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边塞诗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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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边塞诗范文1

关键词:历史课堂; 辩论赛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06-131-002

辩论的本质源于博学、智慧、涵养、推理与口才。大凡有人群的地方总少不了“辩”。中国自古就有推崇辩论的传统。“辩”,是为了认识和掌握真理;“论”则是为了诠释和捍卫观点。辩论的目的是辩真伪、论是非、究事理。从春秋战国的术士游说到东汉的清议,从新文化浪潮到真理大辩论,从竞选演说中的辩与论到学术问题的商榷与争鸣,从论文答辩、法庭辩护到走东串西、讨价还价,“辩而论之”,既是人们言语表达的一种本能,又是客观现实的一种需要。思维是智慧的晶核,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是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之一。①

把辩论赛引进课堂的新型教学模式,是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能力所尝试进行的教学改革实验。初步尝试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从课堂教学中不断探索,反复实践,逐步提高,有了一些认识和思考。

一、把“辩论赛引进课堂”的教学思路

1.基础――课外活动举行的辩论赛

我曾组织“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专题辩论赛,效果很好,也很受学生的欢迎。

2.条件――教改实验的三阶段

在教改的实验过程中,我们走过了“问题课型――讨论课型――辩论课型”三个阶段,问题课型的关键是教师巧设问题。

提问具有层次性,由浅入深。通过教师的导、学生的答来学习课文中心内容。讨论课型则是由教师提出可议性问题,如评价、新航路开辟的意义等,让学生进行讨论,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敢于提出自己见解的勇气。如果说问题课型中教师的主要作用在于“导”,那么,讨论课型中教师的功夫则在于“收”,也就是把学生讨论中零碎的片段加以归纳整理,进行全面总结,引导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从问题课型到讨论课型的过渡,为辩论课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下面谈一谈辩论课实施的情况。

二、课堂辩论赛的重头戏――辩题的选取与总结陈词

1.辩题的设计与选取

辩题的设计与选取是辩论课型的重中之重,它直接关系到一节课的成败,且课堂辩论不同于一般辩论,它是在一节课的范围内进行辩题的设定,具有选择余地小,设计难度大等不利因素。因此,辩题的选取就显得尤为重要

1.1选择教学重点和难点。把教学重点、难点的内容作为辩题,应该说是最佳选择,它除了具备其他辩题的一般效果之外,还利于课堂结构的最佳组合以及课文内容的合理安排,使一节课的高峰期处在强化重点、突破难点之中。

1.2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辩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选择富有新意的、学生感兴趣的辩题,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他们学好历史的信心。

1.3选择中性的辩题。就辩题的内容而言,要使学生双方在辩论赛中辩得起来、辩得下去、辩得公平,尽可能选择没有定向性的辩题。但作为历史课中的辩题,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既成事实,成为历史的东西,一般已有定论。这就给历史辩题的选择增加了一定难度。鉴于上述因素,我们考虑在辩题文字上下功夫。例如,《中英》一课设计的辩题是“的失败是否可以避免”,因为已打起来,不可避免,因此无从辩起,我们就在“失败”两个字上做文章。通过文字修饰使辩题趋于中性。这样,双方辩手不仅有可辩之处,而且辩得轰轰烈烈,精彩纷呈。

1.4难度不宜过大。对学生来说,难度过大的辩题,他们辨不起来。从尝试的几节课的情况进行比较:感到“岳飞班师回朝该不该”的辩论赛,学生反应敏捷、表现机智、对答如流。但在讨论的失败能否避免的辩论赛中,学生表现不太理想。因为前者主要从人物身上去发挥,而后者却要考虑到整个社会大背景,对高中生来讲,难度明显较大。因此,辩题的选择一定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选取难度适中的辩题。

1.5尽可能简要明了。辩题的设计应提倡简单明了,让人一目了然。过于拖沓的辩题,让辩手觉得拗口,听众觉得难受。因此,辩题应观点鲜明、简明扼要,起画龙点睛之功效。

2.辩论赛的总结陈词

课堂辩赛的总结陈词与一般辩赛略有不同,它除了由正反方各自进行本局部的总结外,主要的是作为主席的教师所担任的全局性的总结陈词,它既不代表一方的观点,也不单是分析赛情、点评赛况,而应该代表一节课的小结。因此,它在课堂辩赛中起着导向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节辩赛课“收”得怎样,很大程度取决于教师总结陈词的效果。

三、辩论课的程序安排与注意事项

1.前提:首先必须按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为了给辩赛留一点时间,前面的课程一定要精讲。

2.时间:辩赛时间的掌握在15分钟-20分钟,其中含教师总结陈词的3分钟-5分钟。

3.评委:公开课可请听课教师做评委,如一般课可请学生做评委。

4.注意问题:当辩赛中间出现停顿,教师可灵活处理,把问题抛给观众学生回答,既可缓解辩手的紧张情绪,又可扩大参与面。 四、教学效果

辩论课的开展受到学生的欢迎和重视。总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效果:

1.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进行一场成功的辩论赛,首先准备大量的必备材料。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有关资料的收集,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为了证明一个论点,必须运用古今中外的例子进行论证,学生由此增长了见识,强化了记忆,拓宽了知识面。

2.突出能力的培养

首先是思维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学生在短兵相接的辩赛中,表现出机敏的智慧、快捷的思维、沉着的应变态度和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这点也是教师在付出了艰辛和努力之后,颇感欣慰的。

辩论有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进步、拓展和迁移。因为辩论过程包括辩题类型分析、辩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证词等与逻辑思维与批判性思维密切相关的思维活动。对中学生辩论而言,辩论需要处理各种论据:有利的、不利的和两可的,主要的、次要的和附加的,等等。学生们要考虑证据是否清楚、真实,是否可证实,论据是否充实新颖,证据是否为评委所接受、理解等。这恰恰是对辩手的批判性思维提出了严峻挑战。

