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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活活范文1
一、精选学材，让学生感悟数学
数学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在过去的数学教学中，我们过于注重理性化，片面强调运算理论的灌输和运算方法的训练，忽视了学生自由自觉的活动，疏离了学生现实生活的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在教学实践中，如能努力拓展学生认识数学的空间，重视他们对数学经验的积累，让学生学习数学知识之前尽早感受，课堂教学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教学“高矮”的前一天，可安排学生：“明天数学课上，同学们要告诉老师和全班同学，在家里是爷爷高些，还是奶奶高些？是爸爸高些，还是妈妈高些？和同学比较，是你高些，还是同桌高些？”这样学生在课外自然就会去认真观察比较，无形之中就把“高矮”的知识渗透到学生的生活实际中去感悟了。随着新课程的实施，让学生感悟知识应该有一个系统的规划，再经过家与校的沟通、实践体验，让学生经过一个时期的感悟、学习，培养学习兴趣和热爱数学的情感，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二、捕捉细节，让学生发现数学
数学现象到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老师要善于结合教学内容，去捕捉生活现象，去采集生活中的数学实例，为课堂教学服务。如估算是生活中最常用的，开学学校要发本子，自己要买文具、教辅书等，知道单价和数量，可以让学生估算总价；妈妈买菜，知道单价和带的钱，估算买多少菜等等。把生活中学生形成的估算技能巧妙地迁移到课堂教学当中，把捕捉到的生活现象，引入数学知识，使学生对数学有一种亲近感，感受到数学与生活同在，并不神秘。在教学中，教师要做个有心人，要有意识地搜集、提炼有意义的生活典型材料，并根据教学内容加以整合，把课堂教学内容置身于生活案例当中，这样学生就在感知生活情节的过程中获得数学知识。例如在教学“认识人民币”时，可设计一节“校园超市”活动课，让学生在“超市”中扮演售货员和顾客，学生在模拟交易中巩固了对人民币的认识，并熟悉了元、角、分之间的换算关系。数学概念的建立本来是抽象空洞的，然而，由于这些具体的事例经常摆在学生的眼前、身边，学生很快就能熟知并学会运用了。这有利于更好地激发学生爱数学、学数学和用数学的兴趣。
三、创设情境，使学生爱好数学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生活背景设计生活情境，将教材内容与学生的生活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学生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感到数学问题亲近好学，自然就提高了学习数学的兴趣。如教学“分类”时，让学生4―6人一组，围成扇形坐好，并在中间随意地堆放很多书、本子、学具、文具等，让学生感受教室的杂乱，从而激发学生要整理教室的欲望，这时老师因势利导，让学生分组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联系生活实际创设的生活情境，就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有的数学问题无法实物再现，但我们可以借助现代教学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四、激活经验，使学生学会数学地思维
数学思考是一种心智技能活动。就小学生而言，往往在生活中形成的常识、经验是他们理解、掌握基本知识，形成基本技能，学会数学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尽量注意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和应用的过程。如教学“一本故事书，小明看了75页，还剩35页，这本故事书有多少页？”时，学生要经过逆向思维用加法来解答，这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教学中可以这样处理：先让学生读题理解，独立分析，组织交流。老师在学生的交流中适时地进行生活经验上的点拨：老师手拿一本书，一边念题一边做一页一页阅读的动作，旁白说“已经看了75页”，再捏着剩下的部分“还剩35页”，“怎样才能找到这本书有多少页呢”。待学生都明白表示的意思后，用强调的稍带夸张的动作把看过的页数和剩下的页数两部分合并，成了一本书。这一点拨，将学生生活画面再现，激发学生生活经验，使其产生顿悟，真正理解题目的数量关系，解决好这一问题。
五、课外延伸，使学生用好数学
生生活活范文2
关键词：初中英语；学生；活力；价值
英语教学首先强调的是学生全面发展，而尊重生命价值尊严和激活活力因子则是课程教学重中之重。教学过程不仅仅是知识传授和技能运用过程，更是学生在探究思辨、交流感悟中不断认识生命意义的需要，从而产生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生活欲望。从教材中挖掘富有人性之美，使得学生在自觉参照的过程感受到生命的伟大，丰富认知情感，激发学生生命意识，更是值得教师深思和探索的。
一、问题提出
改变英语教学中以教师讲解和学生接受为主要模式是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途径。这样的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需要和能动性，使得学生成为教师在课堂教学的从属者，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内在情感需要。绽放学生的学习活力，鼓励他们尽情释放学习的活力和动力是英语课程教学的内在本质需要。
二、激活学生生命活力的意义
首先，激活学生在英语课堂学习中的生命活力，便于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最大限度为他们提供自由交流和相互合作的载体，强化认知体验。
