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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例的意义范文1
1我国食品贸易现状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食品贸易的进出口总量除1999年有小额下滑外呈每年递增的趋势，2002～2003年增长速度更快，这应该是由于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为食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进出口量的变化趋势与进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存在类似特征。净出口除2002年外基本呈下降趋势，可见进口增加速度明显超过出口，特别是2003年净出口减少更为明显。食品贸易顺差的减少可能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入世后进口关税总水平整体下调，二是由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国外高质量的食品需求增加。
2基于进出口数据的食品贸易竞争力指标分析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对我国食品贸易进行考察，本人选择了1998～2003年全球食品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都位于前15名的11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并将我国食品贸易与他们进行比较，构造12国经济模型来进行研究。本文利用进出口数据对各国食品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专业化指数进行分析，这三个指标相互联系和印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世界食品贸易主要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情况。
2.1用市场占有率指标对我国食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的实证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是一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反映一国出口的整体竞争力。一国特定产业的出口总额与世界同类产业的出口总额的比值，可以反映一国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或竞争地位。各国食品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的计算如表2。从表2可以看出，在1998～2003年的国际食品市场上，美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都是最高，均保持在10％以上，显示了很强的竞争力。这是由于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也是食品出口大国，且产品质优价廉，竞争力强。但是到2003年各国国际市场占有率均有较大幅度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非典”的影响。德国、法国、荷兰的市场占有率都保持在5％以上，意大利、英国、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也都保持在4％左右。中国、澳大利亚保持在3％左右，丹麦最低也在2％以上。从变动趋势来看，除2003年外，中国食品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处于缓慢上升趋势，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则呈现“U”型变化，在2000年或2001年达到一个低谷，之后上升，这可能是1999年在比利时发现的“污染鸡事件”，随之发现其中的二恶英含量超过标准140倍所产生的影响。法国、英国、丹麦则基本是缓慢下滑的趋势，美国、澳大利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保持稳定，加拿大前4年保持缓慢上升趋势，但是2002年和2003年有较大幅度下降，这可能是由“非典”的影响。
2.2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对我国食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状况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反映一个国家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巴拉萨（1976）提出了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ComparativeAdvanrages）指数（RCA指数）这个指标。他认为，一个国家某一产业贸易的比较优势可以用该产业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业占总贸易额的份额之比来显示。一般而言，RCA指数＜1，说明该产业处于比较劣势；RCA指数＞1，说明该产业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用进出口数据计算各国食品贸易的RCA指数，近6年来澳大利亚和丹麦的RCA指数最高，除2003年外都大于2.5，澳大利亚更是从1999年起连续4年超过或接近3，表现出了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很显然，在食品贸易方面，澳大利亚和丹麦是世界食品贸易市场上最具比较优势的国家，这种优势甚至超过了美国等货物贸易最强国。荷兰的RCA指数也一直大于2，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优势。法国的RCA指数也一直保持在1.5左右，比利时的RCA指数也一直大于1，都处于相对优势。德国、中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则RCA指数低于1，处于相对劣势。从6年来各国RCA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2002～2003年各国RCA指数都在下降。除此之外，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美国在前5个年份都处于上升趋势，法国、比利时、英国则是1998～2000年有上升趋势，2001～2003则是下降趋势。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基本保持小幅波动，只有中国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表现出我国食品贸易的竞争力正在逐步下降，这与我国国际市场占有率的逐年上升并不矛盾，因为国际市场占有率的上升可能只说明我国食品出口量相对于国际食品出口数量的上升，并不能说明我国食品行业在国内来说与其他产业相比有竞争优势，可能食品的出口在我国总出口量中所占比例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所以虽然我国食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逐年上升的，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却是下降的，这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技术含量高的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缓慢的现实是相符的。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国的食品贸易RCA指数很低，国际竞争力很弱，并有逐年下滑的趋势。一直以来认为食品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传统的商品出口项目，然而现在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对食品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劳动力成本的绝对状况只是决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一个方面，与此联系的另一方面就是劳动力成本与生产效率高低的相对程度以及劳动力的素质状况。随着中国食品工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这种成本优势也会逐渐减弱，比如今年沿海发达城市商务成本急剧提高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不难预测，如果我们在食品加工方面还是一味强调劳动密集，而不是技术密集或资本密集的话，劳动生产率的落后最终会使我国的食品产业面临纺织服装所面临的相似困境。我们必须关注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力在量上的优势发挥出来。
2.3用贸易专门化指数对我国食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的实证分析
贸易专门化指数（TSC）是某一产业净出口与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用来说明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该指标作为一个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剔除了通货膨胀、经济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即无论进出口的绝对量是多少，它均介于（-1，+1）的区间内，从出口的角度来看，该指数越接近于+1，表明国际竞争力越强。若该指数为0，即为水平分工，说明该国食品贸易与国际水平相当，进出叉明显，进出口纯属与国际间进行品种互换。如果TSC=-1，意味着该国运输服务只有进口而没有出口，如果TSC=1，则该国运输服务只有出口而没有进口。用进出口数据计算12国的TSC指数，结果如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德国、意大利、英国的TSC指数6年来一直为负，为食品贸易的净进口国，是食品贸易进口专业化国家，他们的食品贸易出口竞争力较差。其他9国6年来的TSC指数都为正，即为出口专业化，表明这9国6年来都是食品贸易的净出口国，因此他们的出口竞争力很强，其中澳大利亚的竞争力最强，前5年的TSC指数都保持在0.6左右，2003年最低也在0.5以上。其次是丹麦、荷兰，他们的TSC指数也保持在0.3左右，具有很强的出口竞争力。其中中国的TSC指数前5年一直大于0.2，2003年也超过0.1，表现出来较强竞争力，处于第4位。从6年来各国的TSC值变化情况来看，德国、意大利、荷兰的TSC指数呈缓慢上升趋势，2003年有小幅下跌。英国、美国的TSC指数呈下降趋势。法国则呈“u”型变化。比利时的TSC指数呈“n”型变化。丹麦的TSC指数则变化不明显，澳大利亚则在2003年大幅下跌。加拿大的TSC指数在波动中有所下降。西班牙的TSC指数则在前2年有所下跌，后4年缓慢上升。中国的TSC指数前3年较大幅度下降，2001年到2002年有所回升，但是2003年大幅下跌，这也体现了“非典”对食品贸易的巨大影响。总体来说我国食品的贸易专门化指数还是有竞争力的，但是并不稳定。