辩论有助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辩手辩论要出彩,往往还需要创造性思维去搜集、占用新材料、采用新途径和新方法、发现新问题和新视角,表达方式上运用新策略和新词汇,从而使立论有新意、论辩有新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辩手和队友们善于自由联想、横向过渡、跨越移植、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不断超越,注重在辩论中创新。优秀的辩手和辩论队为我们的学生、课堂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的分析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例如,学生在“岳飞班师回朝该不该”的问题上,正方学生阐述岳飞在大敌当前顾全大局,避免了内战引起的外患,牺牲个人,保全国家,是他精忠报国的一贯体现;反方则指出岳飞是报国不是报君,一个昏庸的君主只能阻碍国家进步、历史的发展,如取而代之,将得到人民的拥护,顺应历史潮流。在“的失败是否可以避免”的辩论赛中,正方列举史实,证明我们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而更多地强调了中国人民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悠久历史以及人民力量的伟大。而反方则是从清王朝政治的腐败、经济的“闭关”、军备的废弛等社会背景进行分析,特别强调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规律,以此来证明战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从一堂堂小小的辩论赛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学生从分析事件、人物,阐述观点到思想升华,有了明显的进步。

综上所述,把辩论赛引进课堂可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能给学生以施展才能的机会。对于辩手来说,受益匪浅;对于学生听众,新颖的课型使他们增加了学习的乐趣,引起共鸣与思考,有的甚至跃跃欲试,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过程中,学生不但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开阔了视野,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总而言之,“把辩论赛引进课堂”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乐趣,有利于突破重点、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对于培养21世纪的全方位人才具有积极的作用。

唐边塞诗范文2

边塞诗作,从《诗经》时代即已有之,经过汉、魏乐府诗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在诗坛蔚为大观,“入唐以后,边塞诗迅速地发展起来。据统计,从《诗经》的时代算起,直至隋代,现存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边塞诗即有两千余首。初唐四杰、陈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特别是到了盛唐,出现了边塞诗空前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高适、岑参、李白、王维、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崔颢等盛唐著名的诗人,创作了大量达到一流水平、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作品,使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与王、孟山水诗派一起,成为盛唐最主要的诗派之一。”[1]

然而,建国以来学界对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尽管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乃至该诗体的继承、影响,边塞诗人间的比较等各方面的探索已十分完备,但大多仍局限于纯文学领域的研究,视角较为偏狭和单一,对此,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曾提出:

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文化背景贴在作家作品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研讨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2]

而任文京先生的论著,正是借鉴了傅先生的观点,采用了“历史――文化”的交叉研究方法,以全面的历史、文化、政治、地理、民俗多维视角,对唐代边塞诗歌加以宏观审视,从而弥补了以往研究成果的不足,开拓了边塞诗研究新的理论境界。

通观其论著,理论体系完备而内涵充实,既挖掘探索了唐代边塞诗人的精神世界诸如历史意识、英雄意识、忧患意识,又有社会文化、地域文化对边塞诗创作的影响研究,还对边塞诗的战争与和平主题、闺怨主题等深入加以探讨,虽属宏观研究,但所有结论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微观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的,可谓“宏观着眼,细部阅读”,理论创新点亦随处可见。

比如作者从唐代边塞诗人精神世界中的“汉代情结”出发,去探索边塞诗中的历史意识,就超越了前人仅把边塞诗中的汉代人名和地名作为“以汉喻唐”的比附手法的简单认识,而探究到了其本质内涵:

唐代边塞诗人具有浓厚的汉代情结,这是由他们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意识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诗人时代责任感的鲜明体现。一般来说,人们对某一历史所持的态度,也取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代情结是唐代边塞诗人对历史的理解、对现实的观照和对理想的追求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主体精神都具有承上启下的特质,唐朝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气度,它更需要从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中寻求符合时展的精神营养和力量源泉。

唐代边塞诗人常常在诗中以汉代唐,并多次提到汉代的军伍英雄,过去评论者多将此视为一种修辞方法,或认为是诗人就一事而发感慨。实际上,唐代边塞诗人对汉代情有独钟,是他们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这既有唐代复杂的社会原因,又是唐代对汉代军伍文化承传的结果。汉代情结通过诗歌反映不能认为是语言现象,而是典型的文化现象。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反映了当时深刻的文化背景。[3]

其次,作者由唐代边塞诗人的历史意识,继而探寻由此生发出来的英雄意识,“唐代的文化背景孕育了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英雄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古今英雄的景仰和崇拜,即他们在诗中充满深情地赞美和歌颂英雄;二是他们以英雄为榜样,付诸行动,渴望建功立业,济世经邦,拜相封侯,留下千古美名;三是由于时代的熏染或亲历边塞,唐代边塞诗人心中的英雄以军伍英雄为主。事实上,唐代具有英雄意识的不仅仅是诗人,整个社会都是如此,而整个时代崇尚英雄的风气,又是唐代边塞诗人产生英雄意识的基础。同时,唐代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也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承继,当这种意识转化为情感、信念、理想和追求时,就会对诗人的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3]并且,作者透过对大量唐代边塞诗具体作品的分析,把这种历史意识和英雄意识,视为“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其理论高度得以抬升。

再次,该书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地域文化之间联系的考察,亦富于穿透力,作者通过对于大量唐代边塞诗作品的细致梳理,认为地域文化不仅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亲身出塞有促进作用,也对于诗人形成开阔的地理视野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前人多未涉及的理论问题――“北方的尚武之风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北方战乱不息,民风民俗与南方迥然不同。北方大部分地区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接壤地带,由于临近边塞,地理位置特殊,民性强悍勇猛、崇尚武风。……隋唐时期,北方这种尚武之风仍然炽烈。……整个社会弥漫着尚武之气,也在强化着军伍精神。在如此浓烈的社会氛围之中,诗人耳濡目染,被文化浸润,受风气熏染,于是尚武慕侠,投笔从戎,也就必然成为他们所要选择的人生之路。”[3]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不囿于传统,而有大胆创新之处,书中大量借鉴了数理学科的图文列表、数据统计等计量方法,能够更加直观清晰的说明问题,如天宝初十大节度使经略兵马配置统计表,元和年间吐蕃犯边的统计表,中唐诗人李益边塞诗中反映“汉代情结”的语词统计等,均在占有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所得出的结论客观、真实可信。

本书的作者任文京先生,现为河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兼任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河北省“四个一批”人才等多项称号,责编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并获得了多项河北省政府颁发的图书奖和优秀畅销书奖;多年来主要从事唐代边塞诗研究,并在《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博士阶段师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先生,《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一书主体即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系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曾获得诸多唐代文学专家的认可与好评。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会推动着今后唐代边塞诗研究,向着更高要求、更深层次、更新角度获得理论延伸!

