪的理论语言进行评价。第一，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是对我们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角度，它可以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作品的、作家的认识。吴义勤说，要真正从语言本体来研究，现代文学的语言成就是需要重新评估的，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强调它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意义，而忽略了它语言意义上的局限，我们经常讲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怎么比较，但是单从语言角度，也就是单从现代汉语、白话文的美学功能的成熟和建构的角度来说，当代文学要超过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吴义勤认为刘恪做了非常好的实践研究，对我们文学史的研究开拓了非常大的思路。第二，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为我们进行及物的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板，也就是说刘恪为我们今后的语言研究和现代小说研究，怎么从语感、语式、语项、语调等层面去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张云鹏认为《词语诗学》从技巧到词语已经显露出刘恪对语言的一种痴迷。他对语言不是纯粹只把它作为工具，只作为一种实用的东西，他力求通过这些词语的网结把语言的特性揭示出来，所以他就走到了词语诗学，这个再继续往下走，肯定是语言美学。所以他在写这些东西前后虽然有重复、有交叉，但是最终落脚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语言美学上面，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张云鹏认为刘恪是一个超越，他的整个语言在他的心中是一种源头活水似的清亮的东西，这就使他对语言的关照有一种新的眼界和境界，他对语言的感受既有的新的眼界，也有新的境界，还有一个提升和超越。耿占则曾称刘恪的写作（小说和理论）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做到了尽可能的丰富性。
学术研讨会范文5
应天齐是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艺术家，而且我觉得他的创作状态和思路跟我批评的思路比较吻合，他是一个独立性非常强的艺术家，并不是体制的主角，也不是江湖的明星，一直是处在比较边缘和相当个体的一种状态里边持续地在自己的创作思路当中进行艺术的探索。易英说他是“温和的前卫”，我说他是“匍匐前进”，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其实我们从八十年代以来，不管是从批评的研究也好、美术史的写作也好，应该去做一些在这样的历史经历当中一直持续地进行个体的艺术探索，而且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去仔细地研究他们的创作过程、去仔细地阅读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中国批评界和中国艺术界还是显得过于的宏观叙事、过于的大而化之，其实我们很少真正去细读一个艺术家，真正有耐心去细读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甚至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作品，其实我们的评价也很大而化之，所以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比较有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范迪安：
我非常赞成这个展览的主旨，就是从应天齐的艺术历程看他个人的探寻，实际上同时也看三十年来中国艺术走过的历程。不见得每一个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艺术家都能够与这个时代的发展结构具有对比的关系，而一些在这个时代里始终坚持探索，坚持对自我挑战也对今天的艺术个体挑战的艺术家才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个时代，回应这个时代。
应天齐这个展览中最早的作品是1972年，到今天的确是30多年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是这一代艺术家特别努力又特别经受考验的时期。天齐的特点我觉得第一是十分的勤奋，他有作为一个艺术家最根本最朴素的品质，所以几十年来他是在一个高度的艺术热情和极为投入的艺术状态中从事艺术创作。他的确是在与时俱进，这个与时俱进既受到外部社会和文化条件变迁的影响，也有他发自内心的一种文化动力。是不断地在这个时代把艺术当做一个思想的载体，所以他的艺术是提出问题的，是不断的关注社会现实同时也关注他自己心灵历程的成长。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如果能使自己的心灵体验和心路历程与这个时代结合在一起，他的艺术就可以提供我们更多值得琢磨研究的东西。第三，应天齐的确在自己的艺术发展中找到中国当代艺术特别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中国的现实作为创作的资源，而同时又创造出当代艺术的当代内容，文化中的当代属性，我觉得应天齐在这方面的关切特别在这个展览中我觉得体现的非常深度的精神关切。而且找到了跨越传统、媒材和语言的表达方法。
我不能在这里发表更多研究性的思想，只能从我对这个展览的初步体验中感到了艺术既要有视觉革命式的成果，更要有思想的深度。而天齐作为我的艺术家朋友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彭德：
应天齐是一个不倦的探索者，近三十年他从木刻版画到绘制同类风格的油画，到从事同类形象的装置、行为和影像，始终没有停息过对艺术语言和内涵的追求。他是将对立的因素统一且万变的高手，比如“怀旧情绪”和“现代意识”，“阳刚气派”和“阴柔作风”，细腻的文饰与机理配以单纯的色块与强劲的轮廓线。应天齐底下那些宽窄不同的横立块面，不同于蒙德里安的构成观念，同样他画机理画的不是质感而是时间，是历史的沧桑和磨难。应天齐一直患有抑郁症，那是厌倦人世的心理反应，他的作品也差不多都是无人之境，他不动声色的画面使得历史的遗存显得冷峻。画面中反复出现的黑色块面隐含着历史和现实、晦暗以及封建文化的刻板和体制的僵硬。