2.4结论
通过上述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的食品贸易竞争力最强，法国、加拿大等国竞争力较强。而现阶段，我国食品产业在国际食品市场上的处于相对劣势，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进一步发展我国食品贸易的建议
（1）加强内资在食品产业的投资力度，放宽信贷政策，降低税收。食品工业是一个完全竞争性行业，有市场就会有投资。外资的投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国家投资仍然是我国食品工业的投资主体，民间资本虽有所启动，但是国家对吸引国内民间投资的激励机制不健全。因此，食品工业企业普遍存在融资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政策性贷款很难申请，商业贷款抵押担保手续繁琐，额度小，申请时间长达一年左右。从税收政策看，如在食品加工业，计征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率为10％，销项税粗加工为13％，精加工为17％。因此，食品加工企业要比其它工业企业多负担3%～7％的增值税，一些地方食品加工品出口退税甚至存在“高征低退”的现象。在今后仍然把引进外资作为促进我国食品产业国际化重要手段的前提下，应进一步深化产业市场化改革，形成市场引导的产业投资机制，并通过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投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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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利弊；政策建议
1.人民币适度升值的好处
1.1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行业发展
当人民币升值后，以外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换算为以人民币表示后，将会引起一定幅度的下降，继而致使进口商品需求量的增加。当进口商品价格有所下降时，因为每种商品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也就是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尽相同，那么需求量增加的幅度也是不同的。需求对价格弹性较高的商品，对价格的变动比较敏感，这样的进口商品价格降低时所引发的该商品进口量的增幅也比较大。所以，人民币升值对于技术和部件依靠进口但产品主要投向内地市场的企业有益。
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可以有效降低国外资源进口的成本及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成本。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对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以及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实现的。当人民币购买力增强后，企业购买成本降低，产业链中下游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其竞争力增强。同时可以稳定住国内整个基础生产资料的价格，减轻原材料价格上涨给国内物价造成的压力，抑制国际物价上涨传导至国内。
人民币升值同时可以解决对外贸易不平衡问题，缓解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关系。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将使本国的出口商品的外国价格上涨，也就削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和竞争力，最终导致该国出口的下降；同样，由于一国的货币升值，即本国货币购买力增强，则使该国进口额增加。通过这一增一减，便缓解了贸易顺差问题，同时也有助于缓解我国和各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关系。
1.2人民币升值能够优化产业结构
当一国货币升值后，国内企业便会降低生产成本，引进新技术，研发新产品。由于国内货币升值会削弱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低价优势，出口企业将会着重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以此维持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量。如此一来既可以绕过贸易壁垒，也抓住了海外市场。我国出口企业以贸易密集型为主，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出口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愈演愈烈，但是竞争并未使企业将重点放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创造民族国际品牌上，而只是靠打价格战和政府的退税。许多企业安于低端生产，以低价销售维持，忽视了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效率及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人民币升值后，出口商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上涨，削弱了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优势，使得出口企业只能放弃低价营销的策略，而是通过引进新技术，提高生产力，不断创新来增强竞争力，进而推动企业打造中国自己的国际品牌。在国际上，在本国货币升值时发展壮大起来的许多国际品牌不胜枚举，例如日本、德国的东芝、索尼、西门子等，都因为本国货币的升值而获益。
另一方面，出口企业引入国际先进的技术以及对外投资的成本由于本国货币升值而降低。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设立分支机构的能力增大，为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取更大份额、设立跨国公司、承接跨国项目等提供了基础，推动中国对外投资。在整个内部竞争过程中，会有一部分企业被淘汰，但他们的市场份额会被其他更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所占有，最终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
1.3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吸引间接投资
人民币的升值将意味着资产增值，那么A股市场将会吸引大量外来资金的投入，在充足国内资金的同时也可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尤其在现在证券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下，大量的资金进入将有助于改善这种供需不平衡的局面，从而恢复证券实际的价格。
1.4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
外汇占款的迅速增长会导致央行被动投放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基础货币增加。为了保证货币供应和物价稳定，中央银行只能通过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如发行央行票据等主动性较强的货币政策手段，来“对冲”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等被动性强的手段。这样一来，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的主动性大大降低，并且，冲销政策的成本也会逐渐上涨，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难度将越来越大。
2.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行业的不利影响
对于出口商品的成本以人民币为主的出口企业，以及我国靠加工贸易为主的广大中小出口企业来说，随着人民币成本的升值，成本也相对增加，将削弱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优势，导致我国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低下是我国大多数出口行业的主要特征。这类企业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完全靠薄利多销抢占国际市场。一旦产品不再具有价格优势，或出口订单大幅减少，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生存将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一些出口制造商发现出口很困难，则会转向投入抢夺国内市场份额的行列，使国内市场竞争愈加激烈。最后会造成某些领域的生产相对过剩，供大于求，导致物价的波动。
2.2人民币升值对金融业的不利影响
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外汇储备及海外投资面临缩水的风险。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很快，人民币加快升值后，也将大大增加外汇储备的管理成本和储备风险，以外币计价的资产面临直接收缩的风险。
如果人民币过度升值将使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水平下降，使信贷业务的风险增加。人民币升值后，资金会转向资本市场，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房价飙升到一定程度，造成经济和金融泡沫的产生。人民币的升值后，外国资本的流入会使国内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人民币的升值，房地产增值的预期增加，那么多余的购买力和国际资本会大量转向房地产投资，以快速的获取高额投资收益，促进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增加，但也会挤压一部分国内居民正常的购房需求，使得国内房地产企业以及房地产管理面临的困难更加艰巨；人民币升值后，但在国外资金推动下，房地产需求将远远超过供给，最终导致房价飙升，贷款购房人越来越多，然而却使国内金融系统背负了巨额的被高估资产；一旦外资突然抽出，价格泡沫破灭，房价下跌，贷款购房人断供，整个银行体系乃至国民经济将受到不可估量的重创。