参考文献

[1] 张福庆.《唐诗美学探索》[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

[2] 傅璇琮.《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 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唐边塞诗范文3

关键词:高适 岑参 边塞诗 诗风

俯瞰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全程,我们可以发现独树一帜的边塞诗,其皇冠遗落在大唐帝国的盛唐时代,皇冠上的明珠则为高适和岑参所摘取。以这两人为主形成的著名边塞诗派,奏出了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文学的最强音。因而,高岑二人的边塞诗歌就成为古代军事文学中的艺术珠宝,散发出夺目的光辉。其中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其独特的诗风。我们试就此作一比较研究。

一.高岑的边塞诗都以军事爱国主义为主题,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透出矢志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惧艰辛的乐观精神,诗风共具慷慨豪放、雄浑苍茫、悲壮遒劲的特征。

古人所称的“汉唐雄风”,其主要内涵是指中华民族强大时期的军事爱国主义精神风采,以高岑为主的边塞诗派所讴歌唱颂的正是这一精神风采。这一点是与诗人所处的时代绝难分开的。大唐王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兴盛繁荣、朝气蓬勃,国内相对安定统一,对外则是开拓疆土,国力强大,国威四慑。高岑二人生逢其时,必定激起爱国主义的雄心壮志,而唐朝边塞战事频繁、边防不宁,又使诗人忧国忧民,迸发出保卫边睡、建功立业的军事爱国主义热忱。在国家处于危难关头,他们不辞辛苦奔赴苍茫绝域,抛妻别子,肩起卫国重任,充溢他们诗章的正是这种“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军事爱国主义最强音。将这些军事伦理精神注入雄伟的边塞生活、艰险的军旅人生、苍茫的西域风光,由此共同熔铸成高岑边塞诗慷慨豪放、雄浑苍茫、遵劲悲壮的艺术风格。请看以下诗句:“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长策须专用,男儿不顾身!”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正英雄一丈夫。…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二.高诗于豪放中寓含深沉的忧患,理性的思索,较为贴近于战争现实,既有对爱国将士的讴歌,又有对士卒的同情,思想深厚,气韵沉雄,苍凉悲壮,主要体现为现实主义精神风貌。

布封说过,风格如人。高岑二人的诗风在相同之外,更有不同,这与他们不同的经历有关。高适的诗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因为高适早年出身寒门,生活困顿,始终在下层,后又仕途坎坷,虽落拓不遇,仍多次奔赴塞外,在四十多岁时,仕途基本顺利,成为一个颇有建树的政治军事人物,对现实有着自己独立而较为正确的思考和认识。他曾三赴塞外,长期从军,因而他的作品就能比较深切地反映出盛唐时期尖锐复杂的边塞军事斗争生活。如“常怀惑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书写自己为国解除边患而愿贡献力量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塞下曲》真实再现了天宝十二年收复九曲战斗中唐爱国将士高昂的士气和所向无敌的气势:“万鼓雷殷动,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魂系雕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燕歌行》所写“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表达了他对战争给人民带来不幸的忧患。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写道:“(高适)之诗悲壮,读之令人感慨。”这与他长期接触人民生活以及本人慷慨激昂率直豪放的个性是分不开的。从其美学特征分析,高诗常常于大处落笔,浓墨重彩,笔调粗犷,洗炼地勾画雄浑的意境,使其强烈的军事爱国主义胸臆得到最酣畅的抒发。

三.岑诗于豪放中突出雄奇,侧重于描写边塞活的丰富多彩,立意新颖,气势雄伟,热情奔放,淋漓尽致地抒发其浓郁的军事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雄奇瑰丽的浪漫主义精神风貌。

唐边塞诗范文4

关键词:唐诗;阳关;玉门关

唐代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开明、经济富庶、军事强硬、文化繁荣、疆域辽阔、对外交往频繁。强盛的国力、文化的兼容并蓄形成了气势雄浑、大气磅礴、神采飞扬、境界宏阔、意象丰富的唐诗。

唐代西北边疆有许多著名的关隘,其中阳关、玉门关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政治、外交作用,在西北关隘中占据重要地位。自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始,阳关与玉门关即成为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门户,因而在唐人心中拥有独特地位,成为唐代边塞诗的典型意象。

本文选取西北边疆一南一北扼守丝绸之路的两个重要关隘――阳关、玉门关,并对其典型意象和独特的人文价值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探讨其在唐代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蕴含的情感内涵。通过对诗歌的解读,亦可观其在历史、地理、军事、边地民俗风光、对外交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阳关、玉门关的历史沿革

阳关、玉门关的设置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列四郡、据两关”即阳关、玉门关。《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玉门关,汉武帝时置。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或谓小方盘城。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戈壁滩上。与西南的阳关,同为中西交通门户。……出玉门关为北道,出阳关为南道。……宋以后,中西陆路交通逐渐衰落,关遂废圮。”[1]“阳关,西汉置,即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南湖镇破城子。”[2]两关为汉王朝设在河西走廊西部的重要关隘,阳关为丝绸之路南道关卡,玉门关为北道关卡,当时内地与西域交通莫不取道两关,因而成为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外交作用。

二、唐诗中的阳关、玉门关分析

阳关、玉门关距中原悬远,因而成为荒寒、绝域的象征。在唐人心中,出阳关则无故人,入玉门则进中原。在唐诗中,阳关、玉门关已不再单纯作为军事关卡存在,而成为特定的边塞意象,蕴含着唐人独特的人文情怀。

在全唐诗中,提及阳关的诗作有46首,提及玉门关的诗作达127首。这些诗作大多与边关战争、边地苦寒、域外风情风貌以及建功立业、征人思归、民族融合等内容密切相关。阳关、玉门关不仅在地理位置、军事作用、对外交往中有着紧密的联系,诗作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均有仅出一笔,便意蕴丰富的表达效果。随着相关诗作的传颂,其“典型”意象及象征意义逐渐树立起来。

(一)浓重的汉家情结

唐代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气势恢宏的时代环境激发了唐人强烈的自信心及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唐边塞诗人汉代情结浓重,崇汉代军事之神威,羡汉家英雄之英武。汉朝为我国封建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经过文景之治,汉代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唐人朝气蓬勃,具有强烈的进取心,溯源历史,汉之盛世威武与唐人精神风貌不谋而合。汉有匈奴之侵扰,唐有突厥、吐蕃之威胁。共同的边疆形势亦为唐人汉家情结浓重的原因之一。汉代突击匈奴,涌现出大批战斗英雄,如卫青、霍去病、窦固、窦宪等人。唐代文人渴望建功立业,因而对这些汉家战斗英雄情有独钟。唐人尤其崇尚班超,立志学习其投笔从戎,归身军旅,以实现建功封侯,报国立业的雄心壮志。