第二，更好体现课程一切为了学生的生本主义教学价值理念，帮助学生在实践互动中挖掘自己的学习潜能，为建构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奠定基础。
第三，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便于教师根据学生的整体学习提出相应的策略方法，帮助他们丰富自身的思想情感。
三、激活学生生命活力的策略
（一）品读教材，融入其中真诚对话
鼓励学生带着好奇主动阅读教材，能使得他们在积极探索的过程中发现更有价值的信息内容，能从中发现更有生命价值的素材。通过认真细致地品读，能给学生“豁然开朗”之感。
按照课程教学体系及结构的安排，多注重自学引导，建议学生在尝试自主阅读和主动深思的过程中，多和教材对话，找出其中有价值的意义，发现更多思想情感；多和作者对话，让学生从中体味表达的社会价值以及思想观念；多和教材中的人物对话，体味他们的心境，更好主动适应课程教学新常态。现行的教材正是基于上述要求，强调人的生命伟大，引导学生以重构生命意识，主动欣赏和珍爱生命，让生命绽放光彩。
教材的品读过程，也是学生对文本资源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能使得多方对话更加精彩。例如在译林版八年级下册Unit 6 International charities的“Reading an interview with an ORBIS doctor”教学中，针对ORBIS组织对贫困地区人们实施义务救助的崇高人道主义精神，不妨引导学生从中体味社会价值及意义。引导学生在整体阅读感知的基础上，针对“Why do we need organization as ORBIS ？”主动从文本素材中找出相应的辅佐证据。建议学生发挥想象思维，围绕“What do you want to say with ORBIS doctor？”主动与医生对话，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在此基础上，不妨请学生就“What did the author want to tell us？”主动和作者对话，帮助他们深化理解感知。
（二）深入体验，体味生命活力意义
以体验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认知情感，不仅能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亲身经历，还能够使得学生对生命的活力有更为全面的认知感悟。通过体验的形式来丰富认知情感，便于教师更好地和学生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增强学习动力。
在指导过程中，建议学生通过合作探究和角色模拟等方式来了解文本表达主题内涵，帮助他们在相互合作的过程中更加激活思维想象，在彼此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味文本表达社会价值意义。同时，可建议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和模拟表达的形式，找出文本中富有指导意义的内容。教师则应该为学生的互动合作创造条件，建议学生能够在分享各自的观点中，相互支持和理解，培养他们正确的人际交往关系，激发内生动力潜能。通过这样的体验来丰富感知，更利于学生有效地发现问题，增强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体验实践模式运用，能使得学生在广泛参与和积极互动中获得更为全面的感悟。例如，在八年级上册Unit 5 B不妨建议学生围绕“Why do we need the place as ZhangLong？”进行合作探究，帮助学生理解人类在整个生态文明中所起到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可要求学生发挥想象，深入思考：If you were a wild bird， what would you like？和What do you want to say with humans？让学生在彼此合作过程中体味更多的人文情愫，帮助学生在合作中增强体验。
（三）运用情景，品尝美味心灵鸡汤
运用情景活动，能使得教学内容更加丰富，便于教师从中发现更多的价值线索，利于学生在动态化的学习过程中找到可学习的素材，为他们提供人生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营养。情景活动运用能使得学生在受到精神鼓舞和情感激励的过程中升华感悟。
作为教师，更应该以导师的身份多让学生去自由绽放鲜活思想和鲜明个性。在教学中，一方面，为学生创设富有情趣化的课堂，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主动认知和感悟生命的价值，激活他们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关注学生的发展需要，建议他们针对课程中的内容，围绕创设情境，主动融入其中，积极探索。例如，在八年级上册Unit 8 Natural disasters的“Reading an earthquake”的阅读教学中，可建议学生围绕文章不同的角色要求，建议他们在分别扮演记者、、学生等人物过程中，在掌握“How should we protect ourselves？”基本技能基础上，可建议他们就经历苦难对人生的影响提出自己的意见，并组织学生观看《唐山大地震》，让他们的思维心灵受到震撼。
如此而言，关注学生学习情感，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让学生在成为自由、快乐、平等的学习主体基础上更好主动释放自己的学习活力，帮助他们在强化认知感悟的过程中主动和教材问题、作者以及教师同学对话，尽情释放青春活力。紧扣学生生命活力的激活，多给学生关怀和厚爱，这是对学生作为社会中的人的起码尊重和信任，也是亲师信道使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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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晓娟.浅议如何在英语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J].新课程学习（中），2013，（02）.