2.3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仅纺织和服装行业的从业人员达1500万人，还有1亿人为其提供原材料的从事种植和畜牧业的农民。如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受阻，必然会导致出口企业的就业机会减少甚至裁员，从而引起失业增加。其次，外商直接投资减少的结果是会造成其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减少。目前，我国提供新增工作岗位集中在出口和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的成本，如建厂，购买设备，人力成本等均需要由人民币支付，人民币升值无疑会使他们的成本增加，外资企业就会削减在华投资。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将导致中国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3.人民币升值后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运用正确的政策导向尽早防范。
首先，应对升值对出口行业造成的影响，我们应将重点放在推进企业自身结构调整上。人民币升值后要扭转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降低的局面，出口企业就要努力想办法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不能再以低价做文章，应在了解产品进口国的最新技术标准后，开拓创新，提高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制订新的技术标准和规则，参照技术壁垒质量标准要求，尽快与国际标准接轨，以满足日益激烈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与此同时，提高产品质量，加强行业的质量和安全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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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讯产业；服务贸易；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5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7-0021-03
一、中国通讯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通讯服务贸易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居于服务贸易的主导地位；传统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趋于下降。在三大类服务贸易中，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其他服务主要包括通讯、保险、金融、信息、专利许可、其他商业服务（咨询、法律、广告等）及文体娱乐等发展较快，特别是信息技术含量高的服务部门，如通讯、计算机、金融等发展更快。目前，以通讯服务、计算机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未来服务业的竞争将逐步转向以通讯服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竞争。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通讯业有了长足发展，通讯业务总量与通讯业务收入都在不断增长，我国通讯业务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0%。在我国通讯服务贸易得到了一定程度发展的同时，其竞争力却没有得到很大提升。从贸易总额来看，2001年后以比较平稳的态势增长，到2011年达27.31亿美元。但通讯服务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还很低，除了2002 年为1.2%外，其他年份都比较低，其中2010年、2011年只有0.7%，总量发展很不充分。近年来，我国通讯服务出口在整个通讯服务贸易中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但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仍然很低，除了2002年、2003年比重是1.4%外，其他年份都在0.7%～0.9%之间波动（见图1）。这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
二、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在分析一国或地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时，往往会利用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指标来加以论证与说明，在此，本文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三个指标对我国通讯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测度和分析，从而得出我国通讯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现实状况。
（一）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指一国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占该国全部产品出口总额的份额与世界该种产品或服务的出口额占世界全部产品出口总额的份额的比值，它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或竞争力比较优势。
如表1所示，2001—2011年，英国、荷兰、法国和德国的RCA 指数值在0.8～1.8之间波动，显示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美国的RCA 指数值虽然低于上述四国，但总体上在0.6～0.9之间波动，表明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且近两年呈逐步上升趋势。我国通讯服务贸易的RCA 指数值除了2002年、2003年达到0.6 以上，其余年份均在0.2～0.5之间波动，表明我国通讯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比较薄弱，在选取的六国中处于最低水平。
（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指数）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rade Competitive Index，TC）是一国某产业的净出口额与该国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该指标总体上可以较客观地反映该国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或竞争优势。
如表2所示，2001—2011年英国与荷兰的TC指数除了在个别年份出现负值以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值，表现了一定的净出口能力。美国的TC指数在2001—2005年间均为负值，2005年后逐步上升，表现了越来越强的国际竞争力。法国的TC 指数在2004—2007年间维持了较高的水平，2008年后呈下降趋势。德国的TC指数一直为负，但幅度在逐渐收窄，说明其通讯服务贸易竞争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2001—2011年我国通讯服务行业TC指数在-0.1～0.2378之间波动，TC指数呈现正负交替的现象，其值普遍偏低，说明我国通讯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相对薄弱；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通讯服务市场的开放，我国的通讯服务行业受到很大冲击，2004—2006年的TC值均为负数，而2007—2011年的TC值转为正数，说明我国通讯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有所增强。
（三）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OR 指数）
国际市场占有率（Market Occupancy Ratio，MOR）指数，它是一国某产业的出口总额占世界该产业出口总额的比值，即一国某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份额，它可以反映一国某产业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如表3所示，2001—2011年间美国的通讯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除了2004年、2005年以外，其余各年均在 0.10 以上，在所列的六个国家中位居榜首，这说明美国的通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非常强。英国的通讯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均在 0.08以上，相对其他国来说也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英国的通讯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荷兰的通讯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曾在2003—2005年达到0.06 以上，但其他年份则波动在0.04～0.05之间，通讯服务贸易发展不稳定。法国的通讯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除了在2002年达到0.06以外，其他年份皆在0.04～0.05之间徘徊，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德国的通讯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较不稳定，通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总体上趋向减弱。通过与其他国家比较，很明显中国在 2001—2011 年间，MOR 值最低，均在 0.02 以下。数据分析表明了中国通讯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相当薄弱。