《后汉书》班梁列传有言:“(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班超出入西域二十二年,“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封为定远侯,邑千户,可谓功成名就。然“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亦上书发出“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请求。可见玉门关自汉以来,就不仅仅是内地通西域的边关要塞,而成为人们心中家乡与域外的界限。在唐诗中,有大量诗篇引用班超“生入玉门关”的典故,借汉家英雄之事,以抒一己之怀。既是诗人报国立业的象征,亦表达了边塞军旅征人渴望荣归故土之追求。如胡曾《咏史诗・玉门关》:

西戎不敢过天山,定远功成白马闲。

半夜帐中停烛坐,唯思生入玉门关。

超为实现大丈夫建功立业的理想,投身西域二十余年。虽终获成功,然中国历来君臣观念深重,乡土情结浓烈。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终以为统治者赏识,封侯荣归故里为个人价值之实现。年老的班超久在绝域,虽功成名就,然对中原之思念却成为其最后寄托。由于玉门关距中原距离遥远,自古在人们心中,出玉门则代表出国门。因而“生入玉门关”不仅体现唐人深厚的汉代情结,同时亦继承班超建功立业、思归故里之情感,融入复杂而悲壮的感情基调。

唐边塞诗中,玉门关已成为绝域、苦寒、悬远的代名词。“生入玉门关”做为其特殊的文化符号,既可表达报国之坚定,亦可抒苦闷、哀怨之辞。

(二)阳关送别

唐王朝国力强盛,对外交往空前频繁。阳关作为内地通往西域的南路关口,唐人或出使、或游历、或经商,多经此而行。出阳关则入茫茫戈壁、荒寒大漠,将要面对不同的地域风貌、风俗民情。对于出离阳关之人,域外代表着功成名就、为国建功,也代表着陌生、孤独、荒凉、凄楚与艰辛;对于送别之人而言,友人出阳关则亦如出国门,从此也许再无相见之日。古人十分重视送别,阳关作为内地通往西域的关口,成为送别诗的典型意象。自王维七绝《送元二使安西》始,阳关正式作为“送别”的代名词而存在: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该诗创作年代应在安史之乱前,为王维送别友人赴西北边疆而作。朝雨如丝,杨柳依依,风光如诗如画,让人留恋,不忍却要面对离别。酒过三巡,友人不得不出发,“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道出诗人对友人强烈而真挚的情感。再吃一杯酒,西出阳关也许就再难相见!饱含眷恋、担忧、关切与一路珍重的祝福。“本篇谱入乐府,当做送别曲,并把末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反复叠唱,称《阳关三叠》,又称《渭城曲》。”[3]其后,唐代众多文人都在其诗作中化用该诗。如白居易《答苏六》:“更无别计相宽慰,故遣阳关劝一杯。”李商隐《饮席戏赠同舍》:“唱尽阳关无限叠,半杯松叶冻颇黎。”谭用之《江馆秋夕》:“谁人更唱阳关曲,牢落烟霞梦不成。”以及张祜《听歌二首》“不堪昨夜先垂泪,西去阳关第一声。”阳关及阳关曲遂成送别之辞。

(三) 报国壮志

唐代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强大的国力激发了唐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形成了唐人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自唐建立之初起,边战就未停歇。北有突厥,西有吐蕃,东北有契丹,它们与唐王朝时战时和。唐代统治者重视军功,整个社会形成崇文尚武的时代精神。唐代文人渴望求取功名,多寄希望于出塞远征,“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成为当时文人的普遍理想。因而靖除边患,建功塞上,立志报国的边塞诗成为唐诗中最为慷慨雄壮,气势宏大,恢弘豪迈,纵横跌宕的部分。如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

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

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

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

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

该诗为送别诗。诗人鼓励友人刘司直赴边建功,同时亦表达了自身渴望建功立业,使国家强盛的壮志豪情。前四句,诗人点明友人赴边所行之路路途遥远、环境恶劣,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漠、沙尘,偶尔天上飞过几只大雁,长路漫漫,却难以见到行人。“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借历史典故颂扬当年汉使不畏艰辛,打通中原与西域的道路,将西域物产、文化带到中原,借此勉励友人建功立业。尾联“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明确点出诗人渴望国家强盛,不必以和亲的软弱手段谋求和平的愿望,是对友人成就宏图大业的希冀,同时也寄寓了诗人自身想要远赴边疆、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

(四)边战之苦

在唐边塞诗中,展现将士戍边之苦,征战之艰的作品亦不在少数。连年征战,边地的荒凉,离家的苦闷,生死不卜的命运带给戍边战士的是不满、苦闷与悲愤。李颀《古从军行》以流畅奔放,慷慨悲凉的语调展现了征戍生活的悲苦:

白日登山望烽火,昏黄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砂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

此诗约写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表现了边塞征戍生活的单调艰辛。此诗采乐府旧题,以古喻今,借汉讽唐。该诗前四句虚实结合,展现了戍边将士紧张而单调的生活。首联采用互文的修辞方式写出将士们日日夜夜观测敌情,饮马交河,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的紧张情形。在茫茫大漠之中,与将士为伴的,除去狂沙乱舞,就只有打更的刁斗。第四句中的公主为细君公主,汉武帝时,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嫁与乌孙国王昆莫,担心其在漫漫路途中烦闷,因而弹琵琶以娱乐。当年细君公主出塞犹赖琵琶以抒幽怨之情,将士之怨情又何以诉说?诗文以用典的方式突出边地生活的单调艰辛。万里戈壁天苍茫,气候异常恶劣,人烟难觅,有苦难言。大雁哀鸣,连胡人听之都惨然,莫说中原将士。诗句情景交融,边塞风貌尽显。诗歌借汉讽唐,暗刺统治者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同时写出战士有家不能归,只得在边地死战的悲苦命运。将士出生入死,换来的只是葡萄进贡朝廷,供以好大喜功的统治者享乐而用。葡萄乃西域之物,将士死伤无数换来统治者的优越生活,该句虽讽刺之味浓重,亦展现了西域与中原的物质、文化交流。遮玉门,则将士不得入,可见玉门关作为交通要道及内地通西域关口的重大军事作用。