[3]谭艳英.注重“三维教学目标”，实施初中英语教学[J].语数外学习（初中版），2014，（06）.
生生活活范文3
近来，老师都以考单词的方式激励着我们学英语，我是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的一颗心老悬着，是那样的不安和惶恐，如果我的成绩是100分的话，别人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就该得这分，如果我的成绩稍差些，即使是95分，别人也以一种不屑和嘲笑的眼神望着你我，好象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羞得我面颊通红，无地自容，
但我又很不服气了，虽然没得到满分，但错又有什么不对呢？古语说得好：失败乃成功之母，如果没有错误让我们一步步去修正，加深记忆的话，那会有往后的成功么？所以我并不羞于我的错误，只是讨厌他们那火辣辣的眼光。正是因为有错误成为我走向成功的垫脚石，才使我学会扬长避短，谦虚谨慎。
可惜人都是血肉之躯，总有低落不安的时候，因为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太多的规定，所以一提起笔，一瞧见作业，全身就提不起劲儿来，像一只将要溺毙的鱼，压抑得不行。
学生哪，就这点苦，要死不活的，活得不痛快，偶尔间我会偷偷地想，为什么自己不是爱因斯坦的化身呢？这样多好啊，万众瞩目的天才！因此，我又做了几年的爱因斯坦梦，到现在才接受了事实，我不是天才，只是一个成绩平平的农村小姑娘，只能安安分分的读书，待有朝一日可松下“考试”的包袱，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便罢，但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话，若干年后的我一定会后悔不已，同样是短短的数十载，何不做些自己喜欢做而且愿意做的事？虽然路途将远远比平淡的学习道路还要坎坷，但事事无常，说不定你一不小心就与世长辞了呢。
生生活活范文4
则，生活的规则。其实所谓的这些规则不过是一些比普通人站得高、接触层面高的人
的生活准则而已，可笑的是，那些普通人却将其作为了自己的规则，一点也不觉现实
的残酷正在一点一滴的侵蚀着他们苍白的思想世界，沦为一个玩偶，被那些所谓制定
规则的人所利用罢了……
规则对一些人来说显得遥不可及，但却又实实在在影响这他们的生、活与生
活。也许给这些人一个选择的话，他们自己都无法确定他们是要生、活还是生活，
因为对它们来说生、活和生活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浑浑噩噩的过完一生，然后长
眠与地下而已。还自以为自己很做出了什么“神话”，强悍如陶渊明，不也是无奈的
隐居，还自己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世人膜拜……
也许人们多喜欢英雄，但人们了不了解那些英雄是否做过连那些坏人都没有
做出来过的事呢？也许那些阴谋家被世人所不耻，但我却佩服那些不是英雄却胜似英
雄的枭雄式人物，他们并不是不如那些所谓的英雄，相反，他们做到的也许那些英雄
一生都做不出来，因为他们无视与那些束手束脚的规则，因为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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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活 观察 素材 活水
叶圣陶说：“生活就如源泉，文章犹如溪流，泉源丰盈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活泼泼地流个不停。”“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接触自然，深入社会，让沸腾的社会生活、奇异的自然景物、温馨的家庭环境、多彩的校园生活等等这些成为源头无穷的活水，而学生也可以在活水的灌注之下做到“有感”而发。
一、观察生活，言之有物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教师要引导学生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如大自然春、夏、秋、冬的美丽景色；变化多端的自然现象；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的新鲜事……要激发学生观察的兴趣，引导学生注意所观察事物的特点，养成细心观察的习惯。
1.领略自然万象的奇妙。
大自然虽不是人工雕琢而成的，但是它呈现出的生机与活力却是人工难以达到的。教师要把学生带进充满神奇色彩的大自然之中，让学生自由自在地嬉戏于大自然中，领略大自然的情趣，创造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情景交融的美好意境，从而触动学生心灵的弓弦，激发出写作的灵感。如大自然中的雨，有毛毛雨、雷阵雨、大雨、暴风雨……指导学生细心观察，写出形形的雨。例如有个学生在作文《雨啊雨》中，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就能把雷鸣、电闪、暴雨、狂风、乌云翻滚、树枝乱舞等惊心动魄的一幕写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所以说，观察是学生获得写作素材的主要渠道。教师只有重视引导学生用耳目鼻舌等感观去观察、体验、分析、认识、发现、积累，形成第一手直观的作文素材，学生作文时才有话可说，有事可写，言之有物。
2.了解社会变迁的巨大。