三、结论及提升我国通讯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对我国通讯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利用 2001—2011年世界通讯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上述三种竞争力指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在世界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做出估计，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2001—2011 年，中国的RCA指数、TC指数和MOR指数与其他五个通讯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相比均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非常大，竞争力优势较弱，说明我国通讯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依然较弱。
第二，从中国的RCA指数、TC指数和MOR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其共性是波动性较强。这说明中国通讯服务贸易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进出口都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国际竞争力不强。
第三，虽然我国RCA指数、TC指数及MOR指数总体偏低，但可以看出近年来这三个指数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表明我国的通讯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在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正在稳步增强。
（二）提升我国通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1.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加大资本投入
目前，我国通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这大大削弱了我国通讯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优秀人才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关键所在，因此，首先应加大对相关通讯服务产业人才建设的投资力度，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加快通讯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其次，应积极引进人才，同时又要谨防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国有通讯服务企业人才流失；第三，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通过高薪厚职吸纳高素质、国际化的专业人才。此外，应加大在通讯服务贸易方面的资本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我国通信技术创新步伐，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2.深化电信和邮政体制改革，优化通讯服务业竞争环境
在电信业领域，我国应加快市场准入、电信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信服务业突破了原有政企合一、行政垄断的体制框架，初步形成了各类业务在基础网络层次上的多元竞争格局。尽管如此，从整体而言，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仍以传统国有企业经营模式为主导，且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电信服务市场中官商一体、行政垄断、设租寻租问题尤为严重。因此，中国电信服务业应逐步加强市场化和公平性，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减少行政管制，放宽市场准入，促进电信市场更加公平有效的竞争。
在邮政领域，应实行政企分开，加强政府监管，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确保通信安全；深化邮政主业和邮政储蓄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传统邮政业向现代邮政业方向发展；建立政府依法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邮政体制，进一步促进我国邮政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3.鼓励企业进行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目前，通讯全球化已成为发展潮流，随着各国电信市场的逐步开放，各跨国电信公司纷纷推行国际化扩张战略，大大促进了国际通讯服务贸易的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通讯服务企业必须拥有国际化眼光，要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个竞争对手，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各种市场资源、资本资源以及技术资源，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核心竞争力。我国政府应积极发挥作用，推动国内通讯企业进行国际合作，鼓励其到国外开展通讯服务业务，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促进我国通讯服务贸易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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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例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 国际市场准入 竞争力 国际标准
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安全、保证人类安全健康和保护环境以及提高产品质量等为由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限制措施或法规。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当前主要的国际贸易壁垒形式，许多国家通过制定各种复杂苛刻的技术法规与标准来限制进口与保护国内市场。对于中国来说，我国扩大出口的努力已经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的影响，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准入与竞争力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分析我国出口受限的原因及其具体影响，进而针对我国对外贸易实践提出一些具体的应对之策，对于保持出口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出口受限的原因分析
技术水平落后导致的出口产业弱质性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由此导致我国出口产业的弱质性是出口受限的根本原因。这种弱质性主要表现为出口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以及质量落后，体现在出口商品结构上，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仍占主导地位，而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则占次要地位，出口质量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差距。随着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技术竞争，对质量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各国普遍提高了对进口商品的技术和质量要求，目前发达国家应用的技术标准其中大部分等同于国际标准，有的甚至高于国际标准。而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我国2002年实施的20206项国家标准中，采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总数为8931项，采标率仅为44.2%，而且其中相当部分还不是等同采纳。这样一来，我国出口产品必然在国际竞争中因技术门槛提高而受阻。
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高度集中
我国出口主要集中于美国、日本和欧盟这三个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源地是出口受限的重要原因。根据商务部公布的统计资料，2002年美国、香港、日本和欧盟是我国最大的四个贸易伙伴，我国对它们的出口额分别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1.5%、18.0%、14.9%、14.8% ，其中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出口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51.2%，另外，由于对香港的出口大部分是转口贸易，将其计算在内，我国出口商品有近70%销往美国、日本和欧盟。这三大经济体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制定上具有长期的历史与丰富的经验，均制定了大量严格的技术标准与法规，其中大部分高于国际标准，并积极运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进口商品进行管理。
长期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之外
