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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景的诗句范文1
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南斋玩月
王昌龄
高卧南斋时，开帷月初吐。
清辉澹水木，演漾在窗户。
荏苒几盈虚，澄澄变今古。
美人清江畔，是夜越吟苦。
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杜。
中秋月
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中秋月
齐已
空碧无云露湿衣，众星光外涌清规。
东林莫碍渐高势，四海正看当路时。
还许分明吟皓魄，肯教幽暗取丹枝。
可怜关夜婵娟影，正对五候残酒卮。
关山月
李白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月夜
刘方平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嫦娥
李商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沈。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月夜忆舍弟
杜甫
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望月怀远
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霜月
李商隐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秋宵月下有怀
孟浩然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
惊鹊栖未定，飞萤卷帘入。
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
佳期旷何许！望望空伫立。
中秋待月
陆龟蒙
转缺霜输上转迟， 好风偏似送佳期。
帘斜树隔情无限， 烛暗香残坐不辞。
最爱笙调闻北里， 渐看星潆失南箕。
何人为校清凉力， 欲减初圆及午时。
倪庄中秋
元好问
强饭日逾瘦， 狭衣秋已寒。
儿童漫相忆， 行路岂知难。
露气入茅屋， 溪声喧石滩。
山中夜来月， 到晓不曾看。
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
刘禹锡
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
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
碧虚无云风不起，山上长松山下水。
群动悠然一顾中，天高地平千万里。
少君引我升玉坛，礼空遥请真仙官。
云*(左车右并)欲下星斗动，天乐一声肌骨寒。
金霞昕昕渐东上，轮欹影促犹频望。
绝景良时难再并，他年此日应惆怅。
中秋月
晏殊
十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
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
中秋月
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白居易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
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
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
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
皮日休
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
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中秋见月和子由
苏轼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
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
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蟠。
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
秋景的诗句范文2
生命不等于是呼吸，生命是活动。（作者：卢梭）
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作者：裴多菲）
谁能以深刻的内容充实每个瞬间，谁就是在无限地延长自己的生命。（作者：库尔茨）
（来源：文章屋网 ）
秋景的诗句范文3
1.美国黑核桃
这颗有着灰白色书皮的核桃科落叶乔木植物，因木材具有紧密的结构、较高的力学强度和美观的色泽纹理而成为制作家具、工艺雕刻、建筑装饰的优良胶合板材，结出的黑核桃坚果核仁生食烤食均可，并具有浓香的风味，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畅销的珍贵营养食品。
2.油茶
油茶这个在我国长江流域至华南各地有着广泛栽培的油茶属茶科常绿小乔木，因其中结出的种子含有丰富的油脂，榨出的色清味香的茶油不仅是耐贮藏的优质食用油，还是可用于工业的防锈油和油，茶饼既是农药也是废料，果皮还是提制栲胶的原料。
3.油桐
油桐这个树高在10米左右的油桐属落叶乔木植物，是在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区均有所分布的植物，植物在8至9月期间结出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油脂而成为重要的工业油料植物，果皮还可用于制作活性炭或提取碳酸钾。
4.面包树
面包树这个树高在10至15米之间的桑科常绿乔木植物，通常会接触椭圆形至圆锥形的核果的热带著名林木之一，而这个植株的木材质地轻软是较为优质的建筑用材，结出的果实因具有类似面包的风味而成为热带主要食品之一。
5.桑树
桑树这个树高可达15米的桑属落叶乔木或灌木植物，是主要分布在国内的东北至西南各省区的富含乳浆的树种，每年6至7月结出的果实桑葚具有鲜食、酿酒的作用，叶片、果实和根皮还可入药、叶片是传统的桑蚕饲料、枝条还可用于编制箩筐。
6.咖啡树
咖啡树这个植株矮小，目前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有着广泛栽培的茜草科咖啡属多年生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植物，通常会长在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的地区，主要被分为小粒咖啡、小粒种咖啡等多个品种，其中产出的咖啡豆还可制成备受人们喜爱的饮品咖啡。
7.可可树
可可树这个花期接近全年，会结出椭圆状卵形核果的梧桐科可可属乔木，这个原产于热带美洲的织物，结出的果实其中包含的籽实在经过发酵和烘焙后，可制成可可粉和巧克力等产品，树、花和果还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8.棉花树