中学生对社会变迁的了解远远不及对自己家的了解。但是，我们的社会确确实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意义深远。所以，我们应当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走进熟悉却陌生的社会。我们可以开展这样几项活动：一是游览活动。带领学生游览家乡风景名胜，如九龙口、朦胧塔、乔冠华故居、泰山庙等，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带领学生参观大型企业和现代化的城镇住宅小区、农村集镇，让学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现代文明的气息，感受到社会在发展，生活在变化。二是采访活动。让学生走近家人，了解家庭的过去与现在；让学生走近英雄模范人物，感触他们的先进业绩和高尚人格；让学生走进乡村，问一问乡情，看一看农作物，摸一摸农具，干一干农活，从而开阔眼界，陶冶情操。这些实践性强的活动使得学生的视野开阔了，长了见识，写作上有了“源头活水”，文学的大门自然就为他们所敞开了。
二、走进生活，积累素材
作文教学不应只限于教材和课堂，没有学生生活实践的参与，作文教学的结果是失败的。学生的习作素材来源于生活，学生的生活阅历、社会实践都应成为作文教学的一部分。生活是五彩缤纷的，生活里蕴含着无尽的写作素材。带领学生走进生活就是为学生习作做准备。学生在生活中感悟人生，展开想象的翅膀，使外界的事物通过眼的观察、脑的思索、嘴的表达、笔的编织达到合谐的统一。
1.体验家庭环境的温馨。
“家”，是学生最熟悉的环境。“家”对儿童来说就是爱的代名词。家庭的布置、家庭成员的性格爱好、喜怒哀乐，在学生的心中已打下深深的烙印。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引导他们有目的地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家，体验家的温馨。《我爱我家》这个命题作文中，要求学生从自己家庭里选取几件与自己成长有密切关系的事来写。学生对此并不陌生，他们从小就在父母的百般呵护下茁壮成长，体会到父母的可亲可敬，很快地从情感“库存”中提取、筛选、加工整理。有的同学以时间为序回忆从童年到现在几件表现父母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的事例，事例虽很平凡但由于是学生自己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所以非常感人。再有同学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描绘家庭中分别发生的几个生活小片断，表现了父亲的幽默、母亲的慈祥、自己的活泼，家人的亲情荡漾于全文之间。这篇文章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让学生走进生活，而不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才有可能迎来作文教学的春天。
2.撷取校园生活的多彩。
校园的生活本该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过于偏重学生知识的提高，所以学生在沉重的学业负担下只感受到题海和分数，而忽略了金色少年的梦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语文教师更应该充分利用语文学科的特点，带领他们去感受校园生活的美丽。用各种艺术形式来代替教材，如把《最后一次讲演》改编成一次有评委、有奖品的真正意义上的讲演比赛；讲授《海燕》时可让同学们举行一次散文诗脱稿朗诵比赛；把《孔乙己》一文中孔乙己两次到酒店的情景改编成课本剧。另外在校园里开展各色各样的活动，锻炼学生的才干，帮助学生积累作文的素材，比如在班上发动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制纸折叠扇，有些心灵手巧的学生不但扇子做得精致，而且还发挥特长，在扇面上画出水画、花鸟画、水彩画等，使扇子锦上添花。这样，学生在不知不觉的劳动实践中，用自己美好的心灵，灵巧的双手，既丰富了课余生活，又创造了七彩的作文素材，同时还有助于学生写出具有真情实感的作文，真可谓一举三得。这样才使得我们的学生在面对他们熟悉的校园生活时，不会唉声叹气，“无米下锅”。
生生活活范文6
关键词：应然生活；可能生活；中道生活；
在生活中，我们总是听到或让人听到“你应该怎样……？”之类的话，并且也总是按照这些话去做的，如果没有如此去做内心会总有些不安之感。这就是生活的应然状态，或曰“应然生活”。不过，需要区分的是，“应然生活”有功利主义的“应然生活”和道义论的“应然生活”两种形式。你之所以应该如此，是因为“应该”中包含着对你的“好”（good），这种“好”既包括你可能因此而为周围的人所认同、接受，也包括了一种实际上或利益上的“好处”（goods）。这种为了某种外在的“好”去应然如此生活，就是所谓的功利主义的“应然生活”。而道义论的“应然生活”则表现为一种对“绝对命令”的服从，也就是说，你之所以应该如此，并不是因为如此行为可以得到某种“好处”，而是因为如此行为是你无法免于的责任，即义不容辞。当然，如此行为有可能会得到某种“好处”，也可能要你作出某种牺牲，但无论得与失，我都只是按“命令”去做。就像士兵服从将军的命令，我得服从我内心的命令。只不过将军的命令是一种“必命”或必须执行的命令，无论理解与否，都必须服从；而我内心的命令是一种“应命”或应该执行的命令，它是以主体“我”的理解与认同为前提的。简言之，“绝对命令”是一种“善”(good)的命令，因为“善”，所以应该服从。因为“应该”，所以不计得失。