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我国直到2001年12月11日才最终加入WTO。这期间我国被长期排除在多边贸易体制之外，难以享有WTO有关协议对发展中成员方甚至一般成员方的待遇，对我国出口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首先，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与《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要求各成员方设立关于技术法规与标准以及卫生检疫措施的国家级信息咨询点，进行有关信息通报，并回答其他成员方的合理询问。由于不是WTO成员，我国长期以来无法获得充分、稳定、确切的有关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信息。同时也无法享受TBT协议与SPS协议在技术法规与标准的制定、采纳与实施以及技术协助等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最后，就贸易争端而言，长期以来我国无法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我国出口中遭遇的歧视性技术性贸易壁垒，只能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磋商。这一系列问题成为我国出口受限的重要原因，而且加入WTO后这些问题也不可能立即得以解决，我国仍需要时间熟悉多边贸易体制、学习运用有关法律规定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对技术性贸易壁垒重视不够
鉴于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加之出现时间相对较短，我国目前对它重视不够、认识不足。在宏观管理层次上，政府有关部门尚未建立起统一协调的工作机制，缺乏为企业提供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关信息的咨询机构，对国际通用的国际标准和相应管理规定以及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及其变动缺乏了解，对出口企业的宏观指导不够。这种状况不仅与当前国际贸易政策工具的转变趋势不符，也无法满足我国出口增长的客观需要。
对我国出口的具体影响
进口国各种形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已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影响。商务部继2000年就国外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影响进行调查后，又组织专家对2002年全国出口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范围涉及食品土畜、轻工、机电、纺织、五矿化工、医保6个进出口行业21大类出口产品，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造成损失17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出口额的5.2%，与2000年相比，分别增加了5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60亿美元和0.7个百分点。下面将从市场准入与竞争力两方面作具体分析。
市场准入
机电产品是我国出口支柱产业，主要出口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但近年来，这些国家在噪声污染、电磁污染、排污量限制、可回收性以及节能性等方面先后制订了严格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我国许多机电产品由于无法达到有关技术法规或标准的要求，市场准入受到直接影响。而且，一些国家还对机电产品实行严格的质量认证和安全认证制度，如美国的UL认证和加拿大的CSA认证，另外欧盟要求自1996年1月1日起，欧盟各国海关有权拒绝无CE标志的产品进入，其中包括机电产品，由于中国机电企业大部分还没有树立起全过程质量控制和环境管理意识，获得进口国要求的认证还有相当难度，许多机电产品因此无法进入相关市场。随着欧盟CE标志的实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实行类似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中国机电产品的国际市场准入。
在农产品和食品方面，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与韩国等国近年纷纷在对农产品和食品加工的规定、农药与有毒物质残留量以及动植物病虫害等方面实行严格的卫生检疫标准和措施，我国许多产品因此被拒绝进入相关国家市场。例如，1996年欧盟专家考察后认为中国冻鸡肉不符合欧盟的卫生检疫标准，自1996年8月1日起禁止中国冻鸡肉进入欧盟，直到2001年欧盟才解除了贸易禁止，允许进口检疫合格的冻鸡肉。2002年欧盟又以我国动物防疫检疫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不符合欧盟要求为由禁止我国动物源产品进口，涉及我国94家企业6.23亿美元的出口。又如，2001年欧盟与日本开始对进口茶叶实行新的农药最高允许残留量标准，其中欧盟检测项目增加到了134项，而且部分农残标准比原有标准提高了100倍，中国的茶叶出口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统计，2002年前三季度我国对欧盟和日本的茶叶出口量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9.16%和15％。另外，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于1995年颁布法规，要求向美国出口水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必须实施危险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HACCP），2001年又颁布法规将进口果汁又强制纳入HACCP管理。FDA颁布的法规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水产品和果汁对美出口。
在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方面，我国原来的出口贸易壁垒主要来自于配额和原产地限制，随着对我出口配额的逐渐取消，近年来欧美和日本制定的对纺织品中有毒有害化学品极其严格的技术标准严重影响了我国纺织品出口。例如从1996年下半年起，德国正式颁布法令，全面禁止使用芳香胺类偶氮染料染色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凡违反规定的进口产品将被销毁，接着荷兰、瑞典、法国和丹麦等国也相继颁布了类似的法律，欧盟也于2002年9月11日通过了第2002/61号指令，禁止有可能与人体皮肤接触的纺织品和皮革制品中使用偶氮类染料，随后日本、美国等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这使我国普遍使用偶氮染料的纺织品出口受到极大打击。而且，欧盟于2002年5月12日通过了“生态纺织品标签”指令（2002/371/EC），正式开始对纺织品和服装加附生态标签，其中使用的纺织品标准对服装和纺织品中某些物质的含量要求高达PPb级，如对苯乙烯的要求是不超过5PPb。对于我国纺织品出口来说，一方面，由于技术有限，很难控制到PPb级，另一方面，由于实验与检测技术不够，无法检测出PPb级的物质，如果使用发达国家的检测机构又将大大增加成本，因此，随着标签要求进入实施阶段，将会成为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对欧出口的又一障碍。
我国其他出口产品如化工产品、陶瓷、皮革制品、烟草以及玩具也因进口国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遇到相当大的困难，美国、欧盟等国对保护臭氧层受控物质、陶瓷产品含铅量，皮革中五氯苯酚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及玩具的安全性等的严格规定都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有关产品的国际市场准入。
根据美国FDA公布的2002年进口产品拒绝进入报告，在18173批次产品中，中国大陆占949批次，占总量的5.2%。我国产品被拒绝进入主要是由于安全卫生方面的原因，累计有422个批次，在行业分布上则主要集中在农产品、食品、饮料和医药等行业，其中农产品、食品、饮料行业416批次，占中国被拒绝产品总量的44%，主要涉及冷冻水产品、罐装食品、大豆制品、干蘑菇、中国蜂蜜等；药品194批次，占20%，主要有中草药产品；此外，轻工产品有159批次；机电、家电产品有145批次，主要是CD、DVD等各式播放器。
竞争力
某些技术性贸易壁垒虽尚未直接影响到出口市场准入，但企业为满足较高的技术要求必须投入大量的设备与人力来改善经营管理、加速技术进步，在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提高并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同时也势必增加企业成本，削弱出口竞争力。企业为达到进口国的技术要求，必须增加有关的测试、检验、认证和鉴定等环节，支付昂贵的相关费用，而且由于目前国内商检部门与企业本身都缺乏先进的测试评价方法和技术，需要进口大量的检测检验设备，又进一步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发达国家要求某些产品必须取得相关的进口国或国际认证标志，例如欧盟规定进口产品必须至少取得欧洲标准委员会CEN认证或欧盟安全认证CE，但由于国外认证机构的认证费用和检测费用极其昂贵，国外认证必将大大增加出口成本，削弱国际竞争力。
总之，发达国家以各种技术法规与标准、合格评定程序以及卫生检疫措施等为依据，形成了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无论其主观意图究竟何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出口构成了相当大的限制，每年数千批次出口到美欧日等国的农畜产品与制成品由于进口国的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被退回或就地销毁，或是出口企业为达到进口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要求而导致成本大幅度增加，严重削弱了出口竞争力，给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对策与建议