棉花树是在每年的3至4月份开花结果，在我国多地均有分布栽培的植物，每年结出的绿色小型棉铃在裂开后露出的柔软纤维，可以制成多种规格的织物，除此之外，棉花的主副产品出了事重要的纤维作物，还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和高蛋白的粮食作物。
9.橡皮树
橡皮树这颗有着肥厚宽大的浓绿叶片的桑科榕属常绿乔木植物，因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因此成为可体现热带风光的著名观叶植物，除此之外，这种植物的种子中富含油脂，是制造油漆和肥皂的优质原料。
10.葡萄树
秋景的诗句范文4
2009年以来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特点
延续“资本双向流动”格局,但结构出现微调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的日益严重,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形成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双向流动格局:新兴市场在大量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私人资本流入的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主要以购买美国国债的证券投资方式)向发达国家回流资本,且整体上表现出资本净流出态势。其中,亚洲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地区,美国则是最大的资本输入地。
自1999年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整体呈现高额的经常项目逆差,从而改变了此前资本净输出的地位,转为资本净输入国。其中,美国长期保持最大的资本净输入地位,全球绝大部分的资本均流向美国。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资本净输入的地位虽然得以保持,但其占全球资本净输入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49.2%降至2009年的41.7%。
在资本净输出国方面,此前日本一直高居榜首,1999年占全球资本净输出的比重曾高达73.9%,之后则逐步下降。到2006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中国和日本净输出资本占全球比重分别达到13.5%和12.2%。到2009年末,中国这一比重已上升至23.4%(见图1)。
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流入复苏但不强劲
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新兴市场良好的前景促使私人资本更多地流向了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的涨幅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在2009年9月初至11月末期间,亚洲股票市场平均涨幅接近5%,其中中国股市涨幅超过了15%。欧洲新兴市场股票市场涨幅接近10%,其中俄罗斯股票市场上涨了15%以上。拉丁美洲股票市场上涨超过17%。许多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升值、资产价格上涨,巴西等国不得不采取措施抑制外资流入。
尽管如此,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流入的复苏势头并不强劲,无论规模还是比重均未回复到危机前(2006年和2007年)的水平(见图2)。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2010年4月的估计,2009年新兴市场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为5308亿美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这一规模将达到7090亿美元和7460亿美元,低于其在2010年1月的预测值(该数据分别为7220亿美元和7980亿美元)(见表1)。其中,亚洲新兴市场是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最大的地区。与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年和2011年,该地区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将持续下降,低于2009年的水平。
从私人资本流入的构成来看,其中国际直接投资仍未复苏。根据IIF的估计,2009年新兴市场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仅3467亿美元,同比2008年下降31.4%,其中跨境并购交易为377亿美元,同比2008年下降64%。2010年和2011年,新兴市场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虽然将分别上升至4350亿美元和4703亿美元,但仍无法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见表2)。所以危机期间,在全球直接投资规模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尽管新兴市场所获得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在全球的比重可能上升,但其绝对量却在下降。
2009年,新兴市场的跨境贷款、债券发行逐步向正常回归。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截至2009年四季度末,全球银行业对新兴市场的跨境贷款余额为4.4万亿美元,较2009年一季度增长了10.3%,但仍低于2008年三季度(4.5万元美元)的水平,表明信贷市场尚未完全恢复(见图3)。同期,新兴市场整体债券净发行量达到419亿美元,接近2007年二季度的水平(见图4)。
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微调的主要原因
全球经济再平衡下的短期效应
随着危机损失的逐渐消化,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再平衡阶段,主要表现在作为逆差方的发达经济体削减支出、增加储蓄和作为顺差方的新兴经济体扩大内需、减少出口。目前美国家庭消费支出不断下滑,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9年的大约5%升至6%左右。而中国经济在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刺激下出现居民消费需求和基础原材料需求的大幅增长,2010年3月贸易逆差达72.4亿美元,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的局面被终止。与此同时,中国自2009年11月起连续4个月累计减持608亿美元美国国债。
