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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小说范文1
关键词：张爱玲 语言艺术 艺术风格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1.210
在众多现代小说家当中，张爱玲是十分独特的一位。张爱玲小说的语言优雅、描述深刻，与其他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纵观张爱玲的小说，不管是从故事的结构、角度的选择还是语言艺术的使用都十分独特。张爱玲小说的成功可以说是其语言艺术的成果。在小说中，语言艺术不仅仅能够描述故事、描写人物还能够传递作者的心态与情感。由此可以看出，张爱玲的小说语言应用十分出神入化，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一、西方技法的创新应用
（一）心理描写
张爱玲在对人物内心描写的时候充分借鉴了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论，同时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融合在其文学创作当中，其中包括意识流、新感觉主义等等。张爱玲的表现技巧运用得十分娴熟，具有十分显著的现代特征。张爱玲是一个十分擅长琢磨人们心理的作家，其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时候都是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不仅仅有巧妙的心理暗示，还有精心设计的人物对话。张爱玲作品中每一个动作，每一种思维都是人物心理的真实反映[1]。话语即为动
作，动作即为话语，即使在没有任何动作与语言的场景下，人物的情绪波动也十分强烈，不会受到无动作与语言的限制。例如，在张爱玲《金锁记》当中，“七巧等要打，又掣回手去，重新一鼓作气道：‘我真打！’抬高了手，一扇子劈下来，又在半空停住了，吃吃笑将起来。”这一部分的描写中将每句话都变化为动作，将每个动作都变成了话语，将人物的内心情绪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
（二）荒诞手法
在西方现代主义中，很多作家都采用了荒诞的艺术表现形式来传递其自身对人生、对社会、对生命的体验与感受。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也常常使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来展现充满悲剧的人生。在《心经》中，许小寒在青春好年华的时候迷恋上了自己的父亲，丧失了健康正常的爱情。这一情节是十分荒诞的，但是却又真实展现了作品中人物内心的痛楚与纠结。在作品《封锁》，中张爱玲将荒诞这一艺术手段展现更加彻底，仅仅在“打个盹”的时间中男女主人公莫名的陷入了一场假恋当中。这是因为寂寞的心理与生存的寂寞让男女主人公在虚幻的空间寻找着仅剩的温情。
二、对于细节的描写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细节看上去没有起到作用，但是实际上却处处透露出巧妙的设计。张爱玲的作品《十八春》整篇的结构都设计得恰到好处，不论是张弛还是松紧都十分恰当。而这些恰到好处的张弛度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小细节拼接而成。在文中，红宝石戒指这一物品出现了很多次。第一次是世钧将它送给曼祯的时候。世钧在戒指上缠绕了一截线衣上的毛线，然后这个戒指又被曼祯扔到了纸篓中。曼祯不久又将这个戒指捡了回来。情节在发展到后来，曼祯被姐姐囚禁了起来，每当曼祯看到这个戒指心里都会隐隐作痛，好像被针刺了一下[2]。为了逃脱出姐姐的囚禁，曼祯将这个戒指给了阿宝，阿宝又将这个戒指给了曼露。然后，世钧又到了别墅中来找人。在这一情节发展中，曼祯好像听到了世钧皮鞋走路的声音，但是最终世钧与曼祯还是错过了。当最后，曼祯将戒指给世钧，并且离开别墅的时候，张爱玲对戒指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戒指上的毛线有一丝丝血迹。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心就悬了起来。世钧觉得这个红宝石戒指就像一个烫手的烟头，将它随手丢弃了。这一个个离奇的故事在张爱玲巧妙的设计当中缓缓开展，张爱玲对细节的处理与描写将整篇作品连缀的惊心动魄，跌宕起伏。
三、精妙比喻与意向的修辞方式
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修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写作方式，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文章主体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然而，通常来说，修辞在作品中往往不会占据主体的地位，这是由于比喻与意向过多使用会影响到小说情节的发展。但是，在张爱玲的小说当中，比喻与意向并不是影响小说情节开展的因素，而是造就了小说作品的成功。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张爱玲对王娇蕊的神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她穿着一件曳地长袍 ，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 ，沾着什么就染绿了。”