对于进口国实行的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我们必须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不能因为出口受到不利影响而将其一概斥之为歧视性的，必须针对措施本身作具体分析。首先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式与本质有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客观地判断哪些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正当合理的，哪些则是不合理的。对不合理的限制性技术性贸易壁垒，应积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正当的贸易利益。对那些正当合理的，则必须认识到出口受限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差距，技术性贸易壁垒从技术角度而言，本质上是各国技术水平差距的客观体现，因此只有通过技术引进与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改善经营管理，使出口产品达到较高的技术和质量要求，才能有效地跨越进口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当然，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到技术设计的更新和生产工艺的改进以及大量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投入，必然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但是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可以抵消价格上升的不利影响，而且考虑进“干中学”和规模经济效应，生产成本完全可能下降。因此跨越壁垒的过程也是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的过程，对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高都具有积极作用。
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说，应不仅限于在出口受限发生后对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合理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与政策上建立起一套系统、完善的作法，从信息管理、采纳与制定国际标准以及实现国际互认等方面着手，积极主动地从源头上将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纳入有效管理的轨道，具体包括以下措施。
尽快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服务体系
信息不畅是我国出口受限的重要原因。许多学者在对发展中国家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的分析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国际标准的有关信息上受到限制。而且由于各国的技术法规与标准数量繁多又经常变动，我国很多企业根本不了解进口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具体规定及其变动，这样在出口时就很容易受限。在商务部2002年就国外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影响的调查中，有36%的企业认为跨越技术壁垒的主要困难是“信息不灵，不知道对方规定已经改变”。因此，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服务中心，它的主要职责包括：收集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国已实施和即将的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信息，以及国际标准制定组织最新的技术政策与标准制定动态，可以利用WTO成员方依据TBT与SPS协议设立的技术法规、标准的信息咨询点或通过驻外商务参赞等机构及时获取有关信息，并将所有信息分门别类、立卷归档，为有关部门和企业提供查询服务；整理和分析我国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的案例，并认真总结国内外企业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验与教训，汇编成册，供有关部门与企业参考借鉴。
积极采纳国际标准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国际标准目前已成为国际范围内协调标准和处理有关贸易纠纷的重要依据，WTO鼓励各国采纳现有的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而且国际标准一般代表国际先进技术水平，采纳国际标准对于改进产品质量和有关技术指标以及推动技术进步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是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根本途径。谢丽・斯蒂芬森在1997年的研究中从贸易发展的现实出发，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第一选择是采纳现有的国际标准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国际标准化指导原则”的观点。但是我国目前采纳国际标准的比例不高，加上国外先进标准也只有40%多，所以建议政府部门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采纳国际标准的步伐，而且文本的采纳不等于产品的采纳，采标的重点在企业，因此要将采纳国际标准贯彻到企业的生产活动中去。与采纳国际标准有关的一个问题是，目前国际标准大多是发达国家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转化而来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这显然不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的政府或民间标准化机构应当全面参与国际标准化委员会ISO、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EC等标准化组织的各种技术活动，特别是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与协调活动，通过积极主动参与这些活动，跟踪国际标准发展动态，在国际标准制定中充分反映我们的意见和合理要求，并争取把我国具有相当水平和优势的技术标准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推荐，争取纳入国际标准。
尽快制定国际认证制度，建立与国外权威认证机构的互认机制
获得国际质量或安全认证是产品有关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志，因此可以获得国际市场准入，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因此，我国应在健全和完善认证制度与法规的同时，尽快制定有关国际认证的法规与管理条例，既体现国家对国际认证的宏观管理，又使国际认证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积极创造条件促使有实力的出口企业获得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和ISO14000环境管理认证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权威认证。
相互承认彼此的认证是突破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例如欧盟实现内部互认后，欧盟以外的认证机构可通过政府或认证机构间签署互认协议获得欧盟认可的“指定认证机构”资格，出口产品在本国获得指定机构认证后就可直接进入欧盟统一市场，无需再次认证。针对目前双边或多边互认协议主要发生在一些发达国家之间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对外部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构成排斥的贸易现实，我国政府或认证机构应通过加强与国外权威认证机构尤其是现有互认协议国家内认证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争取签署互认协议，建立产品认证、体系认证与实验室认可的互认机制，以帮助出口企业实现技术性贸易壁垒跨越。
积极适用WTO的有关规定
WTO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协议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各成员方在技术法规与标准以及合格评定程序方面给予进口产品的条件不得低于类似情况下的进口或国内同类产品。因此，对于一些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实行双重技术标准或明显歧视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依据WTO的规定运用法律手段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应积极适用WTO有关发展中国家仍可按照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实行某些技术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制定有关技术法规与标准保护传统出口产品的技术和质量优势。另外，我国还可以通过WTO规定的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通报与咨询制度获得有关信息，并积极适用WTO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规定。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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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例的意义范文5