然而,我们也应深刻地认识到,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并不会因金融危机而得以解决。因为从根本上看,这是当前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所决定的。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作为中心国家主导着新兴市场的分工格局:一方面,美国通过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独特地位,源源不断地对外输出美元和资本,将许多产品或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市场,从而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新兴市场通过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换取美元,同时又以购买美国证券的形式回流美国,支撑着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增长模式。
这种全球分工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虽然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居民消费率有所下降、贸易逆差减少,但这种趋势不会持续太久。美国在1989年已是消费型经济,总需求中个人消费所占比例达65%。然而,个人消费的膨胀(主要由服务消费所推动)速度超过其他形式的国内需求,导致总需求中个人消费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到2008年已经高达69%。而对于产业结构而言,从1989年到2008年,美国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得到强化,制造业则进一步萎缩。美国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扭转。随着美国经济重新步入稳定增长轨道,就业率回升和收入再度增长将会继续刺激消费需求的升温,美国又将出现贸易逆差。尽管这一数额可能会较以往有所缩小,但新兴市场总体上出口盈余的局面仍然难以改变。
同时,在短期内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也无法动摇。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贸易结算货币和外汇交易货币,占据着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而新兴市场由于自身金融发展水平不高,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往往更加脆弱。多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得新兴市场普遍增加了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因而形成了对美元的强烈需求,进而不断通过资本项目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形成对美国的资本净输出。因此,美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资本双向流动”格局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发生转变。
但是近期内,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作用下,新兴市场向美国输出资本的意愿会有所减弱。一方面,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新兴市场进口需求被动增加,经常项目顺差水平下降,外汇储备增加的幅度明显减少。另一方面,美国“零利率”政策的延续,造成美元贬值和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市场对美国金融产品价值下跌的预期不断增加,新兴市场所持有的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巨额外汇储备也面临贬值风险,它们为美国提供融资的意愿有所下降。因此,虽然上述“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仍将延续,但结构和规模上将出现微调。
欧洲债务危机拖累市场信心,削弱资本流动
2009年四季度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各项经济指标明显好转,新兴市场持续发挥引导作用,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强劲。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得以增强,美国经济在2009年四季度至2010年一季度增长稳定,库存水平和私人需求有所增强,尤其是设备投资和居民消费。美国2010年4月制造业活动指数(ISM)为60.4,为2004年7月以来的最好表现。日本经济指标也好于预期,其工业部门反弹非常明显,消费者支出也在好转。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元区经济继续疲软。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以前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国内信贷供给减弱,欧元区内需大幅下降,失业率也大幅上升,总体上经济增长毫无起色。危机中,欧洲各国大幅增加财政预算以应对经济衰退,政府财政赤字水平飙升,使很多国家在今后几年必须面对紧缩财政政策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断累积,市场对欧洲债务风险的担忧也日益加剧(见表3)。近几个月来,希腊危机的走向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5月2日,希腊政府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1100亿欧元(约合1460亿美元)的三年期联合救助方案达成一致,成为欧元区有史以来采取的首个成员国救助行动。为获得援助贷款,希腊政府需要实施更加严厉的紧缩政策,通过调高增值税、削减公务员福利待遇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在未来3年内削减财政预算300亿欧元,以便在2014年将财政赤字控制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内。
对于希腊债务危机,全球金融市场反应相当剧烈。欧元连续五个月下滑,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连跌时间最长的一次。目前,希腊信用评级已被降至“垃圾级”,葡萄牙信用评级前景“负面”,而且投资者开始担心希腊债务是否越滚越大以致最终不得不进行重组,并扩散至西班牙。一旦西班牙爆发债务危机,这对欧元区将是致命打击。因为对于欧元区而言,西班牙才是“大而不能倒”的国家。葡萄牙、希腊及爱尔兰等国GDP占欧元区比重约为6%,但加上西班牙的话,这一比例将升至近20%。因此,欧元及欧元区经济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班牙的偿债能力。