(五)思乡、闺怨

唐代战事频繁,兵役繁重,防御线长,许多战士甚至被强留以至久戍不归。长久而繁重的兵役使得家人远别,夫妻分离,思乡、闺怨诗因而成为唐边塞诗中感情最为真挚、浓烈的部分。北走玉门、西出阳关,“出塞独离群”,意味着离家塞外,远别亲友,踏上孤独的旅程。崔《折杨柳》:

二月风光半, 三边戍不还。

年华妾自惜, 杨柳为君攀。

落絮缘衫袖, 垂条拂髻拨。

那堪音信断, 流涕望阳关。

该诗是一首典型的男性代言体闺怨诗,作者模仿女子口吻,写出丈夫出征已久,一去阳关之外,便音信难通的现实。诗人以女性之口吻诉衷肠,实则写身在阳关之外的男子,盼望着能将域外的消息送至亲友,奈何关山路远,音书难托的悲哀。

阳关诗中,闺怨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刘氏云《有所思》为阳关闺怨诗中极为著名的女性自言体闺怨诗:朝亦有所思, 暮亦有所思。登楼望君处, 霭霭浮云飞。浮云遮却阳关道, 向晚谁知妾怀抱。玉井苍苔春院深, 桐花落地无人扫。

妇人无时不刻思念着远在阳关之外的丈夫,登高远望,无奈山高路远,浮云遮望眼。井边已生青苔,可见丈夫离家之久。梧桐花落满地,也懒打扫,妇人之愁思尽收眼底。“相忆不可见”,中原内土的人们思念边关亲友,而阳关,成为“阻隔”他们思念的屏障。在此,阳关已非实指,而成为“绝域”、“思念”的代名词。

(六)边地风光

唐边塞诗境界宏阔,瑰丽奇伟,无不体现塞外独特的风物、风光,以及内地与西域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其中,岑参诗即为典型代表。岑参三十五岁跨马西出长安,到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职。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再度出塞,至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府任节度判官。两次出塞经历,让岑参得以写出大量传诵千古的边塞诗,如优钵罗花歌: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碧叶好颜色。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何不为人之所赏兮,深山穷谷委严霜。吾窃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

“优钵罗花,梵语音译,义为青莲。花瓣长而广,青白分明,佛书中多用以比喻人眼目。”[4]该诗序提到“天宝景申岁,参忝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可知该诗作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时岑参尚在北庭。白山指天山,赤山指火山,意为在天山之南、火山之北生长着美丽而有异香,却不为人所识的奇花异草,可惜这样奇美的花却生在荒寒的西域,没能长于人杰地灵的中原大地。将其移至官署之中,以涤尽污秽之气。该花婷婷独立,不与众花草为伍,淡定自若,不同流合污。这样高洁清雅的花,若献于君王,必定可以为一室增辉。只叹山高水长,阳关路远,无法送达君王的身边。该诗选取了西域独有的天山雪莲作为吟咏的对象,暗寓兴寄,以此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慨叹,渴望君王慧眼识才。

王维诗《送刘司直赴安西》中“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一句则写出了西域与中原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提到:“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5]苜蓿、天马、葡萄原产于西域,当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征伐大宛取名马,马喜吃苜蓿,苜蓿与葡萄种遂同西域使节进入中原。

综上所述,阳关、玉门关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军事作用,对外交往价值而成为唐边塞诗的典型意象,其诗作与报国壮志、边战之苦、思想闺怨以及边地风光风貌紧密相连。然而玉门关与阳关又因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发展变化在诗作中展现不同的风貌:阳关诗多与送别、闺怨相关,诗风哀婉、瑰奇、壮丽;玉门则多与报国、边战相关,诗风大气、悲壮、苍凉。

三、结语

阳关、玉门关作为扼守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从设立之初起即成为军事意义上的共同体。文学其本身虽艺术性多于写实性,然唐诗乃唐人亲历亲为所作,为唐人写唐事,能够更为鲜明、生动、直接、真实的展现唐时社会风范以及唐人心理。从诗歌入手,将“两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分析“两关”体现出的共同的文学意蕴内涵,塑造出“二关”在唐诗中较为完整的地方文化印象。也能从另一层面为研究“两关”的历史、政治、地理、军事、边防以及北部边地历史、地理、风俗、风情等方面提供宝贵的材料。阳关、玉门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 而包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

注释:

[1]戴均良,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7,638页

[2]戴均良,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7,1338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13页

[4]阮堂明,李新.高适――岑参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1,241页

[5][汉]司马迁.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7,7301页

参考文献:

[1]戴均良,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

[3]阮堂明,李新.高适――岑参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1

[4][汉]司马迁.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7

[5]高建新.唐诗中的“金河”[J].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5).

唐边塞诗范文5

唐代科举入仕举步维艰,使府辟署使举子得以另辟蹊径,从而造成了文人竞相入幕这一唐代特有的社会现象。“秀才从军”不仅是终唐科举制度、辟署制度的作用物,而且也构成我们透析唐代诗歌的思维视点。

【关键词】 科举入仕 使府辟署 秀才从军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其弟嵇康写了《赠兄秀才从军十八首》。到了唐代,取士科目大体“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此岁举之常选也”①。秀才科,在太宗贞观年间以前,一直是等第最高的科目,后因“此科取人稍峻”②,加之“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③,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④。此后,“士族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⑤而“大抵众科之目,进士犹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⑥。然唐人对进士仍以“秀才”称之,李肇曾言:“进士为时所尚久矣……通称为之秀才。”⑦本文借用嵇康诗中“秀才从军”一词,以说明唐代科举进士及第的文人入幕这一现象,进而探讨其入幕的原因和“秀才从军”对唐代诗歌的巨大影响。

