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小说的结构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小说的结构范文1
关键词：白行简；艺术结构；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94-03
白行简是我国唐代的文学家，字退之，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不像其兄白居易那样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在唐传奇方面的成就却非常高。
白行简和白居易很长时间都生活在一起，在白居易的指导下读书、写作，在文章风格上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白居易的特点。白行简一生都生活在其兄白居易的光环下，他的风采被白居易所掩盖，但是，历史的尘埃在时间的吹拂下慢慢散去，历史露出了本来的面目，白行简的文学成就不断被后人发掘发现，他的文学作品在唐传奇小说中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一、白行简文学作品内容简介
白行简擅长辞赋，尤其以传奇小说最为著名。传奇小说代表作为《李娃传》。《李娃传》描写了荥阳大族郑生在赴京赶考途中，爱上了长安风尘女子李娃，在青楼流连中，郑生把钱财挥霍殆尽被赶出来。郑生愤恨交加身染重病，后来不得已成为唱挽歌的歌郎。有一次在和别人比赛唱歌的时候被他的父亲认出来，他的父亲觉得郑生辱没门风，因此把郑生鞭打一顿，郑生差点命丧鞭下，然后被赶出了家门。郑生后来被同伴救活，沦为全身溃烂的一个乞丐。有一次，郑生由于饥寒交迫在风雪中痛哭被李娃看见并认出来，李娃感念其对自己的真情，也觉得郑生的状况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自己赎身和郑生生活在一起。李娃鼓励郑生考取功名，郑生发奋读书终于进士及第，后来父子相认，家人也接受了李娃，李娃也被封为国夫人，成就了一曲文人的爱情佳话。
说到白行简的文学作品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大乐赋》。《大乐赋》出自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石窟，在1908年被法国汉学家伯西购得。作品用俚语描写了性是生活的一部分，叙述了的过程，心理与的细腻描写，为人们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文学参照。
二、白行简小说完整清晰地艺术结构，成为唐传奇成熟的标志
文学作品的艺术结构是文学家艺术水平和艺术审美的表现，清代文学家李渔就曾经在《闲情偶记》中这样描述艺术结构“文学作品的艺术结构就像是建筑师建造的宅院”。因此，艺术结构设计关系到文学作品的整体框架，也体现了文学家的独特创造力，文学作品的艺术结构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艺术风格等，可以说作品的艺术结构就是作品生命力的体现，好的艺术结构会焕发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有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等其艺术魅力也通过其成功的艺术结构得以体现。
白行简的小说大部分是以时间为序，直线推进，脉络清楚，人物描写，事件的发展都在时间的主线引导串联下不断推进，构成一个个艺术冲突。以白行简小说《李娃传》为例：
（一）小说开始和结尾相呼应，体现小说的完整性
小说开始交这篇小说的意图和原因“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小说结尾和开头相呼应重申写作的背景“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小说开始和结尾的呼应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也为小说的展开铺垫了可信性。
（二）小说建构中多个艺术冲突，成为小说艺术结构的又一特点
小说刚开始的描写并没有脱离“诱引宾客”的老套路，“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小说描写郑生在拜访友人途中看到一所开着一扇门的宅院，宅院中有一个姿容娇美的少女，郑生一见之下竟舍不得离去，少女看起来也对郑生心存爱慕。可以说小说开始并没有很新颖的故事冲突，但是却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随着情节的展开，小说的冲突也越来越引人入胜。郑生打探出李娃的住处前去拜访，李娃和老鸨假意推辞挽留。当郑生的钱财耗尽，李娃假意说自己无法怀孕需要到庙里祈祷，回来的路上，李娃让郑生拜访自己的姨娘，自己因为母亲突然得病先回去，等郑生再回到他们原来的住处时已是人去楼空，“生遂往，至旧宅，门扃钥甚密，以泥缄之。生大骇，诘其邻人。邻人曰：‘李本税此而居，约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征徙何处，曰：‘不详其所。’”郑生赶往李娃姨母的住处同样被告知“此崔尚书宅。昨者有一人税此院，云迟中表之远至者，未暮去矣。”至此，骗局方被揭开，也使得故事冲突达到一个小的。