但是，“应然生活”作为一种道德生活又总受到“实然生活”在两个层面上的挑战。一是可称之为人性的挑战。“应然生活”之所以可能，是与主体对“绝对命令”的善的价值认同有关。而一个“命令”是否为“绝对命令”，关键是该命令是否为善的命令。而什么命令才是善的命令呢？这在传统社会主要是一个“谁之令？”的问题，即命令是由谁发出的，发令者是否具有“奇里斯码效应”，是否为“圣人”。孔子所谓“君子有三畏”（《论语·季氏》），其中之一便是“畏圣人之言”。“圣人之言”与西方基督教的“基督之言”一样，都是一种“绝对命令”。而“绝对”既意味着命令的正确性与普遍性有效性，同时又具有对听命者的道理强制性。但是，问题也就在此：为什么同一句话因为说话者的身份不同，对听者会有不同的道理强制性呢？这到底是因为不同身份的人的话语正确概率是不同的呢，还是“圣”与“王”之间内在关系所致呢？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如果是这样，事实上往往是这样，权力(power)便是权威（authority）构成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但如此一来，“绝对命令”是否绝对地善便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权力（power）在表面上是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衡平器，但实际上总是将天平倾向于掌握着权力的人。正因为如此，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威之言便不可避免变为一种偏心之言，从而它也就不是一种“至善之言”，或者说是一种对某些人来说的“至善之言”。
正是因为“绝对命令”的“绝对”的相对本质，这使得“命令”的认同过程表现为一个“教化”过程。而“教化”过程又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理念与价值观念的主体内化过程。正如孟子所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人与禽兽本来区别很少，教化的目的就是要将那“几稀”之处保存与发扬光大，并将人的太多的禽兽之性压抑住，甚至达到宋明理学家所说的“灭人欲，存天理”地步。毫无疑问，“人禽之辨”是必要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把理性作为人的德性（virtue）/“卓越”以示与动物区别，但亚氏对人的定义仍然是“理性的动物”，这意味着在他看来人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界的。而儒家之辨则过分强调了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得道德成了与主体感性需要完全对立的东西，食色之性被限定在“充饥”的层次，而视“饱暖”为人性走向“欲”的物质前提。这样，人的应然生活与人性的需求之间必定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之中。而这一点又必定会加大“教化”工作的负担，以至于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道德教化渗透到了教育的所有方面，传统知识分子即士的唯一任务也就在于此。我认为，教化成本过高固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与教化内容本身的非人性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受教化者的抵触情绪是不无关系的。因为，一旦某种教化失去人性本身的支撑，主体对于教化内容的认同感就会削弱。而这一点无疑会使人的应然生活带有他律的色彩。
二是多元文化的挑战。在封闭的话语环境中，“应然生活”具有单一性特征。权威包括“圣人”与“基督”的“应然之言”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彻底地程式化，以至于任何例外都必会被视为一种“出格”或“异端”，会遭到舆论与制度的无情扼杀。孔子曾说：“攻乎异端，斯害己矣！”一种超出于“应然生活”模式之外的行为之所以不被允许，是因为它是一种有害于己的负面价值。这样，在传统社会里，“应然生活”的单一化与其霸权化/“独尊化”构成了人类道德生活的一体两面。但是，随着近代化的展开以及全球化成为人们生活无法不面对现实，各种不同的应然生活模式之间的碰撞便成了当代人类道德生活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民族的应然生活模式是互为“异端”的，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论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提出来的。而冲突对于传统的“应然生活”模式而言又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冲突的一方特别是处于劣势的一方会把对“应然生活”方式的维护当作反文化殖民化的武器之一，如原教旨主义兴起；另一方面冲突无疑是一种对单一的应然生活模式的解构力量，人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应然生活”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存在，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合理性的反思，人们不禁会问：我们所认同的生活方式是否就是一种最好的从而也是最道德的生活方式呢？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接受一种“好的和道德的”生活方式呢？是人家“不识好歹”，还是我们的好本来就不好或不甚好呢？或者我的好与你的好都只是“绝对之好”的一种表现形式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将丰富人类应然生活的形式与内涵，当然也将解构传统的单一的应然生活模式。