读者读到这里只需要细细的一想就可以在脑海中浮现出这种绿色醒目到让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这种绿色占到什么就能够把什么的染成绿色，甚至连透明的空气都可以留下绿色的影子[3]。张爱玲采用这一比喻手法也巧妙的暗示了王娇蕊与振保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王娇蕊甚至可以穿透振保呼吸的空气。又如，在小说《倾城之恋》当中有着著名的“城墙”意向。这部小说是张爱玲所著的包含了浓厚苍凉意味的作品中最特殊的一部，因为这部小说的结局是圆满的。但是，“城墙”意向背后所包括的一个巨大的悲痛，是来自文明丧失的悲痛。特别是在情节后续发展的过程中，“城墙”在战争中再一次现身，使得这一个虽然结局是圆满的小说看起来更加苍凉与悲惨[4]。整体来说，张爱玲小说中这种精妙的比喻与意向几乎全部都来自于人物身边的景物与事物等，并且夹杂在男女之间的日常故事当中。
四、结束语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张爱玲绝对是独树一帜的人物。张爱玲还被称为是“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张爱玲之所以获得这么高的评价不仅仅只是由于在她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角色，更加重要的是张爱玲娴熟又独特的语言艺术功底。不落俗套、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奠定了张爱玲小说悲伤的基调。张爱玲利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将每种体验与感受都融入了自己的作品当中，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语言魅力。
参考文献：
[1]周魏.张爱玲小说语言对现代小说创作的影响[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9）：117-118.
[2]徐克瑜.隐喻和象征――细读张爱玲小说的意象化呈现艺术[J].陇东学院学报，2011（1）：43-46.
[3]胡莎.论时空意识与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33-35.
张爱玲的小说范文2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视觉；电影技巧
姊妹艺术之间从来都是相互滋养、相互给予的，张爱玲的小说无疑是这方面成功的实例。她的小说是多方面地借鉴融合了中西方艺术的结果，得力于好莱坞电影者尤多。李欧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的小说是“结合两种完全不同的通俗文类――中国旧小说和好莱坞出产的新电影――从而创出的新文体”。更有甚者干脆称她的小说为“纸上电影”。确实，将电影技巧引进小说，构成了张爱玲小说艺术上一个根本的长处和特色。
张爱玲之所以能灵活地运用电影技巧，与她所生活的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大都市上海不无关系。早在1897年，美国电影就已经进入上海影院放映。到了上世纪20年代，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上海人追求时尚的一种生活方式。张爱玲也不例外，常常独自―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影星如葛丽泰・嘉宝、贝蒂・戴维斯、加利-库伯、克拉克・盖勃、秀兰・邓波儿、费・雯丽主演的电影，她几乎都看了。她当时订的杂志也以电影刊物为多，如《Movie Star》(《影星》)、《Screen Play》(《幕戏》)等。从小就广泛接触中外电影文艺，使张爱玲对电影这种新的艺术门类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张爱玲从香港回上海准备以写作谋生时，也是以写影评开始的。在《中国人的宗教》《谈跳舞》《借银灯》等文章里，显现了她对不同国度的电影题材、电影技巧的处理都相当熟悉，并且见解独到。这些积累为张爱玲日后的小说创作带来了取之不尽的灵感。
电影虽是一种综合艺术，但主要还是图像的艺术。作为图像艺术，电影给文学的最大馈赠应该是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对细微事物的放大镜式的审视目光以及画面蒙太奇后产生的特殊效果。电影确实教会了张爱玲如何观察事物，然后把画面精确地写成文字。她特别善于运用视觉形象鲜明突出的具象语言来刻画人物，烘托气氛，表现心理，营造意境。其语言文字具有一种感观性和视觉化，这使得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视听上的愉悦，能产生一种过电影的效果。
让我们来看看《金锁记》描写七巧轰走姜季泽以后的景象：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都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沾上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