作者构建的艺术冲突远不止这些：郑生由于身无分文，被邸主救起沦为挽歌歌郎，在赛歌时被家中的老管家认出，被其父责备“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郑生再次被自己的亲人抛弃。郑生在这种状况下乞讨为生，被李娃发现，“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绝而复苏。”小说的艺术冲突一环紧扣一环，环环引人入胜，读者的心也被这些艺术冲突反复地在“紧张――放松”的循环中一波波的牵引着。小说描写郑生在李娃的激励下考取功名，当读者以为李娃和郑生终于修成正果时，李娃却说“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小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至此，一个善良、美貌、自知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小说的艺术冲突也再次引起新的悬念。
三、细致逼真地描写和写实手法的结合，构建出独特的审美意境
以《李娃传》为例：首先，小说塑造了一批善良美好的人物，与当时社会的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无论在哪个时代，的地位都是低下的，唐传奇小说塑造了一批心地善良，品行高洁，敢爱敢恨的形象，用的地位低下反衬其品行的高洁，《李娃传》中李娃的形象塑造也是如此。李娃爱恋郑生后因门第观念又抛弃了郑生，但是看到落魄中的郑生后，自赎其身，鼓励郑生上进，重新参加科举，在郑生考取功名后，又因自己低微的出身会影响郑生的前途，从而要求离开郑生，女性对爱情全身心的付出跃然纸上。
小说还塑造了一批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善良的群体。郑生在李娃不辞而别后，已经身无分文，回到布政里原来的住所，邸主同情的遭遇给他饭吃，郑生由于怨恨交加而得了重病，邸主把郑生搬到殡仪馆中，“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在郑生身体稍微好些后，这些人让郑生牵引灵帐养活自己，以生存。这些社会底层人们人性的善良和郑生父亲的因为辱没家门而置郑生的生死与不顾，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底层劳动人民的人性光辉。
其次，人物塑造形象饱满鲜活，内涵丰厚，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白行简的小说《李娃传》重点塑造了李娃的艺术形象。李娃的形象是通过情节的展开一点点表现出来的。作品刚开始描写了李娃的美貌，“妖姿要妙，绝代未有。”小说描写郑生想看又羞于看的情态“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假借马鞭坠地等待侍从捡拾，多次偷看少女，把郑生青年情窦初开，对李娃的爱慕情态刻画的细致入微，也从一个侧面描写出李娃的美貌。李娃的美貌只是一个方面，作品中对李娃性格冷静，机智、沉着也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李娃对自己和郑生的爱情是不抱任何希望的，这也是当时社会制度，等级观念造成的，自己和郑生的关系就是一场交易，当郑生钱财耗尽，他们的关系也就会随之终结。基于这个原因才有了后来李娃和鸨母设计驱逐郑生，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显示出李娃的机智和沉着、冷静。
李娃也是善良的，当李娃看到风雪中浑身溃烂、被布裘，裘有百结，褴褛如悬鹑，殆非人状的郑生，抱着郑生的头，用华美的棉袄把郑生抱进房间，失声痛哭，自赎自身来救郑生，展现了李娃富于人性的一面，对郑生悉心地照顾，也逐步展现出李娃对郑生的真爱。此后，李娃帮助并激励郑生重新考取功名，这一点实际表现了李娃的志向追求。当郑生进士及第后，李娃又告诉郑生，因为以前的行为不好，因此应该更加努力。显示出李娃眼界的开阔，思虑长远，见识的不同寻常。
唐传奇小说中刻画了几个著名的女性形象；李娃、崔莺莺、霍小玉。崔莺莺自荐枕席被张生抛弃，霍小玉把爱情和命运系于一人，但遇人不淑，含恨而死。唯有李娃理性和感情并存，并且理性一直支配着感情。当郑生功成名就时，李娃选择了离开，用自己的离开映射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等级门阀制度的残酷，也用自己的离开，完成自己自尊独立的人格，可以说，李娃的形象才是女性表现自己地位平等的形象。