应天齐曾定点拍摄芜湖老城区的拆迁建筑，在拆迁一周年后将影片投射到废墟的墙面上，变成装置状影像作品，暗含着对现实喧闹的拒绝和对往日宁静的怀念，这一切都表明他没有走出西递情怀。应天齐也将离不开西递，这是一种无法排遣的初恋情结。
邓平祥：
我现在就谈一谈看了他的画以后两点比较深的感受：
第一，应天齐对“历史主题”和“怀旧主题”的表达是成熟的，在文化上成熟和精神上成熟的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和怀旧，对我们原来要过去的历史中间一个东西的一个非常复杂和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第二，我想谈一下他的形式主义。我刚接触到应天齐的艺术认为他就是一个形式主义，但是这个“形式主义”，我感觉我们今天来看应天齐的“形式主义”不是当年提出来的“形式美”的“形式主义”，很不简单地是他那个“形式主义”，比那种当年的“形式美”的问题的提出要丰富得多，并且是更接近艺术的本体。尤其是视觉艺术的概念提出来以后，每一个艺术家首先都应该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还有他的形式激情。彭德刚才评应天齐就是有某种抑郁性，他这个抑郁在作品中体现得生动、激情，这对一个艺术家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在这方面在形式上的一些表达特征就使应天齐的艺术达到了形式的内容和题材内容的整一，他是不可分的，这应该是一个造型艺术家或者是视觉艺术家在本体上应该达到的一种比较高的境界，谢谢大家!
徐虹：
我和应天齐也算是比较久的相识了。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西递村系列》，十年前那次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尤其是《碎裂的黑色》那些作品给我的震撼很大，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在形式上比较讲究画面的结构，这种结构又以一种比较柔和的，不刺伤人眼睛和心灵的，大家看了以后都会陷入一种瓶颈之中的，静静的审美的一种形式。像这样一位艺术家要把他的画破坏，那倒也可以，因为作为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在当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从黑色中走出，不失为当时大家都能看得懂的一种表现方法，但是使我非常惊讶和使我非常不安的是他把砸碎的黑色又拼贴起来，由砸碎的黑色的裂纹组成了一种美丽的有节奏的现代主义的线条，这个作品还在，今天又看了，我的震惊不亚于当年，我继续为他所震动。这说明什么呢?从某一个角度象征着中国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家和现代主义的传统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他纠缠于过去，不能完全自拔，向往于大踏步的前进，但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他现在身在何处，现在如何做都是一种不确定的和犹豫的摸索状态，这种状态恰恰说明中国现代主义的道路，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非常地丰富、非常地复杂、非常地矛盾。这种丰富性、复杂性、矛盾性恰恰组成了他作品的张力。
如果我们抛弃一切现成的关于现代主义的概念和模式来讨论和解释他的作品，如果我们真的就是从作为一个中国的历史语境里边，我们来探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来探讨中国艺术家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语言到目前的状态，我们想他的作品提供给我们很多可以可讨论的空间。
尚辉：
闭起眼睛来，我想应天齐给我最深的印象应该是两个：第一是他的水印版画《西递村系列》系列，或者是也因为他的版画《西递村系列》在中国八十年代版画史上占有非常独特的位置。第二，应天齐本人，尤其是他的眼神，刚才有很多评论家描述了他的眼神，那种忧郁的、深沉的那 种目光，就是他走了以后，你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眼神。
应天齐是大家经常会谈论的一个话题，从版画家的角度来说，他已经脱离了版画群体进入了更广阔的艺术领域探索。就当代艺术家这样一个领域来说，实际上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很多种很多个个案性的当代艺术家的展览，但是我相信今天在这里所举办的展览，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个案，可能更能够为我们同龄人所理解，并引起共鸣。我相信为什么这样?就是他所走的一条路线是从传统、从架上艺术一步步演化过来的，这个展厅里所展示的他的艺术的脉络几乎可以概括出我们从七十年代到今天，艺术的一个发展历程，所以他的个案就有我们今天艺术发展艺术史的浓缩性。
郑娜：
我注意到展场中间的几幅作品，一幅是《无极》，一幅是《厚黑》，还有一幅是红色的《王者》，这几件作品，应该是近作。他跟我说通过这几件作品一下子打通了，我在想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打通了什么?是打通了他与生俱来的一种对形式的敏感，还是打通了这次形式美感对他另外一种反向的作用，我想这个对于应天齐来说，他是属于一种个人个体充满个性与探索精神的视觉感受。我想大块的黑、白、红在这个场域中间显得特别突出，他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就是跳离了具象的或者是传统的符号化的指征。从另外意义是一种走远。
刘骁纯：
王林的前言实际上说出了大家要谈应天齐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现、当代艺术能不能不被西方牵着鼻子走?应天齐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从自己的性格和心理出发来延续他的发展序列，展开他的发展序列的一个艺术家，这样的一种情况就非常特殊，这都是他自己心理路程，不被西方说的很多当代艺术限定，根据那样的理论去做这么简单。我想这是大家关注应天齐，也希望从他那儿能找到一些东西的原因，因为他是从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心理历程来导引自己创作，他有比较鲜明的个性内核，这个个性内核始终贯穿如一，所以他走出《西递村》以后，这个西递村的幽灵还会回来、砸碎黑色以后这个黑色的幽灵也还会出现，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出现，这样他就有了一个个性化的指向，有了一个内核，当然这个内核将来可以发展成什么，还是有很大空间的，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大化的理性，他的理性很张扬，从他的《西递村》到《走出西递村》到《砸碎黑色》一直到他现在的艺术，这个理性非常清晰，跟他的人格也完全一致，他就是把理性神圣化。