在欧元区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国际私人资本流动受到很大削弱,不少资金又重新流向美国寻求避险,使得资本流向新兴市场的规模下降。
全球加强金融监管,限制银行信贷扩张
迄今为止,欧美银行业的“去杠杆化”过程尚未结束,限制了银行信贷扩张的能力。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纷纷开始反思原有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颁布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例如,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10年又提出“沃克尔法则”,要求禁止银行机构进行自营交易,禁止它们拥有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同时,英国、欧盟也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协议的新框架(“巴塞尔资本协议Ⅲ”),要求对银行资本与流动性标准进行一次全面综合的修正。
可以预见,伴随着银行资本准备金的提高、最大杠杆率以及最低流动性水平的设置、政府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管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的实施,将对银行业务经营、盈利能力、融资等方面产生显著影响,从而也意味着新兴市场的外部融资环境将有所恶化,外部资金供给的短缺以及借贷成本的不断上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加以维持。尤其是对欧洲新兴市场而言,外部融资环境的恶化将成为影响其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不利因素。
亚洲新兴市场流动性充裕,对外融资需求减弱
亚洲新兴市场是私人资本净流入规模最大的地区。然而,与其他地区相反,2009年亚洲多个国家均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降低基准利率,同时扩大银行信贷对私人部门的支持力度,区内流动性紧缺局面得到缓解。其中中国全年新增货币供应量(M2)就达13.1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达9.6万亿元,为支持企业生产、扩大投资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在亚洲新兴市场信贷规模急剧扩张的情况下,由于本地区银行业拥有充足的流动性,企业可以在本地获得廉价的融资,其对外融资需求必然有所减弱,可能使得未来两年内该地区私人资本流入规模出现下滑。
中国须关注两大风险
全球经济再平衡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创造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因素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最令人关注的热点。然而,应该看到,在未来一段时期中,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发达经济体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可能引发的资本流动逆转是最主要的风险。
发达经济体外部环境恶化
目前发达经济体日益庞大的政府债务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经济逐渐好转,2011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同步转向紧缩性财政政策,美国、英国、欧元区、日本均须大幅度削减财政开支或减少刺激规模,从而不可避免地将抑制经济活动,使得经济增长放缓,削弱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在此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可能面临持续恶化。2010年3月,中国已出现72.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4月的外贸形势也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2009年中国GDP占全球8%,出口占全球9.6%,而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占全球40%左右,反补贴调查占全球75%。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2010年一季度,又有10个国家对中国发起1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中国外贸环境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发达经济体可能引发资本流动逆转
2009年,在新兴市场货币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大量热钱曾涌入巴西,迫使巴西对外资购买巴西股票和债券征收2%的税(简称“IOF税”),以限制外资流入。而今年以来,印度、马来西亚等国也遭遇热钱汹涌流入。据统计,2009年12月至2010年4月流入印度的海外资金,已相当于2000〜2005年的总流入资金。2010年以来卢比兑美元已升值5%,兑英镑升值9%,兑欧元更升达11%。印度当局表示,若资本流入继续剧增,可能会采用类似巴西的积极管制措施。对于中国来说,大量热钱流入也使人民币面临不小的升值压力。对此相关部门已经提高警惕,加强对跨境投资和融资活动的监控。
秋景的诗句范文5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不平衡被强制缩小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消费者因偿还房贷而被迫强制性地还债,从而急剧减少消费,增加了储蓄;而亚洲地区和欧洲顺差地区由于美国消费急剧减少,从而出口减少,贸易顺差也大幅减少;石油生产国由于全球石油价格暴跌,经常账户顺差也大幅减少。在上述影响因素中,影响美国消费的危机因素是主动的,因此,从总体上说,这次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整是一个由危机驱动的强制性调整。
后危机时期全球经常账户的调整方向