最后，小说表现的对恋爱自由，婚姻平等的追求，成为小说美好爱情观的独特审美效果。封建礼教，等级制度是不可能成就李娃和郑生的爱情的，但是作者却塑造了帮助郑生求取功名后默默隐退的李娃，当荥阳公知道这一切后，感念李娃的善良、器识和志向最终接纳了李娃，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成就了才子佳人的美好爱情，小说的这种情节安排，表现出底层劳动人民对等级制度的反抗，也表现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此外小说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交互使用，使得人物形象立体丰满。例如对于李娃的美貌既有直接描写“妖姿要妙，绝代未有；明眸皓腕，举步艳冶，”又有侧面描写“生遂惊起，莫敢仰视；触类妍媚，目所未睹。”正反面人物的刻画相互映衬，善者更善，恶者更恶。例如在对待与郑生相认一事上，管家老竖“相持而泣，遂载以归”，但是荥阳公却以辱没门庭而鞭之数百，弃之而去。反映出门风等级观念对人性的扭曲，也更加衬托出底层人物的人性光辉。
写实手法和细节描写表现出唐传奇的高度艺术成就。如郑生再次拜访李娃时，李娃的侍女听见郑生问“此谁之第耶？”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通过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第一次见面后，李娃对郑生也是日思夜想，心生爱慕，她的侍女也是知道的，才有这句遗策郎的出现。郑生作为歌郎与人比赛的场景描写，表现出唐代城市生活的背景。
四、作品情节架构曲折跌宕，引人入胜
白行简的小说《三梦记》尽管篇幅短小，但是情节离奇，通过同一个叙事理念把三个梦贯穿连缀起来，现代电影《盗梦空间》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三梦记》中情节的构建梦中有梦，现实和梦相通，梦和梦相通，情节虚幻离奇，表现了现实和梦境的融合。小说语言质朴简练，情节离奇，使人拍案。
白行简的小说摆脱了唐传奇初期志怪小说的桎梏，开始描写社会人情，故事结构完整，情节曲折跌宕，百转千回，情深意切，体现出白行简高超的文学造诣。《李娃传》描写荥阳公老来得子，郑生聪慧无比，但是在赶考途中遇到美丽的李娃，散尽千金后被李娃设计抛弃，流落街头成为挽歌歌郎。《李娃传》总是在一个情节看似走到尽头时，峰回路转出现另一个情节，例如在赛歌会上，郑生被管家认出，本可以摆脱穷困的日子回家，却又被其父鞭挞抛弃，在郑生走投无路时李娃重新出现，当郑生取得功名后，本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李娃决意请辞。一波三折的情节充满戏剧性的变化，使得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尽管《李娃传》在结局的安排上回避了尖锐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但是表现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追求，对爱情自由，婚姻平等的美好祝福，成为唐传奇中的千古绝唱，也代表着白行简最高的文学艺术成就。
白行简的小说描写细腻，虚实结合，情节曲折，人物刻画生动鲜活、饱满，细节描写逼真传神，字里行间感情真挚，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艺术成就，其文学审美价值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明珠。
参考文献：
〔1〕刘艳.浅论中国小说的成熟――白行简《李娃传》赏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2（1）：148-150.
小说的结构范文2
流浪汉小说影响下的《围城》叙事结构分析
摘要：若要寻找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将审美观照指向人之在世终极困境的著作，我们的目光甚至无需搜索便会为钱钟书《围城》的耀眼光芒而停落。在围城中，作者通过对方鸿渐人生体验的描写，在现代意识的覆盖下唤回了一个古老的哲理命题，即，人类存在的困境状态以及人生出路何去何从的问题。作者对象征和隐喻层出不穷的运用，使其特色鲜明的话语表达在一个恰当的程度上契合了《围城》主题意蕴的深度和思想批判的高度。除此之外，这样一个博大而庄严的命题，若是没有一个独特的叙事结构来支撑，也便绝无屹立的可能。本文正是要分析《围城》在沿袭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之外，是怎样通过适当的借鉴西方流浪汉小说的某些叙事结构特点，以形成作品自身独特的叙事风格的。
关键词：《围城》叙事结构特点、流浪汉小说、借鉴与发扬
作者简介：方茜，女，籍贯山西，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小说的结构范文3
2.七夕那天，我的狗要是出去拍拖，我负责看门等狗回家。
3.第二杯半价这种福利从老没享受过。
4.别再说自己有孤独和烈酒，其实你就是一条单身狗。
5.人家老婆都会生气了，我老婆还在充气。。。
6.请叫我单身龟！这个年龄的狗都死了几条好吗！
7.如果说女人是衣服，那我已经裸奔了三十年了！
8.我把10086备注成了男朋友，这样每天能感受到男朋友的关心。
9.七夕那天我会玩一整天的连连看，消灭一对是一对。
10.七夕，我好友里谁秀恩爱，我就截图，将来你结婚对方如果不是ta，我就把照片塞红包里送给你们!