第二，计划中的感性，他这个感性和别的理性不一样，是受理性强制控制的，所有的感性都是他计划当中的，就是他设计出来的，这种感性不是放任的，所以你看他做的戏剧里头也有很多很随意、很飘洒的表现，这些都在他整体的设计当中。
第三，多虑的当代性，这里头多虑本身又使他走走停停，走出来就回来，他又走不出去，砸碎黑色也迈不出去，他还有很多矛盾，比如他的很强的反学院性，但是你看完这个展览以后会感觉到强烈的学院情结，跟这个相一致的就是强烈反经典色彩和最后严格地回到经典，就是经典是他的一个情结，放不掉。
杜曦云：
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我今天对应天齐先生近作的一些看法，尤其是与应天齐先生当时很具有震撼力的代表性作品《西递村系列》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纪遗痕”这个展览之中，他把他在社会现实中的体验和思考进一步地形象化了，以往在《西递村系列》过分具象的语言痕迹在一点点地淡去，进一步形而上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他的独特价值是什么?他并不是走向一种所谓的直白或者是纯粹的观念艺术，他始终是一个用视觉来进行思考的艺术家，换句话说，他注意到在艺术创作本体的重要性。正因为是对于艺术本体的重视，他是非常谨慎、审慎的在他的作品中引入一种偏于当代性的观念，这里面强调的是要在具象性之中体现出一种抽象性，和大量地运用现成品或者是模仿现成品的痕迹。
另一个就是要在一种高度物质性之中体现出一种精神性，这样导致他的作品让他体现出一种非常强的分寸感来，当然这种分寸感，一方面体现他的控制力，一方面也是体现了刚才几位批评家都共同地谈到他的作品的矛盾与复杂。我个人的感觉，他对于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一些所谓的成果，他是非常审慎地来吸收和提纯，再一个用他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家非常本土化的经验，以及他作版画语言的东西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本土化中的一种很有代表性而且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王端廷：
看应天齐的作品对他这个人的性格我有一个感觉和把握，就像刚才大家都谈到他的性格和眼神，我看到他的作品，感觉这个人是非常细腻、非常缜密的一个人，他可能是内心世界波涛汹涌，但是他的发表却是一个静如止水的人，你看他非常细腻，以至于他把当年的听劳森伯格的展览笔记作为一种文献来做，这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应天齐艺术中所体现的美学，那种东西恰恰是我们现代艺术中革命的产物，当代艺术再次回到美的殿堂，这是整个世界当代艺术一个总的大的趋势。如果说是我们一定要给应天齐的艺术风格给一个标签，我愿意用“观念现实主义”，首先他的艺术语言是观念的，他用他的观念语言表现了一种现实，是一种现实的图像，不是抽象的，他对我们我们这个巨变时代的文明、生命的命题进行了自己非常深入具有个性的思考。
岛子：
今天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应先生的作品，看到了他在四十年中对现代主义精神，对当代艺术的意象，这样一个方向中进行实验的艺术家，构成了很多话语，构成了很多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样的个案在批评的工作，特别是所有中国当代性问题遇到了很复杂资本化的沼泽地的时候，显现出非常的价值，我们回头看85、八十年代过来现在还在坚守的一些独特的艺术家是非常必要的。刚才王端廷谈的从应先生的艺术风格、文化探索、文化立场上看分析得很到位。在我看来像应天齐这样的艺术家不能再冠以艺术主义者的标签来看，比如他从35岁开始一种现代主义的学习，他已经转向了个体经验性的一种表现，在这里我觉得这种个体的经验的宝贵，个体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的一个历程是何等重要，我们从比较的文化学、历史学来看这些问题，特别是“奥斯维辛”之后可以比较中国的“”，这种对历史的、苦难的追索，我认为在中国当代性里边是匮乏的，这也是当代艺术缺少精神性的一个维度，就是历史价值，历史价值也是历史观，同时也是世界观，这些可能都是整个当代艺术批评、艺术理论建设、创作要面对的一个话题，应天齐的作品为此做出了回答。
杨卫：
学术研讨会范文6
2013年12月7日，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2013昕年会、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主办，南京理工大学国际经贸问题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学系承办。会议的主题是世界经济形势与江苏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河海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本届年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新一届理事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远鹏研究员当选为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新一届会长。