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全球货币金融政策的分化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全球货币政策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一边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不遗余力地采取量化宽松甚至是“N次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另一边则是新兴经济体使出浑身解数，以应对日益升温的通胀和资产泡沫威胁。美联储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自从2008年12月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25％下的历史低位之后，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下调的空间已经很狭小，从2009年3月起，其转而依靠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美联储通过购买1.7万亿美元的中长期国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货币，以提高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2010年11月，又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美联储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进一步压低美国的长期利率，借以鼓励企业借贷、扩大生产并刺激民众消费。美国宣布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日本、法国等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以此来规避因美国流通中的货币增加而导致美元汇率变化带来的损失，同时希望以此来刺激本国经济的复苏。如：英格兰银行在3月中旬正式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开始实施总规模750亿英镑资产收购计划。3月18日，日本央行决定将购买国债额度一次性的提高29%，同时决定每月购买的数额由1.4万亿日元上升到1.8万亿日元。瑞士国家银行宣布将收购由瑞士民间借贷机构发行的瑞郎债券。以色列银行宣布收购不同种类的政府债券和在次级市场到期的国债。随着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不断推出，大量廉价资本相继涌入新兴市场，这给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调控带来了很大难度。2011年7月至9月初，新兴市场国家债券市场累计流入资本87亿美元。截至9月初，新兴市场国家2011年共流入资本393亿美元。在本轮资本流入浪潮中，亚洲依然是最主要的资本流入地区，导致亚洲多国货币大幅升值。2011年7月至9月初，韩元、菲律宾比索和泰铢兑美元汇率均出现5%以上的升值，马来西亚货币升值幅度超过4%，印度和印尼等国货币也呈小幅涨势。高盛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在速度和规模上均超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新兴市场不得不承受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开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仅是新兴市场国家，欧洲央行也同样受到了影响。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央行曾在2009年将基准利率逐步从4.25%的高位调低到1%的低位，并从2009年5月起一直维持着这一历史最低水平利率不变。但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随着欧元区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欧洲央行在2011年4月7日和7月7日分别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5%。
全球经济的衰退预期引发货币金融政策方向变化随着2011年以来欧洲债务危机的卷土重来并愈演愈烈，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明显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个国际金融组织不约而同地发出看空世界经济前景的表态。全球经济又陷入新一轮的“二次探底”的恐慌，那些已经开始紧缩或正打算紧缩的央行行长们不得不采取“急刹车”的措施。近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各国的货币政策出现了明显分化。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继续加息。如：印度央行，在2011年9月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是印度央行自2010年3月以来第12次加息；第二类是止步观望。如：中国央行，从2010年10月至2011年7月连续5次加息，但此后，尽管2011年8月CPI的同比增幅仍高达6.2%，中国央行却开始放缓了紧缩的步伐；第三类是转向降息。如：巴西央行，从2011年来已经4次加息，但在2011年8月31日出人意料地宣布降息50个基点。另外，土耳其央行在8月初也曾宣布下调基准利率。此刻，各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推出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全球性通货膨胀态势猛烈。应对来势凶猛的国际通货膨胀，加大了各国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压力；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受到多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走出危机仍然任重道远。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可能将不得不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货币政策风向已经开始出现改变，其主要目标由原来的抗通胀转向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开始由紧缩逐渐转向宽松。
货币金融政策对我国劳工利益的影响
我国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经济也承受着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的压力，针对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国政府逐步收紧货币政策，2010年10月以来央行连续三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升息幅度达0.75%；2010年以来，我国已连续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2011年3月25日上调该指标的举措，预计大约冻结银行资金3600亿元，大型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也达到了20%的历史高位。国内外货币金融政策变化对我国劳工利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通货膨胀加剧，使劳工利益受损美联储执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我国面临很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极大地影响我国治理通货膨胀措施的效果。根据我国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CPI指数长期居高不下，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态势。我国为了应对通货膨胀采取了紧缩型的货币政策，紧缩型的货币政策本质上是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的，但是这种紧缩型的货币政策由于受到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使得我国的通货膨胀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加剧，会导致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人民生活成本增加，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就业状况更加严峻。
（二）人民币升值，使劳工利益出现行业分化美国等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使劳工利益出现行业分化。2010年6月19日我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态势不减，人民币升值使得人民币在国外的购买力增强，使用人民币在国外购买商品的企业和个人获得了好处。同时，这使得我国出口面临巨大的压力，出口企业和职工收入受损，许多出口企业停产或者倒闭，失业职工的人数增加。总体来看，据有关资料，出口的受损程度要大于进口的受益程度，职工失业人数的增加要大于就业人数的增加。
（三）国际游资涌入使劳工利益受损的风险加大我国实施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全球经济走势不明的环境下，投资中国显然能够对国际游资带来汇率上升、相对高利率的附加收益，而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也为国际游资提供了绝佳的“避风港”。虽然我国仍然实施着较为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外资不能随意地出入我国，但是通过多种变通方式，实际上大量的外资已经“潜伏”入境。涌入国内的国际资金，所到之处会产生资产泡沫的风险，例如：近年来我国由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引领的全国范围内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态势和国际游资有关。这些游资就像定时炸弹，在不断加剧我国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泡沫的同时，随时可能由于国际时局的变化而引爆我国资本泡沫，导致巨大的潜在风险。一旦风险爆发，会导致这些行业的职工利益受损，甚至会产生连锁反应。当前，受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也开始出现放松的态势，国际游资出逃的可能性加大，一旦这些资金在短期内大规模流出，将会使我国劳动利益受到重大损失。#p#分页标题#e#
（四）我国失业率居高不下2005—2007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4.2％下降到4％，但是从2007—2010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4％上升到4.3％由于口径的不同，城镇实际失业率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有些机构称我国的实际失业率在10%左右。例如：中国社科院的《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称，我国的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实际失业率可能接近10％。我国的失业率这么高与货币金融政策有着重要的关系，高利率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很多民营企业倒闭，高通货膨胀率对居民财富又是一种掠夺。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隐性失业显性化、高校毕业生带来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的危机。