总之，如果说人性对传统“应然生活”形式的挑战是从内部进行的，那么，多元文化的挑战则来自于外部世界。人性的挑战表明，一种“应然生活”之所以好或有价值，必须尽可能地不违于人性，否则它便只是一部分人的好；而多元文化的意义在于，人类的“应然生活”或人类所认同的好与价值原来不只一种，而是多种，这恰恰证明人类的“应然生活”只是人类可能生活的形态之一。
存在主义将的人存在规定为“此在”，“此在”(being)的意义是将人的存在与“时间”联系起来。但是时间的一维性只是表明其一去不复返的性向，并不能由此说“历史”是虚无的。历史在时间上的过去是以现在完成时的形态发生的，因而人的此在性的存在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但是此在的历史规定并不是对此在的一种“冻结”，而毋宁说是此在走向未来存在的起点。此在怎样或应该怎样走向未来呢？如果说人是人、历史、文化的产物（费尔巴哈语），此在的人积淀了历史文化的信息，那么这一事实恰恰表明人的此在只是人存在的时间之链上的一环而已；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不断进步的，那么此在走向未来便不只是人的历史存在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创造新的历史的过程。正因为这样，所以，此在的本质确实是不断丰富的。而此在作为人的存在的现时形式实际上也只是人的历时存在的众多“可能”存在形式之一。换言之，此在既是对存在的一种可能选择，又包含着未来众多选择的可能性。
将人的存在规定为此在意味着人的生活是一种“可能生活”[1]，而非一种历史的宿命。与“应然生活”相比，“可能生活”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可能生活”是一种“境遇生活”。如果说“应然生活”服从于“命令”，则“可能生活”服从于“境遇”。人类的生活状态向“可能生活”敞开是近代以后才有的事。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方式的单一与落后，人们的社会生活在空间上难以突破狭隘地域的限制。而感性空间的狭窄决定了人们对于“应然生活”样态的反弹无力，与之相反，与近代化伴随而来的“世界历史”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感性生活空间，特别是全球化成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形态之后，情形更是如此。这样，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以及新技术革命而来的是人们的感性诉求也越多样化，另一方面，全球化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多元文化从而也就显示出了过上另一种或多种生活的道德可能性。在此，“可能生活”意味着主体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境遇来选择自己的“活法”，不仅可以“入乡随俗”，而且也可以入其“乡”而不随其“俗”，正因为此，“可能生活”不是一种主体被地服从于“命令”的生活，而是一种主体根据“境遇”来选择的自主的生活。由于每个人或每个人的不同生活阶段的境遇是不同的，所以“可能生活”必定是多种多样的。
第二，“可能生活”是一种“责任生活”。由于“可能生活”是一种由主体根据境遇自由选择的生活，因而主体就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应然生活”状态中，由于“应然”作为一种道德规定往往是通过“圣人之言”的形式来颁布的，而“圣人之言”又往往是或主要是“大人之利”的一种反映，孔子把“畏圣人之言”与“畏大人”相提并论，就充分地反映了传统道德的这一“大人”阶级本质，这一点也就使得“圣人之言”作为一种“应然”规定始终具有难以消解的外在的他律性质。“应然生活”的这种内在紧张无疑也使道德行为的主体性受到削弱，甚而导致道德生活的异化状态。而在道德异化状态下，主体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是缺乏责任意识的。譬如，根据“男女授受不亲”的要求，某男子没有去救一名落水的女子这一行为在道德上是可以免于责任的。而如果依孟子的理论，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高于“男女不亲”的规定的话，那么，一个女子为了生存（不饿死）而“失节”于男子也应该可以免于道德责任的。可见，缺乏主体责任意识的应然生活一方面可能变得麻木不仁，另一方面也可能变得毫无廉耻。而与之不同的是，“可能生活”则要求主体对于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每一种可能生活都只是主体的自我选择，既存的道德原则只是为主体的选择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并不能代替主体选择本身。或者说，依据既存道德原则作出了某种选择，那也只是可能生活的形态之一，而非全部，因而无论其后果如何，主体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可能生活”也是一种“宽容生活”。“应然生活”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生活，它只允许主体在彼此之间或是非之间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或然性是与“应然生活”不相容的。无论是中世纪基督教对于“异教”的征伐，以及中国孔子对“异端”的批判，还是全球化背景下所发生的“文明的冲突”，都表明传统道德对于“异”质文化或可能生活的排拒。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社会分层越来越细化，这一状况无疑会使每个人的生活境遇具有个自的特征。这一点既使得“可能生活”成为一种需要，同时，也要求不同“可能生活”的主体具有一种宽容性。