11.秀恩爱没有那么容易，单身狗也有Ta的脾气。
小说的结构范文4
关键词：莫言;小说;叙事学;叙事伦理
莫言是我国现当代优秀作家，其作品众多，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同时，莫言也是我国一位倍受争议的作家，人们对其作品往往持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但是尽管莫言小说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否认其对我国叙事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论是作品内容还是叙事方面的外在表现形式，莫言的小说作品都体现了我国现代文学艺术与传统文学的完美融合，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下面本文就结合莫言小说的叙事伦理，对其叙事学价值进行具体分析。
一、莫言小说的叙事伦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研究莫言小说的叙事伦理可以从读者角度对莫言小说作品进行分析，能够发现其小说不仅能以文本话语的形式客观存在于社会上，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经典的机会，并且表现出一种体验和感受的力量，而小说的伦理性正蕴含于这种力量之中。通过这种伦理层面的观察和解析，可以真正明确一位作家对社会乃至文学历史产生的创作价值。从叙事伦理层面对莫言的小说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叙事学和伦理学的结合分析中，莫言所阐述的意境不是单纯空间意义上的伦理，而是将伦理学放置在叙事学的维度中进行分析和考察，在精神指向方面表现出一种生命的存在性领域。莫言的小说作品几乎都包含着浓郁的生命气息，向读者讲述了关于生命的故事，《透明的红萝卜》中生命顽强的男孩眼中重要的“红萝卜”意象，《红高粱》中“爷爷奶奶”不拒礼法、轰轰烈烈的爱情以及《檀香刑》中孙丙的戏子英雄等，都在痛彻心扉的故事叙述中表现出“生命存在”的伦理。而这种生命存在的感觉是社会理性的道德法则难以明确解析的，从更深层面上探寻，莫言小说中的叙事伦理正如《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中所说，在本质上表现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并且正是莫言的这种叙事伦理特征，巩固了莫言在“民间”叙事领域的重要地位[1]。张清华先生也极度推崇莫言小说的叙事伦理，在《叙述的极限》中曾对莫言小说中叙述伦理的表现进行了梳理，认为莫言叙事中的民间伦理原则在其早期作品《红高粱家族》中就应该出现雏形，在家族叙事中，以民间化和野史化取代了传统叙事中较为权威的国家历史中心地位，在我国当代叙事文学历史中具有一定的终结意义。而莫言的其他作品如《白狗秋千架》和《球形闪电》等则表现出叙事伦理中民间的生机，与代表作《天堂蒜墓之歌》中所呈现出的民间被施暴屈辱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莫言最基本的民间写作叙事伦理。同时，莫言的代表作《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也促使莫言小说中的民间叙事伦理等到了进一步升华，最终使莫言的文学创作超越了我国现当代乡村叙事中无法摆脱的风俗趣味和道德冲突等，在精神层面构建了一个全然凌驾于道德世界至上的“生命大地”。因此可以说，莫言小说在叙事学上的价值在于其以人类学的博大以及人类原始追求为依托冲破了伦理学的限制，极大的拓展了叙事世界的发展局面，几乎终结了我国传统小说叙事中单一的历史史学思想，构建了一种基于生命本体论的历史诗学。
二、莫言小说的叙事学价值
（一）叙事方式
纵观我国文学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作家的叙述方式具有不同的特征，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基本处于不断地进步和调整过程中，表现了作家对叙述方式的深入探索。而对于莫言小说来说，如果对莫言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纵向分析，则可以发现，其小说叙事方式也处于一种不断的探索和进步过程中，较之于早期的小说作品，莫言后期小说的叙事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叙事结构也逐渐变得更为复杂多变，对叙事方式的掌握更为合理[2]。在莫言的小说中，一般在表面上会将第一与第三人称的叙事进行对立，但是在作品的精神层面则表现出二者的自由转换和辩证统一，两者在文中的紧密合作将主人公的主观意识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同时，莫言小说叙事中的主观情绪化特征一般表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其长篇小说的典型代表就是综合运用各种叙事方式的完美体现。根据莫言小说的创作特点，其叙事方式具体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使用人称代词“我”、叙事方式与环境紧密结合、能够运用多种表现形式展现作者的主观思想。莫言小说对于多种叙事方式的使用，不仅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还能够将生活中场景科学合理的展现出来，帮助读者根据细节理解小说的内涵，进而感受小说中的情感变化。
（二）叙事结构