一、科举入仕——山重水复疑无路

《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记有武德四年敕令及次年贡举考试的具体实施,标志着唐代科举的正式确立。《新唐书》载:“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者,谓之乡贡。”⑧这句话道出每年一次科举考试考生的两个来源。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复兴,统治阶级重视教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学校体系,《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对此有详细记载,自学成才者更是不可胜数。而科举及第人数却少得可怜。《文献通考》记载,终唐一代289年,举行科举考试266次,录取进士6442人,进士及第者大体稳定在每年30人上下,仅占参加省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而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官僚大族子弟,以权势取得,则一般士子及第者就更少了。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⑨正道出了进士及第之艰难,《唐摭言》中还记这样一事:天复元年,及第者曹松、王希羽年皆七十余,刘象、柯崇、郑希颜亦皆年逾耳顺,时谓五老榜。⑩孟郊46岁进士及第,满心按捺不住的欣喜化成别具一格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科举因何具有如此魅力?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11}。科第已成为入仕者的敲门砖。然而刻苦攻读、甚至是耗尽一生心血,即便金榜题名也并不意味着顺畅仕途的开始。唐代进士及第后,仅取得做官资格,即“出身”,须通过吏部考试,才分配官职,即“释褐”。进士及第者的入仕途径,主要有吏部铨选、制举、吏部科目选等。制举与科目选选人数量极为有限,故吏部铨选是及第者入仕通常走的道路,然程序繁多,由此入仕,缓慢而又艰辛。唐代举子进士及第后,大多按常规等待三年守选期满,并要经过繁琐的程序和严格的资格审查方可参加铨试。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铨曹》记载:“选曹每年皆先立版榜,悬之南院,选人所通文书,皆依版样,一字有违,即被驳落,至有三十年不得官者。”吏部铨选主要试身、言、书、判。铨选试判,难度最大,并且判词的内容也逐渐变得艰深古怪。《通典》记述了这种变化:“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寖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12}《上宰相书》载韩愈“四举于礼部始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十年未能得官。再如独孤及在《送孟评事赴都序》中所记:“孟子以乡举秀才,射策甲科,二十年矣。同时中杨叶者,今或蔚为六官亚卿,或彤襜虎符,秩二千石,而孟子犹羸马青袍客江潭间,遇与不遇,何其寥敻也!”进士中甲科,过了二十年还是一介青衿,这在唐代并非个别现象。尤其是中晚唐之时,“河西、陇右没于虏,河南、河北不上计,吏员大率减天宝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而考限迁除之法寖坏。”{13}也正因如此,所以当欧阳詹进士登第后,其亲故相酬贺,但他在《及第后酬故园亲故》中仍有“犹著褐衣何足羡,如君即是载鸣时”之叹。

科举士人的初仕官品较之荐举、门荫入仕、上书拜官、军功入仕、应征入仕等途径入仕官品皆低。按《新唐书·选举志下》所载,进士及第分甲、乙二等,甲第,从九品上,而唐前期进士甲第者绝少。进士乙第则仅为从九品下。唐代门荫入仕定品,从一品子的正七品上到七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的从九品下分列十等。进士乙第同于七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的荫品规定。傅璇琮先生曾说,进士及第后无论是应制举还是应吏部试,及格后所授官职,大致有三种情况{14}:一是授秘书省正字、秘书省校书郎、著作郎、太子校书郎等清职,如张九龄“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正九品上)。”穆员《刑部郎中李府君墓志铭》载:“天宝中擢进士,调太子校书(正九品下)。”{15}杜牧《唐故东川节度使赠司徒周公墓志铭》载:“举进士登第,始试秘书正字(正九品下)。”二是授京畿县尉。据《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四下》载:京县,“尉六人,从八品下”,畿县,“尉二人,正九品下”。三是授以外地州县的佐官,如梁肃《给事中刘公墓志铭》:“天宝中进士登科,解褐拜江都尉(从九品)。”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从九品)。”从上引史料可以看出,唐初科举士人入仕,不论是制度涵定,还是实际操作,都是在低“品”位上运作。

二、使府辟署——柳暗花明又一村

唐代进士及第后入幕,成为节度、观察等使府辟署的僚佐,以至升朝显达,则是一条不经吏部铨选而入仕的要津。使府辟署的形成和发展,与使府权限逐渐扩大有密切关系,这也是吸引士人入辟使府的主要原因。唐初遣使巡察地方,就允许其自辟僚佐,《通典》载:“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16}《新唐书》载:景云二年(711)曾一度设置二十四都督,察刺史以下善恶。旋以其权重难制而止。后来又设十道按察使,屡罢屡置{17},最终于开元时固定设置边疆地区的节度使和内地的采访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为解决当务之急,下制放宽了诸使自择幕僚的权力。贾至《元(玄)宗幸普安郡制》云:“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肃宗、德宗很快注意到诸使“自简择”的弊端,开始对诸使、诸州进行限制。然元和十五年中书门下又奏:“见任正员官充职掌等……请自今已后,诸道使应奏请正员官充职掌,经一年者,即依资与改转。如未周者,即量予同类试官,如此处分,庶将得中(敕旨依奏)。”{18}正员官当包括刚及第举人入仕者,入辟使府经一年即可依资与改转,较之“三年守选”,加快了幕僚的晋升速度,增加了对及第举人入幕的吸引力。大和三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伏准五月八日敕节文:诸道诸使奏判官,所奏虽官资相当,并请限曾任正官经六考以上者,比拟监察侍御史;九考以上者,与比拟殿中侍御史,以上节级各加三考,如曾诸色登科,超资授官者,不得此限。……如京六品以上清资官,并两府判官,及进士出身、平判入等、诸色登科授官人,不得在此限,其在使府及监察已上者,亦任准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敕文,依月限处分,余望准前敕施行(依奏)。”{19}及第举人在诸道、诸使中供职者不受敕文限制,可超资授官,为其入辟使府、迅速升迁中央次清官、清望官开了方便之门。

辟署制摆脱了吏部铨选的繁琐程序、僵化的取人标准和资格上的种种限制。进士及第者竞相入幕为僚佐的现象,中晚唐尤为普遍。他们被延入使府,一般可辟署为判官、掌书记、推官、参谋等职,奏报朝廷可授宪官或检校官,以示其品阶和身份。使府僚佐所带宪官,通常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等。这一类宪官大多属于清要官,如监察御史,时被列入自进士而历清贵的八俊之一,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三《制科》载往往可以“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正如白居易《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所言:“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而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