因为，无论主体是某个人还是某个国家，其生活形态作为一种“可能生活”的价值只对自身有意义，因而我们不能把自身的价值观念泛化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原则，将之强行推介于人并予以认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我们仍然未出“应然生活”的思维模式之外。“可能生活”作一种对“应然生活”的解构恰恰是以对不同生活形式的宽容为前提的，当然，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宽容并不是一种将彼此隔离开来的手段，而是不同主体之间展开对话/商谈的平台，所以，我认为，“可能生活”需要一种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商谈伦理”，或者说，“可能生活”作为一种“宽容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对话生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可能生活”由于过分地强调境遇的意义，因而作为一种伦理生活它有可能走向相对主义或伦理虚无主义。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当代全球伦理构建的过程中。
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基于主体生活经验的道德原则一经确立，主体都有将其泛化为普遍原则或“至善”之道并从而产生一种排他的心理倾向。这一客观的心理事实意味着“可能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展开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对话”也可能演变为一种“文明的冲突”。因此，如何使“可能生活”成为可能？这是现代伦理学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这方面，我认为，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中庸思想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资源。
孔子对于中庸之道极为推崇，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而在孔子看来，中庸之道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方法论主要处理的问题是“中之用”或“用中”的问题。用现代话语来说，也就是普遍的道德原则（中）如何与具体的实际相结合（用）的问题。孟子曾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其所谓“时”也就是具体的实际的境遇，因为孔子能够将普遍的道德原则与“时”结合得很好，所以乃“圣之时者”。因此，我认为，“时中”精神代表了传统中庸之道的精髓。朱子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可见，“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需要主体去“随”或尊重的对象，《易传》所谓“随时之义大矣哉！”就是此谓也。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主体“随时”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道德原则的执着，如果是那样的话，则会沦为为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原”[2]。朱子把“君子之德”作为“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的条件之一，就是强调“随时”并非是毫无原则的“随便”，而是一个主体“执其两端”的过程。其中一“端”是“时”，另一“端”为“德（仁与礼）”。两者的有机地结合便是“义（宜）”。这便是儒家“时中”精神的要义所在。
如前所论，“应然生活”由于过分强调主体对道德“命令”的服从，忽略主体所遭遇的客观环境即“时”的意义，容易导致一种道德教条主义的泛滥；而“可能生活”对境遇即“时”的过分突出，又容易导致一种道德相对主义的流行。表现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教条主义使道德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说教，而相对主义则使道德变成一种毫无强制力的自我诡辩。如此以往，则道德失范便不可避免。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中庸之道的现代价值，应该提倡一种“中道生活”。主要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看：
第一，自觉运用“执两用中”的方法论。一个人的行为能否恰当或适中，首先在于主体是否持一种正确的思维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全面地看待事物。在道德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的难题是道德原则与现实境遇之间的矛盾。道义论的“应然生活”虽然出自一种于“义不容辞”的道德执着，但它在维护道德原则崇高性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现实境遇本身的意义，从而使得主体的道德践履并不能产生有积极意义的客观效果。这是执其一端而不及其余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因此，我们要使道德行为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行为，必须强调道德理性思维的全面性考量，这一点对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道德生活而言尤为重要。