这段活除了“性急慌忙”外，没有一个字提到七巧此时的内心活动。其实，此时七巧的心理是五味杂陈。曾经爱过的人忽然上门来，她的心理曾有过细细的喜悦，也有过些许的遗憾，毕竟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然而，当她知道季泽是为银钱有备而来时，她的心理失衡了，七巧掷出了手里的扇子，打翻了玻璃杯，酸梅汤溅湿了季泽的长衫，他脱下衣衫扬长而去。曾经爱过的季泽走了，七巧的心理怎样?作者首先是借用“酸梅汤朝下滴”这种类似电影式画面叙事的方法来表现七巧度日如年的难熬心理；接着用“扶”“站”“调转”“提着”“撞到”等动词把大怒后七巧内在的心理冲突如痛苦、孤寂、绝望和懊悔等一览无余地展示了出来。
这种手法在她的《霸王别姬》最后那一部分表现得更充分，连张爱玲自己都说太像好莱坞电影的作风。确实，这一段几乎全是虞姬和项羽的对话及动作神态。
虞姬的心在绞痛，当她看见项王倔强的嘴唇转成了白色，他的眼珠发出冷冷的玻璃一样的光辉，那双眼睛向前瞪着的神气是那样的可怕，使她忍不住用她宽大的袖子去掩住它。……
“可怜的……可怜的……”底下的话听不出了，她的苍白的嘴唇轻轻翕动着。
他甩掉她的手，拖着沉重的脚步，歪歪斜斜走回帐篷里。她跟了进来，看见他佝倭着腰坐在榻上，双手捧着头。蜡烛只点剩了拇指长的一截。残晓的清光已经透进了帷幔。“给我点酒。”他抬起眼来说。当他提着满泛了琥珀的流光的酒盏在手里的时候，他把手撑在膝盖上，微笑看着她。
“大王，我想你是懂得我的，”虞姬低着头，用手理着项王枕边的小刀的流苏。……
“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去把你献给刘邦吧!”
虞姬微笑。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
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紧抓住那镀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
“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曾经那么辉煌，那么所向披靡，此时却四面楚歌，人物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张爱玲在这里却没有直接写人物的内心，而是运用戏剧电影的手法，只表现人物的语言及动作，项羽英雄末路的处境和他们此时的内心世界自然而然地显露了出来，特别是虞姬面对败局已定是那样地镇定从容，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作者所写的画面不张扬、不夸饰，但是讲究视觉造型，动作感强，形成一幅写实又写意的有意味的画面。
张爱玲还特别善于运用视觉化强的色彩语言来达到电影化的效果。“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个世界显得更真实。……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在那里了，就使人安心。”这个世界的真实与否竟然是以让人注意到的颜色为“可喜”，足见她对颜色的喜爱。作为作家，自然会把这种喜好融入她的文学创作中去，张爱玲很多小说中的自然风景、房屋摆设、人物服饰等都绚丽多彩。就拿人物的服饰来说吧，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作者让等振保回来喝茶的王娇蕊穿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绿色在大自然中最多，它所蕴涵的勃勃生机暗示出王娇蕊旺盛的生命力。那过分刺眼的绿调再加上深粉色的衬裙，把王娇蕊那种无法用语言来直接表达的无穷的欲望借助服饰的色调很好地张扬开来。但此色较为普遍，所以列不上尊贵之色。王娇蕊也不是尊贵之人。她一面为人妻子，一面与旧情人藕断丝连，一面又来勾引振保，张爱玲让这样―个极不守妇道的昔日交际花穿上―套视觉效果极佳的绿色长裙真收到了一箭多雕的效果。人物服饰的色调给人的视觉冲击是最大的，用它来写人物的内心和品性，电影化的效果非常明显。
张爱玲不仅用具象性很强的电影语言来刻画人物、表现心理、营造意境，而且经常用组合得极好的成套镜头来描写场面。张爱玲的一支笔，就是一部甚至多部摄像机，对准各 种不同的场景，调整各种不同的距离和角度，变换各种不同的拍摄手法，使小说复杂的场面描写显得层次井然。而又毫不单调。例如，在《金锁记》中，童世舫应邀来到七巧家里吃饭，当他和长白说了一会儿天气、时局、风土人情之后，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通过童的眼睛有这样一段七巧出场的特写：世肪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官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这段场景的设计是非常电影化的，张俨然一个导演，先将镜头聚焦在七巧身上，仿佛电影里的慢镜头，接着又移动焦点，从门外的日色到楼梯上铺着的地衣，最后又定格在七巧的身上。正当七巧在向世舫说长安再抽两筒就下来时，作者又来了一个特写镜头：长安悄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通过镜头的转换和特写的运用，两代女人的悲剧不言而喻。
张爱玲的小说范文3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吸收、融合与创造，意象，色彩。
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艰难的事。
―张爱玲《写什么》
我认为张爱玲正是汲取这园子里蕴籍丰厚的土壤努力向上攀延而又不断伸展肢体的大树。她的创作正是那“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①谁也不曾幻想的奇花异卉，但是她的珍贵不仅在于延续了土壤的生命，她更是借助自身卓越的创造力，结出了鲜翠欲滴的传奇果实，成就了一段千古绝唱。她从现实生活中提炼故事情节，把悲剧式的苍凉和喜剧式的讽刺寓于一炉，意象的物化效果使得心理剖析更显老练，这些艺术技巧的使用让作品具有震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因此我以张爱玲4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主，以其《红楼梦》这部作品对她的深刻影响,希望能从中摸索出张爱玲小说文学创作中的主要特征及其来源。