关于货币金融政策保障劳工利益的建议
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当前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们往往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对于劳工利益的考虑较少或根本不予考虑，而劳工利益受到损害往往会妨碍货币金融政策的效果。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须要考虑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这样才有利于达到政策目标。具体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一）货币金融政策要以保障劳工利益为重要目标不能单纯以GDP的增长作为货币金融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的依据，同时还需要以劳工利益的保障作为货币金融政策制定的重要考虑因素。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能简单的以为经济增长就会带动就业的增长，还要看到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劳动者的利益保证不了、劳资关系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引发社会矛盾，这样反而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我们只有努力平衡经济增长和劳工利益的关系，才能获得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正比例的意义范文6
摘要：存贷比作为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业日常流动性和风险控制的指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存贷比指的是国内各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的余额与存款的余额之间的比率，目前在国内这一比率被规定为最高不得超过75%，与此同时各家商业银行也通过该指标检测自身抗风险能力和收益能力，基于我国商业银行一般以表内业务即资产业务与负债业务为主，更高的存贷比也直接意味着更高的盈利能力和与此带来的更高的经营风险。
关键词：存贷比；政策；调整
2013年，一场没有征兆的“钱荒”席卷整个中国金融业，商业银行大面积资金紧缺，银行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飙升至13%，使得存贷比这一指标重新回到人们视线之中，商业银行希望提高甚至取消对于存贷比红线的限制，认为其不能很好的反应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本文对于该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和分析。
1.存贷比的形成，宏观与微观
存贷比，特别是设定75%红线的存贷比政策，始于1994年，当时我国处在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之上，经济过热明显，消费物价指数一度创纪录的达到20%，普遍意义上我们认为超过5%就属于严重的通货膨胀，20%已经达到经济崩溃的边缘，因此当时各行各业都要配合宏观经济的从紧政策，特别是“双紧”政策，即从紧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而对于一些当时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资本充足率、整体贷款资产规模等金融手段，或者是因为条件不足或者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对于当时面临失控的经济局面都无法起到行之有效的作用，而监管当局迫切需要降低贷款规模，所以存贷比就成了行之有效的工具，1995年《商业银行法》规定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不能高于75%，时候证明该政策有效的遏制了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为宏观经济的稳定起到了经济作用。
随着金融业务市场化不断完善，金融业务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而存贷比这一简单的监管指标，对于保持商业银行平衡经营风险与盈利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依然处在相对传统的业务模式阶段，同业业务占比较低，主要依赖于存贷款业务，即低息揽储，高息放贷，获取利差，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就需要提高贷款规模，增加贷款额度，而商业银行本身因为流动性的需要，对于客户日常现金的周转。存款准备金、库存现金等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准备，提高这些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就会提升银行抗风险能力，避免银行的支付危机。
由此可以看出，存贷比不仅在控制国家宏观经济过热上体现出其重要性和作用价值，也在银行自身风险控制方面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设定75%存贷比红线，对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有巨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宏观上控制贷款增长，微观上保持流动性。
2.存贷比与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分析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是指：银行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支付到期债务和借款人贷款需求的能力。这一概念基本借用了商业会计关于流动性的概念，流动性的强弱主要依赖于变现的时间和变现的损失，在会计领域，衡量流动性比例的主要有流动资产与负债的比例指标体系，即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分别衡量流动资产（现金等价物、应收款项、存货）、速动资产（现金等价物、应收款项）、现金资产（现金等价物）与流动负债的比值，速动比率可以较好的提供一种流动性参考指标，而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比率近似于会计上的资产负债率，只能衡量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间的比率，实际上，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当下主要体现为期限错配的问题，即较短期的负债，配比较为长期的资产，导致在集中偿还期产生了巨大的到期无法偿还的风险，这正是因为在存贷比考核制度下，不考虑流动性，大量吸收短期理财产品提高存款额度，而又将贷款投放到偿还期较长，流动性差的政府融资平台或者长期贷款项目上所带来的恶果。
综上所述，存贷比虽然可以有效的限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降低经营风险，但是精确度不足，不能很好的体现流动性问题，容易造成短期存款与长期借款期限错配的问题。
3.存贷比与宏观经济
前文所述，从宏观的角度看，存贷比的设定主要是为了控制经济过热，降低整个市场货币投放规模，即通过控制资金总量来调控宏观经济，它与银行存款准备金目标相近，手段不同，法定存款准备金控制的是源头，通过各家银行的资金来源控制，达到控制各银行货币规模的效果，而存贷比是通过控制各家银行的贷款规模，即在整个市场存款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存贷比，收放贷款规模。
存贷比最终是否能有效调控宏观经济呢？存贷比控制宏观经济的原理是降低提高存贷比来降低贷款总量（存款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贷款总量的降低又导致货币供给量的降低，从而影响宏观经济，在整个传导链中，贷款总量的降低是否会导致货币供应量下降，令人存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两者的关联关系也在进一步减弱和降低，人民币贷款余额与货币总量指标M2在一九九三年时为94.45%到二零一一年时为65%，在计划经济时代下，贷款余额基本等于货币总量，而在市场经济下，贷款余额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不断降低，虽然依然有较大影响，但已经不是完全正相关的关系，如果完全依赖存贷比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其正效果将会下降，副作用将会提升。
4.结论和改革建议
由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基本现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以资产、负债业务为主的业务模式没有发生改变，通过谋取利差盈利模式没有改变，存贷比的设置，有利于商业银行控制自身风险，有利于监管部门降低系统风险，同时，在宏观调控上，虽然贷款规模与M2货币总量的关系不断减弱，但是结合银行存款准备金等其他政策，依然可以有效控制货币总量，因此我们认为，现有的存贷款比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是与此同时，存贷比指标对于商业银行也产生了期限错配，无法真实反映流动性的问题，应该通过增加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来精细化对于流动性的监管，具体方法如下：
一是扩大一般性存款的统计口径，增加存贷比中，存款的基数，将非存款雷金融机构的存款按照配比原理纳入存款中，这样做不仅让分子分母更加配比，也可以减少目前商业银行利用同业存款来在季末完成业务考核的行为。
二是增加流动性比率的考核，将原有的单一存贷比指标考核改进为不同流动性资产负债比率的指标系，按照流动性的强弱将库存现金、存款准备金、同业借款等不同贷款分比率计算，可以有效地提高流动性的考核。（作者单位：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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