金融危机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上述导致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缩小的周期因素将会减弱甚至反向运行,但是结构性因素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如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认清影响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常账户变动的主要因素和传导机制,以便对新的全球经常账户格局有一个较好的把握。
金融危机前美国是全球经常账户最大的逆差贡献者,危机时逆差大幅缩小,危机后可能保持较长时间的较小逆差。2007年至2009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其自身GDP的比重从5.3%大幅下降至3.2%,其主要原因如下:
居民部门储蓄增加较快。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将是决定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GDP经常账户表现的重要因素。由于危机使一部分借高利贷还房款的居民被迫清盘还债,失业率继续走高使美国消费者深刻感到减少负债消费的必要性(如减少信用卡借贷消费),美国储蓄率瞬间提高。根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当消费者预计其未来收入将有永久性下降时,就会减少消费,因此,美国居民的消费暂时不会很快恢复。根据IMF数据显示,2007年(危机爆发前)至2009年,美国个人储蓄占GDP的比重从0.4%上升至3.6%(见表)。
企业储蓄略为减少。由于金融危机使企业盈利减少,2007年至2009年,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从13.2%下降至13.1%,下降0.1个百分点;但由于危机使企业大量精简机构,减少投资,企业投资减少更快。
私人部门净储蓄快速增加。同期,美国私人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5.5%下降至11.4%,下降了4.1个百分点。综上所述,私人部门净储蓄占GDP的比重从-4.6%上升至-3.4%,上升了1.2个百分点。
政府储蓄明显减少,政府投资有所扩大,净储蓄大幅下降。由于政府在危机时出台了75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相当于减少政府储蓄。上述期间,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从0.5%下降至-5.7%,下降了6.2个百分点;而危机时政府扩大基础建设投资,刺激经济也增加了政府投资。上述期间,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从3.4%上升至3.8%,上升了0.4个百分点。因此,政府净储蓄率共下降了6.6个百分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净储蓄增加的最重要原因是私人部门净储蓄快速增加,其主要原因是个人储蓄率快速增加,私人部门投资快速减少。虽然政府部门由于刺激经济扩大了赤字,但其净储蓄率下降的程度小于私人部门净储蓄率的增加程度。
金融危机前欧日经常账户顺差在全球三分天下,危机时总体缩小转为逆差,危机后对顺差的贡献明显低于危机前。危机前,欧元区的经常账户顺差已经在开始逐渐减少,反映出欧洲将更多的出口转移至劳工更加便宜的亚洲地区。例如,2005年至2007年,欧日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2%下降至0.3%,平均每年下降0.3%。在金融危机期间(2007年至2009年),上述顺差占全球GDP之比急剧下降,从0.3%下降至-0.7%,平均每年下降0.33%。同期,德国、日本经常账户差额占本国GDP的比重也明显缩小,分别从0.2%和4.8%下降至-0.7%和1.9%。德日在金融危机期间经常账户顺差大幅缩小,主要是出口受到全球需求大幅减少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将德日这两个以往的大顺差地区转变为小逆差地区,其对全球经常账户顺差的减少贡献较大。
金融危机前石油出口国是全球经常账户最大的顺差贡献者,危机时顺差大幅减少,危机后顺差可能明显低于危机前。石油出口国在危机前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一直领先于所有顺差国家,特别是2005年以来全球石油价格开始启动快速上涨后,石油出口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一度超过1%(2006年至2008年),由于2008年7月开始全球石油价格迅速下降,从145美元/桶下降至2009年末的70美元/桶。石油出口国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大幅下降,2007年至2009年,其比重从0.89%降至0.33%,下降了0.56个百分点。IMF预计,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可能低于危机前的趋势增长水平,预计石油出口国的出口收入将低于危机前。因此,IMF预计石油出口国顺差占GDP的比重将在中期维持在0.7%左右。如果未来石油价格上升速度较上述假设快,那么目前已经有投资银行预测今年原油价格可能突破100美元/桶,石油出口国的顺差可能会大于预计。
金融危机前新兴亚洲国家经常账户顺差较大,危机时顺差减少程度最低,危机后可能快速恢复并成为全球最大的顺差贡献地区。危机前,亚洲地区的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05年起快速扩大,到2007年已从0.56%上升至0.97%。这主要由于欧日部分出口转移至亚洲,亚洲经济高速发展。
危机后,由于中国及新兴亚洲受危机影响相对发达国家较轻,2009年其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仅下降至0.91%,较2007年下降0.06个百分点,是所有顺差组中下降程度最低的。预计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亚洲经济体的出口有可能复苏较快,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进一步提高。IMF认为,2014年,这一地区的该比例将上升至1.14%,是顺差组中最高的。因此,这一地区也将面临较大的汇率升值压力以减少顺差。
一个谜团:误差向顺差转变
可以说,分析全球经常账户格局最困难之处就是完全掌握全球经常账户数据并进行处理。从理论上来讲,全球经常账户差额应等于零,但实践中,由于不同国家进出口数据统计的口径差异、转口贸易因素等,近年来全球经常账户误差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顺差。在2004年以前,全球经常账户误差基本是逆差,说明有一些顺差方的交易未被统计或逆差交易被高估。但是,2004年以后,全球误差向顺差转变,并且在危机后进一步扩大。根据IMF的预测,2014年全球误差甚至会达到全球GDP的1.07%,仅略低于中国和新兴亚洲地区顺差。这说明可能会有更多的逆差交易未被预测到,或顺差交易被高估。如果要在未来实现全球经常账户平衡,则应增加逆差方进口或减少顺差方出口。其对汇率的影响显然是顺差方汇率应该升值,逆差方汇率应该贬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常账户的调整方向是,美国逆差将大幅缩小,中国及新兴亚洲顺差将跃居全球第一,德日从逆差转为温和顺差,全球误差变成大顺差。后危机时代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虽然得到部分缓解,但是全球误差变大可能意味着中国及新兴亚洲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