小说叙事结构一般可以根据其发挥的作用具体划分为内外部两种结构，莫言小说的叙事结构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莫言在进行小说创作过程中，高度重视选择和结合合理的叙事结构，在不断变化中表现故事的精神内涵和主人公的真情实感，进而帮助作者体会小说的微妙变化，准确抓住作品灵魂。同时，莫言的小说也强调对故事进行合理表述，旨在通过情感的变化与多种叙事结构的结合，在彰显小说中心思想的基础上凸显出一定的文学价值。
（三）叙事学价值
综合上述分析，莫言小说作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典型代表，其在创作中运用的叙事方式和结构具有较高的叙事学研究价值。各种叙事方式之间的结合和联系，不仅表现了我国现当代小说的叙事创作史，还在未来叙事学思想在高校内的传播方面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3]。可以说，莫言开辟了我国小说创作的特殊道路，既没有完全摒弃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也没有忘记对现代小说思想进行创新，而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适当取舍，凝练出小说创作的精华。因此可以认为，莫言通过对小说叙事技巧的创新发展，将小说创作中的叙事学价值不断的积累下来，在提升自身小说质量的同时，为我国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参考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结语：
总而言之，莫言作为我国现当代代表性作家，其小说创作在叙事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对我国小说创作的发展和小说叙事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所以，相关莫言小说研究者应该加强对莫言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视，为我国高校学生对于莫言小说叙事学的学习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作者单位：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高文霞，任慧芳.莫言小说叙事空间研究[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6）：22-24.
小说的结构范文5
关键词：传统小说 鲁迅作品 结构星途
20世纪初，我国的小说创作。从总体上而言，就其结构形态上仍然停留在简单的线性章回体，以情节取胜的形式上，与整个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步伐显然是不适应的。当《新青年》上陆续出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后。传统小说的锁闭性机构被完全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开放式的小说结构，这种结构：情节面向生活面向读者心灵，小说本身只能是半个世界却延伸在生活中和读者的心灵中，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其作品在作品之外开拓空间，大大超越了本身的容量，丰富了小说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创作中结构形态的变异，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也正是从这一层面上讲，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成熟。那么，他的作品为什么能够产生深刻的效果和感人的力量呢？就在于作者在作品中超越了一般的现实形态，体现出高度的象征结构形态，把人物的性格及其社会关系提高到一个哲学的高度加以表现。笔者谨以《药》浅析一下鲁迅小说结构方面的独到之处。
一、看与被看的二元关系
看与被看的结构模式是鲁迅小说的两大模式之一。这种关系体现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之间，在中国的现实中变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发现。《药》中人们争先恐后的到刑场去看杀夏瑜“颈项却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子，被无形手捏住了向上提着”。茶馆中夏瑜成为茶客们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在民众的眼中只是茶余饭后的笑料，甚至觉得他“疯了”。在这里小说构成民众看夏瑜，夏瑜被看的二元关系。但在这一关系中小说没有去深入体察人物的性感和命运，而是从不同的人生世相之中提起共同的一面-----病态。鲁迅大华夏两家的悲剧置于这种加以展示，我们不难发现，病态是双重的，批判也是双重性的，既有麻木吃人的群众，也有悲哀的启蒙者、革命先驱，小说采用这一结构形态，酿成作品内容的丰富性，作品的含蓄性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以此同时，还带来了作品题旨的多义性。
二、结构的双线性与象征性
众所周知《药》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一家，暗线是夏瑜一家。明线：华老栓买药----华小栓吃药----茶客们谈药---华大妈上坟。暗线：夏瑜就义---夏瑜的血被吃----茶客们谈夏瑜----夏四奶上坟。