一、小说人物情节的设计与《红楼梦》的相似处
正如张爱玲自己说的“中国文化古老而且具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②首先,我们从语言文字方面来看,任何一个读过红楼梦的读者再捧起张爱玲的小说特别是《金锁记》,总以为自己又在那个繁华热闹的宁国府了,这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会令你一时无以适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月夜下《金锁记》中姜公馆里两个睡不着的丫头都聊些什么:
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我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萧呦了一声道:“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到:“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作官人家的女儿谁肯嫁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凤萧道:“哦,原来是姨奶奶。” 小双道：“原来是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作正头奶奶,好教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二爷.”凤萧把手扶着窗台,沉吟道:“怪道呢!我虽是初来，也瞧料了两三分.”
像这样一段对话所提供的信息，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想起《红楼梦》。诸如都写一个大家庭，姜公馆凡百事也都由老太太做主，婚配讲究门第,地位区分正庶,并且两个丫鬟也伶牙俐齿,对主人的底细琢磨的一清二楚,小说的内容像《红楼梦》,但格局更是相似,比如这种主人公尚未出场,已经由旁人口中评价,使读者有一轮廓在胸。使人倍感亲切的，是对话人的心态，声势，宛如从大观园中传出。
二、诗的魅力：丰繁的意象比喻
张爱玲的小说被称为是“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功夫”，③她有着极其丰富和卓越的想象力，再加上风姿美妙的写作手法，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那令人目不暇接、拍案叫绝的意象比喻。张爱玲非常擅长的则是运用意象的比喻和滑稽尖刻的语气来传达她的讽刺意味，讽刺冷漠的人情，讽刺苍凉的人生。
张爱玲更高妙之处在于她能用意象的比喻使人物的微妙的心理活动物化，从而使读者在一系列事物和色彩中体会到作品中人物的心情。
那么，在意象的表现方面，张爱玲受到的最大启示来源于哪里呢？答案是《红楼梦》。象征和隐喻是《红楼梦》艺术魅力的来源之一，如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板儿同巧姐柚子换佛手之类，同人物的个性，遭遇也有关合和寓意，尤其是为数众多的诗词、酒令、谜语，更包括着象征。不论是“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的判词，还是画面上乌云浊雾，莲枯藕败的景象；不论是一响而散的爆竹，还是飘摇远去的风筝……都各各寓含着书中重要女子的遭际和命运。形象，概括，意味深长。
三、色彩的象征性与画面感
对于色彩的敏感与喜好华丽，张爱玲可以说和曹雪芹不相上下。她在《天才梦》中谈道：“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这和她生于其间长于其间的封建家庭有关，因为一个贵族之家，其间的排场是华丽考究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她自己的小说中，她对色彩的发挥达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红楼梦》中对每个人的衣饰都有华丽而脱俗的描写，这主要是因其色彩运用的妙处。且看刚出场的混世魔王在林黛玉的眼中：“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潮靴”。这些色彩极尽富丽堂皇，但是又极衬出这位纨绔子弟的特征。
张爱玲也极力推崇《红楼梦》中的色彩描写所创出的脱俗的意境，但其实她自己对色彩的敏感度也是惊人的。她善于在小说中描摹各种层次的颜色，无论人、景、物，都调动了大量的色彩手段，因此视觉意象非常丰富，很容易让读者身临其境。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色彩，已经独立化成为一种意象。它或描摹人物性格个性，如红玫瑰王娇蕊的大胆刺激的颜色显示她的热情如火，而相对来说，白玫瑰的空洞无味的白，只能暗示这个贤妻良母的单调无趣；或暗示人物的心理活动，王娇蕊的鲜辣的“绿”是振保眼中的刺激物，它无疑成为一种热情的，这里王振保肯定了王娇蕊的激情魅力即作情人的必需。
四、结语