秋景的诗句范文6
关键词：全球创新网络；国际城市；创新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9-0025-14
作者简介：李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屠启宇，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上海200020）
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球生产网络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中，伴随专业分工细化和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创新，基于产品内分工的模块化生产（生产组织）、外包（生产联系如OEM、供应链合作、战略联盟等）、制造、销售成为全球布局的生产活动，而研发创新是跨国公司里面最不国际化的功能，相对价值链其他环节，创新是最不易实现移动的部分。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研发活动在地理位置上的固定似乎开始出现碎片化现象，例如东亚地区芯片设计产业的发展就是典型案例，更多全球知名企业如通用、微软、英特尔等都实现全球范围的研局。尽管还没有达到类似全球供应链一样多公司参与的碎片化程度，但随着研发活动在地理空间上分散开，研发活动参与者还表现出超越跨国公司内部组织的特征，更多地方参与者开始融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创新体系。
进入21世纪后，知识生产日益垂直化和专业化，可以跨越地理界限来整合分散的研究活动、产品开发和工程设计，创新与研发活动全球布局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参与者日益多元化、网络化和互动频繁等特征。但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研发功能全球扩散所形成的创新组织网络发展过程中，并非是一个绝对平的（Flat）过程，其中某些国际城市通过集聚较多的研发机构与活动，成为全球或区域创新网络中的核心城市，表现出较强的创新竞争力。其中有外部环境因素如国际环境、贸易政策等方面，但更多还是来自于城市创新要素和动力条件的支撑，特别是城市适应科技创新与转型发展的产业基础、研发人员、科研教育、社会氛围等能力。
在国际城市研发创新竞争力比较中，已经有一些成熟的研究，如福布斯连续多年对美国创新城市作评估和排名，强调人均风险投资、高科技就业以及人均专利数等。澳大利亚2ThinkNow创新研究机构自2007年开始连续《全球最具创新力城市排行榜》，认为创新基本要素包括文化资产、人力基础及市场网络。但以上研究更多是从狭义科技创新的角度理解创新竞争力，是对创新发展现状的比较，缺乏整体创新理论作为支撑，难以真正揭示城市创新发展的基础和潜力。本文试图从全球创新网络的内涵分析人手，建构一个科学评价的指标体系，通过分析不同城市在不同层次创新领域的要素构成和动力条件，把握作为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城市的发展内涵与外部特征，判断基于全球创新网络的国际城市创新竞争力地理格局，这与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更加匹配。其中，着重就我国城市与世界领先城市的差距进行比较分析，挖掘中国城市创新发展的突破路径。
一、全球创新网络的浮现与节点城市
研发活动实现地理空间和生产组织的扩散，真正意义的全球公司开始形成，特别是随着中国和印度开始从低成本“世界工厂”定位转型到“创新发展”，全球化发展的内容和形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从企业角度而言，随着技术变得更复杂、技术开发时效性不断提高，基于自身能力和条件的限制，越来越多企业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外部资源为己所用，跨国公司、合作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等对创新深层次参与，技术联盟、专利贸易与授权、联合研发等新兴组织形式，都使得创新从企业内部部门间协作扩展到外部不同主体间的网络合作，甚至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组织、金融服务、文化熏陶等层面，推进全球创新网络（GlobalInnovation Networks）的形成。因此，全球创新网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研发创新由封闭式发展转向开放式发展之后新的生产组织模式。总而言之，全球化开始超越商品和资本，进入知识和技术的竞争发展层面。
随着全球研发创新活动日渐统合，作为网络组织中创新资本最为集聚的地方，节点城市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构建的主要支撑载体。Gassmann和Zedtwitz提出研发枢纽（R&D Hub）概念，指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于某城市，形成一种与母国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心化与一体化的组织与管理模式。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Ernst教授提出“InnovationHubs”概念，较早利用全球创新网络地方镶嵌的观点分析跨国公司研发力量集聚于某些特定城市的现象。Ernst将创新活动进行初步分类，根据全球创新网络中节点城市承担的不同创新功能，将“全球创新枢纽”分为全球卓越中心、高级枢纽、追赶者、“新前沿”四类城市，Ernst对每种创新枢纽城市的发展特征、发展规律及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性。
在国内，杜德斌提出国际产业研发中心的概念，指一个城市或地区集聚众多的跨国公司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研发机构，因而能成为世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创新源地。王铮等学者以IT行业为例，研究创新枢纽发展的基本条件，分别为产业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产业资本为创新提供市场需求，人力资本提供主体支撑，社会资本提供创新环境，而创新环境又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制度、文化氛围和贸易便利性等要素。黄亮认为跨国公司研发网络的全球扩张与地方镶嵌，带来技术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转移与重新整合，研发资源在某城市空间范围内持续集聚的同时，又与本土研发资源交互融合，推动国际研发城市（International R&D City）形成与发展。