在年会开幕式上，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恢光平教授、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先后致辞。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刘志彪教授首先作主题报告。他全面阐述了我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必要性和路径，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别与全球资金流动、经济泡沫、环境污染和创新资源流动的关系，还向与会者提供了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入研究的思路。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刘惟蓝副主任在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外贸增值率，强化自主品牌，提高服务贸易占比，注重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挥好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要更大力度地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在报告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得不到普遍性事实的验证，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并无内在联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而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开放型经济“两头在外”的特点，揭示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变化，提出了我国开放战略调整的方向。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在报告中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对策，他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特点是低增长、多起伏、深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努力营造积极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程极明教授今年已经84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他系统总结了美欧大国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认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和领先的科技水平是支撑美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而重视实体经济则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他还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中美欧大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和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张为付教授分析了东亚一体化的纠结，即政治对抗与经济合作并存，他认为中美合作将决定东亚合作的进程。江南大学商学院武戈教授通过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将服务业的最终需求引致碳排放分为直接效应、自溢效应、自给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认为服务业的最终需求引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直接碳排放量，从而提出对长三角服务业低碳转型的政策建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睿通过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在不同的关税减让情景下中国加入TPP后的关税减让对中国宏观经济及产业部门的影响，他认为关税减让虽然降低了政府收入，冲击了农业部门，但对整个经济增长而言是有帮助的。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黄繁华教授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问题、碳关税等角度分析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问题。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冰分析了我国FTA建设现状，并与TPP进行了比较，指出我国FTA存在着开放度不够、谈判议题不够全面和深入、能力建设欠缺等需要进一步努力和完善的地方。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崔鹏歌通过对江苏省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业FDI依存度、服务业整体开放度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分析，提出对江苏省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林乐芬教授分析了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制约和促进因素，探讨了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构建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中美互动。她认为，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建立不仅扩展了两国自身利益，也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模式。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庆萍从政治、经济、法律、劳动力市场、农业与环境、土地使用的可能性六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投资环境，认为这一地区具有较强的农业投资吸引力，中国应该加强与这三个国家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