张爱玲不是天才，她没有曹雪芹的才势，浑淳不如沈从文，深刻不如鲁迅，清秀不如冰心，但是，三岁即能背诵唐诗的她，曾以怀疑的眼神冷眼看一切，以一支不惧怕通俗的笔，写尽新旧时代交替上海十里洋场的女性的故事，她们的颜色，心情和渴望，她向我们絮絮地倾诉那种生存的无奈和绝望。有勇气将人生最虚无和无情的一面揭示出来的，我们说她是一个勇者；而能继承东方文学传统，用繁复奇妙的意象，巧妙的比喻将这些转换为故事，让我们如临那个繁华如梦的喧闹都市，并感受一种无法道尽的苍凉感由作品弥漫到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心灵的，我们说她是一个天才，而且是一个可爱的天才。
注释：
① 傅 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原载《万象》月刊1944年5月第三卷第11期。
② 张爱玲《〈海上花〉译后序》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初版。
2、胡兰成《今生今世》1990年9月初版
3、阿川《乱世才女――张爱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初版。
4、于青、金宏达编，《张爱玲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初版
5、张爱玲，《红楼梦魇》
6、张恨水《金粉世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初版。
7、曹雪芹《红楼梦》岳麓书社1987年4月初版
8、贾平凹《读张爱玲》倒数第二段，《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张爱玲的小说范文4
[关键词]张爱玲 作品语言 个性化 变奏魅力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表达作家对社会生活感悟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文学语言是经过艺术加工后所形成的语言中的语言，它比一般的日常用语更具有心理蕴含性。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中的一切，包括它的物质的和机械的表现，比如声音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心理的”。举凡优秀的文学家，总是以自己的语言个性特色吸引着读者的。梁实秋把文学作品语言个性特色称为文调。文调既与作家的文学修养和审美情趣有关系，也与作家对文字感觉，抵达事物内蕴的表达方式以及独特的修辞手法、遣词造句的癖好密不可分。因此，作家总是有目的改变语言框架的关系，淡化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和原则，进行个性化的遣用，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创造出丰厚幽奥变异的审美意象和审美体验。
“旷世才女”张爱玲的小说是“既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的色彩，’”介于新旧雅俗之间。其作品打动人的不仅仅是港沪洋场中的故事和人物，还有她那奇诡的叙事语言。她在强烈的语言本体意识下，对文学语言进行了极富有个性特色的开拓和创新，以独特的女性生存体验和个性视角，对常规语言进行的肆意偏离，突现着能指背后的所指内涵，亮给读者一个又一个的惊奇和惊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蚤子”(《天才梦》)，“她的声音灰暗而轻飘，像断断续续的灰尘吊子”(《倾城之恋》)；“把孩子抱过来叼着嘴和他说话”(《连环套》)；“宗祯断定，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稀薄、温热，冬天里吹自己的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她整个的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这些语言冷峻而又险奇、鲜活而又生僻，透露出空灵，充满着智慧，在虚实相衬中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境界。
一、在单个词语或短语选择使用上，对语言元素进行主观随意的变异处理
1、注重动词的安置、选用
张爱玲常常以超常思维和独特视角，破除封闭的、惯性的思维模式，跨越毫不相干的两个或多个语用范畴，强制性地使用动词移用的方式，刻意制造反常态的语言表达来获得神形俱佳的表达效果和审美愉悦。
“她仰着脸在她腮上啄了一下”(《连环套》)；
“他坐在那里像一座山，……他把自己铺排在太师椅上，脚踏棉靴，八字式搁着”。
例一中写人们之间是没有真情的，母亲对孩子只在其腮上“啄”一下，把写动物的词汇移植过来写人，让读者感受到人与人关系的浅淡。例二中“铺排”一词活写出处于一切放松状态的无所顾忌无所忧虑的心态，形象而生动。类似的还有：微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乔琪)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手臂与牛奶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唯有“白”是相似的，但这样美妙的描写既以视觉让读者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
2、刻意扭曲词语稳定的固有意义增加语义的模糊性与朦胧感
张爱玲创作中，常刻意扭曲词语稳定的固有意义，打破常规逻辑，使词语在语义系统中的固有意义与改造义互相浸染，增加语义的模糊性与朦胧感。
《创世纪》中的全少奶奶，年纪不到四十，却已操劳忧苦，像个淡白眼睛的焦忧的小母鸡，“东瞧西瞧，这里啄啄，那里啄啄，顾不周全”。