使府制度在安史之乱后发生重要变化,节度使、观察使等大致由儒臣担任,这也是吸引士人入幕的原因之一。且唐代幕府事繁任重,对于府主来说,须参佐得力,方成事功。如令狐楚曾先后入桂府王拱、太原李说、严绶、郑儋幕中充掌书记、判官等职,凡奏疏之事皆出于其手。“(唐)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为,数称之。儋暴死,不及占后事,军大欢,将为乱。夜十数骑挺刃邀取楚,使草遗奏,诸将圜视,楚色不变,秉笔辄就,以遍示士,皆感泣,一军乃安。”{20}令狐楚的非凡文采与才能,致使征辟他的府主受益匪浅,声名远播,而且还能帮助府主解决兵变等至关国运的大事。府主在军事上也多仰仗使府文人的参佐。如张建封事马隧幕中,马隧“军务多咨于建封”{21}。参佐引用是否得人,取决于节帅是否知人善任、礼贤下士,也会直接影响到府主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因此,“诸使辟吏,各自精求,务于得人,将重府望。”{22}权德舆“贞元初,复为江西观察使李兼判官,再迁监察御史。府罢,杜佑、裴胄皆奏请,二表同日至京”{23}。裴垍“擢进士第,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补美原尉。藩府交辟……”{24}使府辟署得才,府主亦能获得盛誉。张建封为徐、泗、壕节度使,“礼贤下士,无贤不肖,游其门者,皆礼遇之,天下名士向风延颈,其往如归。”{25}韦夏卿“为政务通理,不甚作条教。所辟士如路隋、张贾、李景俭等,至宰相达官,故世称知人”{26}。幕府中的及第举人中央可直接召台入省,如崔铉“登进士第,三辟诸侯府,荆南、西蜀掌书记。会昌初,入为左拾遗……会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27}。入幕士人往往还跟随府主入台省、随府主转迁。如窦巩“元和二年登进士第。袁滋镇滑州,辟为从事。滋改荆、襄二镇,皆从之掌管记之任。平卢薛平又辟为副使。入朝,拜侍御史,历司勋员外、刑部郎中。元稹观察浙东,奏为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赐金紫。稹移镇武昌,巩又从之”{28}。

幕府僚佐不仅社会地位高,而且俸禄优厚。据《唐会要》载,大历时使府带检校员外郎的观察判官“每月料钱五十贯文……每月杂给准时估不得过二十贯文”{29},而朝廷的同级正员仅十八贯而已。可见僚佐带检校官的俸禄要比朝廷同级正员高出一倍以上。经过贞元、会昌两次给朝官加俸,两者的月俸表面上大致相同,但实际上在使府的僚佐往往有优厚的杂给,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俸料钱问题》中所说,包括僚佐的外官,“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禄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显然,僚佐的俸禄对于进士及第者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三、秀才从军——唱得凉州意外声

秀才从军的特定心态,从军之后使府宴饮、唱和送别等主要业余生活以及文人与塞外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客观上都促成了边塞诗的繁荣与风格的多姿多彩。刘禹锡《与歌者米嘉容》诗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容。”米嘉容,据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歌者米嘉容乃西域米国人,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凉州,《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辞》:“《乐苑》曰:‘《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另据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大曲伊凉》:“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凡此诸曲,唯伊、凉最著,唐诗词称之极多,聊记十数连,以资谈助。如:‘老去将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皆王建、张祜、刘禹锡、王昌龄、高骈、温庭筠、张籍诸人诗也。”由此当可看出唐代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及使府文人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刘禹锡有诗题为《扬州春夜李端公益张侍御登段侍御平仲密县李少府畼秘书张正字复元同会于水馆对酒聊句追刻烛击铜钵故事迟辄举觥以饮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纷然就枕余偶独醒因题诗于段君枕上以志其事》,题中所列诸人,皆扬州杜佑使府同幕,由此可以窥见幕府文人宴饮赋诗之一斑。并且,秀才从军固然有成就个人功名、追求个人利益等主要意图,但亦不能否认其建功立业的渴望与忠君报国的情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即是盛唐文人的普遍心声。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形成了庞大的边塞作家群体。边塞的荒凉苦寒淹没于神奇浪漫的异域风景,战争的流血牺牲演化为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征人充足的自信、崇高的力量、无畏的精神交织着思乡的愁绪、苦难的磨砺与生死的考验,使边塞诗歌呈现出悲壮雄浑的美学风貌。王维是盛唐时代最享有盛名的诗人,开元九年(721)擢进士第,开元二十五年(737),时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战胜吐蕃,玄宗命其出塞宣慰,实际是被排挤出朝廷。居凉州两年,王维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其中《使至塞上》《出塞作》《从军行》等篇章皆为千古传唱的佳作。高适才名很大,不屑常科,动辄以公侯自期,在求仕的道路上百折不回。其三次出塞:第一次游幽蓟,第二次使清夷军送兵,第三次入河西幕,长期边塞生活的体验奠定了其边塞诗成就的基础。其边塞诗作真实地反映边患的严重、边策的得失、边塞征战生活的多种矛盾及戍卒的真实生活和复杂情感,内容充实,感情饱满,意气豪迈,笔力遒劲,沉雄浑厚。岑参天宝三年(744)擢进士第,授兵曹参军,不甘久居卑职,高唱“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山碛西馆》)、“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满怀豪情两度出塞:第一次赴安西,第二次赴北庭。岑参赴边的地域决定了其边塞诗所反映的地域能从传统的长城内外扩展到天山南北,西域荒漠的奇异风光和人情风习首次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诗中,并且举凡军旅生活、征战场面、边塞景物、异域风情、诗人从戎入幕的情怀、感受和多方面见闻,岑诗皆能加以表现,从而突破了边塞诗多写边地苦寒、士卒辛劳的传统格局,且其诗想象丰富,充满奇情异彩。

即便是颇多争议的王翰的《凉州词》,亦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喝的是西域盛产的葡萄美酒,用的是相传周穆王时代西胡以白玉精制而成的光明夜照的酒杯,听的是极富边地色彩的琵琶急促欢快悠扬的旋律,这种充满异地情调的酒宴显然是边塞将士庆功欢聚的酒宴。对于诗文的三、四句,过去经常认为这两句“作旷达语,倍觉悲痛”“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等等,更有用低沉、悲凉、感伤、反战等词语来概括这首诗的思想感情的。清代施补华《岘傭说诗》说这两句诗:“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这对正确理解两句诗文很有启发。“醉卧沙场”虽有几分戏谑,表现出来的却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和视死如归的勇气。