针对明暗两条线索的作用颇存争议，但笔者赞同没有主次之分这一说法：首先，从小说人物姓氏的取名，华夏即华夏民族，再现的华夏两家的悲剧，这就意味着悲剧不是个体的，而是整个民族性的。再结合作品内容来看，夏瑜的血浸入馒头被华小栓吃进肚子；夏母羞愧的神情。群众是无知、麻木的，革命先驱是悲哀的，二者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站在现实历史角度，这不存在谁是谁非，传达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时代的处境的普遍意义，是中国国民的一种普遍生存状态。既然悲剧是民族性的，再现的是整个国民的生存状态，那么作者“引起疗救注意”的就不主要是民众，同时也有启蒙者、先驱们。也不存在主要批判谁的问题，二者都是疗治批判的对象。因此两条线索的平等性更加彰显了小说内涵的深度和广度，蕴含着浓郁的象征性-----民族悲剧的整体性。
再次，“药”作为两线的交接物，已非实物意义上的药了，而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线索贯穿于小说之中，即革命者鲜血浸渍的馒头不是疗治小栓之病的良药；夏瑜所从事的革命也不是救治中国社会的良药。所以“药”不仅作为小说情节进步的有机内容，而且作为作品气质与力量的象征而贯穿在作品中，围绕“药”小说升腾起一种总性的寓意，作者的情思（悲悯、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同时得到了升华。
三、结构的不和谐性
小说的结构范文6
关键词： 小说《大淖记事》 文体学 诗话小说 散文化小说
汪曾祺是一个文体意识非常强的作家，也是一个文体上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曾有法国记者就他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提问，汪答曰：“我大概算是一个文体家。”［1］P295笔者就试着从题材、结构、叙事方式、人物、语言等方面对这部被视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进行文本细读。
一、题材方面的特点
《大淖记事》这篇小说基本上符合汪曾祺小说题材方面“回忆即小说”的特点。汪曾祺说：“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2］P189
《大淖记事》在《大家小集——汪曾祺集》中被收入“故乡杂记”，就是说作家是以一种回忆的姿态写的发生在故乡背景里的故事。这个题材的特点决定了这篇小说的整体氛围、整体情调。回忆型的小说一般来说都带有怀旧色彩，人物也置身于一种比较远距离的时空里，这些都增添了小说的诗化色彩。
二、结构方面的特点
《大淖记事》结构方面的特点可以用“近似随笔”来概括。汪曾祺主张小说贴着生活来写，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为此，他主张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观念，实现小说结构的散文化。他认为，散文化是现代小说结构的必然趋势。汪曾祺曾以“水”来喻示文化小说的结构，“水”是舒缓有致、宛转自如的，与生活现实相适应。汪曾祺对小说结构的这种认识深受古记体小说的影响，像他所崇尚的《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作品，都是“笔记”或类似“笔记”的小品。
《大淖记事》不似传统小说有鲜明的开端、发展、、结局，而是很少有悬念的设置，叙述节奏也永远是那么的不紧不慢，舒缓有致。在巧云被，十一子被号长带的一群人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小说也没有出现读者预想中的。文章的节奏仍旧是那样的从容不迫，特别是巧云和十一子之间的一段对话，让人有无语之感。对话是这样的：
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能说话了。巧云问他：
“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我们为男女主人公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时候，他俩却在你侬我爱、卿卿我我，让人忍俊不禁，却也只能舒心地一笑，有一种“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挫败感。其实，这是小说独特的散文化的结构产生的奇特效果。
三、叙事方式方面的特点
（一）从环境中推出故事，铺张背景描写。
《大淖记事》的开头不露声色地、执著地临摹民俗地图，故意躲开人物的叙述，读起来令人惊奇。小说前三节，写的是大淖风情、锡匠行当、挑夫生涯，都是写风土人情，宛如一幅幅精彩细致的民俗画，直到第四节，人物才姗姗出场。这种从环境中推出故事、铺张背景描写的手法增添了小说的意境美，同时也增添了小说的文化意味。因而，小说的诗化美得以体现。
（二）意象叙事。
“意象叙事”是与意象抒情密切相关的一种叙事方式，是强化诗化氛围的重要手段。它依靠不断出现的意象来结构，并推动叙事作品情节的发展或情感的演变。意象承载着丰富的情思内涵并拓展出广阔的审美空间，使叙事和抒情融为一体。例如小说中出现的“鸡鸭炕房”、“鲜活行”、“鱼行”、“茅草”、“芦荻”、“挑夫”、“荸荠”、“菱角”、“连枝藕”等独特意象就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民间风俗图，同时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四、人物方面的特点