“她去烧菜，油锅拍辣辣爆炸，她忙得像个受惊的鸟，扑来扑去。”(《桂花蒸・阿小悲秋》)
“长白不敢再娶妻了，只在妓院走走”(《金锁记》)。
“只听见一阵脚步响，来了些粗手大脚的孩子们，帮着老妈妈把老太太搬运小楼去了。”(《倾城之恋》)
写人的忙乱“象受惊的鸟，扑来扑去”：写人的无聊，象鸟“东瞧瞧西瞧瞧，这里啄，哪里啄”；“走走”、“搬运”等均打破了事物的常规逻辑，但又从本质上去理解逻辑关系，从而在超越生活逻辑之后，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语言逻辑关系，使其具有了新的蕴涵和意义，获得了语言表述上的新奇性和陌生化的效果。
张爱玲为使语义模糊，还在以日常用语为主体的口语化表述中，随着充满原生态、神秘、潜意识等多种奇异感觉化的叙述，临时突兀地反常使用某些词语，把固定的日常特定用法和理性意义搁置一旁，把要表达的丰富情绪体验和形象有效地发散出来，新鲜、警目、避免了寻常的俗滥和呆板，而呈现出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如：“她(长安)再年轻些也不过是一棵娇嫩的雪里蕻――盐腌过的”。(《金锁记》)：“民国也还是她的世界，畅意的日子一个接着一个，汤化在一起像五颜六色的水果糖”(《连环套》)等等。
二、比喻修辞的独特性，凸显着主题的表达
语言中的比喻是中国文化内质的一种思维产物，也是体现相似原理的借他物以表现某物的语言方式。比喻往往有三要素：本体、喻体和比喻词。文学作品中常借比喻来表现丰富的心理内涵。张爱玲是善于用喻的行家，她笔下那些琳琅满目、机智奇巧比喻出神入化，繁多而不流于俗套，奇制胜而富有表现力。其比喻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夏志清说“钱钟书善用巧妙的譬喻，沈从文善写山明水秀的乡村风景；他们在描写方面，可以和张爱玲比拟，但是他们的观察范围，较为狭小”。费勇认为“现代中国作家中……张爱玲的譬喻充满了真正的女性意识，像一个冷静的敏锐的旁观者不经意的诉说”，许子东认为“张爱玲与钱钟书在设置譬喻营造意象时，喻体与本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常常是颠倒的”笔者认为其比喻的独特性还在于打破常规，改变人们固有的审美思维模式，以缜密的观察和突发式的比喻把人物化，诠释着对人的生存状态、悲剧命运和人性本质，使读者从更深层次上领悟到比喻的饱满内涵，拓展了读者“再创造”的审美机理。
1、本体是人而喻体是动物
《茉莉香片》中“她(冯碧落)是绣在屏风上的鸟一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鸟，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冯碧落，是一个豪门千金，表面看是为了顾及言子夜的前程和家族名声，为爱情做了牺牲。其实是找了一个理由顺从了封建礼教嫁给了聂介臣。从此比喻中可看出她的自由受到限制，且生活单调使她变得郁郁寡欢。最后“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说明了当时女性对社会的无力反控，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只能像木偶样任人左右。
《花凋》中“趴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 的大白蜘蛛”用白色的大蜘蛛来形容即将走完生命的川娥，暗示了主人公川娥的悲剧而短暂的一生，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慢慢的被折磨等死。
类似的还有：《金锁记》中“七巧接连着叫长白为她烧了两个晚上的烟，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她的不发达的乳，握在手里像睡熟的鸟像有它自己的微微跳动的心脏，尖的喙，啄着他的手，硬的，却又是酥软的，酥软的是她的手心。”等。
张爱玲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女人喻为鸟、猫、鸡等动物。其实是透射出女性在寂寞中的挣扎与无助，是被关在有形无形的笼子里的鸟，能指背后寓意着女性的动物性本能或宠物性地位，在没落豪门和封建礼教的教条里无法掌控自己的变幻莫测命运。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比喻，悄然而又强劲地鼓动着沉重的、无可奈何的伤感和悲凉，与她苍凉的格调是一致的。
2、把人喻成物品
张爱玲小说常常用已死或没有生命的物品来做喻体，这与她要揭示的苍凉人生是密不可分，相互映衬的。
《鸿鸾禧》中“娄太太戴眼镜，八字眉皱成人字，团白脸，像孩子学大人的样捏成汤团，搓来搓去，搓得不成摸样，手掌心的灰揉进面粉里去，成为较复杂的白了。”把人喻成汤团，可推断出娄太太在家里没有任何地位，没有任何尊严，对家里的事帮不上任何忙。一家人要她怎样就怎样，像“汤团”被搓来搓去。
《金锁记》中“在年下，一个穿着品蓝摹本缎棉袍，一个穿着葱绿遍地锦棉袍，衣服太厚了，直挺挺撑开了两臂，一般都是薄薄的两张白脸，并排站着，纸糊的人儿似的”。长安和长白被喻成“纸糊的人”，暗喻着在七巧变态的掌控中长大的儿女没有了思想，没有了生命，活着如同死去。
此类比喻还很多，如《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在细雨迷朦的码头上迎接她。他说她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只瓶，又注了一句‘药瓶’”；《花凋》中“实际上川嫦并不聪明，毫无出众之点，她是没有点灯的灯塔”、“郑先生是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提到这个，振保脸上就出现黯败的微笑，眉梢眼梢往下挂，整个脸拉杂下垂，像拖把上的破布条”。