二、城市创新竞争力指标体系建构
（一）全球创新网络内涵层次分解
总结当前关于全球创新网络的文献，主要包括三种研究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延续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s）研究路径，从价值链角度探讨全球创新网络不同生产环节包括知识生产、技术研发以及支撑创新服务的价值生产、获得与再分配能力，地方与网络的镶嵌及网络组织的权力关系等。第二种路径是将全球创新网络概念予以拆解，分析不同企业的全球性、网络性及创新性特征，把握企业所表现出的各种发展特征和动力机制，特别是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等活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种路径将全球创新网络的内涵予以剖析，按照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层次分解为知识、科技和创业三个子网络，探讨不同子网络的组织特征和动力机制，每个子网络代表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同核心内容。
由此，基于创新内涵（广义与狭义）、创新价值链构成、全球创新网络特征和研究路径等分析，将全球创新网络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全球科技网络。由全球生产网络升级而来、跨国公司为主导，以企业研发中心全球布局及其研发服务外包为主要介质的技术开发与产业发展层次，主要针对高科技产业发展领域。第二，全球知识网络，包括高校科研院所等力量为主体，以科学论文、专利获得、学术会议、人员访学、合作研究等为载体的知识流动层，主要面向知识原创和创意发展。第三，全球创新服务网络，依托各类创新与创业载体（包括苗圃、孵化器、服务中心等）及国际商务、创新融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及众筹募资等）、国际联系、文化融合等影响因素，推进创新服务，该层具有松散全球网络化架构，主要面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创新服务层。在全球创新网络三层架构间存在一个从投资转化为知识（知识网络），到知识转化为产业（科技网络）和财富（创新服务网络），循环到部分财富又投入到知识生产的宏观运行模式（见图1）。
在全球创新网络体系的三层内涵中，资金、人才和信息是这一宏观运行中的主要流量要素，这些要素又恰恰不对称地集聚于城市，而且是比全球生产网络时代的商品、服务、资本流量更高度不对称地集聚于少数城市。这些少数城市成为全球科技体系、知识体系、创业体系中的重要节点枢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创新竞争与合作，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其中，节点城市在科技体系中必须要有标志性企业、高素质科研人员、高水平科技成果和创新投资，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在知识体系中，要有标志性学术成果和高水平科研机构，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性科技创新成果的“发源地”：在创新服务体系中，要有开放包容、密切联系外部、金融市场发达等商务服务环境，营造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城市创新氛围。
（二）基于子网络的指标体系建构
如前文所言，节点城市通过承担全球创新网络中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功能，而形成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等级性；而全球创新网络中创新资源空间集聚能力的差异，形成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城市综合创新竞争力的层级性。评价价值生产和获取能力的空间差异性与评价综合创新竞争力的差异性，构成全球创新网络研究中空间维度的重要领域。本文突出后者研究，着重从全球创新网络主要特征和发展内涵人手，构建基于三层子网络的节点城市创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国际城市创新竞争力指标体系设计必须遵循科学性、全面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四个方面。其中科学性主要是指标选择构成要符合创新的丰富内涵，能够真实有效对国际城市创新竞争力进行反映；全面性代表指标选择构成能够全面覆盖全球创新网络三个层次的内容，包括产业层面、知识层面和创新服务层面；针对性代表指标选择和构成能够针对不同子层次的内涵来进行真实把握，特别是对产业层面、知识层面和创新服务层面能够有所区分，这样能够更好地反映不同城市在子领域的差异；国际城市竞争比较中最难的是数据收集方面的问题，可行性是指保证指标选择能够得到充分的数据支撑，以保证最后的比较分析能够进行。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国际城市创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国际数据的难以获得性和可比较性需求，本文主要借助已有的相关权威性指标进行汇总，以建构新的指标体系，进行国际城市创新竞争力比较研究。指标和数据来源包括样本城市公开数据、2014年日本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原始数据库（作者所在团队为GPCI合作成员）、2014年2Thinknow创新竞争力分项得分数据、其他研究团队公开发表的数据等。针对每个层次的创新网络，选取具有权威性的评价指标进行单项和整合分析。其中，全球科技网络包括世界300强企业数量、城市科学研究人员数量、城市专利登记数量、研发费用总投人、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综合水平评价等五个指标。全球知识网络包括全球200强大学数量、重大科技奖励数量、城市数学与科学领域科研表现、城市文化资产、国际会议举行次数等五个指标。全球创新服务网络则包括城市经济市场化程度、国际航空旅客、国际留学生数量、商务服务从业人数及证券市场交易规模等五项指标（见表1）。
（二）分洲际创新竞争力地理格局
由于样本选择问题，本文研究不能实现全球所有城市覆盖。但这40个城市基本上代表当今国际城市创新竞争力的最强样本，因此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从洲际空间分布来看，这40个样本中亚洲有12个城市、北美洲有9个城市、欧洲有16个，澳洲、南美洲和非洲各有1个。其中，亚洲、北美洲和欧洲的空间集聚特征更强，也是当前全球创新力量最集中的空间区域。