在汪曾祺看来，散文化小说不是直接写人，而是写气氛，借气氛来写人。传统的小说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紧紧围绕着人物来组织情节，布局谋篇，而汪曾祺则突破了这种观念，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小说的人物描写。他的“气氛即人物”的人物描写理论是紧承其散文化的小说主张而来的。
散文化小说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情绪化”小说，这种小说不编织故事，不注重情节的发展，而着意于营造一种意境，抒发一种情绪，营造一种气氛。散文化小说也写人，但不直接写人，而是融人于气氛之中，借气氛来写人。［3］
《大淖记事》多采用描述和表现性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充满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其目的是在文本中营造出一种情调和意境。在小说中，巧云和十一子的性格都隐藏在一种深深的文化氛围中，使读者产生一种亦真亦幻、虚无缥缈的感觉。但是在那样美的氛围之中，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巧云的美丽纯真，十一子的勇敢真诚，以及他们之间至纯至美的感情。
五、语言方面的特点
（一）具有暗示性和模糊性。
中国古代文论历来推崇“重含蓄”之理，受其影响，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具有暗示性，呈现出含蓄婉约之美。汪曾祺的小说都很短，语言也经济。为了用经济的语言表现丰富的内容，作者常常选用凝缩性句子，并利用词际句际空白，让简短的语言形式承载复杂的语义内容。［4］
小说中描写巧云和十一子半夜幽会在沙洲的那一段，就充满暗示和模糊性。小说只这样写了一句：“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待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这具有暗示性和模糊性的语言很像诗歌的语言，这如诗的语言使得小说充满意境美，同时也增加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使得小说的内容得以无限延伸和扩展。
（二）气韵生动，兼具音乐性和绘画美。
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无论从情感节奏还是语言节奏来看，其音乐性都很强。例如文中有这么一段：
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走过，好看得很。
这一段文字描写，不仅让我们听到了扁担的“嚓嚓”声，而且我们似乎能看到姑娘媳妇们袅娜的身姿和绽放在她们脸上的明媚的笑容。她们和她们肩上的五颜六色的挑货一起，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妙的图景。
小说中大量短句的运用，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形成了如诗词般的节奏回旋，实现了文章的和谐美。同时，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了内部节奏的和谐美。叠言形式本身具有音乐性，能给人以声音的美感，同时具有描绘作用，可以增强语言的形象性。
（三）语言的文化性。
《大淖记事》的小说语言富含文化气息，由此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文化风貌。小说中独特意象的使用、独特生活场景的展现、独特的具有地域色彩的语言使小说的文化意蕴深厚。
这里所谓的文化，既有俗的一面又有雅的一面。小说描述十一子外貌神态的那一段就极具古典气息：“因为他太聪明，长得又太好看了，他长得挺拔四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合身衣服整齐合体。”［5］P40
这段文字描写当然是极雅的，然而小说中俗的文字也是有的，例如姑娘媳妇们喊老光棍黄海龙“老骚胡子”的诨名就具有口语化的色彩，富含浓郁的生活气息。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字大概就是汪曾祺的小说散发持久魅力，并被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原因之一。
《大淖记事》作为汪曾祺诗化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情绪，它把情节淡化，人物化虚，结构散化，却并不意味着将这些要素化无，它与旧小说有所不同，却又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小说特质。在1980年左右就能写出具有如此独特文体魅力的汪曾祺，的确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家”。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熊修雨.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的小说文体观［J］.新疆大学学报，2001.12，第29卷，（4）.
［4］伏斐.灵动诗意和谐纯美——汪曾祺小说语言魅力述略［J］.作家杂志，2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