把无用人喻为药瓶、孩尸、拖把上的破布条、灯塔等日常生活中的琐屑事物，在这苍白的瞬间，诠释了那沉寂在文字背后的深刻。张爱玲深深感到在男性的符号系统中，女性只是空洞的能指，她们空有形象而不具备肉身，支离破碎的女性自我被淹没于无符号的混沌大海中。张爱玲认清女性的空洞后以女人虚幻性的“在场”说明女人在历史上的“缺席”，女人的在场常只是徒具表象、躯壳、外表，而不具备真正的生命。女性意识画家苏珊・布勒在其《梅农的姊妹》的注释中说“我觉得更像是一系列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不可渗透的物质单位，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是一个容器”。女人不是容器也不是死物，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常常被视为容器或死物，这种自我否定，体现着作者以空洞反空洞的策略。
3、把人喻成植物
张爱玲作品把人喻成植物的比喻也堪称一绝，且用得最多的是“花”。
“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
“在宗桢的眼中，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封锁》)
“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沉香屑――第一炉香》)
“川嫦是一个稀有美丽的女子……十九岁毕业与宏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花雕=》)
张爱玲的小说范文5
论文关键词:鲁迅 张爱玲 国民劣根性 凡人软弱性 冷静 传统 现代 影响力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于青则在《张爱玲传略》里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进化和 发展 的一个贡献。”我们发现张爱玲与鲁迅在小说创作上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吸引着研究者不自觉地将二人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本文试从四个方面，从二人的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上发现这两位不同成就、不同影响力的作家在小说创作领域里的某些异同之处。
一、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小说观与对
张爱玲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于是她冷静讲述一个个女性的故事，不用苦口婆心的说教，不用摇旗呐喊，不用哭诉愤怒，却让这“普通人中的传奇，传奇中的普通人”缓缓地流进读者心中，冲击着他们内心深处柔软的灵魂。她似乎只是欣赏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的戏剧的观众，如此冷峻、不露声色。她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她又说:“胡琴晰晰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倾城之恋》她看透了人生的虚妄，也理解女性短暂的一生挣脱不了的时代、 历史 、生理与心理的种种束缚。她叹息于艰难生存中的女性的妥协、苍白、畸形的追求，但是，透过那不和谐处，我们依然能领悟着张爱玲来自自身生存体验的深挚的同情与慈悲，因为那里流露的是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那也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夏志清教授早就精辟地指出:对于张爱玲，“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在男人世界里索求微薄报酬的女奴，但是，这可悲可叹的故事，却穿透了历史甚至穿越了今天与明天，照见女性几千年来难以治愈的生命之伤。
在这一点上，二人有着同样的良苦用心，也取得了 艺术 的坚实力度，他们的作品因此而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而以它无穷的后劲影响着一代代读者与文学的 发展 。
张爱玲的小说范文6
关键词：情感 悲剧 生命体验
一、张爱玲作品中的爱情与婚姻悲剧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她的作品有着淡漠的贫血和感伤的情调”。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张爱玲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悲凉的人物形象，作品始终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张爱玲是凭感情来领会，她把这个世界看作悲剧。
爱情本是浪漫的，然而悲剧却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爱情成为奢侈品。爱情这件“华丽的外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便有了“爬满了虱子”的尴尬。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