分层次考察：一、卓越中心是全球创新能力顶尖的城市，数量较少，从本文研究来看，美洲（纽约）、欧洲（伦敦）和亚洲（东京）各有1个入选，但纽约的整体得分要比伦敦和东京高出许多。二、高级枢纽节点城市，亚洲和北美地区是最集中的区域，分别有5个和4个城市入围，欧洲和澳洲各有1个。从得分情况来看，欧洲的巴黎有一定领先性，未来可以率先冲人卓越中心城市行列，亚洲和北美的城市竞争力水平相差无几。三、追赶者城市序列中，欧洲成为最集中区域，有8个城市人选，北美和亚洲分别有3个和2个城市入选，但北美华盛顿、多伦多和亚洲的上海领先于其他城市。欧洲8个城市多为西欧和北欧近些年创新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城市，如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苏黎世、日内瓦等城市。四、新前沿城市序列中，欧洲和亚洲成为最集中的区域，分别有6个城市和4个城市入围。其中欧洲的城市多分布在中欧和南欧地区，包括法兰克福、米兰、伊斯坦布尔、巴塞罗那等城市，亚洲城市包括日本、南亚和东南亚的3个城市（见表3）。
（三）分城市创新竞争力地理格局
从创新竞争力得分情况来看：一、老牌国际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居于前三位，得分分别超过40分，构成卓越中心节点城市序列。但在该序列中城市得分差距较大，其中纽约得分为67.2，伦敦和东京分别有51.94分和49.16分，充分说明纽约在全球创新网络节点中的领先位置。二、第3名的巴黎到第14名的大阪构成高级枢纽节点城市序列，城市创新竞争力得分在20-40分之间。其中巴黎得分为38.04分，未来可能率先进入卓越中心行列。亚洲的新加坡、首尔、北京和香港与北美洛杉矶、波士顿处于同一水平，但领先于旧金山、芝加哥、悉尼和大阪。首尔、北京和香港成为高级枢纽序列城市中的亮点。三、追赶者节点城市序列包括从第15位的华盛顿到第27位的日内瓦，得分在12-20分之间。该序列城市包括13个城市，其中上海位于第18位，与华盛顿、柏林及多伦多构成追赶者序列中的领先集团，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维也纳、莫斯科、台北、布鲁塞尔以及苏黎世位居之后。四、新前沿节点城市序列中，包括从第28位的哥本哈根到第40位的开罗，共13个城市，得分都在12分以下。在该序列中，哥本哈根、马德里、法兰克福、福冈和巴塞罗那得分超过10分，保持领先，伊斯坦布尔、米兰、墨西哥城、曼谷、圣保罗和吉隆坡相对落后。
在Ernst早期研究中，他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流动性都出现地理的集聚，全球创新网络的参与者、节点、商务模式及网络组织都在日益复杂，这对于知识和技术扩散而言是有利的，使得网络参与者能够更好地学习，提升吸收能力和创新竞争力。但Ernst认为，全球卓越中心依然保持在美国、日本和欧洲；高等级参与者包括以色列、爱尔兰、台湾和韩国；追赶者则包括中国北京、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印度班加罗尔、金奈、德里等城市；新前沿地区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低等级城市，另外包括罗马尼亚、亚美尼亚、保加利亚、越南的城市。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由于网络的快速成长性，各城市创新竞争力综合得分所表现出的地理分布已经打破传统全球创新枢纽等级格局，亚洲城市特别是中国城市成长很快，新前沿城市则以转型中的欧洲、南亚和东南亚城市为主。
（四）基于分项指标的创新竞争力比较
1.基于科技网络的比较
科技网络是城市科技创新与科技产出关系最密切的影响层，能够直接反映城市科技创新及高科技产业发展竞争力。从科技网络综合得分来看，纽约和东京成为最顶端节点城市，得分都接近30分，这表明纽约、东京两个城市在科技创新与产出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城市。其他包括洛杉矶、首尔、巴黎、伦敦、芝加哥、波士顿、北京以及大阪分列其后，构成科技网络中领先的节点城市。
分项指标方面：一、特大型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旗舰企业地位依然突出，首先考察世界300强企业数量方面，其中北京、东京显示出在跨国公司企业发展方面的优势，巴黎、伦敦、纽约等城市也要落后于这两个城市。二、城市科研人员是直接从事科研创新的主体，城市科研人员数量方面，纽约和东京遥遥领先其他城市，洛杉矶、首尔、芝加哥、莫斯科、伦敦、新加坡、华盛顿等分居其后。三、城市专利登记是城市科技产出的直接显示，东京、首尔和纽约处于领先地位，洛杉矶、大阪、新加坡、芝加哥、台北、香港等位居其后，亚洲城市在该指标方面表现突出。四、研发费用投入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保障，纽约、东京、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首尔处于领先位置，中国城市排名最高的上海仅列第20位。五、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素质水平是提升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基础，该指标源自于GPcI研究，采用研究者打分的方式进行判断，有主观性较强的特点。从得分来看，纽约、波士顿、巴黎、伦敦、洛杉矶、旧金山分列前六位，他们领先其后城市较大水平（见表4）。
2.基于知识网络的比较
知识是城市创新竞争力的基础力量，因此该网络反映了城市科技创新和科技产出的潜力，是城市创新竞争力构建的地基。综合得分方面，纽约、伦敦、巴黎、新加坡构成第一集团，得分都超过15分，其中纽约更是达到23.05分。波士顿、洛杉矶、旧金山、东京、北京、香港、首尔、维也纳等城市则位居第二集团，得分接近lO分，除波士顿和洛杉矶外，其他城市得分要比第一集团城市落后较多，其中亚洲城市整体表现较好。
从分项指标来看：一、在全球200强大学数量方面，纽约、伦敦、波士顿、洛杉矶和巴黎得分居于领先，其中纽约和伦敦高居领先位置，包括香港、旧金山、斯德哥尔摩、新加坡、苏黎世、北京、东京等城市位居中游。二、重大科技奖励数量指标方面，只有15个城市有得分，包括纽约、波士顿和巴黎处于领先，旧金山、洛杉矶、伦敦分居其后。三、城市数学与科学领域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学科支撑，其科研表现会直接影响科学知识产出，北京、上海体现出基础教育方面领先的优势，其次是新加坡、香港、首尔、大阪、东京、台北、福冈等亚洲城市，反观伦敦、巴黎和纽约分别位列中游。因此，尽管基础科学研究较好，但从科研产出到科学技术的转化，仍然是亚洲城市未来发展的重点。四、城市文化资产反映出城市社会文化发育的土壤肥沃程度，主要考察城市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数量。在该指标方面，伦敦、巴黎、维也纳、华盛顿、东京、纽约等城市排名靠前，除东京外，亚洲城市得分普遍偏低。五、国际会议举行次数反映出城市与外部社会人文交流的密切程度，间接体现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新加坡、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巴黎等位居前列，城市间得分差距较大（见表5）。
3.基于创新服务网络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