第二，道德生活应该“与时俱进”。普遍原则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存在的问题。儒家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孔子对这一问题深度关注的产物。尽管在儒家的“经权之辨”中对于道德原则（“经”）赋予了“万世常行之道”（《朱子语类》，卷三十七）的定位，但是，诚如孟子所言：“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只讲“经”而不讲“权”，是“举一而废百”之举，因而它不仅不是对“道”的固执，相反，它是一种“贼道”行为。这就是说，道德之所以为道德，除了有它的原则性外，还应它的灵活性。而道德的灵活性就是为了因应不同之“时”或境遇而赋予给行为主体的一种自由裁量权。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自由裁量权是以维护道德的原则性为前提的，它仅反映了道德体系本身的一个量变过程，而在社会生活的发展还未达到要求道德体系本身发展质变的时候，过早地放弃已有的道德原则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社会道德生活的“与时俱进”既是一个从实际上出发又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在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历史过程中，传统道德体系的现代转变已不可避免，但问题是如何转？根据“中道生活”的原则，我认为，我们必须考量到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两端”之间的相关性，否则，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就不可能实现一种扬弃式递进。
第三，“中道生活”不只是一种道德生活。朱子认为：“君子而时中，与《易传》‘中重于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才且是分别个善恶，中则是恰好处。”（《朱子语类》，卷六十三）“正”是一种善恶判断即道德判断，而“中”则是一种事实判断。而“中重于正”，意味着事实判断高于道德判断。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按照“应然生活”的标准去行动虽然符合道德之“正”的要求，但并不是每一种应然行为都能产生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效果，即“正者未必中”，特别是在社会历史的转型时期，德与福之间的悖论将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使得我们对行为主体的评价不能持一种标准，或者说不能以一种标准尤其是不能以道德标准来作为评价行为的唯一尺度。在这一点上，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很有代表性。一方面，管仲因“有三归”、“官事不摄”、“树塞门”、“有反坫”而被孔子讥为“焉得俭”和“不知礼”（《论语·八佾》），但另一方面，孔子又并未因管仲没有尽忠于公子纠而视其为不仁，相反，在孔子看来，“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可见，孔子并不是以道德标准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和最高标准。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主体行为的“恰好处”显然要比做到“分别个善恶”更加困难，因而对人物行为的评价就更不能以一种标准视之，譬如，诚信固然为市场经济所需要，但一个经济人若只讲诚信而不善于市场的博弈，他便不是一个成功的经济人，他的行为就不是“恰好处”即“中”，因而对他的评价就应该区别对待。当然，“中道生活”在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是一种“道德人”与“经济人”相统一的理想人格，它需要主体出入于多种人格语境之中，并能够以社会历史标准如“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作为评判行为的最高标准。但是，诚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确实，“中道生活”并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达成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道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在“应然生活”与“可能生活”之间的生活。一方面，它在尊重“应然”命令的同时，又能够根据时遇的不同而充分发挥道德主体的灵活性，从而使“应然生活”不隔于“可能生活”。另一方面，它以多元与一元相统一的价值标准植入于“可能生活”之中，使“可能生活”具有了道德承诺与社会历史承诺两向维度，从而杜绝了“可能生活”向伦理相对主义或“乡原主义”的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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