在内忧外患、国势渐衰的中晚唐,现实的衰败与历史的盛况交织成中晚唐诗人追怀盛世辉煌、渴望收复失地的忧戚之作。其中既有诗作在今昔对比中无比痛心地揭示边土沦丧的现实:“平日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白居易《西凉伎》),“安西虽有路,难更出阳关”(李昌符《塞下曲》);又有诗作豪情满怀地传达将士收复失地、杀敌报国的愿望与豪情:“北逐驱獯虏,西临复旧疆”(张籍《征西将》),“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少年行》其三);更有诗作饱含深情地抒写置生死于度外的征人难以置之不顾的思乡念远的离愁别恨:“边草萧条寒雁飞,征人南望泪湿衣。”(令狐楚《塞下曲》其二),“何期得乡信,每日算归程”(王建《塞上逢故人》)。李益,大历四年登进士第,约大历九年以后至贞元年初,先后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灵州大都督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贞元中,被幽州节度使辟为从事。十多年的军旅生活,使李益成为中唐杰出的边塞诗人。其诗壮烈、慷慨之中带有伤感和悲凉,《从军北征》《听晓角》《宁春日》《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夜上受降城闻笛》等诗作,更是将征人的思乡念远之情写得悲壮感人。其中,《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忘乡。”从全诗来看,前两句写登城所见月下景色,渲染出征人乡思的典型环境与气氛,由视觉形象引起绵绵乡情,《旧唐书》载此两句“天下以为歌词”{30};第三句写登城所闻塞上乐声,由听觉形象把乡思的暗流引向滔滔的感情的洪波;第四句独辟蹊径,用拟想中的征人望乡的镜头加以表现,使人感到句绝而意不绝,戛然而止处漾开又一层涟漪,含蕴无穷。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中有这样的诗句:“吴宫已叹芙蓉死,边月空悲芦管秋。”上句用典出自张籍《吴宫怨》“吴宫四面秋江水,天清露白芙蓉死”,下句用典即出自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31}。《旧唐书》载:“张籍者……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32}刘禹锡诗使事用典将李益之诗与张籍之诗对举,可见李益的艺术成就在当时即被充分肯定。

①④⑥⑧{13}{17}{20}{24}{26} [宋]欧阳修 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1159.1163.1166.1161.1179.

1311.5098.5147.4996.

②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45

③⑤{12}{16} [唐]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354.354.361.890.

⑦ 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5.

⑨{10}{11}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90-91.97.

{14}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184.

{15}{21}{22}{23}{25}{27}{28}{30}{32}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3097.3829.3778.4002.3832.4262.4122.3771.

唐边塞诗范文6

关键词:王翰 凉州词 狂放悲凉 赏析

原文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译文:

精美的酒杯之中斟满甘醇的葡萄美酒,勇士们在激越的琵琶声的催促下开怀畅饮,如果我醉倒在沙场(战场)上,请君莫笑话,从古至今外出征战又有几人能回?

赏析:

王翰(生卒年代不详),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人。盛唐诗人。唐睿宗景玄元年(公元710年)进士。曾为汝州长史、先州别驾,累官驾部员外郎,后贬道州司马,随卒。王翰任侠纵酒,恃才不羁,为诗多壮丽之词,亦擅长绝句,在当时声望颇高。

王翰的《凉州词》是一首驰名边塞诗坛的七言绝句。诗里描写了将士们正要纵情痛饮却被催走上战场时的复杂心理。

诗的首二句,用极富于地方色彩的事来烘托边地军中宴饮气氛。

“葡萄美酒夜光杯”,作者利用通感的手法,从视觉和味觉两个方面,展现了庆功宴会的丰盛。“葡萄酒”,在唐代是西域的特产,用“美”字一修饰,酒香四溢,令人垂涎。“夜光杯”,据记载,周穆时,西域献光杯,杯用白玉之精制成,光明夜照。这里指精制的酒杯,以显示宴会的豪华,增添了颜色美,令人可以想象那觥筹交错、光彩闪烁的宴饮情景。

该诗第二句,写琵琶声急,催人出征。将士正举杯欲饮,琵琶催行。欲尽酒已不可能,马上就要去沙城,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险恶的厮杀,一场生死的决斗。“琵琶声”既是战将们筛宴的欢快旋律,又是即将痛苦告别的前奏;既说明筛席上的气氛热烈,又说明将士无奈的悲伤情绪。真正的战士,决不会惧怕战斗的来临,却不免惋惜这场豪饮的中止。所以第二句中一个“欲”字,一个“催”字,活生生地刻画了错综矛盾的情景和心情。

诗的后二句以以醉卧沙场的战士之口,说出一番令人深思的话。

催尽管催,饮还是饮,就在这临行待发的时候,还是一连狂饮几杯吧。“醉卧疆场”,展示宴会,他们陶醉在杯光饮酒的欢乐气氛中,酒酣耳热,醉在平沙旷野的战场。“君莫笑”,看似平淡,实际饱含了复杂的思想情感。难得痛饮呀,我们又要出征了,琵琶又催我们上马了。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第四句:“古来征战几人回”。遥想自古以来的征战,对照亲身即将经历的这场及其惨烈的搏杀,十分自豪地说:“请不要笑话我们残羹冷炙,喝得东倒西歪,自古以来,戍边征战的人儿有几人能平安回来啊?”短短的话语,却预示,古代边塞战事频繁,将士们为保家卫国,命不保夕,难得片刻的安宁,难得短暂的纵情欢歌,他们一出征,还能保住生命、平安回来吗?“醉卧”二字,使将士们的话语“狂”而“不妄”,醉态栩栩如生。他们纵情饮酒,带有悲壮的自言自语,与急促的琵琶声汇成一片,狂欢、无奈,不能不令人伤感。这两句历来颇多分歧,有的认为是极为悲痛之词,有的认为是略带悲凉之意,渲染了战争的残酷无情。笔者认为该诗反映的应是情绪是悲壮的:自古以来,有多少人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战争令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灾难。

王翰所处的唐帝国,国力富强,声威远震。作为当时军队中的战士,自然有着时代的豪情,不会逃避战斗,不会恐惧死亡,甚至怀有建功立业、猎取功名的幻想。从这句醉言中所表达出来的复杂心情,细品味,就有对战争的厌倦和不满。诗人以豪华的场面和美丽的字句掩盖着,正如战士只以醉醺醺的壮言微微泄露他的内心。

有人评此诗时,说“故作豪饮之词,然悲已极”。(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又有人说:“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施补华《观佣说诗》)其实,这首诗既令人悲,亦令人喜;似感伤,似旷达;似谐谑,似悲愤;似欢快,似无奈。这正是这首诗以其含蓄不尽的表达方式,引起人们联想,激起人们感情共鸣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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