在张爱玲的笔下，男女间并无真情，而是在玩着“爱情”的游戏，进行着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红鸾禧》中的玉清、《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等， 她们自觉地甚至是费尽心机地走进婚姻，。结婚既不是来自父母的包办，也不是基于爱情的考虑，她们凭借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去获得婚姻，目的不过是通过婚姻获取物质的保障和身份地位的提高，从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女结婚员”。但是，婚姻除了带给她们生活保障、金钱地位之外， 也带给了她们沉重的代价。约翰.柰斯比特在《女性大趋势》中指出：“女性需要三样东西：自尊、经济能力和生育自由。”可是，如果女性没有经济能力，就只能用性价值来补偿，而成为生儿育女的机器，男人们的附属品。恋爱与婚姻是张爱玲作品中的中心题材，作者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悲剧。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一面”的高手。”由于骨子里的悲观，她的作品在刻画男女情感方面，不管是有爱或是无爱，都表现出异常的凄凉，弥漫着悲观的情调。
二、女性情感悲剧的成因
张爱玲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说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股悲凉的阴气。这些情感的悲剧的背后有社会的原因，时代的原因，女性自身的弱点等原因。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风雨飘摇、人们随时受到战争和生存的威胁，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更是缺乏起码的生存空间，那么嫁人，尤其是有钱人自然就成了女性生存的最好选择。满清贵族时代已经过去了，没落贵族的小姐们日益受到身份贬值、经济困顿的威胁。无情的现实迫使她们走出闺阁，到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中去，以出卖自己的方法换取生存的避难所。注重实际、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与清高的满清小姐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两个阶级与生俱来的矛盾决定了其联姻的悲剧性。中国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将男尊女卑演化为社会人伦观念、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子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对家庭和男人的追随与依附中，不仅完全失去了把握命运的权利，也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
张爱玲说：“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独特的身世与爱情悲剧的创作是密不可分的。她经历了家族的失落，家庭的失落，求学的失落。张爱玲出身于满清贵族家庭，惊醒了满清贵族沉睡的梦，因此，1921年出生的张爱玲虽未真正感受到家族的显赫，但却成长在遗老遗少对既往繁华生活的怀念里，久而久之，失落的情绪潜滋暗长。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是在父母的争吵和分分合合中度过的。她的父亲身上集合了满清遗少的全部生活方式和癖好，诸如抽大烟、逛妓院之类。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新派的女性，崇尚自由平等，父母志不同道不合，争吵不断。张爱玲寄希望于通过自我学习获得自立的能力，但两次战争的爆发两度摧毁了她的求学之路。 难成眷属的无奈，利益交换的婚姻，张爱玲用苍凉的手势写尽了人间的婚恋传奇， 虽然偏激，却异常的深刻。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以自己的悲剧意识构建了一个世俗而又深刻的婚恋世界，并以婚恋生活为视角引发了社会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她敢于正视女性的弱点，表现出一种强烈而又自觉的自省意识，这对于研究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心灵世界，建构女性健康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结语
难成眷属的无奈，利益交换的婚姻，张爱玲用苍凉的手势写尽了人间的婚恋传奇， 虽然偏激，却异常的深刻。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以自己的悲剧意识构建了一个世俗而又深刻的婚恋世界，并以婚恋生活为视角引发了社会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她敢于正视女性的弱点，表现出一种强烈而又自觉的自省意识，这对于研究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心灵世界，建构女性健康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